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本土资源读后感

苏力本土资源读后感（共6篇）

篇1：苏力本土资源读后感

什么是你的贡献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市中院研究室 何肖琬

“什么是你的贡献？”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在他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中，向法学界提出了这一哈姆雷特式的诘问，相信每一个有学术良知的法学家都会在这个问提上作长久而凝重的停留，拷问自己的学术贡献。

那么，苏力自己对法学界的贡献是什么？他从美国留学归来，给我们带回什么法律理念？笔者认为，苏力的价值在于，他没有一味地强调法律移植的重要性，相反，他在法学界强烈主张法律移植，引入西方法治文化的呼声之下，以社会实证分析的视角，独树一帜地提出“本土资源说”，主张挖掘本国“民间法”的法治资源，建构本土化的法律体系，探索有本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苏力的理论明显是受了德国历史法学派萨维尼、梅因以及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影响，认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语），促使法学界重新反思法律移植的可行性，并认识到“民间法”的存在及其潜在意义、“本土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使我们对于照搬外来法律，失去民族特色的危险性有了一定程度的警觉和认识。一种非主流法治思想的出现，产生了法治“国际化”及“本土化”两种思潮的交锋、碰撞，也对促进中国法理学的多元化和法学的争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对于目前幼稚、不成熟、缺乏争鸣的法学界而言极 为可贵。

更重要的是，苏力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进路：语境论，提示我们从“当下语境”的视角中理解法律制度与社会。对于当前过于热衷“宏大叙事”、思想进路过于单一化的法理学界，苏力的视角显得另辟蹊径，别具特色（尽管笔者未必同意他诸如“本土资源”、“送法下乡”等论著中的具体观点，也不能同意他在运用吉尔兹的哲学理论对中国本土案例进行剖析时的简单套用）。从方法论层面而言，就是小切口，深分析，对文本与现实事件进行再阐释。比较成功的例子是他对古代包办婚姻所展开的社会—制度学分析（参见《苏力：制度变迁中的行动者——从梁祝的悲剧说起》）以及对延安“黄碟案”的法理学梳理，分析之深入细致，论述之鞭辟入里，实乃法理学思辨模式的经典范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抑或是在逻辑推演上，都极为出色，几乎可以算是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范式的一次革新。

但不得不指出，苏力作为一个中国法学家，他捕捉问题的意识，他发掘社会事件蕴含的法学要素的角度，他的思维习惯和逻辑推理过程，都是如此地与众不同——既远离了他的法理学同伴们，也远离了中国当下的具体国情和目标——现代化的演进以及法治化的构建，甚至，在法律基本知识的把握上，苏力还存在着缺陷乃至硬伤。可以说，尽管苏力声名显赫，但他充满个性和个人色彩的法理学却是边缘化的，并非当今法理学的主流和中心。在法律至上等法治理念尚未树立的今天，高举解构法治旗帜的后现代学说显得极为不合时宜。毕竟，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里面，更缺乏的是思想资源是建构性的自由主 义，而非解构性的后现代思潮，解决前现代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远远高于反思和质疑现代化正当性的后者。

作为读者，我们感谢他为我们翻译了波斯纳文集，为法学界学术资源的积累作了奠基性的工作，让我们在阅读伟大的波斯纳之时，拿出一点时间向文本背后的译者苏力先生致敬。

篇2：苏力本土资源读后感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可谓是近十年中国法理学界乃至法学界最具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著作。作为学术理论著作，它却一度名列畅销书排行榜，不仅成为法学学子课外必读的著作，专家学者著述立作的参考，也被关心中国法治建设的大众读者竟相捧读。一本学术著作，尤其是法学著作，能够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在中国知识界实属罕见。畅销书的流行，大多是因为媚俗，而它，却恰恰相反；深刻，促成了它在读者当中巨大的生命力，塑造了它在理论上持久的影响力，成就它在法治实践过程中的强劲的渗透力。 变革中的社会终究逃脱不了文化多元所导到的种种不幸。中国法治进程例外。在传统与变革之争中，人们往往以外在的现象为准则判断优劣，而忽视其本质根源。在对西方法律的移植过程中，人们也往往只由于看到西方法制下的繁荣，而没有看到他们的本土资源。中国是没有文艺复兴的，理性渠道的诉求习惯在中国是极少的。从而使我们开始彷徨，于是我们开始反思，然而大多反思的结果是“把‘现代法制’看作一个有待于明天实现的.理想，而把本土情境视为存在于今天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从而我们面临的便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和现实的不甘妥协之间的两难困境”。正是在此背景下，苏力用一种新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困境以期寻求最佳答案。 全书从变法模式的讨论提出问题----如何建设中国的法治，从而反思法律的功能，进而提出其意见。从《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和《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多元而导致的法律多元在现实中对法治进程的某种阻碍或不谐调。这种阻碍往往被人们谁为只有时间才可消除，而忽视其对这种阻力产生的原因---------其价值预设------西方法治文化优于中国本土文化。从而建立文化价值等级秩序，而这种预设不可避免地也把问题的解决可能性全交付于时间，而非人。苏力运用吉尔茨关于任何法律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把这两种制度或观念的差别转化为两种知识的差别；而在知识上，我们很难判断其优劣高低（赵晓力语）。从而推翻了前述之价值预设，从而提出其解决方案。在知识平面化的前提下提出两种知识的沟通“在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当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并希冀中国法学家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从而打破这种文化的隔阻”。  

篇3：苏力本土资源读后感

一、本土化问题的两个论证

苏力的这本书在90年代红极一时, 到现在也还很有影响, 可以说在法学院的地方就有苏力和《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本书主要抨击了当时主流的“现代化方案”, 开创了另外一种法治序建立的路径即法的本土化路径。书中主要所涉及的是移植还是本土, 法治能否被构建的问题。以下是其具体的逻辑结构:

在该书的第一篇文章“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中, 作者便指出:除了国家法外还广泛存在着民间法。“我们必须论证利用本土资源可以超越传统, 而不是恢复中国的法律传统, 可以建立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法治” (1) 。苏力在这里所述的本土化我们可以理解为包括习惯在内的非正式制度逐渐成为正式法律制度的一个过程。

对于本土化的“合法性”问题, 苏力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了论证。第一条路径:从成本的角度, 作者认为变法成本很大, 法治建设借助本土资源也可以获得合法性, 而且通过法的自生性, 成本很低。

第二种路径:从地方性知识和有限理性的角度。作者认为外国的法治经验是有限的, 不可过高希望, 基于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 他强调法治在每一个国家具有特殊性, 只有基于本土的资源才能构建起适合本国的法治秩序。

二、本土化的建构:法律规避、法的多元化和法的现代化

本土化合法性的论证之后, 苏力开始建构法的本土化———即如何实现本土化。他的论证主要集中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和“再论法律规避”这两篇文章里。

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 苏力从私了案件中提炼出了非正式制度的存在, 他指出民间法、习惯法作为“社会契约”当中重要的一环不能够被替代。“在任何具体的社会中, 所谓社会制度都不仅仅是国家的正式制定的法律, 而是由多元的法律构成, 这些多元的法律又总是同时混淆于社会微观的同一运行过程中” (2) 。苏力在提到了民间法的存在之后, 又谈到了“国家制定法的作用”, 根据文章前后的意思, 他想要表述的是民间法与国家制定法不是相互排斥而是共生的关系, 二者共同构建整个社会的法治秩序。苏力已经引出了法的多元化———即民间法和国家法共生,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生的问题。苏力指出法秩序应该是一个渐进式的自生性过程, 不能有太多的人为构建元素。同时他又强调, “本土资源这个概念是当初我在谈论中国法治时为表述方便而使用的一个语词。后来在编文集时, 又还是因便利, 再次使用了它。因此这算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对自己观点的概括, 更不是一个必须固守‘核心’概念” (3) 。因此, 他并不反对有限制的移植外国法。

这篇文章并没有解答从民间法———国家法的路径问题, 但是苏力让我们注意到国家制定法可以通过各种法律规避来影响社会, 改变民间法律和大众的法律观念, 那么民间法是怎么影响国家制定法的呢?“再论法律规避”一文细致的阐述了法律规避在民间法和国家制定法中的作用, 谈到了本土化的路径问题。

在“再论法律规避”一文中, 苏力向我们勾勒了一幅以法律规避、法多元化到法现代化的进路, 也就是法秩序本土化的路径。苏力在文中说“许多实质性的经济变革, 都是在正式制度没有改、正式的‘名称’没有变的情况下, 人们首先在事实上采取了与正式规则相冲突的行动, 改变了各种新的经济关系, 使人们得以捕捉获利的机会” (4) 。正式的法律制度产生于一定经济基础社会关系之上, 生活决定法律。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有很多的新的社会关系, 法律由于其自生的滞后性无法面面俱到, 法律甚至阻碍其正常的发展。于是, 人们选择了法律规避———走在法律的边缘, 甚至是公然的违抗法律。在对法律的规避中, 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得到了人们进一步的确认。渐渐的形成一种习惯惯例, 也就是得到社会支持的非正式制度。这种非正式制度下就像索托在其《资本的秘密》当中所述的非合法的权利———一种基于民间相互承认但是却不为国家正规法律制度所确认的权利。当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之后, 这种新的经济关系已经不能绕过, 学者不能不谈, 立法者不能不关注的时候, 这种非正式制度就慢慢的被法律所接受最后有选择的被纳入法律。虽然, 这种法律规避带有很大的危险, 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没有办法而为之。前述的法律规避主要指的是非犯罪的法律规避, 当然这种法律规避当中还有一种, 即专门钻法律漏洞的规避行为属于是被打击的行为。在一定情况下, 也有可能被法律认可, 这需要看具体的行为。其实从我国三十年的经济社会转型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非正式制度对市场经济、对完善正式法律制度的作用, 在此我不再赘述, 可以参见《激荡三十年》, 民营企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关于法律规避和我国法治发展的关系史。

通过法律规避这一路径, 非正式制度 (如习惯、惯例等) 便完成了到正式法律制度华丽的转身, 而且这是一条动态的持续不断的进路, 是一条温和而又潜移默化的道路。它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统一起来, 把经济生活与法律正式规定相结合, 这是一条保持正式法律制度的先进性的本土化道路。在这条进路当中,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同时存在, 也就形成了当前我国的法律多元化现状。随着我国法秩序的渐进式构建, 到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这一通道顺畅之后, 多元化渐渐的变为以正规法律支付为主, (通过非正式制度高效率的转换机制) , 也就最终实现了我国的法秩序的现代化。

三、批判与思考:解构和后现代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受到热捧的同时, 也面临着诸多批判。或许正如赵晓力在本书的序中所说“我认为, 苏力在本文集中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对盛行的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 “然而, 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苏力自身的矛盾” (5) 。

对苏力的批判大多见于他对“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的论证上, 上文我们已经展示了苏力通过运用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区批判“法律的普适性”以论证本土资源的正当性。我们应该看到苏力从源头上对“法律普适观”的批判, 这一点苏力是成功的 (他批判的是人类理性的普遍性、文化的无差异性) 。但是, 我们还是需要注意到苏力的这种论证思路本身就存在着硬伤。首先, 他使用的是吉尔兹的“地方性理性”一种社会学的法律观, 来批判“法律的普适性”这样一种政治学的法律观。而无论是社会的法律观还是政治学的法律观都是一种知识, 而苏力做的却是将普适的法与地方性的法混淆为这两种知识的差别, 可是我们都知道不同学科的知识优劣性是不能比较的, 因此对于知识我们很难判断其优劣高低。其次, 苏力认同, 只要移植的法律实现了传统本土资源所起的功能, 法律移植就是可行的。而法律的功能本身就在于提供一种根据某一正当理由来解决争端的机制, 寻找我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识。苏力所大声疾呼的也正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 从而打破这种文化隔阻” (6) 。“逐步形成一种有利于沟通、理解的‘公共知识’, 进而寻求妥协和合作” (7) 。当苏力从同一个层面上既认可又批判移植的法, 他又一次跌入到了自己所设定的陷阱中。

正如强世功所说的:“这种批评的无效性与其说是由于苏力立场的不坚定, 还不如说是由于苏力所批评的东西是漂移的, 使得他不得不移动位置来瞄准, 而这一切是由于苏力没有将理论对象明确地建构起来, 他所批评的对象并没有被他死死地钉在地上。” (8) 苏力的一切问题源于他无法明确的界定, 什么是本土资源?因而才会产生他在论证上经常出现自我矛盾的硬伤。苏力一方面清醒的认识到“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 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 并指出不能把法学研究和当下法制建设过于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强调“在建设中国法制时, 中国法学家应当并可能扮演的角色也许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 从而打破这种文化的阻隔。” (9) 在关于法制的理论陈述和政策建言中不加区分的同炉治之, 这明显使人感觉到一种逻辑上和风格上的断裂。因而, 虽然苏力说处于当下的都是现代的人, 但是苏力却躲不开后现代的标记。对于功能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法治的建构, 苏力其实是在还没有完全界定清楚“什么是本土资源”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只是说“我几乎从来不为本土资源这个概念辩护, 不在抽象层面上讨论中国有没有本土资源而是讨论具体的问题……抽象的讨论本体资源是空洞的, 没有意义的, 资源是在使用中确认的” (10) 。或者说其实他不是在建构, 他只是对“现代化流派”的解构, 是对法律移植和法律普适性的一种反思。

对于苏力在论证上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杨昂的批评。他把苏力描述成一个田园里的诗人, 一个行走在乡土中的贵族。他批判苏力的文字具有先验性, 即先定论再选材———因而苏力是“坐而论道”, 过于理想主义。11实际上, 在学术研究当中, 每个学者都会事先有一个内心的预设或者假定, 知识的沉淀或多或少会使你在潜意识中产生一定的预判。而如何评论别人是不是具有先验性, 是看你能不能对文章的结论和其所依赖的数据的因果关系直接进行证伪。因而我不赞成杨昂的观点。

四、结语

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论证的严密程度上看, 也许苏力有着足以被人诟病的缺陷, 但是从这本书的影响上来看, 本土资源或许又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机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苏力在寻找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方面可能作出了他学术上的贡献。我们在此引用赵晓力的一句话“从苏力这里我意识到我们不仅需要对中国法制建设的进程及其理论进行反思, 反思还必须及于我们自身, 我们需要的是在反思中嵌进, 而不是在一味的高歌猛进中迷失方向, 迷失自我”。12

参考文献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2]苏力.道路通向城市[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3]苏力.批评与自恋[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4]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M].王晓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5]杨昂.对一个“皇而论道”着的质疑——也驳法治的本土资源说[J].法学评论, 2000 (2) .

篇4：挖掘本土资源

关键词：幼儿农村本土资源家园合力

偶然看到幼儿园有几个纸筒，是班主任老师家里带来的，放在她们班的区域角。一学期下来，就这么放着，不知道有什么用处。我将它们拿来钻了几个洞，做成了几副高跷让孩子们玩。孩子们很兴奋，叽叽喳喳地告诉我，“老师，这个纸筒我家里有的”“老师，这个绳子是我家在做的”。这与平时老师们在抱怨的材料不够不是正好相反吗?我们这么多孩子家里不正有很多资源吗?只要老师善于发现、肯花心思想、肯下功夫做。

罗杰斯认为：越是儿童不熟悉、不需要的内容，儿童学习的依赖性、被动性就会越大，只有当儿童觉察到学习内容与他自己有关时，才会全身心投入，意义学习才会发生。这时，儿童不仅学习的速度大大加快，而且会养成自觉主动的学习习惯。依据他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教师所提供的材料必须是幼儿熟悉的、需要的。我们幼儿园地处农村，有附近三个村子的孩子在园就读。和城市相比，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大型超市、游乐场，附近都是做窗帘绳、线带厂等家庭作坊。为了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源，变废为宝，为我所用，我们积极尝试，挖掘各种材料和资源，并在《纲要》理念的指引下，对如何利用农村本土资源开展教育活动，进行了一些探索。

一、改变旧观念，形成新合力

《纲要》要求为每个幼儿提供丰富的玩具、图书和可操作材料，给幼儿提供多种感官、多种方式与事物不断互动的条件，为他们创造主动探究和学习的机会，使他们在活动中成长。这些丰富的材料从哪来?

农村有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作为教师要充分利用农村的各种资源，以促进幼儿的发展。笔者觉得教师要学会引导幼儿利用身边的物品或废旧材料制作玩具、手工艺品等来美化自己的生活或开展其他活动。农村的家长普遍文化水平偏低，但是他们淳朴善良。他们一般只限于向教师了解孩子乖不乖，学到了什么等等，而不知道怎么力所能及地配合幼儿园，给孩子提供丰富的游戏操作材料。因此，我们就要改变旧观念、老做法。

1.让孩子尝到甜头，积极带动家长。

教育内容要紧密结合并来自于儿童发展和生活经验，而社会、文化、本土自然和人文资源也正是教育内容的宝贵而丰富的来源。而一般农村一线的教师，只注重利用已有的一些器具开展活动。孩子们活动时，教师一般玩什么、怎么玩都指定好了，幼儿往往容易产生厌倦情绪。

幼儿园的材料有限，怎样才能积极带动孩子们，再让孩子来带动我们的家长呢?我觉得首先要让孩子们尝到甜头，让他们在身边的材料中体会到乐趣。从前面提到的废纸筒的例子里得到启发，看来我们这里的资源还是有的，只是需要老师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罢了。于是，我们开始发动孩子和家长，孩子们在游戏中尝到了甜头，比老师更积极主动，老师做孩子的工作，孩子做家长的工作。于是，一种良性的循环便开始了。

2.促家园合力，丰富各种材料。

幼儿教育不只是幼儿园教育，促进家园合作追求为幼儿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如何开发和利用农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创设丰富的物质操作材料，促进每个幼儿在自由、宽松的游戏环境中获得富有个性化的发展，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反思、探索。

有些教师不想去发动家长，经常靠自己去收集，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幼儿园的孩子背后是几十甚至几百个家庭，家长却不知道怎样配合幼儿园，形成了一种不利的循环。在笔者多次的建议下，教师们开始被动地发动家长提供一些材料，从一两个到两三个，慢慢地，老师也尝到了甜头，家长的意识增强了。对家长来说，我们不提倡家长去买，只要能力所能及地提供一些家庭中的低廉或废旧的东西，农村的家长还是非常愿意的。我们通过家园栏、家长信等多种形式向家长进行宣传发动，让其为幼儿提供充足的本土化材料。同时也发挥了家长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唤醒了家长的主人翁意识，使家长真正成为幼儿园的合作伙伴。

二、师幼齐脑筋。开发新用途

家长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教师就成了一名创造者，教师要学会分析、合理运用这些材料，让它的用途最大化。比如我们收集的窗帘绳，有的粗，有的细，教师就可以让它们发挥不同的作用，让绳子的玩法五花八门。细的我们开展绑线绑(翻绳)游戏，两个孩子互相开展以手为主的游戏活动，可以提高孩子的思维反应能力，锻炼手指的灵活性，对开发智力很有帮助；粗的绳子我们玩跳长绳、拔河比赛、踩绳子走等等系列体育活动；纸筒不仅可以让孩子作画，可以作为孩子小的学具的收纳盒，可以摆棋阵、下游戏棋、当棋盒子，还可以套圈等等。幼儿天生就是创想家，他们在玩的过程中每次都会有一些新的玩法，教师要及时引导采纳。纸筒做成的高跷，孩子们一开始是非常喜欢玩的，但是，几个好动的男孩子就把高跷放在地上当木桩踩，并且玩得不亦乐乎。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或加入、或学样，那我就干脆让孩子们一起来一个走木桩比赛，孩子们的平衡能力、合作能力、竞争意识也在这样一个晨间活动中得到了发展和提高，何乐而不为呢?

三、本土资源巧应用，开创新发展

有了这么多丰富的材料做成的教玩具，就要运用到我们的一日活动中，更好地发挥它们的用途，使孩子们玩得好。

1.本土材料在区角的运用。

区域活动的教育功能主要是通过游戏来实现的，材料提供的开放性、层次性直接关系到幼儿发展的速度和方向。因此，教师要善于根据教育意图，提供符合幼儿需要的材料。本土材料既是幼儿熟悉的，又是幼儿需要的。所以我们利用平时家园共同收集的本土材料带进了区角活动。

《美丽的春天》这一主题中，在美工区，我们用高的纸筒做花瓶进行美化，并进行插花大比拼，做成了美丽的花环；《有趣的汉字》这一主题中，在语言角创设中，我们用矮的纸筒拼成一朵美丽的小花，让孩子进行一字开花、汉字找朋友等游戏。在《建筑工人辛苦了》这一主题中，我们用各种大小不一、高矮不同的纸筒来造房子，孩子们一起合作，玩得非常愉快。本土材料让我们的区角活动变得丰富又有意义。

2.本土材料在幼儿游戏中的运用。

农村幼儿园由于园舍条件差，活动面积不够、生师比过大，教师保教任务重、部分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与《纲要》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致使在农村没有玩具和操作材料，忽视室内外的游戏活动、体育活动的情况严重存在。幼儿没有选择学习内容和方式的可能。

自从有了这么多丰富的材料，我们可以在很多时候开展丰富而多样的游戏活动。在每天的晨间户外活动中，以前孩子们的器械只限于滑梯、绳子、皮球等常规的玩具，现在他们能跳皮筋、走高跷、饶木桩、拉小车、套圈、跳长绳……这些民间本土化的游戏活动对发展孩子走、跑、跳、平衡、避让、协调等多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帮助，为幼儿运动能力和技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饭前饭后，以前我们都会以看电视、搭积木为主，现在我们可以玩绑线绑、穿珠子、下棋、画画等等；在六一亲子活动中，我们也将把这些民间本土游戏融入其中，如走高跷亲子接力、造高楼、插花比赛……家长能一起参与用本土材料做成的教玩具进行比赛，这对激发家长的主人翁意识有很大帮助。

陈鹤琴先生指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应创造条件让幼儿广泛地接触社会和自然。”《纲要》也明确指出：幼儿教育的生活性必须回归儿童世界，密切贴近儿童的生活世界。

我园的幼儿出生于农村，农村的本土资源恰好又贴近幼儿的生活。农村资源还有许许多多，只要我们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就会弥补农村资源的不足，丰富教学内容，并运用良好手段让幼儿与本土材料相互动。我坚信本土资源一定能促进幼儿个性发展，能成为开启幼儿潜能的金钥匙。

篇5：《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读后感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法律法治与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法律移植不适应我国现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读后感。然而，在法学界强烈主张法律移植，要求引入西方法治文化的情况之下。苏力老师在本书中从社会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主张挖掘本国“民间法”的法治资源，构建本土化的法律体系，探索有本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苏力老师在本书中所举的例子大多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西北等落后地方，并试图从中找出某些启发，这种从实际出发，关注相对弱势群体的精神大概是我们现在和未来的法律人应学习的。

本书谈论到法律规避的问题，正是从农民身上得到启发的。在中国农村里，人们一旦发生了法律纠纷，他们通常都会避免利用法律途径而采取“私了”的方式来解决，如此的现象并非少数。苏力用一个私了未成的案例来阐述这个问题：一对处于感情萌芽期的男女青年见面，男青年强奸了女青年。事后，男青年利用法律规避，和受害人达成协议——男青年赔钱并迎娶该受害人。在本案中，受害人选择接受私了，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她的名声，也使她承担了较少的风险，另外她还可以拿到一笔赔偿金，再加上她对违法者有感情。因而这事的解决方法无疑是两全其美的——虽然它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所以，“私了”有时也是理性的。这就牵涉到私了的优点了——避免了法律程序上的繁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双方的利益（试想如果受害者接受法律的保护，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她以后的生活会好过吗？或许遭人白眼受人唾弃就是她以后生活的常态了，这样她的利益不就收到更大的伤害吗？）。所以，有时候“私了”是“成本最低而效益最高”的解决纠纷方法。或许我们会为此感到悲哀，但这就是国家制定法的某些不完善。

另外，法律规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人们进一步了解国家制定法，因为人们想要更有效的规避制定法，他们就要更了解制定法，换言之，法律规避也是一个了解和学习国家制定法的过程！

在本书第一编变法与法治中，苏力老师还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向我们展示了两个问题：

一、秋菊层层告状想讨个说法，到最后却不懂为什么村长被捉警察走了，这反映我国许多边远地区法治依旧落后。二：近现代以来，一味的法律移植与我国现实不相符合——长久以来，我国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在农村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紧密、人员较少流动的社区中，村民必须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才能克服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件”“因此他们并不是如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所假定那样，是分离的、原子化的个体。”这启示我们一要加强法律知识普及——不仅仅是在沿海地区，更应该关注西北等边远地区。二要注重民间法，融合西方法和习惯法，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制定法。而这，如苏力老师所言，是我们现在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读后感《《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读后感》。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法律人，我们该考虑“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我们也该从“市场经济中的犯罪违法现象”中找到一些“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在本书中，对这几个问题，苏力老师都有很精辟的见解和精彩的论述。

在《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一文中，苏力老师引入韦伯的“形式理性的”和“实质非理性的”两个概念。相对于“没有确定的成文法律，法官依据社会上的一半公正观念未准则，依据它个人对世态人情的洞察、他个人化的知识积累断案”的“实质非理性”，韦伯认为“重视原则和形式（法律的内在逻辑关系和整体关系），不注重个别案件直接实质结果”的“形式理性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而我们社会缺乏的正是这种理性”。作为我们法律人，我们的任务正是使我们的法律制度拥有更多的“形式理性”。

本书中苏力老师论述完大的方面“变法与法治”后，回归到当前我国“司法问题研究”。“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告诉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道理。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法律队伍和法律机构的专业化建设”——不但要提高法律人的文化专业知识，也要关注和培养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素质。

目前，中国的司法审判中引入了抗辩制。这无疑引起了法学界的重大反响。抗辩制冲击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更注重“以证据为主“，而不是“以事实为主”，这使得有许多隐含的问题浮现出来：例如收集证据的财力不均，于是财富不均可能会造成对富有诉讼方的有利，而对资财不足的一方不利，辩护律师会有意无意压制对其不利的重要证据，导致“错案”数量不断上升。而且抗辩制的社会成本很高，使得国家承担的费用很大。还有，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民事和经济冲突纠纷不断增加，行政机关处理和解决能力也逐渐下降，国家司法制度也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尽管抗辩制有其不足，但中国也在试点当中，它在中国还是有其意义的！抗辩制，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司法机关的“私人”成本，使司法机关能够集中财力处理更多重大的案例；另一方面又可以适度阻隔市场对司法程序的干扰，减少司法人员的腐败，增强法院的专业性。我们应该将中国的抗辩制变得更有自身的特色！

本书的第三编是关于“法学研究的规范化”。在《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法学传统与本土化》一文中，苏力老师提出“交叉学科”的问题，认为我们应当“以一个多方面手或者通才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因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各学科之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就启示我们——特别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的法律人，要在大学中广泛涉猎，读不同学科的书以丰富自我、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用以改造我国现在西方化的知识体系结构、学科划分方法，并“形成中国的学科，提出中国的学术命题、范畴和术语，形成中国的学术流派”。

在第三编中，我很惊讶地发现苏力老师有好几个论题都是从读书中得到启示并形成自己的见解的。或许这就是苏力老师要教给我们的：读法学需要读一些大家的著作，汲取其中的营养成分；独立思考、分析中国的法学现状，形成自己的见解，并找出解决的方案。

篇6：本土资源的重建

被誉为“东方一枝花”的人民调解经验，已经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仅仅是作为应对诉讼高潮的应急手段，更在于一种非诉讼价值的体现。

非诉观念的成长

1991年，美国学者奥尔森出版了《诉讼爆炸》一书，书中提到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好讼”的国家。1987年美国国民人均律师人数几乎是英国的3倍；就人均案件数而言，美国的侵权诉讼至少高出英国的10倍;医疗失误诉讼高出30至40倍;而产品责任诉讼则高出近100倍。此外，美国花在人身伤害诉讼上的费用相当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5倍。而且，这一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诉讼的过度增长不但带给法院压力，同时也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

仅仅在此后一年，由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的中国影片《秋菊打官司》问世，在影片当中，陕西农妇秋菊因为村长踢了自己丈夫“下体”一脚，于是四处奔波于各级法院之间，要“讨个说法”。

秋菊的行为一度被认为中国人诉讼意识觉醒的标志，而向法院“讨个说法”也被认为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积极因素。于是，中国各地法院的诉讼量也呈现出“井喷式”增长。

山西一读者为了讨要因换书花费的1元公交费，多次来往北京与山西之间，花费数千元路费进行诉讼；四川广汉市陶姓女子因交通肇事导致上唇裂伤，于是向法院诉讼，讨要“接吻权”；北京宣武区一起案件中，弟弟起诉哥哥，因为父亲去世没有得到通知，而讨要“追悼权”……

仅仅数年之后，刚刚适应了到法院“讨说法”中国人，就尴尬地发现，由于诉讼增长过快导致的司法资源不足，也让中国法院处于奥尔森所说的“诉讼爆炸”的境况之中——尽管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问题远没有那么严重。

“就人均诉讼率来说，中国尚不及号称低诉讼率国家日本的一半。并且诉讼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朝武说：“但毫无疑问，诉讼总量的快速增长同样带来了大量问题。”

美国遭遇的诉讼潮使得代替性解决纠纷机制(ADR制度)——这种试图在法院外解决纠纷，减少或分流诉讼的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认为是预防或减轻“诉讼爆炸”的有效手段之一。

而中国的诉讼压力，也同样让众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在中国实行已久的人民调解方式的价值和意义。“尽管美国的ADR制度与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有许多不同，但是同样是非诉讼解决纠纷的方式，两者的理念有很多是相似的。”宋朝武说。

调解的价值

长期研究调解制度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荣新介绍说，调解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孔子就存在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政治理想。中国历朝都存在着各类调解形式，其中民间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最为普遍，而乡治调解还受着国家政权的支持。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海陆丰农会的“仲裁部”，以及湖南农村乡民大会的“公断处”，则是中国现行调解制度的雏形。后经陕甘宁边区时期的发展和完善，调解制度进入制度化、法律化阶段。1954年之后，中国普遍建立起人民调解委员会，直至如今。

调解委员会在建立初期就发挥了巨大作用，一则1954年的新华社电讯稿称，浙江省富阳县龙门镇有三个村子，因为水利纠纷，曾多次发生抢水伤人事件，但当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之后，这个多年的历史痼疾得以清除。

人民调解委员会真正得到大发展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在各地的居委会、村委会以及厂矿企业当中，都建有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一度超过100万人，每年解决的纠纷多达600万件以上。“如果这些纠纷中哪怕只有10%转化为刑事案件，整个社会所要增加的管理成本都是无比巨大的。”司法部人民调解处处长王学泽说。

但进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人民调解却逐步进入低潮期，直至2000年前后成为一个低谷。杨荣新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有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调解协议效力问题，也有调解员无薪酬、无办公经费保障等原因，“但更重要是，人们逐渐忽视了人民调解的价值和其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与此相反的却是，ADR制度则在西方各国发展迅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范愉介绍说，美国的ADR制度得到了从政府到社会、从法院到当事人、从产业界到理论界的全方位支持。尽管美国依然是一个高诉讼率的国家，但占90%以上的纠纷都是通过ADR以及和解方式解决的。

成长中的本土经验

无论是中国本土遭遇的现实诉讼困境，还是国外ADR制度取得的巨大进展，都让人们对调解制度的发展空间充满更多的期待。

司法部人民调解处处长王学泽介绍说，针对人民调解制度出现的问题，各地也进行了诸多改进，以期发挥更大作用。

北京市丰台区在长辛店医院成立了全市首家“医患纠纷调解组织”；大连市甘井子区机场街道在韩国独资企业中，成立了全市首家外资企业人民调解委员会；浙江省宁波市建立交通事故纠纷调委会，用以加强行业性纠纷的解决。

而针对部分人民调解员无报酬、无经费、素质低的问题，温州市乐清大荆镇聘请了两位市法院的退休审判员担任镇政府职业调解员，为每人每月发放800元工资，开启了温州职业调解员之先河。而这两位调解员当年即调解各类矛盾纠纷86件，比一般人民调解员调处的案件多出几十倍。目前该市的职业人民调解员已经达到32人。

另外，在北京朝阳区法院，为了应对快速增长的诉讼压力，一种名为“诉前调解”的新机制也在试行当中，这是让当事人在立案之前，先行选择调解来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而此举的实行，也令该法院在连续21年案件增长之后，首次在2006年出现下降。

“应该鼓励这些多元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尝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范愉说：“调解不但可以减少纠纷解决的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同时对社区建设和道德传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