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学论文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出发有不同理解。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学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学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又是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是先重点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再解决建设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五大发展新理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展示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科学理念。

[关键词]

发展新理念；经济新常态；四个全面；中国梦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为国务院编制“十三五”规划纲要，阐明党和国家战略意图，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基本理念和重大举措。《建议》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并以这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谋篇布局。

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一经提出，就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和热议。这不只是因为它“新”，让人耳目一新，而且是因为它“深”，具有重大理论贡献。这里讲的“深”，不是深奥的“深”，而是深刻的“深”。这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刻性和理论贡献，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切入讨论。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政治经济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魅力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一经济学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奥秘，为无产阶级觉悟和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在其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预测中，阐述了建设未来理想社会的许多重要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又是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重点针对的是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重点论述的是革命问题。同样的道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也是先重点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革命取得胜利后，进一步解决建设问题。当然，这一主题的转换，从认识到实践都来之不易。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当我们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转换。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联系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深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要联系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重点是研究怎样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研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其中一个基础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发展问题。今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任务，就是全面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在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做的全部工作，在经济理论上，就是探索以发展为重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在1984年评价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说过，“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P83）。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直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在经济工作实践和经济理论上，无论是工作重点战略转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参与经济全球化，还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这篇重头文章。

为此，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这个过程大体有四个阶段。

1.主题转化，重心转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重心开始转移。这个过程，从“行”到“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才从根本上统一了思想。2.体制变革，促进发展。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开始，我们决定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重大举措，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当然，这一体制转变的艰巨性，不亚于甚至超过了重心转换。3.发展再认识。首先是认识到增长不等于发展，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建设，进一步意识到发展必须是可持续发展，今天的发展不能破坏生态，要绸缪子孙后代。所以，在十六大以后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4.新常态新发展。即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围绕“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特别是今天首先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破解经济新常态下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大难题，以人民为主体，由科技创新开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

发展新理念是“全面小康”与现代化相衔接的发展理念，是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发展理念，是立足国内与全球视野相统筹的发展理念，是全面和重点相协调的发展理念。今天形成这样的发展新理念，是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不懈探索的结果，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统揽全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展示了今天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2]（P48）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的现实意义，概括之，它是我们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先导。

首先，发展新理念指明了破解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的根本路径，展示了中国在创新驱动下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趋势。我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GDP总量是3645亿元，人均227美元。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为63.6万亿元，折合10.3万亿美元，人均7590美元。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增长9.98%，持续三十多年高速增长，这两年开始减速，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实际上，这两年东部下行偏多，中西部还有增长的。东部有下行，也有较快增长的，比如深圳。还有重庆，有两位数增长。这些省市保持增长的经验就是比较自觉比较早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新常态表面上是速度问题，实际上是结构调整问题。习近平用“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这12个字来描述新常态，强调对于经济新常态要“适应、把握、引领”。这六个字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适应它、把握它、引领它，就有一个怎么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就有一个树立什么样发展理念的问题。党中央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其理论贡献和新的亮点是突出用创新驱动取代要素驱动，增强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利用劳动力红利的发展阶段已经走到尽头，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也需要原创性科技成果支撑，与此同时，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蓄势待发，创新驱动的阶段正在到来，这是一幅全新的发展图景。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是新阶段新发展的重要亮点，不仅着眼于可持续发展，而且将创造大量新的发展业态。坚持对内协调发展、对外开放发展，是实现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通过开放发展推进“一带一路”，通过协调发展实施“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这是极其重要的发展思路。而且，“十三五”规划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第一次在全球视野下制定规划，第一次把“一带一路”这样的战略写进规划中。坚持人民为主体的共享发展，有助于更好地把发展、民生、社会建设融为一体。当然，一个社会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比如脱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减少六亿多贫困人口，成绩巨大，但按照中国贫困线标准2300元测算，还有七千多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可能还剩一两千万贫困人口，到那时就由政府兜底全包下来。因此，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要我们尊重客观规律性，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经济新常态下工作主动权。这一发展新理念，指明了中国发展的大趋势和我们努力的方向。

其次，发展新理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决胜之策，展示了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大趋势。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紧紧抓住21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重要奋斗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也是我们党对人民群众的庄严的郑重的政治承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五年，是冲刺阶段、决胜阶段。与此同时，当前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即“短板”，包括在多年发展中累积的农村贫困、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保护不力、民生欠账较多等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针对的、要解决的就是这些问题。这一发展新理念，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中国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发展的大趋势。

最后，发展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指南，展示了中国充满自信奔向现代化的大趋势。发展新理念，不仅能指导我们解决经济新常态下各种问题，指导我们制定和完成“十三五”规划，而且能指导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十三五”规划是连接两个“一百年”，即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并为第二个“一百年”打下坚实基础的发展纲要。事实上，这次编制“十三五”规划的任务，不仅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还要为这以后3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励精图治，谋篇布局，先是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现在又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这五大发展新理念。这五大发展新理念，是我们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科学理念，展示了中国充满信心奔向现代化的大趋势。

当然，深入理解发展新理念的现实意义，必须仔细研究当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形势和任务、经验和问题。

（一）机遇和挑战。当前面临的形势，是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现在进入一个重大的调整阶段，即经济新常态的阶段。这与世界经济出现的根本性调整有关，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另一方面各个国家都在谋求新的增长动力、新的经济格局和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此刻，国内国际两方面结合起来，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新的机遇。这个机遇稍纵即逝，抓住了才能够形成新的强大的发展动力。挑战也很明显，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更大的是结构调整的难度。如果结构不能调整，还按照原来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来谋划“十三五”，那么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甚至新能源产能也过剩，这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创新，即转变思路、转变增长方式。既然机遇和挑战并存，就要求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发展出路、形成新的发展理念。

（二）形势和任务。总体来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是好的。尽管我国GDP增长速度从过去两位数降到现在7%上下，但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个7%是在一个庞大的基数上即10万亿美元总量基础上的增长。尽管经济下行但就业率持续三年上升，2015年三季度就业人口达1000万人以上，调查失业率为5.22%，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因此，既要看到问题，又要看到向好的趋势。任务很明确，就是通过“十三五”这五年的努力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人均国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这是很重要的指标，是对人民群众一个庄严郑重的承诺。然而，全面小康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实现两个翻番，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尤其是生态的发展。人民群众应是在“绿水青山”下谋求幸福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的环境里面。这个任务很艰巨，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有基础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在这样的形势和任务面前，面对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发展要求等问题，我们党形成了五大发展新理念。

（三）经验和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努力在学习中成长、在学习中积累经验。尤其是最近三年多来，我们认识到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十八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五大领域、六十多个方面的改革决策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一些重要决策，这都是我们在发展中形成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对我们未来的五年，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都是弥足珍贵的。能看到问题并始终保持清醒，这是我们党的优点。对于现在的问题，我们党是很清醒的。这个清醒，体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分析上面，更体现在对问题的认识上面。从确定“全面小康”目标开始，党就强调要解决三个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以来的努力，破解三个不平衡的难题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没有最后彻底全面地解决。农民问题、社会建设问题、环境问题、民生问题都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解决。怎么能够弘扬经验、破解问题、补上短板，是编制“十三五”规划时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而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因此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

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一）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党的十八大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3]（P15）五大发展新理念的主题词是“发展”，时代新要求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一个高标准的科学发展理念，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我们可以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来考察这一发展新理念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系。第一步，在十八大报告中，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总的目标提了出来。第二步，十八大后，习近平秉持着“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手抓反腐败斗争，“老虎”、“苍蝇”一起打，全面从严治党。第三步，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策，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改革总目标，并做了战略部署。第四步，提出全面依法治国，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个环节，对于建设一个法治中国做了精心部署。现在到了第五步，形成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来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这个轨迹是一个圆圈，从确定“全面小康”目标开始，然后从严治党，全面改革，全面法治，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后，提出发展新理念，向“全面小康”目标冲刺。这就好比打仗，目标确定后，整顿组织队伍，形成攻击力，完善保障体系，最后发起攻击。在这么一个从确定目标到实现目标的历史轨迹和逻辑运演圆圈中，可以看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决胜阶段的决胜之策，就是发展，就是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因此，这一发展新理念无疑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

（二）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连接线。习近平说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要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和领导艺术，学会统筹兼顾，而且还要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原则。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处于中心位置；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应该围绕和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无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因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每一个“全面”都是围绕“第一要务”展开的。我们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小康社会。这“五位一体”不是五元论或多元论，而是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意义上的“五位一体”。这要求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忘记“中心”，甚至偏离“第一要务”的错误倾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新理念，把“发展”作为“五位一体”之“体”突出出来，特别是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都归位于“发展”。这不仅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忘记“中心”，甚至偏离“第一要务”的错误倾向，而且能够以发展为“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党中央治国理政“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各个组成部分连接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党的十八大指出：“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3]（P15）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地推进。

（三）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基础。通过五大发展新理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使之成为一个战略布局，需要正确处理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部的三对关系。

1.协调处理好“1”和“3”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4]因此，“四个全面”实际上是“1”加“3”个全面。即无论是改革、依法治国、治党，都要服务于“全面小康”。当然，“全面小康”也不能偏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要求。这是“四个全面”战略实现过程中要处理好的第一对关系。实质上，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与改革、法治、治党的关系。

2.协调处理好“2”与“2”的关系。这对关系就是“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和全面法治、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即解决“搞活”与“治乱”的关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把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激发出来。生机和活力激发出来，中国就活跃起来了。但是，在“活”的同时一些腐朽的东西也出来了，鱼龙混杂，乱象频发，乃至败象显现。事实上，进入21世纪前后，党就意识到这些问题，意识到搞活不能搞乱，也意识到治乱不能治死。现在，我们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破解这个难题，就是既搞活又治乱。“四个全面”，前两个“全面”侧重于搞活，后两个“全面”侧重于治乱，努力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

3.协调处理好“3”和“1”的关系。这对关系就是“全面小康”、全面改革、全面法治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所有问题最后都要聚焦于党的自身建设。坚持对“全面小康”的领导地位，坚持在全面改革中、全面法治中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祛除队伍里的“病灶”和不健康因素。由于以前有些人违背党的宗旨、离开党的规矩，做一些不该做的事，十八大后不容许这样做，因此出现了在搞活的时候“乱作为”，在治乱的时候“不作为”的现象。这种现象影响了我们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执政地位，同时也影响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除了“1”和“3”的关系，“2”和“2”的关系，关键就是“3”和“1”的关系。处理好这对关系，实际上就是要破解“乱作为”与“不作为”两个陷阱。我们不应该“乱作为”，不能“乱作为”，也不应该“不作为”，而应该有“大作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新理念，就是要求我们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去作为，对于防治和抵御“乱作为”、“不作为”，破解“难作为”，做到“大作为”至关重要。总之，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础和关键。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4]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人民日报，20150203.

责任编辑：杨 俊

作者：李君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学论文 篇2：

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出发有不同理解。大体上有三种：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提升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形式、中国风格。基本共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向前看”与“向后看”两个不同的角度。“向前看”是在中国化的实践开始时，寻找实现中国化的方法，是要回答“如何化”的问题；“向后看”是在中国化的实践完成之后，回过头来总结经验。今天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理解，是“向后看”的产物。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但没有涉及“如何化”的问题，不能作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方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是在实践中完成的，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可以直接拿过来就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自然科学领域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受空间时间限制、拿来即可使用的普遍真理，因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变化，它的规律不会因地域和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人文社会科学没有固定不变的对象，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普遍规律。这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等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经验，对任何国家而言在实践中都只有参考价值，不能拿来就用。即使是同一个国家，昨天被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对于今天的实践同样也只有参考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即“如何化”，从原则上必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就是说强调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完成，而且不会有拿来就用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一定要向前看，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所说的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是一切工作的普遍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普遍要求。

为了取得实践的成功，马克思主义者不僅要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寻找思想资源，也要从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寻找有用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拿来就可以用的基本原理，但因为它是真理，所以成功的实践经验中必定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只有在实践成功后，通过“向后看”总结经验，才能知道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及这种结合是怎样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永远是一个充分发挥思维创造作用不断摸索的过程，前人的成功经验只有参考的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考虑“化什么”的问题。我们只能“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对取得实践成功有用的原理，但同时必须认识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本身就是需要讨论的问题。现有教科书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100年前普列汉诺夫、列宁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选择的产物。这一选择，受到他们那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发表状况和俄国国情的限制。

现有教科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弘扬科学理性，说明世界是有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讲历史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些思想是列宁等人从当时俄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众多论述中选择出来的，适应了落后的俄罗斯以及中国进行理性启蒙反对封建迷信和进行社会革命的需要，曾对苏联和中国的社会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发挥过重要积极作用，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化”的，大致就是这些原理。

今天的中国，国情发生重大变化。我们的实践任务是要解决发展市场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问题，是在实践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五大发展理念”，最突出的是确立新的价值目标，提升道德水平，建设和谐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务之急。而马克思、恩格斯有大量可供我们选择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转换与问题导向收稿日期：20170419

作者简介：丰子义（1955），男，山西应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作者：安启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学论文 篇3：

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述评

〔摘要〕 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兴起，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五四以来“中国化”思潮的酝酿过程，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准备了思想基础。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等运动是学术领域探索“中国化”运动的一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先声。“学术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促进作用。

〔关键词〕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中国化

〔

抗战初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国化”意识不断加强。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为了响应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中国共产党积极引导广大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运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兴起了“学术中国化”思潮。

一、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兴起的背景

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兴起，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实际上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中国化”思潮有着长时间的酝酿过程。近代西学东渐，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冲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在20世纪30年代风靡全国。以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酝酿着“中国化”的文化意识。李大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在与胡适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就意识到了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环境相融合的问题，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认为，作为社会主义者要把理想与现实的环境结合起来，而后他进一步思考了社会主义的适用性问题，他从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看到了中国的特殊性，他的思想中有了“中国化”意识的萌芽。1920年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写道，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时，必与英、德、俄……有异” 〔1 〕 （P197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也产生了“中国化”的意识，1920年恽代英在给刘仁静的信中写道，要寻找一个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合于共产主义的方案。1924年恽代英在《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一文中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 〔2 〕 （P480-481 ）。瞿秋白也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1927年他在文集自序中指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 〔3 〕 （P310 ）“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3 〕 （P311 ）。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化”意识，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中国化，他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急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苏联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很大帮助，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决策过程，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1927年前后，共产国际公开要求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而且要求各国共产党无条件地从事分析和运用俄共（布）在三次俄国革命中取得的经验。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经验并不适合中国的革命实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在党内以教条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进一步显现出来。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批评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他指出“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呼吁大家要深入人民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主张实事求是的过程中，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

五四以来“中国化”思潮的酝酿过程，为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准备了思想基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探索过程，为后来中共的革命理论提供了理论经验。党内教条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在国内与国际的双重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呼之欲出。

二、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的提出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加紧进行文化侵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剧，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此时共产国际七大的召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季米特洛夫负责共产国际期间，提出了改变共产国际领导方法的决定。1935年8月在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共产国际七大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决议决定改变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方式，由各支部自主决定各国事务，共产国际要避免干涉各支部党内的组织事务，各国党支部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解决本国事务。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外部环境更为宽松。 1936年之后，由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党的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都发生变化，苏联式的革命指导方针更加不适合中国，党的领导人开始更加积极地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通俗化等运动是学术领域探索“中国化”运动的一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先声。陈唯实、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通俗化等问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1936年，陈唯实在《通俗辩证法讲话》一文中，提出了“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想法，陈唯实的辩证法“中国化”思想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萌芽。1936年陈伯达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一文中提出，新哲学要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要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具体化起来。1937年5月在中共党代会上，张闻天认为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一文中，提出了哲学研究“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通俗化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中国化、现实化，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观点。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组织工作也要“中国化”的观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 〔4 〕 （P308 ），同时，他还指出宣传工作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它被人民群众所接受。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标志，此时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是由于怕引起共产国际的反对，而采取了“具体化”的说法。此后，学术界发起的学术中国化运动，既是为了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也是学术研究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入，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完善和发展。

中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也影响到了学术界， 1939年～1940年学术界发起了学术中国化运动，与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口号相呼应。1939年张申府在《论中国化》一文中写道：改革中国为的是中国，至少也是先直接为中国，改革中国总要就中国找办法，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其如发生效力，就必然地会中国化，我们主张中国科学化，科学中国化，要通俗化、大众化，当然先必须中国化、本国化、本土化。张申府还认为“中国化”就是文化自觉与自信的一种表现。1939年潘菽、柳湜等在《读书月报》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谈论学术中国化问题。潘菽认为学术必须要中国化，学术只有中国化才容易被人们所了解，学术中国化之后能更适合中国的需要，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学术中国化要采取有机的吸取和同化的方法，不能机械地照搬外国的东西，要透彻地吸收西方的文化，注意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把学术研究与实际相结合。柳湜在《论中国化》一文中认为，“中国化”的口号与国粹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化不是要求大家固守国粹，不是文化复古主义，更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不是中国本位论的再版，“中国化”反对国粹主义，反对文化的排外主义与中西文化对立论；“中国化”要求大家尊重本民族的历史，继承好的民族传统，用唯物辩证法去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柳湜还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科学、文学等方面对中国化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中国化”的思想应该深入到各个学科，融入中国的民族特点，为抗战胜利服务。同时《读书月报》发表的《谈“中国化”》的读书笔谈对学术中国化问题进行了概括，文章认为中国化是把现代的进步的学术思想文化，用最科学的方法论，根据中国的具体环境和条件来吸收和应用。中国化不单是接受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而且要发扬中国固有的优秀的学术思想文化，把它们融合统一起来。学术中国化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发起的文化运动，学术中国化运动促进了历史学与新哲学的发展，唯物辩证法融入了学术研究之中，学术研究实现了与中国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实现了通俗化与大众化。

三、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思潮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学术中国化”思潮体现了政治思潮与学术思潮的影响互动关系。近代以来，学术思潮总脱离不了政治思潮的影响，政治思潮往往以学术思潮为先声，通过学术思潮的变革进行政治思潮的变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本身是学术思想，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思潮，其作为政治思潮深刻地影响着学术中国化运动，抗战时期延安的学术思想无不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影响。

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式提出之前，学术研究领域就有了“中国化”的倾向，学术研究领域的“中国化”倾向与政治思想领域的“中国化”相互碰撞，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李大钊、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就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此时学术界对于东西文化的争论，包含着学术界对于文化发展路向的探索，但此时学术界的 “中国化”意识还没有成为主流。20世纪30年代左右，随着学界对于中西文化思考的成熟，“中国化”的意识逐渐在学术界流行。此时艾思奇对学术的“中国化”作出了很大贡献，其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哲学思想是学术“中国化”的最初探索形式。随后学术中国化运动对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史学家相继编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史纲》等历史著作，将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贯穿于中国历史研究之中。

“学术中国化”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有着促进作用，“学术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正式提出之后，国民党的文人企图用中国本位文化消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学术中国化，潘菽、柳湜等发表文章澄清了“学术中国化”与中国本位文化运动的区别，他们指出“学术中国化”要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学术研究中，“学术中国化”不同于中体西用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艾思奇、杨松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行了阐述，并对叶青等攻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言论进行了回击。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正确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学术界还就旧形式与新形式、怎样利用中国的民族形式、欧化与民族化、怎样实现大众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既是学术中国化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国文化》发表了《旧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 、《“民族形式”商兑》 、《文化大众化实践当中的意见》等文章，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学术中国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者密切结合、相互促进，学术中国化与政治思潮“中国化”互相影响、双向互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学术中国化”既有交叉，又有不同。“学术中国化”是学术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政治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本身又是学术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学术中国化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探索中国的发展路径，两者有着一致的目标，“中国化”是他们共同的实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中国化服务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者的互动关系是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思潮发展的缩影。

参考文献：

〔1〕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恽代英文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瞿秋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作者：孙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