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经验

城镇化经验（精选十篇）

城镇化经验 篇1

1、承包地流转

农区城镇化进程中, 通过承包地的流转, 土地的重新规划, 有效地解决了土地资源不足以及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承包地流转主要有三种形式, 即转包、租赁和入股。转包就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 业生产经营。租赁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土地入股是指承包方之间为发 展农业经济,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 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合作社等,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通过承包地的合理流转, 最终将土地集中到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手中, 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 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 为进一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 推动城镇化的顺利进行创造了重要条件。

2、宅基地置换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大量农民进城务工, 在城镇有稳定工作的农民, 通过宅基地的置换在城镇换取相应的社会保障。置换的具体流程是农民进城后将宅基地交给政府, 政府根据耕地增减挂钩原则, 将宅基地平整为耕地, 而多出来的耕地指标, 被调整为城镇建设用地。同时将多出的城镇用地出让, 并将这部分土地增值溢价的一部分返还给农民, 换取城镇的政策保障房, 商品房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通过农村宅基地的置换, 一定程度上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 同时也解决了城镇用地紧张问题。

3、产权认定

承包地流转以及宅基地置换的前提条件是要对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民房屋的产权进行确定。没有产权, 农民盖的房子不能抵押, 不能转让, 甚至连出租都困难, 只有农民有了产权, 才能有效地保证并增加其财产性收入, 其相应权益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 进城的农民可以放心将土地、房屋进行转包、租赁或入股, 在收入增加的同时, 也不再担心因没有维权的法律凭证而使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 解决了离开农村的后顾之忧。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 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 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 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因此, 在现阶段, 尊重并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 并从法律、制度层面确权、还权及维权, 是城镇化进程中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

4、农业的规模化生产

农村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释放, 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农业机械的更新, 以家庭农田为单位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也难以拿出充裕的资金购买新型农业机械或对农业进行技术改良。再加上近年来受到通货膨胀的冲 击, 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涨, 农民单纯靠农业生产所能获得的收入十分有限, 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在这种条件下, 有必要对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调整, 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农业现代化将改变过去以劳动力投入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 并通过规模化、机械化以及技术创新, 实现传统农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变, 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在原有的耕地面积上获得更多的农业产品。具体而言, 农民通过农田租赁、入股等多种形式与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签订协议, 交由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对农田进行规模化耕种。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有资金有技术也 有设备, 他们通过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 降低了农业边际生产成本, 从而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并获得可观的利润。而农民除了定期获得土地租金、股份红利以外, 还可以通过选择外出务工或被聘为农业工人而获得额外劳动报酬, 实现了收入的增加。同时, 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得到了释放, 可以参与到城镇的第二或第三产业的就业中来。

5、农村金融支持

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资金互动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金融服务机构, 为农民自主创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当前, 农民贷款难这一问题十分突出, 而导致农民贷款难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 农民可用于抵押贷款的资产十分有限, 而农民的承包地、房屋由于没有产权, 因此无法进行抵押, 出于风险考虑, 银行也就自然不愿放贷。即使在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房屋产权认定, 可以抵押贷款的前提下, 银行贷款也会有顾虑, 要是贷款到期农民不还款, 银行又如何处理这些作为抵押品的土地和房屋?对于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房屋产权, 银行是无权进行随意出售的。第二, 银行对农民的信用状况和资产情况不了解, 即使要了解其成本及难度也不小, 另外农民贷款多为小额贷款, 收益也有限, 再加上没有一定的担保, 银行自然不愿贷款。因此, 为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可以在省、市一级成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 把到期不还的抵押品进行网上公示, 吸引买主, 成交后将地产和房产的交易金额直接划到银行抵债, 解决银行抵押品处理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贷款的额度要有控制, 避免农民的土地和房屋因无法还贷而直接破产和无家可归, 这里可以借鉴重庆的做法, 即将部分财政扶贫款和补贴资金转为农民信贷基金, 为农民支付银行贷款利息, 转“输血”变为“造血”, 在减轻农民还贷压力的同时鼓励农民进行贷款创业和扩大再生产。针对第二个问题, 可以成立县一级的农村信用社担保中心, 以此作为农民和银行之间的中介机构, 调查贷款人的信用状况、资产负债状况并为贷款人担保向银行进行贷款。

6、二、三产业拉动

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的发展, 必然推动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 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也因此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不得不面对再就业的问题。如果城镇没有二、三产业的支撑, 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 那么这些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资源不仅可能得不到充分的利用, 同时还有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 强有力的产业支撑是城镇化的必要条件。就产业结构而言, 虽然第二产业在城镇化初期会吸纳大量劳动力, 但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第二产业新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将逐渐减少。因此, 要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 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城工作, 除了不断扩大第二产业规模, 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和就业机会之外, 还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那么如何扩大和发展二、三产业呢?首先政府部门应该充分比较和分析当前的市场形势, 因地制宜, 在明确本地产业发展潜在优势的基础上, 通过鼓励、引导等手段将这种潜在的优势转化为当地现实的产业优势。同时, 以优势产业为基础, 充分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用, 不断延伸产业链的上下游产业, 逐步构建起分工协作、配套齐全的产业集群, 以实现产业对就业的拉动。

7、大力发展小微企业

引导和鼓励发展小微企业, 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小微型企业投入小, 技术和装备简单, 易于创建, 虽然每户规模不大, 但数量增加快, 吸纳就业面广。在欧洲, 2000多万户企业中, 微型企业就占到了93%, 提供了1.22亿个就业岗位;在美国、加拿大, 微型企业解决就业人数接近非农劳动力的90%。大力发展微型企业, 可以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同时, 微型企业由于规模小, 经营灵活, 能够迅速反应并调整以适应市场的变化。正因为这种优势, 很多企业能够由小到大, 不断实现规模的扩大、扩张, 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或公司就是由微型企业发展而来的。另外, 对于农民、下岗工人和大学毕业生而言, 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有限, 小微企业较低的进入门槛也为其提供了创业的机会。很多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小微企业创业园、小微企业工业园, 为小微企业提供经营场地并给予各种帮助。如重庆, 就采取了如下措施来扶植小微企业: 1.减税、免税;2.方便它们获得小额贷款;3.创业时资本金不足的, 由政府垫支一部分资金, 帮助小微企业创业者开业;4.免费培训小微企业的业主和职工;5.简化登记注册手续。这些措施受到小微企业创业者们的欢迎, 极大调动了他们的创业积极性, 为解决城镇的就业问题提供了重要条件。

8、城市的建设

为了不断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需要加强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大力发展公用事业和城镇服务业, 美化亮化城市环境, 从整体上来提升城镇的吸引力和承载力。然而城市的这些建设离不开大量持续多年的资金支持, 这样的巨额资金如何筹集呢? 有一部分是依靠政府筹集, 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 比如义务教育的实施, 某些医疗卫生设施、自然和消防的设施、环境治理的设施、行政关系的设施, 政府财政无疑要承担这些建设的费用。居民住宅中的廉价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 政府也有责任承担。但由于当前地方财政事权与财权不匹配, 使得在城市建设过程中, 财政资金缺口较大, 特别是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 城镇建设资金十分短缺。虽然“土地财政”在短期内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 但毕竟不是长久之策。其次, 通过地方债务融资来进行城市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 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周期的拉长, 地方欠债会越来越多, 最后又由谁来偿还这些债务呢? 另外, 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来自何处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城市的供水、供气、供热、供电、公共交通等, 还有其他公共服务业资金, 其来源既不能完全靠财政, 也不能完全靠市场。之所以不能够完全靠财政, 是因为财政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之所以不能完全靠市场, 是因为公用事业一般投资周期长、回收期长, 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 不愿意投入大量的资金。鉴于这些问题, 可以学习某些发达国家的经验, 诸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先由政府财政出资作为种子基金, 同时吸引金融机构投资者共同出资建立一个城市公共投资基金, 在公共投资基金建立以后, 通过基金向民间发放金融债券, 到民间去集资, 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建设投资。这样不仅拓宽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 同时还解决了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 为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9、户口身份问题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城镇获得稳定的工作, 并在城里购房安家。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普通的城镇居民已经没有区别, 甚至有些家庭的收入还略高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 然而, 其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歧视, 在城镇生活却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身份和待遇。如孩子读书需要交纳更多的择校费, 甚至被一些好的学校拒之门外。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使得同样生活在城镇里的务工农民受得了不平等待遇。其次, 农民和工人仅仅只是从事的行业不同, 农民进城务工, 从事的行业变化了, 成为了产业工人, 那么就应该被称为工人, 为什么还要给他们贴上“农民工”这一标签?这也是一种身份的歧视。进城务工的农民为城镇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城镇为何不能给他们一个公平的待遇和身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中央要求加快改革户籍制度, 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许多地方出台了相关文件让符合条件的农民落户城镇, 如广东省出台了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指导意见; 重庆市出台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的实施试行办法;上海、成都、深圳等地探索实行居住证制度, 凡领取居住证的流动人口, 在求职务工、社会保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市民同等待遇。

10、社会保障问题

城镇化建设的德国经验 篇2

时间：2012-12-26来源：学习时报作者：

德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比较快、城镇化率比较高的国家之一，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先进理念与管理经验，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

注重区域协调发展。主要体现在德国城市的均衡发展观及其政策措施。德国联邦宪法第106条规定，德国应追求区域的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因此在城乡建设和区域规划的政策上，有两项最高宗旨：一是在全境内形成平等的生活环境，减少各地区的差异；二是追求可持续发展，使后代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东德并入西德以后，德国为使全区域生活水准平等，设立了团结税，每年有5000亿欧元对原东德地区投资，修建高速公路等大量基础设施，缩小东西部的差距。

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发展。德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发展，形成一种城乡统筹、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独特模式。一方面，德国的城市分布避免过度发展城市区域中的某一单一支配性中心城市，因而形成了“多中心”格局。德国有11个大都市圈，包括莱茵—鲁尔区、柏林—勃兰登堡、法兰克福区、莱茵—美茵区、斯图加特区、慕尼黑区、大汉堡区等。这11个大都市圈分布在德国各地，聚集着德国70%的人口，并解决了国内70%的就业。另一方面，德国城市化建设遵循“小的即是美的”原则，其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这些城镇数量多且分布均匀，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功能明确，经济发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德国共有大中小城市2065座，其中，82个10万人口以上的行政区生活着2530万人，占德国总人口的30%；其余人口则多数分布在2000—10000人的小型城镇里。全国除排在第一位的柏林有340万居民外，排在第二位的汉堡只有170万人口，第三位的慕尼黑只有120万人口，没有其他超大规模的城市。

注重规划先行。规划具有法定性、长期性、固定性、稳定性。德国城镇化建设十分注重发挥规划的指导和协调作用，其城镇规划不仅强调功能完整、布局合理，而且对于交通、通讯、排污等公共设施建设坚持长远性原则，避免重复建设，并留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对今后需要重建、扩建的项目也纳入规划的考虑之中。德国城市规划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制订过程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市民参与，表现在“地方政府+专家+公众参与”的“三结合”上。在市级的城市规划特别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都有市民的广泛参与。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市政府要向市民公示，广泛听取市民意见，对市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府或者规划局必须给出书面的答复，要向市民逐条解释说明。因此，市民对自己的城市特别是居住地附近的规划要求非常了解，有利于形成共建共管的良好氛围。

注重特色产业支撑。城市能否稳定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产业支撑。但产业不能凭空发展，而是遵照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引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德国城市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定位和侧重点，呈现出主导产业突出的鲜明特点。比如，柏林是文化、工业中心，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汉堡是贸易中心，斯图加特是汽车城，海德堡是科研城、文化城和旅游城。

注重保护文化遗产。二战后，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德国人为了重建城市，大规模摧毁了被战争破坏了的公共建筑。到了 70年代，德国人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失误，开始把对历史文化和古老建筑的保护、修复作为重要内容，规定具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建筑必须列入保护范围，并拨出专款用于维修和保护工作，使之成为城市独特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德国，城市既是建筑艺术的天堂，也是社会历史的缩影。

注重环境保护。德国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天然森林、草坪形成了基础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历史传统和人文素质，德国国民对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强。近年来，德国政府每4年颁布一轮生态建设计划，实行指令性管制。在小城镇建设中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因素优先考虑，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在其建设法典中，环境保护制约着建设的全过程，而且政府规定，任何建设项目都要保证绿地总量的平衡。因此，德国几乎所有小城镇中森林和花园总面积都占该城的1/3以上，环境十分优美。

新型城镇化的经验与思路 篇3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迄今为止，中国城镇化率已略高于50%。但根据研究中国城镇化的专家的意见，中国目前的实际城镇化率还不到40%。理由是：中国至今仍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城镇中一些农民工虽然在城镇中已是常住人口，但农民户籍未变，身份仍是“农民”，不能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特别是涉及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更是如此，从而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模式就更有迫切意义。以下主要介绍一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的经验和思路。

（一）承包地流转

农区城镇化进程中，通过承包地的流转，土地的重新规划，有效地解决了土地资源不足以及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承包地流转主要有三种形式，即转包、租赁和入股。转包就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转给同一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租赁是指承包方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以一定期限租赁给他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土地入股是指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股权，入股组成股份公司或合作社等，从事农业生产经营。通过承包地的合理流转，最终将土地集中到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手中，实现了土地的高效利用，推动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为进一步释放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城镇化的顺利进行创造了重要条件。

（二）宅基地置换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在城镇有稳定工作的农民，通过宅基地的置换在城镇换取相应的社会保障。置换的具体流程是农民进城后将宅基地交给政府，政府根据耕地增减挂钩原则，将宅基地平整为耕地，而多出来的耕地指标，被调整为城镇建设用地。同时将多出的城镇用地出让，并将这部分土地增值溢价的一部分返还给农民，换取城镇的政策保障房，商品房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通过农村宅基地的置换，一定程度上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了稳定的经济保障，同时也解决了城镇用地紧张问题。

（三）产权认定

承包地流转以及宅基地置换的前提条件是要对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民房屋的产权进行确定。没有产权，农民盖的房子不能抵押，不能转让，甚至连出租都困难，只有农民有了产权，才能有效地保证并增加其财产性收入，其相应权益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进城的农民可以放心将土地、房屋进行转包、租赁或入股，在收入增加的同时，也不再担心因没有维权的法律凭证而使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解决了离开农村的后顾之忧。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合法财产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因此，在现阶段，尊重并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并从法律、制度层面确权、还权及维权，是城镇化进程中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

（四）农业的规模化生产

农村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释放，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农业机械的更新，以家庭农田为单位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也难以拿出充裕的资金购买新型农业机械或对农业进行技术改良。再加上近年来受到通货膨胀的冲击，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涨，农民单纯靠农业生产所能获得的收入十分有限，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不断拉大。在这种条件下，有必要对现有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调整，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农业现代化将改变过去以劳动力投入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并通过规模化、机械化以及技术创新，实现传统农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转变，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原有的耕地面积上获得更多的农业产品。具体而言，农民通过农田租赁、入股等多种形式与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签订协议，交由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对农田进行规模化耕种。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有资金有技术也有设备，他们通过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降低了农业边际生产成本，从而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获得可观的利润。而农民除了定期获得土地租金、股份红利以外，还可以通过选择外出务工或被聘为农业工人而获得额外劳动报酬，实现了收入的增加。同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得到了释放，可以参与到城镇的第二或第三产业的就业中来。

（五）农村金融支持

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资金互动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为农民自主创业、扩大生产规模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当前，农民贷款难这一问题十分突出，而导致农民贷款难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农民可用于抵押贷款的资产十分有限，而农民的承包地、房屋由于没有产权，因此无法进行抵押，出于风险考虑，银行也就自然不愿放贷。即使在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房屋产权认定，可以抵押贷款的前提下，银行贷款也会有顾虑，要是贷款到期农民不还款，银行又如何处理这些作为抵押品的土地和房屋？对于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民房屋产权，银行是无权进行随意出售的。第二，银行对农民的信用状况和资产情况不了解，即使要了解其成本及难度也不小，另外农民贷款多为小额贷款，收益也有限，再加上没有一定的担保，银行自然不愿贷款。因此，为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可以在省、市一级成立农村产权交易中心，把到期不还的抵押品进行网上公示，吸引买主，成交后将地产和房产的交易金额直接划到银行抵债，解决银行抵押品处理问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贷款的额度要有控制，避免农民的土地和房屋因无法还贷而直接破产和无家可归，这里可以借鉴重庆的做法，即将部分财政扶贫款和补贴资金转为农民信贷基金，为农民支付银行贷款利息，转“输血”变为“造血”，在减轻农民还贷压力的同时鼓励农民进行贷款创业和扩大再生产。针对第二个问题，可以成立县一级的农村信用社担保中心，以此作为农民和银行之间的中介机构，调查贷款人的信用状况、资产负债状况并为贷款人担保向银行进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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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三产业拉动

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的发展，必然推动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也因此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不得不面对再就业的问题。如果城镇没有二、三产业的支撑，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那么这些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资源不仅可能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同时还有可能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强有力的产业支撑是城镇化的必要条件。就产业结构而言，虽然第二产业在城镇化初期会吸纳大量劳动力，但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第二产业新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将逐渐减少。因此，要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城工作，除了不断扩大第二产业规模，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和就业机会之外，还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那么如何扩大和发展二、三产业呢？首先政府部门应该充分比较和分析当前的市场形势，因地制宜，在明确本地产业发展潜在优势的基础上，通过鼓励、引导等手段将这种潜在的优势转化为当地现实的产业优势。同时，以优势产业为基础，充分发挥其辐射和带动作用，不断延伸产业链的上下游产业，逐步构建起分工协作、配套齐全的产业集群，以实现产业对就业的拉动。

（七）大力发展小微企业

引导和鼓励发展小微企业，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就业机会。小微型企业投入小，技术和装备简单，易于创建，虽然每户规模不大，但数量增加快，吸纳就业面广。在欧洲，2000多万户企业中，微型企业就占到了93%，提供了1.22亿个就业岗位；在美国、加拿大，微型企业解决就业人数接近非农劳动力的90%。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可以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微型企业由于规模小，经营灵活，能够迅速反应并调整以适应市场的变化。正因为这种优势，很多企业能够由小到大，不断实现规模的扩大、扩张，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或公司就是由微型企业发展而来的。另外，对于农民、下岗工人和大学毕业生而言，他们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有限，小微企业较低的进入门槛也为其提供了创业的机会。很多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小微企业创业园、小微企业工业园，为小微企业提供经营场地并给予各种帮助。如重庆，就采取了如下措施来扶植小微企业：1.减税、免税；2.方便它们获得小额贷款；3.创业时资本金不足的，由政府垫支一部分资金，帮助小微企业创业者开业；4.免费培训小微企业的业主和职工；5.简化登记注册手续。这些措施受到小微企业创业者们的欢迎，极大调动了他们的创业积极性，为解决城镇的就业问题提供了重要 条件。

（八）城市的建设

为了不断推进城镇化的进程，需要加强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公用事业和城镇服务业，美化亮化城市环境，从整体上来提升城镇的吸引力和承载力。然而城市的这些建设离不开大量持续多年的资金支持，这样的巨额资金如何筹集呢？ 有一部分是依靠政府筹集，依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比如义务教育的实施，某些医疗卫生设施、自然和消防的设施、环境治理的设施、行政关系的设施，政府财政无疑要承担这些建设的费用。居民住宅中的廉价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政府也有责任承担。但由于当前地方财政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使得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财政资金缺口较大，特别是中西部的欠发达地区，城镇建设资金十分短缺。虽然“土地财政”在短期内能解决部分资金问题，但毕竟不是长久之策。其次，通过地方债务融资来进行城市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周期的拉长，地方欠债会越来越多，最后又由谁来偿还这些债务呢？ 另外，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资金来自何处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如城市的供水、供气、供热、供电、公共交通等，还有其他公共服务业资金，其来源既不能完全靠财政，也不能完全靠市场。之所以不能够完全靠财政，是因为财政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之所以不能完全靠市场，是因为公用事业一般投资周期长、回收期长，企业都是以盈利为目的，不愿意投入大量的资金。鉴于这些问题，可以学习某些发达国家的经验，诸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先由政府财政出资作为种子基金，同时吸引金融机构投资者共同出资建立一个城市公共投资基金，在公共投资基金建立以后，通过基金向民间发放金融债券，到民间去集资，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城市建设投资。这样不仅拓宽了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同时还解决了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为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九）户口身份问题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城镇获得稳定的工作，并在城里购房安家。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普通的城镇居民已经没有区别，甚至有些家庭的收入还略高于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然而，其身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受到歧视，在城镇生活却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身份和待遇。如孩子读书需要交纳更多的择校费，甚至被一些好的学校拒之门外。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使得同样生活在城镇里的务工农民受到了不平等待遇。其次，农民和工人仅仅只是从事的行业不同，农民进城务工，从事的行业变化了，成为了产业工人，那么就应该被称为工人，为什么还要给他们贴上“农民工”这一标签？这也是一种身份的歧视。进城务工的农民为城镇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城镇为何不能给他们一个公平的待遇和身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要求加快改革户籍制度，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许多地方出台了相关文件让符合条件的农民落户城镇，如广东省出台了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指导意见；重庆市出台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居民转户的实施试行办法；上海、成都、深圳等地探索实行居住证制度，凡领取居住证的流动人口，在求职务工、社会保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等方面享有与当地市民同等待遇。

（十）社会保障问题

城镇化实际上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教育、医疗资源的城乡均衡配置使得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不断缩小。如在很多地方，高中集中在县城办学，同时给寄宿的农村学生减免一定的食宿费用，这样就可以让农村的学生在不增加额外负担的同时，也享受到与城里学生相同的教育资源。对于部分在乡里办学的初中，政府也通过增加农村教师工资补贴，推动城乡教师轮岗交流等形式，打破过去优质教育资源在城市过度集中的状态，逐步实现教育资源的城乡均衡化布局。另外，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的不断扩大，参加保险的农民到六十岁也能像城里人一样获得养老保险金，老有所养的社会保障福利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的老年人提供了生活保障，减少了生活负担。在医疗卫生方面，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实施和推广，广大农民开始享受到社会医疗保障的福利，不仅小病治疗可以得到报销，大病治疗在一定比例下也能得到补偿。但需要看到的是，目前城乡医疗保险的差距仍然很大，特别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之间的差距大，主要表现在保险的费用缴纳、报销金额、报销比例以及报销的范围上，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都要优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因此，要缩小农村城乡医疗卫生保障差距，政府还需要继续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逐步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和农民看病报销比例，提高统筹层次，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都能享受到更多的社会保障，从而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发生，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对“社会危机陷阱”的跨越。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城镇化经验 篇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城市化不可抗拒。 欧洲诸多国家出现了城市病,它们牺牲了农业和农民的利益,随着交通方式、基础设施网络的拓展, 走上“蔓延型”的郊区化道路。这种无序、分散扩展的空间形态使得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城乡界限模糊,资源难以整合而取得规模效益,导致经济、社会和环境成本大幅提高。[1]美国也由最初的紧凑和密集结构向多中心分散结构发展,空间上为城市沿公路线向外低密度蔓延。城乡差别虽缩小,工作和居住地分离造成能源消耗大,而新区建设的配套难和老城设施更新难、优势无法发挥[2]。

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度城市化,造成了大量的棚户区、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和庞大的失业大军以及社会问题出现。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未同步发展, 空间布局上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导致城乡不平衡发展及收入差距过大。此外,还存在政策导向与市场体系不健全并存等弊端。因此,若要缩小城乡差距, 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有助于引导城镇正确发展。如东南亚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都市扩展区,导致了社会的二元结构, 部分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在外国资本的涌入、大城市辐射与扩散、乡村工业化等复合作用下,呈现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已高度非农化与城镇化严重滞后的不匹配,形成人口和非农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低、公用基础设施短缺的空间形态[3]。

2. 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发展的建设经验

主要发达国家在城镇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问题和教训,城市发展向积极干预、不断改善城市治理的方向发展,城市规模和空间布局呈现多样化;城乡差别较小;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步伐协调。以下以美国、法国、德国城镇发展为例,分别对其建设经验进行分析:

美国由于资源丰富、海运便利,区位优势提高, 城镇发展加快,直至超过欧洲发达国家,主要有四种:采矿型城镇;重型制造业城镇;水动力制造业城镇等;而新城镇则是交通中心[4]。美国将城市更新改造与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促进了城市发展。如使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城市焕发了生机以及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城市空间;推行公众参与的制度及加强法规和制度的建设。同时提出“精明增长”理论,强调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的共同发展以及对现有社区的改建和现有设施的利用, 强调生活品质与发展的联系,即紧凑、集中、高效的发展模式。

法国建立了新城以缓解大城市压力,即保护旧市区,建设副中心和发展新城镇,由农业区、林业区、 自然保护区和中小城镇组成乡村绿化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建设;逐步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通过税收来调节新工业项目在市区的建设和拥堵现象[5]。靠近巴黎的贡比涅镇和沙特尔镇,与巴黎保持了近百里的农村隔离带, 即生态保护带来保护生态系统,同时延续历史文脉与特色,并有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经济增长点[6]。

德国村镇都有公路相通,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完善,交通便捷;村镇建设的投资机制完善,政府支持力度较大。村镇建设投资由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共同分担,如基础设施、公用建筑以及住宅等建设项目;充裕的财政支持、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先进的高新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7]。

由以上分析可知,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力求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平衡发展,要正确处理好城市与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城镇体系之间的关系,并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

3. 江苏地区小城镇统筹发展的目标与新型城镇化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拉动经济增长,把发展服务业放在扩大内需的重要位置,把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更好地结合,推进以人为本、公平共享的城镇化,推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不同小城镇根据现状和自然条件,要形成特色各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欧洲在能源科技上有突出优势,需要开拓应用领域,而资源利用上的中欧战略性互补是很好的合作模式。

《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12 ~ 2030)》提出了“协调推进城市化、区域发展差别化、建设模式集约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构筑整体的城镇功能网络、城镇空间网络、基础设施网络以及自然开敞的空间格局。以城镇社区和规划乡村居民点为单位,建设社区医疗、教育、文化、 养老等服务设施,引导建立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的社区服务体系,促进邻里和谐。

4. 国外城镇化经验对江苏地区小城镇统筹发展的启示

4.1加强空间规划,引导全省空间结构优化

德国的空间规划值得我们学习,即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规划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布置,影响和调控生产力布局,引导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通过特定措施保护地区生态环境,包括国土绿化造林、农田保护、不适宜工业布局的区位区域界定、特定区域建筑高度控制等。其城乡规划体系由土地利用规划和建造规划组成,建造规划是城市建设管理的依据,也是落实国土和区域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等的前提,能有效调控管理空间资源, 实现城市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8]。

基于以上的启示,城镇发展要不时进行调整以适应其发展,并要慎重考虑现实情况和保存空间需求的情况下,将空间规划布局予以表达和具体化。 江苏要坚持“区域统筹、集聚集约、因地制宜、低碳生态”的原则,根据规划以沿江、沿海和沿东陇海地区为城镇重点集聚空间,苏北水乡湿地地区、 苏南丘陵山地地区为城镇点状发展空间,在全省形成“紧凑城市、开敞区域”的空间格局。所以加强空间规划并对其进行综合控制,才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

4.2延续城市文脉、彰显城市特色的空间网络体系

因现有的自然演进框架是长期塑造的结果,所以要注重传承历史文化、塑造城市特色,全面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人居环境质量。城镇规划要充分认识区域范围内的生态过程的重要性,保护已有的自然空间,形成自然空间网格体系,增加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形成人居建设的区域生态安全格局[9]。 打造融保护、控制和创造为一体的空间特色,整合历史地段、风景名胜、滨水地区、城市中心区等各类空间景观资源,以绿道、蓝道、慢行步道、特色街道串联整合各类资源。江苏高邮镇在近年的建设中彰显了城镇发展的特色,老城中心的市河改造在保持古城风貌和延续历史文脉的同时,融合历史街区、滨水景观、绿化景观等为一体,体现了特色鲜明的空间网络体系。

4.3以重点中心镇和特色镇为支撑带动发展

为带动周边农村发展,有利城市带(轴)形成, 要培育区位条件优、现状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城镇作为重点中心镇,着力提升其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水平,促进人口、 产业、资源等要素集聚。宜兴的高塍镇作为重点镇, 生态条件优越且对外交通便捷,基地北部的产业带是关键性区域,也是实现宜兴由环保强市向环保大市的跨越,转变为环保产业高地和环保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以此带动周边村镇的发展。

此外要培育、提升和强化城镇的特色发展职能,在省内择优选取具有自然景观资源特色、历史文化特色、生态休闲和乡村旅游特色、现代农业特色和传统手工业特色等城镇作为特色镇加以培育。以张家港为例,从绿化美化村庄为突破口,科学布点,有序推进,通过植树,种植面积显著增加,使城镇的生活环境变美。乐余镇鸿泰生态农业示范园区由民间资本投入,集科研、生产、贸易、旅游观光于一体。江阴璜土镇采取零点行动,关停并转了多家化工企业。同时促进高端机械产业、工程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日趋形成,在小城镇建设中做出表率,值得推广。

1|高邮镇历史街区改造(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2 | 瑞士的英格堡小镇（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4.4江苏城镇化体系建设,重视区域的整体协调发展研究

英国于2004公布大伦敦空间战略规划,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战略,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规划提出加强区域机制的作用,并致力于整个伦敦区域的平衡发展,包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预留交通用地;注重区域合作,建立地区间的伙伴关系,消除区域不平衡发展等[8]。所以在绿色生态理念下, 江苏城镇化体系建设采取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 县城—中心镇的形式,同时基础设施共建和加强城市化建设是城镇体系建设的关键,强化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组织和带动区域的城镇体系。

此外,位于东部地区的江苏,要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全面提高开放水平,集聚创新要素,增强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统筹区域、城乡基础设施网络和信息网络建设,促进彼此间的分工协作和功能互补,加快统筹发展的步伐[10]。

4.5积极构建绿色生态网络,营建宜居的生态小城镇

小城镇生态安全的构建要求城镇的发展应保证其区域要素的完整性,使区域有较为齐全的、多样的生态环境类型。生态规划的核心是对规划区域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复合系统进行结构改善和功能强化,以促进其健康、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小城镇生态环境的开放度较高,自然性更强。

城镇化建设资金筹措管理经验交流 篇5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全省确定了以３年时间，用3亿元打造“**百镇”，我们**县，城关地区被列入二级城镇规划，**镇被列入四级城镇规划。按统一要求，每个镇投入无偿资金312万元，有偿资金700多万元，并用这1000万元通过融资平台撬动8000万元投资建设规模。我县基本属于“吃饭”财政，而城镇化建设投资很大，每年县级财政安排的建设资金只有三四百万，完全靠财政搞建设很不实际。因此，唯有在资金筹措上进行创新，遵循“优化环境引一块、政府举债借一块、财政贴息调一块、整合财力集一块、民间资金活一块”的思路，小城镇建设资金才能变成源头活水。

一、整合财力，发挥财政职能作用

在县级财力紧张，专项资金规模小，总量少的情况下，要加大县财政统筹力度，将预算内外资金整合使用，并吸收社会资金，集中财力兴办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对以下资金可以集中使用：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国土部门取得的土地收益；城建部门收取的市政公益设施配套费；旧城改造取得的收益及房屋开发公司上交的部分收益；水务、环保部门收取的水资源费、排污费；电力部门收取的工业用电附加；交通部门取得的上级返还资金；社会对城市基础建设的捐助资金；财政预算安排的建设支出。

把这些资金整合起来，由政府统一使用，集中建设几个能拉动全县经济发展和百姓关心的城建项目，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同时，深化城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分税制原则，建立有利于城镇财政增长的体制，调动城镇生财、聚财、理财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打破行业保护，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实行政府招、投标管理，在建设中，财政部门应发挥职能作用，加强资金监管力度，对项目进行跟踪问效；财政部门重视小城镇债务管理，对已形成的债务进行清理，摸清底数，建立必要偿债机制，镇政府要为化解财政风险创造良好环境，做到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量财办事，使城镇真正成为经济繁荣、功能齐全、特色鲜明、环境优美的都市。

二、盘活存量，扩充建设资金来源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可考虑走以城建城、以城兴城的城建市场之路，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吸引增量，不断扩充基础建设资金来源。对属国有资产部门管理的公有资产，通过拍卖等方式筹集资金，也可进行部门间合理配置整合，避免资产闲置浪费和重复建设。国有企业改制在保证职工合理安置前提下，可对社会公开拍卖，拍卖多得部分可用于城镇建设；对一切可经营的城镇基础设施，都可将其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采取卖、租、抵押等办法推向市场，通过转让经营权、收益权和股权进行融资，从而最大限度地盘活存量，吸引增量，不断扩充建设资金来源，进入投资、回收、再投资滚动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分类处理。将基础建设项目划分为非赢利、微利、赢利性质。非赢利性主要用地方税收收入建设；对微利性项目可考虑适当财政补贴，主要利用商业资金建设；赢利性项目完全商业运作，并以此作为我县财源增长点。对已建成项目进行全面梳理，在充分论证基础上，有些项目可有价或溢价转让，有些项目可改制进行商业化运作。

有偿转让公用事业部分股权。对一些有投资回报的给水、排水、垃圾处理等公用事业，实行收费式经营，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实现政企分开，走社会化服务、市场化运营、企业化经营的路子，由福利性服务向经营性服务转变；适当转让城镇维护管理权，节省开支。对于城镇环境卫生、绿化等维护管理，可以向社会公开招标，由企业管理；有偿转让公用设施冠名权。将一些街名、路名、站名、校名、公交线路牌进行有偿、有期限地转让。对社会投资者捐助的部分公益事业项目，可以永久冠名。

三、经营城镇，用活用足土地资源

城镇土地是政府掌握的最大资产。近年来，我县成立了土地储备中心，通过有效运作，以地生财，筹集到大量的建设资金。今后还要科学合理调整中心区和繁华地段用地性质，对建成区域进行功能改造和升级，根据市场供求关系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出让土地，实行整体规划，分段开发，储备一批，开发一批，政府可垄断一级土地市场，放开二级土地市场，将土地增值收益尽可能收到政府手中，谋求土地效益最大化。

全民造环境，提高土地附加值。要在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三者和谐统一基础上，把经营城镇的思路贯穿到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树立城镇形象，营造城镇品牌，提高城镇档次，从而使城镇土地资产不断增值。要把环境创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以人为本，绿化、美化、亮化城镇，增添新的人文景观，把城镇形象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同时，着力营造有利于投资创业和经济运行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政府服务环境，不断提高城镇的吸引力、凝聚力，以此造商机、造人气，带动土地升值。

四、拓展渠道，广泛吸引民间资本

在城镇化建设中，我们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搞好规划和管理上，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产业支撑、突出特色”的方针，拿出一个比较具体的、可行的带有战略性规划蓝图，许多事交给民间去办，把民间的财力吸引过来，让他们投入到各项建设。具体地说，就是把我们的资源配置权、管理权变得可以经营，以商品方式转让给民间，可通过财政贴息等形式，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城镇基础设施，使民间成为小城镇建设、投资和消费的主体。同时，大力做好基础设施项目的招商，力争招商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按企业化、市场化、民营化思路，积极拓展筹资渠道，大力推行委托招商、代理招商、专业招商等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运作的招商方式，广招四海客商。

吸引民间资本进行建设。必须消除城镇化建设体制上的障碍。财政、建设、公交、土地等职能部门建立有利于城镇发展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一是全面改革城镇户籍制度，降低农民进入城镇门槛。二是推进城镇用地改革。按既有利于保护耕地，又利于促进城镇化建设原则，妥善解决用地供需矛盾，同时进一步完善融资、购房、发展二三产业等相关政策，不断提高城镇吸引力。

城镇化经验 篇6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利率市场化 特殊目的机构（SPV）

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金融市场最重要的创新之一。资产证券化的兴起与美国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密切相关。回望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金融体系，前期高速发展的住房市场在金融体系内积累了大量长期贷款，金融机构资产负债错配严重；面对经济滞涨，美联储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然而在改革推进过程中，信贷机构的流动性出现严重困难。为了化解信贷机构的流动性风险、继续支持居民购房，美国政府推动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展。

与美国70年代的情形类似，在当前中国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进程中，银行负债的稳定性趋于下降，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凸显。同时，庞大的信贷存量、日趋严格的资本约束，均要求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盘活存量。资产证券化可帮助金融机构减轻资产负债表负担，提高资金流转效率；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丰富金融基础产品种类，为金融行业提供新的业务蓝海。“它山之石，可以为错”，本文系统梳理了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脉络，以供大家参考。

美国资产证券化兴起的背景：

利率市场化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错配

美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产生、发展与房地产市场融资问题密切相关，而利率市场化进程中金融机构资产负债错配则起了催化剂作用。

（一）住房贷款资金不足，房地产刺激政策遭遇瓶颈

美国“大萧条”时期房地产市场和金融机构都遭受重创。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住房贷款量急剧减少，且期限普遍缩短至3-5年，购房者又很难申请到再贷款。此外，州与州间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存在较大差距，但法律禁止银行等吸收存款的机构跨州经营，资金无法通过金融机构跨地区调拨。割裂的市场下，各州住房贷款规模、利率等差异巨大，低效的金融体系无法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为此，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推出刺激房地产市场的一系列政策。

刺激政策以鼓励居民住房贷款为导向，因此解决贷款资金来源问题则成为政策持续的关键。考虑到金融机构可用于发放住房贷款的资金有限，1937年由政府出资成立了联邦国民住房抵押贷款协会（Federal National Martgage Associtation，简称Fannie Mae），即“房利美”。“房利美”属于政府机构，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短期票据等形式募集资金，从经联邦住房管理局（ ）等批准担保的金融机构处购买住房抵押贷款，为这些机构提供住房抵押贷款流动性，同时也将部分贷款打包出售给投资者。

二战后退伍军人增多，住房抵押贷款需求激增。1938-1948年，“房利美”共购买了约6.7万笔住房抵押贷款，但1950年仅一年购买笔数就达13.3万。随着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不断发展，特别是进入70年代后婴儿潮一代开始购房，仅靠“房利美”已无法满足美国金融机构发放住房贷款所需的资金。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启动，储贷协会资产负债错配严重，面临流动性风险

储贷协会和互助储蓄银行合称储蓄机构，主要集中个人资金满足家庭住房支出等临时需求，以填补商业银行在小额储贷市场的投放不足。1932年成立的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委员会FHLBB是其主要监管机构，又被称为“储蓄机构的中央银行”。根据要求，储贷协会必须将大部分资金用于发放住房抵押贷款。

《1933年银行法案》（“Q条例”）规定，美国对利率实行管制：联储成员银行对30天以下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其余存款利率不超过规定上限。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外部环境稳定、利率较低，储贷机构经营状况良好；然而6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高企，居民储蓄意愿不断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1970年美国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首先取消了1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存款利率上限。然而大量小额储户无法享受到这一改革红利，再加上当时短期国库券最小面值从1000美元上涨到10000美元，小额储户纷纷改投货币市场基金。在存款搬家、金融脱媒的大势下，存款类机构出现经营困难——储蓄贷款协会便是其中之一。

负债方面，储贷协会原有的融资途径已无法满足日渐增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需求。吸收存款是储贷协会重要的融资方式，与商业银行相比，储贷协会吸收存款具有一定价格优势：由于不是联储成员，储贷协会一度不受“Q条例”管制；1966年颁布的《利率控制法案》将储贷协会纳入利率上限管制，但为了能够吸引资金进入抵押贷款市场，储贷协会的利率上限较商业银行高75个BP。在货币基金等产品竞争压力下，这种价格优势的竞争力十分有限。打包出售贷款是储贷协会的另一重要融资途径，但如前文所说，“房利美”作为住房抵押贷款购买方，其购买能力受制于自有资金规模、举债成本等，无法满足不断膨胀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需求。

收入方面，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储贷协会陷入期限错配困境，流动性风险逐渐暴露。长期以来，储贷协会吸收公众短期浮动利率存款，然后将存款投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市场。30年期、固定利率、每月等额还款的贷款是美国最常见的房贷类型，储贷协会是该类贷款的主要提供者。储贷协会的收入基本被锁定，在存款利率上限不断被提高后，储贷协会利差收入日益缩小；住房贷款期限长，无法满足活期储蓄对流动性的要求。在严重的资金成本收益不匹配、期限结构失衡下，储贷协会陷入经营困境，部分机构出现亏损。

（三）成立政府信用担保机构，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担保证券

为解决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资金供求矛盾，1968年国会通过了《住房与城市发展法案》。法案旨在提高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流动性，并允许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担保证券（MBS）。

为配合MBS的发行，政府首先将“房利美”拆分为新“房利美”和“吉利美”（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简称Ginnie Mae）两家公司。“吉利美”是政府全资机构，专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等提供担保，隶属于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HUD），担保以美国政府信用为基础。而新“房利美”转变为上市公司，不再由政府全资拥有；公司仍致力于为经FHA等批准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提供流动性。为保证“房利美”同时实现股东利益和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房的公共职能，财政部为其提供了2250亿美元授信，并由HUD监督其经营。改制后的“房利美”实质上仍拥有隐性的政府信用。

为进一步释放房地产市场活力，两年后的1970年，《紧急住房融资法案》授权成立了“房地美”（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oration，简称Freddie Mac）。“房地美”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FHLBanks）成员所有，日常经营由联邦住房贷款委员会（FHLBB）负责，并最终于1989年公开上市； 其监管机构同样是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房地美”与“房利美”可购买的贷款进一步放开至未经FHA批准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两者在性质上同属政府支持企业（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GSE），承担了确保住房贷款市场稳定性、流动性、可支付能力的职能。自此，完整的抵押贷款二级市场基本建立。

1992年，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下成立了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OFHEO），专门负责监管“房利美”、“房地美”。2008年，美国政府接管“房地美”、“房利美”后，监管机构变为联邦住房金融局（FHFA）（见图1）。

图1 美国政府住房贷款监管体系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1970年，“吉利美”率先推出了第一单MBS产品——吉利美抵押贷款转手证券（GNMA），开启了美国资产证券化时代。

从现金流转付到资产池主动管理，

资产证券化产品交易结构推陈出新

（一）1970-1986年，早期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较为简单

1. 住房抵押贷款转手证券（MPT）：产品期限极其不确定

住房抵押贷款转手证券（Mortgage Pass-through Security，MPT）出现于1970年，由贷款资产池提供支持，偿付现金流来源于资产池中每笔贷款的每月还款额（见图2）。由于每月还款由借款人经证券发行人“转手”至该证券的投资者，所以又称为转手证券。出于避税的考虑，MPT采用信托型特殊目的实体（SPV）的形式发行，但这种信托在法律上禁止发行人对现金流进行任何主动管理，因此MPT期限与住房贷款本身期限高度匹配。

图2 MPT交易结构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1970年，MPT首年发行规模仅4.5亿美元，但1979年就已达到281亿美元，前十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51.2%；1985年更是达到了1079.3亿美元的规模。尽管MPT广受市场欢迎，但它也存在着明显缺陷。首先，30年期限对于投资者而言，时间太长；其次，利率上升环境中提前偿还现象越来越多，而发行人不能对现金流进行再投资、再分配，使得MPT期限变得无法确定。

2. 抵押贷款担保债券（CMO）：首次引入分级思想

MPT不能对基础资产现金流进行再分配，为绕开信托在法律和会计方面对此的限制，抵押贷款担保债券（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CMO）应运而生。CMO不是严格意义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而是以一系列期限结构不同的MPT为担保发行的债券产品，不存在真实出售等资产证券化产品基本特征。CMO普遍采用分级形式，发行人得以对现金流进行人为管理（见图3）。

图3 抵押贷款担保债券CMO交易结构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CMO对抵押贷款市场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由于引入了分级设计，优先级现金流的提前偿还风险大大降低，产品等级得到了显著提高。通过CMO间接投资MPT的投资者群体大规模扩张，寿险公司、养老金等也纷纷加入CMO投资者行列。

更重要的是，通过CMO的形式，基础资产不再局限于抵押贷款，还可以是一组CMO的二次证券化，即CMO2。这种层层打包的形式，并没有改变原始贷款池的规模、风险，但随着衍生出的债券数量的增加，收益和风险被多次重新分配，源头已难以追溯。

CMO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与资产证券化产品相比，缺少资产出售的担保债券本质是发行人的负债，其规模越大，发行人财务负担越重，资本金消耗越高，最终无法满足20世纪80年代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

（二）1987年至今，多档分级结构成为资产证券化的基本特征

1. 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基础现金流可再分配

CMO给发行人带来的财务负担过重又无法享受信托的税收优惠，这成为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的绊脚石。1986年，经过多方努力，《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中允许设立房地产抵押贷款投资渠道信托（Real Estate Mortgage Investment Conduit，REMIC）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在享受信托税收优惠的同时，也允许对现金流进行主动管理。REMIC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展。REMIC型MBS通过将现金流分割为不同期限档次来解决提前偿还问题，但它也无法降低资产整体风险程度，只是将风险在不同级证券间重新分配。由于几乎所有的MBS都采用分级设计，有时也将REMIC信托模式的MBS产品称为REMICs。

进入20世纪90年代，分级设计越来越极端，出现大量高风险的奇异型REMICs。1994年2月，美联储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不到3个月时间内，奇异型REMICs价格暴跌，许多高杠杆的投资者破产，经纪公司拒绝做市，并波及整个REMICs市场。1994年，机构担保REMICs发行规模减少了2/3，降至1200亿美元；非机构担保REMICs发行规模减少1/3，降至630亿美元1。1995年进一步分别减少到240亿美元和110亿美元。直至1996-1997年，市场才逐步恢复，此时产品在设计方面已有大量改进。

2. 债务抵押证券（CDO）：资产池内产品可进行主动管理

在REMIC型资产证券化产品中，SPV作为一个空壳企业，唯一的资产是信贷机构销售的贷款包，唯一的负债是其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SPV本身不具备对贷款池的实际管理能力，服务人的权限仅限于收集、处理、再分配现金流。随着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不断发展，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债务抵押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产生。CDO也设立SPV，但允许发起人对基础资产进行实质性管理，即对资产池中的产品进行主动管理。根据基础资产的不同，CDO分为贷款抵押证券（CLO）和债券抵押证券（CBO）。

由于引入了分级结构，优先级较高的CDO产品获得的保障可以高于基金产品，因此CDO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到广泛欢迎。1997年CDO市场发行额约为240亿美元，2006年已升至3320亿美元。

对于投资者而言，购买CDO产品的好处在于获取溢价的同时，可以达到多样化分散投资的目的。例如，CBO产品对应的基础资产是一个动态管理的债券池，投资者购买CBO相当于同时投资一组债券，有效分散了投资风险。同购买债券基金相比，CDO分级带来的信用增进效果是基金这种等份额设计所不具备的。

信用增级是资产证券化产品不可或缺的设计安排

信用增级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重要特征。美国常见的信用增级方法有内部增级、债券保险、母公司信用担保、备用信用证等，部分MBS拥有“房地美”、“房利美”等提供的类政府信用担保。

（一）内部增级

内部增级是最常见的信用增级方法，其主要形式是对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分级。发行人将现金流分为若干个优先级和劣后级，即A/B级结构。一旦出现违约，先由劣后部分吸收损失，从而保证优先级不受影响。举例来说，基础抵押贷款AAA级预期损失率约2.32%，则全部现金流的97.68%可获得AAA评级；基础抵押贷款中1.32%被评为AA级，则1.32%的现金流获得AA评级；余下的1.00%为B级，由发起人自行购买。内部增级的另一种形式是超额抵押，即基础资产池的规模大于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超额部分可用于吸收损失。

（二）债券保险

债券保险专门为债券可能发生的损失提供保险。当基础抵押贷款现金流不足以支付利息从而造成债券违约时，债券保险可提供损失补偿。通常债券保险人会对非机构担保债券提出一些要求，如建立准备金账户、安排超额抵押等。债券保险公司多具有AAA信用评级，经过它保险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也获得同样级别的信用评级。

（三）母公司担保、备用信用证

发行人还可以选择由母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在这种情况下，资产证券化产品可拥有与母公司一样的信用评级。

备用信用证多用于短期产品交易，商业银行以信用证的方式为产品提供信用增级，相应地，产品可获得与该银行相同的信用评级。

这两种方式都未广泛应用。

（四）政府支持企业担保

对于RMBS产品，还有特殊的信用增级方式：由“房地美”、“房利美”和“吉利美”提供担保。其中由“吉利美”担保的产品具有与政府相同的信用，由“房地美”和“房利美”担保的产品，信用等级与美国政府非常接近。

资产证券化为金融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一）资产证券化为美国证券业带来新的机遇

1. 投资银行负责协调法律、会计、税务等多方关系，并在产品设计创新中扮演关键角色

前文提到的对资产证券化市场产生革命性影响的CMO产品，便是所罗门兄弟和第一波士顿在1983年为“房地美”创新设计的分级产品。CDO产品出现后，还有大量的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将持有的债券打包发售CBO产品，20世纪80年代以“垃圾债券”业务闻名的Drexel Burnham Lambert是该类业务的先锋：通过分级，它以一系列非投资级的垃圾债券为基础设计出了AAA级产品。

2.投资银行扮演承销商角色，为资产证券化产品定价、承销

一级市场承销收入是券商参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最直接收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资产证券化产品承销量约占债券承销总规模的30%-40%；进入21世纪后，比例一度升至67.9%；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显著减少，承销占比也在2010年降至10.4%。然而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回暖，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和承销规模开始回升。2012年，摩根大通以281亿美元的资产证券化产品承销规模排名全美第一，占全市场的14.9%；巴克莱、花旗、美国银行紧随其后，市场份额均超过10%。

3.为保证资产证券化产品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投资银行提供做市、大宗交易的服务

从成交量看，资产证券化产品是美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活跃品种。近年美国债券市场日均成交量约8000多亿美元，其中国债、市政债、联邦机构债成交保持在5000亿美元上下，而MBS等资产证券化产品成交量约2500亿-3000亿美元，远高于公司债日均150亿-200亿美元的成交规模。

（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增级安排拓展了投资者范围

无论机构风险偏好高低、负债期限长短，都可以在资产证券化产品中找到对应的投资档级。以相对规模最大的MBS产品为例，持有人有美联储、财政部、“房地美”、“房利美”等政府机构，也有银行、基金、保险、养老金等金融机构。

美国资产证券化发展之路的启示

从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的路径来看，有几点具有启发意义：

（一）资产证券化是美国支持房地产融资、解决贷款资金来源的盘活存量之道

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住房贷款等方面对购房居民予以政策倾斜，极大地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发展。随着适龄人口不断增多，金融机构仅依靠吸收存款、转让信贷等传统融资方式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贷款需求。通过资产证券化将长期贷款资产盘活变现，成为化解房贷资金矛盾的最佳选择。

（二）利率市场化是资产证券化兴起的催化剂

20世纪30-60年代，美国通胀温和、利率稳定，储贷协会等金融机构经营状况良好。然而进入70年代，滞涨等问题倒逼联储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此时储贷协会长期以来面临的资产负债错配问题被进一步放大，流动性风险上升，而其被赋予的支持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公共职能又要求它必须为居民提供住房贷款。在这种背景下，发行住房贷款证券化产品成为必然选择。

（三）信托法律关系的创新完善是美国资产证券化大规模发展的充分条件

由于早期法律不允许对信托SPV的资产和收益进行管理，最初的住房贷款证券化产品采用“转手”形式，期限额度极不稳定。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市场首先出现了以一系列转手证券为担保的普通债券产品，成功绕开SPV，实现现金流分级。随后又推动立法，允许对住房贷款还款现金流进行再分配。当基础资产范围不断拓展，又出现了允许对资产池进行主动管理的债务抵押证券。法律法规的演变丰富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结构，新的产品设计需求又反过来推动了立法的不断完善，两者相辅相成，是促进资产证券化产品大规模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投资银行的持续创新和产品设计逐步优化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交易结构，使其在定价、风险等方面更能为投资者所接受

现金流不稳定是早期困扰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者的主要问题。为克服这一缺陷，所罗门兄弟和第一波士顿公司创造性地采用了多档分级设计，对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华尔街又推出可对基础资产进行主动管理的债务抵押证券，从而将资产池范围从单纯的房屋贷款扩展至债券等各种具有稳定现金流的金融资产。此外，为降低兑付风险，产品发行前普遍安排了债券保险等外部信用增级措施。投资银行的不断创新为市场提供了多样化的收益、久期组合，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配置需求。

城镇化经验 篇7

一、城镇化动力的普遍观点

梳理国内新近研究成果, 不同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城镇化动力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宁越敏认为, 1990年代以来中国形成以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元主体共同作用、以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单一的或二元为主的城市化动力。孔祥智认为, 农业是小城镇发展的初始动力, 农村工业化是城镇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三产业是农村、城镇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农民转变身份的愿望和社区发展的公共需求也是农村小城镇发展的强大动力。褚索萍将城镇化动力分为来自农村内部的内在动力和由于外部环境对农村城镇化所形成的外在动力。内在动力包括我国农村人地矛盾紧张对农民的推力, 城乡差距对农民的外部拉力, 农民自身观念转变对农民进城的动力等;而外在动力即外部环境——经济物质基础、政策环境、农村工业化、制度的变迁等也是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冯尚春认为城乡居民利益势差、产业结构非农化转换和相关制度安排是决定农村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而把农村城镇化动力分为利益动力、产业动力和制度动力。余方镇等人认为, 宏观经济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基本原因, 商品经济及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促进农村城镇化的直接原因, 产业支撑是城镇化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农村城镇化的主要启动力量, 城市功能扩散是引发农村城镇化的原因之一。熊吉峰通过考察湖北与浙江农村, 抽象为以农业为主体的初始动力机制、以第二产业为主体的根本动力机制、以第三产业为主体的后续动力机制。李剑力得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对农村城镇化影响最大的结论。依照相关理论及已有成果进行总结提炼, 我国城镇化的动力大体来自五个方面。一是制度促进, 即良好的制度能够产生良好的城镇发展机制, 从而间接推进城镇化;二是产业发展带动, 如发展特色农业、加工制造业、旅游业带动等。三是消费带动, 通过激活城镇市场与广大的农村市场, 发挥其集散地功能, 来促进城镇的发展。四是投资拉动, 通过招商引资的办法获得外部投资, 在推动地区三次产业发展的基础上, 促进小城镇的建设。五是资源开发拉动, 通过开发已有或潜在的自然人文历史资源, 推动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安徽城镇化存在的相关问题

城镇发展的动力不足, 导致城镇规模小、功能不健全、社会经济结构不合理, 难以产生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 反过来又影响城镇化进程。分析安徽城镇现状, 因发展动力不足, 存在如下几方面问题。

(一) 城镇数量多, 达到临界规模的少

全省现有935个建制镇, 2014个集镇。除中心镇人口规模较大外, 一般城镇普遍在5000人左右, 离形成集聚效应的2万人的规模人口还有很大差距。城镇规模过小难以发挥集聚效益, 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城镇公共设施难以配置, 城镇化水平不高。因单个城镇常住非农人口规模过小, 发展空间和辐射区域狭小, 呈内敛积累式自发发展, 难以产生极化效应, 发展速度有限, 竞争能力提高缓慢。

(二) 区域极核不够突出, 城镇对区域的影响力有限, 功能替代性强

众多县城以下的城镇仍是“一条街、一个集市、几幢机关办公楼”, 城市对城镇具有很强的功能替代效应, 因而城镇作为凝聚生产要素、实现规模经济、转变生活方式的载体, 其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三) 缺少主导产业, 多元化步伐缓慢

安徽城镇发展多依赖民营企业, 在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过程中, 商业服务业受到大中城市的挤压, 市场空间缩小、发展机制的优势减弱, 发展的竞争力下降, 因而难以持续发展。尽管农业产业化、现代交通运输业、文化旅游产业已成为安徽省小城镇发展的新动力, 但多元发展动力的格局尚在形成之中。

(四) 小城镇获得的生产要素少, 资本运作能力低

城镇的管理职能被弱化, 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向城镇流动的规模和速度较低, 缺少人才, 管理水平普遍低下, 生产要素集聚速度缓慢。城镇建设资金来源少, 资本累积水平低。

三、安徽城镇化的动力

安徽城镇化历程与临近省份城镇化进程对比说明, 安徽依靠内生力量促进城镇化是相对缓慢的, 必须借助外部的力量推进城镇化发展。在缺乏外力推动的前提下, 一如既往的惯性策略只可能维持现状或略微改变, 扩权强镇政策之“扩权”无疑是获得外部力量的基础。在我国现有管理体制的框架之下, 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能够有效激发城镇管理者的热情, 使城镇管理者责权利相统一, 从而以更高的使命感来发展和建设城镇。扩权强镇政策能够提高城镇领导独立处事的能力和自由度, 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建设好城镇。在新制度的激励下, 城镇在拥有固有发展动力的基础上, 又获得了体制创新所赋予的新动力, 使城镇获得更加充足的发展动力。

(一) 固有的发展动力

依照冯尚春的利益动力、产业动力和制度动力研究视角, 产业动力是由农业发展、特别是特色农业发展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原材料, 通过内生性作用推动工业化, 与此同时, 在地方获得一定原始积累的基础上, 通过吸引外来资本、技术与生产流程等办法推进小城镇的工业化, 在工业发展基础上推进服务业发展进而实现产业转换。可以得出判断, 内生性的力量依然是城镇化的基础力量, 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 传统农业力量。

传统农业仍是城镇赖以生存的基础, 一方面城镇作为辖区的服务中心, 提供生产型服务和生活性服务的中心, 另一方面农产品的销售加工也多依托于城镇。与此同时城镇是连接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市场的重要载体, 农产品供给与需求量越大, 所需的中介服务就越多, 所要求城镇的职能就越完善。这就意味着由农产品供需推促城镇功能的完善, 优化城镇职能, 名副其实推动了城镇化。

2. 地方工业力量。

城镇以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为基础和动力, 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 必然是一个经济基础薄弱、功能不健全的城镇, 必然是一个缺乏造血功能、没有发展后劲的城镇, 甚至是一个逐渐衰落的城镇。安徽城镇在已有工业的基础上, 紧密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 努力促使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成长、集聚, 构筑特色鲜明、富有较强竞争力的城镇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安徽城镇大多是依赖当地较低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而形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利润率相对较低, 但却是城镇就业岗位和城镇财政的重要来源。城镇依托辖区的生产和消费市场, 充分发挥极核作用, 集聚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 仍是推进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力量。

3. 私营经济力量。

私营经济在城镇经济发展, 解决当地农民就业, 保障社会稳定, 促进新农村建设等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 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以民营投资为主体的乡镇企业为小城镇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素有“中国电子名镇”之称的秦栏镇2004年全镇有个体企业1492家, 从业人员2万多人, 其中规模企业180户, 私营企业工业产值占全镇工业产值达98%以上, 农村劳动力有60%以上在私营企业就业, 农民人均收入的60%来自于私营企业的工资性收入, 财政收入的80%来自于私营企业的税收。由此可见私营经济是最具活力市场组成部分之一, 是推进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力量。

4. 特色产业的力量。

扩权强镇的目标之一就是走特色发展之路。特色是城镇经济发展目标与发展路径有别于传统的模式。走特色发展之路就是要依托现有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来发展特色产业, 走内生性的城镇化之路。安徽省政府关于实施扩权强镇的若干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各地从实际出发, 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 一手抓民营经济发展, 一手抓招商引资, 打造各具特色的工业强镇、商贸重镇、旅游名镇等”。安徽省依托丰富的自然与人文历史资源走特色之路是长久之策。

5. 外来投资的力量。

在特色资源稀缺、区位缺乏优势、原始资本积累相对有限的条件下, 依靠交通节点功能促进城镇化、科技服务、资本推进等方式, 终不是推进城镇化的决定性的动力。建立良好的产业发展平台, 依靠外来投资促进城镇产业发展, 以此推进城镇化是安徽城镇化的优选之路。当前安徽城镇均具备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 大力吸引外来投资, 使之成为外来资本集聚区是加速城镇化步伐的重要举措。

(二) 扩权强镇带来的新动力

扩权强镇作为一种体制创新, 对推进城镇化具有深远意义。首先扩权使城镇拥有更多独立处理城镇事务的权力, 能够结合自身实际部署分期发展规划, 优化利用区域内的资源, 实现短期与长期目标一致, 城镇与乡村协调;其次, 扩权使城镇从从属地位转变为主体地位, 城镇发展的动力源发生了变化。由执行上一级行政机构管理决策转换为自行决策时, 所产生的功效发生了本质变化;再次, 扩权强镇获得更高的行政效率, 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的基础上, 降低辖区内所有投资主体的协调成本。第四, 扩权极大地提高了城镇领导干部的工作热情。扩权后显著扩大了城镇领导干部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 同时获得了更强的使命感和良好的社会价值体现。

四、安徽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依据扩权强镇的政策, 各城镇可以依据自身的实际, 寻找符合自身的发展途径, 就目前而言, 鉴于安徽各城镇建成区面积、常住城镇人口规模, 经济实力、以及在全国内的竞争力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因而在排除自然禀赋、资源条件、历史文化背景、产业发展基础等差异的前提下, 从普遍意义上加快安徽城镇化的发展的路径应包含管理创新、设施健全、环境改善、产业集聚四个方面。在城镇发展的初始阶段, 主要通过内部设施与机制的完善, 通过营造良好的发展平台为快速的经济发展做好准备, 在城镇发展的中后期阶段, 通过外部力量的支持从而为城镇发展累积足够的动力。

(一) 管理创新

1. 城镇质量提高。

安徽城镇化不在于追求数量的扩张, 而在于质量的提高。安徽省2007年底建制镇为929座, 建制镇人口4555.11万人。万人拥有城镇数量为0.15个, 和浙江、全国平均水平相当, 略高于江苏、山东、湖北 (0.13) , 河南 (0.09) , 略低于福建、江西、湖南 (0.17) ;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达到4.9万人,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96万人, 与邻近省份比, 高于浙江 (3.90) 低于江苏 (5.76) ;安徽建制镇密度为66.83个/万平方公里, 高于全国 (20.43) 水平, 与邻近省份相比, 不及江苏 (97.56) 、浙江 (74.36) , 山东 (78.30) , 但高于江西 (45.80) , 河南 (50.84) , 湖北 (38.63) 。与上述指标不对应的是, 安徽众多城镇常住非农人口不足万人, 人口集聚能力较弱, 产业发展的基础也相对薄弱, 因而需要通过产业培育、政策引导、机制创新等举措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

2. 城镇管理创新。

扩权强镇政策在强化城镇主体功能的基础上通过体制机制创新, 增强城镇政府执政能力,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政府采购、资质认定、人才引进、证照办理、收费标准、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 建立新的机制, 为各类投资建设主体平等竞争创造条件。依照相关政策法规, 进一步创新城镇管理机制, 在条件具备的条件下授予城镇以开发区管理职能, 实行开发区管理模式, 将部分管理职权委托给城镇直接行使, 实行统一签订授权协议、统一规范操作流程、统一组织业务培训、统一授牌授印。在实现责权利统一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建设与发展。

3. 人员结构的改善。

要进一步改善城镇管理服务人员的结构, 提高城镇服务水平。在具体策略上, 一是建立灵活多样的用人机制, 吸纳城镇所需人才, 并建立良好的激励与奖惩机制, 留得住人才, 用得好人才;二是采取积极有效的举措, 吸纳优秀大学生充实到城镇中去, 为城镇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三是积极稳妥地做好社会保障、劳动权益保护、教育、医疗等保障性服务工作, 削减城镇就业者的后顾之忧。

(二) 设施健全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失衡是抑制城镇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善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是城镇获得发展动力的前提条件。鉴于安徽依靠政府投入难以满足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需求的实际, 可依靠市场化力量缓解供求失衡的矛盾。多方筹集建设资金, 采取“社会投入、企业化运行、政府监管”的方式,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鼓励非公有资本依法参与供水、供气, 污水、垃圾处理等经营性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 形成多元化的投资结构;鼓励个体私营经济投资教育事业、科研领域、医疗卫生领域、文化体育产业。通过多元投资, 缓解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难题, 为稳步、健康地推进城镇化创造基础条件。

(三) 环境改善

1. 生态环境改善。

城镇生态环境质量是人居与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准, 是吸引外来投资、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前提。要制定科学的城镇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以持续发展的生态学观点指导城镇建设, 遵循“居民进区, 工业进园”的原则, 结合各自的功能以及生态环境容量进行必要的生态环境功能分区;同时要统筹考虑城镇的发展布局, 合理安排城镇的各项功能用地, 规划好城镇环境发展的框架, 使城镇环境发展规模与其环境容量相适应。

2. 投资软环境改善。

投资环境对产业集聚的支撑作用体现在其构成要素优化对产业集聚的促进, 主要体现为小城镇的资源优势、基础设施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与社会服务环境。城镇政府有意识地对产业发展进行规划与引导, 进行资金、技术投入支持, 并运用财政和税收政策, 为产业发展培育良好的环境条件。建立与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和运行成本。大力发展适应民间投资需要的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建立健全民营企业信用评估体系和个人信用评估制度, 逐步建立完整的民营企业资信档案, 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 对资信好的民营企业加强资金支持。建立面向民间投资者的多类型的信用担保体系, 降低贷款门槛解决融资难问题。

(四) 产业集聚

依托现有的产业园区、创业园区形成产业集聚区, 在产业集聚的基础上实现城镇规模扩张与功能完善。要通过产业集聚, 形成相应的产业集群, 集群通过产业分工, 形成产业链, 通过提高企业竞争力来提高城镇竞争力。产业集群所根植的城镇形成经济增长极, 可从外部吸纳资金与技术, 并对腹地经济增长起推动刺激作用, 利于投资环境优化;而产业集聚使城镇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与福利, 从而吸引各种要素与人口的流入。上述环节的良性循环, 使城镇能为吸引资本提供更有利的环境条件, 进而促进城镇整体实力的提升。

五、结语

因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 安徽城镇化很难具有普适性的动力机制, 即使城镇化的条件基本类同, 但由于管理和决策的方式与手段不同, 发展路径存在差异, 城镇化发展就存在很大差异。基于此, 扩权作为一种激励手段, 尽管不是城镇发展的决定性策略, 但至少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外部动力, 以此建构一种新体系, 从较长的时间尺度考察, 可发掘其中蕴含的普适性价值, 以此推动城镇前行。END

摘要：自然条件、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经济基础及区域发展战略、国家宏微观政策深刻地影响着城镇化进程。即使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基础相类似, 但由于微观政策不同, 对城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会形成显著差异。本文从分析安徽城镇发展过程正存在的普遍问题入手, 解析安徽城镇化固有的发展动力和扩权强镇所产生的新动力, 并结合安徽城镇发展的现状与态势, 提出可选择的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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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褚素萍.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及其动力机制分析.农业经济.2005/5

[4].冯尚春.中国农村城镇化动力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5].余方镇.城镇化与小城镇建设.黑龙江科学校术出版社.2007

[6].熊吉峰.中部地区与浙江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比较——以湖北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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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华　杨全成.安徽省小城镇发展改革的几点思考.世界华商经济年鉴·高校教育研究.2008/8

[10].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扩权强镇的若干意见 (皖发[2009]15号) .2009/6

[11].绍兴县发改局.实施扩权强镇.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9/7

城镇化经验 篇8

一、数据选取、变量说明及模型设定

本文选取了2005-2013年江西省11地市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分析的依据,相关数据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中各地市的统计数据,以及2005-2013年江西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分析软件采用Stata12.0版本。

模型中涉及到的有关变量的定义见表1,其中:

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城镇化率(Ur)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采用城镇人口与当地常住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地区城镇化水平。

解释变量。(1)融资结构(Fin Str)。融资结构是本文研究的重要变量,对融资结构的划分和度量尤为关键。根据资金来源的不同,可以将固定资产投资划分为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随着我国市场化的推进,城镇化建设中直接融资部分不可忽视,我国基础设施直接融资方式主要为城投债或地方债。为此,本文增加基础设施直接融资的债券部分,定义六类资金来源的融资结构,即国家预算内资金(Bud)、国内贷款(Loan)、债券(Bond)、利用外资(Fore)和自筹资金(Pri),以反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投资、银行贷款、直接融资、外商投资和私人部门投资部分,其他资金用Other表示。(2)经济发展水平(GDP)。经济发展水平通常采用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

控制变量。参考有关城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本文选取从业人数(Emp)、财政收入(Fis)及金融机构存款总量(Fin)为控制变量,且假定这些控制变量是外生的。

此外,为了消除数据量纲不同带来的异方差,本文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对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这不仅不会影响数据关系,还可避免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

本文的研究目的重点在于考察融资结构变动、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Uri,t表示地区i在第t期的城镇化水平;Ln Fin Stri,t用来描述地区i在第t期的融资结构,包含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债券、外商投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Ln GDP表示地区i在第t期的经济发展水平,α为方程的截距项,β1,β2,γ为对应的系数,εi,t为随机扰动项。

江西省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捕捉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交互效应对城镇化的影响,本文引入融资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叉项“Fin Stri,t*GDPi,t”,分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融资结构的匹配程度对城镇化的作用。因此,将模型(1)进一步扩展为:

模型(1)、(2)为本文进行回归分析的基本模型。在实证结果中,若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经济发达的地市,该融资方式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正向影响;若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市,该融资方式对城镇化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为2005-2013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各变量的统计数据来看,江西省所有观测点城镇化率的全样本均值仅为31%,而2014年江西省总体城镇化水平达到50.22%,说明城镇化水平在进一步提高。从极值来看,城镇化率的最大值为68%,最小值为23%,说明城镇化水平地区差异显著;GDP取对数后的最大值为7.36,最小值为4.06,说明江西省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在融资结构中,均值位于前三的分别为利用外资7.00、其他资金4.10与债券融资3.60。资金供给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率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也印证了本文提出的融资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存在影响的模型假设。

为了更直观地观测地区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本文描绘了城镇化率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江西省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率总体存在线性相关性,各地区城镇化率随生产总值的提高而提高,但图中明显呈三大集聚趋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率差异较大,这为研究江西省融资结构、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现实依据。

(二)实证结果

由于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较短,本文采用静态面板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为了确定面板模型的恰当形式,需进一步采用Hausman检验。当检验显著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反之,采用随机效应模型。为了明确不同资金来源对城镇化贡献程度的时期特征和趋势变化,本文将2005-2013年区间平均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用于模型(1)和模型(2),得出全样本回归结果和全样本分阶段回归结果。

1. 全样本回归结果

对所有样本进行回归,得到的融资结构变动、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全样本回归结果见表3,具体结果分析如下: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在控制了从业人数、财政收入和金融机构存款总量三个变量后,表3中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均显示,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说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地市的二、三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企业不断聚集,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集中,使得城镇人口数量增加,城市建设加快,城市规模效应充分发挥,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市,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资本技术匮乏,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难以带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目前,大多数已有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

第二,融资结构变动对城镇化的影响。模型(1)主要考察融资结构变动对城镇化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不同资金来源对城镇化的作用存在差异,除债券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外,自筹资金与其他资金的回归系数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但自筹资金的影响效果较强,其他资金的作用微弱。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这三种形式的资金来源对江西省城镇化发展不但没有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反而不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融资结构在带动城镇化发展上的作用各异是因为江西省作为欠发达省份,国家预算资金和国内贷款是地区城镇化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且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速与城镇化所需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以国家预算资金和国内贷款为主的传统的融资渠道难以为继;加之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对外开放程度不足,导致外商投资也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相比之下,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作为传统融资渠道的有益补充,在推动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此外,债券的回归结果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江西省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各地市债券融资的数据有限所致。

第三,融资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模型(2)检验了融资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其他资金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市,表明银行贷款、私人部门投资和其他资金的运用对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作用显著。国家预算资金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在经济发达的地市,表明政府投资仍是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债券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在10%的水平下为负,但作用微弱。虽然债券融资有利于推动经济欠发达地市的城镇化建设,但由于市场环境和制度不完善,经济欠发达的地市在利用债券进行融资上十分有限。利用外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这是由于江西省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的比例不足,外商投资在推动江西省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不明显。

注:***、**、*分别表示该变量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下同)。

2. 全样本分阶段回归结果

本文将考察期间平均划分为2005-2007年、2008-2010年和2011-2013年三个阶段,分别用于模型(1)和模型(2)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对比表4中不同阶段的变量系数,可以看出融资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化关系的动态变化。从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来看,除2008-2010年系数为负或者不显著外,其余时间段均显著为正,这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萧条不利城镇化发展有关。从融资结构来看,除债券分阶段回归仍不显著外,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对城镇化的作用效果由正转负,随着城镇化的深入,表明以政府为主导的融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自筹资金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随着时期变化不断增强,表明私人部门投资逐渐参与城镇化的建设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外,其他资金系数显著为正,并在2008-2010年对城镇化的正向促进效果最强;利用外资的系数在整个时间段内为负,地区资本管制与政策干预有可能对外商投资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挤出效应,但这种挤出效应在减弱。

除利用外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在考察区间内不显著外,从表5可以看出其他融资方式通过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施加的影响具有典型的时期特征。国家预算资金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但绝对值递减,表明经济发达的地市政府投资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债券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在2005-2007年不显著,此后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债券融资有利于经济欠发达地市的城镇化发展,但这种正向影响并未随时期增强。国内贷款和其他资金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在2005-2007年不显著,其他考察区间均显著为负;自筹资金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在考察期内均显著为负,且绝对值不断增加,表明银行贷款、私人部门投资和其他资金,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市对城镇化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不平衡导致各地区的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环境和制度的约束造成了城镇化建设中多元化融资渠道在受阻。融资结构变动是影响城镇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国家预算资金、国内贷款对城镇化的影响,由正向促进逐渐转变为负向阻碍;利用外资对城镇化的影响始终为负,但这种不利影响随时间有所减弱;自筹资金与其他资金对城镇化的影响始终为正,且这种正向影响有所增强。融资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对城镇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在经济发达的地市,国家预算资金对城镇化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市,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二)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城镇化巨大的资金需求,提高城镇化水平,一方面要建立多层次、多样化、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另一方面要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镇化融资格局。第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地区发展平衡。第二,改善融资结构,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市场化的资金保障机制。第三,放开市场准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第四,创新金融工具,拓宽城镇化直接融资渠道。第五,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城镇化融资格局,以促进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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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耀彬.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商业研究,2006(24):23-27.

城镇化经验 篇9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对稳定经济增长、扩大国内需求、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取得了较大幅度提升。积极推进城镇化是实现中部地区经济跨越发展的重要引擎和主要途径。但可以看到,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发展仍不平衡,城镇化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城镇化的深入发展,但同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成为制约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重要瓶颈。因此,研究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对中部地区城镇化的影响,对于明确中部各省深化城镇化发展的具体途径,促进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历史过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Lampard[1]认为,近百年来美国经济发展程度与城镇化阶段之间具有很大的一致性。Northam[2]进一步揭示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线性经验关系。Bruckner[3]研究发现,非洲地区经济发展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就国内而言,朱孔来[4]研究表明,中国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郭松[5]实证得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导致经济的增长,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吴斌[6]研究得出浙江省的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促进关系。刘建华、周晓[7]研究表明吉林省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

产业结构升级是指经济发展重点或产业结构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逐次转移的过程。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集中,从而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诸多学者对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Chenery和Syrquin[8]研究发现,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导致产业结构的变迁,从而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Gilbert和Gugle[9]实证得出,城镇化水平与第二、三产业发展高度正相关,与第一产业发展负相关。师来应[10]分析发现,城镇化率与第三产业显著正相关,与工业产值占GDP比重相关程度不高。王云昊[11]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张恒、郭雅[13]通过VAR模型证实安徽省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之间存在正向相互影响效应。林秋玲[14]研究表明,福建省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长期上升的均衡关系,城镇化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因。

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基于国家宏观层面或某个特定省份对经济增长与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两两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缺乏从特定区域视角同时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城镇化水平、各产业结构关系差异较大,不同地区可能呈现不同特点。因此,本文以中部地区为研究对象,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以期掌握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1 模型设定、数据及变量说明

中部地区近几年经济发展迅速,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但区域各省的经济发展程度、产业结构关系以及城镇化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这为本文研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提供了现实背景。因此,本文运用中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

1.1 模型设定

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变迁,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业结构也随之转变。劳动力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的非农化推动着城镇化的发展。反过来,城镇化的深入发展又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演进产生相应的带动作用。本文重点考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化率的作用,因此我们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Ln Uri,t表示城镇化率,Ln GDPi,t表示经济发展水平,Ln STRi,t表示产业结构优化程度,Controli,t为控制变量,β0为方程的截距项,β1,β2,γ为对应的系数,εi,t为误差扰动项,i代表地区,t代表时期。

由于考虑到中部地区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关系和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各异的省份可能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也可能呈现不同特征。合理的产业结构必须与经济规模相匹配,为了捕捉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本文引入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STRi,t*GDPi,t”来分析各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程度对城镇化的作用。因此,我们将模型(1)进一步扩展为:

模型(1)、(2)为本文进行回归分析的基本模型。实证结果中,若交互项的系数β3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过与经济发展的适度匹配能够有效促进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反之,则会阻碍城镇化发展。

1.2 数据选取

本文研究的区域为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样本期间选择2000~2014年,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计局于1999年对城镇人口的统计口径做了新的规定,以往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衡量的城镇化率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城镇人口比率更能准确地描述城镇化的发展潜力。所有数据均来自中部地区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及同花顺金融数据库。分析软件采用Stata12.0。

1.3 变量说明

本文研究的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1)被解释变量:选取城镇化率(Ur)为被解释变量,根据最新统计口径,采用城镇人口与当地常住人口的比率来衡量地区城镇化水平。(2)解释变量: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为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GDP)通常采用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产业结构优化指标(STR)采用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与GDP的比值来反映;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STR*GDP)以产业结构优化指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乘积来表示。(3)控制变量:由于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因此选取工业化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对外开放程度为控制变量。工业化率(IND)采用工业生产总值与GDP之比来衡量;人口自然增长率(NPG)用各省一定时期内人口自然增加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之比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PE)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具体有关变量的定义见表1。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2.1 统计性描述

2.1.1 区域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的描述性统计

从2000~2014年中部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水平的时间变化趋势来看,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呈平稳上升趋势,尤其是2013年以后,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中部地区进入城镇化的加速发展阶段。但工业化率却出现一定幅度波动,2011年以后工业化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从整体来看,中部地区的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的发展,且自2011年以后这种滞后效应越来越大。从区域分布特征来看,安徽、河南、湖南及江西4省在2000~2014年的平均城镇化水平要低于同一时期的中部地区总体平均水平(43.76%),说明这些省份的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平均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为黑龙江省,达到54.54%;其次为吉林省达到52.60%,两省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中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城镇化水平最低的为河南省34.10%,其次为江西省39.76%。在工业化方面,除了山西、河南两省,其余各省的工业化率都低于城镇化率,这与时间变化趋势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从以上统计性描述可以总结出,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的发展。

2.1.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各变量的统计数据来看,其中均值和中值的结果基本一致。中部地区所有观测点城镇化率(Ur)取对数后均值为3.7572,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3.1442和4.0610;经济发展水平(GDP)取对数后的均值为8.9361,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7.5206和10.4614。从这两个变量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均存在明显差异。产业结构(STR)的各特征值相对平稳,说明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关系相对处于同一层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项(STR*GDP)却存在很大差异。另外,从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工业化率(IND)、人口自然增长率(NPG)与对外开放程度(OPE)的差异性也较大,其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取对数后的最小值为0.3212,最大值为9.5324,说明中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因素存在地区差异。以上主要变量特征进一步印证了本文提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城镇化存在影响的模型假设。

2.2 实证结果分析

在进行回归前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得出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Hausman检验拒绝随机效应,故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中部地区所有样本进行回归,得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全样本回归结果见表3,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2.2.1 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

表3中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在控制了工业化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对外开放程度3个变量后,Ln GDP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城镇化水平也越高。这一结果说明,中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力地带动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

2.2.2 产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影响

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Ln ST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化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近年来,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二、三产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企业不断聚集,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集中,使得城镇人口数量增加,城市建设加快,从而大力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2.2.3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

模型(2)进一步检验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Ln STR*GDP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正向促进作用,反而较为严重地阻碍了区域城镇化的发展。本文认为,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未能有效协调,各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力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速度等的不匹配对城镇化产生了迟滞作用。此外,中部地区近几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很大程度上受第三产业的推动,且中部地区并没有大规模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第二产业发展滞后,尤其是工业发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不利于城镇化的深入发展。

2.2.4 工业化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及对外开放程度对城镇化的影响

模型(1)、(2)的回归结果均显示:工业化率(IND)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进一步表明中部地区的工业发展质量不高、工业结构趋同导致工业发展相对落后,从而使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中部地区近年来劳动力的转移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兴起,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相对有限,不能有力地推动区域城镇化进程。人口自然增长率(NP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与近年来中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且不断上升有关,说明中部地区城镇化的发展除了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人口城镇化”的动因。对外开放程度(OPE)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中部地区对外开放与合作的不断加强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该变量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3 稳健性检验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城镇化的影响主要来自于第三产业的带动,工业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为此,本文直接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表征产业结构变量,并运用于模型(2)进行回归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剔除第二产业的影响,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进行回归后,上述结论基本保持不变。即,第三产业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且绝对值较大,这进一步验证了中部地区属于第三产业带动的城镇化发展类型,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发展滞后。但第三产业与经济发展的不匹配仍是阻碍中部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最后可以得出,本文的分析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该变量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利用2000~2014年中部地区8省的样本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及二者的相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影响,并进行了替代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最终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对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镇化的发展。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匹配程度是影响城镇化的重要因素,若区域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能协调发展,则会促进城镇化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城镇化发展。(3)中部地区的工业化率对城镇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4)人口自然增长率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人口城镇化”是中部地区城镇化进程加快的重要动因之一。(5)对外开放程度有效地促进了区域城镇化水平的提升。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结合中部地区的实际情况,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1)提高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地区发展平衡。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应加快转变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提高整体经济实力,加快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城镇化深入发展,为中部地区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带动城镇化发展。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同时促进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从而有效吸纳就业,促进劳动力转移,以产业带动城镇化发展。

(3)提高工业化发展质量,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发展,使工业化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要积极推进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技术升级,提高工业化发展水平和质量,优化工业发展结构,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甚至使工业化成为带动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4)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产业发展格局。结合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产业结构关系,选择适当的产业发展格局,提高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适配程度,促进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使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与经济发展重点相契合,从而发挥更大的结构效应。

(5)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构建城镇化制度保障机制。“人口城镇化”是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因此要继续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各种行政限制和壁垒,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村转移人口合理向城镇流动,构建城镇化发展的制度保障机制,从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可持续的城镇化发展。

摘要：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部地区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对中部地区城镇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对城镇化存在阻碍作用;工业化对中部地区城镇化作用不显著,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发展;“人口城镇化”是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最后,基于已有研究结论提出深化城镇化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城镇化经验 篇10

我国地域广阔, 各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水平存在差异。从东中西部的发展来看, 在探索“三化”协调发展的模式上也存在一些差异。部分东部沿海和内陆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 很大程度是牺牲农业和粮食, 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我国的粮食主产省已由过去的20多个减少为13个, 粮食调出省也由以前的10多个减少为6个。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 产业布局相对稳定以后, 中西部传统农业大省的三化发展模式不可能也不允许复制沿海模式。这些农业大省不仅要承担本省的三化建设, 而且要担负着在全国区域经济分工格局中提供借鉴的参考的贡献作用。

结合我国国情“三化”协调的科学发展之路必须破除中国“工业化远远超前城镇化”的现状。因此我们提出以建设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深入发展的思路。

一、河南省创建新型城镇化的历史考察

以新型城镇化带动和推进新农村建设, 让农民成为城镇化的受益者。为了有效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 河南结合自身实际, 形成了具有河南特色的现代城镇化体系。

1、以中心城市拓展发展空间

为新型城镇化化注入活力, 就需要全面规划城市新区, 拓展城市发展空间。续郑东新区规划建设成功之后, 先后有开封、洛阳、焦作、平顶山、新乡、许昌、南阳、鹤壁、安阳、漯河等获准建设复合型新区, 大幅度提升了中心城市发展实力。特别是每个城市新区更加重视产城融合与地域文化建设, 建设高质量绿地系统, 研究探索和推广应用节能低碳建筑技术, 形成产业发展特色和规划建设特色。郑州、三门峡等市县全面启动规划建设中心商务区和特色商业区, 促进第三产业加快发展, 有利于改善产业结构,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城市群一体化与城镇特色化并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与之同步的公共基础设施为载体。从而加快集聚发展, 提供城市经济的发展效率。发挥“两群融合” (城市群与产业集群融合) 的叠加优势, 一方面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资源, 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中原城市群产业集聚区和现有产业基础, 从而建设了一批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结合当地的政策优势, 产生了放大效应, 从而推进中原城市群的发展, 让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具时代性、创新性和地方特色。河南省把县镇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前沿基地, 制定多项优惠政策, 吸引投资, 吸引人口转移, 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用产业集聚区发展带动产业与人口聚集, 促进县城的快速扩张。除此以外, 一批特色镇崛起, 以特色工业、旅游业和商贸业, 形成了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获突破

新型农村社区, 是指打破原有村庄界限, 把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村, 按照一定标准, 经过统一规划, 建设新的居民住房和服务设施, 统筹产业发展和居民就业, 形成农村新的居住模式、管理模式和发展模式。新型农村社区不是新农村的概念, 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要延伸到自然村难度很大, 但可以到达农村社区。通过这种途径, 未来10年, 河南至少可以节约400万亩耕地, 这些耕地可以部分解决河南未来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 河南本着“一代人建房、几代人居住”的原则, 一步到位, 高标一流, 努力建设“百年社区”的思路, 把产业集聚、工业发展与农业农村发展衔接起来, 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保障, 为新型工业化搭建了新的平台, 提供了劳动力资源, 为新型农业现代化创造了条件。

4、财政支持力度不断加强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拓宽资金投入渠道, 积极创新投融资机制, 调整完善财政体制, 强化财税政策激励, 以中心城市、县城和新型农村社区为重点, 推动城市新区、中心城市组团、县城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社会事业发展。随着财政支持力度的加强, 城镇的综合承载力、集聚力和辐射力明显提升, 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态势进一步增强。

二、河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战略思考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 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人人平等”的基本思想。不仅注重物的分配, 而且还要体现对人的关怀;不仅强调同代人之间权利发展机会和成果共享的均等, 而且还注重代际之间的均衡, 注意环境的保护。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城镇的所有阶层, 实现城乡和谐发展, 最终促进中原经济区城乡一体化和经济发展。

1、采取更为公平的土地改革制度

新农村和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集体租赁土地须由政府部门批准, 统一征地, 允许被征地农民采取出租, 转包, 投资入股来行使自己的土地使用权。还可以以一定比例调换城镇土地。城市土地出让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 建立农业发展和风险基金。征地补偿可以采取土地使用权换社保或者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 实现社会福利公平

给与农民工与市民同等的医疗、失业保险和劳动保障, 享受城市医保, 可以在城市的任一卫生医疗点就医。成立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障中心, 并提供绿色通道, 加大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维护。探索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制度, 取消改革购房的户口限制政策, 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废除城乡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制管理模式, 形成一元化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

3、均衡教育资源, 实现发展公平

为了保证农民工子女能享受同等程度的城市教育资源, 应该取消城市义务教育段户口限制, 推行集中办学, 促进基础教育覆盖面。提倡由中央和地方分项目, 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根据中原经济区市场市场需求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防线, 有针对性地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指导介绍。

4、缩小收入差距, 深化分配公平

取消对进城农民的不合理收费和政策限制,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加大对贫困群体的帮扶和救助, 通过不断加强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采取双轮驱动增收模式, 引导和改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 逐步建立市场主导与政府扶持相结合, 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相结合的支农长效机制。

三、对我国三化协调发展的启示

1、依托地方优势, 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

如果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 会因城市配套设施的缺乏, 出现交通拥挤、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房价暴涨等问题。反之, 则会由于城镇化缺乏必要的产业支撑, 出现产业“空心化”和就业不足现象, 产生贫民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将国家的方针大计与地方实际有机结合, 根据资源禀赋、区位优势、环境容量、市场需求和产业状况, 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三化”协调发展模式, 并把成熟的区域发展模式适时在同类条件的地区进行推广。要建立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长效机制, 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力度

2、遵循经济发展规律, 抓好当前重点任务

当前,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的关键阶段, 农业的基础保障任务日益艰巨。我国农村人口庞大, 在现代化过程中还要解决好农民问题, 包括农民转移就业、增收及农民市民化问题。从我国实际看, 既有工业化动力不够强劲的制约, 更有城镇化引领不足的软肋, 同时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 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

我们应充分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认真分析当前我国“三化”不够协调的问题, 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 加快补齐“短腿”、拉平“短板”。例如,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应重点着手把“新农村”提升上去。“工业反哺农业”要以完善重点城镇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建设为重点;农村的改革不是全面的, 前期一定要本着“点点互动”“以点带面”“稳定发展”“持续发展”“协调发展”为宗旨。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是只有“村容村貌、垃圾处理、水电路通”表面工作, 应该着手提升、剖解“内质”问题。

3、突出中心城市的支撑地位, 科学制定区域发展规划

“三化”协调发展, 需要布局合理的空间结构支撑, 规划水平决定了建设效果。尽快做大做强中心城市, 大力发展县级市、县城和非农产业有基础前景好的重点镇。公共资源和基础建设应该根据人口的流动方向, 聚集地区优化配置。对所辖范围内的产业、人口、城镇等的总体布局以及区域资源特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通盘考虑, 统筹安排城镇建设、产业集聚、农田保护、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 形成区域优势互补、功能定位清晰、空间高效利用、产业分工合理、“三化”互为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

4、政府调控和市场引导双管齐下

从河南省城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 与结合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政府调控作用密不可分的。我们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进行必要的政策扶持, 还要完善各项市场制度。凡是市场能够调节的, 政府要尽量放开;对市场没有能力调节的, 政府要积极引导和调控。通过市场满足三化协调的资源, 资金, 科技, 劳力需求, 通过政府采取立法和强制的手段, 为经济运行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从而确保“三化”协调科学发展。

摘要：持续探索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 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路子, 是河南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核心任务。本文确定了新型城镇化对三化协调发展的引领作用, 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战略经验进行总结, 并对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思考, 提出了资源公平的解决方案。以期对我国各地区不断深入三化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关键词：三化协调,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中心城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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