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职业教育的主体（精选6篇）
篇1：中国职业教育的主体
肥东县长临河中学 《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体读书教育活动 示范学校总结
长临河中学在积极组织参加肥东县教体局关工委组织部署的2013——2014年《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中，目标明确，态度端正，行动快捷，积极主动地纳入学校部门教育教学管理工作计划中（详见学校工作计划、主题读书教育活动安排表）。实行统一组织，统一安排，统一辅导，统一落实活动内容。使“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在长临河中学校园内扎扎实实、井井有条、有声有色、自始至终、圆满结束，取得显著成效。并带着这一成效申报肥东县教体局关工委2013—2014年《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国家级示范学校。现将我校开展本次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长临河中学基本做法：
长临河中学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及教育部党组《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读书活动的通知》精神，结合肥东县教体局关工委组织开展
“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文件精神要求，学校认真组织学校七、八年级和高
一、高二年级学生，以班级为单位，成立班级读书活动小组。把学校订购的《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读本，按班级发放到班级读书组。
在学校的统一组织指导下，班主任和班级读书组长组织安排班级同学在主题班会及课余时间阅读学习，写心得，做手抄报，办黑板报，参加征文、演讲。紧接着，由学校举行系统的主题读书教育辅导活动，与学校日常工作同步安排，固定场所，提前通知，定时举行，集中辅导，课余进行。既不占用学生上课时间，也不影响老师正常上课时间。
《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由学校分管关工委工作人员专人负责，具体布置，根据读本内容，选定语文、政治、历史辅导老师，列表安排，一课一讲，专职辅导，解难答疑，拓展延伸，简明精讲，趣味浓郁。并对各班读书组进行考勤考核（其中包括出勤参加辅导课、征文、手抄报、板报、演讲材料等），记录入册，对照参考，评比奖励。
本次主题读书教育活动的核心，是通过组织学生阅读《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读本，引导学生了解国情，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复兴中华的远大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复兴中华的中国梦。长临河中学在本次主题读书教育活动中，对所有参加读书教育活动的学生，通过组织各类活动进行教育感化，使学生明确了自身肩负的民族使命——勤奋读书，立志成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做贡献。
第一、建立组织，分层管理。
为保证《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有序有效地进行，学校成立了《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读书活动领导小组。校长孙家明任组长，关工委主任张道法任副组长，教务处副主任李兆瑜、团委书记陈蓉蓉和各班班主任为组员，各班成立主题读书教育活动小组，建立起强有力的组织领导网络，分层实施管理。在学校工作计划中有安排，在专题辅导教育活动中布置。正式启动了“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孙家明校长作了动员讲话，对《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殷切希望同学们端正学风，正确对待文化课与主题读书教育活动关心，下定决心好好学习，锻炼身体，健康成长，热情鼓励同学们谈梦想，谈愿望，为实现美丽梦想而努力奋斗。
二、全盘安排，落实到位。
为使“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体读书教育活动有序开展，学校制定了读书活动计划，在《长临河中学政教 保
卫 团委学生会 关工委联合工作计划》中详细安排，并列表安排《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体读书教育辅导发放到各个班级，统一布置，量化细化，促使2013——2014年《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体读本教育活动落实到位。
根据我校实际情况，我们把学生阅读和语文课程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召开班主任和各班读书组长会议，各班举行主题班会，从2013年到2014年3月以班级为单位，各班举办读书征文、读书演讲、读书板报、读书手抄报等。把优秀作品、演讲优秀选手推荐到学校参加比赛评比。此外，长临河中学结合读书活动，组织高一年级全体同学参加学雷锋社会实践活动，于2014年3月27日到长临河镇敬老院献爱心，送温暖。以自己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核心价值观，受到长临河镇敬老院领导和全体老人热烈欢迎，学生与老人们情感交流，其乐融融。
2014年4月和5月，学校组织各班选手参加学校组办的《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集中辅导。从各班选手中，培训、辅导读书演讲、读书征文同学。再次指导学生阅读读本，进行征文撰写，充实演讲讲稿。征文稿纸由学校统一规定，统一发放，统一时间报送，统一安排老师评选，统一打印。（征文要求围绕辅导老师提供主题，体裁不限，字数控制在1500字以内）。收到征文127篇，优秀征文80余篇，经过筛选评选，有12位同学征文出众，长临河中学
推荐评出一二三等奖作品，列表报送参加肥东县教体局关工委《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征文评奖。
学校收到各班上报手抄报220多份，班级自行举办综合黑板报32期。长临河中学在《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中，全校师生全员动员，先后有丁祥、胡峰、凌红、赵艳梅、夏育松、周昌华、王瑜、张欢欢、丁文婧、孔科、王阿敏、吴海燕、蔡海燕、欧军立、陈蓉蓉以及14位班主任老师参加主题读书教育组织管理活动和辅导、征文辅导、演讲辅导、征文电子录入等。先后有60多人次老师投入到2013——2014年中学生主题读书教育活动中积极工作。同时还动员团委学生会干部配合班级读书组长参与管理。在读书教育各类活动中自留珍贵照片60余张，录像资料30G以上，并有电子档和光盘资料及纸质存档资料可查。所以，长临河中学在《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读书教育活动中取得了实实在在成效。2014年6月，我们认真总结了本次活动开展的情况，并作出决定——长临河中学申报2013——2014《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示范学校。总结经验，找出不足，在今后组织各类活动中加以扬长避短。
三、多措并举，开展活动。
为使“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活动有效开展，学校将读书活动融入到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积极探索适应学生身心
特点、思想实际和理解接受能力的读书活动途径和方法，主题读书活动、主题班会、电子屏标语宣传、书信大赛等活动中渗透教育，引导学生从具体事情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培养全体学生良好爱国主义情感。
1、组织开展“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读书教育辅导中，辅导老师鲜明生动讲解中国梦的历史底蕴和时代内涵，宣讲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辉煌成就、宝贵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向，教育和引导学生坚定报国信念，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组织开展“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手抄报活动。根据学校读书组要求，引导学生根据自己在读书教育活动中的感受，对“中国梦”的憧憬，为实现自己梦想，以手抄报形式展现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努力学习的豪情志愿，抒发自己的情怀。
3、组织开展“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征文比赛。从2013年10月到2014年4月份，长临河中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组在全校开展了“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等征文比赛。比赛形式，首先在学校统一组织安排下，各班读书组，在班级学习，写出读书心得，选取素材，准备征文材料，接着通过班级活动，语文老师指导，学校组织集中辅导，形成读书征文稿件。再由班级读书组推荐报送学校进行评比。最后形成优秀征文稿件，推荐参加肥东县教体局关工委组织的《美丽中
国 我的中国梦》读书征文评比。学校评委组按照要求，评出了100余篇优秀征文，最终按征文质量评出了一、二、三等奖和鼓励奖，学校给予了精神和物质奖励。其中：贺伟、李梦雅等12位初高中同学的征文作品报送肥东县教体局关工委参评。
4、开展“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演讲比赛。按照学校部署，各班用班会课时间举行班级读书教育活动演讲比赛，并选出优秀选手参与学校演讲比赛。学校负责组织评选，与征文一起评出一、二、三等奖，颁发学习用品奖品。
5、组织开展“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黑板报。2013——2014年4月，,各班级先后公办班级黑板报32期。有些班级板报在美术老师指导下，班的图文并茂，激发了学生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引领学生在读书教育活动中快乐成长。
6、长临河中学政教处、团委学生会、学校关工委于2014年3月27日组织高一年级全体学生开展“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社会实践活动——到长临河镇敬老院进行“学雷锋，送温暖，与老人结对交流”。阵阵欢声笑语场景，都被同学们用手机机留下了美好的瞬间。通过学生参与式交流与服务式体验，培养学生热爱社区情感与责任，关爱老人，让老人的普通“百姓梦想”与中学生的青春梦想连成千万个“中国梦”组成的民族梦、时代梦联系起来，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积极推动长临河中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与学雷锋活动、游学实践活动常态化。
实践证明，长临河中学历年来都能够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有始有终、不断完善把主题读书教育征文与演讲活动、校园文化书信书信活动、校园文化艺术节活动、校园体育运动、中国汉字听写比赛活动、各类主题报告教育活动等等办好，既使校园文化丰富多彩，又帮助青少年认识自己、锻炼自己、提高自己，越来越多的学生都积极主动地注意把读书、实践、写作、演讲、提升自身综合素质等紧密结合起来，使学校教育教学管理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发挥了良好的教育引导作用，我们从心底感到十分充实、快乐。今后，长临河中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将继续做好工作，服务学生，服务学校，多做贡献！
安徽省肥东县长临河中学 关工委
2014—6—19 注：
1、本总结报送肥东县教体局关工委，并申报肥东县2013—2014年《美丽中国 我的中国梦》主题读书教育活动示范学校。
2、本总结存档长临河中学档案资料室——学校关工委资料档案盒。
3、印制：4份
篇2：中国职业教育的主体
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
人的自然属性的和社会属性是不可缺一的,但有所偏重是每一思想文化的特色,正如中国文化的传统--儒家与道家,两千多年以来满足了中国人不同的愿望和需求,儒家与道家思想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翼,儒家的礼教和社会等级思想与道家的返归自然,不为世俗所累的追求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佛教作为外来文化,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 者：孟庆耘 作者单位：鲁迅美术学院基础部 刊 名：理论界 英文刊名：THEORY CIRCLE 年，卷(期)：2005 “”(7) 分类号：G0 关键词：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主体篇3：中国职业教育的主体
关键词：校园暴力,武术精神,教育价值
近年来,在国内校园暴力事件频频发生。不同形式校园暴力的年发生率高达60%,这是WHO对48 个国家资料的统计得来的。[1]我国校园暴力事件也呈上升态势并愈演愈烈,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亟待我们解决。面对这种情况,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各方面都在试图寻找消除校园暴力的方式,包括: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的立法程序、加大对“刺头”学生的教育力度、在全校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等等,但是都收效甚微,校园暴力依然泛滥。本研究试图从教育学角度探讨中国武术精神的内涵及其对校园暴力主体的教育价值,以期为培养和塑造青少年的健全人格做出贡献。
1 全面透视:校园暴力的定义、现状与主体
1.1 校园暴力的界定
挪威卑尔根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丹· 奥尔沃斯(D·Olwens)根据对数万名学生的调查结果的归纳,第一个对学生间的暴力行为作了如下的定义,并普遍为欧洲和其它一些国家所接受:“一个学生如反复或长期的成为一人或多人的负面行为的攻击对象,这个学生即是暴力或迫害行为的受害者”[2]。美国学者将校园暴力定义为发生在校园内的,或在学校学习期间或上学或放学的路上的暴力行为,它包括严重的暴力犯罪和不太严重的暴力行为以及非致命性的暴力行为,同时可以包括种族或教派引起的典型性行为、基于性别或残疾或其他的与众不同的特点的嘲笑行为、性骚扰、恃强凌弱、推桑、辱骂、人身威胁等[3]。北师大比较教育研究中心的张旺将校园暴力定义为:发生在校园内外、以及于学校成员的能导致身体和心理伤害的行为。[4]综合其他专家的论述和在我国校园暴力的特点以及本研究的需要,将校园暴力界定为:发生在中小学校园内外的学校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
1.2 校园暴力现状及其不良影响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公共问题,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中小学频频发生(所以本研究将校园暴力界定为中小学校园暴力)。校园暴力既像一颗肿瘤在不停的侵蚀着青少年们的心,又如一场噩梦缠绕在青少年身边。虽然没有人去对这些暴力事件进行统计分析,但是关于校园暴力的网络报道却不绝于耳。以近3 年媒体报道为例,2013 年5 月25 日,长沙牛耳培训学校,因被捉弄积怨已久,一学生课堂上30 多刀捅死室友;2013 年6 月18 日,福建女初中生被殴打,并被拍摄裸照,照片在网络疯传;2014 年9 月21 日晚,陕西吴起高中7 名高二女生对名高一女生进行辱骂、殴打,并对其中三人强迫脱衣、拍摄半裸照片,还用水果刀对受害人进行威胁,称如果将此事告诉老师或家长,就将照片外传。2014 年1月,广东韶关市新丰县一名初中女生(13 岁) 在两个月期间多次遭到同宿舍另外三名室友( 三人均12 岁) 的欺凌,被她们用打火机烧头发和身体。2015年2月28日,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板仑乡板仑中学一女生被6 名女子(1 人为该校辍学生,其余为社会人员) 殴打并强行拍裸照上传到QQ空间。[5]
2015 年4 月29 号,上海市医药学校学生一名女生被五六名女生轮番推搡、扇耳光、踢打、拖拽头发的视频在网上传播。2015 年5 月8 日,广东汕尾市海丰县两个彭姓姐妹被七八名学生推至公园管理处一墙角,遭到多人连环扇耳光,并被扒衣拍摄。2015年5月22日,安徽怀远县火星小学13 岁的副班长小赐因为拥有检查作业、监督背书的权力,向另外6个孩子要钱,钱没给够,就逼迫他们喝尿吃粪。2015 年6 月21 日,浙江庆元县多名初中生将一名小学一年级男孩捆绑后拳打脚踢,用烟头烫,并拍摄视频。
以上报道足以说明,校园暴力事件普遍存在且性质恶劣,其严重危害着学生的健康成长、学校的正常秩序以及社会的和谐安定。校园暴力行为不仅严重影响“校园暴力”主体的身心健康发展,同时对校园暴力事件外的青少年的身心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校园暴力频频发生在他们的周围,这会令他们时时刻刻都要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不仅影响学习成绩,更加影响心理健康。除此之外,校园暴力还扰乱正常的教学秩序,使老师无法正常工作,同时也会让其他学生产生恐惧,进而不信任法律,缺乏安全感,会造成不好的心理影响。吸烟、酗酒、物质滥用、性侵犯等现象,在暴力频发的学校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所以,每天亲自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或者节衣缩食把孩子送到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成为了避免校园暴力的唯一措施,而这些措施必然会严重影响家庭生活质量,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破坏社会的安定和谐。
1.3 校园暴力主体类型及其成因
本文将校园暴力主体界定为:涉入校园暴力事件的所有在场者,包括施暴者、受害者与旁观者。校园暴力事件中,因个体差异他们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施暴者,即对他人施以校园暴力的人。他们通常身体强壮,学习成绩差,心胸狭窄,不尊重他人,性格暴躁。这部分青少年由于正处于快速生长发育时期,心理发展还不成熟,自控能力差,容易躁动,富有攻击性,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父母常年在外,缺乏家庭教育、家长素质不高、从小就受到“拳头才是硬道理”、“绝对不能吃亏”等不健康的家庭教育等等;受社会不良文化的腐蚀,包括社会暴力的影响、影视网络的诱惑、效仿社会上“江湖老大”的做法,义气行事;受学校教育管理方面缺失的影响: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忽视思想道德教育、管理不善形成不良校风等等,导致学生通过对他人施暴来发泄内心冲动的现象。
受害者,即被他人施以校园暴力的人。他们通常身体瘦小,软弱无力,性格懦弱、逆来顺受、遇事退缩、从不反抗。这部分青少年容易被他人施暴而成为受害者除了自身原因之外还往往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家庭原因,一方面是不合理的家庭结构,如因父母离异导致的单亲家庭背景以及因父母外出打工导致的独自留守状态均可致使他们产生自卑与恐惧心理;另一方面是不健康的家庭教育,如长期受到家长“好好学习,不许惹事”、“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训导等等,导致他们性格极度内向、不善言辞,缺乏与人交往的能力,从而被孤立。二是社会原因,包括各种新闻媒体报道的社会暴力事件不断,校园暴力受害者的悲惨命运,使他们内心产生恐慌,从而在自身遭遇暴力侵害时,拒绝反抗,逃避现实。三是学校原因,如学校过于注重文化课而忽视对学生心理方面的辅导,不善言辞的学生更容易被老师和学校遗忘;同时学校和教师的制约能力逐渐减弱,对施暴学生的惩罚力度不够,亦可导致暴力受害者的恐惧心理更加严重。
旁观者,即受害者与施暴者之外的,观看并允许(默许)暴力存在的人。作为校园暴力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旁观者主要分为以下三类:暴力的推动者、暴力的防卫者和局外人。其中,暴力的推动者是指提供给施暴者鼓励性信息反馈的人,如围观并发出哄笑;暴力的防卫者是指站在受害者一边的人,如试图使其他人阻止欺负行为,对受欺负者说“不要怕”等;局外人是指对暴力行为视若不见,忽略暴力的人。三类旁观者虽然在具体行为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暴力行为,他们全部都选择了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分析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普遍认为是其他人应该做的事,自己不需要做出头鸟;二是缺乏知识、技术或训练,想帮忙但是不敢,怕殃及自己;三是积极动机不够充足,缺乏正义感。
2 软性消解:中国武术精神内涵及教育价值
武术精神,是习武者与非习武者在长期共同生活和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培育起来的,并通过他们特定的社会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价值信念、性格与心理的总和。[6]武术精神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它可以影响习武人的思想品德、价值观念,规范习武人的举止言谈、为人之道。
2.1 中国武术的“和合”精神可树立学生与人为善的理念
“和合”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亦为中国武术的拳道之理。反映在武德中,就是要求习武者在人际交往中要谦逊和气、和谐共生。在武术意识里,很多理念都是以和合忠恕之道为核心,讲究以武会友,遇事要适度忍让,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与人交手,即使被逼迎敌,在一般情况下也不骤下杀手。[6]因为“中国武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单纯的胜负,而是和平,是和谐。”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从兵家战略决策的角度表达了这一传统武德思想。在武术课的教学中把这种“和合”的思想传达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明白练武之人追求的是和平,是和谐相处而不是欺凌弱小。这种思想对施暴者即有暴力倾向的学生有很强的教育针对性。
2.2 中国武术的“侠义”精神可培养学生见义勇为的气魄
中华武术,最重武德。所谓武德,就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所应具有的道德品质。武德,作为一种美德,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指导人们共同的武术生活及其行为准则规范,并渗透在习武者的思想言行中。中国的武术道德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中,其思想内涵主要来自于儒家的仁学。“仁”不仅含有孝悌之意,也包含了勇敢质朴的作风。儒家的“仁”“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代侠士。习武者练武,并不是为了泄私愤,报私仇,而是为了匡扶正义,救济百姓。“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见义勇为,除奸去恶,是中国武术伦理的最高表现。这种精神主要针对校园暴力事件中的那些冷漠的旁观者,这些人在学会了武术、强健了体魄时候有能力去制止暴力了,而且在狭义精神的教育作用下,他们会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看成是一种义务。
2.3 中国武术的“自强”精神可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品质
《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就是永不屈服,无论是面临外界的艰难险阻,还是面对自身的缺点不足,都迎难而上,坚决克服,永不停息积极向上的脚步。坚忍不拔不仅是要坚强,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忍耐。“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校园暴力好多就是因为缺乏忍耐、包容,为一点点小事大动干戈。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屈服、自强拼搏、忍辱负重的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多次面临外来威胁,濒于亡国灭种的境地。凭着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几次从跌倒中爬起,在危难中获得新生。这种精神适用于所有当代那些缺乏吃苦、拼搏、自强精神的青少年,对校园暴力中的受害者来说意义更大,这群学生在接受了武术和武术精神的教育之后,身体得到了改造,变得强壮灵活,不再惧怕他人的欺凌,同时精神得到了全面的洗礼,他们不再退缩,不再软弱,不再逆来顺受。相反地,他们学会了反抗,他们学会了迎难而上,学会了靠自己的努力去克服眼前的困难。
2.4 中国武术的“宽容”精神可培养学生厚德载物的胸怀
《易经》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势坤”,是说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我们应该胸怀博大,以宽厚的德性包容天下万物,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宏伟任务。张岱年、程宜山先生解释说:“坤即顺,地势是顺,载物就是包容许多勿类;君子应该效法大地的胸怀,包容各个方面的人,容纳不同的意见,使他人和万物都得以各遂其生。”在孔孟文化的熏陶之下,“厚德载物”的主要精神理念就是“仁”。“仁”是孔子儒学的理论核心,其基本思想是以忠厚、仁慈、善良和爱心来待人接物的。在人际交往中要懂得关爱他人,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他人意愿,关心他人疾苦,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要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这种精神对当代的青少年尤其重要,现在青少年多为独生子女,在家里都是公主和王子,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想要怎样就要怎样,久而久之,他们变得自私自利、心胸狭窄、在家不尊重长辈、在学校不尊重老师同学,严重影响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在武术的教学中加强对这些人的武术精神特别是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3 实践路径:中国武术精神教育价值的实现
3.1 通过教育政策来推行
武术精神教育要依托于武术课进行,所以,必须采取政策实施武术进校园。徐才院长说过:武术进入学校有三大好处:一是增强民族体质;二是塑造国民形象;三是振奋民族精神。学校武术要武术技术和武术精神教育一起抓,明确习武的真正目的,树立正确的习武观念,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并使学生在了解武术精神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同时,发扬尚武崇德的精,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此外,要将学生武术精神操行按照一定比例的分值列入专项考核标准中,对学生的思想表现、学习、训练等方面进行评价,给予武术精神操行评分。
3.2 通过武术教师起表率
武术是特殊的专业,他的学习要依赖于老师的言传身教。在以前,每个拳种流派都有自己的门规戒律和收徒标准。老师对于徒弟影响不仅仅是技术,而且还有为人处世,接人待物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尊师重道是武术界非常看重的武德。历来习武中所形成的崇尚师傅权威和尊严的传统,加上武术教学与其它教学相比更具直观性,所以在武术教学中教师言行的表率作用极为重要。教师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首先做到。所谓“身教重于言教”,武术教育工作者只有自己具备了正派的武德、武风,才能有力地说服学生,感染学生。否则,教师不仅丧失威信,甚至有可能失去教育人的资格。
3.3 通过武技传授来渗透
“崇武尚德”是所有习武者必须遵循的准则。在武技教授中,武术精神的教育要贯穿始终。借助于武术基本功和套路的练习培养学生刻苦顽强、永不自满的品质。在散打教学中要鼓励学生要敢出手,敢进攻善防守,勇敢坚强,英勇无惧,顽强拼搏的精神。在今天独生子女比较多,他们大多数都娇生惯养,比较自私,要培养他们合作意识,爱心,团结互助精神,“喂手”的练习不失为最好的方式。
3.4 通过武术礼仪来体现
“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学艺先学礼”武术的礼仪之武术精神最好的表达方式,很多武术精神则可以在武术礼仪中得到体现。如武术的抱拳礼,可以使人谦虚、随和,尊师重道。为此,在武术教学中应注重加强武礼的传授和规范,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其方法,明确其涵义,还要善于利用师生问候、递接器械以及辅导、练习、考核等渠道,使学生养成应用武礼的良好习惯,做到动则功夫到家,静则修养有素,行则彬彬有礼。
3.5 通过武德环境来暗示
良好的德育环境、潜移默化的暗示教育效果,往往是一些明示性的德育所不能比拟的。为此,首先要摆正武术精神教育的位置,把武术精神教育纳入教学计划中。其次要对武术教学的相关内容进行规范和标示。比如,制定系统的武术教材,严格规定武术习练场地和服装要求,制定统一的演练礼仪等,进而通过这种强制性的外在约束,在人们心中形成一种“见物思武,见武而明德”的条件反射。另外要注意课堂气氛的民主,营造精神愉悦的课堂氛围。最后,在教学中要善于充分利用各种现代教学资源和教学手段,比如,利用网络、多媒体播放相关影片,介绍相关书籍等,指导学生从中吸收有益的东西。
4 结语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面对校园暴力这一不良现象,我们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应对和解决。武术精神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在消解校园暴力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从而为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美丽校园的建设以及维持社会稳定做出贡献;同时,大力弘扬武术精神,亦可培养全民族积极向上、自立自强、不卑不亢的精神,从而为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做出贡献。因此,国家应重视在中小学校园实施中国武术精神的教育与传播,以培养具有良好道德素质与健康体魄的下一代,弘扬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1]KRUG EG,DAHLBERG LL,MERCY JA,et al.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02.
[2]强亚平.反对校园暴力,应从校园预防做起[J].世界教育信息,2001(06):25-29.
[3]Harrisl.(2000)peace-building responses to school violence[J].Nassp Bulletin,84(614)5-52.
[4]张旺.美国校园暴力:现状、成因及措施[J].青年研究,2002(11):44-49.
[5]女生遭围殴被拍裸照6名嫌疑人均未成年云南文山州通报称警方已传唤5人[N].京华时报,2015-03-03017.
篇4：中国职业教育的主体
［关键词］新民；人民；公民；公民教育
［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2-0093-05
New people-the people-citizen: the subject of Chinese civic education in the gradual process
LV Wei-hua
（Civic and Moral Education Center,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As a sort of representation and necessity of modernity, civic education experienced three gradual processes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1.moulding new people, which can be seen as the start stage of civic awareness of Modern China; 2. purifying the people, which engraves the designed brand of social citizenship; 3. returning to citizen, which should be the remodeling pointing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Comb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subject of Chinese civic education again perhaps can offer some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civic education at present.
Key words：new people; the people; civic education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个人解放的历程。因此，人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问题的核心。人的现代化就是人格独立和主体性的确立，而人格独立和主体性确立又是现代公民最本质的特征。公民教育不仅是培养现代公民的主要渠道，是个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百年梦想的深刻诉求。从这个意义出发，重新梳理中国公民教育主体的历史演进脉络，或可为现时中国公民教育提供一定的镜鉴和启示。
一、塑造新民：近代中国公民意识启蒙的发轫
作为一种崭新的教育制度或教育模式，中国的公民教育虽然是在辛亥革命后伴随民主共和政体的产生方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是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它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叶已然萌发。
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均以中国屈辱战败、列强割地索款宣告结束，这一系列创深痛剧的事件一次次让中国人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代中国人面对的是一幅混乱无序、满目疮痍的现实图景。一直以来，个体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三观”、生活方式与行为模式趋于崩塌与瓦解，“意义危机”“生存危机”“存在迷失”不断动摇着当时中国人的精神支柱。日渐加深的民族困境使得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模式饱受质疑和责难，处江湖之远和庙堂之外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在近代西方社会有机体论等理论的启发下开始将思考的视角，从关注文明的客体转而投向文明的主体—国民，探索救亡图存的有效路径。
国家皆是由“民”构成，其强弱盛衰自然取决于“民”的状况和素质，“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格。” ［1］“一个国家的国民整体素质普遍较低，其国也必然落后”，正所谓“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2］。反之，国家强盛需要藉由“民”的强壮加以实现，“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譬犹溽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2］当时的陈独秀也曾经谈到：中国之所以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民族深重危机，根本原因“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强，也不是财不足，也不是外国欺负中国，也不是土匪作乱，以我看起来，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3］“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处各国以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2］在这样的逻辑思路下，维新派知识分子渐次认清了世界，意识到民族危机实质根源于国民劣根性。
基于这一思考，维新派知识分子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塑造“新民”的主张，“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评，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4］在他们看来，只有改造落后的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才能拯救民族于存亡之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因此，但凡真正抱有拳拳救国爱国之心的人士，皆应以塑造“新民”为毕生使命，正所谓“今日舍此一事，别无他图。”［2］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新民”学说理论体系清晰、严谨，指向的塑造目标明确、果决，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他们已经转化为“新民派”知识分子。在其摇旗呐喊下，中国致力于塑造新民、改造国民性的热血人士前仆后继、竭力虔心。对近代中国人的新人格、新形象的描摹与设计，从康有为《大同书》中的“新人”、陈独秀的“新青年”、冯友兰的“新原人”、李大钊的“青春说”，到毛泽东的“新人说”，几乎从未间断。
“新民派”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人人格缺陷加以分析批判和借鉴西方公民思想的基础上，从民力、民智、民德三个层面进行阐释和构建中国公民的素质结构：“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5］严复首先公开倡导培养“民力、民智、民德”健全的新国民，率先构建了中国近代公民的素质结构。梁启超则在上述思想基础上，进一步详尽阐释了理想“新民”的素质构成：“新民力”是新民的基础性前提，因为身体素质是新民的最基本要求；“新民智”是新民的根本性标准，源于民智发达是国家强弱的决定性因素；“新民德”是新民的关键性内涵，在于公民道德是建设公民社会的坚强基石。在上述三者的辩证互动中，居于思想意识层面的公民道德尤为重要，它规定了人们的行为指向和行为模式。“各国皆有公民，而吾国无公民，则吾国孤孑寡独而弱败。若吾国有公民，则以吾四万万人选公民至多，以多公民与少公民者较，吾国必较列强而尤强。故今之变法，第一当立公民矣。”［6］而事实上，当时中国人号称四万万，但受过教育而具有真正公民能力的凤毛麟角。如何培养公民？当时的教育家开出了一剂良药—公民教育。
必须承认的是，“新民派”知识分子建立“新民”理论体系的思想初衷，并非为个体中国人之个性解放、主体性提升—人的现代化主旨—去改造国民劣根性，而是将改造和祛除国民劣根性当作民族脱离深重危难、实现解放的必由之路。循此前行，“新民派”知识分子的国民性改造由始至终徘徊在工具理性的层面，而未能上升到价值理性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思想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然而，瑕不掩瑜的是，尽管“新民”作为近代化的思想人格，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是在“人之近代化”及至“人之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新民”作为承上启下的过渡环节，对于引导个体本身逐步走向完善，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方向和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于近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教育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思想启蒙和舆论先导的重要意义。
二、纯化人民：社会主义国家公民身份的设计
在西方语境下，“人民”的最初涵义指人的集合体、平民。将“人民”理解为民、公民主要源自它的希腊传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民”特指一种身份资格，它包括组成城邦的每一个自由的公民，“如果一个希腊人的父母是某个城市或城邦的公民，那么他就是城邦的公民”［7］。在西方社会的语境中，“人民”一词经历了“法律—革命—法治”的嬗变，而“人民”的意义也越来越广泛，它几乎包含了个人、平民、家人、国人、国民、个人的集合体，下层阶级的联合体等等意思。人民、国民与公民这些词语，在中国古代已经存在。比如，在《孟子•尽心下》中就有“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的说法。当然，这些语词的含义和形式都不固定［8］216，比如，人民偶尔也会被写作民人，其意义基本上与人民相当，如《论语•先进第十一》中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人民、国民还是公民，在其所处的语言环境中，其内涵更多偏重于“民”。相别于指称社会地位较高阶层的“人”，民一开始指奴隶，而后来指平民［9］。单音节词的“民”在具体的语境中发展成了“人民”、“国民”、“公民”等双音节词，主要原因应是出于汉语修辞对仗的需要。不过，在“人民”一词词义变迁的过程中，其含义日渐趋近于现代汉语中“人们”一词的含义，但仍然保留了平民、群众或者普罗大众的含义在内。
追踪“人民”一词在中国的演变，必须重视苏联的深远影响。苏维埃革命的经验使得“人民”与阶级高度关联，并指向具有共同政治理想、相同社会地位的人群。列宁曾说：“马克思在‘使用人民时，并没有用它来抹杀各个阶级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把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确定的成员连为一体。”［8］220这个观点长期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人民”一经与大众结合，政治意味变得浓厚起来。李大钊曾经著文明确指出，“人民”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实质上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基础的社会阶级，这在一定程度上更为严格地限定了“人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从此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判定哪些人可以划入“人民”阵营的问题上基本严格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原则。此后，“人民”的内涵几乎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它既所指明确，但所指又不断微调；它既明确划分，但划分又一直正在进行。这个“人民”正是本文所指现代概念的“人民”—建国后频繁使用的词汇。
毛泽东在1957年6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文中是这样对“人民”加以描述的，“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从文中关于判断人民与敌人的标准可以发现两种倾向，一是政治本位，“公民”被“人民”所代替，全在于“人民”更能契合当时的政治氛围。由于划定标准过于单一，人们无法感受到个性自我的存在，个体只能淹没在“人民”的“洪流”中。二是义务本位，是否能被“人民”接纳，完全取决于是否尽到了“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义务。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荡时期，“人民”的内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更让人不堪回首的是，“人民”甚至成为一些人迫害和打击异己的合法性工具，在被“神圣化”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人们谈之色变的恐惧对象。
在当时经济—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社会体制下，能否倡导实施公民教育不是教育本身所能决定的事情。
从狭义的视角分析，当时人们的“人民”身份称不上现代性意义上的“公民”身份，学校教育也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其实质是一种革命伦理价值取向的学校政治教育。从广义的公民教育角度分析，当时的学校教育中确实存在着公民身份意识和公民教育理念的某些成分，但可惜的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异化”，教育主体—“公民”—被异化（纯化）为了“人民”，而公民教育则演变成具有浓厚革命伦理色彩的教育［10］。由此，对公民教育的现代性追求渐行渐远，“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现代性追求的集中表现。有学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是一场现代化的社会运动。”［11］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公民”内涵在价值取向上发生偏离和替代，其成因应归于与社会价值取向的片面单一和政治纯化的需要。“一个政治共同体需要建立元身份来保障每个成员的正当权利，保证所有人在竞争、合作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共同的观念基础和可预期别人行为的身份条件。”［12］中国的国民身份设计像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样复杂曲折，这可以从人民与公民的纠葛中加以管窥，在此不再赘述。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社会结构与伦理观念渐次转变。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民主化的内在主体素质诉求，再次唤醒和激发中国人的公民意识，公民教育作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表征，正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回归公民，由此沿着正常的轨道进行国民教育，成为现代中国公民重塑的指向。
三、回归公民：现代中国公民身份重塑的指向
近30年来，有关公民身份问题的讨论达到了空前受人关注的程度，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大亮点，同时几乎渗透到社会科学所有相关的新旧研究领域，形成了独特的公民身份话语［13］。在1978年以前，人们可以很自信地说：“公民身份概念在政治思想家中已经过时了。”［14］而在15年后，公民身份却又成了持各种政治立场的政治思想家中流行的专业术语［15］。进入1990年代以来，citizenship（公民身份，又译作公民性）的研究逐步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成果散见于诸多学科的学术刊物。从citizenship的本源来看，它是一个完全源于西方的极富包容性和开放性而内涵又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含义。于国内学者而言，假以这样一个纯粹的西方理论概念并不仅仅止于解决现实困境，而更多是希望用其提供一个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及探索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一个理想框架。
1979年《人民日报》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的决定，加之1978年中央已经为所有“右派”分子摘帽，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普遍的公民身份重新开始启动。紧接着在1980年代初发生的关于是否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创造者的质疑与讨论，则在另一方面代表了人民话语影响力的逆转。公民身份包含的普遍政治参与和社会公正当时正成为西方各国主流社会关注的热点，并成为许多国家改革的行进目标。中国也在这个时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政治、经济、文化、人际交往和人口流动等诸多方面与国际社会“接轨”，特别是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开启了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并在前进中不断探索“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中国面临的已不再是“宏大”的理论构建问题，更不是西方民主实践的盲目“仿制”，而是需要针对中国现实进行经验分析、社会改进和制度探索。事实表明，人的因素—公民性的塑造或曰公民身份的重塑尤其不可或缺，甚至更具根基性、关键性和迫切性。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更加健全，以及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公民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继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之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认真贯彻落实的具体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具体强调，“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在社会领域，一些志愿服务团体、行业公会、专业协会、社区组织、慈善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公民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在教育领域，公民教育的实践活动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广泛开展。从2001年开始，教育部开始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到2005年底，公民教育在全国绝大多数小学、初中进入新课程，另有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和江苏五个省的高中列入新课程。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会同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合作签署了“中美合作公民教育项目”，上海、江苏、山东、云南、山西等五省（市）参与了该项目的首批实验。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公民教育的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融入了很多现代元素，逐步带有现代公民教育体系的意味；另一方面也在表明，公民主体意识正在觉醒，公民观念正在深入人心，而人们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从“国民”身份认同、“人民”身份认同走向了现代性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认同［16］。
公民性身份或者公民性表达了新的人格理念，这是一种自由和自主的人格，它摆脱了外在强迫意志控制和奴役的隶属人格；它在共同的公共生活中寻求自我认知、自我了解和自我悦纳，体察个人生活的过程意义、超越价值和终极目的，并且在和谐、合作、共赢的人我交往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肯定。这就是公民品格的本真蕴涵，这种品格不是离经叛道的桀骜不驯，也不是一味追求自我表现的标新立异，更不是离群索居的孤芳自赏；不是藐视社会伦理道德和法纪规章的特立独行，也不是甘于庸常的随波逐流和自我放纵、自我沉沦；更不是把个人利益的实现当做人生成功的唯一目标，而是把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视为自己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大抉择并自觉自愿地身体力行；它以平等权利的诉求和共同生活的德性在重新审视人我关系的同时，不仅仅追求个人自我选择的生活理想—自我梦的达成，而且促进公共福祉的提升—中国梦的实现；它不对他人和共同体加以功利性的手段盘算，也不喜欢被他人操纵和计算，更不容压制或压迫。拥有这种品格的公民通过自我价值培养个体性情，也通过共同生活培养公共情怀，把公共参与作为个人获得人性提升与自我超越的主要渠道。这既是自由、平等、利群的公民，又是积极、丰盈、实现自我的个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确证和拥有了公民身份的人，再被问到诸如“你幸福吗？”“爱国让你想起什么？”的问题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078 ．
［2］梁启超．新民说［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55，659．663．
［3］陈独秀．亡国篇［M］//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80．
［4］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M］//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28．
［5］严复．原强修订稿［M］//王轼．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18．
［6］张木丹，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M］．北京：三联书店，1960：172-174．
［7］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M］．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32．
［8］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术语的起源与作用［M］．赵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郭沫若全集：第1 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70-72．
［10］李艳霞．公民资格视域下当代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与逻辑［J］．浙江社会科学，2010（10）：31-37．
［11］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387.
［12］ 高丙中．“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J］．思想战线，2012（1）：
30-38.
［13］ 郭台辉．公民身份认同：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形成理路［J］．社会，2013（5）：1-28．
［14］ Van Gunsteren,Herman.Notes towards a Theory ofCitizenship［M］//F.Dallmayr.From Contract to Community. New York： Marcel Decker,1978：9.
［15］ Heater,Derek.Citizenship：The Civic Ideal in Workd History, Politics,
and Education［M］.London：Longman,1990：293.
［16］ 贾新奇．公民伦理教育的基础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7：105-107．
篇5：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及其争议
王灿发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北京 100088)
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特别是起诉人应当由谁来担当，是环境公益诉讼较有争议的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界定什么是环境公益诉讼。
一、环境公益诉讼的界定
对环境公益诉讼，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有的认为 : “所谓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1〕有的则认为 : “环境公益诉讼是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对于个人或组织提起的违法侵犯国家环境权益、社会公共环境权益的诉讼进行审理并判决，以处理违法行为的活动。”〔2〕还有的认为 : “环境公益诉讼，即任何人基于行为人的不法行为致使公共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依法提起的诉讼。”〔3〕以上各个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定义，尽管论述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认为，单位和个人为公共环境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就是公益诉讼。但他们都没有谈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起诉人与诉讼请求是否有直接利害关系。我认为，真正的公益诉讼应该是与诉讼请求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特定主体，依法对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根据该定义，公益诉讼主要应有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起诉人的非直接利益相关性。也就是，起诉人必须与诉讼请求无直接利害关系。如果一个人为了个人利益而提起诉讼，那只能是一个普通的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而不是公益诉讼。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公益诉讼制度，实践中，会发生单个人为个人利益而提起诉讼，但惠及公共利益，比如，因在火车上就餐未获发票而起诉铁道部胜诉以后，所有在火车上就餐的乘客就都能获得想要的发票了。此诉讼虽然是因私益而起，但在客观上却产生了公益效果。但这种诉讼严格来说并不是公益诉讼。第二，惠益的公共性。如果案件结果惠益的是大众，或者特定区域内的大多数人，那么，这个案件才具有公益性。实际上，上述第一个特征是起诉的目的，第二个特征是诉讼的后果。第三，起诉权的法定性。法律应明确规定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和公益诉讼案件起诉人的范围。根据这三个特征，可以判断某一诉讼是否是公益诉讼。
结合环境保护的目的和公益诉讼的前述三个特征，环境公益诉讼可以这样界定:为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免受污染和破坏，与案件诉讼请求没有法定利害关系的单位和个人，依法对污染、破坏环境与自然资源者，违法或者不履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起的诉讼。根据以上定义，环境公益诉讼应当包含两类诉讼，一类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二、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学说
关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学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学说是广泛主体说。该学说认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依据是《环境保护法》第 6条: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我们认为，检举权可以不算是诉权，但控告权应当是一种诉权。要实现这个诉权，可以通过某人提起诉讼后，由法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来明确控告的诉权性质。如果控告的诉权性质得到明确，那么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依据该条文以环境污染和破坏为由提起诉讼。
第二种学说是相关团体、组织说。该学说认为，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机关单位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自然之友 ”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工作，可以作为社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环境保护局作为政府机构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是，与环境保护无关的单位、组织则不能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该学说排除了个人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其中一个理由是如果赋予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会导致诉权滥用，进而增加法官们的工作强度。
第三种学说叫公权机构说。该学说认为只有行使相关公共权力的机关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比如，海洋管理部门可以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农业部门可以对渔业污染提起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可以对任何破坏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
实践中，在国内被认为是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例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类:
第一类是由民间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比如，2009年7月29日，财经网报道了全国首例环境公益行政诉讼在贵州省清镇市法院获得立案，中华环保联合会以原告身份状告贵州省清镇市国土资源管理局。该案被认为是一个民间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
第二类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在 2008年4月12日，《法制日报》以“贵州省环境公益诉讼案判决首例官告民胜诉”为题报道了2007年新成立的贵阳市两湖一库管理局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向清镇市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提起环境污染损害诉讼，要求平坝县境内的贵州某化工有限公司停止污染侵害。2008年4月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判决，被告贵州某化工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磷石膏尾矿废渣厂对于环境的侵害，这是由行政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例。
第三类是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例如，2009年2月6日，新华网以“长沙首起以检察机关为原告的公益诉讼案结案 ”为题报道的由湖南省望城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中，49户村民获得了某水泥厂灰尘、振动、噪声污染补偿款，共计每年62538元。该案的特别之处在于，检察机关不是为了社会，也不是为了国家，仅仅为了这些受害村民的利益，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告提起公益诉讼。
第四类是由公民个人提起的环境诉讼。这类诉讼一般都是以私益为出发点达到公益的目的，比如，某市汉阳渔场养殖承包人马长松，以该市水务局和环保局不履行制止污染的法定职责为由，对两个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定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排放有毒有害污水的工厂企业，以及对生活污水负有处理职责的单位停止污染行为;判决被告赔偿因其不作为导致湖泊被污染，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 2万元。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后，当地政府承诺要对湖水污染进行治理，由政府补偿原告200万元后，原告撤诉。虽然该案的直接结果是原告得到赔偿，但是却达到了要求政府制止整个湖泊污染的公益效果。
第五类是由民间公益组织帮助而提起的诉讼。比如，在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帮助下，北京市潘家园 182户居民起诉北京市规划委，促使北京市规划委撤销了在居民稠密区建设动物实验楼的许可证.该案胜诉后的直接受益者是周围的 182户居民，但客观上也为整个北京市或者其附近地区所有居民不受污染影响，为保护该地区的空气做出了贡献。这种法律帮助行为也是一种公益行为。
四、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法律分析 通过对上述五类案例的分析，可以就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作出以下几点分析和结论:
第一，法律不应当阻止人们为社会公益做贡献。法律应该鼓励任何人为社会公益做贡献。按照该理念，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换而言之，如果某行为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那么，法律制度就应该鼓励该行为。因此，任何单位都应该有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
第二，法律地位不同，其诉讼主体资格也应有所区分，不同的主体可以提起不同的公益诉讼。因个人能力、知识等方面的差异，并不是所有人提起公益诉讼都能发挥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为避免浪费社会资源，应该对诉讼主体的资格有所区别。本人认为，可以对诉讼主体资格做如下区分 :一是公民个人应结合自身的能力和关注点，在一定范围内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例如，作为一个环境法专业的教授，可以作为诉讼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不能提起房地产领域或消费领域的公益诉讼。二是民间环保组织、社会团体可以就其组织章程和工作范围内的事项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比如，“自然之友 ”作为民间环保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是，爬山协会或者体育协会就没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
第三，行政机关应在其穷尽行政手段后仍不足以保护公共环境利益时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前提是已经充分行使了法律法规赋予的行政权力，穷尽了诸如处罚、责令停产停业等所有的合法手段。本人并不赞成行政机关在没有行使其应当履行的处罚、责令停产停业等法定职责之前，就以为受害人索赔为由提起公益诉讼。对于没有直接受害人的环境污染，行政机关可以提起只为了公共利益的诉讼。比如，江河湖泊里发生水污染导致鱼死亡，跟个人没有任何关系，农业部门应该提起公益诉讼，代表国家要求赔偿;船舶石油泄漏污染河流和海洋，海洋局应提起公益诉讼要求赔偿。
第四，检察机关应当在穷尽其法律监督和起诉犯罪职能后仍不能保护公共利益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而且应当主要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而不是针对有明确受害人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例如，在淮河污染后，对于未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履行其环境信息公开职责的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应该发挥监督作用，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如果是在淮河养殖的渔民因污染遭受损失没能获得赔偿，检察机关不宜因此提起公益诉讼。
五、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条件
目前，在我国的实践中，虽然有经过批准后，检察机关提起了环境民事诉讼的案例，但是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对此作出明文规定。所以，本人认为检察机关应当在充分运用现有的法律授权，履行以下五项法律职责之后，再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第一，加大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追诉力度。在我国构成环境犯罪的案件中，被追究刑事责任和被起诉的不到 10%。如果检察机关能依法追究这些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会比提起公益诉讼产生更大的影响，更好的效果。而这也正是检察机关法律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第二，加强对环境监管失职罪的查处。目前一些群体性事件和一些大的污染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行政监管失职造成的。检察机关可以根据《刑法》第 408条追究环境监管失职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对环境监管失职人员提起诉讼可以更好地促使行政机关加强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第三，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对于不公正的民事判决或者行政判决，检察机关应当通过抗诉制度履行监督职能。目前，检察机关已经办理了一些环境污染方面的抗诉案件，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办理更多的民事和行政抗诉案件，来促进实现司法正义。
第四，应当发挥对公安机关环境犯罪侦查行为的监督职能。环境犯罪的侦查权由公安部门行使，环保部门则有移送的义务，但是我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检察机关应该对其进行监督。
第五，积极运用支持诉讼制度。现有法律尚未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是，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支持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该制度，支持污染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环境损害赔偿。此举会对作为被告的污染企业起到震慑作用，并给法院审理案件提供参考，势必会为环境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如果检察机关在充分履行了前述五项法律职责后，仍然未能使公共利益得到维护，检察机关应该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六、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障碍和问题
虽然检察机关已经起诉多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但是检察机关要真正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还必须对以下几个障碍加以克服:
一是法律障碍。现有法律还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或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根据不足。
二是经济障碍。环境公益诉讼费和鉴定费如何支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环境污染案件的鉴定费比较高，检察机关是否有经费承担该费用。三是人力方面的障碍。检察机关是否有足够的检察官办理环境公益诉讼?如果没有，如何选择案件范围，才不失公平。
四是体制障碍。检察机关的经费来源于同级财政，人员来自于同级人大任命，检察机关如何避免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另外，检察机关若作为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如何再行使司法监督职能?如果败诉，是上诉还是抗诉?
五是理论上的障碍。如果检察机关为公共利益目的提起民事诉讼，被称为是公益诉讼，那么同样也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公诉行为，也应当被称为是公益诉讼。由此来看，只把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称为公益诉讼的说法并不合适。
检察机关只有从理论上和法律实践上很好的解决了上述几个难题，才能够真正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注释：
〔 1〕张建伟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研究》，http: //，浏览时间:2009－06－16。
(责任编辑：杨会新)作者简介：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篇6：中国职业教育的主体
当代中国社会主体转型的价值取向及其困惑
面向世界的开放性、面向现代化的自主性、面向未来的.开放性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体转型的三大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的确立符合社会发展总趋势,符合当今社会现代化要求,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然而,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当今主体转型面临着种种困惑,包括主体转型的不平衡性和主体转型的时空复杂性.应努力创建社会转型的良好的人文环境.
作 者：贺善侃 He Shankan 作者单位：东华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刊 名：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2 “”(3) 分类号：B2 关键词：主体转型 价值取向 开放性 自主性 创新性 主体转型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