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审视

社会学审视（精选十篇）

社会学审视 篇1

以往研究很有价值,也颇有启发性,但在有些方面尚需深入:其一,由琐碎的不愉快事件而引发的师生冲突确实大量存在,但除此之外,还存在不少较为严重的师生对抗,以伤害对方身体或心理为目的的行为。而缺乏对这种具有破坏性师生冲突的深入探讨,便无法理解当下很多教师对学生“不敢管,管不了”的现象。其二,从教师与学生这两个主体的视角进行分析还不够,须要对师生冲突所涉及的文化环境、社会关系、学校管理等方面进行考量,从更大范围来审视这个问题,才能更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个问题。

本文深入考察由于师生间关系不和谐,学生对教师施以恶意攻击,导致教师在身体或心理方面受到较大伤害的冲突行为。按照科塞的理解,本文所讨论的师生冲突是一种“非现实性冲突”,即主要以表达敌对情绪、发泄不满本身为目的[3]。这种冲突是一种恶意攻击,以伤害或恶化对方为目的,不会考虑伤害所产生的后果。

一、案例呈现

选择川南S县作为研究区域,实地考察了S县主要中小学校。收集了近几年来发生的主要师生冲突案例,在此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三个案例来进行分析。

案例一:身体伤害

S县SL中心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012年,该校化学教师Z老师被学生伙同社会青年毒打,造成Z老师脑震荡,身上多处受伤,这事造成全校教师罢课,Z老师觉得教书太没有意义了,愤而辞职。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访谈中提及此事,依然让老师们感到愤慨。

案例二:精神伤害

L老师是YC乡初中一名数学教师,其班上一名叫WY的学生没有按时完成前一天的家庭作业,这让L老师很生气,L老师课后把WY叫到办公室,进行批评教育。谁知WY态度很不好,和L老师当场吵了起来,而且骂了脏话。L老师非常生气,打了WY一耳光。WY毫不示弱,抡起办公室的椅子要砸L老师。现场的其他教师把现场平息了下来。放学回家后,WY告诉家长自己被老师打了。WY的家长马上召集自己的亲戚朋友,找L老师说清楚。事情闹到学校后,学校领导也参与了调解。最后,家长认为教师动手打了学生,要求L老师赔偿私了。事情虽就此了断,但L老师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本来性格就内向的L老师变得更加沉默少语,最终导致精神失常。

案例三:心灵伤害

WJ初中是S县县城唯一一所单设初中。2014年10月,WJ初中二年级2名学生,一个在家里偷了3000元,另一个偷了12000元。然后在学校趁保安不注意,离开学校跑到S县所在的Y市会网友。经过多方努力,3天之后2个学生全部找回。为了严肃整顿校纪,学校首先由班主任对几个学生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准备给予纪律处理。这种正常的违纪处理,在学生看来,却是学校和老师在“整”自己。几个学生便聚在一起,伺机报复。事发第二天晚上,班主任H老师从家里到学校准备上晚自习,几个学生便尾随班主任到了学校门口。学校保安感觉到了这几个学生的不轨,把几人带到保安室,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几把水果刀,虽然几个学生并不承认自己是要报复行凶,但显然他们都是有目的的。对此事件,学校很多老师都感到心寒。

二、原因探析

1.社会文化的影响

以上几个案例背后的文化影响因素是显著的。在S县的一些乡镇,民间纠纷甚多,而人们解决纠纷倾向于使用武力。这种文化对人们行为评判往往是谁胆子大,遇事冲前头,那他就是英雄,也就会享有很高的地位,在社会上就有威信。

同时,人们普遍秉持“遇事不能吃亏”的观念,用当地常用的俗语就是“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因此,在L老师案例中,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冲突,家长会召集整个家族成员,出面为学生“讨回公道”。Z老师被打同样是学生和社会青年是所谓的“哥们”,“哥们”受气,朋友们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2.教师地位的式微

地位的高低不好衡量,至今也没有准确度量的标尺。按照社会学的一般观点,教师职业地位主要取决于教师收入、声望和权力。就此而言,近年来教师地位并不高,主要表现在教师的收入不高以及声望下降。从2004到2008年,在19个行业中,公务员工资水平2003年排在第10位,2008年提升至第7位。而教育行业2003年排在第11位,其他年份则均排在第12位[4]。众所周知的是工资和收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师收入基本就是工资,而其他行业工资之外的收入是不同程度存在的。根据笔者的调查,县城教师大都认为自己工资低了,他们很多也只好选择补课以补贴自己的开支。对于农村教师而言,随着农村人群外出打工收入的增加,很多外出经商或者从事技术行业的农民收入超过教师。与此同时,教师声望也有下降趋势,一般人会认为教师没有什么了不起,孩子受一点委屈就要找教师的麻烦。

3.政校关系紧张

学校作为一种公共组织,其安全主要由政府来确保。如果政府和学校关系紧张,那么学校发生的事件,只要不触及政府的核心利益,或者会给政府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政府常常会袖手旁观。这样,社会人员在学校扰乱教学秩序,甚至一些严重的违法行为没有被追究,就会使得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冲突超越学校范围,由社会人员或家长介入其中,致使事件被扩大,进而常常导致教师权益被侵害。

4.学校利益冲突

师生冲突过程中学校没有进行有效处理常常因为有三个方面的利益冲突。

第一,学校领导担心事件的传播会给学校造成负面影响,进而影响自己的个人利益,因此,主张私了以避免事件通过官方途径传播,这往往会牺牲教师的利益,损害教师的权利。

第二,学校在处理师生冲突中态度冷淡有可能是学校领导和教师之间有矛盾。在YC初中L教师精神失常一案中,学校校长和L老师之间有很深的矛盾。“L老师本人和学校领导间有过节,两年前,L老师因为评职没有上,跑到学校办公室和校长大吵大闹,和校长之间的矛盾也就摆到台面上了。”

第三,如果学校领导之间关系不融洽,师生冲突导致教师权利被损害时,学校往往保持沉默,教师则是有苦难言。县城初中事件发生以后,学校之所以没有出面进行处理,还有一个原因是分管政教的副校长与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之间有矛盾。分管政教的副校长认为不应当上晚自习,所以出了事他也就袖手旁观了。

三、如何走出困境

1.提高教师地位,重塑教师权威

后现代主义主张破除权威,认为一切权威都应该消亡。反映在教育中,就是否定教师的权威。这种思潮在我国教育界可谓影响深远,甚至可能超出了其在西方教育界的影响。于是人们就极力批判中国的“师道尊严”。其实即使在推行民主教育的西方,不同的观点可能会对学生采取不同的管制方式。针对过于强调学生自由、个人主义,学校标准过于宽松,导致学生骚乱增多、犯罪率上升的现象,进步主义代表人物巴格莱等人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教育。要素主义进而认为,教师应该拥有较大的权威,要用教师的权威去对“火热的一代”进行严格的控制[5]。显然,要素主义从规训的角度确立对学生的管教方式,认为现代教育的失败就在于没有向年轻人灌输责任的意识。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教育必须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6]。对于中国传统而言,向来主张学生应尊重教师,才有利于教育功能的实现,所谓“亲其师,则信其道”。现代心理学已经表明,说服者(教育者)的威信和影响力是影响说服效果的重要因素。教师需要拥有自己的权威,学生才能愿意信服和尊重教师,从而心悦诚服地接受教师的教导。

因此,提高教师地位,重塑教师权威,在当下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教师权威有制度性权威和非制度性权威。前者需要在制度安排上改革薪酬制度,提高教师待遇;后者需要在全社会树立尊重教育、尊重教师的大环境。当然,教师权威可以依靠外界力量的影响,也需要教师自身把威信树立在讲台上、确立在社会中。这要以教师提升自己的非权力影响力来实现,即凭借教师自身的学识、人格魅力等提高自己在学生中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教师权威意指教师的合理权威,即能够传达正面力量和影响力,是一种植根于民主基础上的、能构建和谐师生关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权威。如果对学生简单粗暴,滥施权威而滑入权威主义,则是需要反对的。

2.明确区分惩戒与体罚,保护教师权利

从传统来看,中国教育主张体罚。《学记》讲,“大学始教……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肯定反对体罚,但适当的惩戒是必要的。然而,在当下的环境中,一提到教师对学生进行惩戒似乎就是体罚,这是极大的误会。其实批评、惩戒本身就是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一旦发生师生冲突就主张包容、宽恕、原谅,每一次错误都以教师的让步收场,学生不仅没有受到必要的惩处,甚至连自己的错误都没有认识到。学生成了“少爷”,教师成了伺候“少爷”的仆人,这无疑会助长学生侵犯教师权力的歪风,也会让学生形成不良的人格个性[7]。

从已有法律规章来看,我国《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对学校和教师体罚学生做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却没有在惩戒和体罚之间做出区分,而惩戒的实施程序更是空白[8]。有明确规定对学生进行惩戒的法律是《教师法》,该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很明显,这里可以对学生实施处分的主体是学校而不是教师。这样,我国立法中缺乏教师对学生进行惩戒的法律依据,教师不能依法获得和行使惩戒权。

因此,有必要健全相关法律规章,明确教师有批评与惩戒学生的权利。但需要严格区分惩戒与体罚,当学生行为具备以下要件,教师处理程序得当,则应归为合理惩戒,而不是体罚:(1)违规性,学生行为违反了包括法律规章、校规校纪在内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2)破坏性,学生行为在事实上造成了对学校纪律的破坏,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或影响了本人和他人的正常学习生活;(3) 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4)行为系学生个体所为,学生有能力控制行为的发展[9]。

3.建立良好政校关系,确保教师安全

营造安全的校园周边环境,确保师生权益,是政府需要切实担当的责任。安全是人的底层需求,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教师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由此会产生不满意情绪。西方学者在对城市学校研究中已经明确揭示了这一点,“城市学校之所以教师大量逃离,主要因为城市地区的贫困人口、有色人种聚集,学校周边环境常常是充满了暴力,这使得教师们心中顾虑重重甚至充满了恐惧”[10]。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与学校加强协调与沟通,加强对校园周边环境的治理。对扰乱教学秩序,侵害教师人生安全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对于一些严重违纪甚至已经违法的学生,除了由学校说服教育以外,政府治安管理部门也应协助教育,避免一些问题少年落入犯罪的深渊。

4.加强学校管理,维护教师权益

学校应随时关注师生矛盾冲突动向,当苗头出现时,对可能出现的冲突进行干预,预防冲突进一步升级。如果冲突已经发生,学校应马上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对事件进行处理,如果事件性质恶劣,已经超出了学校能够单独处理的范畴,则应马上报告政府有管部门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同时,做好证据的保留和提取工作,为日后解决纠纷提供佐证材料。事件发生以后,需要积极做好事件的调查工作,对受害者进行安抚,做好受害者的心理疏导工作。

总之,从典型的冲突案例来看,师生伤害性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当地的文化背景、政府治理、学校管理等都有很大关系。如果单纯认为师生冲突是由于教师权力过大,学生权力被边缘化,是有失偏颇的。教师所受的伤害,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了教育的无助,映射了教师地位的式微和对教师权利的忽视。由于社会过多强调学生的自由、个性、权力等,过多谈论教师的责任,其权利却被忽略了,教师成了相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教师职业是高尚的职业不能停留在口号上,教师需要有尊严的生活,这不仅是教师作为个体的基本需要,也是教育功能顺利实现的要求。

摘要：通过对川南S县实地收集的案例分析,发现破坏性的师生冲突常常给教师造成身心伤害。师生伤害性冲突背后有较为复杂的影响因素:首先,当地文化倾向于以非正式渠道解决争端,致使师生冲突发生后教师常受到暴力威胁;其次,校外人员参与解决师生冲突纠纷,由于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有力支持,导致教师权利受损;再次,学校未能很好预防与处理师生冲突,从而忽视了教师权益。要维护教师权益,预防冲突对教师造成伤害,需要重塑教师权威、界分体罚与惩戒、建立良好的政校关系、加强学校管理。

关键词：师生冲突,教师权利,案例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奎熹.教育社会学研究[M].台北:师大书苑,2002.

[2]田国秀.师生冲突的概念界定与分类探究[J].教师教育研究,2003(6).

[3]Lewis A.Coser.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M].London:Free Press,1956.

[4]樊彩萍.我国教师工资的统计分析与政策建议[J].教育发展研究,2010(21).

[5]陆有铨.躁动的百年[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6]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7]胡卫平,田田.教师权益受损之校园侵权责任形态的确认[J].教育学术月刊,2011(2).

[8]蔡海龙.作为复合性权利的教师惩戒权[C].中国教育法制评论,2006.

[9]劳凯声.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空巢老人现象的社会伦理审视 篇2

本科生毕业（学位）论文

空巢老人现象的社会伦理审视

余金

(1220205148)

指导教师姓名：肖洪云 职 称：讲师

单 位：历史与民族学院 专 业 名 称：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提交日期：2016 年3月13日 论文答辩日期： 2016 年 3月20日 学位授予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答辩委员会主席： 论文评阅人：

2016年 3月13日

目录

中文摘要……………………………………………………………………………………….2 ABSTRACT……………………………………...............................2 一.“空巢老人”的概念与类型........................................2 1．“空巢老人”的概念............................................................................................2 2.“空巢老人”的类型...........................................................................................3

二、“空巢老人”主要伦理问题........................................3 1.家庭代沟.................................................................................................................3 2.生活孤独，缺乏精神慰藉.....................................................................................4 3.再婚的伦理阻力...................................................................................................4（1）家庭的反对......................................................................................................4（2）传统婚姻观念的阻碍......................................................................................4（3）社会道德舆论的约束......................................................................................5

三、“空巢老人”形成的伦理原因......................................5 1.传统家庭结构的破坏.............................................................................................5 2.传统思想观念的转变.............................................................................................6 3.社会伦理的阻力.....................................................................................................6

四、有效解决空巢老人的伦理路径.....................................7 1.给予老人一个和谐家庭.........................................................................................7（1）家庭成员之间有效的沟通、消除家庭代沟................................................7（2）给予老人更多的陪伴和关爱........................................................................7 2.社会的责任.............................................................................................................7（1）倡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老年再婚观...............................................................7（2）鼓励人们积极开展温暖的“关爱老人”活动...........................................8 3.政府的职能和服务.................................................................................................9（1）完善相关立法，健全社会老人保障制度...................................................9 4.结论.............................................................9 参考文献………………………………………………………………………………………………10

空巢老人现象的社会伦理审视

历史院（1220205148）

摘要：中国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到现在老龄人口已经超过了1.6亿，并且一直呈递增趋势，空巢老人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人口，其规模也在不断壮大，从现实分析来看，空巢老人形成的原因、特点等方面都与社会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本论文从三大部分来论述空巢老人对社会伦理的审视，着重分析空巢老人的概念及特点、空巢老人的伦理需求以及如何关爱空巢老人和有效保障空巢老人的伦理路径。结论将会进行一个呼吁和展望。

关键词：空巢老人； 社会伦理；孤独；代沟

Community ethics reviewing of the empty nest elderly’s Pheno-menon

YUJIN(1220205148)(College of History and Nation ,Qiannan Normal Collaga for Nationalities,Duyun558000Guizhou)

Abstract: since 1999, China entered the aging society, the ageing population has exceeded 160 million now, and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trend of empty-nested elderly people as a part of the population, its size is also growing, from reality shows, causes,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formation of empty nest elderly and social ethics are closely linked.This paper from the three most discussed on social ethics of empty nest elderly look, introduction, body and conclusion, respectively.Introduction includes rationale, background,purpose and meaning.Body part will focus on the analysis of empty nest elderly concepts and characters, empty-nesters ethical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how to take care of empty nest elderly in empty-nesters and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ethical.Key words: empty-nesters;Social ethics alone;the generation gap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目前我国城乡人口流动数量不断上升，导致家庭人口结构出现变化，老人独居空房现象日益严重，面对空巢老人现象，本文拟尝试从其与社会伦理的关系来探索其原因、特点、相互关系及解决方法，以此希望能给人们反省和反思，从而更加关注空巢老人。

一、“空巢老人”的概念与类型

1、“空巢老人”的概念

在研究“空巢老人”的社会伦理审视前，首先得对“空巢老人”的定义与类型进行界定，而在我借鉴已有的学界上的成果后，大致有以下几种定义。肖汉仕在提出“空巢家庭”的基础上，认为“空巢家庭是指有子女的家庭，其子女长大

成人后离开老人另立门户，剩下老人独守空巢的现象。”[1]这里的空巢老人是指有子女的老人，范围相对缩小。而王珣则大致认为“空巢老人是指单身家庭中的老人，这种老人从未结婚、或丧偶、离婚，也可以是夫妻分居；也指老夫妇二人家庭中的老人，这两类老人或无子女、或与子女分离。”[2]这种定义无疑使得“空巢老人”的范围扩大，突破了一般人认为的范畴。徐勤则更是用形象的比喻来定义“空巢老人”，他认为所谓“空巢”是指子女长大成人后从父母家庭中相继分离而去，只剩下老年人独自生活的家庭，就像小鸟一样远走高飞，巢穴中再没有嗷嗷待哺的雏鸟了。这个比喻形象的突出了“空巢老人”的孤独。还有大多数学者也都对此有其定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本文认为，“空巢老人”是指年满六十周岁，已婚、离婚、丧偶，有子女，但子女经常或一般不在老人身边，留下老人独自居住的家庭。从未结过婚的老人本文之所以不将其列入“空巢老人”的范围内，是因为这类老人从未享受过家庭的温暖所以本身不会有很强烈的孤独感和失落感。

2、“空巢老人”的类型

定义之后就是“空巢老人”的类型，从学界开始研究至今，类型分类的标准也紧随定义的不同而不同。穆光宗将“空巢老人”分为“纯空巢老人”和“类空巢老人”，而后又提出了“准空巢老人”的定义。黄润龙在“我国空巢老人的家庭状态”中从影响“空巢老人”生活质量分为“有子女空巢老人”和“无子女空巢老人”，他认为有子女的老人一般情况下生活质量会更高，这也符合现实社会伦理的情况，从而又细化为身体健康的“空巢老人”、身体欠健康的“空巢老人”和有独立经济来源的“空巢老人”、无独立经济来源的“空巢老人”。黄润龙又从婚姻情况出发分为寡居“空巢老人”和配偶“空巢老人。”还有学者按照年龄将“空巢老人”分为60—70周岁的低龄“空巢老人”、71—80周岁的中龄“空巢老人”和80周岁以上的高龄“空巢老人”等。

二、“空巢老人”主要伦理问题

1、家庭代沟

所谓代沟，是指两代人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代沟往往是因为年龄或时代的较大差异而形成的。在父母含辛茹苦的将孩子养大成人时，他们的生活只有孩子，没有自己的朋友、交际和梦想。所以，慢慢的与社会脱离，慢慢的老去，而这时候的儿女却时不时的对父母抛出一句：“我们之间有代沟”然后扬长而去，留父母独自黯然伤神。所以家庭代沟是影响“空巢老人”幸福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

两代人存在代沟是在所难免的，这时候儿女该予以更多的理解，这是社会伦理的体现、是“孝”文化的体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个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要求也是法律的强制要求，试想想，本来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

要用法律来强制我们去赡养老人呢？这就说明现实生活中社会伦理道德要通过法律来进一步保障。可是即使这样，现实生活中好多子女因为觉得与父母有代沟难以沟通便离开父母，但是他们会满足老人的经济需求，可是老人的精神需求呢？他们需要的子女的关爱呢？他们需要的照顾呢？等等这些，法律无法规范，无法强制。这些只能靠伦理道德来束缚，子女要主动沟通，加强相互的理解和联系，这样才是真正的“孝”。

2、生活孤独，缺乏精神慰藉

现实生活中经常有好多人会评价一个老人为“老小孩”，不错，老人有些时候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小孩从小就喜欢父母陪在他们身边，父母不在身边难免会在心理产生不健康的因素，这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关注“留守儿童”社会现象的原因，因为父母给的别人永远代替不了。所以，老人也一样，希望儿女能陪在自己的身边是人之常情。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呆在父母身边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老人往往独自生活，生活上无人照顾和关爱、精神上空虚无法寄托、情感无法得到有效满足，留给老人的就只有“孤独”。

3、再婚的伦理阻力（1）家庭的反对

“空巢老人”在无法享受家庭温暖时，可能会将注意力转移到社交上，例如参加老人团和老人活动等。在这个过程中老人极有可能会结交到志趣相同的另一伴，这个另一伴会慢慢的填补老人心中的孤独。但是，这时候子女往往会跳出来极力反对，他们的理由会有很多，比如在郝麦收的一篇文章“子女阻婚为哪般”里就提到多种原因：第一，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女们会认为父母的家就是他们的感情港湾，即使父母一方故世了，子女们会把健在的父母亲作为双方感情的代表，其他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所以，老人再婚对于子女来说是平白的加入了一个陌生人，鉴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自然的会反对。第二，软硬兼施为财源。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有些老人的退休金都是用来补贴儿女的家用的，如果再婚的话子女会觉得无端的少了经济来源却增添赡养义务，会给自己带来经济压力，鉴于此，子女往往就会反对老人再婚。第三，遗产纷争。相比其它的理由这个原因似乎更是一种对伦理的挑战。父母在年老的时候再婚对子女来说无非就是多了一个人来争夺遗产。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同村家庭也许不会有这个问题，可是对于城市来说这个遗产问题却是子女首要关心的问题。试问：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子女何尝不是父母的悲哀、何尝不是伦理的审视？社会应该反思，伦理道德对人类的行为规范作用似乎在逐渐退化。人类学应该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进行审视，结合当今社会发展情况来探讨人类的行为和道德规范作用。（2）传统婚姻观念的阻碍

除了来自子女的阻力之外，老人自身的传统观念也是一个阻力。“空巢老人”

由于之前生活在传统社会里，“从一而终”的夫妻伦理封建婚姻观的羁绊是“空巢老人”再婚的又一阻力。我国是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传统封建思想早已深深的烙印在人们的思想里，封建婚姻观里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思想牢牢的束缚着老人的再婚脚步，使得老人们望而却步。（3）社会道德舆论的约束

社会对老年人再婚的道德舆论是阻碍老人再婚的重要原因。社会的舆论方向也是受着封建思想观的影响，将封建社会的婚姻观硬生生的压在当今社会的思想上，也束缚了“空巢老人”的再婚的步伐。这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遗留问题，虽然中国现在在各方面都向着现代化的方向进步，可是思想观念却仍然以一种缓慢的速度在变化，思想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存在有重要的反作用，如今社会的思想观念并没有紧随社会进步的脚步而进步，只会对社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社会对老年人的再婚阻碍就是其中的一个表现。在我国城乡，对老年再婚的理解度、宽容度、支持度和满意度都很低，没有形成老年再婚光荣的社会风尚。“空巢老人”碍于社会舆论总会怕自己的再婚行为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话题和背后的指指点点，老人不敢冒险，因为人言可畏，它好比洪水猛兽会将人一点点的吞没。就因为这些所谓的原因导致“空巢老人”无法再婚，而子女又做不到侍奉身边，“空巢老人”的心理问题和生活问题越发严重，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社会问题。在《暮年的玫瑰梦》里“谁动了我的爱情”里这样说到[3]：爱是一种权利，与年龄无关！杨振宁娶了翁帆，媒体带动着全社会在震惊，82岁的老人就不能步入婚姻的殿堂？逐渐，有了老人婚介所，有了对世俗说“不”的老人。爱情，年轻人的游戏，当成了年老者的需求时，一切就该被戴上“道德沦丧”的帽子吗？是否，老年人眼中的玫瑰就不美丽呢？这篇文章以“玫瑰”来比喻老年人的再婚行为显得尤为风雅，也颇为动人。使得读者不得不反问，如此美好的一件事情却为何被社会伦理所批评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放手让老年人去追求他们的暮年玫瑰梦而不是用社会舆论给老年人套上道德枷锁呢？

三、“空巢老人”形成的伦理原因

1、传统家庭结构的破坏

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是经过实践证明的原理。而当代“空巢老人”社会问题的产生和涉及的伦理关系都源于其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既社会问题的产生是当代社会存在决定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城乡人口大规模迁移，农村青年大批向城市涌去、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向中东部迁移，正因为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导致农村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弱、妇、残”状态，家庭也成了空心状态。传统的四世同堂家庭结构被打破，自

然经济的灭失给社会迎来了挑战和机遇却给社会营造了追求物质生活的享乐主义、奢靡主义的社会氛围。年轻人开始狂热追求经济和物质，家庭开始慢慢的淡出他们的视野，更可恶的是在他们忽略家庭忽视父母的时候还要给自己标榜一个华丽的借口，说是为了父母和家庭过更好的生活。想要一个好的生活没错，可是一味的追求物质就是一种利义的相互冲突，为何不能做到两者兼顾呢？成功的衡量目标不是物质，而是生活。是为了生存而活还是为了生命而活，选择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父母是唯一的，不能重来，若真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时候就什么都晚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伴随着当今社会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计划生育”政策随之而来并实施多年，这是由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国情所决定的，也正是这种政策的实施，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越发普遍。家庭结构由传统的大宅门转变为如今的小型化家庭，家庭人口少是现今社会家庭结构的主要特点，这也是“空巢老人”现象形成的主要原因。人口少，老人的依托就少，只要孩子离开家庭就只能剩下老人独自生活。而老人独自生活带来的种种问题更是对社会伦理的冲击。2009年5月15日，上海一位六十多岁有子女的在邻居口中“时髦、漂亮、高挑”的老太太在邻居、家人的生活中消失近两年后，被人发现早已死于床边，化为一堆白骨。这便是这则消息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社会舆论。人们开始讨论，老人的孩子去哪儿了？为什么会死于家中没人管？然后开始批判老人的子女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这是社会伦理所不容的，人们开始愤怒，舆论开始激烈，可是不管怎样，老人已经死去，再多的批判和言论都已无济于事，我们要做的是自我反思，问问自己是不是做到了一个子女所应该做的义务。因为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使得子女往往要独自照顾老人，所以子女更应该重视和关爱老人的晚年生活，因为你们是老人的唯一依靠，一旦你们离去，那么老人的生活将不被保障。

2、传统思想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传统以家庭为血缘纽带的家庭结合形式和养儿防老的思想观念逐渐被打破，封建时期以“四世同堂”为幸福的家庭伦理观念在现代显得不那么重要，人们从重视伦理关系转变为重视经济关系，社会伦理道德被挑战，当然这是社会发展的必要经过。年轻人越来越向往自由，对家庭的依赖感明显的降低甚至有些会觉得家庭是个束缚自由的地方，当今社会的背景给予年轻人更多的机会，梦想和自由，家庭的关爱已满足不了他们，他们迫切的想要逃离家庭，慢慢的这种社会现象愈演愈烈，“空巢老人”的情况也随之产生。

3、社会伦理的阻力

社会伦理阻力主要是指现实生活中家庭、子女、自身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其它因素对老人再婚的不予支持甚至强烈反对，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老年人的

再婚难。由于这些社会伦理阻力使得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爱情也消失殆尽。社会伦理道德对老人的要求难免太过苛刻。

四、有效解决空巢老人的伦理路径

1、给予老人一个和谐家庭

（1）家庭成员之间有效的沟通、消除家庭代沟

“空巢老人”已成为社会问题，而“空巢老人”伦理问题的实质是与子女和社会他人的关系处理不当而产生的，所以解决“空巢老人”现象的首要着力点该是消除家庭代沟进行家庭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

有效消除家庭代沟的方法有很多，不过基于对代际的理解，笔者认为第一步是“爱”。人类的生活是以爱为基础的，爱是一切误解消除的源头、爱是一切理解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爱的伦理道德的宣扬，如孔子的“仁者爱人”、墨子的“兼爱”，在《孟子》一书中，孟子提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所以，亲爱自己的双亲和尊敬自己的长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应该要以此为基准。彭富春先生主张，爱的主要形态或类型有亲情、友情、爱情和博爱。[4]其中的亲情之爱则是家庭成员之间有效沟通的前提和基础，因为爱才能忍耐和接受。除了“爱”的原则和方法，第二步更多的是“尊重”。尊重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原则，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不同对彼此之间会产生误解、不耐烦甚至是厌恶，这时候就需要尊重彼此的差异，就像我们中国现在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样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才能有效运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方法，比如平等、宽容、容忍等都是有效消除家庭代沟的方法。

（2）给予老人更多的陪伴和关爱

对老人来说，他们更多的追求是希望子孙满堂、合家团圆，物质条件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他们的要求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可是却往往得不到满足，子女往往以工作忙为理由而忽视对父母的陪伴。我们都知道，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不管他做什么都是可爱的，而对于自己讨厌的人即使他的笑容都会觉得堵得慌”所以，如果子女真的爱着自己的父母，不管怎样都会抽出时间陪陪他们的，即使做不到经常见面每天打个电话几分钟的时间总会有的吧，时间就像海绵挤挤总会有的。每个子女只要付出一点点时间带给老人将会是持久的回忆和欢乐，何乐而不为呢？

2、社会的责任

（1）倡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老年再婚观

无论是家庭、自身还是社会都需要重新认识老年再婚观，由于目前社会对老年人再婚的封建思想观念是导致老年人再婚难的重要阻碍，所以，解决“空巢老

人”现象的一个有效途径便是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老年再婚观，给老人一个完美的晚年生活。《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规定，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的生活，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另外，在《婚姻法》也有相关规定。法律不外乎人情，所以我们应该冲破旧的思想观念摆脱传统婚姻观念的束缚。我们应该认识到：再婚是独身老人的合理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比一般婚姻更重要。[5]不过对于“空巢老人”本身来说还要树立正确的再婚择偶观，消除功利性的老年再婚观。男女双方主要应以志同道合、情投意合为选择对象的标准。[6]而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对另一半的要求往往体现一种功利主义，比如“年轻一点、活跃一点、漂亮一点、会唱歌会跳舞、家庭成员简单”等等这些要求都是老人所提出的，我们不是选美活动，事事都没有绝对完美，只要老人双方互相聊得来我认为就足够了，因为老来伴就是互相陪伴、互帮互助的。老人碍于面子过分要求最终只会苦了自己。

社会从自身出发引导树立正确的老年再婚观，广大社会群众要摘掉看待老年再婚的“有色眼镜”，法律上规定：“自然人自出生时就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所以，老年人自然享有择偶的权利，我们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年龄、国度、人种的限制。再婚是“空巢老人”精神和生活上的双重需要，可以代替子女缓解照顾老人的缺位、可以满足“空巢老人”的精神需求和情感填补，是极好的养老方法。笔者认为，再婚就相当于一种合伙形式，准确的说是“普通合伙”形式，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普通合伙具有完全的“人合性”，当事人双方基于完全信任的前提下搭伴合伙组织活动，合伙人之间“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是其重要特征，这也就是老年人之间再婚的主要精神，这是一种爱的伦理的完美诠释，社会又为何要加以阻碍呢？（2）鼓励人们积极开展温暖的“关爱老人”活动

关爱老人不能仅仅只停留在喊口号阶段，要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将关爱“空巢老人”落实到实践中去。“孝”是亘古以来永恒不变的道德要求和伦理目标，那么如何做到“孝”也是值得探讨的，但是有一点是必须的，那就是“关爱”。“空巢老人”现象的出现对社会的要求和反思更进一步，社会应该积极动起来，开展“关爱老人”活动，将活动范围和影响无限扩大，加大宣传力度，借助新型传播媒介来进行传播，将“关爱老人”的道德风气无限弘扬。要知道，社会的力量总归是强大的，社会的行为规范对社会大众是具有普遍的社会约束力的，这种社会约束力可以普遍引导社会大众的行为从而将这种行为内化为人们心中的道德力量和道德规范，这时候社会规范相比法律约束力的无比优越性。所以，相关社会组织、公益性组织、社会团体、企业、社区、公司等社会力量都应该承担起义务，积极开展“关爱老人”活动，在全社会弘扬“关爱”的道德风气。这

必将是有效解决“空巢老人”现象的重要途径。

3、政府的职能和服务

（1）完善相关立法，健全社会老人保障制度

“空巢老人”作为社会现象的出现，它的解决必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政府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我国现行法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保障制度，比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相关法律都对老年人保障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明显力度不够，政府在这方面还可以继续完善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第一，政府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老年社区保障与医疗卫生保障制度，逐步实现社会养老保障全名覆盖，进一步增加养老保障金，并逐步消除养老保障水平的城乡差异、地区差异与性别差异。第二，企业需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社会政策，按照足额发放养老金与其它老年社会福利津贴。第三，就广大农村地区而言，既要弘扬家庭孝养美德又要突破其局限性，鼓励农民积极参保并充分发挥社区养老服务的作用。第四，政府要鼓励非政府组织的慈善义举以及其它助老捐赠行为。[7]政府的政策再怎样完善和完美，如果没有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也只会是一个口号而已，只会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

进行管理的同时还可以借鉴外国在此领域所涉及的优秀政策方法，在刘喜珍的《老龄伦理研究》里有提到由于中西方的伦理差异，我国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较完备社会化养老制度，探拓一种以社会养老保障为主要经济支持，以家庭亲情回馈为主导性精神赡养以社会伦理关怀为道德辐射网的综合性老龄供养体系。在法国，有条件的“空巢老人”会让别人搬到自己的家中组成一个新的家庭。这种行为模式是需要社会成员之间彼此极大的信任和关爱才会产生的，而目前在我国社会信任度明显在降低，实现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救济也许还不现实，但我们至少可以以此为借鉴，向着这个方向去发展，梦想是美好的，路途总是艰辛的，所以应该无所畏惧。而在英国，“空巢老人”会自行组成一个“老年村”，通过政府的帮助老年村里面基础设施完备，也带有许多人性化的设施，老人们自行组成一起进行娱乐活动，这种“老年村”有点像“养老院”，但它们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一个是主动聚集而另一个是被动聚集，被迫进入“养老院”的老人内心会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失落感和抛弃感，所以即使它们有了其它老人的陪伴但家庭的感觉总是找不到的。通过从外国的一些优秀养老模式来看，中国政府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只有政府真正将人民放在心中为人民谋利益、做实事，相信中国未来的养老保障模式会越来越完美，“空巢老人”现象也会随之而解决。4.结论

一个社会现象的出现是多方原因共同致力的结果，“空巢老人”现象的出现

自然也不例外。而“空巢老人”现象的出现不免引起人们的思考，这种思考更多的是对社会伦理的审视，从社会伦理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个现象才是有效解决“空巢老人”现象的主要路径。人类生活在社会这个共同体里，除了法律，更多的是靠道德来进行自我约束，而道德则是社会伦理的一种体现。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空巢老人”更多的是需要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亲相爱，子女对父母的理解和关爱才是基础的，“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我们应该加以继承。除了家庭的力量之外，当然离不开社会、政府和相关组织的一致努力，整个社会只有真正做到团结才是“空巢老人”现象被打破的最终原因。

“空巢老人”现象涉及的养老问题和伦理问题极其广泛，笔者所提到的也许只是蜻蜓点水般的掠过，笔者只希望能通过此文章引起社会对此现象的关注和审视从而真正行动起来。

参考文献：

[1]肖汉仕.我国空巢家庭现象的成因及发展趋势[J].人口研究.1995年第五期 [2]王珣.浅析城市“空巢家庭”的基本特征[J].城市问题.1995年第五期 [3]喻岳衡主编.湘子喻涵译注.孝经.二十四孝图[M] [4]郝麦收.养老不能只靠儿女[J].药物与人.2005（第三期）[5]王蔼然.空巢老人伦理问题浅析[J].改革与开放.2014（第17期）[6]刘喜珍.老龄伦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7]周涛.强以华.爱的道德之境[J].南昌大学学报,2010/1

社会学审视 篇3

就“问题大学生”的问题表征而言，有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两个方面。依笔者之见，“问题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作为高校既已存在的事实，要窥见其实质、分辨其类型、找出其成因，不仅要有心理学的微观解释，更需要社会学视角下的宏观审视。

一、“问题大学生”的界定

关于“问题大学生”的界定，至今学术界没有—个统一的标准。有学者认为“问题大学生”是指学习或品德上暂时存在问题的学生；有论者认为“问题大学生”是指那些与同年龄段学生相比，在学习、行为、心理等方面偏离常态，需要在他人帮助下才能解决问题的学生。《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中将“问题大学生”定义为品行障碍青少年，认为他们在思想品德和心理品质上存在问题和障碍，跟不上班级的整体要求，完不成课程标准规定的起码目标，反复出现违反与其年龄相对应的道德准则和纪律、侵犯他人或公共利益的行为。这些界定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含混了人格问题与学习问题的个体差异及其相互关系，没能对“问题大学生”作出社会学层面的诠释。

对“问题大学生”作社会学层面的诠释可以从三个方向去概括：(1)是否符合高等教育运行、发展的规律；(2)是否影响大学生的利益或生活；(3)是否符合高等学校倡导的主流价值标准和规范要求。本文倾向于将“问题大学生”描述为在与高等学校中的人、事、物的交互作用中，表现出与高等学校倡导的主流价值标准和规范准则的对抗态度和行为的特殊社会群体。它既不是青少年犯罪，也不完全等同于学生偏差行为，它和学生偏差行为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

“问题大学生”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1客观性。“问题大学生”具有客观意义，有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即一种现象、一个事件、一种行为，而且是十分具体的。

2数量性。“问题大学生”具有一种数量意义，具有群体属性。引起产生“问题大学生”的社会现象通常是一种“公共问题”而非“个人烦恼”。

3可塑性。“问题大学生”也是学生，不过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出现了偏离正常发展轨迹的现象，并不表明他们不可改变。

4公共性。一方面，“问题大学生”的产生源于教育管理体制的改进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问题大学生”的危害也是公共性的，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涉及整个大学校园生活，乃至危害整个高等教育的健康运行。正是因为这种公共性质，“问题大学生”的情况也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努力可以改变的，要通过各种力量的交互合作才可能得到改善和解决。

二、“问题大学生”的类型划分

根据“问题大学生”的态度和行为表现，可将它具体分为“对抗型”“散漫型”“消极型”“敷衍型”及“批判型”五种类型。

1对抗型。这种类型的学生不满制度性权威并直接与教育者正面发生冲突。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权威代表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即权威与权威对象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相应地，作为学校权威的表现之一的教师权威，代表的是教育与被教育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教师对学生的控制和管理，以及学生对教师的服从。M·韦伯把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权威、感召权威和法定权威(制度权威)。其中制度权威主要由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赋予教师的法定权限所决定。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我们发现，对抗型学生大都蔑视学校的制度权威。主要表现为：对学习上和纪律上的事都盲目反对，逃避学校的正常活动，不仅厌学，而且以敢和老师顶撞或引起同学起哄为能事。性格特征易冲动，以自我为中心，通常通过一些行为过激的举动来排斥学校主流价值规范，诸如逃学、吸烟喝酒、穿戴力图特立独行，同时破坏公物、参加暴力行为等。这类学生不关心组织目标，一旦其利益与组织目标发生冲突，则可能不顾集体利益，甚至会演变成破坏型群体。他们或表现为同时逃课、或同时不参加集体活动或欺负低年级同学、打架斗殴等。这种非正式组织对集体建设和学生个人的发展危害性极大。

2散漫型。这类学生通常生活自由散漫，纪律观念不强，意志薄弱，自控能力差，懒惰，贪图安逸，生活随性，经常迟到早退，说谎。其主要群体特征即追求个人快乐，忽视教师学校所强调的责任感，不重视学校内的制度目标。与“对抗型”相比，这一类型学生的反抗学校的方式较为温和，对老师阳奉阴违，一般不做“出头鸟”，一旦有人“出头”，马上积极响应。常常借着泡吧、沉迷于网络等方式，来对抗学校主流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他们既无兴趣于遵守学校规范，也无意于努力追求理想，整日醉生梦死，无所事事。这类问题大学生的表现特征只要我们稍微注意现代大学校园中比较流行的字眼，如“老婆”(女朋友)“老公”(男朋友)“傍大款”“被包养”及“同居”等就可管窥。大学校园之所以会产生“散漫型”学生，其根源在于某些大学生丧失了奋斗目标，认为大学应该摆脱高中受约束、受高考压抑的日子，尽情享受生活。

3消极型。这种类型的学生与对抗型相反，他不满制度性权威，但不与学校、教师和同学正面发生冲突。他们主要存在于那些自认为在学校或相关的组织活动中受到不公正待遇、某些心愿不能如愿以偿、违反校规校纪受到学校处罚或教师批评的学生群体中。在受到挫折时表现出明显的低落与无奈情绪，通常认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逆来顺受。在行为上他们对学校的事务漠不关心，不太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厌学、常常逃课、不参加集体活动，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与同学接触较少而关系相对冷淡。这类学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正呈上升趋势，给校风学风造成极坏影响。

4敷衍型。“敷衍型”学生由于多种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学业成绩很不理想，他们对学习早已失去兴趣和信心，产生了厌学念头，甚至对学习深恶痛绝，也不在乎是否能拿到毕业文凭。但是这类学生一般都不与教师、同学正面冲突，虽然不认同教师与学校的体制，但往往采取

更为隐蔽的方式来反抗，表面上他们和别人一样按时上课，但注意力很不集中，边学边做小动作或胡思乱想，无心听课，跟不上老师的讲课思路，更谈不上主动思考，课后复习、写作业勉强应付，因此各科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普遍考试挂科。《当代中国大学生公众形象调查》发布的数据表明，“近四成大学生学习态度一般，敷衍了事”，可见“敷衍型”学生在大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诚如一些大学教师反映的那样：“很多学生都是上课铃响后姗姗来迟，坐在后排的学生上课通常不听讲，而是看杂志或其他书籍，有些则是三两个交谈，嘻嘻哈哈。情侣学生通常坐在一块，窃窃私语，偶尔吃点小零食。特别是早上第一、二节课，班上至少有二十几个学生趴在桌上睡觉，认真听课的人很少。”“敷衍型”学生比例之大应引起高校管理者的重视。

5批判型。“批判型”的学生类似于默顿所说的“创新者”，他们认同社会制度及学校主流价值规范的文化目标，但又对制度的不规范和文化中的不公平方面给予批判。他们认同教育的本质、价值和目的，平时也热衷于学习，并表现出优异的成绩和良好的行为，然而他们对现行的教育现象或管理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不会完全认同或接受学校中或教育教学中的一切，对于教育体制的不合理性和学校规章制度中的非人性化之处敢于提出批评和自己的想法。

这里我们把“问题大学生”划分为五种类型，但并不表明它们是截然分开的。从大学校园学生的实际行为表现来看，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叉或并存。

三、“问题大学生”的形成原因

“问题大学生”之所以偏离常态，是因为他们自身或所处的环境有别于一般的学生，他们的生命成长过程表现出相对的复杂性。但是个性之中有共性，从他们的产生过程归纳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可以为我们做好“问题大学生”的教育工作提供行动依据。

1“问题大学生”的出现缘于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失范。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新旧体制的交叉，传统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不断受到冲击，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确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社会文化失范现象，如庸俗、低俗文化的泛滥与高雅文化的失落、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大举涌入与传统文化的举步维艰、大众文化的随波逐流与主流文化的强力维持等等。社会文化的失范往往又与制度失范、权力失范、道德失范、行为失范等其他社会失范现象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在社会转型尚未最终完成之前，社会文化的失范现象必然给校园文化和学生行为造成影响和冲击。这种影响一般存在如下几种情况：

一是少数学生由于具有较强的文化主体意识，看到了现有学校制度规范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成分，从而提出独立的、容易被管理者视为“离经叛道”的观念、思想，作出为学校主流意识所不容的举动。

二是受社会文化失范的影响，造成校园文化建设的困境与学生行为的无所适从，从而诱发学生的行为问题。

三是一些学生由于自身文化素质欠缺，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良好道德修养，尤其是没有处理好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自我教育，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丧失了文化判断力和辨别力，被当前社会文化中的负面现象所裹挟，从而作出大量偏差行为。

2“问题大学生”的出现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结果。入学前，许多学生把大学生活想象得过于理想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过高的期望。入学后，却发现就读的大学并非自己理想中的殿堂，发现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不完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近几年由于高校扩招，学生生活、学习、就业的实际情况和原先他们的期望值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部分学生对大学生活的内涵缺乏进一步的理解，从而感到困惑、迷惘、失望，情绪消极低落。另一部分同学因未被第一志愿学校或者第一志愿专业录取，产生悲观情绪，感到自己没什么希望了。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学生的学习动力。此外，由于目前我国大学生入学时一般在18岁左右，经过3-5年的大学学习，毕业时22岁左右，这一时期正是青春后期与成人初期阶段，心理发展不够成熟，处于一个迅速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他们富有理想和幻想，对未来充满憧憬，但是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他们希望学习、工作、生活的环境及人际关系的处理都能一帆风顺，常常忽略客观条件限制，一旦在现实中遇到一些挫折，他们就感到大失所望。再者，高中时期高度紧张的生活体验使学生的精神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很多学生感到筋疲力尽，进入大学后，不免想让自己有所放松，把学习目标定为找到好的工作，满足于毕业时获得毕业证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人生失去了更高的追求，便容易感到失落和茫然。一些学生因此缺乏学习的主动性，转而将精力花在网络游戏等方面，导致学习成绩下滑，人格特质出现缺陷，最后遁入“问题大学生”的行列。

3“问题大学生”的出现是学校管理及体制失范的结果。近年来，学校管理中“以生为本”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但现实中许多教育者漠视学生的存在，忽视学生的心理需求与高层次需要，采用专制的教育方式对待学生。结果轻则使人消极怠学，重则使人产生对抗。很多研究都发现，知情权和决策参与权会直接影响从业者对职业的满意程度。在专制的管理方式下，学生对组织发展的知情权未能得到充分的、真正意义上的尊重，更没有机会参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订。这种状况就可能导致学生对组织发展缺乏认同，从而对学校管理产生冷漠、消极甚至对抗的态度。此外，当前大学校园弥漫着一种权力主义的氛围，即学生处于被动的、不被实际尊重的地位，听凭教育者的指令，学生自身应有的怀疑、独立、批判意识和自由精神被压制和消磨，学生被一套缺乏人文精神的教育管理体制与考试评价体系所束缚和驱使。这种状态无疑会激发学生对学校主流价值规范的反感，不论是选择逃避、对抗，还是“屈辱”地承受，或者在重压之下出现心理与行为的偏差，均使学生陷于与学校主流价值取向格格不入的尴尬境地。这都为“问题大学生”的形成埋下了隐患。

4“问题大学生”的出现是师生关系不和谐的结果。一般而言，学生的行为受到教师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正式影响力。主要情况有：(1)传统观念和习惯。学生一般都认为教师的学识在通常情况下要高于学生，学生服从教师是天经地义的。(2)管理制度和组织机构。学校的组织制度确立和保证了教师主导学生的成绩评定权威地位。(3)利益诱导。教师掌握着各种资源分配的权力，如批卷权、论文答辩权、纪律处分权、毕业推荐权，对学生的学习、生活、政治、就业乃至今后的前途等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出于对利益的追求，学生就会服从教师。二是

非正式影响力。非正式影响力是建立在教师自身良好的素质和行为基础上的，主要指教师以其道德、个性、知识、能力、资历和业绩等因素树立起威信和声望，使得学生乐意遵从，甚至以其为楷模；以真诚、平等、热情的态度对待学生，并与学生建立起超越正式关系的和谐师生关系，学生就会很容易受到教师的感染。正式影响力和非正式影响力有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基础和作用方式。前一种情况下的师生关系是上下关系；后一种情况下的师生关系是平等关系。目前来看，教师的正式影响力总体呈下降趋势，非正式影响力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大。然而，虽然现在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日趋平等，但纵观大学校园，教师相对于学生的知识和能力优势在减少，“弟子不必不如师”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习惯于“满堂灌”“以不变应万变”的教师越来越多；教师与学生沟通的机会越来越少，师生关系更加淡漠；个别教师缺乏敬业精神，行为不规范，甚至以权谋私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些都为师生互动带来了不和谐因素，易导致师生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为“问题大学生”的形成提供了空间。

5“问题大学生”的出现源于网络负面影响。互联网正在成为大学生接触世界、把握人生的渠道之一。然而，网络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大学生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方便了大学生的交流，带给他们新的行为理念；另一方面，网络的复杂性也容易致使大学生思想产生混乱、价值观念偏移。互联网产生于信息化大国，据有关统计，目前在互联网上英语内容约占90％，法语内容约占5％，其他语种的内容只占到5％，而我国内容只占到其中的1％，导致西方的价值观念对大学生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众所周知，网络信息极其丰富，但鱼龙混杂，淫秽、色情、暴力、丑恶、反动内容在网上广为传播，对大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教育产生强大冲击，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受到严重污染。网络的匿名交流方式对于极富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的大学生具有极大的诱惑。一些人由于自我控制能力不强，长期沉溺于其中，不能实现虚拟空间现实和客观现实的角色转换，导致出现孤独不安、情绪低落、紧张焦虑、责任感缺乏和欺诈心理，形成人格扭曲，甚至以技术手段实施危害计算机网络安全的行为。

信息社会中学校德育的社会学审视 篇4

不管社会发展到任何阶段, 学校作为一种公共的教育机构, 它在儿童道德发展中所负有的任务, 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最重要的工作。“这是一个完整的文化面向,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面向, 不这样做, 这一面向就会丧失掉”[1]。它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训练儿童而建立起来的机构, 担负着家庭在道德教育中无法完成的使命。因此, 这里以一个多年受教育者的身份来讨论一下信息社会我国的学校德育。

我国的学校德育具有特定的含义, 这里重点突出它的社会学内涵, 即学校德育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也就是指在学校这一特定场域中, 客观存在着的、相对独立于一般学科教学进行道德教育的特有内容、方法体系以及价值体系。它体现为制度化形式存在的课程体系, 以学校党委 (支部) 书记、教育处、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班主任等组成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专门化组织, 以灌输、训导、言传身教等体现出的方法体系, 以及以道德教育为首, 渗透各科教学中的教育性原则等。这些客观事实构成了学校德育这一社会事实。

社会学作为一门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科学, 重在揭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而客观存在的学校德育是如何被建构成今天的社会事实的。对我国学校德育进行社会学审视, 就要对学校德育本身进行研究。在信息社会中, 我国的学校德育面临着的各种挑战和问题是什么?我国的学校德育如何回应这种新的社会文化带来的挑战和解决产生的诸多问题?

二、信息社会学校德育的难题及社会学思考

当今人类正生存在一个日益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环境中, 信息化生存、数字化生存、网络化生存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信息技术和信息文化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形态、社会规范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信息社会, 已是一个确定的事实”[2]。在信息社会中,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社会道德开始从依赖性道德到自主性道德, 从封闭型道德到开放性道德, 从一元道德到多元道德进行快速转变。道德多元化是最主要的特征, 再也无法做到传统中那样追求思想划一、价值同构、观念趋同的遵守道德规范。由于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差异性、独特性、创新性、宽容性逐渐被认同, 人们的需求、个性、利益、价值的多元化必然导致社会道德规范的多样化、多层次。这种价值多元化与多样化向传统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为“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 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 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3]这个世界不再是过去的世界, 教师不能把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当作知识传授给学生, 道德教育不能还只是道德“知识”的教学。在同一件事情上, 人们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情境化”导致教师难以在学生面前充当道德权威, “谆谆教导”的好与坏、对与错, 对学生来说不再是固定的。就是说, 在这个信息多元的时代里, 学生与世界之间是零距离, 教师能够教给学生什么样的道德价值观念呢?教师还有可能和有必要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吗?似乎又回到了“道德是否可教?”这样的问题上来了。

其实, 我们一直都在质问这样一些问题:道德是否可教?道德认识如何转化为道德行为?道德是否与生俱来?如果道德可以通过学习获得, 那么道德如何习得?人如何才能够过有道德的生活?以及对道德教育的目的、内容、途径与方法的审视, 区分哪些是学校道德教育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 哪些是学校道德教育不应该做, 即使做也没有效果的, 或者适得其反的?

基于这些质问与研究思考, 学术界已基本揭示出学校德育存在着一些悖论和困惑, 它们表现在:道德教育与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之间的矛盾;学校道德教育似乎要循反道德、反教育的原则进行;道德教育原则与实际行为之间的距离, 好的道德教育并不能保证学生选择某种行为;价值多元的社会环境使价值观的抉择与推行成为一件困难的事。何谓正确的道德观;在实际中难以确立道德教育的目标;在道德教育实践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解释或者解决实际问题[4]。

通过对上面揭示出来的学校德育存在的悖论和困惑进行再思考, 可以发现:一直以来, 我们的教育以及道德教育都存在着对人性主观假设。就像杜威所言:“我们道德失败是由禀质的薄弱, 同情的欠缺, 以及我们轻率或自由地对于具体事件下判断的那种偏僻。”[5]习惯于认为人可以通过道德学习习得道德的品质, 儿童就是在不断的道德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属于他们更隶属于社会的道德品质。把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看作是相互对立的世界。认为儿童世界是作为预备的成人世界, 成人可以为儿童做出一切决定。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归类性的思考, 可以认为:学校德育以前遵循的是“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知识最能让人有道德?”的这种知识观。而现在却是需要对“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进行追问;对“道德是否可教?”转变为对“谁的道德”的追问;道德阶级性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三、信息社会背景下的学校德育改革

我们绝大多数儿童正处于公共学校里, 他们还处于成长过程之中, 学校仍然是教育体系的核心, 道德教育很多是在学校中得到理解并付诸实践的。

在信息社会学校德育如何对待当今的社会现实?如何回应信息社会现实给予的各种挑战?如何在信息社会中增强自身运行的活力和自身的实效性?这些都是信息社会学校道德教育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1. 正视信息社会现实, 改造学校德育的观念

传统道德观包括现代主义的道德观, 最大的缺陷就是无条件地服从神性和理性。“理性说”迄今不仅在人类的伦理规范和道德行为中占据统治地位, 就是在人类的整个文化领域和实践领域也是居高临下, 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们所高举的都是理性能力对于欲望的压制和克制, 要求人类作理性的奴隶, 而不是去自由自在地展现人类的原始本性, 从而使得现实中的人格无一例外地具有两面性。

人格的愈合不只是人类未来的关键, 也是信息社会的伦理道德必须承担的艰巨任务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职责。

如今人们对道德的理解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远远地超越了康德时代, 摆脱了传统的理性主义, 进入用非理性进行思考和解决实践问题的后现代。信息社会伦理道德更是要求被分裂的两重人格要合二为一, 即内外融合, 表里如一。特别强调要发现或恢复那久被遗忘的人性中的原始成分, 重视人性得以存在和表现的基础和条件。信息社会中解决学校德育遇到的问题不可能脱离现时生活。而对道德观念的“改造”却成为先决条件。

在新的社会文化影响下, 作为培养人的一种活动, 学校德育不可能脱离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现实。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现象, 一旦成为广泛而普遍的社会现实, 想要摆脱它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信息社会的学校德育不可能逾越的社会现实就是多元化, 所以必须给予正视, 承担起对人的发展予以正确引导的责任, 这是困惑它的多元化社会赋予的重要使命。同时要改造学校德育的观念, 必须认识到:“道德一刻也不能脱离对人的本质和本性的认识, 一刻也不能脱离人类的日常生活”[6]。任何脱离人、脱离人的生活实际而进行的道德教育都是虚伪的, 都是不道德的。学校德育是以人为本身目的, 是通过创造出一个合乎人性的、宽松、健康、向善的环境而发展人的。“道德教育不能从活生生的完整生活中抽离”[7]。需要明确“从道德的角度去影响儿童, 并不是在他们身上培养出一个接一个的特殊的德性, 而是采用适当的方法去培育, 甚至全面构造那些一般意义上的性情, 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 就会使自己轻而易举适应特殊的人类环境, 如果我们有能力发现这些性情, 就会马上战胜横亘在学校工作面前的主要障碍”[8]。

2. 直面各种冲突, 正确认识并把握道德价值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大胆预言:“信息化社会就其全球展现而论也是奥姆真理教的世界, 是美国民兵、伊斯兰/基督教神权政治的野心, 以及胡图族/图西族相互灭种的世界”[9], 这种预言恰切地表达出信息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各种冲突, 特别是价值的冲突的现实。价值的冲突必然导致道德的绝对性失去原来的光彩, 而使相对性占有优势, 过分地强调道德的相对性而忽视道德的绝对性, 甚至否定了学校进行道德教育的必要性。这两种极端的认识都是不可取的。我们正视信息社会现实, 直面各种冲突, 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道德价值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同时认识到价值冲突的正向作用。

在信息社会现实中, 真的没有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吗?真的不需要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来培养人吗?其实, 这是继历史上传统的理性道德绝对主义的另一极端, 虽然它能够清除传统道德中的许多“虚假”观念, 但是, 相对主义使人的价值观迷失, 对是非善恶无法给予辨别, 产生选择的困难。更大的危害在于使青少年不相信有任何客观的道德价值标准, 盲目自大, 不愿意接受合理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约束, 以自我为尺度, 我行我素。也就是说, 道德绝对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依据社会现实, 也不能很好地解决现实的道德教育问题, 学校道德教育应该把握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的张力, 注意避免绝对化也要克服相对化。

3. 明确并坚定学校德育目的, 培养儿童的德性品质与道德人格

不论社会如何发展, 现在的学校仍然是儿童共同学习与成长的场所, 儿童的道德形成与发展必须在学校具有明确而坚定的道德教育目的的前提下实现。在信息多元化的社会, 我们不能盲目, 更不能盲从, 必须认清时代发展带来的变化背后, 仍然存在一些不能变化的本质。而对变化的科学认识, 有益于维护不变的本质。人之所以是复杂的, 就是因为他生活在社会群体当中, 但无论作为个体的人, 还是作为社会群体之中的人, 良好的德性品质与健全的人格都非常重要, 它是个人能够安身立命、能够和谐生存在社会中的资本。

在信息社会中, 很多认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学习的认识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学习不仅是建构客观世界意义的认知性、文化性实践, 也是建构人际关系的社会性、政治性实践, 还是实现自我修养的伦理性、存在性实践”[10]。道德是一种群体性行为, 道德学习通过在交往中实现的。学校德育需要在全面认识各种变化的前提下, 秉持“全面学习观”, 不能仅仅把教育和学习聚焦于“构筑世界”, 更应该关注“构筑伙伴”、“构筑自身”的实践。

参考文献

[1][12] (法) 爱弥尔·涂尔干著, 陈光今等译.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P18.P19.

[2]董焱著.信息文化论--数字化生存状态冷思考[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3.1.P71.

[3] (加) 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10.P25.P33.P27.

[4]转引自齐学红.我国学校德育模式的社会学审视[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4.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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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维·米勒.开放的思想和社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P450.

[7]张之沧.后现代理念与社会[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8.P270.

[8]朱小蔓.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思想的回应[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9.P288.

[9]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P4.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维护稳定问题审视 篇5

摘要] 稳定既是社会和谐的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基础性工作和关键环节，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又必须适应和谐社会不断发展的新要求，提升新认识，研究新问题，拓展新视野，理清新思路，创造新实践。

[关键词] 和谐社会； 维护稳定； 认识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 D693.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7）08-0040-02

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基础性工作和关键环节，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又必须适应和谐社会不断发展的新要求，提升新认识，研究新问题，拓展新视野，理清新思路，创造新实践。

(一)深刻认识维护稳定问题的重要性。社会稳定既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我国的改革与发展已使社会处于转型期，这种社会转型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诸如社会经济、政治机制转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调整、社会观念的转变等。这些转变势必影响我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整体性变迁，从而也使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不断产生。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产生的一个重要现实依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思想，不仅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带来了新的理念，而且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需要提高全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意义的认识，使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各个部门，乃至每一个公民都能自觉地担负起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责任。要把稳定放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更大、更高的目标中去认识、理解、研究和部署，以促进社会和谐来指导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以能否实现科学发展来检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同时，还要把维护社会稳定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结合起来，以中国的稳定、和谐与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

(二)当前危害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社会问题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往往折射出社会某些不公平和不公正问题。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是维护稳定工作的基本内容。当前，我国的社会问题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结构性社会问题，诸如以城乡差别为主的二元社会结构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家庭解体问题等；二是变迁性社会问题，诸如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就业问题、廉政问题等；三是越轨性社会问题，诸如卖淫嫖娼、赌博、吸毒问题，以及封建迷信问题等；四是道德性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学风、社会风气不正等。(张翔麟：《稳定论》，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这些问题的存在构成了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直接因素。因此，研究社会问题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以及根治这些问题的有效措施和方法，无疑是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一项不可或缺而又十分迫切的重要任务。

(三)理清维护稳定工作新思路。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观基础在和谐，核心也在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紧紧围绕这个基础和核心，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寻求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新的着力点。一是进一步理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工作思路。化解消极因素与调动积极因素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的两个方面的重要工作，而做好调动积极因素的工作则是主要的和关键的，因为它更具有长远性、根本性和基础性。二是进一步理清标本兼治的工作思路。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本，我们不仅要分析和解决影响稳定的现象问题，而且要更加注重研究和运用治本之策。三是进一步理清重在建设的工作思路。新形势下的维护稳定工作面临着诸如互联网的监管、社会矛盾的化解、社团的引导、流动人口的管理等新的情况和问题，对此需要我们用创新的思维和发展的眼光，按照重在建设的要求，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来解决。四是进一步理清说服教育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思路。对新形势下出现的越来越

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仅凭说服教育的力量不够，还要按照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处理。

(四)对策。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来自国际和国内的许多新问题会导致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这给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应对这些压力和挑战，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完善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机制，尤其要在协调社会关系、驾驭复杂局面、强化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等方面进行创造性的实践。

1.协调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达到有效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得以解决的社会。现阶段产生的大量社会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利益关系失衡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妥善协调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我们党和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考验。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全面性和系统性，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的利益，高度重视和落实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不断前进。同时，加强对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尤其是深层次原因的分析和研究，不断完善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

2.驾驭复杂局面。面对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时期，能否认清复杂形势，驾驭复杂局面，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至关重要。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国际因素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敌对势力不断变换策略和手法，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动机和行为，对敌斗争的难度不断加大。同时，在国内，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带来了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形势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群体性事件上，往往是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表达的不合法手段交织在一起，大多数人的合理要求与极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人民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处理起来难度很大。这不仅要求我们善于分析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而且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特别是预防和处置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3.强化社会管理。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只有社会中的各个方面、各种要素相互兼容、紧密配合、协调运作，社会才能正常运行，平衡发展。要达到这个效果，必须充分运用各种社会资源来进行社会管理。在现实生活中，很多问题表面上看是社会稳定、社会秩序问题，实质上则是社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因此，我们不仅要注重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而且要注重整合社会资源，强化社会管理。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形成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新体制。理顺社会管理各部门的关系，规范职能权限，形成社会管理各部门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同促进社会各项事务管理的综合执法新机制。充分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推进公共设施建设和管理的社会化进程。

社会学审视 篇6

在当代理论与批评家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审视》集中处理了这样几个逻辑上相互联系的核心问题：对60年来文学理论批评思潮的主体性反思、新世纪文学批评话语基本情况的调查研究、晚近典型话语方式的价值审视和文体化本土批评话语机制建构等4个相互影响、前后制约的命题。

通过对批评家主体性的反思，牛学智敏锐地指出其问题的症结在于：“本土话语因受制于大量涌进来的西方各种主义，变得沉淀不足，因而话语演练草率而匆忙”，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批评界急于与西方理论同步时，主体性问题的反思已半途而废。在文学、批评与批评家尚未摆脱工具论的影响和意识形态支配时，皈依后现代的非主体性事实上带来了观念史与制度史的错位。这种错位包括一系列的批评观念与社会语境之间的错位，牛学智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状况：“80年代‘新启蒙’与90年代‘底层’之间价值观的断裂与错位，导致启蒙话语变成了专业主义；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中国经验’逐渐取代了现代性话语，致使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学术化追求压抑了批评本有的问题意识。”

我愿意就此多说几句，无论是80年代的“启蒙”还是“现代性”思潮，在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并不是一种业已完成的进程或稍稍完备一点的制度设计，否则到了“经济起飞”的90年代文学批评领域也不会重现“底层”话语。诡异的是大多情形下的“底层”话语却又转向批评“启蒙”思想和反现代思想，其间的理论资源和社会语境之间的错位产生了诸多混乱，甚至变成了一种观念的狂欢。事实上，如果观念没有在历史事件和人类社会行为中的展露，如果观念没有经过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实践，没有体制的和制度化的变革实践，如果没有引起或伴随着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制度实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影响到我们生活各个领域的观念持久地起着规范性的和批判性的作用，文化或文学上的观念就缺乏自身的历史真实性与经验内涵。

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重新呈现出一抹希望的社会理念在纯粹的暴力时刻化为幽灵，社会伦理情感被彻底压抑或进入了精神分裂。社会的重新组织只剩下不合法的利益获取。利益成为惟一的社会黏合剂和国家机器的润滑剂。经济强化了国家，或者说强化了国家权力，它的权威性中却没有丝毫真诚的社会理念，仅余利益的攫取与交易。然而极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再次撕裂了社会。国家倚靠巨大的经济贿赂、甚至是放任制度设计性的腐败使掌握各级权力的阶级成为失去合法性、失去公义的社会的控制者，它允许一个庞大的官吏集团在聚敛个人财富时协助控制、维稳整个充满不满与不安的社会。应对危机的方式就是一边打压底层的公平诉求，一边赎买统治集团的边缘阶层与下层集团，进而随着经济能力的增加更加廉价地赎买软弱的而且缺乏政治理念的人文知识阶层。

恰恰就是在这样一种语境下，《审视》一书接着通过对近年国家社科课题立项的当代文学研究选题、重要文学理论批评刊物的导向和对批评话语方式的分析，牛学智进一步深入批判了文学批评在价值趋向、文化理念和话语方式等方面存在的普遍理论问题，虽然在今天的理论语境下读者不见得会同意学智所说的文学批评应回到“人性论”这一立场，但无疑我们会认同他的根本判断，即文学批评应“回到当日精神事件的紧迫性、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的考察之中。

剥夺者把被剥夺者中的一小部分变成了被豢养者，造成各种不同的依附性阶层。知识阶层的智识变得既没有社会批判理性，更无社会实践理性能力，唯余个人计算性的渺小心智。而权力阶层怀着小商贩式的市侩心态成为了官僚资本、权力暴发户或世袭者，同时迅猛地成为资本暴发户，然而依旧怀着小商贩式的社会心态，目光短浅，耽于肉欲般的享乐和不受监督的权力意志的快感。一切人类精神世界与观念的虚无化、理性没有在法治社会的实践和科学领域得到发展，堕落为个人计算自身得失的微不足道的心机。一伙没有经历精神生活而爬上上流社会的阶层，精神上的渺小不仅体现在没有社会理念的个人与家族式的贪婪上，还体现在，无论是对付内部问题还是对付外部危机，一概只懂得经济贿赂和暴力威胁。语言的功能，交流与协商，人类社会的理念似乎从未存在过。因此，它全部的梦想与野心勃勃都显得无比渺小。而在这样的社会语境里，理论上亦步亦趋地批判“启蒙理性”、否定“普世价值”和推崇“中国经验”甚至“重庆模式”，都变成了与意识形态主导话语的合谋。

《审视》一书在对晚近几种典型批评话语方式及其价值趋向进行了具体考察之后，牛学智提出了一种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批评：

……主体性话语经西方转译到中国语境后，途经中国“反现代性主体性”解构，到“民俗主体”取代并形成“文化话语”而致于主体性话语消散的过程；正是在主体性话语消散的语境，民间民俗文化话语与国家话语达成了共识，进而最终被国家话语取代，文学上普遍的认同危机、归属危机的探讨，在理论上被搁浅，理论批评者处于两头失语的境地（外来理论话语很难根植于本土，既有本土话语又被中间架空）；在此理论现实，本著研究认为，只有正视“欲望主体”并通过合理引导，从欲望主体本身生成意义生活；另外，从介入消费社会结构开始，纳入“新穷人”视野，文学批评对消费主义、身体欲望泛滥的身体主义，才能保有有效性言说的思想能量。因此，在当今社会现实，建构主体性话语、民间民俗文化话语、身体性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动态言说机制和社会学支点，是确保文学批评重返时代思想前沿，介入并引领人们价值生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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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学智的这一观察相当富于洞见，尤其是在小说批评领域，“民俗主体”替代了启蒙的个人“主体性”，“民俗话语”取代了主体性话语并与“国家话语”达成共识继而为后者所取代，确实道出了一个时期意识形态的公开秘密。在《审视》的最后部分，经由对几种批评话语方式的分析，《审视》一书提出了它的诊断，文学批评之所以显得苍白乏力，缘于批评话语空洞的“泛价值论”和过于抽象的“本土传统文化论”。对此，牛学智提出的理论设想或纠正方式一是“文体化”或批评的文体意识的增进；二是不偏离我们的切身经验、不过度抽象的、包含着细致的文体意识的“价值书写”。他说：“只有文体化，细化文学批评的价值书写，本土文学现代性研究才能走向深入，对当今文学的言说才会更加可信，对本土价值观的论述才能形成自洽的话语系统，批评的自觉程度才能得到切实提高，批评自信才能落到实处。” 就我对学智这一论述的理解而言，文体意识的增进意味着在“语言学转向”之后批评家主体性的重新确立，价值书写的细化意味着对本土经验的深入勘察，这是批评话语本土化的两条殊途同归的路径。“文体化”要求与细化价值书写都是增进批评话语本土化的方式。在这里，牛学智通过小说批评和诗歌批评的某些已经存在的实践，探讨了这一本土理论话语的生成以及批评的本土话语机制在写作实践中的应用与检验。

在当代批评话语与它的社会历史语境显得如此错位的时刻，在观念史与制度史如此分裂的情况下，牛学智的对当代批评观念、问题与社会语境错位的“审视”是富于洞察力的，他所强调的批评的文体意识与价值书写也深具思想的创见性与预见性。在批评观念、问题与社会语境极度错位的情形下，观念及其整个批评话语是无法在本土扎根的。本土化是观念、概念的重新语境化问题，是批评观念、概念与社会历史经验之间张力关系的建立。绕过本土令人焦虑、痛苦的社会文化状况根本就无法使概念的空中旅行具有本土意义。在牛学智提出批评话语的本土化并进行了细致考察之后，或与之同时，《审视》一书既提供了当代批评现场的概观，无疑也勘探了通向当代批评前沿问题的路径。或许，我们应该把这一“审视”视为当代批评所做的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观点集萃】

当代文学批评的症结

颜敏在2013年11月29日《文艺报》撰文指出，当代文学批评的症结在于：首先，从文学批评与社会现实的文化关系讲，文学批评无力参与现实社会的思考和精神文化的建构。尽管后启蒙时代的社会现实复杂而暧昧，文学知识分子对此既无经验也无把握，但这都不是文学批评家逃避现实的理由。批评家的宿命就在于直面现实人生，不惮于触及这个时代的敏感神经。既要反思悬浮在社会现实之上的传统主流话语，也要抵御非理性的社会情绪，目的在于真实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知识分子对于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的外在印象、内在感受和理性思索，彰显世道人心，从而切实地担负起文学批评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其次，从文学批评与学术体制的关系讲，文学批评缺乏自我超越的精神。对于现存的教育管理体制，一时难以扭转；但批评家应该凭据自足的学术良知、学理规范和专业标准，摆脱现行学术体制的心役，通向更为真实和广阔的现实世界。最后，从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讲，文学批评依附于文学创作，并且深受世俗社会庸俗气息的污染。文学批评的兴衰荣辱与文学知识分子的现实选择密切相关，切记米兰·昆德拉的告诫，“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

会计准则的社会历史审视 篇7

会计准则作为现实社会的基本规范形式之一, 其产生和演进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化过程, 因此不能简单地讨论其是非成败, 而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本文从社会历史的角度, 探究会计准则形式及其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与不足, 目的在于尽可能抛开既有观念的限制, 对有关会计准则及会计法律制度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 作为合理解决未来会计国际趋同和会计法律制度体系规划与构建问题的基础。

一、会计准则与会计的定位问题

会计准则是美国会计界在20世纪为解决会计的统一规范问题而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创造。然而, 在会计准则及其体系设计中, 始终存在一些重大的认识上的问题, 包括:会计准则究竟应该处于什么地位, 采取什么样的结构形式?会计准则与会计是何关系?会计准则是否是恰当的统一会计规范形式?而最根本的, 则是如何看待会计、看待会计的社会地位及其规范问题。

(一) 会计定位局限

在美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 曾经普遍存在轻视会计的意识。正如H.R.哈特菲尔德在一项题为《簿记之历史性辩护》的研究中所指出:“在社会上普遍地存在着轻视会计的倾向。对会计学的蔑视并不局限在大学校园里, 而是广泛存在于周围环境中。” (1)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会计界完成了由簿记学向会计学的历史性转变, 会计师事业的兴起及其社会性功能的展现, 向社会显示了会计工作在社会经济与公司经济管理中极为重要的作用。但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整个社会乃至会计界自身对会计的认识依然是肤浅和模糊的。1941年, 美国会计师协会所属会计名词委员会的《会计名词公报》第1号《复查与提要》 (Review and Resume) 中即讲:“会计是一种技术 (Art) , 是关于诚实有效和以货币形式记录、分类、汇总具有财务性质的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 以及说明其经营成果的技术”。这种纯粹描述性的概念表达, 本身不具备做为严肃的科学概念所应具备的哲学意义, 而其直接结果, 则是肯定了会计属于“技术”这一并不恰当的专业论断。其后的“信息系统论”观点, (2) 虽然吸收了现代管理科学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 却更进一步将会计明确但狭隘地界定为一个信息系统——一种提供信息的技术, 在进一步强化会计的技术性特点的同时, 限制了研究和认识会计问题的视野, 也更加严重地局限了会计规制制定的视界。

(二) 会计准则狭隘

这种狭隘的技术论观点, 使得会计准则从一开始就被当作一种技术规范来设计, 而其创制的责任, 也被顺理成章地归于做为行内专业人士的职业会计师, 导致产生以下问题: (1) 会计准则作为会计规范的基本形式, 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深入考虑, 使之难以与其他法律制度规范融为一个整体系统地发挥作用。 (2) 会计准则设计和制定中充斥着技术倾向, 依此制定的会计准则很长时间只是单纯技术惯例和规则的编集而缺乏概念上的一致性和深刻的理论基础。会计程序委员会和会计原则委员会时期的准则制定, 基本上只是收集和整理各种技术规则和惯例, FASB时期虽然开始考虑基本概念、理论和相关问题, 但在政治性等问题的应对方面, 受技术观点所限, 总是难以恰当地把握尺度。 (3) 会计规范设计从一开始就偏离了制定统一会计制度, 实施对会计行业全面严格的规范与监管的现实需要, 使作为会计规范的会计准则 (GAAP) 成为纯粹的技术规则失去了应有的法的强制性和权威性, 也使美国会计准则从一开始就与大陆法系国家法典式会计严格而坚实的法律基础有了绝对的差别和距离。尽管由于美国特殊的法律、政治及崇尚自由的人文环境, 使作为职业技术规范的会计准则依然取得了较好的运行效果, 其权威性不足的弊端却始终是根本性的。

笔者认为, 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 会计始终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控制系统, 是处于社会权力结构和体制上层的一种重要构建, 与整个社会经济各方利益格局的形成、利益分配及维护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 会计所需要的必然是具有较强强制性的法律制度约束, 这一论断是研究会计法律制度体系构建问题必须坚持的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和观念。

二、会计准则制定的权责矛盾与冲突

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是20世纪初期标准化运动和寻求统一会计制度实现形式以进行全美范围内会计事务的统一规范所产生的结果。受1929~1933大危机后证券市场规范和监管的强烈需求所促动, 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主持下, 建立会计规范的重任被赋于当时的会计职业界组织美国会计师协会 (AIA) 。在接下来的过程中, 准则的制定与实施, 实质上成了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十分艰难而且备受批评与指责的过程。

(一) 准则制定的责任和权威:干预与反干预

制定会计准则是职业界的责任还是政府的责任?准则的权威来自政府还是职业界本身?准则制定应该是一个技术过程还是政治过程?此类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美国会计准则制定, 并贯穿准则制定的始终。其更直接的表现则是职业界对政府干预颇为敏感乃至极端的态度。

早在大危机之前, 美国会计界就因为无法提供真实的会计资料导致公司大量倒闭而备受指责。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威廉·Z.里普利 (William Z.Ripley) 曾经撰文对高估资产和低估折旧的会计实务大加挞伐, 建议政府对公司财务报告实行直接管制。鉴于此, 会计界的一些有识之士 (乔治·O.梅等) 竭力主张AIA与SEC联手规范和改进公司财务报告, 同时积极通过与政府机构合作, (3) 寻求政府权威机构对会计界的支持, 提高会计的地位。为了扩大合作, AIA之下专门设立了由乔治·O.梅亲自执掌的证交所合作委员会。然而, 对会计界而言, 在寻求合作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重考虑, 那就是建立会计职业界自身的权威, 寻求职业自律, 尽力避免甚或抵制政府对会计职业的干预。1934年, 乔治·O.梅领导之下的证交所合作委员会发表《公司账户之审计》, 该报告的目的之一, 即在于说服新成立的SEC, 使其相信会计职业的权威应该是会计原则, 而不是联邦政府。因此, 该报告实质上是在增加AIA坚持职业自律的筹码。此后的会计界始终在追求职业自律与寻求权威支持的矛盾中艰难徘徊。

乔治·O.梅作为美国会计师协会下属会计原则发展特别委员会主席 (同时也是证交所合作委员会主席) , 不仅“不喜欢政府干预, 他的言词充分为激励业界在准则制定中提升职业地位采取一致行动作了铺垫。”证交所合作委员会甚至建议交易所让已获得一般公认的某些会计原则在上市公司中普遍接受, 并且在这些原则范围内, 无需限制上市公司选择最适合其经营要求的具体会计方法的权利。

更有甚者, AIA一方面努力争取在准则制定中的权威地位, 而另一方面, 直至1937年之前, 对于制定会计原则却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 而且, “有充足的理由相信AIA领导阶层对于更新后的AAA (美国会计学会) 的积极主动性感到不快。”随着美国会计学会在会计原则领域的作用日益增长, SEC不断向AIA施加压力, 使其不胜烦恼, 并开始努力在1938年重获准则制定者的领导地位。另外, 政府干预给AIA领导层带来了极大的忧虑。在CAP的早期工作中, “由于会计从业人员不能承受对政府干预几乎是病态的恐惧, AIA在证券法之后没能在发展和宣扬其在会计原则上的观点方面占据主动。”

泽夫在对上述问题进行总结时强调, 最强烈的力量可能是职业界对政府在制定会计原则过程中的主动干预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后期FASB的工作中依然存在, 七、八十年代对准则政治化的关注和担忧, 即是这种恐惧情绪的延续, 虽然此时的准则制定机构已经有了更广泛的代表性。

这种干预与反干预的矛盾, 大致源自三方面:崇尚自由的美国传统造成会计界对统一规范的自然的恐惧;一贯自由执业且强调独立和自律的会计职业界从其专业角度对强制性统一法律制度规范的抵触;一直以来将会计视为一种艺术 (Art) (4) 的会计界, 始终难以顺从地接受会计需要来自政府的强力规范这一事实, 而从政府和社会的角度来看, 证券市场监管和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客观需求, 要求政府必须实施严格的会计规范和监管。

以上原因, 决定了美国会计规制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必然处在职业自律与政府权威规范的两难境地。直至进入21世纪的安然事件、萨班斯法案, 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 成为会计准则法律地位问题的关键症结。

(二) 实务与理论的冲突

早在1940年, W.A.佩顿和A.C.利特尔顿就意图“构建一个框架, 并在此框架中建立起对公司会计准则的说明。在这里会计理论被视为一个连贯、协调、内在一致的理论体系, 并且如果需要的话, 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归结为准则的形式表达出来。”但准则建设的历史实践, 尤其是1973年之前的准则构建, 却始终是在实务与理论的冲突中艰难行进。

1936~1959年的CAP, 虽然其发表的会计准则文告被冠以《会计研究公报》 (Accounting Research Bulletins) 之名, “但CAP的目标只是从当时众多的会计惯例中确认和描述最佳的惯例, 而缺乏对会计原则的系统研究。许多公报只是就事论事, 缺乏前后一致的理论基础。”CAP提出数量繁多的会计惯例, 非但没有解决会计规范急需解决的问题, 还导致公司间财务信息不可比, 其工作因此引起了实务界和职业界普遍的不满与批评。

1959年, AICPA (5) 决定以APB取代CAP, 原因在于: (1) 一些特定会计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 且在CAP内部引起了严重分歧; (2) 美国管理者协会认为公告发布前不能给公司管理层充分的评论机会; (3) AAA在会计原则领域的观念更为激进且已深入人心; (4) AICPA领导者痛切地感受到他人对行业制定会计原则的过往历史直言不讳的批评; (5) CAP与SEC首席会计师几次剑拔弩张, 而且冲突导致双方不安。因此, AICPA对内外部的批评做出了反应。它希望在准则制定中采取更多以研究为基础的方法, 以更好地解决日益增多的各种棘手问题。但APB并没能实现其创建的初始愿望, 即通过基础性研究减少复杂的会计问题, 形成主流职业界一致公认的基础概念。泽夫曾研究了APB 70年代发布的12项单一问题意见书中的反对和保留意见分布, 其结果十分惊人, 以至于泽夫用了“不寒而栗”、“震惊”、“恐慌”等词汇来表达有关人员对此中事实的感受。此外, 泽夫还提到另外一些令人吃惊的事实, 如:一些事务所没有认真从事CAP的工作, 委派了资历较浅的合伙人代表他们参与CAP的工作;个别管理合伙人对理论上的争论毫无兴趣, 他们被安排去发表公司的观点胜于致力于去交换意见讨论;事务所工作的压力使得他们经常不为APB的会议做准备;参与APB工作的管理合伙人意志强硬, 很难让他们做到思想上的妥协。再加上AIA出于自身权益考虑对AAA乃至会计理论的潜在抵制, 早期的准则制定在理论方面实质上是非常欠缺的, 这也导致了一些基本概念和观念的长期混乱。虽然FASB时期加强了基本概念和理论研究, 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但实务与理论的冲突始终严重存在。

三、法律、监管、社会性与自律问题

习惯上会计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独立职业, 因而, 独立性与职业自律, 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 也是职业界一贯追求的目标。然而, 这些目标却是与社会现实, 与加强会计职业规范的社会需求不相称的。

(一) 会计属性本质探源

会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其职业行为涉及怎样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是否需要及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制度规范和监管?会计究竟是一种技术, 还是一个社会系统?在一个变化的环境中, 如何适时地调整会计职业界的认识和地位, 始终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1988年,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会计学教授S.J.格雷 (S.J.Gray) 在一篇研究论文 (6) 中, 详细讨论了会计的文化和社会价值。他认为, 一个社会的社会价值观, 是各种外部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会计处在社会环境中, 受社会价值观和各种环境因素影响形成会计价值观, 而会计系统必然受会计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公共后果影响。会计系统及一般社会后果又反过来增强各种环境影响。概言之, 会计系统是环境的产物, 同时又具有重要的环境影响。

与早期的技术论观点不同, 格雷教授的研究代表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另外一种倾向, 即关注会计的社会意义, 关注会计所涉及的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法律关系。

历史地来看, 自从执业会计师做为一种职业于18世纪出现, 世界各地的会计师总是或多或少倾向于坚持一种独立的观点, 进行个人的职业判断, 并努力实现行业自律, 以之作为保护行业利益和体现职业特性的一种手段。鉴于此, 在许多西方国家都存在这样一种矛盾, 即:会计职业界应该是受公共制度或法令控制, 还是通过准则方式进行私人的自我规制。格雷教授的研究所揭示的一项基本事实是: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 会计受各种环境因素影响, 并反过来作用于环境, 因此, 会计需要由社会法律制度来规范, 任何的职业自律都应该是从属于社会法律制度规范的框架之内。社会越发展, 环境越复杂, 这种法律监管和规范的需求就越强烈。

(二) 社会环境对会计的影响

美国70多年会计准则制定和施行的实践证明, 法律和监管始终对会计和会计准则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 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强势的法律和强势的监管, 不利于财务会计的长远发展, 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创新机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即:法律、监管和会计发展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强势的监管是否真会抑制会计的发展?

美国历史上的会计准则, 尽管后来有诸多变数, 根本上却依然是在美国现实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下进行会计统一规范的产物。埃德温·F.盖伊 (Edwin F.Gay) 1913年在《论统一会计制度》中认为:统一会计制度建设对于有效开展经营活动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先决条件, 而且, “统一会计制度可以由政府权力机构从上面强加而来”。20世纪初期, 美国会计师协会 (AIA) 、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和联邦储备委员会 (FRB) 曾在会计统一规范方面做出过许多努力, 包括1917年初发布的《资产负债表备忘录》 (同年4月该文件正式发表时更名为《统一会计》) 。其后, 美国会计规范何以选择了会计准则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 使最初由政府机构制定强力统一会计制度 (规范) 的意图, 在现实中变成了由职业界制定技术规范的形式来实现, 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解释的颇具历史意义的问题。

笔者认为,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及会计界在应对危机中的特殊表现, 是这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会计界权威人士在1933《证券法》和1934《证券交易法》制定与发布的过程中与国会通力合作, 使美国国会在《证券交易法》中继续确立了公共会计师权威的执业地位, 也因此, 在危机后百废待兴的现实面前, 证券交易委员会作为一个新组建的权力机构, 很自然地将制定统一会计规范这样一项专业性要求很高的任务, 转交给了会计职业界的行业组织。另一方面, 对于缺乏统一公司法且无在其他法律制度中进行统一会计规范传统的美国社会, 对会计这样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 也只有会计界自身能承担起制定统一会计规范的重任。从20世纪初期一些行业 (包括行业协会) 自行制定和推行统一会计制度的历史中亦可看到, 在当时的美国, 人们至为关心的, 仅仅是有一套能够起到“统一规范”作用的规范体系, 法律权威性并非其考虑的首要问题。这在以联邦制为基本制度, 各州都有各自的法律制度制定权的美国体制中, 亦属自然选择。尽管在后来的发展中, 会计准则缺乏基本的一致性法律观念支撑, 以及权威性不足等问题带来了诸多弊端, 并多为人们所诟病, 但在当时, 由会计职业界来制定统一会计制度, 乃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并因此使美国走上了一条具有特殊意义的统一会计制度创新之路, 最终创立了“会计准则”这样一种“崭新的、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统一会计制度实现形式。”

但这种权力格局之下的统一会计规范制定, 却难免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 在于会计准则制定机制与执行机制的一致性, 以及会计规范的法律地位问题。“尽管在美国政府的证券管理部门与财务会计准则研究、制定及发布的民间团体之间有着明确的受托责任关系,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美国国会的认可与支持, 然而美国政府却过多地下放了其制定权和发布权, 进而放松了其领导与控制,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财务会计准则的权威性。”其实际后果, 则是从1936至1973年的三十多年中, 美国会计师协会下属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工作, 实质上只是对实务中各种技术规则和惯例的编集, 而其所发布的会计准则, 仅仅属于技术规则, 既缺乏坚定的权威性支持, 法律地位更属阙如。强调自律的结果, 是自律始终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

四、会计理论研究的不足

对20世纪会计理论的发展——尤其美国在发展会计理论方面的成就——学界历来颇多赞誉之词。然而笔者认为, 20世纪美国会计理论 (包括与会计准则相关的概念研究和理论构建) 却有颇多值得反思之处。虽然一些理论家如W.A.佩顿、A.C.利特尔顿等早在四十年代就已意图构建一个框架, 并在此框架中建立起对公司会计准则的说明, 并且, 20世纪上半期确有许多非常重要堪称经典的会计理论著述出现, 但在准则建设七十多年的历史中, 基础性概念与理论体系构建始终属于未能得到妥善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方面, 基于准则构建的概念框架建设, 确实为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和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另一方面, 由于会计准则构建具体而突出的目的性, 较大程度上限制了理论研究的视野,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20世纪初许多具有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多学科背景的理论家和会计实践者从多学科角度研究和发展会计理论的大好形势, 使其后的会计理论研究更多地局限在准则相关概念和原则、理念、方法的解释方面, 实质性地降低了理论的功能和价值, 使得会计理论在面对网络经济时代新生事物和新兴观念冲击时, 表现得支绌而无奈。与会计准则建设相关联的概念和理论研究, 本身亦是困难重重。

(一) GAAP概念问题

美国会计准则通常称为“公认会计原则” (GAAP) , 而GAAP本身即是一个定义模糊的概念。 (7)

何为公认?其具体标准和判断尺度是什么?由谁来作出判断?为什么会计准则又被称为会计原则?原则和准则是否属于同义语?公认会计原则是否有确定的范围?如此等等, 都是很难确切回答的问题。因此, 对GAAP的理解总是五花八门, GAAP的内容更是包罗万象。在GAAP中, 会计实务、惯例、假设、概念、原则、准则等均被混同使用而缺乏科学的界定与区分, 以致GAAP内部结构紊乱, 重叠与矛盾之处甚多。为此, 查特菲尔德曾经十分尖锐地指出:“所有的会计原则论述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 这就是, 均缺乏准确的术语。想区分会计概念间的层次是困难的, 因为每个作者都随心所欲地使用原则、信条、惯例和规则之类的词语, 有时甚至互相通用。”

尽管GAAP概念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即已出现, 但会计界一直未对此形成统一和权威的看法。为此, 亨德里克森曾指出:“GAAP一词, 虽然在每个审计师的报告中均有出现, 但今天其意义仍像当初它第一次出现时那样显得空洞无稽。对于原则应怎样构成、原则与假设之间应是什么样的关系, 以及应怎样由它们派生出会计准则等问题, 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正是这种概念上的非明晰性, 极大地影响了对会计准则及其内涵的理解。

(二)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和会计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发展问题

在早期会计准则建设时期, 基本概念的不一致和理论的缺失, 一直是其备受诟病的重要原因。APB成立之初, AICPA下属特别委员会就敦促他们制定会计准则的概念基础, APB也相应地展开了有关会计假设 (postulates) 和广义原则 (broad principles) 的研究, 并发表了相关研究的论文集, 但直到1970年APB第4号公告《企业财务报表的基本概念和会计原则》 (Basic Concepts and Accounting Principles Underlying Financial Statements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 始终难以令人满意, 甚至APB自己也承认第4号公告是“描述性的” (descriptive) 而非“规定性的” (prescriptive) 。

1973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 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制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从1978年11月第1辑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发表至今, 已正式发表七辑公告 (其中第3辑被第6辑所取代) , 广泛涉及有关财务会计信息处理和披露的一些最基本问题, 构成一个与财务报告 (报表) 中信息确认、计量、披露相关的完整、同时又具有可扩展性的概念体系。为其后会计相关理论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个概念体系以会计信息系统论观念为基础, 切合证券市场会计信息披露与监管的实际需要, 构成一个内部完善的体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会计理论体系, 紧紧围绕与会计信息系统相关的诸方面问题进行研究, 同时又融合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及其他相关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结合运用实证研究等研究方法, 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 在20世纪后半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极大地提升了会计学在当代学科之林中的地位, 功绩是十分巨大的。但这个理论体系构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依然值得深思: (1) 建立在技术 (艺术) 论和信息系统论基础上的理论体系, 其着力点局限在会计信息确认、计量和披露方面, 在认识和体现会计的社会功能方面存在较大不足。 (2) 以准则建设为核心构建的理论体系, 其视野颇为狭窄。虽然在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在某些方面有过重大扩展和突破, 但在应对一些与环境变化相关 (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背景下) 的理论变革与发展方面, 总是受制于视野的限制而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3) 20世纪后半期的实证研究, 适应世界科学研究方法发展的潮流, 丰富和拓展了会计理论研究方法, 也极大地加深了对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确认、计量、披露及财务、审计等相关问题的认识, 为财务会计、财务管理和审计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命题提供了实证证据, 但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局限了研究的视界, 抑制了规范理论研究的发展。面对20世纪后半期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 很少有份量的创见性及前瞻性会计理论观点和著述出现。

当今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经历由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变。其意义和深刻程度, 绝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的社会历史变革。为此, 需要有高屋建瓴式的理论研究、理论著述和理论观点, 作为未来学科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未来会计发展需要全新的理论构建, 新的理论体系必须脱开技术性准则体系的长期影响, 脱开受信息系统论观点和单纯实证研究严重局限的理论视界, 站在时代需求的最前沿做全新的思考。

参考文献

[1]郭道扬:《论统一会计制度》, 《会计研究》2005年第1期。

[2]井尻雄士著, 陆建桥、隋春平译:《美国会计准则及其环境:75年发展历史的二元研究》 (上、下) , 《财会通讯》 (综合版) 2005年第10、11期。

[3]陆建桥、隋春平:《当代财务会计发展的历史观察与深层思考———〈美国会计准则及其环境:75年发展历史的二元研究〉一文述评》, 《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4]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著, 财政部译:《对美国财务报告采用以原则为基础的会计体系的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5]斯蒂芬·A.泽夫:《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斯蒂芬·A.泽夫教授论文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6]汪祥耀:《“公认会计原则”探析》, 《财经论丛》2001年第3期。

[7]薛云奎:《会计准则制定的方法论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A.C.Littleton.Questions on accounting standards.Accounting Review, Dec41, Vol.16Issue4.

[9]David Solomons.The impact of politics on accounting standards.The journal of Accountancy, November1978.

[10]Edwin F.Gay.Uniform accounting systems.Journal of Accountancy, Oct13.

[11]Michael L.Fettersand John Leslie Livingstone.Inconsistency in U.S.Accounting Standards:The Treatment of Interest, Abacus, Vol.25, No.2, 1989.

社会学审视 篇8

关键词：陪读,利弊,社会学角度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及家长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城乡中小学生陪读现象呈现出升温加速之势。据国家权威教育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有约五分之二的家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陪读现象。有的家长甚至不惜辞掉现有工作,全身心、全天候投入到对子女的陪读中,用心之良苦、用情之专一可见一斑。从农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大都市,举家迁移、择校而居,越来越多的家庭、父母加入到陪读的浩荡大军中。陪读作为我国教育发展的特殊现象,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尚无明确的定义。顾名思义,陪读主要是指家长为使孩子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放弃现有事业,从生活起居各方面给予关心和照顾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根据陪读形式的不同,主要有临时性陪读、阶段性陪读、隐匿性陪读、全程性陪读四种形式。临时性陪读,主要是指家长利用工作之余陪同、辅导孩子进行课业知识学习或对书法、美术、绘画、音乐等专业知识的学习给予陪同和帮助。阶段性陪读,主要是指在孩子学习的关键时期,比如在小升初、初升高、高考等阶段,家长从学习、生活各方面给予照顾,晚上在家一起陪同孩子学习、接送孩子上下学,孩子住校期间经常性到学校看望等等。隐匿性陪读,主要是指家长表面上看似在工作,实际上以工作的名义进行陪读。全程性陪读,主要是指家长为了照顾远离家乡的孩子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放弃手头工作,在学校周边租房居住,全程陪伴的一种方式。通过对本地的150名中小学学生家长发放的调查问卷显示,56.2%的人认为家长在孩子高中阶段陪读最普遍,33.9%的人选择“初中”,仅有9.9%的人选择“小学”。关于家长陪读的原因,调查显示,占据前三位的分别是:家长“望子成龙”(58.6%)、害怕孩子吃苦(55.7%)、便于孩子上学(46.2%)。受访者中认为陪读负面影响大的人员占据多数:其中排在前面的原因主要有:影响孩子个性独立 (69.2%)、造成家庭负担重(46.8%)、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43.1%)、影响家长事业(39.6%)。

一、陪读现象的成因分析

陪读在我国有着较为长远的发展历史,它的产生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体来看,可从个人、家长、学校、社会四个方面来分析。

1.从个人方面看

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我国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压力过大,学生因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用于休息、娱乐、体育锻炼的时间被无形挤占,导致身体素质下降,生活自理能力缺失,对日常生活不能很好地安排和规划,客观上需要有人对其学习、生活进行照顾。此外,由于中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生理、心理各方面机能发育还不成熟,自律意识、学习意识较差,在抵御不良诱惑、处理与其他同学的关系上能力相对不足,尤其对于那些远离父母在校住宿的小学生来说,如果没有家长的照顾和监督,很容易因为外界的诱惑或交友不善而误入歧途,耽误学业、影响健康成长,基于以上原因,有些家长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去陪读。

2.从家长方面看

一方面,家长对于子女的期望值太高,每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业有成、出人头地,成为父母和家庭的骄傲[1]。为了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家长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另一方面,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家长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不约而同地把读书学习作为子女成长成才的唯一出路。很多家长甚至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什么都不重要,在这种思想认识的左右下,陪读自然而然成为当下中国中小学家庭教育的一种特有现象。

3.从学校方面看

现行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制的弊端,很大程度上助长了陪读现象的发展。很多中小学把追求升学率作为办学的唯一目标,忽视学生的个性和全面发展,以成绩论输赢,重点班、实验班、尖子班等应试现象层出不穷。在中考、高考的指挥棒下,教师课堂教学以灌输式、填鸭式为主,学生作业多、练习多,休息时间少、娱乐时间少,很多学生不堪重负,精神压力过大,家长看到这种现象深感无奈,为了帮助孩子很好地面对现实,缓解学习压力,只好走上陪读的道路。

4.从社会方面看

就业压力大、社会竞争激烈,是陪读现象愈演愈烈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方面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完善,就业形势严峻,加之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每年毕业生人数呈逐年增多的趋势,无形中加剧了人们的就业压力。一般情况下,用人单位在招聘时往往只注重学历、毕业学校,只有在中小学打好基础、把学习成绩提上去,将来才有机会进入名牌学校,因此,家长为了孩子的将来会选择陪读。此外,当今社会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小学生由于生理、心理、性格各方面发育还不成熟,自制能力不强,面对方方面面的诱惑时,缺乏判断识别,很容易被一些不良现象所迷惑,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家长选择陪读,既可以监督孩子的日常学习,又可以培养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促进健康成长。

二、陪读的利弊审视

陪读作为我国教育体制催生的一种特殊现象和产物,牵涉家庭、人员众多,影响面积广、范围大,只有全面、客观、公正地看待陪读现象,既要看到陪读的积极作用,又要深入思考陪读的不利影响,才能对我国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和教育资源均衡化提供有益借鉴。

1.积极意义

(1) 陪读为孩子学习成绩的提高和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保障

当今中小学学生压力大、课业负担重、学习时间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部分孩子因天赋、性格、心理、身体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深感学习吃力,久而久之对学习产生了厌烦情绪,导致学习成绩下降,甚至有的学生对学习失去兴趣而产生逃学、旷课等现象,不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家长选择陪读,不仅可以对孩子在学习上进行课后指导和帮助,对课上学习情况进行及时回顾总结,及时帮助孩子消除学习上存在的困难和疑惑,巩固学习效果,而且课余时间多陪同孩子,可以加强对孩子的监督,及时纠正一些不良行为和嗜好,从而对孩子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另外,家长陪读,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保证孩子的饮食规律和生活规律,促进孩子的健康发育成长。

(2)陪读有利于深化家长和孩子之间沟通和交流

陪读为家长提供了更多的和孩子直接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家长可以静下心来,全身心地投入到与孩子的共同学习进步中。通过与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读书,可以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增进相互间的感情,消除代沟,更好地取得孩子的信任,更深入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全方位了解孩子的性格、认知、爱好、兴趣,深入了解孩子在青春期的变化,因势利导,克服逆反心理,消除不良影响,鼓励孩子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孩子健全的性格,养成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同时,通过陪读,家长也可以在指导孩子的同时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对人生的体悟,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共同进步。

2.消极影响

陪读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陪读的弊端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陪读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陪读包含着家长对孩子的一种亲情。从道德伦理角度讲,这是一种真挚无私的爱。但陪读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家长对孩子的偏袒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孩子处在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忧无虑的安逸状态。久而久之,就会对父母、对他人产生依赖心理,这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养成是十分不利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孩子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不会勇敢去面对、去解决,而是优柔寡断、不知所措,甚至悲观失望,怨天尤人,不利于形成吃苦耐劳、独立思考、遇事果敢的良好人格,不利于孩子个性的发展。

(2) 陪读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中小学生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独立生活能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存能力,是在后天的培养锻炼中形成的,而陪读会对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家长对孩子生活、学习的一切都加以包办,孩子的依赖心理、等靠心理严重,缺少自己动手、动脑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2],将来即使走向社会,由于缺少困难挫折的考验历练,缺少逆境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独立性的养成上严重缺失,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发展形势。

(3) 陪读对孩子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生的一大财富。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更好地适应社会、拓展发展空间、把握人生机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小学生学习之余,开拓自己交往空间,培养与人交往的能力,掌握与人交往的技巧十分重要。而陪读会对中小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陪读环境下,孩子学习之余的交往空间缩小,家长往往只关注孩子的学习,而忽视了孩子与人交往的心理需要。同时,家长出于对孩子的保护,刻意把孩子局限在狭小的空间内。长此以往,孩子的性格会变得孤僻怪异,不愿、不会甚至不敢与其他同学相处和交流,在集体生活、大局观念、团队意识、适应环境等方面会受到严重影响,对将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埋下严重隐患。

(4)陪读对孩子良好心态的形成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小学生学习的自觉性、自主性逐步增强。在陪读中,如果家长给予孩子过多的关注,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以致超出孩子的能力承受范围,甚至不惜牺牲现有事业坚持陪读,无形之中就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长期下去,就会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造成不利影响。一旦孩子学习成绩出现下滑,或者达不到家长的目标要求,孩子就会觉得对不住父母付出的心血而深感愧疚,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内心焦躁,影响到学习和身心健康。据有关权威机构调查显示,每年因为学习压力过大而患抑郁甚至自杀的学生已成逐年增加的趋势[3]。如何缓解孩子压力、营造积极向上的氛围、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已成为教育学界专家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

(5) 陪读对孩子良好学习品格的养成产生不利影响

良好的学习品格是学生获取新知、提高学习效率、促进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良好的学习品格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需要孩子持之以恒地去努力塑造。陪读不利于孩子良好学习品格的形成,陪读过程中,孩子一旦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去开动脑筋认真思考,积极求索,而是走捷径,去求助身边的家长。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在学习上产生依赖心理,独立思考能力、分析能力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成为孩子学习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

(6)陪读在一定程度上给家庭带来了经济负担

陪读的过程实际上是家长做出自我牺牲的过程,这不仅需要家长付出一定的精力和时间,放弃自我休息和工作,而且还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支撑。比如,在学校周边租房的费用,为陪读放弃现有工作造成的经济损失等等,无形中都会给陪读家庭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

陪读作为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催生的一种特殊现象,从社会学角度分析,陪读弊大于利,这就要求相关部门、教育工作者及全社会都要对陪读现象高度重视,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加快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均衡化发展步伐,实现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为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和我国素质教育的提升创造有利条件,惟其如此,才能真正迎来我国素质教育发展的春天。

参考文献

[1]魏俊杰.可怜父母心,城镇“陪读族”扫描[J].家教博览,2010(9).

[2]唐春燕.孩子需要“陪读”这根拐杖吗[J].广西教育,2012(7).

当代学校体育的社会价值审视 篇9

一、体育的本原价值对社会进步的实践意义

体育本原价值是从生命的角度出发,从体育与生命关系中寻求体育本质的认识。体育与生命健康具有依存关系,健康是生命存在永恒的主题,适应是发展的必然要求。每个个体都希望健康幸福,并把健康与个体的幸福联系在一起;个体努力适应社会是生存的需求。体育是对自然生命的健康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是提高生命质量的途径之一。因而,体育是基于生命存在根本问题之上的社会活动。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和实践促进个体生命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以达到个体生命价值的最大体现。

1.学校体育是终身体育的基础

终身体育的内涵是人在自然的人生中从事体育锻炼活动保持身体的健康。终身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体育锻炼成为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此思想指导下,个体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生活领域,参与和从事适合个体的体育锻炼。在此过程中主要包括婴幼儿时期的家庭体育、入学后的学校体育、进入社会后的群众体育三部分。其中学校教育阶段是人生的黄金时期,人发展的关键时期,学校体育对于能否形成终身体育思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科学系统地接受体育教学,养成锻炼习惯,掌握体育锻炼的知识技能,培养终身体育意识,对个体来说非常重要。在此时期,身体的发育影响人一生的健康,学校培养的自我体育意识对个体进入社会能否终身从事体育锻炼有很大影响。学校体育在终身体育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学校体育是终身体育的关键基础时期。

2.终身体育对社会进步的实践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健康是基本人权,人类个体尽可能的达到健康水平,是人类的一项重要的社会目标”。终身体育思想的外延是个体终身进行体育锻炼、接受体育指导及教育,即个体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生活领域,参与和从事适合自己情况的体育锻炼。它是个人体育价值观的主观问题,也是个体从事体育锻炼的实践过程。终身体育思想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终身体育标志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正如清代颜元所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养成终身体育意识和锻炼习惯,有利于人类个体体质进一步提高,使人人都能适应社会工作,并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从而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

二、素质教育中体育的教育功能秉承教育的终极目标

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复强调“学会求知(learning to know)、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相处(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学会生存 (learning tobe)”的教育理念,在现代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的影响和熏陶下,长期的学校教育实践中体育教育能够充分了解当前学生的心理需求,并紧紧地把握教育改革的脉搏和趋势,发挥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教学理念,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在学会求知(learning to know)方面体育教学过程中突出人文精神教育,注重学生情感体验,关注学生积极的人生态度的形成,强调态度决定一切,提倡面对困难和挫折永不言弃的精神。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方面,激励学生挑战自我,选择和吸纳较为科学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据,使用有关健康的体育锻炼理论方法塑造完美的人,鼓励学生相信自己具备成功的能力并为之奋斗。在学会相处方面要时代感强,发展学生的生存能力、竞争合作能力和团队精神。挑战自我等各方面,体现出完备的时代感,寻求更适合学生的个性发展运动,满足学生作为现代人自我拓展和完善的追求欲。在学会生存方面充分地考虑学生对未来生活和职业生涯的需要,从终身体育的观念出发,注重学生的锻炼习惯的培养和体育实践能力的形成,兼顾学生生存急救知识的学习,使学生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能够采取合理的措施,避免伤害事故的发生,为今后的幸福生活和安全生存服务。

三、学校体育的多元化功能

1.学校体育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素养

素质教育是全面培养人发展的教育,通过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教育模式。素质教育的基本特征,一方面要求全面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同时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体育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体育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兼顾学校体育多元性功能的发挥,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升华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养。

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与实施素质教育以来,学校体育教育地位提升,在课程和教材改革的基础上,学校人文体育思想和教改活跃,教学模式方法手段日趋多样,较好地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养成主动锻炼的习惯,重视体育,增进身心健康,为培养终身体育意识奠定基础。多样的社团群体活动和体育赛事的活跃,有利于更好地推进素质教育进而提高国民素养。

2.学校体育将展现体育的文化传播功能

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以及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迫切需要提高的情况下,如何发展竞技运动为大众服务?在职业比赛竞争激烈、商业化艺术化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大众很难享受到参与竞赛的乐趣。学校体育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将竞技体育运动软化,通过软化的研究与应用,将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起来,而且有效地解决了竞技体育运动展现校园体育文化功能,切实提高竞技体育在学校教育乃至社会体育的效应,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即将竞技体育意识与终身体育思想结合起来,提高学生体育实践能力。将学校体育的近期效应与长远效应相结合,使学校体育改革为全民健身发挥作用。

3. 学校体育通过体育文化传播弘扬的社会化效应

学校体育积极利用大众传媒手段,树立媒介教育思想。学校管理者与体育教师摆脱传统封闭的学校体育教学思想模式,面对全球性、全方位的媒体体育信息,充分和主动地利用大众传媒手段,树立媒介教育思想,对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体育教育。在当代信息社会里,认识和利用媒介已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让学生学会完整客观地评价和利用媒介,在对媒介认识的基础上,发现体育信息对本体和社会的正向意义。了解媒体及信息对个人成才及个体对体育的需求,开拓视野,满足个体的体育需求,创造性、建设性地利用媒体促进自己的发展。增强体育信息的鉴别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以提高体育实践能力为主导思想。将学校体育教学的近期效应与长远效应相结合,对学校体育发展有积极深远的意义。

4.学校体育是群众体育的基础

学校体育、社区体育是体育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从体育的本质上看,都是国民体育的不同表现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体育某种意义上看是社区体育的基础,是社区体育的动力源;社区体育为学校体育的持续发展提供舞台,从此视角看,它们之间互相影响和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奋斗目标之一是使我国全体学龄儿童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为全面提高我国公民的素质奠定基础(包括公民的健康素质)。从这个层面上看,学校体育就成为社区体育的基础。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社区体育的发展来源于公民的参与体育意识、养成锻炼习惯和体育实践能力,而养成锻炼习惯和参与体育的兴趣及能力都是从学校体育中获得,不是与生俱来的。从此视角看,学校体育是社区体育的基础。从另外一个角度,学校体育仅完成《体育教学大纲》的内容只是为了应试,而忽视了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无论从体育教育的目标、教育的内容和体育学习的实施手段看,学校体育中体育意识、养成锻炼习惯和体育实践能力是社区体育的基础,学校体育发展不好,社区体育的持续发展将举步维艰。

5.学校体育强化终身教育 推进全民健身

终身教育是当代教育发展的特征,作为新时代与社会迅速变化相适应的现代教育思想推动社会持续发展,保证人真正的个性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学校体育的终身教育理念,为学生的终身体育与健康打下扎实的基础。通过终身体育指导思想,培养学生的锻炼兴趣、锻炼习惯和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能力,是人生终身体育重要的、决定性的环节。在体育素养评价方面,学校体育突破重视运动技术、运动能力的评价体系,把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终身体育意识、习惯和能力纳入素养评价体系中。将学校体育的近期效应与长远效应相结合,对学校体育改革、发展与推进全民健身具有十分积极深远的意义。

四、结论

学校体育是群众体育的基础,随着社会体育的不断发展,学校体育作为社区体育和家庭体育基础的效应逐渐展现,许多体育专家都认为“群众体育要以社区附近的学校为中心来开展”,这样的结论是对学校体育社会效应的肯定,有利于促进群众体育的开展,促进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学校体育的社会效应也是学校体育本身向纵向的时间和横向的空间拓展的必然趋势,是学校终身体育意识培养的一个积极回应。学校体育文化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弘扬体育文化,有利于增强国民的文化素养,提高国家的文明程度。学校体育对竞技体育的辐射作用也早已得到肯定。现代学校体育的教育功能有多元化特征,教育理念围绕着人与社会,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在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教育内涵更加丰富,在广度和深度上呈现不断扩展的趋势,学校体育的多元化效应将被时代赋予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美)鲍曼等著,张秀琴译.职业优势:公共服务中的技能三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顾拜旦.体育颂[M].新体育.1982(8).

[3]赖天德等.学校体育教学探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4]毛振明.体育教学科学化探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5]杨文轩、曲宗湖.现代社会与学校体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社会记忆视角下档案现象的重新审视 篇10

一、社会记忆观对档案界产生的冲击

在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上, 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指出, 档案馆是保存人类记忆的各种表现形式, 是保存社会记忆、个人记忆最权威的场所。近年来, 社会记忆作为一种新的学术元素被融入到档案学领域中, 档案记忆观已经兴起, “特别是2004年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档案、记忆与知识’作为会议主题, 集中体现了全球档案工作者对档案记忆观的关注”。

任何外来的力量在进入系统内部时都会对该系统产生影响和冲击, 档案现象也不例外。档案记忆观作为一种新的观念, 试图把档案与社会记忆融合起来, 并致力于研究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功能。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和不同以往的思维方式来透视档案现象, 无论是对档案本体、档案工作、档案事业, 还是对档案学科来说, 都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冲击。“人们对熟悉的事物总是毫无疑虑, 但那对新鲜的事物却表现得茫然和不安。”当我们从社会记忆观来重新审视档案现象时, 我们会惊讶地发现, 传统档案界原本理所当然的“真理”并非不可撼动。正如弗朗西斯·布劳恩在其《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中所言:“当历史研究中只是对文件的有效性产生争论时, 档案工作者还可以高枕无忧。但现在, 社会记忆观已对档案工作的完整性和理论家基础提出质疑, 它将导致对档案的重新认定和界定, 因此我们必须明确档案工作的局限和界限。”

二、社会记忆视角下的档案现象

当我们试图从社会记忆的视角来看待档案现象时, 在我们每一个研究者脑海中或许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下, 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档案现象中的一些问题?下面笔者想针对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浅见。

1.社会记忆视角下, 如何看待档案真实性问题。在社会记忆理论中, 权力控制论是一个重要论点, 它认为社会记忆在构建过程中会受到社会权力关系的制约, 从而强迫社会记忆沿着权力所指定的方向延伸和发展。哈布瓦赫、保罗·康纳顿、福柯等当代社会理论家们, 基本上也都支持权力在本质上操纵记忆的观点。甚至有的学者还提出了控制社会记忆的权力关系是有等级的, 即等级更高、更强有力的权力对社会记忆的影响就更大。传统档案学认为, 档案是国家、社会组织及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原始记录, “客观地记录了以往的历史情况, 是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 而档案工作则是管理这些“真实记录”的神圣工作。从社会记忆理论来看, 档案则是一种传递社会信息的媒介, 或者是建构社会记忆的一种方式, 它所传递的信息有时并非客观的历史真实。由于社会权力在档案工作中起着作用, 使得档案在建构历史记忆时, 会使它所建构的历史记忆“失真”或者“异化”。“权力对历史记录形成和构建的介入, 动摇了文件载体的权威和特权地位。档案涉及权力, 这就意味着权力借助档案而留存于史, 我们不能想当然地假设档案是与社会记忆同一的。档案是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忆, 更糟糕的是它是有目的的记忆”。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 档案工作人员作为社会权力系统内的一员, 在档案管理工作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自己的职业权力, 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志对档案这一客体施加一定作用。事实上, 档案工作者在处理档案的过程中很难做到中立, “档案工作者实际上是肯定现行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

2.社会记忆视角下, 如何看待档案管理工作的某些环节。有些学者认为, 记忆的选择和遗忘、记忆的中心与边缘问题对档案鉴定工作构成了挑战。传统的档案鉴定理论认为, 那些有长久保存价值的档案被移交进档案馆。社会记忆观则认为, 这些所谓的具有长久保存价值的档案往往处于权力中心, 档案的保存也就是那些权力得以留存于世。是不是权力边缘上的档案就没价值?不应该进行保存?T.库克提醒人们说, “绝不能认为上层精英们产生的文件自然更有‘价值’”, “坚持多元化的叙述, 而不是主流叙述, 要关照整个社会和人类全体的历史经验而不只限于充当国家和公共文件的保管者”。笔者认为, 档案工作者在档案鉴定工作中要从权力中心向边缘转移, 更多关注反映社会记忆的人民大众的档案, 而不仅仅是行政机关形成的档案;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收集工作中要从被动向主动转变, 不要坐等档案被送过来。“随着知识产权观念的不断深入, 档案馆坐等文件资料送上门的现象已不能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档案收集工作要主动走出去, 积极地收集各种各样的档案, 主动地发挥档案工作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功能。

3.社会记忆视角下, 如何看待档案工作的性质。 (1) 文化性档案就是一种文化, 具有独特的文化性, 是一种文化现象。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 档案与社会文化如影随形, 从未发生过分离。档案工作作为社会历史的见证和悠久文化的积淀, 能够将不同时期的文化氛围展示出来, 对过去历史文化的共同追寻更能体现一个社会的记忆。“作为存贮、积累文化的一种形式, 一直以来, 在档案的选择中都不缺乏对文化性的思考。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 这得力于几千年来连绵不断的档案记载保存”。所以, 我们今天在建构城市记忆时, 选取哪些档案以及不选取哪些档案, 一定程度上是从建构城市文化方面来考虑的, 因为城市记忆建构同时也是城市文化的建构。

(2) 社会性。传统档案工作特性使得官方记忆占有特权, 普通群众和弱势群体的记忆往往被忽视, 那些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实践、群体活动和个人活动被排斥在外, 档案很少选择这部分历史与记忆, 从而导致了档案空白, 也造成了历史记忆的缺失。“历史记忆比传统概念上的历史更为宽广和复杂。记忆的概念已超越个体、机构甚至文件记载, 试图捕捉到每个人独特的过去”。因此, 档案要建构全面立体的历史记忆, 就不能只考虑官方的记忆, 那些从侧面反映社会细节的普通大众的记忆也应该被适当地留存。社会记忆的全面化、立体化、大众化, 客观上要求档案工作更加具有社会性。

4.社会记忆视角下, 如何看待档案工作者的社会角色。

(1) 档案工作者要做一位坚守真理的卫士。档案记忆观认为, 权利选择对档案的真实性构成了挑战, 档案工作人员成了“现行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从“真实记录”的维护者到“现行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共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社会记忆观的到来已经大大加重了档案工作人员传统身份的危机感。因此档案工作人员有必要对自身的形象进行修复, 并寻求整个社会对其地位与社会角色的再认可。笔者认为, 档案工作者不仅要做档案财富的守护者, 更要成为坚守真理的卫士。传统档案工作中, “档案工作者是一种被动的职业, 接收这些文件为子孙后代守护着这些文件”。而从社会记忆角度来看, “档案工作者不仅是历史真相的维护者而是历史主动建构者”。档案人员要尽量规避权力中心对其施加的压力, 并尽可能排除自己职权所带来的主观影响, 做到公正公平地从事档案工作, 用良知来维护档案“真理”, 做一位坚守真理的卫士。

(2) 档案工作人员要成为社会记忆的“积极分子”传统档案学认为, 档案工作者是社会大舞台背后的默默奉献者, 而今天的档案工作实践表明, “档案工作者是建构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新世纪以来, 许多城市的档案馆在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启动了城市记忆工程, 档案部门主动出击, 将记录城市重大活动、城市变迁与抢救性收集城市记忆档案资源相结合, 将城市记忆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并举, 取得显著成效。在这项活动中, 档案部门主动出击, 从后台走到前台, 充当城市记忆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重新塑造了档案工作人员的新形象。2010年上海世博会, 档案人员拿起照相机到世博会现场收集第一手的档案资料, 积极主动构建上海世博记忆, 体现了档案工作者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前台”形象。总之, 今天在一系列活动中, 档案工作人员表现出的积极主动姿态, 表明他们不再仅仅满足“台下工作者”的角色, 他们正试图以切身实践来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巴里·巴恩斯认为:“外部的文化要素可以与某一科学专业结合在一起, 从而改变它的实践者们的目的和评价标准, 或者为实现某个目的提供资源。”社会记忆理论的引鉴, 促使我们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传统档案现象, 并对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与探索, 从而更积极地去获得和积累有关档案学研究的新知识。而这些新知识的获取, 无论是对档案学理论还是对档案实践工作都将有所裨益, 这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一点期望所在。

摘要：本文阐述了社会记忆观的引鉴对传统档案现象的冲击, 基于社会记忆视角, 笔者重新对原有的档案现象进行审视, 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浅见。

关键词：社会记忆,档案记忆观,档案现象

参考文献

[1]丁华东.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J].档案管理.2009 (1) .

[2]弗朗西斯·布劳因.档案工作者、中介和社会记忆的创建[J].中国档案.2001 (9) .

[3]江燕.档案文化的续写.[J].浙江档案.201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