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论文

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社会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不断加强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相结合，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论文 篇1：

试析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主要从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展开分析，尝试通过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以及形成维护国际法治秩序新智慧的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发展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全力探索我国应当在新环境的影响下如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于此种情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此诞生，并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更为坚固的支撑。

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现如今，世界的发展方向有了极大的转变，以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等方式体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种情况，必然会促使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形成相互依存的局面，尤其体现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如今我国凭借最好的发展方向与最佳的发展时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涌入至新的时代，力求创造更为显著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正处于伟大的时代。正是由于伟大时代将会孕育伟大理论，因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经过时代的考验，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科学性、创新性的社会主义方式迈入新的征程。虽然当今世界发展面临新的变化，基于新时代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上面临着新考验，但是正如《周易·乾》所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我们党即使面对变化无常的政治、经济大环境，依然能够“迎难而上”，紧密联系新时代发展的大环境，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以朝乾夕惕的精神面貌发展这一思想^[1]。

除上述内容之外，在形成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时刻坚持以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贯穿实事求是这一鲜明特质，并将其作为基本准则，要求共产党人将求真务实作为座右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依据，正确把握规律，形成规律性的认知，并以其为指导，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另外，我们党深刻认知与时俱进与开拓创新的重要性，在实践中认识党的执政规律，在实践中检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将两者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结合，进而树立创新意识，形成新理念、新思想以及新战略，突破成规陈说，善于提出新问题，开拓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新境界。

二、形成维护国际法治秩序的中国智慧

目前，从世界的格局来看，其仍然处于混沌的状态;就现如今的国际环境而言，大环境更加动荡不安，无法形成明确的方向^[2]。当今世界霸权主義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仍旧不断涌现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由此可见，世界各国必须全力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以广博的战略视野描绘出更为宏大的发展蓝图，深入探析演变规律，坚信和平、团结的力量能够战胜邪恶势力，习近平总书记表明各国应当捍卫和平、交融利益，明确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命运与共，更应争取实现合作共赢，而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其为世界的变革贡献力量，提供中国方案，争取在世界形成强大的影响力。

（一）提倡互利共赢的合作观

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可知，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制度与发展模式可以相互配合，而世界各国的价值文化也可融会贯通，提高文化的影响力，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基于此种情况，三者必须进行通力合作，从而在真正意义上避免出现冲突、胁迫等不良现象，明确“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倡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倡导开放融通。世界各国应当“并肩作战”，争取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世界的安全与和平，通过合作促进世界实现共同发展。

（二）提倡可持续的安全观

自新冠肺炎的出现，极有可能助长“右翼极端主义”，也在极大的概率上导致采用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的恐怖分子更加猖獗，国家在控制极端暴力行径方面将会面临极大的难度。除此之外，经由此次病毒的肆虐，我们更应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由此可见，应当提倡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世界各国综合合作，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以及和平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基于上述情况，根据习近平法治思想可知：应当强化法治思维，通过采用法治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构建并完善涉外法律规范体系，从而使得该体系更具系统性、实践性;还需不断增强涉外执法司法效能，以此确保国家能够切实有效地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反制打压，为人民群众带来更高的安全感。

（三）提倡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因此，世界各国应当团结一致，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针对大国与强国而言，其更需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扮演倡导者和维护者的角色，不可肆意挑唆国家之间的关系，干涉他人利益，应当尊重对方的独立与主权。

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伟大的时代所孕育，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引领中国人民迈入新的征程。与此同时，其也为维护国际法治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魏晓东.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21（06）：43-49.

[2]岑朝阳，沈霄鹏.习近平治国理政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J].决策探索（下），2020（11）：4-5.

作者简介：李圆铠 （1998.10——），性别：女，民族：汉，籍贯：广西南宁，学历：本科，研究方向：俄语语言文学+国外区域学。

作者：李圆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论文 篇2：

试析和谐社会理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

摘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社会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因此，我们必须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不断加强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相结合，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贡献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社会要求，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重大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理念最早是在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2005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了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同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又指出，要不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其具体内容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它充分体现了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持以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

二、和谐社会理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一）和谐社会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贡献

1.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共产主义社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消除阶级、城乡以及脑体等方面之间的对立和差别，能够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社会的物质财富也极大丰富、人民的精神境界得到极大的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它离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和谐还相差甚远，然而，它却已经具备了实现社会和谐的条件和基础，也就是说，具有了能够实现社会和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从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过程，就是可能性逐步变成现实性、逐步实现社会和谐并向更高层次社会和谐的过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和谐就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2.社会和谐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的一个重要执政使命，必然要求我党不断巩固执政的社会基础。必须最广泛地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协调好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凝聚各种社会力量，从而实现社会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同时，努力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积极化解社会各方面的矛盾，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

3.和谐社会理念对人类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人类社会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国家的发展和党的建设应遵循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我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由于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很多地方单纯地把发展理解为大搞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居第一，其余的发展都居于其后。因此，出现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获取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问题，环境的过度破坏，资源的过度浪费，导致了环境急剧恶化，经济与社会不能协调发展、人与自然不能协调发展。通过和谐社会的建设统筹兼顾、化解矛盾，人们在利用开发自然的过程中，不但要维护自身的利益，更要维护大自然的利益，保护生态平衡，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使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要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因此，党在不断探索和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规律方面创造了新的飞跃。

（二）和谐社会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新贡献

1.进一步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续写了新的篇章。和谐社会思想提出的实践依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艰辛探索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丰富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开展社会建设形成的新鲜经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新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实践上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新总结，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进一步把握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新贡献，这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取得的新认识的集中体现，为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增添了新的内容。

2.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新拓展，为进一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一次次地完善和深化。十六届四中全会我们党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内涵，并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面对国内外的新环境提出了要求真务实和解放思想，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外部条件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新的理论观点，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运用和谐社会思想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关键历史时期党中央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需要全党把它切实贯穿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

（一）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构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首先，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1]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我们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2]这两项“根本建设”，是新时期党中央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新认识，也是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战略思想。为此，我们应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民主政治、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其中，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做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

（二）切实保持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所提出的必然要求”[3]，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眼光和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才能顺利实现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而，经济结构不合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应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推进体制创新，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良好条件。

（三）运用和谐思想，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应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化。我们要正确认识新时期人民的内部矛盾，社会转型期也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多发期，它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个领域，如果这些矛盾处理不好，必将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协调、稳定与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应建立健全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机制，切实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树立群众的法制意识，提高群众的素质。只有切实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社会的进一步和谐才会成为可能。

（四）运用和谐思想，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首先，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要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大战略构想，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指导。其次，还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提高全民素质并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发展文化事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切实加强科学文化教育，深化体制改革创新。新时期，要不断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建设，“深入开展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单位等形式多样的道德实践活动。”[4]

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典型成果，运用和谐社会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N].人民日报,2004-09-26.

[2]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1-14.

[3]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岳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试析论文 篇3：

2015年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述评

摘要：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文章对国内学术界2015年纵向和横向研究的相关报刊论文，进行归纳和总结，并针对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三大原则和四大途径，有利于科学、系统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向。

关键词：2015年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纵横向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具体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成功典范，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实践标志。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上升为理论高度的有效探索，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理论标志。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之一。

2016年4月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篇名进行精确检索，共有5887篇文章，而2015年共收入公开发表的论文336篇（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有101篇）。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归纳为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其纵向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为逻辑主线，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动因、历史起点、历史进程、话语体系和学科建设等问题研究；其横向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研究为逻辑主线，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报刊、传统文化和重要历史人物等的关系研究。

一、201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纵向研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因问题的研究

这一研究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等问题做出了回答。相关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动因的研究方面，意见较为统一，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发展需求和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活动等实践需求，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于理论需求和实践需要之中。如金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一文中，以理论和实践为出发点，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要求和中国具体实际的外在要求。除此之外，对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重大历史事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问题的研究

学者主要持两种观点，分别是传人即起点论与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起点论。李怡和孙宜芳认为历史起点必须涵盖认识历史起点、实践应用起点和理论生成起点，因此，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期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留日知识分子的斗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历史进程，最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而李贵忠则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指出：“中共二大初步回答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又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中共二大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初步结合，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学术界以这两种观点作为主流观点。此外，张世飞则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等同于逻辑起点，他在阐述逻辑起点相关内涵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1919年8月李大钊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具体地说，可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提出的那个著名论断为标志”（即“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经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界定于马克思主义传入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间。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问题的研究

相关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分别进行了整体研究和具体研究，总结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首先，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行整体梳理。这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进行整体研究，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具体划分。如孙建华在《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分期理论的架构》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大致经历了萌发期、攀升期、形成期、巩固期、推进期、奋进期、曲折期、挫折期、徘徊期、开拓期、丰富期、发展期等12个阶段。从孕育期到发展期的各个阶段分别呈现了自然、应然、使然、必然、阶进、骤进、升进、冒进、负进、求实、夯实、盈实、务实的显著特征。其次，一些学者对具体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行深入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学者对我国新启蒙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重要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研究。如王先俊指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之间，不仅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良性互动，而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进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再次，还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概括。不同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总结各有侧重和差异，而掌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则是必不可少的经验之谈。如陈占安从五个方面进行总结：“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切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坚定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批判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重视实践经验总结，善于集中党和群众集体智慧；全面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讲究与时俱进同一脉相承辩证统一。”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问题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出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的号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研究和发展。而学者在相关研究过程中，以不同的视角和方向进行切入。如邓伯军和谭培文等以方法论为切入点，阐述了普遍性原则的哲学方法论、逻辑性原则的科学方法论、特殊性原则的学科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方法论中的关系和地位。陈红娟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表达史为切入点，分别阐述了以“革命”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以“建设、发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相同观点也可参见唐爱军的《从“革命”到“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转换》一文。李亚彬则通过对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实事求是派别和以王明为代表的“两个凡是”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进行对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问题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和深化，使得其在作为历史过程和重要概念的基础上，更是成为了一门关键学科，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问题也成为学术界的前沿问题之一。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不仅要注重处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还要注重协调学科内部关系。正如何龙群在其文章中所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应从基础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和比较研究四个基本维度加强内涵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中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与所属二级学科的关系、学科内部单维研究与多维研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与中国社会实际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

二、201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横向研究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关系问题研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中所取得的新成效和新理论，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深化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不少学者投身于研究最新理论成果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王伟光在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一文中从理论基石、政治主题、伟大宣言、行动纲领、科学判断、基本原则、执政理念、发展理念、治国方略、重要观念、对外战略、军事思想等十二个方面系统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所包涵的基本理论观点。而王仕国和杨海则具体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出“四个全面”在“科学回应时代性课题中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是战略导向，在创新社会治理结构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这三者辩证统一，互动互适，共同发展。”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报刊的关系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一定的载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也需要一定的媒介，而大众报刊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传播媒介和理论载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媒介的关系研究中，中国共产党早期机关报刊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和侧重点，如《向导》《新青年》《共产党人》和《解放》等早期机关报刊。学者普遍倾向于通过对相关报刊的文章内容和话语风格进行研究，进而总结归纳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促进作用。正如徐立波和王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对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的解读》一文中通过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途径与策略、批判国民革命中的错误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作用阐述了党的早期政治机关报《向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重大历史人物的关系问题研究

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对我国的重大历史人物进行研究时，主要是集中在对党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陈独秀、刘少奇、李达、恽代英、罗亦农和张闻天等同志的思想研究和实践研究，仅2015年就有15篇相关文章刊登于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者在对伟大领袖人物的思想研究的过程中往往是结合相关历史事件和实践活动进行研究，将理论贡献和实践贡献相结合。如李芬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概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模糊’提升到‘明确’；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自在’提升到‘自为’；在内涵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抽象’提升到‘具体’。”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本质方面具有一致性和相通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实现本土化和民族化的客观条件之一。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主要是阐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论述儒家文化和墨学等优秀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陈先达于2015年7月3日在《光明日报》刊发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在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基础上，提出应该站在社会形态更替的高度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指导，又要走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道路。

三、2015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性研究

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历史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对阶段特征的分析和阐述、对理论成果的推广和论证，而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基本概念、基本命题和基本规律等理论问题的具体研究。如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等相近的概念缺乏明确系统的辩证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命题的辨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的规律性和普遍性的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载体研究等方面就明显存在不足之处。

（二）缺乏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首先，学术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理论成果的精细化研究。相对而言，学者较为注重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具体理论的研究，但是缺乏对这一系列具体理论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相关研究。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大理论成果的体系结构、总体特征、理论主题等均未形成系统和科学的论述和研究。其次，缺乏对理论源与流相结合的融合性研究。只有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支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一源泉相结合进行研究，才能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才能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优势和成效。而学术界更多的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孤立研究，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较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三）缺乏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研究

只有在实践当中才能检验理论是否具备科学性和可行性。因此，能否科学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为检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我们除了要对其理论形成、理论内涵和理论特征进行系统研究之外，还应注重对理论价值、理论意义和理论运用的应用研究。而学术界在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注重从理论高度进行研究，而缺乏对理论外化于实践的研究，则难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以及大众化的历史过程和经验规律，难以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具体实践过程中的价值意义，难以呈现马克思主义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飞跃。

四、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生长点与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今世纪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之一，针对学术界相关研究存在的具体问题，我们应遵循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史梳理、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研究、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始文献研究这三大基本原则，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研究、比较研究、载体研究和最新成果研究，并将原苏联和我国社会各阶层态度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加以研究。

（一）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三大原则

1.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的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具有历史性和发展性，在历史发展和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有其发展的必然性和呈现出的规律性。而实践是理论认识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将其置于历史洪流的实际背景之下，置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之中，注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呈现出的特殊性，不能一言以蔽之。既要认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功绩，也要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教训。只有如此，才能科学对待和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的成功和挫折。

2.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研究。这就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相结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等理论成果的丰富和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相结合的论证，是马克思主义同各阶段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应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性研究，实现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融合。

3.注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始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为主要研究内容，这就使得文献资料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基础和资料来源。同时，文献研究方法是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而在文献研究方法中，原始文献资料也就是第一手的文献材料（本人著作、手稿、笔记、书信、讲话发言材料，以及原始音像、电子文档、文件原件等）则拥有其他期刊文章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在以原始文献材料为理论依据和直接来源的基础上辅以第二手资料进行研究，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大途径

1.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原则的研究。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思想基础、认识要求、主体条件等问题作出具体回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应当遵循的相关原则的整体把握和运用作出进一步说明。其次，注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路径的方法论研究。对此，许多学者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和方法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然而，我们不仅仅需要了解何种方法能够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要明确这些方法为什么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如何去推动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之一，但是，我们如何将这二者进行结合则需要进行具体研究和阐述。再次，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相关因素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涉及到国内外等众多因素，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变迁、具体国情和中国传统文化等相关因素的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中国化和本土化。

2.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比较研究。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对事物进行有效考察，根据一定的联系，寻找其异同之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横向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实践性，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的民族化之间的特殊性比较及其本土化差异研究；还要加强对我国的不同社会阶层和主要代表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秉承的态度和发挥的作用进行比较研究，如延安知识分子与重庆左翼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比较等；以及加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其他社会思潮和思想派别的优劣对比研究等。其次，要以时间发展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纵向分析。这就要求归纳总结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如建党初期、延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等时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和途径。通过对各历史时期的比较分析，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比较研究。

3.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载体研究。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需要一定的载体承载，这就要求加强对报刊、团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首先，要加强相关报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有其相应的宣传刊物，如《新青年》《向导》《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中国共产党中央刊物；《中国青年》《中国学生》和《先驱》等中国早期青年、学生报刊；《工人周刊》《劳动周刊》和《中国农民》等工农报刊，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能缺乏对这些大众刊物的研究。其次，要加强社会团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研究。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由李大钊、陈独秀等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指导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就致力于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新民学会、互助社、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觉悟社等社团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也有着重要作用；“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人运动讲习所”以及“政治夜校”等补习组织也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

4.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世界性意义研究。这就要求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理论价值研究和实践价值研究。首先，要明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价值。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治国理政思想和“四个全面”重大战略布局思想是新起点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和基本要求的科学论述，是全面阐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其次，在关注理论的同时，加强对理论实践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过程，还要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何种方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这就要求回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又是如何发挥其指导作用的；要求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转化过程的关键之处等。这些都应当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和研究的问题。

作者：汤志华 刘晓华 吕剑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