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

2024-06-21

政治社会学(共6篇)

篇1:政治社会学

摘 要:柏拉图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最为典型,最为鲜明的理想主义信徒,其最为得意的“理想国”思想也便被赋予了自不待言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从“金银铜铁”代表不同的阶级到崇尚“哲学王”对城邦的统治,无一不流露出其思想体系里理想国的首领必然是一个智慧贤达的俊杰,是集超越凡人的美德、聪慧于一身的“精神贵族”,这便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贵族政治的体现,无论这一政治观点的可行性有多高,理想化程度有多深,这毕竟体现了古往今来公民社会的一个共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关键词:贵族政治;公民精神;启发

中图分类号:B50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080-03

一、“政治贵族”观点的历史社会合理性 柏拉图出身贵族,自幼良好的家庭背景使得幼年的柏拉图便能站在一个较高的层次染指社会,而且师从名师的他能够积累丰富的知识,譬如他青年时代就结识了克拉底洛并熟悉了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并对他影响终身[1],这在笔者看来为他后来崇尚贵族政治有莫大的关系,其本身的贵族出身所训养的立场在更多的时候表现在对平民力量的忽视,仅仅重视君主个人素养的政治主张上,认为只有只有哲学王依据他的理念论才能看出现实城邦的种种弊病,才能够对症下药。

而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柏拉图生活的希腊时期的文明应该可以称作“贵族文明”。希腊文明的前身是包括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米诺斯文明在内的爱琴文明。爱琴世界既吸收了埃及文化又吸收了两河流域的文化,更吸收了赫梯文化,兼容并蓄的希腊人加上他们自己的创造爱琴文明,使得他们的文明程度在当时无人可望其项背。它既有繁荣的商贸业,又有能生产青铜器和铁器的制造业,而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基础之上它的公民社会的萌芽发育十分健康,活泼的商业生产活动成为社会阶层间空间、社会地位不断流动的原动力,而具有强烈地域属性的文化便利的营造了一种文化认同圈,这便为后来的古希腊民主城邦制的孕育制造了必要前提。

所以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古希腊各城邦在雅典城邦政治改革模式的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纷纷确立起了民主城邦制度。古希腊民主城邦制的内容主要涉及城邦公民资格、城邦公民权利义务以及城邦机构设置等多个方面[2]。曾经厚积的政治与哲学智慧纷纷生根发芽,一派欣欣向荣的政治图景。

虽然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是古代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黄金时期,虽然雅典的民主令无数后人心醉神迷,虽然那是一个充满理性、思辨的时代。但对像柏拉图那样的思想者以及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在这件华丽的民主外衣掩盖之下的,却是党派的争斗、利益的角逐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动荡。政治是什么?是追求个人或者派别利益的舞台,还是一种通往幸福、和平的生活的途径?

这便如歌剧《骑士》中的一幕经典对话:“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3]这便可以反映雅典城邦政治的阴暗侧面,一些无知而卑鄙的权贵把持着政权,即使民主的光环再耀眼也难以掩盖这些污点,虽然这对那个已经走在世界政治史前列的时代有不恭的嫌疑,但是政治的斗争,最高地位的争夺有时所依赖的就是这类的攻讦诽谤。所以柏拉图的“贵族政治”思想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在柏拉图的思维领域里,“贵族”的含义既包括门第的也包括精神的,而且血统的高贵和智力的优异在他认为常常如影随形,但总会有时“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这时如果在工匠的后代中发现金有银者,便可将其提拔为治国者阶层,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凡治国者最重要的品质便是智慧和美德,这样被尊为“精神贵族”“思维领袖”的他们便可以领导国民的德行的增长[4]。而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哲学王”统治的观点,当然这里的哲学王并非从事专门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而是对人类政治生活有着很强的穿透力,能够把握住政治生活的秘密,把深奥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现实连接起来,在危难的时刻点醒人民的精神与政治领袖。

可以说,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有其当时社会的合理性,表现在其《理想国》之中的政治倾向虽然略显保守,但是,它是基于雅典城邦制一些缺陷所提出的,对于当时比较激进的城邦制度来说,只是折中主义的做法。而且他这种提议和设计都是为了保证能够在国家中选拔出真正出类拔萃的统治者,同时为他们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政治艺术提供尽可能广阔的空间。至于那些统治者—哲学家如何在这一空间中纵横捭阖,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

二、柏拉图“贵族政治”的精蕴与内涵

柏拉图一生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国”城邦制度以及“贵族政治”治理体系虽然看起来过于理想而脱离现实,在思想上似乎能够找见“太阳城”的踪影,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蕴含的精蕴。

首先,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城邦之所以“理想”的先决条件是整个城邦公民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深厚,而且城邦的最高价值标准便是城邦内部和谐一致性和城邦的整体性上的融合。这种思想实质上便是对前文提到的潜伏于在这件华丽的民主外衣掩盖之下的,却是党派的争斗、利益的角逐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动荡的批判。也是他对于政治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并且柏拉图在这一问题上还认为在这一治理观念下法律规则是不必要的,这便是于海所说的“正义的最高境界是谋求‘无讼’”。因为法律的原则过于生硬和抽象,只能作为常态的或普通的运用,时不大于适合复杂的情况的,而且在他看来因时制宜的自由裁量远胜于硬性的规则,而如何因时制宜的考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裁定者的个人素质。一个机敏富有涵养的裁定者的判定会使得被审判者既受到合理的裁决又避免法律的冰冷。

据说这种批判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柏拉图在年轻的时候曾有过积极地“入仕”的念头,有意在政治的舞台上大施拳脚,但是严酷的政治现实却使他心灰意冷感到处处受到压制,尤其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民主政体污蔑以渎神罪而被处以极刑给了他很大的打击,所以他反复思之,终于认为只有哲学家掌权或者政治家变为哲学家,这样既能带领全体公民道德上的进步,进一步促使公民精神的崛起。还能避免政治上的盲目性以及决策的武断性[5]。其次,柏拉图十分推崇城邦之中建立合理的分工体系,是每个人各司其职,团结在“哲学王”和“精神领袖”的领导之下。这便是城邦存在的又一个前提,即城邦本身有一个合理的社会架构,生活在城邦的人有着不同的分工,扮演着不同且不可或缺的角色[6]。每一个阶层各司其职,形成一台紧密咬合的机器,会把这种政体一直延续下去。

城邦之中的农民、各种工匠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是社会基本生活不可或缺的,当然医生和教师作为“公共必需品”也是不可少的。而且哲学家作为教师的教师也是不可少的,最后武士作为保家卫国以及维护城邦内安定的因素也是不可少的。这正是“这三个部分各自执行自己的职责而不互相干扰和僭越的时候便有了正义”[7]。再次,这一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集权”,这一观点的体现便是柏拉图在设计过程中规定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尤其是应当服从整体的善的问题,即城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是第一位的,个人不过是城邦有机体中的部分,理应为城邦的和谐作出贡献。“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该给她什么任务,以便使大家各就其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8]便是这一理想的直接体现。

三、“贵族政治”对现今制度的启示 虽然柏拉图的思想的不可实现性比较大,但是仍具有其合理内核,否则就不能解释其近千年来仍受学者追捧这一事实,应该给予辩证的思考与看待,这样才能够做到“扬弃”。

第一点,其所宣扬的超越自我的社会公共精神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柏拉图的设计中,人民在“哲学王”的带领下,普遍存在的便是那种超越自我的公共精神,每一个人努力为城邦做贡献并且将私人生活至于公共生活和共同事业之下,每一个公民重视对城邦的忠诚与归属,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十分明显。

柏拉图乐观地坚信,单纯依靠个人理性的思考、觉悟乃至计算,再加上“哲学王”的理性教育,人就可以具备私人生活中需要的私德,也可以形成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现代公民精神。他们对人、进而对公民有一种理想化、浪漫化的认知,当然也就觉得,不需要私人社会的中介,人就可以从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状态,直接通往完美的公民社会。

第二点,柏拉图强调公民道德的提高的一个前提便是强调文化的教育还是培养公民精神和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因此,不同的教育应该同时相互协调地进行,使公民兼有不同的好的品质以避免因单一而走向极端。“孩子们如果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于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而这种守法精神又反过来反对不法的娱乐,那么这种守法精神就会处处支配着孩子们的行为,令他们健康成长。国家一旦发生任何变革,他们就会起来恢复固有的秩序”。身心健康的公民才能“在心灵上意气奋发”成为国家的“护卫者”。这样又反过来补充了第一个观点。第三点,柏拉图运用了人性论的基本内容,以人性来解读城邦的本质。城邦从整体上有如一个完整的个体,在人的灵魂中有欲求、激情和理智三部分。与此相应,城邦是由拥有欲求的体力劳动者和商人,拥有激情的护卫者阶级以及拥有理智的统治者阶级所组成的。这要求管理者不仅仅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更应看成是一个呼吸着的活着的灵魂,这样就必须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对待自己所管理的社会,这样才能在治理工作中更加完满,制定的政策也会更有人文气息。

这样三种互补的观点便构成了其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其所宣扬的“哲学王”治理模式的可以作为启发公民精神的工具。

四、总结

柏拉图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最为典型,最为鲜明的理想主义信徒,其最为得意的“理想国”思想也便被赋予了自不待言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从“金银铜铁”代表不同的阶级到崇尚“哲学王”对城邦的统治,无一不流露出其思想体系里理想国的首领必然是一个智慧贤达的俊杰,是集超越凡人的美德、聪慧于一身的“精神贵族”,这便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贵族政治的体现,无论这一政治观点的可行性有多高,理想化程度有多深,这毕竟体现了古往今来公民社会的一个共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篇2:政治社会学

第一章

导论(不考)

第一节

政治社会学的性质、对象与方法

一、政治社会学学科定位及研究对象

二、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围

三、政治社会学研究方法 第二节

政治社会学发展

一、思想形成时期

二、思想系统时期

三、学科化独立发展时期

第三节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意义与评价

一、政治社会学研究意义

二、政治社会学研究方法

第二章

政治权利

第一节

政治权力的含义及特征

一、政治权力的含义

二、特征

强制性、公共性、等级性、工具性 第二节

政治权利的基础与类型

一、政治权利的基础

暴力、物质财富、组织、技能、动机、知识

二、政治权利的类型 强制型权力、功利型权力、操纵型权力、合法型权力、人格型权力 第三节 政治权利的功能与制约

一、政治权利的功能

二、政治权利的腐败

(一)含义与表现

(二)危害

三、政治权利的制约机制

道德、权利、权力、法律

第三章

政治的合法性

第一节

政治合法性及其理论 第二节

我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节

合法性危机(不考)

第四章

政治组织

第一节

政治组织含义与基本特征

一、组织的含义与特征

二、政治组织的分类

国家组织、政党组织、利益集团

三、政治组织的特性

政治性、权威性、指导性、约束性、价值性、功利性

四、政治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

政治领导关系、交叉渗透关系、间接作用关系、相互依赖关系 第二节

政治组织单位

阶级、阶层、政党、利益集团

一、阶级

二、政党

三、利益集团

第三节

政治组织的目标

一、政治组织的目标

二、政治组织目标的分类

主要与次要、长期中期与短期、显目标与隐目标、平衡性与改进性

第五章

政治意识形态

第一节

意识形态的含义

第二节

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征与功能

一、政治意识形态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区别

二、政治意识形态特征

现实性、阶级性、强制性、相对独立性

三、政治意识形态的功(一)政治功能

(二)经济功能

第六章

政治社会化

第一节

政治社会化的涵义与特征

一、政治社会化的含义

二、政治社会化的特征

互动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持续不断的过程

三、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一)从个人角度

(二)从社会角度

第二节 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功能

一、政治社会化的途径

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媒、工作场所、社会政治组织、政府

二、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一)社会个体方面

(二)政治文化方面

(三)政治体系

第七章

政治沟通

第一节

政治沟通的含义与特征

一、沟通的五要素

信息源、信息、媒介、受众、反馈

二、沟通的含义

社会性、普遍性、工具性、互动性、符号性

三、政治沟通的含义

四、政治沟通的特征

主体的独特性、工具的优越性、内部沟通的有序性、外部沟通的大众性、沟通过程的强制性、沟通手段的综合性 第二节

政治沟通的类型与方法

一、政治沟通类型 正式与非正式,语言与非语言,单向与双向,人际、群体、组织与国际,思想、情报与心理

二、政治沟通的方法

政治对话、政治聚会、政治演讲、政治文件往来 第三节

政治沟通与大众传媒

一、大众传媒的特点

组织性、大众性、技术性、单向性

二、大众传媒的作用 第四节

政治沟通的作用

一、政治沟通在政治交往中的作用

二、政治沟通在政治合作中的作用

重要的概念

1、政治权利:所谓政治权力,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关系中,权力主体运用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了实现自身的某种目标而作用于权力客体的一种政治力量。它体现了权力拥有者和权力客体两个意志主体不平等的关系。

2、政治组织:它是以国家政权为主体,包括政党、利益集团等上层建筑

3、政治意识形态:指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

4、政治社会化:指在特定的政治体系中,社会成员接受社会政治的教化,学习政治知识,掌握政治技能,内化整治规范,形成政治态度,参与政治实践,完善政治人格的社会与个人的互动过程,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和功能良性运行机制

5、政治沟通:指的是那些传递有关政治信息、思想和动态的活动。主要研究政治态度的形成与变迁、民意构成、政治演说、竞选言行、意识形态、大众媒介和政治心理等。

考试题型

一、名词解释

二、简答题(4个)

三、论述题(2个)

结合实际论述

注:

1、这是根据老师上课的笔记所整理出的大纲,基本上出第一章外都要考,紫色标出的是老师强调要考的内容,希望大家重点看。我有把几个重点的概念在下面写出,不知道是否完整,大家自己核对一下笔记

篇3:政治社会学

直到近代,中国科技水平一直遥遥领先世界,并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火药、印刷和造纸术为西方文艺复兴和科学知识普及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而近代以后,中国科技发展戛然止步。原因相当复杂,学界称之为“李约瑟难题”。中外学界就此有诸多研究,有 1.数学缺乏论;2.文化制约说;3.语言决定论;4.态度决定论;5.墨家绝世说;6.社会制度决定说;7.地理位置决定论等7种观点。本文认为2、4、6的观点较为合理,但三点孤立论述,不够深透,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因此,本文拟通过中、日、欧近代科技史对比,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揭示近代中国科技滞后的根本原因。

一科学技术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相关关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衡量一国实力的重要指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形成社会系统。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政治、社会制度在内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因此,科学技术和政治、社会制度关系密切。政治社会制度合理,则能促进科技发展,否则会阻滞科技进程。政治社会制度不同,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也迥异。以下以西方国家情况为例进行详论。

首先,西方国家的科技与社会制度的相关关系

在教会统治的中世纪,生产关系是自给自足式的封建经济。佃户按比例缴租,自耕农也是为满足自家需要,技术革新积极性不高。各国间、各地区间关卡林立,不仅阻碍商品经济发展,而且阻滞了科学知识的交流和普及。早在1167年,就创建了牛津大学,但其自然科学研究有为教会服务的一面。而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确立后,社会性质发生重大变化。生产是为了交换,获取利润。科学技术是提高生产率、提供物美价廉商品的必要条件。为发展资本主义,原材料和商品销售市场不可或缺。大学、科研机构积累了帆船制造、地理、气象等科技知识,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地理大发现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廉价原料和商品销售地,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实力,为推翻封建制度和教会统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消除关税壁垒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开阔了人们视野,普及了科学知识,崇尚科学之风盛行。资产阶级政府出台专利制度,鼓励科技发明,拨出预算资助科研。起源于英国波及世界的工业革命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是无法实现的。科技发展使得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财富超过了此前所有社会阶段的总和。直到1949年汤川秀树荣膺诺奖,自然科学诺奖得主此前被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包揽。迄今为止,世界发生三次科技革命,其主角都是西方国家。

其次,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相关关系

教会统治欧洲长达千年,禁锢了人民的自由、思想和科研精神,致使人民迷信、盲从。因此,科技水平落后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欧洲萌芽后,新兴资产阶级借复兴希腊罗马文化之名,宣扬个性、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提供理论根据,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马丁路德等人的宗教改革撼动了神权统治,教会不再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继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又兴起思想启蒙运动,牛顿提出的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说明自然法则控制着物质世界,启蒙思想家据此主张人类社会也存在摆脱神的控制而自行发展的自然法则。人们开始追求个性、自由,认为追求现世幸福、追逐利润是高尚行为。归纳、演绎、实验、实证等科学技术所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开始普及,促进了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反过来使得反封建、反迷信的意识形态日益深入人心。

再次,科学技术是衔接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的纽带

如上所述,生产关系的先进与落后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促进或者阻滞的作用,反过来,科学技术对生产关系起反作用。科技发展及其带来的工业革命进一步引发更大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在欧洲范围内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获取更大利润,会实施各种政策,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利润。同时,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也构成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意识形态的进步与落后对科学技术起着促进和阻碍的作用;相反,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也有反作用。生产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而科学技术是衔接二者的纽带。这正是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对科学技术产生重大影响的根本原因。

二近代以来日本对西方社会、科技制度的移植

直到1853年,日本和中国一样,同为闭关锁国的儒家文化圈国家。日本顺应西学东渐的大势,经过明治维新、战后改革,不断引进西方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科技知识,在消化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科技创新,跻身科技强国行列。

首先,古代至南蛮文化时期的科技状况

古代至明代,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日本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圈的一员,接受中国册封。五世纪,儒学传入日本。以祭祖习俗为基础,引进儒学、佛教要素,形成神道,三者形成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大化改新后,除了不符合国情的科举制度和宦官制度外,通过遣唐使和朝贡贸易,不断从中国引进了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和四大发明等科学技术,由蛮荒小国一跃成为仅次于中国的东亚强国。

其次,从南蛮文化到幕末改革时期的科技状况

日本把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基督教教义等称做南蛮文化。江户时期,虽因担心传教士传教威胁其统治而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允许承诺不传教的荷兰人长期居住长期出岛。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科技通过荷兰人传入日本。江户时期,将朱子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社会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等级森严,官职世袭。因未引进科举制度,士族以外的阶层即便熟读儒家经典也与仕途无缘。而对生计有用的西方科技颇受庶民青睐,为近代日本科技发展打下了群众基础。但是,日本有260个封建藩国,实权掌握在幕府将军和各藩主手中,天皇是精神权威,关卡林立,自给自足、农本末商,科学技术被视为淫巧技俩,发展缓慢。1853年,日本被迫开港,幕府当局为维护封建统治,聘请法国人建军工企业,改革军制,设翻译局译介西方科学技术,各藩国也实施了一些西化改革。但是收效甚微,日本殖民地化趋势日益加重。

再次,从明治维新到当今的科技状况

萨摩、长州等强藩的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与列强交火惨败,认识到幕府仅引进西方科技而未进行相应的政治、社会变革,失败是必然的[1]。为了富国强兵,推翻幕府统治,建立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实施四民平等、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改革、殖产兴业等为主要内容的明治维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同时,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西方启蒙思想书籍,实施了一系列振兴科技的措施。制定义务教育制度、建立一系列帝国大学、完善数理化学科建设,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学习科学技术,同时雇佣洋人培养科技人才,形成了完善的科研体制,吸收了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创建理化学研究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在给产业界提供产业技术的同时,培养了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等一大批科学家。

日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输入型的,儒家的忠孝思想等封建残余成为天皇制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内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对外侵略中国等亚洲国家,掠取殖民地。德富苏峰指出“泰西科技发达与其价值观、社会、政治制度有着密切关系”[2]。日本近代的资本主义是个怪胎,科学研究也是为侵略政策服务的。二战战败后,在美国主导下实施了民主改革,放弃战争,走和平建国道路。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悉数接收,在此基础上,政府制定科技立国政策,建立产官学合作的科研体制,重视基础研究。结果,日本诺奖得主频出,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三近代中国科技滞后的政治、社会学原因解析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西方科技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直到近代,日本在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科技水平上一直追随中国。但是,明代以后,中国科技水平开始落后于西方,甚至也步日本之后尘。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时期,中国为振兴科技进行了种种尝试,取得一些成果,但科技水平远远滞后于世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科技水平未能使其摆脱列强奴役便是明证。近代中国科技滞后有着深层的政治、社会学原因。以下结合近代西方和日本的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自给自足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是阻碍科技发展的要因。

如上所述,近代西方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自给自足的封建地主所有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制订了振兴科技的政策,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廓清了道路。同为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顺应西学东渐的世界大势,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促进了科技发展。鸦片战争后,清廷借鉴日本幕末改革和明治维新的经验,实施了一系列政治、社会改革以促进科技发展。在洋务运动、百日维新、清末新政等政治社会改革中,派留学生学习西方科技,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允许学习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给西学以合法地位,但是,由于其指导思想都是中体西用,旨在维护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君主专制,终未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因为当时不存在反对封建制度的不满阶层。土地可以买卖,官僚、地主、商人都投资土地获得稳定地租收入,相互勾结剥削农民和佃农。地主、商人也可以买官跻身统治阶层。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建立民国,创建大学和科研所,购置设备,从事自然科学研究 [3],知识分子在科技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有很大局限性,未能建立统一强大的国家,对科研投入微乎其微,因此,科研进程步履蹒跚。

其次,儒家意识形态以及科举制度阻滞了科技发展。儒家思想是君主专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意识形态,影响时期长,影响面广。封建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官僚士大夫阶层社会地位高。历朝历代皇帝为维持专制,限制贵族权力,引进科举制度,出身寒门只要寒窗苦读四书五经就能跻身官僚阶层。普天之下,无不把读诗书中科举作为毕生事业。儒家思想重视形而上,轻视形而下[4],远离日常生活,不重视科学实践,讲究三纲五常,束缚个性和自由思维。农本末商,能工巧匠、科学家等属于手工业者,地位低,税务重,生活窘迫,科技被视为雕虫小技,除沈括等几个例外,鲜有科学家载入正史。这种体制下,很少有人愿意从事科学研究,进行创新。俾斯麦曾感慨道:“日本人在理解机械和大炮原理基础上开发出更优良的,中国人只想购买廉价品。”[5]

以儒家思想为理论根据的天朝定制阻滞了先进科技的引进。历代统治者认为中国是天下亦即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都是蛮夷。即便外国有了先进科技,自恃天朝大国,对其不屑一顾。历史上外族政权多次征服汉民族,但是都最终被儒家文化同化了,汉民族文化上没有断层[2]。因此,统治阶级认为西方科技值得学习,而其意识形态则无法和儒家思想匹敌。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传教带来了自然科学技术,遗憾的是仅有徐光启等极少数开明士大夫对此持欢迎态度,对西方科技的吸收远不如同时期的日本。另外,明清两代闭关锁国,外国先进科技很难进来。值得深思的是汤川秀树深受中国老庄思想影响,包括其他日本诺奖得主在内的所有日本人几乎都是佛教徒,都信神道,自孩提时代起参拜神社,尊长爱幼、忠孝观念根深蒂固。因此,虽然儒、释、神道本身和科学精神相悖,但是日本没有科举制度,也没有文化上的思想包袱,儒家思想的影响深度和广度远不及中国。

再次,列强的压迫和内乱外环频仍导致中国科技落后。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需要大量资金。然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科研活动经费至微,惨淡经营。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沦为列强奴役中国的工具,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不平等条约接二连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关税不能自主,根本无力资助科研。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日寇肆虐,既无资金资助科研,亦无安宁的科研环境,造成科技人才流失。1908年以后才废除科举制度,民国时期才出现科学建制的雏形,科学未能成为社会子系统,[6]科学家不受尊重。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将从殖民地掠夺来的利润的相当部分注入科研,除一、二战外,战争几乎都在国外进行,国内具备稳定的科研环境。日本较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9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研究体制形成。[7]1912年废除一切与西方不平等条约,攫取中国赔款,掠夺中国原材料,抢占商品销售市场,获取了发展科技的充裕资金。除明治维新时短短一年内战外,其他都是侵略战争,国内环境稳定,适合科研。

结语

综上所述,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近代以来,西方各国相继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打碎了落后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科学技术取得了飞跃发展。直到近代,日本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一直追随中国,而近代以后,顺应西学东渐的世界大势,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施科技立国国策,赶超欧美,跻身科技强国行列。历史上,中国长期是强国,不能甩掉儒家文化的沉重包袱,社会和政治制度转型步履蹒跚,导致积弱多年,阻滞了科技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把科技现代化作为国策大力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将科学技术定位为第一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然而,诺贝尔奖尚未实现零的突破。科研工作急功近利之风盛行,忽视独创性的应试教育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的遗风。要实现诺贝尔奖的零的突破,跻身科技强国,须为科研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形成尊重科学的风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改革学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培养科技后备人才。科学家要发现独创性的课题,清楚其研究价值以及在所属专业领域中的定位,长期坚持。

参考文献

[1]神岛二郎.德富苏峰集[M].筑摩书房,1978:35-56.

[2]德富苏峰.从历史上观察开国论[J].国民之友第284号,1896:46-49.

[3]朝倉哲郎.バイオ新素材のはなし[M].日刊工業新聞社,1999:55-76.

[4]遠山敦.丸山真男―理念への信、再発見日本の哲学[M].講談社,2010:36-38.

[5]池上高志.『動きが生命をつくる―生命と意識への構成論的アプローチ』[M].青土社,2007:25-36.

[6]朱红.近代中国科技落后之文化探究[J].价值工程,2010(15):26-28.

篇4:政治社会学

摘 要:柏拉图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最为典型,最为鲜明的理想主义信徒,其最为得意的“理想国”思想也便被赋予了自不待言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从“金银铜铁”代表不同的阶级到崇尚“哲学王”对城邦的统治,无一不流露出其思想体系里理想国的首领必然是一个智慧贤达的俊杰,是集超越凡人的美德、聪慧于一身的“精神贵族”,这便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贵族政治的体现,无论这一政治观点的可行性有多高,理想化程度有多深,这毕竟体现了古往今来公民社会的一个共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关键词:贵族政治;公民精神;启发

中图分类号:B50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1-0080-03

一、“政治贵族”观点的历史社会合理性

柏拉图出身贵族,自幼良好的家庭背景使得幼年的柏拉图便能站在一个较高的层次染指社会,而且师从名师的他能够积累丰富的知识,譬如他青年时代就结识了克拉底洛并熟悉了赫拉克利特的学说,并对他影响终身[1],这在笔者看来为他后来崇尚贵族政治有莫大的关系,其本身的贵族出身所训养的立场在更多的时候表现在对平民力量的忽视,仅仅重视君主个人素养的政治主张上,认为只有只有哲学王依据他的理念论才能看出现实城邦的种种弊病,才能够对症下药。

而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柏拉图生活的希腊时期的文明应该可以称作“贵族文明”。希腊文明的前身是包括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和米诺斯文明在内的爱琴文明。爱琴世界既吸收了埃及文化又吸收了两河流域的文化,更吸收了赫梯文化,兼容并蓄的希腊人加上他们自己的创造爱琴文明,使得他们的文明程度在当时无人可望其项背。它既有繁荣的商贸业,又有能生产青铜器和铁器的制造业,而且创造了自己的文字。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基础之上它的公民社会的萌芽发育十分健康,活泼的商业生产活动成为社会阶层间空间、社会地位不断流动的原动力,而具有强烈地域属性的文化便利的营造了一种文化认同圈,这便为后来的古希腊民主城邦制的孕育制造了必要前提。

所以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古希腊各城邦在雅典城邦政治改革模式的影响下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纷纷确立起了民主城邦制度。古希腊民主城邦制的内容主要涉及城邦公民资格、城邦公民权利义务以及城邦机构设置等多个方面[2]。曾经厚积的政治与哲学智慧纷纷生根发芽,一派欣欣向荣的政治图景。

虽然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是古代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黄金时期,虽然雅典的民主令无数后人心醉神迷,虽然那是一个充满理性、思辨的时代。但对像柏拉图那样的思想者以及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在这件华丽的民主外衣掩盖之下的,却是党派的争斗、利益的角逐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动荡。政治是什么?是追求个人或者派别利益的舞台,还是一种通往幸福、和平的生活的途径?

这便如歌剧《骑士》中的一幕经典对话:“卖香肠的人:请告诉我,象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将军:这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礼。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卖香肠的人:老天爷作证,不是的!全家老小都是无赖。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你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3]这便可以反映雅典城邦政治的阴暗侧面,一些无知而卑鄙的权贵把持着政权,即使民主的光环再耀眼也难以掩盖这些污点,虽然这对那个已经走在世界政治史前列的时代有不恭的嫌疑,但是政治的斗争,最高地位的争夺有时所依赖的就是这类的攻讦诽谤。

所以柏拉图的“贵族政治”思想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在柏拉图的思维领域里,“贵族”的含义既包括门第的也包括精神的,而且血统的高贵和智力的优异在他认为常常如影随形,但总会有时“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这时如果在工匠的后代中发现金有银者,便可将其提拔为治国者阶层,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凡治国者最重要的品质便是智慧和美德,这样被尊为“精神贵族”“思维领袖”的他们便可以领导国民的德行的增长[4]。而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哲学王”统治的观点,当然这里的哲学王并非从事专门哲学研究的哲学家,而是对人类政治生活有着很强的穿透力,能够把握住政治生活的秘密,把深奥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现实连接起来,在危难的时刻点醒人民的精神与政治领袖。

可以说,柏拉图的这种思想有其当时社会的合理性,表现在其《理想国》之中的政治倾向虽然略显保守,但是,它是基于雅典城邦制一些缺陷所提出的,对于当时比较激进的城邦制度来说,只是折中主义的做法。而且他这种提议和设计都是为了保证能够在国家中选拔出真正出类拔萃的统治者,同时为他们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政治艺术提供尽可能广阔的空间。至于那些统治者—哲学家如何在这一空间中纵横捭阖,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

二、柏拉图“贵族政治”的精蕴与内涵

柏拉图一生所向往和追求的“理想国”城邦制度以及“贵族政治”治理体系虽然看起来过于理想而脱离现实,在思想上似乎能够找见“太阳城”的踪影,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中蕴含的精蕴。

首先,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城邦之所以“理想”的先决条件是整个城邦公民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的深厚,而且城邦的最高价值标准便是城邦内部和谐一致性和城邦的整体性上的融合。这种思想实质上便是对前文提到的潜伏于在这件华丽的民主外衣掩盖之下的,却是党派的争斗、利益的角逐以及无休止的政治动荡的批判。也是他对于政治这一概念的重新界定。并且柏拉图在这一问题上还认为在这一治理观念下法律规则是不必要的,这便是于海所说的“正义的最高境界是谋求‘无讼”。因为法律的原则过于生硬和抽象,只能作为常态的或普通的运用,时不大于适合复杂的情况的,而且在他看来因时制宜的自由裁量远胜于硬性的规则,而如何因时制宜的考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裁定者的个人素质。一个机敏富有涵养的裁定者的判定会使得被审判者既受到合理的裁决又避免法律的冰冷。

据说这种批判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毕竟,柏拉图在年轻的时候曾有过积极地“入仕”的念头,有意在政治的舞台上大施拳脚,但是严酷的政治现实却使他心灰意冷感到处处受到压制,尤其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民主政体污蔑以渎神罪而被处以极刑给了他很大的打击,所以他反复思之,终于认为只有哲学家掌权或者政治家变为哲学家,这样既能带领全体公民道德上的进步,进一步促使公民精神的崛起。还能避免政治上的盲目性以及决策的武断性[5]。

其次,柏拉图十分推崇城邦之中建立合理的分工体系,是每个人各司其职,团结在“哲学王”和“精神领袖”的领导之下。这便是城邦存在的又一个前提,即城邦本身有一个合理的社会架构,生活在城邦的人有着不同的分工,扮演着不同且不可或缺的角色[6]。每一个阶层各司其职,形成一台紧密咬合的机器,会把这种政体一直延续下去。

城邦之中的农民、各种工匠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是社会基本生活不可或缺的,当然医生和教师作为“公共必需品”也是不可少的。而且哲学家作为教师的教师也是不可少的,最后武士作为保家卫国以及维护城邦内安定的因素也是不可少的。这正是“这三个部分各自执行自己的职责而不互相干扰和僭越的时候便有了正义”[7]。

再次,这一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便是“集权”,这一观点的体现便是柏拉图在设计过程中规定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尤其是应当服从整体的善的问题,即城邦的主体性与整体性是第一位的,个人不过是城邦有机体中的部分,理应为城邦的和谐作出贡献。

“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该给她什么任务,以便使大家各就其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8]便是这一理想的直接体现。

三、“贵族政治”对现今制度的启示

虽然柏拉图的思想的不可实现性比较大,但是仍具有其合理内核,否则就不能解释其近千年来仍受学者追捧这一事实,应该给予辩证的思考与看待,这样才能够做到“扬弃”。

第一点,其所宣扬的超越自我的社会公共精神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柏拉图的设计中,人民在“哲学王”的带领下,普遍存在的便是那种超越自我的公共精神,每一个人努力为城邦做贡献并且将私人生活至于公共生活和共同事业之下,每一个公民重视对城邦的忠诚与归属,这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意义十分明显。

柏拉图乐观地坚信,单纯依靠个人理性的思考、觉悟乃至计算,再加上“哲学王”的理性教育,人就可以具备私人生活中需要的私德,也可以形成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现代公民精神。他们对人、进而对公民有一种理想化、浪漫化的认知,当然也就觉得,不需要私人社会的中介,人就可以从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状态,直接通往完美的公民社会。

第二点,柏拉图强调公民道德的提高的一个前提便是强调文化的教育还是培养公民精神和品格所不可缺少的。因此,不同的教育应该同时相互协调地进行,使公民兼有不同的好的品质以避免因单一而走向极端。“孩子们如果从一开始做游戏起就能借助于音乐养成遵守法律的精神,而这种守法精神又反过来反对不法的娱乐,那么这种守法精神就会处处支配着孩子们的行为,令他们健康成长。国家一旦发生任何变革,他们就会起来恢复固有的秩序”。身心健康的公民才能“在心灵上意气奋发”成为国家的“护卫者”。这样又反过来补充了第一个观点。

第三点,柏拉图运用了人性论的基本内容,以人性来解读城邦的本质。城邦从整体上有如一个完整的个体,在人的灵魂中有欲求、激情和理智三部分。与此相应,城邦是由拥有欲求的体力劳动者和商人,拥有激情的护卫者阶级以及拥有理智的统治者阶级所组成的。这要求管理者不仅仅把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团结的社会,更应看成是一个呼吸着的活着的灵魂,这样就必须本着人文关怀的态度对待自己所管理的社会,这样才能在治理工作中更加完满,制定的政策也会更有人文气息。

这样三种互补的观点便构成了其对于现代社会的启示,其所宣扬的“哲学王”治理模式的可以作为启发公民精神的工具。

四、总结

柏拉图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最为典型,最为鲜明的理想主义信徒,其最为得意的“理想国”思想也便被赋予了自不待言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从“金银铜铁”代表不同的阶级到崇尚“哲学王”对城邦的统治,无一不流露出其思想体系里理想国的首领必然是一个智慧贤达的俊杰,是集超越凡人的美德、聪慧于一身的“精神贵族”,这便是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贵族政治的体现,无论这一政治观点的可行性有多高,理想化程度有多深,这毕竟体现了古往今来公民社会的一个共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71.

〔2〕胡俊.古希腊民主城邦制与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萌芽[J].域外法苑,2008(5).

〔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10.

〔4〕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7.

〔5〕杨巨平.古希腊乌托邦思想的起源与演变[J].山西大学学报,2000(6).

〔6〕陈恢钦.柏拉图理想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J].北京大学学报,1999(10).

〔7〕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30.

〔8〕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篇5:政治社会学教学计划

重点研讨题

1、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的关系

2、政治社会学方法与政治学、社会学方法比较

3、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威

4、社会分层与政治分层

5、公民权利与社会政治组织

6、政治文化、政治认同与政治合法性

7、政治社会化、民主化与政治参与及政治稳定

8、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及政治变革

研讨程序

1、课前:(1)课前一周查阅参考文献,撰写备讲稿;(2)课前一天检查备讲提纲、参考文献目录及提要。

2、课堂:(1)试讲、问答;(2)讨论、评议。

3、课后:(1)总结心得体会;(2)撰写课堂研讨论文;(2千字)(3)撰写期未论文。(1万字)

参考教材

1、孔德元等:《政治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7月。

2、梁丽萍:《政治社会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9月。

3、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

4、[英]基思·福克斯:《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08年4月。

5、[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

6、[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1987年10月。

说明

1、每个题目的课堂研讨时间为4学时(试讲和问答2学时,讨论、评议2学时)。

2、平时成绩由备讲稿(提纲、参考文献提要)、课堂研讨论文和期未论文组成:

(1)每人按教学计划进度准备各专题讲稿,每次课前一天交课程秘书检查评阅,合格者每次记4—7分,总计不超过40分。(须于当天上课前统一交任课老师审核)

(2)课堂研讨论文须联系课堂讨论撰写,并于下次课前一天交课程秘书检查评阅,合格者每次记6—9,总计不超过60分。(须于当天上课前统一交任课老师审核)

(3)期末论文选题可在重点研讨题范围内自拟,开课第三周课前统一提交并讨论商定,课程结束前一周定稿提交。论文公开发表者,可评为优等。(95——99分)

篇6:论政治语言的社会功能政治

政治语言的社会功能是指围绕政治所进行的一切形式的活动在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之后对社会各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政治语言通常包括政治家和其他政治参与者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政治讲话以及新闻报道、社论和其他媒体就这些政治家和他们的活动所进行的传播。但从本质上讲,前者是政治语言的主要来源,而后者都是在前者基础上进行的宣传、报道和评论。政治语言是政界人物在不同场合为实现某种政治利益所作的发言及表态,本文将选取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讲话片段,并结合话语分析的理论对其进行分析,来阐述政治语言的强大社会影响功能。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个中国重大政治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了国家的形象,他们在任何政府工作会议上以及其它政治活动中所作的讲话都会根据语境的不同来选择恰当的语言,来实现阶级统治的目的,进而起到影响民众和各行各业的作用。

2、话语分析中的语境原则

在科技发达的当今信息社会,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人们用它来表达思想、交流情感和传递信息。言语交际都是在一定语境中进行。根据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语境制约着人们对话语意义和话语表达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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