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人的城镇化（精选五篇）
回归人的城镇化 篇1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而得到明显提升。与1978年相比，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至7.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提升至53.7%。(1)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在高速城镇化的表层之下，是随之加深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部分地方政府将城镇化率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一方面盲目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背离“增减挂钩”政策，强拆强建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失地农民的补偿机制尚未健全，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尚存空白，忽视了人的生存与发展。
在社会问题层出的背景之下，我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亟需调整与变革。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
新型城镇化是与传统城镇化相对而言的，其“新”体现在由过去的以政府主导为主，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数量增长及空间扩张，改变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新型产业以及信息化为推动力，追求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当前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人口的质量型增长替代原有的数量型增长，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也就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中国“实现城镇化”的7.3亿人口中，户籍人口才不到5亿，其余的2.5亿多人口以农民工为主，虽生活地域位于城镇却没有城镇户口，不能完全享受城镇居民待遇。换言之，农民工虽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身份和地位没有转变，他们在城市中居住所面临的一系列基本公共服务如就业、医疗和教育等问题仍待解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如何实现“人的城镇化”即切实保障农民与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应是当前新型城镇化背景之下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二、实现“人的城镇化”的重要性
（一）“人的城镇化”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我国“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仍是由投资、出口拉动，扩大内需理应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而在这一实现过程中，新型城镇化尤其是“人的城镇化”的演进，将为内需增长不断提供原动力。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服务业的发展是我国当前的主攻方向。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6.1%，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更是相差甚远。
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的集聚、生活方式的变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人的城镇化”的体现。“人的城镇化”不仅意味着商品数量需求的扩大，更为重要的是，它带来了人对商品质量与品种需求的不断升级，这正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重要源泉。收入的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会逐步调整人的消费结构，充分挖掘并发挥第二次人口红利，扩大服务业部门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的城镇化”不仅能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的发展，还能推动餐饮、商贸、旅游等生活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总之，不断满足人的需求，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动力。
（二）“人的城镇化”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手段
传统城镇化是粗放型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尤其是在农村土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盲目扩张建设现象，导致我国的土地城镇化速度远高于人口城镇化速度。据相关数据显示，自1996年以来，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长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3倍。缺乏实际产业部门支撑的城镇化导致了城市商业、住宅用地供求严重失衡，“空城”现象屡见不鲜，由此造成了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新型城镇化道路中，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需要得到及时矫正，而“人的城镇化”则要求社会资源向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方面集中，切实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扭转以往资源浪费的局面，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生活环境的营造与转变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而绝不是简单地建高楼、建广场。”(3)农村人口转移与合理安置比建设用地扩张更需要调动社会一切资源，只有切实解决农民和农民工的利益保护问题，才能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本质要求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内涵中深刻体现出的人本思想。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说到底，在城镇化进程中最应得到发展的是农村，而不是城市。城镇化的目的不是让城市更加繁荣农村更加破败，不是牺牲农民利益换取高经济增长率，而是要通过经济的发展实现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的带动之下，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虽直线上升，但正如前文所述，随之出现的问题将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早期的城镇化发展受认识水平的局限和急功近利的城市化发展观念的引导，“物的城镇化”表征明显，追求以高楼大厦为标志的“城市形象”，而忽视了人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淡化人的生存质量，造成了城镇化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即作为人的创造物的城市变成一种人无法控制的力量反过来压制人的发展。改变以往粗放的、“摊大饼”的发展模式，重视个体生存与发展，是社会价值观念从“物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回归。长期以来，我国“人的城镇化”发展程度较发达国家相比严重滞后，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必须从本质上得到解决。
三、如何更好地实现“人的城镇化”
（一）打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
改革开放前我国推行重工业及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利用农业积累的资本支持工业化与城市建设。这一向工业及城市倾斜的经济政策严重抑制了农业的发展，限制了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从而形成了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包括分割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二元户籍制度把户口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两种，依据户口性质提供不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导致城乡社会福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人为地造成城乡居民的对立。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这一结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例如现在已有20多个省份推行了城乡统一登记的居民户口制度，但并未动摇其根基，落户城市的限制条件依旧很多，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仍然存在，严重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近年来，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弱化的趋势，而城镇内部被割裂出新的二元结构，城市常住人口中除户籍人口外，有相当数量的半城镇人口。半城镇人口由于没有城镇户籍，子女教育、保险、住房等无法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待遇。而部分取得户籍的新城镇人口尽管实现了从农业到非农的身份转换，但在住房、就业安置方面处于与原城镇人口隔离的状态，并且由于受教育水平有限，无法达到与城镇就业岗位相匹配的文化技能水平，因此仍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体力性劳动，与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文化习俗等相去甚远，无法真正融入城镇社会之中。由此可见，无论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还是城镇内部的新二元结构，都是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
户籍登记的本质作用应是实现对人口的管理，而不应是对人口的自由流动形成限制。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彻底打破以往二元结构，并剥离与户籍制度相捆绑的其他二元制度。在推进户籍改革的过程中，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可以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措施，逐步推进，恢复户籍本身的管理功能，弱化直至消除城市户籍的附加利益，打破户口界限，真正实现城乡统一。此外，也要加快建立健全户籍制度改革的配套制度，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迁徙。
（二）加快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开始与户籍制度相捆绑，因此也具有浓厚的二元性。尽管部分省份施行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但与之相对应的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待遇并未消除藩篱，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别巨大。据测算，我国农村和城镇户籍人口在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和公共设施共享和就业服务等方面最基本的费用人均相差约3000元，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大城市是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是十几万元左右。(4)
近年来各类工伤事故频发，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目前，农民工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政策主要偏重于社会保险，而忽视了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即使是在社会保险方面，农民工的参保状况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统计，医疗、养老、失业、工伤各项对农民工的覆盖率均低于30%，增速缓慢；而由于生育属地原则的限制，流动人口不纳入生育保险范围，农民工的生育保险至今未建立。而现阶段社会救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则并未纳入农民工群体。社会救助如最低生活保障只向非农业户口的城镇居民提供，社会福利如保障性住房，适用对象也仅限于城镇最低收入家庭。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独立于户籍制度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是未来的发展之势，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亟待完善。除了要扩大社会保险项目和覆盖面之外，还要加快将农民工纳入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进程，明晰各级政府责任，推进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
（三）反思现行土地产权制度与征用制度
我国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农民只享有有限期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不能转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农村仍有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土地承包制虽然体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下农民个体对所有权的福利分配，但在最终利益分配过程中没有实现个体应得的权益。所谓的“集体所有”实际上是所有者缺失，限制了土地权益转让带来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功能。这种土地产权的不确定性导致了集体土地增值利益难以量化分配，不仅带来一系列土地权属争议和失地纠纷，也约束了农民向城镇转移的积极性。而在政府征用土地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土地评估和地权登记制度，农村土地的市场价值无法公正体现，加之征地补偿机制尚未健全，失地农民蒙受的损失不可预计。此外，现行土地制度在农民宅基地补偿标准上尚未涉及，导致了现实中的一系列纠纷和问题。
可见，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实际上限制了农民工实现“人的城镇化”的进程。一方面，农民工不愿放弃土地的使用权，造成其无法真正离开土地，阻碍了市民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政府为加快城镇建设大量征用农村土地，但并未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住房、就业等安置落户问题，农民退出农村机制尚属空白。在征地和流转制度方面，需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高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坚持平等和自愿的原则。另外，失地农民进城安置的保障也需尽早提上日程，在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方面对其提供帮助。
（四）提高农村地区文化教育水平
我国农村的教育体制与人力资本投资制度长期落后于城镇地区，文化发展水平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不仅受到地域限制，也受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的影响。目前，我国的文盲人口主要在农村地区。文化程度的落后是农民进入城镇之后就业和生活的主要屏障。难以获取就业信息、缺乏必需的职业教育培训和维权知识导致农民工在城镇工作困难重重，始终无法摆脱从事低水平体力劳动的现状，工资和福利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居民。
当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主要劳动力在城市，其他家庭成员在农村；主要收入来自城市，积累和消费在农村；日常生活在城市，逢年过节回农村。这种“离土不离乡”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人的城镇化”，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仍处于“半城镇化”的状态，没有真正融入城镇化的进程中。而大多数的失地农民在进入城镇落户之后，同样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很难从过去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市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提高农村地区文化教育水平迫在眉睫。
四、结语
在我国大力推行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之下，“人的城镇化”不仅仅意味着人口城镇化，更重要的是“农转非”之后真正融入城镇社会的生活，从人的思想、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实现“城镇化”，这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方辉振,黄科.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求是实现人的城镇化[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4):63-68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李爱民.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建议[J].城市发展研究,2013(7):104-116
[4]李迎生,袁小平.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因应——以农民工为例[J].社会科学,2013(11):76-85
电视，人的回归 篇2
电视百年
今天的电视是一种复杂技术集成的系统，其发展曾经历了以下几个里程碑。
1、尼普可夫圆盘
1885年，24岁的德国青年保尔·尼普可夫(PaulNipkow，1860～1940)获得了一项名为“电动望远镜”的专利，这是电视发展史上的第一项发明。
这项发明就是被称为“尼普可夫圆盘”的光电机械扫描装置，带有许多小孔的“尼普可夫圆盘”在需要被传送图像的物体前面旋转，光线透过圆盘上的小孔将图像转化成一系列电信号。直至20世纪30年代，这项发明都是机械式电视系统的基础。其通过扫描将光学图像分解为像素并转变为电信号进行传输的思想，构成了现代电视的基本原理。
1924年，尼普可夫以“圆盘同步”的设计再次获得专利，1930年尼普可夫将这项同步专利转让给西门子公司。
2、机械电视
1923年，英国人约翰·贝尔德(John Baird，1888～1946)根据尼普可夫原理设计出机械式电视系统并提交了专利申请。1924年制造出工作原型，首次在相距2～3码的地方传送了一个十字形的轮廓。1925年4月，贝尔德在伦敦一家百货公司向公众演示了他的发明，尽管电视上只能看到很粗的轮廓，但这项伟大成就还是引起了轰动。1925年10月，机械电视开始能够传送真正的电视画面，一位名叫Will-iam Taynton的小男孩首次上了电视。
机械电视的发明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1929年BBC接受贝尔德的电视系统，并于同年9月开始试验电视发射。贝尔德也因此成为了英国“电视之父”。
3、电子电视
当贝尔德在英国改进机械式电视系统的时候，俄裔美国工程师佐里金(Vladimir Kosma Zworyldn，1889～1982)在大洋彼岸走上了一条不同的技术路线。基于德国物理学家布劳恩(Karl Ferdinand Braun，1850～1918)1897年发明的阴极射线管显像技术，佐里金把原来用于示波器的布劳恩管改用在电视系统中，于1923年获得显像管和摄像管的发明专利，这是构成电子式电视系统的两项最重要发明。1928年，佐里金又取得了彩色电视系统的发明专利。1929年，在匹兹堡的无线电工程师大会上，佐里金演示了带有显像管的电视接收机，从此电视走上了现代发展的道路。
1929年之后。佐里金调任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电子实验室主任。RCA公司与英国EMI公司和马可尼公司的共同努力使电子式电视系统迅速走向产业化应用，1936年BBC正式采用了电子式电视系统。在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开幕式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首次亮相荧光屏的国家政要。1941年，美国国家电视标准委员会(NTSC)迅速制定了电视传输技术标准，5个月后22个州的电视台采用了这个新标准。
从技术发明到制定标准再到大规模产业应用，电子式电视系统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其发明者佐里金更被尊为“现代电视之父”。
4、遥控电视
为了使观众能够跳过讨厌的广告时间，Zenith无线电公司激励员工发明电视遥控器。第一代电视遥控器叫“懒骨头”(Lazybones)，作为有线遥控器，其可以控制电视机的开关和“顺时针”、“逆时针”两个方向的频率调谐。然而，“懒骨头”并不是很成功，因为电缆线容易绊倒观众。首个无线遥控器是1955年Zenith无线电公司的工程师EugenePolley发明的“闪光助手”(Flash-matic)，采用光电感应技术，白天使用经常出错。1956年，Zenith公司的Robert Adler博士改用超声波技术来实现遥控，并成为延续二十多年的主导设计。直到80年代初，遥控器才改用红外技术。
70年代无线遥控器的大规模推广应用极大地改变了电视观众的收视行为，人们可以在不同频道之间浏览切换，这迫使电视运营商改变电视节目和商业广告的编排和设计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融合业务的发展，遥控器被重新定义为导航工具，成为互动服务的必要配置(Robert Bellamy)。
上述4个里程碑界定了近百年来传统电视的基本框架：
第一个里程碑从理论上提出以电信号传送图像的可能性。
第二个和第三个里程碑是对电视实现方式的探索，机械电视被电子电视取代，这是通过技术试错，抉择技术路线，并且开创了广播式电视产业的运营模式；
第四个里程碑，是观众增加收视自由度的第一步，并且成为传统电视与未来电视的连接桥梁。
如果把尼普科夫圆盘做为电视发展的起点的话，电视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20多年，中国的电视事业也走过了整整50年。从1929年BBC开始模拟电视发射，到2009年美国关闭模拟电视发射，欧美国家大约经历了80年的传统电视阶段。这个阶段的传统电视基本上是沿着增加清晰度、增加节目内容、增加收视自由度的方向演化。
传统电视的局限
20世纪末，数字技术的采用更加快了传统电视在上述三个方向的发展步伐。高清晰度、大节目容量、用户点播等都极大地发挥了传统电视的潜力。然而在传统模式下，这些进步对于多数受众似乎没有产生真正的吸引力。
从1929年以来，技术进步一直在为电视画面增加扫描线。以美国为例，1929年为48线，1935年达到343线，1939年为41l线，1941年制订NTSC时提高到525线。然而，当满足一定的基本清晰度以后。画面解像度的提高和显示屏的增大对于电视受众的效用，实际上只有收视距离远近和电视机摆放位置的区别。虽然高清晰画面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增加了视觉感官的愉悦，但是只要看看手机电视和年轻人痴迷的电脑游戏画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清晰度对于受众的吸引力是多么的有限。尼葛洛庞蒂早在上个世纪就指出，高清晰度电视注定是个笑话——未来电视肯定要提高清晰度，但高清晰度并不是未来电视的本质特征。
增加节目容量也没有成比例地改善电视的收视效用。对于多数电视观众而言，适合自己的电视频道永远只
有少数几个，节目种类再多也没有用，更不用说节目容量被同质化的内容充斥其间。布鲁斯·斯普林斯汀曾抱怨说：“空有57个频道，却毫无内容”。现在有100个频道，又能怎么样呢?
视频点播服务算是比较新的电视服务，观众看什么节目以及什么时候看，都被赋予了自由选择权。然而相关研究却发现，观众对视频点播并不热心。如对韩国IPTV的调查表明，观众最期待的并非视频点播，而是互动业务和其他附加服务(shin，2007)。
数字技术加快了传统电视的发展，也日益暴露其本质特征的局限性，即以广播方式传播有限内容。百年电视，是工业化在媒体领域的缩写，集中式内容供给是工业社会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在传播领域的体现。而在信息社会，去中心化的普遍趋势使得这种集中式的传统广播电视显得日益过时。人们不再一味听从精英的话语，而是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人们不再让客厅里的电视来编排自己的时间表，而是希望在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
“理解未来电视的关键，是不再把电视当电视看待”(Ncgroponte，1995)。
回归人的本性
回顾电视发展的历程，当人们正日益获得更多的自由时，背后潜流暗涌的是技术本身的发展。有人认为，技术是人创造的产物，人的需要决定技术的走向。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技术本身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表现为某种自主性。技术自主性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技术标准化，从而规定了一项技术的基本方向，人们不能选择是否采用标准，而只能选择采用哪个标准。一种悲观的看法是，技术发展已经失控，用户已日益陷入对技术的依赖而不能自拔。或者，更加危言耸听的说法是“人被技术控制”。有趣的是，“电视之父”佐里金晚年就感叹于电视被滥用在无聊琐碎的娱乐而不是有益的教育和文化，他说：“我恨他们(广播公司)对我孩子所做的一切……我不会让我自己的孩子看电视。”
笔者在今年的专栏中，曾谈到西方学界对技术标准协商机制的相关研究，以及认为技术标准是各种利益平衡的结果。美国学者Shin在韩国IPTV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广播业者与电信业者的争论是制约韩国IPTV发展的原因。随后，笔者考察了在产业争论的背景下，国际电联IPTV FG在协调IPTV技术标准方面的协调努力。这些研究表明，不同利益背景的技术认知如何影响着一项新技术的采纳。而在个别地区有线电视整体转换的案例中，我们也从微观层面看到，传统电视及其相关制度安排在面对新技术挑战时所遇到的困难与问题。这些考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仅仅以技术因素或仅仅以社会因素，都解释不了电视的演化。笔者更宁愿跳出技术与社会二分的局限，而采取温纳(Langdon Winner)的观点，即认为技术是一种“生活形式”。
作为一种技术现象，电视也是人的生活形式。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生活形式，因此需要不同的电视。在经历过工业时代之后，也许人们更需要回归本性。
麦克卢汉把电视归为“冷媒介”(cool media)，理由是它信息贫乏，观众常常要投入注意力进行参与；反之，他把电影归为“热媒介”(Hot mesa)，因为它以很高的确定性延展了人的感觉器官，但人们的参与程度较低。如果麦克卢汉活到今天，当他面对着墙上的1080P液晶电视和手中屏幕只有480×320的手持设备，不知道他是否仍然认为电视是“冷媒介”。
回归“人”之本意的新型城镇化 篇3
发展新型城镇化要回归到城镇化的本意上来, 这样比较容易把握。所谓城镇化是指国家由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二三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 是社会的转型。农业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居住模式是分散的, 乡村公共事务是通过乡规民约进行的。城市时代由于工业化的生产和服务的发展出现集聚的态势, 高密度的异质人群需要现代法制来规范人的社会经济活动。
集聚产生经济效应和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这种社会转型过程最重要的因素是“人”, 人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 人的文化水平和社会保障得到提升, 城镇化本意是“以人为本”, 让更多人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离开这个就偏离了城镇化的本意。我们过去的城镇化没有以人为本, 而是以经济发展为本, 把城市面貌改变看得比人的感受还重要, 城市变得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远, 城市建筑脱离了人的使用和需求。
新型城镇化要矫正这种偏差, 经济发展是手段, 但不是唯一的目标。我们要以提高人的素质、追求、社会保障为目标, 人们为什么来到城市, 是希望生活得更好。如果按照这个方向矫正我们的路径和做法, 就是新型城镇化。在过程中可以使用新的理念、方法和技术, 但是手段和目标不能搞错, 如果手段和实现的目标背道而驰就宁愿不用。如果目标方向正确, 新的手段就是正能量。
新型城镇化千万要想到“人”, 出发点是“人”, 依靠的力量也是“人”, 最终落实的目标也是“人”, 让人们的生活环境能够得到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实现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同步发展。
一、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 城市规划设计需变革
城市规划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面临的挑战非常大, 过去的建造模式是投资驱动的, 出现了很多空城。如果要做到“以人为本”, 第一要研究人的需求, 需要什么样的建筑、空间、环境才能让人们更幸福, 需求驱动我们的建筑行为。建筑师和规划师要重新定位, 我们如何确定方案出现根本变化, 要从使用者的需求考虑, 不能定位为“高大上”, 某种时段我们需要宏大叙事, 但不能完全是面子工程, 我们会忽略对老百姓生命攸关的问题。
第二, 需要转变的理念是城市发展的方式。我们原来是不断扩张的发展模式, 实际上住宅已经阶段性过量, 有的城市住宅面积达到人均80平米, 真正普通人的需求被忽略, 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沉淀, 这是规划师和设计师要转变的理念。
第三, 要转变我们的态度和方法。过去主宰城市发展建筑和设计是三类人:一类是“权利”, 政府的意志;二是“资本”, 有更多的话语权, 开发商的喜好表现出来, 出现很多低水准建筑, 反映了社会的浮躁, 设计师觉得很迷茫;三是设计师, 有的设计师能够倾听百姓的声音, 试图提出合适的方案适应百姓的需要, 但是有的是精英主义, 把个人的喜好和理想放大。我们要明白城市用来生活的, 不是用来欣赏的, 生活真意是什么, 设计的时候要考虑进去。
未来规划设计师要倾听各方面因素, 不要自我膨胀, 倾听政府合理的意见, 考虑开发商的诉求, 尤其是公共空间设计要从使用者角度出发, 在方法上更多体现公众的参与性, 接受公众的评判, 吸纳好的建议, 不能凌驾于其他人之上, 要有平等的心态。
目前很多建筑师靠新奇古怪博取眼球, 我们不反对创新和先锋, 但是不可能都是先锋建筑, 恒久的建筑往往是经典的, 不会是奇形怪状哗众取宠的。跟风的建筑很快就会被淘汰, 要考虑作品的寿命, 设计师要慎重。流行的必定的短命的, 经典的是永恒的, 我们的城市多一点经典的建筑, 城市才会有底蕴和文化。建筑师要好好反思自身的创作, 不要盲目追求新奇, 我们需要点睛的标志性建筑, 但是更多的是平凡的建筑, 平凡的建筑才是我们需要重点研究的, 现在很多设计师都不会做了, 都去做豪宅, 不把心思放在使用功能上, 这是我们需要重新反思的。
如果以上三个方面能够调整过来, 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才能适应时代的转变。另外, 当前城市规划扩张的方案做的比较多, 将来建设的速度会减缓, 甚至有的城市开始优化, 将现有的建筑功能进行提升和完善, 既有建筑的更新是我们要重视的。
二、在快速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 保持城市规划的科学理念
新型城镇化提出, 建筑要尊重现有的山水脉络, 既要有新的元素注入代表时代精神, 更要保护和传承传统的优秀文化。凡是让人们流连忘返、感受风土人情的都是老城区, 新城区鲜有人逛街, 不能吸引人们留下来, 城市缺少魅力。我们要注意时代的变化, 城市要有自己的特色空间、魅力空间, 能够吸引人们去休闲和消费。设计要重视城市特色风貌的营造, 吸引人们留下来才能维持城市的繁荣和创新, 否则城市就会走向衰落。设计如何吸引人, 就要体现城市特色, 城市建设从规划角度要尊重自然的环境, 把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巧妙结合在一起, 实现高度和谐, 这是基本的法则。
《尚书尧典》里说:经天纬地曰“文”, 照临四方曰“明”。文即“纹路, 纹理”, 高山、大海、河流、湖泊都是大自然特有的“纹路”。人是有创造力的动物, 会改变原来的自然纹理, 加上人工建造的纹理——房子和路, 两个“纹”叠加得好, 相得益彰就是“明”。“明”是能够传达正能量, 给人以美感, 让人感受积极的、乐观向上的力量。如果设计建造传递出负能量, 就是文明的倒退, 称之为“文昧”。建筑师要思考自己做的事情是朝着文明还是文昧的方向走。每个地方都有自身的文化,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建筑师要去品味、捕捉、发掘当地的文化, 在尊重的基础上加以创造, 这样才能得到赞赏。
三、从城市规划设计角度谈创新的设计策略和理念
我们不反对创新, 但是创新不是无本之源。我比较赞同本土建筑理念, 本土建筑现代化——既体现传承又体现时代精神, 巧妙使用高科技, 在新的建筑里面能够找到传统文化的元素、韵味, 在本土文化滋养下开出新的花朵, 这种建筑值得鼓励。我们强调建筑师应该有城市的观念, 不要只看见自己的设计的建筑, 忽略周围的环境, 我们提倡建筑要得体, 要和周围环境互相尊重, 重视建筑相互之间的关系。建筑师要为城市增添光彩, 做出积极的贡献, 而不是牺牲整个城市成就一个人的理想。
我们要有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建筑师是有使命和责任的, 建筑是凝固一段历史, 体现了这代人在文化上的追求, 随波逐流、没有追求完全丧失了话语权不是好事情, 应该想到传统文化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变化, 建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意识, 努力思考如何去传承保护, 用何种建筑语言彰显中国的文化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彭一刚院士曾说, 建筑有三种境界, 第一层次是“悦目”, 讲究建筑的造型、比例和尺度要符合基本的美学原则, 不是靠标新立异;第二层次是“赏心”, 看到美之后引起情感的共鸣, 能够怡情;第三层次是“载道”, 传递哲学思想和文化追求, 建筑有更深层面“道”的思考, 引发人们对生活、未来、社会的一种想象, 传递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力量。
四、新型城镇化的成败取决战略选择
第一, 国家已经认识到城镇化是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所有的国家第一步要做的是争取国家解放统一, 第二步国家的繁荣富强成为新的目标, 实现工业化是途径, 工业化势必带来城镇化, 城镇化某种意义上是客观规律, 我们要遵循而不是揠苗助长。生产力发展不到就提高不上去,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
城镇化必须放眼全球, 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制定我们城镇化的战略。我们中国的城镇化和西方城镇化时代背景不同, 约束条件不同, 西方当年通过工业化推动城市化, 通过殖民, 通过全球的资源和市场完成西方国家的城镇化。我们不能用武力去抢占资源, 要考虑其他的策略, 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展开城镇化建设, 不能重复老路破坏环境, 所以才要提出生态文明的战略。
第二, 城镇化意味着人口流动, 人和土地的关系发生变化, 人口增长很大, 土地不够, 移民就是为了达到人地平衡。工业文明出现集聚效应, 人口流动进入城市, 最后结果是一个人在城市里产生的价值与在农村等同就不会流动了。美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是1%, 农业占总国民GDP的1%, 制造业是28%, 服务业占了70%, 说明三个行业创造的财富趋近, 所以完成了城镇化。我们国家农业劳动力占35%, 产值是11%, 这就意味35%的人才创造11%财富, 农民生活困苦就是这个原因, 这就是城市化的动力。
未来人口分布要考虑国家战略, 市场力量比较集中我们要通过规划来引导, 国家战略层面要考虑东西的平衡问题, 毕竟我国有16个邻国。我认为, 从国家安全角度要考虑人口分布的长远发展, 一个地方没有人了外国人就会进来, 过一段时间就成为他国的领土。所以城镇化发展要考虑各种力量的均衡发展, 人口的分布、制造业的分布应适当兼顾国家的安全。
第三, 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 我们要结合国情制定城镇化目标和战略, 要打造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中国和美国不同, 美国有先进的制度和科技, 但是他们是移民国家, 因此美国农业一户农户就种植几千亩, 发展规模经济, 城市化水平很高。欧洲农业文明有悠久的历史, 农民对土地有感情, 积累了很多文化, 欧洲保留很多村庄和小镇到现在已经成为文化资源, 城市化水平虽然没有美国高, 但是农村在新时代也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式。
中国农耕文明比欧洲还要辉煌, 世世代代的原住民有家园情结, 不能把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中国比较, 我们要注意城镇化不是消灭乡村, 而是要尊重历史和文化, 我国的文化多样性是可贵的财富。关键是我们没有把文化资源转换成文化产业, 有很多文化宝库没有发掘, 在新时代我们要让这些文化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一定要达到很高, 不能消灭农村, 农村人口减少农民才能有高收入, 人均产值和城市接近了人们就会留在农村, 到了这个阶段就有新的生活方式。一些乡村有价值我们就应该尊重和保留, 这才是中国的城市化, 从战略层面我们不应该追求过高的城市化水平, 完全没有必要。
此外, 在城镇化进程中, 我们不能把结果当原因,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不是经济发展的手段, 我们之前错把结果当手段了。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 不是土地和资本的城镇化。不要把城镇化当成“城建化”, 这太肤浅。现在很多开发商听说城镇化就激动起来, 以为又会发生大规模建设行为, 都是误区, 盲目开发的结果会吃亏, 导致盖了房子卖不出去。
五、打破“千城一面”, 打造真正的“城市特色”
千城一面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了我们的重视, 不仅是学术话题已经成为社会和政治话题, 需要深刻反思。城市缺乏特色是因为几个方面没有做好, 避免“千城一面”我们的设计要做到“三个尊重”:
第一, 要尊重自然环境, 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本底, 我们要观察和体味城市的山水格局, 巧妙设计相得益彰, 让城市具备环境的特色。比如西湖和杭州的关系, 金山和镇江的关系, 把山水环境和城市结合起来往往使得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面貌。
第二, 要尊重文化, 不同时代会留下不同历史印记, 保存下来每个地方的故事不同, 设计师要珍视他们并设计到公共空间体系中, 人们在其中能够感受到历史脉搏的跳动。如果抹掉了这些历史印记, 重新盖房子当然会“千城一面”。
第三, 要尊重当地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每个地方的生活方式不同, 根据不同需求设计要具体分析, 有很多建筑和街道、特色空间、绿化植被都是特色的体现。
总之, 城市规划需要严谨务实地去操作, 譬如在北川的建设中, 把一个城市建好需要多个专业配合, 规划师和建筑师不是天敌, 建筑师总是觉得规划师会限制他们, 但在北川设计中规划和城市设计是一起操作。规划城市功能时候就考虑建筑未来的形体, 如何和山水巧妙的结合, 如何把握尺度、风貌、形式, 城市设计和规划图一起设计出来。所以好的建筑师是不希望完全天马行空的, 要在一定限制内发挥创造性, 能够解决问题的设计才是最适合的。城市设计不是限制建筑师的创造, 是在一个条件下发挥, 不能完全没有框框, 北川的城市设计是各个专业一起合作, 能够把握得比较好。在北川城市文化方面, 设计特色上体现羌族文化、民族习惯、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当地文化, 我们要吸收和反映文化的元素, 体现在小品、空间、植被、建筑形式方面。这个设计当地羌族民众很满意, 本土化设计中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精神。
作文教学要回归人的情感诉求 篇4
一、累积生活，激发创作灵感
巴金先生曾经这样解释写作的原因：我们写作是因为我们有话要讲，有感情需要倾诉。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写作理解为用文字来表达我们的内在情感。感情是作文的灵魂，如果没有真实的情感，即便再优美华丽的文字也不可能造就一篇优秀的作文。但是真情的流露并不是易事，需要我们对生活进行细心的观察，不断积累生活阅历，这点同叶圣陶先生所说的“空恃技巧不能造物”不谋而和。
因此，教师在训练写作的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生活积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通过选取生活素材来触碰学生的情感神经，激发学生的写作欲望和冲动，充分调动学生利用生活素材来进行写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促使他们产生表达“生活积累”的欲望，并喜于“倾吐”。如何才能使学生做到这一点？语文教师在开展作文写作的过程中要善于引导学生练习写作，让学生将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用文字表达出来，倾注于纸上。此外，还要及时给予学生鼓励、表扬和肯定，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感受到写作的乐趣，从而产生进一步写作的动力。
例如，教师在平时的作文训练过程中，除了借助教材中有关的素材外，还可以借助网络、计算机和多媒体等先进技术，为学生搜集丰富的作文素材，供学生学习和参考，从而不断增加学生的生活积累，丰富学生的写作素材。此外，教师还可以积极组织班级作文大赛等活动，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让学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增长自身的情感表达能力。
二、潜移默化，培养真挚情感
情感是写作的基础和前提，是写作必备的条件，它细腻无声、温馨淳朴，能唤醒我们的心灵，震撼我们的灵魂，滋润我们的心田，同时情感对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良好的情绪是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学生写出佳作的必备条件。因此，在开展作文教学的过程中，语文教师要善于培养学生的情感，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教学活动来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
1真情待学生
学生作为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虽然有丰富的知识，内心却非常脆弱，教师的行为举止、只言片语均会对学生的内心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到学生的情感表达，进而影响到学生的作文写作。因此，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语文教师要善于用真情来感化学生，用言语来感动学生。如教师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要关心学生的生活情况，遇到学生生病，教师可以为学生送上一杯热水，说一些安慰的话语或者陪学生去医务室，这些行为均可以对学生的内心情感产生积极的影响。
2给学生鼓励
作文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点，同时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学生在写作文的时候通常会有“总有千语想表达，而下笔写作难又难”的感觉，
这时候教师需要及时给予学生肯定和鼓励，让他们大胆发挥，自由写作，这样才能做到巴金先生所说的“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例如，在开展写作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如果发现学生陷入写作的困境时，可以适时地用肯定的话语，如“大胆写，你可以写好的”等来鼓励学生，帮助学生走出写作困境，同时也有利于学生积极情感的培养。
三、关注细节，感悟生活大美
写作能力提高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学生情感升华的过程，正如一片树叶可以凸显森林的生机，一滴水可以折射大海的澎湃，写作不是单纯地将各种作文素材进行罗列，而是一个将生活进行升华的过程。语文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关注细节，让学生用心灵、意识和情感去触摸和领悟生活中存在的细微之处，发掘生活的真谛。有的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往往无从下手，也有部分学生面对写作，只是复述单纯的生活经历，而不能够将自己的真实感情注入到作文写作中。究其原因，就是学生缺乏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感悟。
例如，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等灾难中，中国同胞患难与共，众志成城，帮助受难同胞共渡难关，充分彰显爱的博大;“最美妈妈”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忘保护自己的孩子，充分演绎了母爱的伟大等。如果学生对生活没有深刻的理解，又怎么会产生深刻的感悟呢？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因此，教师在平时的作文训练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关注生活细节，用心去触碰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充分地感受生活所包含的情感因素。
总之，学生写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自身情感申诉的过程，而作文的魅力和价值也正在于情感的真实表达。学生只有包含真情，才能够写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作品，才能够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因此，在高中作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特别注重学生情感的培养。
回归人的城镇化 篇5
是的，我最害怕这一生，在教育里，越是走下去，越是觉得脚步的犹疑与迟重，筱敏那句话始终呼响：“那些‘坏人是怎么‘教育出来的！”
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玉良就当下教育，在2010年的时候就说到：中国大学精神虚脱。是的，看重即时利益成为当下教育的一个症结：升学率是校园网上最喜庆的年度大餐，是学校向社会交代的最丰实的业绩，是我们在家长那里最引以为乐的小苹果。教育，更多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可标的的产业，教育行为更多表达成为一种合格产品的生产行为，产品流放市场后，事不关己。
这是否是“对”的教育？物质器用与短期实利之外，有谁来思考、维系和传承可能的未来？教育，是助人“生存”，还是助人“存在”？
2014年8月9日张维迎教授在“财知道·智友会”第二期上发表演讲：“99%的中国人不把自己当人看，亟需启蒙”。是的，生存，苟且是一种状态，清醒是一种状态，高扬是一种状态；从混沌而欲望的本我，到现实理性的自我，到至高至善、抵达理想的超我——教育，在何处作为？
面对这样的结果，我们是否应当在获取分值之外，来思考一下分值以外的问题：我们的教育过程是否基本合理？我们除了从升学数值上、还应该从什么意义上来衡量这个合理性？我们教育出来的孩子是否精神独立、人格美善，足以支撑他在以后的人生中达成自我实现？他们是否适应现代文明，并对现代文明有所作为？
这样思考并非是毫无意义的，人活在世界上不可能没有终极诉求，我们今天的教育之所以是乏力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行为遵循着分数法则而不对这个终极诉求有所思考有所回应。我们的眼睛向下，匍匐在地，“生存”，把我们彻底击倒了，我们逡巡在当下物质的饥渴里，养成了惯性，忘了去慰藉、建构我们的内心，终于，再多的物质堆积，再多的身体狂欢，也不能给我们片刻的安宁，我们成为荒野游魂，找不到归属，找不到存在感，找不到生命正确的打开方式。
而为人师的我们，面对生存，又何尝不是一副惶惶然不可终日的状态？可能企望这样的我们，去实现教育的启蒙？
这是一个坐立难安的时代，如何来安顿我们自身惶急不安的身体与灵魂？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是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文，也是读书与治学的规训：“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明心见性，认认真真，干干净净。这，就是书生的气象。
无论是学的一方，还是教的一方，都需有这样的书生气象。书生气象，不是制造器具的匠气，而是赋予器具以意义的精神；器具总会消失，而精神会创造出新的天地。五四一代，自称拥有35个博士学位的胡适之，开创了白话文时代。精通十几种语言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从而开启“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清华新时期与人文科技的民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的“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用自己的人文天下的理想，践行了一条善其身、济天下的大学之道。不唯如此，书生气象，乃可以立法与立命：苏格拉底以其一死确认了法的精神，为古希腊法治文明奠基；耶稣之死则显示了复活的奇迹，向人类预告了救世主的来临，确立了希伯来宗教信仰的根基。在这法治和信仰的基础上，敷演出了后来的欧洲文明。
书生气象何以可为？王阳明用兵，一生无败，他说：兵法之本，在于立心。立心以“定”，而有主体性；立心以“慧”，而有能动性。而心学，立定本心，打开慧门。“知行合一”，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完全打开。用兵有什么术！只要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就是术，胜负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这番逻辑，就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最好诠释。这也就是2014年8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专题文章所说的“理想的教育不会把人改造成工具”。
这是教育应有的清明。
有必要在此重申终极诉求的基本内容。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历史的载体确定为“文明”，把“文明”作为考察人类历史的基本单位，并认为文化是一个文明社会所特有的精神活动的总括，任何文明的运动过程本质上都是精神的提升与衰退的过程。而在上世纪之交，章太炎先生更早关注到在西方物质实利之外推动人类进步的真正力量在于精神的力量，并力图于知识和物质文明之外，寻找一种宗教的、精神的力量来增进道德、推动革命。“精神力的培育”“价值体系的建构”，这在人类学与历史学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这话题却并没有在今天我们的教育那里得到应有的回应。
因之，从人的终极诉求意义上说，今天的教育者实在、也尤其不必欣喜得到什么，而当去敬畏消失和即将消失的东西，去看到那些消逝并有所思考，在思考中建立有关“人”的课程价值。看重学业成绩的得失，本无可厚非，上海洋泾中学校长林海林老师——之前曾任过地方教育局长、大学教授，他直言不讳对升学成绩的追求，但也提到升学成绩一定不能作为我们终身学习的目标，而是一个必要也是最基本的基奠。是的，升学成绩终究难成其为终极价值，因而也不能构成可传承的意义；而一个只懂得止步于学业数值度量衡，却不懂得思考、懂得“人”的度量衡的教育时代，一定不能称作是进步的教育时代。
一个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真正的人所具有的品质是怎样的呢？哲学与心理学家弗洛姆说，就整个人而言，肉体的诞生之后，人的诞生过程仍在继续，人的整个一生不是别的而正是诞下自己的过程。这种诞生，即是指精神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应当是一种助产术，帮助每个人认识到自己生命的需求，并使之得到满足与维护。
不管现在我们正在做着什么，以后将会走向哪里，都要去想一想“教育的责任”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教育里“生存”，这个生存，教的一方和被教的一方各自将怎样来负责？
怀特海说：教育的目的——生命，生活，生长。谨奉前训，我当谦卑于我的教育身份；并因为这样的谦卑，审慎于我的教育行为——我希望我为学生打开的这扇门，更可能是一扇通向无限可能无限自由之门，一扇面对生命此在意义与未来意义之门。因之，我坚持我的“精神语文”之路，坚持以反思的姿态面对教育。我相信，精神的真实、独立、超拔、创造，在局限中寻找可以走向的自由之维，这是一个教育者应有的觉知。我知道，因为这种独立思考精神的坚持与突围，教育者几乎就是那悲壮的西西弗斯，冲破群体的围蔽，引领被教育者去行走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之路，去面对自己的灵魂，拷问存在的意义，这是他此生的命运，也是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