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 篇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了研究成果，也指出了研究不足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 研究生培养模式 综述

根据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简称“通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所属的二级学科被确定，2007年开始招生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几年来，学科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就。但由于学科建设时间短，研究生培养还处于积累经验与探索模式的阶段，因此学科研究多侧重于学科的内涵与特点、研究方向等方面，而对于人才培养问题，尤其是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研究则不多。因此，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状况，对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 关于人才培养目标问题

宋进认为，人才培养不能仅限于二级学科的视野，应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视野进行研究生培养，拓宽人才培养口径。学者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包括坚定的信念、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健全的人格，应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辩证统一，应培养出专业宽、基础厚、能力强的理论人才，使之具有研究、阐发、发展创新、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具体来说，“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应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知识和研究基础，能够从事中高等学校政治教育，能够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与宣传，从事党务政务工作的合格人才。”[1]梅荣政认为，“对培养对象的素质要求是全面的，包括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2]，研究生不仅要有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要有一定的外语水平。

2 关于人才培养内容问题

马志荣、李莹认为，在人才培养内容上，课程设置存在着课程结构与内容设置不合理、课程设置缺乏针对性、缺乏学科之间的交叉和渗透等问题。因此，需要科学设置课程。宋进认为，“在人才培养内容上，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要求，形成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为中心，结构合理、功能互补、有机拓展、注重思维方法的学科课程体系。”[3]课程设置应包括学位课、非学位课、必修课、选修课等几个层次。从专业课角度而言，专业学位课应定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开设，非专业学位课应定位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共党史、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等课程的开设，同时经济学、历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课程也应成为学生专业选修的内容。姚宏志认为，在课程设置上，“既要遵循‘通知’中的有关原则性规定，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科学指南；另一方面，各学科点要充分考虑到本地区、本单位、本学科的实际状况，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4]这样才能体现各学校的培养特色。

3 关于人才培养制度问题

制度建设是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根本保障，因此各学校必须制定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顾钰民认为，无论是对研究生的专业学习、论文选题、开题、答辩等环节，还是对导师培养研究生的职责、学术规范等环节，还是对研究生的论文发表、学术交流等方面的激励保障环节，都应有制度要求。因此，人才培养制度应包括研究生学业与能力、导师工作及人才培养保障制度等，这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5]

4 关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研究生大多都是跨专业学习，缺少应有的学科基础，因此，知识结构参差不齐。在此条件下，在传授他们基础知识与培养他们专业素养的同时，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研究生培养的根本落脚点。冯秋季、杨冠英认为，应以疑引趣、以难引趣、以创引趣的方式，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兴趣；应指导研究生阅读经典作家著作、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决议文本、学者研究成果、学术前沿动态等，指导研究生懂得读什么书、怎么读书，为其夯实理论功底；应指导研究生关注、探寻社会热点问题，通过社会实践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应打造激励创新平台，构建符合创新规律的评价机制。[6]

5 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的不足

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有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学科建设时间短，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还具有不完善之处。第一，人才培养目标缺乏特色；第二，课程设置缺乏规范性；第三，教材建设滞后；第四，导师素质参差不齐；第五，人才质量评价机制尚需建立；第六，学科建设局限于各学科点的自身发展，缺乏学科建设的力量整合。这些方面都制约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制约了学科建设的发展。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维度下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探索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参考文献：

[1]赵付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研究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2）：205.

[2]梅荣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解读[J].思想理论教育，2006，（6）：28.

[3]宋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多维路径[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8.

[4]姚宏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基本问题述论[J].教学与研究，2010，（5）：85.

[5]顾钰民.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建设[J].理论学刊，2009，（8）：9.

[6]冯秋季，杨冠英.高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思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为例[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3，（4）：113-116.

作者简介：杨松（1964-），辽宁丹东人，沈阳理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辽宁沈阳 110159

作者：杨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 篇2：

关于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必须要适应当代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的整体背景，坚持高端引领，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观念；优化博士生课程的设置，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模式；加强博士生参与科学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机制。

自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学位[2005]64号）（以下简称《通知》）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二级专业设置以来，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在8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目前，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授权点共有34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二级学科博士授权点为25个，这样全国高校、科研院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授权单位共计59个。与其他学科专业相比，在数量上有着一定的比较优势。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发展，不仅体现在这一专业的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支撑和推进上，而且，或者说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出一批年青的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高层次人才，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教学研究和学科发展提供了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但是，作为一个还非常年轻的学科专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特别是在以博士生为代表的高端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就需要人们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开阔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一、坚持高端引领，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事业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从当前整个研究生教育教学的大背景来看，中国研究生教育外延发展的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中国已经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大国，但“大而不强”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因此，“提高质量是今后十年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的任务、最鲜明的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专业，必须要站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最前列，坚持高端引领，创新培养观念，提升专业博士生核心能力的培养质量。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通知》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规格和培养质量时指出，这一专业的博士生应“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与理论成果；深入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发展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理论来源；深刻认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高水平研究，具有较强的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范围问题的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和进行本学科的学术交流；掌握本学科的前沿研究动态与最新成果；胜任本学科相关的教学、科研和宣传、党政工作。”在这一规定中，可以鲜明地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核心专业能力在“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高水平研究，具有较强的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范围问题的能力”这一点上，这一能力的培养在根本上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好坏，其衡量的关键标准在于这一能力的培养和养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中的高端引领和观念创新，则是促使博士生能够形成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开展高水平研究，具有较强的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范围问题的能力的基础和前提。

从大的背景来看，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端人才培养是目前我国各个学科专业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和挑战。刘延东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实施》3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创新型人才不足是制约我国创新能力提升的瓶颈，研究生教育与科技人才资源特别是高端科技人才培养密切相关。要促进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紧密互动，鼓励研究生参与高水平创新实践，支持大学与科研院所、企业行业共建培养基地，共享优质资源，开展跨学科、跨单位团队式联合培养，加快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这是在当前条件下对我国创新性人才培养的总体性和战略性规划。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来说，坚持高端引领和观念创新，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必须要把博士生培养的着眼点放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前沿性课题上，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分析和研究。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同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必须要在对时代和中国发展的认识和研究中才能体现出其真理性和科学性，也就是说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对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高水平”的研究。但从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来看，以博士学位论文为例，还不能很好地满足这方面的要求。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在校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向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在总体上并没有跳出中共党史、党建的框架，二是过于偏重于历史研究或理论研究。而相比之下，对于时代发展和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前沿性课题的深入研究还远远不够。而离开这一点，是很难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中人才培养的高端引领的。第二，必须要把博士生培养的落脚点放在培养其理论应用能力上来。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专业，目前从事这一专业博士生导师工作的不少是从中共党史、党建、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以及其他相关学科专业中转过来的，因此，在习惯上和认识上很容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这一专业，在专业类型上看作为单纯的理论研究。事实上，从这一专业的设置和关于这一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应该是一门以理论研究为基础的应用性学科专业，或者说，具有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的特点。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点上的导师和博士生们，总体上是在理论研究的框架内进行科学研究和产出成果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创新博士生培养的观念，关键是必须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应用性特点，提高博士生的理论应用能力，也只有突出这种应用能力的培养，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结合，并为开展跨学科、跨团队的协同创新的新机制奠定基础，这也是在高端引领的基础上创新培养观念的必然要求。

二、优化博士生课程建设，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模式

有一种观点认为，博士生主要是从事研究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在校期间没有必要上太多的课，甚至是没有必要上课，只要发表足够培养单位所要求的学术论文和写好博士论文即可。这种“放羊式”的管理和要求，是很难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端人才的。实际上，“核心课程的质量和水平是反映这一学科专业水平的一个基本指标，也是衡量培养的研究生具有怎样的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核心课程的建设，是整个学科点建设的重要内容。”要创新博士生的培养模式，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创新博士生的课程体系。

从国内大多数培养单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情况来看，基本上是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知》规定的8门课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和重要文献选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主要经典著作选读）的基础上进行开设，一般情况下开设有2—5门课程。比如，北京大学开设4门：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开设3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题研究、当代世界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现代中国社会研究。山东大学开设2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从这些课程的设置情况来看，基本特点是在结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要求的基础上突出了培养单位自身的学术传统和研究重点。

但与其他学科专业相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课程的设置还需要进一步科学化。2012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意见》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二级学科专业的开课原则时指出：“学科专业人才培养应处理好学科性质和研究特色的关系，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内在要求，合理设置研究方向；处理好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充分体现二者的紧密结合；处理好理论学习和理论运用的关系，着力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处理好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关系，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这里所讲的“一个严格”、“三个处理好”的课程设置原则，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课程设置的进一步科学化与合理化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在现有课程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博士生的课程，核心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开设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著作的课程，二是开设好具有特色的研究方向的课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知识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前博士生甚至是硕士生的学习情况来看，不熟悉、不懂得、不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著作的现象是不能忽视的，而要克服这种现象，必须要在硕士生的基础上继续在博士生层面开设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著作的课程。在祛读书功利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研读、交流、主题研究等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著作的学习，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深度，以及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时代和中国发展的能力及理论敏锐性。方向课程则是博士生课程开设中的难点，但也是推进博士生培养模式创新中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一个好的稳定的研究方向是培养单位一代代学人长期沿袭下来的。从目前全国近60家培养单位的课程设置情况来看，基本课程的变化其实并不是很大，方向课程的比较性和独特性也并不十分鲜明。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相对具有比较优势的科研成果的支撑，这也说明，方向性、特色性课程的开设并不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而是依托于长期的具有特色的研究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优化博士生课程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课程设嚣的背景下突出研究方向性课程的质量和特色，对于带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进而带动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创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三、加强博士生参与科学研究的能力，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机制

博士是国民素质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培养的核心目标就在于推动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创新，使中国始终能够站在科学研究的创新点和制高点上。因此，在新的条件下，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必须要把引导博士生深入参与科学研究作为重要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博士生培养机制的改革。

从教育部对直属高校研究生参与研究与发展课题的一个统计数字来看，目前参与科学研究与发展课题的研究生占研究生总数的20%，而能够参与科技服务课题的研究生则只占到研究生总数的10%。这个数字表明，我国研究生总体上参与科学研究的能力是比较低的，这也是制约高水平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要求也不相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科学研究情况，总体上也是与这一现状相对应的。要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主要是要引导博士生积极参与到各类课题的申报和研究中来。因为各级各类课题的设置都是不同层次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对这些课题的研究，事实上已经是在运用专业基础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推动对重大现实问题研究能力的提升。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博士生来说，加强参与科学研究的能力，主要有两个方式，一个是参与到导师的研究课题之中，并在导师的研究课题中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工作，这对于保障导师课题完成的质量和博士生学位论文的撰写质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个方式，是充分鼓励在校的博士生单独进行各类项目的申报，为此不少培养单位已经开始设立博士生创新基金，支持博士生的科研工作。当然，这两种方式也只是常规性的提升博士生参与科学研究的具体途径。在当前的条件下，关键的也是困难的工作是如何引导博士生参与到“协同创新”的进程中来。

“协同创新既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升科研能力的必然要求。”协同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培养理念和机制，旨在打破封闭分散格局，发挥多学科多功能优势，促进创新要素有机融合和全面共享。一般情况下，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科研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必须协同，二是科研创新主体之间必须协同，三是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必须协同，四是科研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必须协同。“协同创新”是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必由之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协同创新能力的提升方面，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提供和产出具有原创性的有重大影响和应用价值的学术成果，不断增加自身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不断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需要；二是切实推进博士生导师和博士生的合作协同创新研究；三是加强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之间的学术交流、研究通讯和合作创新基金平台建设。

总之，协同创新是当前我国整个高等教育面临的战略性任务，也是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培养及其质量的提高，必须要主动地适应这一趋势，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中、在不同研究主体的协同研究中来提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博士生的质量。

作者：陈答才　任晓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 篇3：

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它不仅是国内学术视域中的重要范畴，同时也是国外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外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对深化国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有诸多裨益。本文试从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进程、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特点和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三方面作粗浅分析。了解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进程，掌握其发展规律，有助于拓宽理论视野，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并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特点

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民族化、本土化的一大亮点。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这一开放的、不断创新的理论，一经被先进的中国人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国历史和文化结合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多年来，我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个主要领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目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仅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在国外也有研究。我们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不能没有学术研究的世界眼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与时俱进、与世界学术交流，才可能推出更加科学的优秀成果。下面试对国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情况作粗浅分析。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历史进程

（一）国外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国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中占主要地位，而且是综合性、全方位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有：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总体评价；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研究，涉及基本思想、基本纲领、革命道路、基本经验、理论意义的研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和经验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研究主要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探索中的理论成果及曲折前进、毛泽东的外交思想。还有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多部名著的研究；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研究等。总之，虽然研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国外对毛泽东的研究是严肃的，以研究思想理论、政策策略为主。研究成果中有学术专著，特别是编辑毛泽东文选、文集、注释文本等方面成果显著。

（二）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研究

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最初是带有偏见，而后逐渐客观。其中，邓小平的经济思想成为研究的主体内容，这也是国外邓小平研究最具有争议的部分，集中表现为当代中国到底是姓资姓社的长期争论。主要的研究内容有：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民主法治与政治体制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一国两制”、外交、党建等重要思想、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等。总之，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范围较广，但还没有以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进行研究。对文本的编辑和分析方面做得不如毛泽东思想。有些高质量的论文集，但高水平的研究专著不是太多。研究内容比较分散，缺乏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科学体系和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三）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

国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研究，虽然时间比较短，鲜有专门的研究著述，但成果数量不少。成果形式有报道、时评、研究论文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背景、目的、实质、主要内容、影响等。侧重研究与现实有关的问题，如三农、执政、宪政、环保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信息网络化和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扩大，使得查找一手资料途径便利许多。因此，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相比，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的起点比较高，研究方法多样化。

（四）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研究

各国学者对科学发展观的研究，总体是积极的、正面的肯定，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呈现了新的研究特点。他们研究涉及的内容主要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理论渊源和实践、内涵和实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思想渊源、实质、前景和影响以及和谐世界理论等，其中主要是对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问题的研究。总之，国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结论比较分散。一方面，在对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研究中，西方学者普遍突破了以往习惯将党的思想理论与中共领导人紧密相连、重视“权力斗争论”的研究范式，没有从领袖个人角度分析中共提出创新理论的目的所在，而是多结合大的时代背景，从中国国内外现实需要分析其必然性，从而得出中共理论创新是应对复杂社会变化的明智之举的结论。另一方面，对其思想来源的分析明显不足，对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联的理论分析不紧密，对和谐社会的理论性分析较为欠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部世界对科学发展观这一思想体系整体的认识深度。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特点

由于各国有着不同的历史条件，由于个人所处的环境和知识背景不同，因而会呈现出不同的研究重点和风格，但是各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也呈现出一些总体性的特点。

（一）重视中共领导人的研究

近年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数量攀升，除了学者们关注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以外，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也被纳入了研究视野，如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也被纳入其中。其中，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评析数十年持续不断，新闻报道、传记、专著、著述文集各种形式，成果丰富。尽管学术观点、流派和范式不同，但都是被放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分析的。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在争议中不断调整变化，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最高峰，但比较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考量其历史作用。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分析，主要是对巩固执政党地位和当代中国发展的分析比较多。

（二）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格局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采用最多的是比较研究法。他们比较的范围相当广泛，其比较范围不仅涉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且涉及中国领导人的个性特点、领导风范、发展战略等。如沃马克、麦克莱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展示了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和毛泽东的理论重心的变革。国外学者还用数量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实地考察法等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

（三）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

首先，重视原始资料的搜集。日本和欧美的研究人员不惜重金和人力搜集购买所有有关中国问题研究各个时期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日本的竹内实和英国的施拉姆是典型的代表。竹内实耗费巨大精力，编辑了目前国外容量最大的中文版《毛泽东集》。之后，编辑原班人马于1983年12月至1986年3月出版了《毛泽东补集》10卷本。整套《毛泽东集》共20卷，是目前国外卷数最多、收文较全的毛泽东文献集。施拉姆则出版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收录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的毛泽东的文献。[2]这两部文集各有重点，因而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其次，在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对原始材料的考证和编辑。俄罗斯和德国在对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件整理方面成绩显著。

（四）研究重心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一般说来，国外学者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主要出于三种原因：为本国利益和战略服务；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心；借鉴中国经验，为所在国家的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这使国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总是不断地追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角色和重点随时代发展而不断转换，从来不把研究重心固定在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人的问题上。从学科研究方向看，近30年来，国外传统汉学研究已经从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人文学科，转向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后者成为这30多年间国外研究中国的热门学科。“毛以后中国改革的迅猛形势，也迫使学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追赶事物的发展，尽可能与该领域的研究保持同步，从另一方面说来，这种趋势也是受到现实政策的鼓励。”[3]这与国内某些学者终生只研究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问题的做法颇为不同。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围

在跨国界、跨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研究已成为新趋势的背景下，扩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围就成为时代的需要。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的关注和热议越来越多，需要我们不仅具有高度的政治警觉性，还要有更开放的学术环境，更宽泛的研究领域，以顺应新时代，研究新问题，推出新成果。

（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日益规范

由于研究者的政治、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研究范式的差异，国外的研究成果中，有对我们的研究起印证、补充和借鉴的有益成分，也有需要辩驳的错误观点。通过介绍其肯定的观点，批驳其中的谬误，可以减少其错误观点对我国民众的不良影响和冲击；同时，也应加强对我们研究成果的正面宣传，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促进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

（三）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容

大力推进和深化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理论研究，也需要客观地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核心是解决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同时，也需要调整研究中的某些惯性思维方式。借鉴国外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提升我国的研究水平和成果的科学性有积极意义。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外国人多是从世界史的视角看中国，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潮流和动态是分不开的。而中国的學者，多是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学科体系和政治指导作用展开研究，对外部的研究成果也习惯性地套用此理路。加之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差异，中外学界在学术层面的观点交锋、研究范式的切磋等方面将不可避免地逐步扩大。但是，如果我们在研究中适度调整某些惯性思维和研究方式，选择更为宽泛的研究视角，无异于打开更多的研究之窗。主动地借鉴国外有益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于深化国内的研究，提升研究质量和水平，增强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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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杰（1988-），女，河北邢台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作者：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