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论文

农村社会学论文（精选6篇）

篇1：农村社会学论文

中国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及方法论述评

学术界对中国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一直存在争论，有论者指出，“对研究单位可以有多种选择，而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对所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影响。”（孙立平，2000：18）在这些争论中主要有四派观点，第一种认为村落是研究乡土中国的基本单位，如费孝通先生指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费孝通，1998：9）这一派采用的所谓“微观社区研究法”实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第二种是在“村落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研究”，这一派把研究视野限定在一个地区，如黄宗智先生指出“集中于一个地区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来研究。”（黄宗智，2000b：21）此派往往采用的就是“现实类型比较方法”，如黄宗智把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平原的研究对比。

第三种把“集镇”或“乡镇”作为基本研究单位，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n Skinner）这一学派注重解读乡村市场网络、经济形态以及国家权力在乡村的运作等问题，注重的是“大传统”，即是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传统。第四种，是把“农户”作为基本研究单位，这一派在20世纪80年代初露端倪，但没有取得大的进展，直到21世纪初最近两年徐勇教授等人提出“重识农户”，认为“三农研究的事实原点是2.5亿个农户。农户长期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交往，以及政治责任单位。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其历史传统既不是以个人为基点，也不是集体式的归宿。即使经历公社化，还得回到农户这一基本起点。”（徐勇、项继权，2006）

下面围绕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这条线索把已有研究进行一下梳理，并就各派研究局限进行一些评论。

一、村落个案研究

对中国农民、农村问题的关注最早是由旅居中国的海外学者发起的。最早的村落研究是由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的美国学者葛学溥进行的。他带领学生分别于1918年、1919年和1923年对广东凤凰村进行了调查，并于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Daniel Harrison Kulp，1925），此后不久，1936年费孝通在对江苏吴江庙港乡的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后带着调查资料留学英伦，靠这些资料在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等人指导下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即后来翻译成中文的《江村经济》一书。此类研究还有杨懋春对山东台头的研究和杨庆堃对“鹭江村”的研究（杨懋春，2001；Yang CK，1959）同时还有一批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西方学者，如威廉·韩丁对“长弓村”即张庄的研究写成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和大卫·可鲁克对“十里店”的研究：《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Hinton，w，1966；Crook，D.and Crook,1959）

以上这些研究都是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这种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不久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学科被取消曾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人类学恢复重建，此类研究才再度兴起。代表的研究有王铭铭对溪村研究写成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王铭铭，1997）。折晓叶对超级村庄万丰村的研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折晓叶，1997）毛丹对浙江尖山下村的研究：《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毛丹，2000）。于建嵘沿着毛泽东当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的路线进行细致调查写成的《岳村政治》（于建嵘，2001）。代表研究还有黄树民的“林村”研究，吴毅的川东“双村”研究，刘朝晖对乔乡村落“新江村”的研究等等。（黄树民，2002；吴毅，2002；刘朝晖，2005）

以上列举的这些研究都是对一个村庄的研究。但这种一村一地的散点研究能否代表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真实情况，也一直存在争论。因为村落生活千姿百态，每个村落都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约束条件。村落的个案调查，尽管可以做得非常深入细致，但也容易囿于个案的特殊性而失去普遍的解释力。（李培林，2004：7）

对村落个案研究的批评也一直存在。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时的同学爱德蒙特·利奇（Edmund Leech）教授在1982出版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一书中以费孝通的研究为例提出了“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观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的问题（费孝通，1993：1-2）“不过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意识到，村落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问题，从乡村工业的型式比较，到小城镇的类型比较，再到农村去与发展的模式比较，他一直在探索乡村社区的研究的现实类型比较方法，试图通过这种类型比较，走出村落个案的局限。”（李培林，2004：7-8）

“现实类型的比较法”更多地运用于下文谈到的超出村落视野的区域研究。

二、以区域为单位的研究

在中国，“区域研究”几乎与“村落研究”同时起步，而且同样是由在中国居住的海外学者推动的。金陵大学的卜凯（J.L.Buck）教授曾于1921年至1925年对中国七省17县的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调查，并于1936年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卜凯，1936）费孝通在完成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及《江村经济》一书后意识到“微型社区研究法”即“村落个案”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问题。并指出“单靠江村是不足为凭的。”（费孝通，张之毅，1990：6）所以运用类比研究方法对云南三村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费孝通：1996：369）

然而，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Freedman Maurice）却认为这种多村落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区域研究，仍没有跳出村落研究的窠臼，仍将视野局限在村落或村落之间。弗里德曼批评道：不能以村庄的数量“堆积出”一个中国来。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两部著作中把村落社会置于区域社会中来审视，以此来批判村落民

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建构“反映中国整体社会”的理论企图。（刘朝晖，2005：14）

谈“区域研究”不能不提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中国的调查。1908年至1945年满铁对中国的华北、华东、东北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0年至1944年对华北地区进行的调查，这次调查的资料后来编成了六卷本的《中国农村惯性调查》，详细记录了冀鲁两省六县六村的情况。这部分资料成就了许多“区域研究”的学者。

马若孟（R.H.Myers）据此写成了《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马若孟，1999）黄宗智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处理写成了《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2000a）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前两部著作的启迪下对资料进行了重新解读，写成了《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2003)，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的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划分。杜氏在书中对所研究的沙井、冷水沟等六个村庄按“富裕还是贫困；宗族和宗教组织是否在乡村生活中起主要作用；距主要城市远近”三个标准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黄宗智在另一部区域研究的著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指出将研究视野“集中于一个地区是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来研究”但同时“区域研究的缺点在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适当的代表整个中国的复杂情况”（黄宗智，2000b：21）

在这个意义上区域研究遇到了与“村落个案研究”一样的方法论困境。黄宗智运用了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现实类型比较法”，黄把“过去研究过的华北平原作为参照系”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比较。（黄宗智，2000b：21）

然而这种现实类型比较仍然难以走出个案解释力的局限，“只不过把局限的范围大大的扩展了。现实类型的局限性主要在于，这种比较类型不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不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解释力，也不是经过还原的原型（prototype）,不具有历史寻根的意义。由于现实类型的无数多样性，因此最后的分类需要某些简单的标准，但这样一来就会发现所谓类型只是某个方面更加突出一些而已，类型之间的共性多于它们之间的不同，于是就会提出，是否需要理想类型来强化解释力的问题。此外，已有的村落现实类型的比较，多半都是一种横断面的或共时性的比较，因此缺乏对纵深或历史性过程的比较解释力，这些缺陷都限制了村落现实类型的对话能力。”（李培林，2004：8）

鉴于这种局限，李培林教授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试图建立一种对中国村落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李培林所研究的“羊城村”代表珠江三角洲城郊地区进入终结过程的村落。这个“羊城村”在现实中有一个村作为基本的塑造底版，但却有许多原型。（李培林，2004：11-12）这如同小说中人物和故事情节，“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种抽象意义的理性类型的建构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微观社区研究”即村落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局限。因为这种理想类型的视野已不仅仅局限于村落之内和村落之间而扩展到了村落之外。这不仅因为“羊城村”这个村落本身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而且“村内”流传的许多“故事”是发生在“村外”的。那些经过提炼的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则生动而丰富的再现了村落和区域发展变迁的全景。

虽然弗里德曼认为仅仅对多个村庄的研究并不意味着是“区域研究”。但“微观社区研究”即“村落个案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是很难割裂的。前者是将视野局限在“村落世界”之内，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采用的民族志的研究策略，这种研究策略暗含了一个判断：中国村落是相对独立，静止封闭和自成一体的。后者一定程度上是将视野局限于村落之间，通过比较分析，关注的是区域的发展变迁。一定程度上讲这两种研究策略都是对乡村社会“小传统”的关注。忽略了国家权力在乡村的运作、经济结构的转换等“大传统”。所以有学者主张，应该把集镇或乡镇作为基本研究单位，以使被忽略的“大传统”提起关注。

三、以集镇或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的乡村研究。

把集镇或乡镇作为一种研究单位来解读中国乡土社会，一直以来被关注的很不够。“一方面是由于乡镇所在地往往是被设墟的地方。在历史上，历代王朝统治的官僚建制只是到县，县以下的大片地区并没有设立行政机构，因此墟市即现今乡镇所在地在当代的乡民社会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以往的历史学家多以府、州、县以上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而人类学则大都在自然村落做参与观察，乡镇这一级则介于两者中间而被忽略了”（杨彦杰，1996，转引刘朝晖，2005：5）

许多学者将施坚雅（G.Willian Skinner）推为中国集镇（市场）研究的开创者，实则不然，对农村市场的调查研究是由中国社会学家们开始的。乔启明和杨懋春曾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受过农村社会学的训练，最早意识到市场体系的社会意义。乔启明的代表作是《乡村社会区划的方法》（1926）和《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区之研究》（1934）。杨懋春先生一生都在关注集镇，并将其作为研究乡村的基本单位。在其博士论文《中国的集镇制度与乡村生活》中系统地研究了集镇制度与中国乡村生活的关联，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也论及了农村市场问题，而在《中国的集镇区域乡村社区》中则对集镇和农村的市场作了更系统的研究。（杨懋春，2001；1963：23-39）对中国农村市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旅美学者杨庆堃，施坚雅认为杨庆堃1932到1933年做的实地研究至今仍是第一流的，杨庆堃的代表作是《华北地方市场经济》（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1944）(施坚雅,1998：56)

费孝通也曾对集镇问题做出了重要研究。费指出，“中国有五种人口集中在社区类型：村庄、有城墙的或驻军的镇、暂时的市场、市镇和通商口岸。”（费孝通，2006：58）费孝通在这里将临时市场、有驻军的镇和有市场的镇作了区分。临时市场是在地方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上面推行下来的东西，这种临时的市场不代表一个社区。“市场”只是因交通方便而选出的一块地方。虽然日中十分人山人海，集中于市，但日落时就会散去，晚上就空空如也。而有市场的镇则是一个永久的社区。而有城墙的或驻军的镇则是政治中心，关注安全和防护。驻军的镇是作为传统的官僚当局和有钱绅士们的驻地，而市场镇是农民的地方工业和比较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的联

系环节。（费孝通，2006：64-67）

关于费孝通对市场、集镇的这种区分及其职能的分析，施坚雅提出了质疑：“尽管费关于驻防镇和集镇的构想很有启发性，但他关于县治和其他行政中心通常不具有商业职能的设想是个明显的错误。在这方面我所调查的所有县城都至少拥有一个市场，并可以按照他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归类于一种已知的中心地。同时可以建立行政中心，也可以建立非行政集镇。”（施坚雅，1998：9）

施坚雅这里是强调以军事、行政为中心的城镇也同样具备商业功能。台湾学者刘石吉在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后也得出了与施坚雅类似的结论：“随着宋代工商业的发展，原自乡村地区的草市逐渐演变为商业性的聚落；而军事性及以行政机能为主的城镇也逐渐蜕化为工商业的据点。”（刘石吉，1987：1）

也正是受这些学者的启发，施坚雅对中国的市场做出了更为系统地研究。施坚雅“研究的关注点，是如何从底层的研究中概括出解读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模式和框架。所以在他看来，研究的基础单位不能局限于村落划定的地域边界，要注重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网络，而这个网络的中心，就是农村的集市（市场）。所以，以集市为中心的农村经济社会网络，才是打开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之门的钥匙，才是乡土中国的基本研究单位。”（李培林，2004：36）

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一书中运用德国学者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罗西（August Losch）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将中国的中心地分为六个层级，即小市、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将城市化分为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中介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和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施坚雅，1998：1-23）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有的公社几乎都改造成乡镇，改革的深入也使乡村市场愈益繁荣，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学者提出了“集镇社会学”，并出版了《集镇社会学》（邹农俭等，1989）。但这一提法并没有太大影响。

除此之外，将农村市场作为准入乡村研究的还有一些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如台湾学者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李正华的《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和石忆邵的《中国农村集市的理论与实践》等等。（刘石吉，1987；李正华，1998；石忆邵，1995）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被乡镇所取代，而且伴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对集镇的关注逐渐转移到乡镇上来，或者将乡村市场化与乡村工业化作为同一范畴来研究。而这种以集镇或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的研究与前文所说的以村落和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有很大差异。如前文所述，村落研究和区域研究都是将视野锁定在村落之内或村落之间，而且村落研究假定村落是静止封闭、自成一体的。然而，集镇研究的假设与此相反，认为村落与外界是相互关联、互通有无的。村落的基层市场、与镇上的中介市场和县城一级的中心市场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共同构成一个“市场网络体系”。

李培林用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来区分两者。认为前者注重解读的是“小传统”，那是人类学和中国乡村社会学的传统。后者注重解读“大传统”那是经济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传统。（李培林，2004：36-37）

孙立平教授也指出，以村庄为研究的基本单位，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层面，而忽视国家的权力在农村中的存在。相反以乡镇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虽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与分析，同时也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二者之间体现为“本土性视角”与“国家中心论视角”的对立或说“乡土性模式”与“整体性模式”的对立。为解决这一矛盾有两条路径可循：其一，力图在多次研究中有意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在总体上克服研究单位选择的片面性。其二，找到一种兼顾两种不同研究单位的研究策略。“过程——事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研究单位的偏误，在“过程”与“事件”中不同的研究单位同时以互动的方式出现了。（孙立平，2000：16-19）

孙立平及清华同仁所倡导的这种“过程——事件分析”，是试图以研究策略来克服研究单位选择上的矛盾。但如果研究单位选择本身能越出这种矛盾或同时兼具本土性和国家中心论两种视角，则可能对乡村问题的解读更有助益。而当下中国乡村的“农户”，为这种超越或说理想提供了一种可能。

篇2：农村社会学论文

农村卫生

第一节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一、民国时期的农村卫生

（一）、农村卫生的含义 是指农村社会和个人为增进人体健康，预防疾病，创造符合生理、心理要求的社会环境、生产环境、生活条件所采取的措施。

（二）、农村的卫生状况 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国时期，中国农民被三座大山压的喘不过气来，期间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在中国的城乡可以说是此起彼伏。

霍乱、鼠疫（黑死病）等

旧中国农村卫生落后的主要原因

一是经济落后、贫困、饥饿困扰。二是卫生资源资源匮乏，农村缺少医院，农民难以求医。三是农民缺乏科学卫生常识，往往轻视疾病。四是农民积累久远的卫生旧习惯、迷信思想根深蒂固，患了病听天由命。

（三）、农村卫生组织中国首创的农村卫生组织是1928年夏由上海吴淞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和上海市卫生局合办的吴淞镇卫生公所。

1929年河北定县实验区设立卫生教育部办理农村卫生事业。此后，全国各地纷纷组建了一批农村卫生组织。

二、农村卫生教育的实验

（一）定县的农村卫生教育实验

其突出的业绩有三个 第一，疾病的预防。-种痘（天花病）第二，注重妇婴卫生，提倡节制生育。第三，保健制度的创建。三级保健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

（二）邹平县的农村卫生教育实验

1934年9月下旬，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与齐鲁医学院合作，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医院”，实行“诊疗与卫生并重”方针。

建立三级卫生网络、培养接生员

三、新中国的卫生革命

（一）传染病的防治

其一，传染病流行状况。鼠疫、天花、回归热

其二，建立传染病防治机构。

1954年开始建立卫生防疫站、普及预防注射。

其三，传染病防治的成就。消灭和控制几十种传染病。

世界银行：“中国在控制传染病死亡率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大大超过了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成就”

（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农村合作制度起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卫生合作社。1950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决定有步骤地发展和健全全国基层卫生组织，要求农村的每个乡都要有医疗卫生组织。

1959年开完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后，合作医疗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同时，城市中的医院领导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一是，有计划的抽调医务人员下乡巡回医疗；二是，帮助农村培养赤脚医生。

1976年，全国90%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第二节

农村健康问题

一、影响健康的因素1.环境2.生活方式及个人行为 3.卫生医疗条件

4.早期儿童营养状况 5.遗传因素

二、农村的主要健康问题

（一）威胁农民健康的主要疾病 血吸虫、SARS、禽流感、艾滋病

三、儿童健康

（一）计划免疫

1.计划免疫就是根据传染病流行病学的规律，按不同的年龄进行有计划地预防接种，以达到预防传染病流行的目的。

50年代开始普及、70年代《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

（二）营养和体重

营养不良是中国经济落后地区儿童的主要健康问题。

（三）婴幼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儿童营养不良的表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儿童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

第三节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

一、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框架与意义

中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是指农村卫生机构、卫生队伍和县、乡（镇）、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有机构成。

二、当前卫生服务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一是农民受重大传染病、地方传染病危害严重，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距拉大。

二是农村卫生资源严重短缺。

三是中西部农村卫生机构落后。

四是农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突出。

五是农村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卫生服务水平低下。

六是农村合作医疗名存实亡。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资金投入不足，政府用于农村卫生的投资和事业费比例偏低。

二是体制改革滞后、运行机制不活。

三是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

四是对农村公共卫生安全缺乏公益性的科学认识，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问题。

三、农村卫生服务的重大举措：卫生下乡

（一）卫生下乡的含义

含义：卫生下乡是指遵照中宣部等十部委的精神，职能部门组织城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送医送药下农村，为农民的健康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活动，是城市反哺农村的一种形式。

（二）卫生下乡的活动的内容 活动包括：1）医务人员下乡，巡回医疗，送医送药下乡；（2）减免农村贫困患者医疗费用；3）在农村社区、学校、家庭等开展健康教育；（4）扶持乡村卫生组织，为农村培训、培养医务卫生人员；（5）参与和推动当地合作医疗事业

(三）卫生下乡的阶段性成绩

1.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

2.加大对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高发地区的支持力度

3.加强对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能力的建设

4.积极推进农民健康促进活动，普及疾病预防和卫生保健知识，引导和帮助农民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四节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一、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含义

含义：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指社会成员因受到疾病威胁或需要进行预防时，由社会提供供各种形式的卫生服务，保障农村居民获得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的一种综合性制度。农村合作医疗是整个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体与核心部分。

合作医疗的组成及其体系

在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分配，补偿中，涉及到合作医疗管理方、卫生服务提供方和合作医疗参加方。这三方面的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合作医疗组成体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进展和目标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 ”。

“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仍存在不足★社会满意度低 ★保障水平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宣传不到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程序过于繁琐

（二）统筹医疗制度

三）医疗保险制度

（四）儿童计划免疫保障制 五）妇幼保健保偿责任制

第十三章

农村社会分层 第一节 农村社会分层概述

一、社会分层概述

概念：就是按照一定的社会区分指标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

实质：是社会资源（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包括：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

二、社会分层的标准

社会分层是如何划分？ 卡尔·马克思（1818-1883）：阶级结构学说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多元社会分层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标准

阶级结构学说：用阶级来表示社会分层。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为阶级划分的根本标准。具体讲①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 ★

②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③领取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不同

(二)韦伯的社会分层标准

多元分层理论：“社会不是一元分层体系”

划分社会层次的三个标准： 财富（经济）、地位（社会）、权利（政治）

理由：任何社会这三种都是稀缺的，因此人们总是追逐这些。这三个标准都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每一个都可以单独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

阶级理论与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的不同点

多元社会分层理论：将社会成员的社会差别解释为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别。职业地位、收人等。阶级理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根源于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

阶级地位——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不平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三)目前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

阶级结构学说：它无法明确的把阶级社会中许多并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其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又明显高于一般人的群体划归到某一阶级。多元社会分层：农民的职业地位、收入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之间无相关性。

以职业为标准，同时联系收入等标准。

职业、收入、权力、教育程度等。

阶级和阶层

阶级：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们所组成的一种大的社会集团。

阶层：根据人们不同的社会特征进行多角度划分而形成的社会地位阶梯。

区别：

①阶级是关系的概念，即对抗关系。而阶层是更多注重社会不平等的外在表现。

②阶级是经济关系，而阶层是多元关系（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

三、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历史变迁

（一）解放前农村的阶级与阶层

1.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 1923年7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

①地主、②自耕农（含富农）、③半无产阶级、④农业无产阶级（佃农）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①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革命的敌人

②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③小资产阶级；

亲密程度不同的朋友

④半无产阶级；

⑤无产阶级。

革命的主体

目的：说明革命的动因、对象、力量，动员群众推翻旧社会。

（二）土地改革时期的农村阶级、阶层分析 1、1950年进行土地改革,为了给土地改革和成分划分提供依据,当时的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

农村人口被划分为13个阶级、阶层： 根据这个文件,农村人口被划分为 13个阶级、阶层：

(1)地主、恶霸、军阀、官僚、劣绅、破产地主、管公堂；(2)资本家：手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3)开明绅士；(4)富农、反动富农；(5)中农、富裕中农；(6)知识分子；(7)自由职业者；(8)宗教职业者；(9)小手工业者；(10)小商小贩；(11)贫农；(12)工人、手工工人；(13)贫民、游民。土地改革后的农民分化：

一小部分农户

生活陷人因难；

另一部分农户

很快富裕

中央认为 “与社会主义目标不相符舍”

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

(三)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阶层 政治身份等级成为划分农村社会阶级与阶层的主要标准。形成以“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为特征的制度结构体系。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市户口、农村户口

第二节 当前农村社会分层的现状与趋势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分化的条件 农民分化的原因：

①联产承包家庭经营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农民分化的基本前提；

②非农业与城镇、市场的发展，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了新的载体与生存空间； ③城市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为中国农民分化提供了契机。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社会分层

2O世纪80年代的农村社会阶层

①农业劳动者阶层。

②农民工阶层。

③雇佣工人阶层。

④农村知识分子阶层。

⑤个体工商业户与个体劳动者阶层。

⑥私营企业主阶层。

⑦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

⑧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

三、农村社会分层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阶层分化面临着诸多问题

农民劳动者、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及个体经营者、知识分子

2、农村社会阶层发育中的不均匀

农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增长缓慢；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3、农村工问题正在发生深刻转换

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

趋势：1.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

2.农民阶层结构趋于简单化

3.农业劳动者及农业工人将成为最主要的阶层，且在比例较小

4.农民真正成为一个职业

第三节 农民工阶层

一、农民工阶层的概念及其特征

农民工阶层：一般统称那些具有农村户口身份，而在城镇或非农领域务工的劳动者阶层。

农民外出就业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离土不离乡”,也称“本地就业”；如乡镇企业

二是“离土又离乡”,也称“异地就业”。

农民工阶层的主要特征1.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16-30岁占61%2.以自发性外出为主。自发方式88%，组织外出12%3.以来自中西部地区为主。四川、河南4.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就业为主。5.以到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就业为主。6.以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为主，“候鸟式”流动为主

城市中的农民工

农民工未能被城市接纳,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所谓“外来妹”与“打土仔”。农民工无法获得真实的城市市民身份，使我国在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又生出了三元结构。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

二、农民工阶层的内部分化

1.业主层2.个体劳动者层3.雇工层4.不正当职业者层

三、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心态

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地位

无论是从组织资源还是从经济资源或是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看，农民工阶层处于整个社会分层体系的底层。

很难摆脱边缘身份的制约。

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心态

篇3：农村社会学论文

一、重庆市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现状

直辖以来,全市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着力于健全完善、保障有力、公平公正,农村困难群众的生活、医疗、教育等基本民生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一)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大格局基本形成。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全市已经建立起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以灾害救助、农村五保、孤儿(事实孤儿)福利生活保障为重点,以临时救助为补充,与医疗、教育、司法、殡葬等专项救助相衔接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农村困难群众基本民生保障网编织成形。

(二)农村社会救助水平不断提升,困难群众基本权益得到较好保障。

一是农村低保标准逐步提高,分类重点救助更加有力。2012年底,全市农村低保标准为月人均185元,城乡低保标准差距从2007年的2.7:1降低为2012年的1.78:1。二是灾害救助标准逐年提高,救助更加及时有力。全市建立完善了自然灾害救助最低补助标准。救灾资金年支出从2004年的1.24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4.99亿元,年均增幅14.9%。三是农村五保供养水平逐步提升,供养服务条件明显改善。加大敬老院新建和改扩建力度,实现了农村敬老院乡镇全覆盖。四农村孤儿救助纳入福利制度保障。2012年全市集中和分散供养孤儿基本生活费为每月1000元和600元,较2002年孤供养标准增长了11倍以上,年均增幅为28.63%。五是农村医疗救助惠及范围和救助力度更大。2012年,全市农村医疗救助211.41万人次,比2007年全面建制时增长52.7%。六是农村教育和司法专项救助稳步推进,困难群众基本权益得到保障。全市累计办理农村法律援助案件238421件,解答法律咨询、代书733600人次,受援人数280757人,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22.86亿元,较好地维护了农村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七是殡葬救助切实减轻了农村困难群众殡葬负担。全市按照殡葬救助政策规定,共为30537名农村困难群众免除基本丧葬费2644.4万元。八是农村临时救助作用逐步增强。实施临时救助39.3万人次,支出救助资金4.6亿元,为解决农村困难群众临时性的生活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农村社会救助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日趋规范,社会救助公信力逐步提高。

一是农村社会救助管理体制逐步健全。建立健全了政府领导、民政主管、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纵向统一、横向协调、运转联合的新型社会救助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工作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制度得到完善,资金得到落实,人员得到强化。二是农村社会救助运行机制逐步规范。建立农村低保申请审核审批“九步流程”工作运行规范,出台农村社会救助资金管理办法,推行农村社会救助资金银行代发制度,确保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运行程序公平公正。三是农村社会救助工作手段逐步提升。在市、区县、乡镇和村基本建立起了包含低保、医疗救助、孤儿、五保、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数据信息库,全面实现了农村医疗救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医疗机构的同步结算,市级已建立低保申请家庭与劳动保障信息和机动车车辆信息的及时比对机制,部分区县还与工商、税务、国土房管等部门建立起了家庭经济状况定期比对机制,为提高农村低保救助对象家庭确定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虽然重庆市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不断健全完善,但仍然存在着亟待完善改进的地方,比如在农村救助对象选择、标准确定、运行模式、程序设定、能力建设等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

(一)农村社会救助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作用发挥仍然不够。

农村社会救助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也由2006年1.5%提高到2012年的3.9%,呈逐年递增之势,但总的来看,贡献率仍然不高,需要各级政府继续加大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投入。

(二)农村救助对象确定存在偏移现象,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由于家庭收入难以核查准确,申请家庭经济状况难以做到客观真实的掌握,存在“人情保、关系保”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公正性和生命力。

(三)农村救助标准总体偏低。

目前,全市农村低保标准为月人均185元。低保家庭基本生活消费支出每月318元,低保标准仅占实际支出水平的58.2%,表明农村低保家庭的生活水平还比较差。在五保供养、医疗救助灾害救助等标准上也偏低。

(四)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相互衔接不畅,影响农村社会公平公正。

现有的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以农村低保制度为基础,凡农村教育救助、农村医疗救助、农村殡葬救助等专项救助,基本上都以是否为农村低保家庭作为享受的基本条件,造成了其他低保边缘群体在面临看病难、看病贵和教育经费负担重等问题时,因为没有低保“身份”,享受不到医疗、教育等相关救助,导致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往往还要低于农村低保户。

(五)农村救助程序复杂,不利于救助效率提升。

农村低保工作程序为九步流程,复杂且期限冗长的审核审批程序,影响了农村社会救助的效率。特别是救助申请审核审批关口主要集中到村一级,导致村干部审查权力过大,人情保、错保、漏保等现象就很容易发生,社会救助的公正性也往往大打折扣。

(六)农村救助运行模式存在体制机制性障碍,整体效应发挥不足。

目前农村社会救助工作项目繁多,分别由多个职能部门承担,社会救助政策执行机构间的信息及时交换、共享机制还没有形成,在实际救助操作中往往出现重救、错救和漏救的现象。

(七)农村社会救助基层工作力量薄弱。

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对象数量的快速增长和工作要求的不断提高与薄弱的基层力量之间的矛盾日益成为制约全市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健康发展的“瓶颈”。

三、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

紧紧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务,坚持“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主线,不断加大投入,进一步完善以农村低保制度为核心,以农村五保供养、灾害救助、农村医疗救助和其它专项救助为主要内容,以临时救助为补充,与慈善事业相衔接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农村困难群众基本民生,确保农村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一)不断提升农村社会救助保障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一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提升保障水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和当期可承受、长期可持续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提升农村社会救助保障水平。短期而言,围绕“十二五”民生事业发展规划目标,确定全市农村社会救助保障水平提升幅度。长期而言,围绕党的十八大关于“两个翻番”目标来制定全市农村社会救助保障水平的提升幅度,确保农村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二是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救助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贡献率。加大对农村困难群众的救助力度,努力让他们的生活水准达到当地农民平均生活水平,携手共奔小康。

(二)推进社会救助均等化服务,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1.推进社会救助均衡化发展。要加大社会救助的城乡区域统筹力度,从根本上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一是实现城乡贫困居民社会救助制度和政策一体化,整合现有制度,加快医疗、住房、就业扶助等制度在农村的普及推广。二是逐步实现城乡救助标准的一体化,按照制度统一、标准有别的思路,科学制定城乡社会救助标准,缩小城乡社会救助标准差距,逐步实现社会救助城乡一体化。三是资金保障一体化。改善城乡社会救助财政资源配置,遵循社会救助发展规律,把资金投入固化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坚持各级财政合理分担,城乡一视同仁。

2.加强社会救助政策统筹安排。一是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探索建立市、区县跨部门的社会救助委员会,负责社会救助工作的统一领导、物资调配、目标考核、督促检查;探索建立乡镇社会救助综合协调组织,推动各单项救助制度的有效衔接。二是进一步规范工作制度。建立健全农村低保管理、责任追究等工作制度,把落实各项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重点放在规范操作上,努力解决操作难题,做到权责分明、程序合理、管理规范。三是建立多重监督机制。加强财政监管、纪检审计和社会舆论监督,确保社会救助工作健康发展。

(三)加快构建社会救助法规体系,提升“三农”工作法制化水平。

加快推进国家层面的《社会救助法》尽快出台,为社会救助工作开展提供更有力的法制保障。进一步健全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医疗救助条例、临时救助条例,制定完善法律援助、教育救助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制度,加快完善社会救助各项单项救助政策制度,使各项社会救助政策相互衔接、各具功能、运转协调、高效便民,共同架构起困难群众基本民生的制度保障体系。

(四)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救助运行模式,确保救助程序公平公正。

一是完善农村救助对象选择机制。实行精确化选择,建立居民收入核对中心,全面掌握了解申请救助的人员家庭收入、财产、支出情况,重点监测家庭收入易于发生变化的家庭情况,及时清查不符合条件的对象。实行模糊化选择,不以家庭收入是否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唯一条件,更多关注其家庭是否有教育、医疗、受灾等刚性的大额支出,以家庭收支平衡比例来界定贫困程度和救助需求。专项救助时,重点考虑申请人在遭遇疾病、突发事件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等特定境况下的实际救助需求。二是进一步优化农村社会救助程序。按照有利于强化责任、促进公平、增强刚性、易于操作的原则,优化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流程,强化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工作内容和操作规范,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由裁量空间,提高政策的约束力。三是推进工作手段现代化。进一步加大农村社会救助信息化建设的投入,逐步建成市、区县、乡镇、村的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全面提升社会救助的时效和水平。加快建立跨部门、多层次、信息共享的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

(五)构建农村社会救助保障支撑体系,确保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一是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农村社会救助事业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财政收入水平,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财政能力相匹配、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协调、与物价指数变动相衔接、动态增长、制度规范的农村社会救助资金投入机制和农村社会救助标准调整机制。加大对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倾斜力度和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力度,畅通资金发放渠道。

二是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大力发展慈善公益事业,按照“政府推动、民间运作、社会参与”的原则,积极培育发展慈善和公益性民间组织。积极开展经常性社会捐赠活动,开展社工或志愿者活动,开展各种扶危、济困、安老、助残等社会互助活动。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转变职能,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条件成熟的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的事务性工作,委托给慈善和公益性民间组织来承担,充分发挥他们在参与农村社会救助服务中的积极作用。

篇4：农村社会学论文

一、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模式、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现实紧迫性

(一)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

“社会稳定是社会政治发展的有序状态,是社会发展规律性、社会控制有效性和社会生活和谐性的有机统一。”实现社会稳定是关系着我国社会经济顺利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着力研究的重大课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新旧矛盾相互交织,社会冲突日趋激烈,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多。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渡是风险性最高和危险性最大的时期。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最容易发生动乱。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政治动荡与社会不稳。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启动了全面系统的现代化进程,由此使社会结构、利益关系、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社会的利益结构不断分化、社会系统的异质性空前增加,这些都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所以,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农村社会稳定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我国由于人口、产业、发展阶段等多种原因,保持农村稳定有着特殊而迫切的意义。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小平同志的讲话,精辟地阐明了农村稳定在整个社会稳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亨廷顿在其研究中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其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村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在传统社会和现代化初期,稳定的基础是在农村。”

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形势总体上是好的,局面是稳定的,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民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由于农村长期积淀下来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梳理和解决,农村不稳定不和谐因素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干群矛盾比较突出,农村贫困状态没有真正改变,农村治理机制不够完善,不少农村社会治安状况没有根本改观。所以,当前农村的社会稳定仍面临严峻的挑战。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重点研究和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

(三)农村社会稳定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中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社会管理服务不到位,社会管理制度不完善,新型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没有形成。具体表现为:

第一,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不健全。这是农村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深层次原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代替了人民公社时期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体制。然而,由于深层次的利益矛盾,村民自治还没有完全到位,村支两委关系和乡村两级关系尚不规范,导致在农村基层管理中,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第二,农村社会管理机制不完善。农村基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良性运转的管理机制系统作保证。然而,目前我国农村基层管理中,管理机制还不完善,如缺乏乡村社区发展和管理的参与机制、缺乏重大事项的民主决策机制、缺乏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预警机制与协调机制等,致使农村基层民主流于形式、干群关系紧张、群众积怨过深、突发事件增多,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第三,农村社会管理理念存在缺陷。长期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重管制、轻服务,服务理念缺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由于深受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政府要么简单地对农村实行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控制,要么从便于向农村汲取资源出发实行严格的社会管理,没有为农民提供全面、公平和有效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时,服务意识淡薄、管理方式单一、手段简单粗暴。大多是强迫命令式的,基本以行政手段为主,不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由此可见,基于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管理理念等方面的原因,农村社会管理与服务水平落后,基层社会生活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基层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的疏导化解,这既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秩序,也制约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必须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服务模式,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以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二、舟山渔农村“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实践模式及维稳成效

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农村的新变化,推动制度创新、寻求治本之策,以消除不安定因素。而舟山市在渔农村基层管理模式上探索实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就是一个重大的创新。所谓“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就是按照“网格化定位、组团式联系、多元化服务、信息化管理”的要求,依托信息网络技术建成的一套比较精细、准确、规范的综合管理服务系统,政府通过这一系统整合,为辖区内居民提供主动、高效、有针对性的服务,从而提高公共管理和综合服务的效率。

(一)舟山渔农村“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实践模式

从2007年下半年起,舟山市开始在渔农村逐步推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它融合了乡里制、里甲制、保甲制等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和“民情日记”、民情恳谈会、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等成功做法,并充分运用了“网格”和现代数字技术,是三者结合的产物。

(1)实行网格化定位,落实责任区域

根据社区所辖范围、村域分布特点、人口数量、居住集散程度、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等情况,结合各乡镇、街道、社区党员干部和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数量,合理设置网格。网格范围不搞一刀切,渔农村一般以100～150户为一网格。在实施过程中,每个网格都对应相对固定的联系服务团队,对网格内的居民做到“走村入户全到位、联系方式全公开、反映渠道全畅通、服务管理全覆盖”。通过划分网格、明确相应服务团队,努力实现政府管理服务由以往的条条、单向,朝块块、点面结合转变,真正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有效避免出现“真空”和“盲区”。

(2)实行组团式联系,整合服务资源

注重各层面管理服务资源的集中整合,由乡镇(街道)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工作人员、社区干部和辖区内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组成管理服务团队,并吸收渔农村老干部、优秀联户党员、社区成员中的骨干力量加入,增强服务团队的整体战斗力。同时,注重团队管理服务能力的集中整合,充分考虑团队成员的岗位职责、专业特长、年龄结构、性格特点等因素,科学配置、优化组合。注重团队成员各领域知识的集中培训,加强团队成员在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市场经济、先进适用技术等方面知识的经常性教育和培训,提高团队成员把握全局、服务群众、处理基层复杂矛盾的能力。通过组建团队,将乡镇(街道)辖区内各种管理服务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科学组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资源的集中优势,提高了管理服务的整体水平。

(3)实行多元化服务,完善服务体制

建立积极主动的服务体制,将管理服务方式由被动变为主动。在管理服务过程中,各团队牢牢把握服务群众、改善民生、促进发展这一核心,把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作为主要工作内容,通过上门走访、电话联系、蹲点住家、发放联系卡等形式,通过多种群众乐于接受的方法,积极主动、广泛深入地联系服务群众。一方面,加强对群众的法律法规、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切实关注民生,重点围绕如何帮助群众增收致富、如何引导群众创业创新、如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如何解决群众就业、就医、就学等实际问题,动脑筋、想办法、谋对策,进一步掌握各项工作的主动权,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4)实行信息化管理,共享数据平台

运用先进的网格化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了集服务对象正反两方面信息于一体的信息化网络管理服务平台,将网格中所有居民的家庭状况、住房、就业、计生、优抚救助、党建群团等资料输入信息系统,汇总整理后建立数据库,并注重信息的日常收集积累和维护更新,使政府可以随时了解群众的实际情况,提高管理服务的精细化、动态化水平。还在数字平台上开设服务团队成员个人“民情博客”,记录团队成员联系服务群众的经验做法、心得体会、难点疑点、意见建议等,促进信息互通、经验共享、困难互帮,提高整体管理服务水平。

(二)“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维稳成效

1.提升了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通过经常性走访联系群众和建立网格化信息管理数据库,使政府对群众信息的掌握更为全面详细,查询信息也更为快速便捷,提高了政府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如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发生后,普陀区迅速启动应急程序,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作用,以网格为单位,通过数据排查、上门走访、电话联系等方式,对区内网格系统数据库中的7431名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进行了上门走访或电话咨询,在第一时间内摸清了全区三周岁以下婴幼儿食用问题奶粉的情况。通过全面有序地做好受“问题奶粉”影响小孩的排摸和治疗等工作,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2.减少了重大项目的推进阻力

随着“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的深入推进,党委、政府与民众有了更好的沟通渠道,增进了理解。群众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实施的建设项目也积极配合、全力支持。如桃花镇金沙五星级温泉酒店建设,因部分群众不愿意拆迁而进度受阻。自“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开展以来,干部深入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通过多种方法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并妥善地解决了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终于用真情和行动感动了群众,统一了群众的思想认识,从而使拆迁工作顺利进行。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3.畅通了群众利益的诉求渠道

网格服务组成员经常性深入走访群众,嘘寒问暖,了解民情,改变了以往群众有事找政府、围着政府转的状况,进一步畅通了群众反映利益诉求的渠道。如白沙乡为更好地倾听民意、视察民情、解决民难,在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中,着力实行解决问题、每月集中走访、每月工作例会等三项制度;勾山街道开展“干部听民声、共说连心话”活动。通过这些途径,不仅使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更加畅通,也促进了社会稳定。

4.消弭了干部群众的情感对立

通过团队成员经常性入门串户,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实打实解决问题,逐步消除了群众与基层干部之间的隔阂,增进了彼此感情,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困难也愿意跟团队成员反映。截至目前,普陀区各服务团队通过下村走访群众,征集群众反映的问题意见达1403条,已经解决1164条。通过一件件细微事情的解决,改变了群众当初观望、怀疑的态度,使这项工作得到了认可,干群关系得到很大改善。

三、舟山渔农村“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经验与启示

舟山渔农村探索实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实践模式,在完善农村社会管理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上,给我们带来了成功的经验与有益的启示。我们要搞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应该在以下三方面下好功夫。

1.崇尚以民为本,强化服务行政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成功在于,它充分体现和贯彻了民本理念与服务理念。古人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以民为本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我们党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到“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经济领域提出的“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建设上强调“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权利观与亲民政策。这都体现了我们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和谐社会,是以民为本的社会。关注民生,服务民众,把心思用在为老百姓排除困难上,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这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正是通过解决一批民生问题,树立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最大的成功经验就是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网格化管理是基础,组团式服务是关键,落脚点在于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这种人性化的服务与硬性管制相比更有利于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大量事例显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正是通过细小而实在的服务工作来赢得民心,从而促进社会稳定。通过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关心,了解其不同的需求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和帮助,使群众把我们干部当作知心朋友,从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而基层干部只有在内心深处真正确立了民本理念与服务理念才能做到这一点。

2.创新工作载体,及时化解矛盾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开展以来,基层政府把党员联系群众、农村老干部队伍建设和农村党员星级管理等一系列活动融入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体系之中,充分利用和整合各个载体的资源优势,力求做到为民服务更全面、惠民机制更长效。例如在构建网格体系时,由政治性强、素质较好的联户党员来担任小组长,同时,把各小组长开展走访和联系群众工作的情况作为对联户党员工作考核和实施党员星级管理的评定标准。在“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工作推进过程中,基层政府还积极创新服务手段,采用分层分类解决问题的工作机制,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如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举办“干部听民声、共说连心话”活动,以座谈交流、双向互动为主要形式,以民生问题为主要内容,有针对性地集中解决一些突出问题。对于平时一些简单的问题,由网格服务组当场进行答复或解决,并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对于群众提出的诸如建房、生育、就业等需要相关职能部门来解决的事项,由网格服务组长负责向社区(村)和乡镇有关职能部门联系落实后进行答复;对于各职能部门无法协调解决的问题,由网格服务组长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向乡镇街道分管领导汇报后提出解决办法,并及时回复;对分管领导不能解决的或带有共性的问题,由网格服务组长会同分管领导向乡镇主要领导汇报,经乡镇班子会议研究后提出解决办法。“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通过创新工作载体和服务手段,建立与公众沟通对话机制、社情民意反映机制及分层分类解决问题机制,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了矛盾纠纷的积压和激化,真正实现“察民情、解民忧、顺民心、保民安”。

3.培育公民精神,追求共同治理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实践过程,也是公民精神的培育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过程。公民精神是公民对“公共”所持有的一种信念与承诺。公民精神“意味着公民对‘公共的热心、关爱与尊重,意味着公民对‘公共的责任与义务,意味着公民崇高的公共品德与素养。”而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公共治理理论所倡导的核心思想。现代公共治理理论认为,在公共治理中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主体,政府、公民个人、非政府组织等都可以成为公共管理和服务的主体,它们在共同的目标下共享资源,相互作用,共同承担公共事务治理的责任。这也意味着公民组织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与相互合作关系是公共治理得以运转的社会与道德基础。所以治理的成功实施需要有活跃的公民社会和公民精神。公民精神在推动和促进政府善治、民主行政、社会正义、公共责任和公共利益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实际上也蕴涵着对共同治理与公民精神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意义的充分肯定。作为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探索形式,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在其实践中,充分发挥乡镇干部、社区(村)干部、退休机关老干部、医护人员、教师、民警与农村党员等的作用,组成乡村社区网格服务团队。很多人一方面作为网格内的居民直接接受服务,另一方面又是组团服务的成员为公众解决问题,这对于培育公民精神,培养公民的公共责任和公共意识,实现协同共治,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也为我们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支撑。

篇5：农村社会学论文

《农业知识综合四》是农业推广（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科目，《农业知识综合四》考试大纲根据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研究生农村与区域发展方向的培养目标，和测试考生对于“管理学、农村社会学、农村政策学”等农业综合知识的掌握程度而制定。

一、管理学

（一）管理学的基本概念、特征、功能

（二）管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三）管理变革理论

（四）组织文化与管理环境

（五）企业战略管理

（六）人力资源管理与激励

（七）制度管理与人本管理

二、农村社会学

（一）农村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概述

（二）农民、农业与农村问题

（三）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变革

（四）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与发展

（五）村民自治与农村发展

（六）农村文化与农村教育

（七）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八）农村社会保障与城乡一体化

三、农村政策学

（一）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基本内容

（二）农业土地政策与农地流转制度的创新

（三）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产业化政策

（四）农业科技创新与农业技术推广政策

（五）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农业生态保护政策

篇6：农村社会学论文

整个五寨县内部并没有多少煤矿，但由于处于三省交界处，这就给予五寨县独特的交通中建优势。在五寨县内建立了煤炭运输东段，成为了连接榆林地区为中心的转运经济。整体而言，“有本事的人养车，没本事的人种田”成为了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口号与表现。在此，将村庄乃至整个乡镇的村庄分层主要是按照经济收入来进行分层。

第一个层次主要是村庄内部20%左右的人，年收入可以达到20万以上，主要是加油站，饭店主，汽修店主以及运输司机等人，这些人本身有着较为良好的经济基础。“有本事的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开始取得了较为难考的A1驾照，然后购置大车开始了煤炭的长期运输;然后相应的与煤运经济相关的服务行业兴盛起来，或邻近国道、省道首先开始开饭店，加油站或者汽修店等与拉煤车相关的行业;最后兴盛起来的各项治超检查，卫生检查等带动了相应的驾校，交警，保险等相关行业的兴盛，成为了各个村庄首先富裕起来的一批人。

第二个层次是技术工+种田，大约占10%左右，年收入5万以上。这里的技术工主要是指持有一技之长的人员，比如一些有驾照的司机，匠人和生意人。这些人虽然有着较高的收入，但是并不放弃家里的田地，不过田地主要是用来简单种植一些粮食作物用来日常消费。养家挣钱的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工种。他们的工种是凭借做技术含量的工种，包括一些木工，雕刻，或者拉运砖块等工作。比如下文中的案例1的周大爷，他一家人组成村中的家庭建筑队，承担了木工，砖工，瓦工，抹灰工等多种工种，一般5-6口人即可干活。

第三个层次是规模养殖或者规模种植，大约占20%左右，年收入在3-5万元之间。规模养殖主要是养殖鸡或者羊，养鸡要达到1000只以上，而规模养牛则至少要达到50只;这里具体的养殖要以自己种田的玉米作为重要的饲料来源，这样的考虑也是为了兼顾种植和减少成本的投入。规模种植则需要达到100亩以上的田地，主要规模种植玉米等，按照之前的收入来看，除却租金的支出，也可以达到3万左右的收入。

第四个层次是打零工+种田，大约占30%左右，年收入在2-3万之间。由于当地基本上没有工厂，进城务工的机会比较少，基本上从事相关餐饮等服务行业，工资收入并不高，也就是元/月左右，其余的都是都是农闲时候做建筑小工，植树造林等零工，赚取微薄的收入以补贴家用。比如，新寨村由于是乡政府所在地，也能提供门卫、厨师等工作，算下来一年收入1万元左右，相当于种植40亩地的收入。当然，这些人主要是家里的老人或者妇女，不是家里的青壮年男性。

第五个层次是纯粹打零工或者纯粹种田，大约占20%左右，年收入在1万左右。这些人是村中的中下层人群，家里缺少了相应的劳动力，田地也不多的人群，很难获得相应的收入来源。他们对于工作更多是一种无法适从，种田也是较为粗放型。由于家庭劳动力的缺失，或者也患有大病，或者残疾等，他们只能简单从事部分工作，而无法获得较高的收入。他们主要是以光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为主，在村庄中的社会参与度并不高。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煤运经济极大地影响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并抑制了村庄内部分化的其他可能性。以上层人群为例，煤运经济促使了村庄内部第一批人从事煤炭相关的行业，并且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进入这个行业，这就导致村庄向外发展的可能性受到了一定的束缚。村庄内部的交通不太发达的情况之下，煤运经济成为了村庄人群从事农业以外的重要行业。再加上，当地的劳动密集型的工厂并不多，无法吸纳足够的劳动力人群。

社会影响

煤运经济成为了村庄中上层进城的重要手段，但是中上层依赖煤运经济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风险性。这主要是因为煤运经济的门槛较高，(1)考取A1驾照整个县城也才1000多人，(2)购置大车需要40多万的资金，(3)对于司机的心理素质要求较高，比如，当地很多人会因为开车需要提神而吸毒，因为对于司机的素质要求较高，当地开车的人群主要是20到45岁的青壮年男性为主;(4)煤运经济受到全国市场的影响较大，同时拉煤的时间有限。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成为了煤运经济具有较高风险性的原因。

首先，煤运经济的高风险性影响到农村土地经营与土地流转样态。由于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即使已经成功进城的中上层都会选择继续保有自己农村的土地，只是将自己的田地让给自己的亲友耕种，而不会完全放弃田地。这是中上层“离土离乡不离田”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煤运经济的高风险性也会促使中上层更加依赖建构性关系，而非是血缘关系。这个集中表现在买车合伙人上，因为养车的费用极高，当地一般是选择2个人合伙一起养车，这种合伙主要是朋友之间的合伙居多。按照以为养车人的原话“朋友之间养车比较方便，如果有矛盾可以不做朋友，而亲人之间则(如果有矛盾)则不可能不做亲人”。就与朋友一起合伙养车，比如，某村的合伙人是一个经由本地姑姑介绍而入村的“外村人”，十几年下来依然很难融入本村，而周纯香一家与之因为丈夫之间一起养大车，而且双方的脾气，性格比较投合，因而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养车人之间也有一些熟悉的圈子，面对利益往来比较集中，则需要面对的是建构性的关系为主。

最后，煤运经济导致这些青壮年男性主要时间在外开车，长期处于村庄参与不足的状态，类似于某种“失语”情形;而他们的妻子则由于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于乡镇有着较好的接纳能力，在乡村中是积极参与的姿态，比如会借助广场舞等方式建立起较强的人际关系网，并且借此会参与到村庄的政治生活中去。

本文以中上层为例，大致分析了煤运经济虽然促使了这些人成功进城，但也对他们和整个村庄产生了较大地影响，表现在土地流转样态，社会关系的型塑和村庄政治生活的参与等方面。当然，整个社会分层受到煤运经济的重要影响并不仅限于这些方面，比如第四个层次的人群进城主要从事的是餐饮业等服务性行业，仍然需要父母在农村种地的务农收入来补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是有些畸形的，对于整体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