文学态度

文学态度（精选四篇）

文学态度 篇1

一、培养学生对高中英语文学作品的兴趣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就充分说明了兴趣在学习中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在高中英语文学作品教学的兴趣, 教师在英语文学作品教学中可以从英文文学作品的阅读前、英语文学作品阅读过程中以及英语文学作品阅读后三个阶段对学生兴趣进行培养, 激发学生对英语文学的阅读兴趣, 提高英语文学作品教学的效率, 不断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

(1) 对学生在读前的兴趣培养。对学生英语文学作品的阅读前的兴趣培养, 教师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1) 教师可以采用介绍文学作品背景方式来培养学生对英语文学作品的读前兴趣。英语文学作品的风格和思想离不开作者的生活经历。因此, 为了更好地激发学生在英语文学阅读前的兴趣, 教师应当介绍文学作品作者的相关生活经历以及代表作品。在描述作者相关生活经历介绍时, 教师可以将发生在作者身上的重大事件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简要介绍, 激发学生对作者的文学作品的浓厚兴趣。在介绍作者的代表作品时, 教师可以提前收集一些图片和影像资料, 确保激发学生浓厚的阅读情趣。教师在介绍完作者的相关生活经历以及代表作品后, 应当很自然地过渡到教学中的文学作品中。 (2) 教师可以采用发挥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想象力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在英语文学作品阅读前的兴趣。学生可以利用教师提供的文学作品方面的相关资料以及文学作品上面的图片, 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教师应当积极引导学生对文学作品中故事的发展情节进行大胆猜测, 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

(2) 对学生阅读过程中兴趣的培养。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在英语文学作品阅读中的兴趣, 教师可以采取渲染课堂气氛和设置问题引导学生来阅读文学作品两种方式。教师在渲染课堂气氛时, 可以借助一些图片、影像等相关资料来渲染和文学作品中一致的教学情境, 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和主旨, 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积极性, 不断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教师也可以设置相应的问题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内容和思想的理解, 不断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和理解能力。

(3) 对学生阅读后的兴趣培养。学生在阅读英语文学作品后时,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旨和思想, 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即兴表演, 增加学生对文学作品的兴趣, 这样学生可以在自己的表演中或者观察别人的表演中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旨和思想。

二、高中英语文学作品教学中培养学生情感态度

优秀英语文学作品在学生阅读时能给学生带来美的享受及熏陶。高中英语文学作品教学能不断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及人生观, 不断提高学生对美的欣赏能力和创造能力, 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在使用运用英语文学作品教学来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时, 应当注意两方面问题, 一是要不断培养学生的积极情感, 二是要把学生从消极情感中解救出来。教师在培养学生积极情感时, 可以制造一个和谐融洽的课堂气氛和平等的师生关系, 使学生在民主、和谐和宽松的学习气氛中学到新的知识。此外, 教师还应当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在英语文学作品教学中, 学生是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 学生在学习英语文学作品时容易产生消极情绪, 这时, 教师应当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来把学生从消极情感中解救出来。在实际的英语文学作品教学中, 教师应当制造更多机会来鼓励和表扬学生, 排解学生的消极情感。

高中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量的英语词汇, 完全能够适应高中英语教学中开展的文学作品教学。开展高中英语文学作品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英语阅读兴趣, 不断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 从而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能不断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及人生观。

参考文献

[1]陆慧.开展英语文学作品课外阅读的实践与思考[J].校园英语, 2012 (1) .

文学态度 篇2

摘要：陶淵明“任情適意”及“自然天放”的人生態度以一種不忮不求,聽任自然的態度，投身於宇宙萬物迂流變化,決不刻意追求什麼,也不躲避什麼，而是坦然受之。陶淵明以這種人生態度找到了他人生的歸依，而這種人生態度在現今社會是否適用呢？我們不能亦步亦趨地模仿陶淵明，而是要在現今社會環境的大背景下實現對超我境界的一種突破，以便更好的適應時代的需要。

關鍵字：陶淵明；人生態度；任情適意；自然天放

現代人生活緊張、忙碌，為了家庭和事業心力交瘁。競爭的壓力，身心疲憊。生活的單調，情感的孤獨，單拈出哪一條不足以使人異化？於是，人們在享受現代科技文明的同時，渴望回到富於悠閒、富於悠然詩意的往古，對陶淵明古典田園式的詩酒人生心摹手追。可是,時光不能倒轉,回歸田園也不值得提倡。對於現代人而言,最大的問題,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陶淵明,而是要辨證地看待其任情適意和自然天放的人生態度。下麵就從陶淵明人生態度的表現及其人生態度的內涵探析兩方面對其人生態度的現代意義進行辨析。

一、陶淵明人生態度的表現--田園生活任自然

陶淵明生在中國歷史上充滿了戰亂、黑暗、災荒的時代。當時的東晉不但北方完全淪陷在異族手裏,南方也有許多戰亂。開始的蘇峻叛亂，後來有桓玄叛亂，再後來又有劉裕的叛亂，此外還有浙江海邊的孫恩起義等等。陶淵明不僅親身經歷了這些叛亂，而且他眼見那些人可以不擇手段地用極殘忍的手段殺死了許多人。東晉的兩個皇帝都是被毒

害死的。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兩位篡位的人，一是桓玄，一個是劉裕，陶淵明都曾在他們手下工作過。可見他生活在一個十分複雜的政治環境之中。

陶淵明在柴桑的農村裏度過少年時代。“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飲酒》其十六）便是那時生活的寫照。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此前,他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歸隱時想出仕，出仕時想歸隱，內心很矛盾。此後，他堅定了歸隱的決心，一直過著隱居躬耕的生活。他在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中說出了其深刻的原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複駕言兮焉求！”陶淵明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崇尚自由的本性是相違背。他不能改變本性適應世俗，再加上對政局的失望，於是他堅決辭官歸隱了。崇尚自然是陶淵明對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學思考。“自然”一詞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老莊所謂“自然”不同於近代人與人類社會相對而言的客觀物質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種狀態，非人為的。本來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間萬物皆按其本來面目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無需任何外在的條件和力量，人應順應自然的狀態和變化，抱樸而含真。魏晉人的“自然”內涵實賅四義①，第一義：自然之道。第二義：自然之田園山水。第三義：人之自然。第四義：藝術風格之自然。人之自然情況較複雜。又包括了氣質性情之自然（如嵇康等人重視自然性情之舒展），才氣之自然揮灑（如謝靈運逞才恃智不遺餘力）。本能欲望之自然（如石崇等人的放縱食色，毫不節制）。

陶淵明對魏晉“自然”的基本四義，有繼承也有超越：

梁啟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一文寫：“陶淵明何以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藝？一定有他整個的人生觀在背後。他的人生觀是什麼呢？可以用兩個字概括他：自然”②陶詩《五月且作和戴主簿》曰：“既來孰不去？人理故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迂化或夷險，肆志無窳隆。”表現了其順宇宙規律的人生哲學，這是自然之和一義。即自然之道義；《歸園田居》其一曰：“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表達了對田園的渴望，既有第一義，但主要是第二義；《歸去來兮辭》序中自述“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指性情，氣質之自然；此指自然之第四義。宋人黃徹雲：“淵明所以不可及者，蓋無心於非眷，巧拙之間也。”（《碧溪詩話》卷五）③他的詩不追求強烈的刺激，沒有濃重的色彩，沒有曲折的結構，純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體驗真切深刻，所以具有較強感染力。即藝術風格之自然。

由此，對陶淵明“自然天方”的人生態度可做這樣的理解：返歸和保持自己本來的，未經世俗異化的、天真的性情。依其自身固有的規律而變化、抱樸而含真。

《現代漢語詞典》中“任情”一詞解釋為：“①盡情；②任性；放縱情感。”“適意”一詞解釋為：“舒適”。④陶淵明所做的，是維護個性的淳真，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對此徐公持先生說：“陶淵明更多從自身性情出發，認為人之本性應得到舒展散發，而不應加以羈靡束縛。由此可稱之為性情之自然或曰精神之自然。”⑤陶淵明的一生是

不斷在官僚與隱士這兩種社會角色中做選擇的。隱居時想出仕，出仕時想隱居。心情很矛盾，最終決定歸隱。這是由“且欣然而歸止”，“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賦》）；“寓形宇內複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歸去來兮辭》）的人生態度所決定的他不想委曲自己的本真，他也是這樣做的。陶淵明絲毫不委曲人性：饑來乞食；（《乞食》）詩曰：“譏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扣門拙言辭。”因來即眠；（蕭統《陶淵明傳》）曰：“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瀟灑飲酒；“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蕭統《陶淵明傳》）。躬耕言利；（《癸卯歲始懷春懷古田舍》其二）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庚戍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曰：“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純是天真性情的詩意揮灑。這正是陶淵明對“性情適意”的最好詮釋：不委曲自己的本真，及時行樂，享受適合自己的舒適生活。

陶淵明在田園生活中著重發掘個性生存價值，努力揭示生活中的詩意，以悠然、恬淡情懷看待人生，去留無意，順應自然。和諧地處理了物我關係，個性與群體的關係，成功地止泊，找到了其人生的歸依。

二、陶淵明人生態度根源探析

（一）新生門戶婉曲心

正如史學家揭示，六朝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世族與門第。門第一

經形成，便有了門第與世族觀念。世族人士極力維持門第的純潔與發展，國家觀念漸次淡出，便出現“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國”。“求忠臣必孝子之門，竟成虛言”⑥的反常歷史現象。門第觀念甚嚴，士庶之別，涇渭分明，不得逾越。陶淵明曾祖父陶侃出生於一個無門可依的酷貧家庭，但經過他個人不懈的努力，建立了不朽的軍功，成為東晉開國元勳，官至大司馬，封為長沙郡公。其祖父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陶逸做過安城太守。仕宦已曆三世，如按照三世為官便成為世族的傳統，陶氏確實已不能被視為寒門了，但陶侃政治地位雖高，但因家族積澱尚淺，世族人物尚記其早期起家的尷尬經歷，並不以同類視之。而陶淵明是庶出，非嫡傳，在時人眼裏，地位更降一等。這樣，門第就不足以成為其傲世的資本，反倒鬱結於心，變成難言的隱痛。

六朝時代，受大環境影響，士人將光耀門庭視為家族目標，同時受儒家傳統觀念的驅使，士人又多以建功立業為實現個體不朽的捷徑。而陶淵明正是把二者緊密的結合起來。這些在其早期作品中有所體現。《停雲》詩語：“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暗寓著詩人懷世難的憂心，以及功業難成的感慨。《時運》詩曰：“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宵。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詩句化用儒家“曾點氣象”之典，表達了對儒家精神境界的企羨。《榮木》詩更直接傳達了對儒家自強不息的功業追求的嚮往，詩第四章曰：“先師遺訓，餘

豈之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四十無聞，斯不足畏。”典出《論語·子罕》，意謂四十五十無善聞，則其人進境有限可知。陶淵明則反用其意，通過“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孰敢不至。”等句。可見其內心鬱勃著昂揚的進取意志。

但十三年的官場生涯中，經歷了無數“忍看朋輩成新鬼”的血腥屠殺，對此焉能無動於衷？缺少生命的保障和精神的依傍，何談理想和抱負？在出仕和歸隱之間，他選擇了後者，正如葉佳瑩所說的：“如以淵明之志意而言，則用世乃其本心，歸田才是不得已。然而如以淵明之質性而言，則歸田方能保全其自然與真淳，而出仕則不免於有‘違己交病’之患。所以淵明的歸田，既非為了在‘大偽斯興’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質性自然的‘真我’”⑦一針見血地點出了陶淵明人生取捨的依據，簡言之，就是為了保全自然質性。

托身得所不違心

魏晉玄學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明顯的關係，東晉以後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步入新的階段。這是一種思辯的哲學；對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維都進行了純哲學的思考。它和兩漢的神學目的論，讖緯宿命論相比，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籍的方式，對於打破漢代繁瑣經學的統治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大轉折。

先的社會思想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習尚和價值觀念。儒家的道德教條和禮儀規範已失去原有的約束力，一種符合人類本性的，返歸自然的生活，成為新的追求目標。身外的功業榮名急然受到懷疑，便轉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後的一切既然那麼渺茫，便抓緊即時的人生滿足。

基於社會思潮的影響，陶淵明的思想裏邊有儒家的、道家的、佛家的三種思想精華的結合。比如其《飲酒》第十六首詩中兩句：“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他說：“少年罕人事。”“罕”就是稀少的意思。那是沒有繁雜的、亂七八糟的事情來打擾我，我可以專心念書。他念的“六經”就是儒家的經典。即《詩》、《書》、《禮》、《易》、《樂》、《春秋》。由此可以看書陶淵明確實受了儒家思想的影響。

同時他也受道家的思想，他的詩裏曾有這樣的詩句：“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之一）在其《歸去來兮辭》中，也表現了他愛好自然的這種天然本性和思想情趣，而這些都是道家的思想。道家認為，人世之間不應有限制，不應有約束，應返樸歸真，順應自然。可見陶淵明的思想中也包含著濃厚的道家思想。

此外，他還受到佛家思想的影響。他的《歸園田居》之四裏有過這樣的句子：“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他說人生就好像是一個幻影一樣，佛經上說的“如夢如幻”，就是說世間萬象如同夢幻一樣，就是虛無的、空幻的，轉眼就消失不見了。“終當空無”是說最終結果都是空無，“”所謂四大皆空。

雖然他有儒家的思想，有道家的思想，也有佛家的思想。但無

論那種思想影響了陶淵明，他都會立刻與他自己的思想結合起來，他內心中有一種自然的定力與持守。既不委屈自己的本真，也不違背自然規律。在那種黑暗、渾濁、充滿戰亂、痛苦的時代裏沒有迷亂，沒有失落自己。將自己的個人思想同社會思潮有機的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

現代意義辨析

陶淵明以其隱士的高潔，以一種自然的定力與持守，堅守自己不隨波逐流。不被引誘，不被轉移，在那種黑暗、渾濁、充滿戰亂、痛苦的時代裏沒有迷亂，沒有失落自己。成為中國歷史舞臺上的耀眼明星，甚至成為人倫風範。但在現今社會裏，這也需要辨證的看。

與陶淵明生活著的充滿黑暗、渾濁、痛苦的時代相比，當代社會沒有戰亂、政局穩定、人民安居樂業、其樂融融。但政治權利與市場競爭無限擴張，使人的詩意生存受到了挑戰和擠壓。現代人生活緊張、忙碌、為了家庭和事業，心力交瘁。競爭的壓力，身心的疲憊等，這些都讓我們感覺到現今社會的人們活著是為了生存而非生活。

據相關資料說，中國留學生70%以上去外國學習電腦，而一位外國人的孩子剛上大學，一位華人問他，你是學什麼專業的？他說：“宗教”。有人就此分析：中國人是為生存而活著。他們按照自己的愛好去學習、生活。

應該說，在就業的壓力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學生都想佔據生活的制高點，以圖將來有所發展，但是，就當下中國人的生活狀況

而言，說我們只是生存而非生活，也有悖實情了，隨著物質生活的日益豐盈，不少人已經能夠優雅的生活了！至少不需要像陶淵明一般“饑來趨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扣門拙言辭。”（《乞食》）為自己的溫飽而“拙言辭”了吧！

生活和生存僅一字之差，卻表現出不同的人生態度。其實古人早就追求這種優雅的生活了，這種生活講求個人價值的自我實現。陶淵明正是以他“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達到了“自我實現”境界的一位詩人，蘇軾說他：“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隱之為高。”他的一切選擇都取決於自己的個性，決不違逆個性適應外在的東西。相比較之下，今天的我們是否麻木了一些呢？我們為了收入、住房、家庭、職稱等等的一切，注入了大量的心血，惟獨沒有為我們自己的夢想而著想過。以至於當一切都擁有時，自己的內心卻一片貧瘠！由此，陶淵明“自然天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給我們指明了方向。努力發掘生活中的詩意，以憂然、恬淡的情懷看待人生，去留無意，順應自然，和諧的處理物我關係，尋求一種詩意的人生。

但詩意的人生，首先應該是人性化的，而所謂“人性化”，應當是順從人性自然，既不能壓制也不能放縱，“過”與“不及”都違反自然常態。但由於時代背景、社會思潮、個人思想及個人價值取向的不同，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像陶淵明那樣既能超越儒家的“不及”，也能超越魏晉玄學的“過”。因此，對“自然”的內涵理解的並不像陶淵明那般成功，隨著現代科學技術使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強，自

然成為人類可以隨意玩於掌股的玩意。殊不知，自然在悄悄的報復人類的無度索取，環境變暖、城市沙暴與海水赤潮……這一切如果任其蔓延下去，人類早晚有一天會被自然吞噬。而這一切都是對欲望掌握“過”的結果，雖有“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但還是要有一個“度”的問題。

總之，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思潮的變化，當代人對陶淵明“自然放”，“任情適宜”的人生態度的取捨要放入到現今社會的大背景下，辨證的取捨，而不是亦步亦趨地模仿他，這樣才能更好地適應時代的需求。注釋：

①轉引白振奎《陶淵明謝靈運詩歌比較研究》.上海辭書書版社.2006年12版.第39頁

②梁啟超.《陶淵明文藝之品格》其六.商務印書館.1923年排印本 ③《陶淵明詩箋證稿》附錄二《陶淵明及其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版.546頁

④《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2年增補版.1067、1157頁 ⑤徐公持.《魏晉文學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587頁 ⑥餘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版.46頁 ⑦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50、151頁 參考文獻：

[1]白振奎.《陶淵明謝靈運詩歌比較研究》.上海辭書書版社.2006版

[2]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版

虔诚:马春阳对文学的态度 篇3

生性乐观开朗的马春阳，自因被老画家顾伯逵及江苏文艺界同行戏誉为“三杆子”之故——是由于家境贫寒，他自幼就拿起放鸭的竹杆子为富人放鸭；稍大些投身革命打游击，他拿起枪杆子；解放了，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写下不少通俗文艺宣传材料。幸运的是，上级领导从他的这些略显稚拙，却不乏真诚的作品中，发现其中蕴藏着的难能可贵的文学创作的潜能，鼓励他进一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生活出发进行文学创作。马春阳就这样拿起了笔杆子，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无论是碰到何种困难和困惑，都没有放弃，并一直坚持到今天。

在马春阳这位出身于贫苦农家的作家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与那个时代的许多从基层脱颖而出的工农作家一样，当作家不完全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热爱与追求，而是因为党的号召，时代的需要。因此，虔诚地为党唱赞歌，就成了他们文学创作的主旋律和终身不变的主题。这种虔诚几乎不带个人的功利成分，真的完全出自内心。正因如此，我认为，包括马春阳在内的那一批工农作家创作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中所包涵的史料价值要高于文学价值。时至今日，再读这些作品，我们在重温历史的同时，也有了反思历史的依据和可能。即如在马春阳所写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党在不同时期的政策方针，特别是我国农村解放后所经历的漫长曲折的过程，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作者笔下的当年苏北里下河地区农村解放后数十年，尤其是某些历史阶段在错误的方针政策指引下的现实生活，既可看到解放初期农民翻身成了土地主人后的喜悦，又看到走互助合作道路渴望早日富裕起来的强烈愿望，也看到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以及学大寨运动的民无宁日……这些作品有点像已经发黄的黑白老照片，真实地记录着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的时代身影，又有点像得到妥善保存的胶木老唱片，打开后依然可以辨听出有点嘶哑，却不乏真诚的歌声。

试读《三九姑娘》。两个哥哥舍不得妹妹，特意约好一道在兴化城聚合，准备合资为小妹买一件新衣裳。可是，妹妹到了百货公司后，却一眼看中一架紫金山牌闹钟，立即放弃买新衣裳，缠着哥哥改买闹钟。原来这个一心为集体的好姑娘，每天早起喊人上工，全靠看天上的“乌儿星”，有了闹钟，从此就可以准确掌握时间了。哪个年轻姑娘不爱美？可是，三九姑娘连穿一件新衣也要哥哥资助。而在新衣即将买下时，她却又宁可不穿新衣服，也要买一架用于集体的闹钟。比之三九姑娘，《最后的时刻》中的生产队长顾仁山的经历与命运，更让我们的心绪难以平静。这位一心想带领乡亲们摆脱贫困的生产队长，正当壮年，不幸的是，他经上海大医院确诊身患不治之症，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生死面前，顾仁山考虑再三，下定决心：“与其躺在床上死，不如倒在场上亡”，他毅然决定放弃治疗返回家乡，让自己的生命为家乡作最后的燃烧。此前，公社领导特批他400元治病，回乡后，他将余下的342元立即交还生产队会计入账，舍不得多花集体的一分钱。这些让今天年轻人不可理解，还可能当作荒诞故事的事实，却真真实实地发生在那个特定时代的普通农民身上。当年马春阳饱含敬意写下的这些人物那些事，其最初的创作意图是在歌颂，但他却于不经意间绘制了一幅幅当年农村的真实画面留给后人品味。这些作品让我们首先清晰地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党的始终不渝的虔诚。另一方面，从作者的真实描绘中也不难领悟到，农村的繁荣发展需要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引。否则，所造成的将只能是苦难与折腾。

工农作家因其在特定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生活中长大，他们不可能自幼饱读诗书，因此，就当一名作家来说，其文学基础和能量的准备有点不够充分。但是，一旦在党的关怀与培养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他们就会自觉地以百倍的努力和勤奋拼命追赶，以实际行动印证勤能补拙这条生活真理。他们与生俱来就有的长处和优势，即对现实生活的超乎常人的熟悉与理解，便会得到充分的运用与发挥，并且大大地弥补了原先文学功底有所欠缺的不足。渐渐地随着他们对文学创作理解的加深，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就慢慢地从最初的本色写作中，逐渐升华为提炼生活，更深刻地表现生活。这时，他们除了继续用文学对党作虔诚的歌颂，更在自己的创作中，同样以虔诚的态度赞美他们熟悉得如兄弟姐妹般的人民群众。读马春阳那些书写苏北里下河地区父老乡亲的现实生活的作品，我们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总是以亲切的目光注视着农村兄弟姐妹们的一举一动，他欣赏乡亲们蕴藏于憨厚朴实外表内的美好的心灵。他善于用看起来很“土”，其实是不施粉黛的纯真自然的文字进行叙述。读他的作品，如在河边垂柳下听老农边叭哒叭哒地吸着自制的旱烟，边兴致勃勃地向来访者说着家长里短。其提炼自农民日常口语中的富于幽默感、充满智慧的语言，在他的作品中俯拾皆是，信手拈来。像农妇韦赛英夸她那个身为县委书记，却严于律己的丈夫，自述乍从农村来到城市，一下子不适应，必须勤俭过日子：

……住在城里……时间一长，便有了问题。一是闲得难过，二是经济发生了恐慌。过去嘛，我在乡下，忙忙自留地，有菜吃；养养老母鸡，生蛋买盐。如今呢，开门七件事，连吃水用水都得花钱。钱从哪儿来？天上不掉，地上不冒，全靠他的低工资，每月五六十块，顾头不着，顾尾不着，更何况他是个硬汉，不吃碗外饭，不用袋外钱，收入不多，我只得针尖上削铁，一钱剖作两钱用（《韦赛英夸夫》）……

马春阳还长于从生活中精选一些能准确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动情节与细节，如三九姑娘缠着哥哥买闹钟；如生产队长顾仁山主动退还看病款，正是这些来自生活的让人心动的情节与细节，让马春阳笔下的众多人物长留在读者的脑海中久久难忘。由此，我想起《楚辞·卜居》中的一段话：“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不妨说，许多工农作家的作品因其对现实生活的了如指掌和准确把握，大大地提升了作品的水准，增强了文学再现生活的美感与魅力，也给更多非工农出身的作家以深刻启示：要想写出好作品，除了要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尽可能高超的写作技巧。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坚持扎根生活的土壤，并不断从人民群众生活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这样，方能保持长久的旺盛的创作生命力。

在江苏文学界，马春阳是名副其实的老作家。从他1961年调省搞专业创作算起，迄今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其中虽经两下三上省城，断断续续仅当八年专业创作员，但自调离省作家协会后，去任他职的时间里，照旧笔耕不辍，所以他已经出版了十多种作品集。加上他主编的报纸、杂志、书籍，堆在一起也称得上著作等身了。五十年文坛变幻，五十年风雨沧桑，即便在“文革”动乱期间，马春阳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这位至今仍憨厚朴实得像庄稼汉的老人，有一副令人羡慕的好身骨，年近九十了，除了耳朵有点背，思维仍然敏捷，声若洪钟，健步如飞。我与他多次交谈中，清楚地感觉到他决无青史留名的野心，他也从不奢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经典永留人间，当然更不是为了稿费，但他就是热爱文学创作。他至今没有学会电脑写作，最多把钢笔换成时下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名目繁多的圆珠笔，所写的字也因年老有些变形，但他就是不停地写，顽强地写，而且是快乐地写。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努力用手中的笔为他所处的时代留影，为他所赞赏的先进人物造像，他是真心实意地为党唱赞歌。作为一名老作家、老党员，他目睹当今不良的党风、社会风气忧心如焚，还责无旁贷地以笔作武器去进行谴责与抗争。

文学态度 篇4

在曹禺和钱钟书的作品中共同体现着这样的思想：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人们无论怎样追求、挣扎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彼岸。这便是曹禺“天边外”与钱钟书“围城”意象所包涵的内容。

《雷雨》中的人们陷入一片“情热”当中，都满怀着想法、企望，最后却获到那样惨烈的结局。《日出》中可以说从上层阶级到下层阶级，没有一个能逃脱生活的折磨。同样的曹禺对巴金《家》的改编剧中，主人公高觉新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你要的是你得不到的，你得到的又是你不要的。哦，天哪!《原野》中的仇虎以血性蛮力的生命力挣扎到最后，仍然未达到那黄金铺的地方。而那黄金铺的地方便是他下一步追求的方向。

《围城》也同样揭示了人生虚无这样的主题，展示了现代人的“围城”般的困境，无论冲进逃出都是无谓的，人的努力终究是徒劳的。

钱钟书和曹禺的作品都深蕴着这样的哲思。他们以生动、丰富的文学形式来传达着自己对于人生、对于存在的理解与思索。然而他们又并非是抽象、简单的去概括、阐释哲理。他们的作品像磁石般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人类永远进行着无止尽的欲望追求，而到最后发现实现的这些欲望追求又不是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于是又产生下一轮的追逐，这便是人的悲剧性存在。

二、情状和态度

曹禺和钱钟书在反映他们对于人无谓、徒劳挣扎的终极意义指向上有很大的一致性。然而他们进行思索的过程、状态及思考的结果却又是相异的。曹禺在惶惑、焦虑的思考中，最后升华为悲悯的情怀来俯视天地间万物生灵;钱钟书以其睿智的目光透彻洞明人世真相后，以绝望的姿态达到孤傲的超越。

曹禺在探讨人的生存境遇时充满了一种强大的、不可排解的惶惑、焦灼的情绪。他在告白《雷雨》的创作动因时，说到“自己不断来苦恼着自己，这些年我不晓得‘宁静’是什么，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我觉得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1]以上的自我告白以及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郁热”氛围和强烈的矛盾冲突都可以看出曹禺在对宇宙人生和对人自身的困惑、探索中所产生的惶惑和焦灼。人生、生命的谜团是以如此强大的吸力将他重重包围，可以看得出他是如何心急如焚，如何自我折磨般地想叩问出其中的究竟，这便是曹禺在探讨人类生存境遇时的一种情态。

然而，对于钱钟书来说更体现出一种淡远的姿态。“在钱钟书的作品中，讽刺、幽默、喜剧的笑是同时并存的，讽刺中渗透着幽默，幽默中蕴藏着讽刺，其喜剧意识极为强烈、突出，堪为典范。”[2]可以说曹禺与钱钟书所思考的思想命题都是辽远、严肃、深沉的，但从材料可以看出两人在思考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却是不尽相同的。曹禺的女儿万方曾说：“痛苦是他的天性”。而在《钱钟书传》杨绛的父亲在见到钱钟书时曾问杨绛钟书总是那样快乐吗?钱钟书正是具有一种开阔的胸襟、爽朗的气质。正如他说：“一个真有幽默的人别有会心，欣然独笑，冷然微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3]如果说曹禺与钱钟书两人在对人生、宇宙的思考洞悉中，都看到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都看到了人生悲剧性的真理，那么曹禺在现实与真理的逼迫下，恰如一头被残酷真相围困的兽，而钱钟书在人生到处围城般的境地，想要通过笑，替“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这正是钱钟书悲剧意识中的喜剧气氛。这也是钱与曹两者表现出来的心境上的不同。

曹禺在探索人的悲剧性命运后，从而滋生出对世界万物一种普遍的悲悯、关怀，用悲悯的目光理解、抚慰人世这一切的痛苦和无奈，以及人的崇高和卑微，善与恶，美与丑。同时也以这种认识来缓解、冲淡作者内心汹涌的焦虑与不平静。

然而对钱钟书而言，更似乎是一种绝望之后达到了超越，这可以由评论者对钱的作品评价有所应证，也可以从其本人所说的处世态度略见一斑。夏至清说到《围城》时，提到它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钱钟书曾说自己的处世态度是;“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目光放近，则应乐观，以求振作。”[4]从这可以看到钱钟书洞悉人情世事后，面对人生的姿态。

可以说曹禺和钱钟书都看到了“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的人类生存境遇。然而，其间两人的情状又是不同的，一人焦灼，一人冷静。正因为两者不同的情状，在作品中，曹禺以其深沉浓烈的情感贯注在每个人物的身上，以其内在燃烧、凝聚的急切焦灼的心理体验飞扬出创造、不羁的想象力，熔铸成凝结着现实与超现实的戏剧意象与戏剧情境。而钱钟书以其对人生、人世睿智的心领神会;以其宽广的知识，敏灵的思想;以其机趣、幽默的风格道尽人生悲喜，人世沧桑。其开阔的胸襟，爽朗的气度形成了一种冷静的悲剧气氛，

以上所述，便是曹禺和钱钟书两者的不同之处。然而两人对于人的悲剧性存在有如此深刻认识之后，是否便导向消沉、绝望的境地?汪晖曾说过“希望—绝望的二分法在中国现代作家的艺术世界中几乎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或者为希望而欣喜、奋斗，或者因绝望而颓丧、消沉，或者在无可奈何的情境中添加光明的尾巴——极度的悲观与轻率的乐观在二十年代的文学中尤为明显”，[5]可以说曹禺与钱钟书克服了轻率的乐观，然而他们也没陷入轻率的悲观。这在曹禺的《日出》、《原野》、《北京人》等的结局中都能看到。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也还是“心里又生希望，像湿柴虽点不着火，而开始冒烟，似乎一切会有办法”。[6]他也是要走的，去重庆。这里的“走”已经不是一种简单的乐观状态，这里的走不是作者会想象走之后一切都会好起来，前途会由黑暗而转向光明。而走正如汪晖在评价鲁迅时所言的“作为一种现实的行为，‘走’表达的只能是实践人生的方式，同时也是面对现实的执著态度”。[5]他们的悲观绝望是深刻、深沉的，因而他们不可能复而转成一种简单、轻率的乐观;然而他们依然用人物未停的脚步来表达着一种透彻洞悉之后的执著，没有指明前面的方向，只有“走”下去这样的信念与行动。当对于绝对和终极的价值都持可疑的、表面的、相对的看法时;当对自我及人本身有所怀疑、否定时，自我的生命意义仅仅存在于对自我的认识、选择和反抗之中。如果说鲁迅的对绝望的深刻体验达到了超越绝望，反抗绝望的思想、哲学高度，那么曹禺和钱钟书也同样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在人类生存境遇的这样高深的命题上有所探索的人，而且他们同样在获得悲剧性真理的面前依然不曾萎缩，而以绝望之后更坚定、更清醒、更现实、更超越的目光注视着现在与未来。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也是他们异中有同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曹禺.《曹禺自述》.京华出版社, 2005:58、73.

[2]王卫平.《东方睿智学人——钱钟书的独特个性与魅力》.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108.

[3]钱钟书.《钱钟书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414.

[4]孔庆茂.《钱钟书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111.

[5]汪晖.《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与“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1997:198、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