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历史（精选十篇）
教会学校历史 篇1
一、创设问题情境, 培养思维能力
由于受传统偏见的影响, 部分学生仍认为历史是一门知识性学科, 只需死记硬背即可, 而不需理论的思考和理解, 所以, 他们缺乏学习历史的内驱动力。为此, 教师应十分注意利用历史学科内容丰富、纵贯古今的特点, 有目的、有计划、有针对性地从历史知识本身提出各种具有较强启发性的问题, 组织学生讨论, 让他们自己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而激发他们求知的欲望。组织学生讨论, 让他们自己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而激发他们求知的欲望。促进他们大胆地驰聘自己的思维和想象, 发展他们的智力。创设历史情景的方法很多, 可以采取创设模拟历史场景的方法, 如把教室布置成手工工场、历史会议的会场;也可以采取再现历史背景的方法, 如展现文物、电视和电影播放等;还可以把学生带入社会, 选择典型的历史遗址或博物馆, 作为学生活动的场所。比如在讲到埃及金字塔时, 让学生通过三幅有关图片分析建造金字塔所反映的问题, 即说明了建筑金字塔的埃及人民勤劳智慧, 又反映了法老的残暴。教学中笔者强调学生通过体验历史的认识过程。不是教师讲给学生听, 而是由学生解释历史, 教师只是梳理线索, 引发学生思考, 指导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和角度, 组织学生间交流。
教育学家认为:学生不是简单的知识容器, 可以像倒水一样把知识灌进学生的头脑中, 正因为如此, 在教学的过程中, 我本着学生能看懂的内容就不必讲的原则, 设计了自读环节并提出了学习要求:1、自读教材, 获取教材中的历史信息?2、有疑难问题, 可以在组内相互讨论或问老师。3、自读时间是15分钟。4、为本组起一个符合本节课内容的组名。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给学生留有一定的时间去阅读能弥补学生因个体差异形成的学生需求的差异, 学生在自读中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发现、思考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有课本里的, 也有引伸课本外的知识。如:张骞出使西域如何解决语言问题?汉武帝在他即位的什么时期开始出击匈奴的?……自主学习平台的设置, 不仅使学生有了一个提前预习的准备, 也给我提供了了解学生个体差异和需求的机会, 使教育教学更加有的放矢。《两汉同匈奴的和战》一课, 内容多, 矛盾复杂, 那么, 怎样才能把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紧扣教学目的前提下, 加以系统化, 明确化呢?通过反复钻研教学目的, 重点和难点, 最后在教学过程中, 我较为成功地采用了图解法。这样, 经过精心设计和编绘, 把两汉同匈奴的复杂的民族关系简单化、条理化、系统化和形象化。
二、鼓励探究学习, 提高历史分析能力
历史教学的任务之一是使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 所以教给学生科学的记忆方法, 是很重要的。在历史教学中, 我常采用以下方法, 帮助学生提高记忆效率, 效果良好。第一, 分散记忆法。让学生把知识点分开学习, 当时看一遍, 一周后再复习一遍, 一个月后再重复一次, 记得就会比较牢固。第二, 趣味记忆法。如讲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统治时期, 要求学生记住当时的派别:大资产阶级、雅各宾派、热月党人、督政府、拿破仑, 要求学生记成“大鸡鸭, 热都拿。”第三, 引导学生记忆纲要。如美国独立战争经过的六件大事。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 怎样的人才算“民族英雄”呢?汉民族把岳飞、文天祥等人当成本民族的英雄, 而女真、蒙古族则认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才是民族英雄。有的人认为, 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的、有利于祖国统一的人, 才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确定呢?我认为, 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应当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 既不能绝对地肯定, 也不能绝对地否定, 更不能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绪片面地下结论, 而是应该指出其功过之大小, 从而确定其是怎样的一个民族英雄。要热情颂扬他们的历史功绩, 对个别有污点的人物, 要注意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比如, 在讲述岳飞带领“岳家军”抗金斗争的事迹时, 有的学生提出:岳飞镇压过农民起义, 不算民族英雄。应当指出, 抗金斗争是岳飞一生中的主要活动, 他从军二十年, 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抗金前线度过的。还有的学生提出:宋当时已是腐朽的政权, 当遭到外族的进攻时, 必然灭亡, 这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岳飞抗金, 阻碍了国家的统一, 阻碍了历史的向前发展, 所以, 也不能算民族英雄。针对这一问题, 教师就要讲清, 金军南下, 是以屠杀、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 金军所到之处, 烧杀掳掠, 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无比深重的灾难。因此, 岳飞抗金是正义的, 带有反侵略战争的性质, 他的英勇斗争, 阻遏了金军南下的进程, 保卫了大江南北的各族人民, 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虽然他有忠君思想, 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 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 他镇压农民起义的污点同他在抗金斗争中所建立的功绩相比, 显然是功大于过, 他仍然不愧为我国古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
教会学校对华影响资料 篇2
摘要: 19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了传播福音而创办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的发展状况如何？它们对于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又具有哪些客观功能？文章就从开创留学先河、对于印刷、翻译及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影响试作具体的分析。
从19世纪初期开始，西方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播福音，为了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他们在做出了种种尝试后，终于找到了兴办学校这一传教的最好途径。传教士们并未完全达到他们的目的，但这些教会学校的创立，却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中国早期的教会学校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有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于1818年创办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1818～1856年）和为纪念马礼逊对促进中国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而于1836创办的马礼逊学院（1836～1850年）。
教会学校的创办目的不外有二：一是“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即通过中国与西方国家语言上的相互学习，从而最终达到中西文化交流之目的；二是“传播基督教要理”，促进基督教思想及东亚文明的和平传播，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语言来说分为英文和中文两种课程。英文科包括天文、地理、历史、数学、作文等；中文则有《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科目。就其教学内容划分一般说来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课程。如《圣经》、《新约》、《旧约》等宗教教义的宣讲；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目的是为了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满足中国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使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以及地方官绅“对话”；三是有关现代西方科学知识的课程，如数学、天文、地理、几何、机械、伦理等。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当时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启蒙作用。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礼拜等。这些课程的设置根据学生选择的课程及时间的安排而定。英文科由外国人担任，中文科则由华人教师担任。教会学校不仅看重科学、语文知识的传授，而且也着重于学生道德灵性的修养，期望通过学校教育为国家、为社会培养身心健康的有用人才。就生源来说，不分年龄、性别，面对海内外招生；必要时，学生还可获得免费宿膳、衣服、书籍、学费等资助。
但通过创立教会学校传教并非传教士一开始传教就采取的途径，而是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传教碰壁”之后才最终认识到创办教会学校这一有效途径的。创立学校传教的优势主要有二：一是使传教活动有了固定的地点，传教士免受漂泊流浪之苦；二是教会学校的创立使福音传播有了固定的受众，提高了福音传播的效能。因此，教会学校成了传教士传教理所当然的选择。但1818年～1875年的五十七年间，教会学校的发展并不很快。一是主要因为教会学校创办初期状况不佳，人们对教会学校的未来持观望、怀疑的态度；二是当时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量不大，人们对教会学校毕业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以英华书院为例，可见其发展的艰难。1875年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对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的需求激增，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新式教育机构，教会学校才有了飞跃式的发展。至1875年止，在中国境内的基督教学校约有350所，学生约6000人。到1887年,教会学校中学生已经超过1万名。到1899年, 教会学校已发展到1776所，有学生3万多人。到1900年,几乎每个传教中心都有一所小学。1918年，全中国共有教会学校一万三千多所，学生超过三十五万人。这些早期的基督教学校多属小学程度，其中已有许多中学，大学也有了五所。有走读生，也有寄宿生。这些学校成为后来基督新教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的基础事业。同时，在华传教士的人数从1905年的3833人增至1920年的6204人，信徒人数从178251人增到446631人。
二、对近代中国文教事业的影响
1、教会学校的人才培养
（一）出国留学
关于中国学生留学国外的最早记录，有两次值得记忆：一次是1845年理雅各返英度假时曾经带回吴文秀、李金麟、宋佛俭三名男生及一名女生共4名学生赴英国进修。此行不单是中国学生留学英国的创举，也是中国男女学生集体留学国外的第一次，并成为第一批踏足白金汉宫的中国学生，受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召见。另一次是1846年，勃朗回美国休假，并带容闳、黄胜和黄宽三名学生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留学美国的学生。容闳于185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成为中国留学生最早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第一人。黄宽也于1850年考取英国爱丁堡大学，7年医科毕业后回国，成为中国第一位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西医。由此可知，这些教会学校虽然开办时间不长，所收的学生也不多，但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普遍留学开始。1870年美国传教士麦加地戴着浙江宁波的金雅妹前往日本求学，1881年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1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1891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9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派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基础上，奏 “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章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正是以这种影响为动力使得容闳日后将这种教育活动延续下去，为近代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海归”。
（二）对中国人才的培养
中国早期派出的留学生回国后，对中国实业、外交、政治、教育诸方面等均有很大的贡献。比较著名的有詹天佑、唐绍仪（国务总理）、欧阳庚、梁敦彦、梁诚、容揆、唐国安等。
英华书院为中国培养了许多著名的外交、商务人才和基督教神职人员。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的翻译大多出身于这个书院：英方首席翻译官马儒翰，是马礼逊之子，曾在英华书院学习中文；中国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翻译亨特（美国人）、袁德辉、梁进德（梁发之子），都出身于英华书院。此外还有唐廷枢，是中国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曾主持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官办大型现代企业；又有何福堂，是中国早期新教著名牧师，其子何启曾留学英国，为中国近代的著名思想平民化的基督教信仰与西方的科学、哲学、艺术等先进文化一块捆绑兜售,在一定程度动摇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为促进许多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作了一定的准备。教会大学还培养出了许多杰出人才。容闳、黄宽是马礼逊学堂的学生；郑观应在雅兰雅办的英华书馆读了两年夜班课；马相伯、马建忠均为依纳爵公学学生；邹韬奋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冼星海、林语堂、马约翰、晏阳初、闻一多、竺可桢、茅以升,他们也都曾就学于教会学校,这些人被公认是近代知识分子队伍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孙中山也于1879年在檀香山入英基督教监理会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男子中学),学习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毕业后又进入美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奥阿厚书院(高级中学)继续读书。这对他后来反封建思想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2、对中国印刷、翻译等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
英华书院作为传教士来华创立的第一所学校，在研究中国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英华书院历任校长主持校务各有不同的建树，我们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更可以见到他们所做过的贡献和影响均是深远的。首先，第一位校长米怜（1818～1822年在任）在创校之初，即致力于印刷工作，英华书院附设有中文及英文印刷所各一所，出版有中文《圣经》及中英文书刊，包括《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文月刊）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报刊，开创了中文报业的先河。梁发早在1815年即追随米怜（William Milne）牧师，在马六甲英华书院从事雕刻字版，协助印刷工作。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位从事报业印刷的工作者。梁发与何进善（即何福堂）等同是在英华书院接受神学训练，日后献身教会，成为中国基督教会最早的华人传教士及牧师，对中国本色化教会的发展尤有重大的贡献。[2] 当英华书院由马六甲前往香港的时候，理雅各也将原有中文印刷所的机器、铸字及铅字粒，全部运往香港。这就带动了香港的中文印刷业。英华书院亦创办了一份中文报刊――《遐迩贯珍》，由英国人麦都思牧师（Walter H?Med Hurst）监印，[3]可以说这是香港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它的内容主要有专论和新闻两类：专论是介绍西方社会、人文、地理、科学、医学等；而新闻则报道香港、中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消息。
中国早期所有的报纸，几乎都是基督教会办的。中国第一份民办报纸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米怜（William Milne）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接着，许多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都办起了报纸。这些报纸，除传播福音、报导教会工作外，还大力介绍西方现代思想、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在基督教报刊当中，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Allens）主编的《万国公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可算是最大的。该报着重介绍西方的最新知识和思潮，并发表鼓吹现代化和政治体制变革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那些关心国是的各界人士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二十八年，翻译西书一百二十九种，把大量西方文化科技知识介绍给中国人。二是出版报刊和书籍。英华书院第三任校长（1824～1828年在任）高大卫（David Collie）和第四任校长（1828～1832年在任）修德（Samuel Kidd）均曾在英华书院教授中文，高氏在1827年完成《四书》的翻译工作。修德在返回英国后，成为伦敦大学的第一位华文教授，从事推广中国语文及文化的工作，培训西方汉语学者，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影响至深。理雅各（James Legge）是英华书院的第七任校长（1840～1852年在任），他在香港期间积极推动香港教育事业的发展，积极地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比较及研究，它对于《四书》、《五经》的编译及注释工作以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由于创立了“中央书院”（即现在的皇仁书院）被誉为“香港教育之父”；他的杰作《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in 5 Volumes）,中英文对照，并附注释，已成为近代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作。总之，这些传教士们所进行的印刷、翻译工作对于开创中国近代印刷事业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这些“洋人”的努力，也许中国的近代印刷事业还要发展更晚些；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才使得中国能较早地了解西方近代的社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作了思想上的准备。3.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由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1的登州文会馆――其前身就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再于1882年正式升为学院。
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还有北京文汇书院、通州华北协和大学、杭州长老学院、上海圣约翰学院。这些基督教大学虽然人数不多，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就是由教会于20世纪初在北京开办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合并到燕京大学，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的北京大学亦与基督教“有缘”。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才子”，包括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丁淑静和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李德全。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活跃于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义和团运动后，传教士不仅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刺激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一方面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同时，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另一方面，教会大学的出现大大地缩短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它使中国的教育水平由教会大学建立以前的以古典文史学为主的水平提升到接近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总之，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取得了历史的、长足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从根本上弥补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方面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内容。正如章开沅所说：“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结语
综上所述，外国传教士及在华基督教会学校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教育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国家之盛在人才，人才之盛在学校”（丘联甲语――清朝海南人），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的大批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近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在一些方面（尤其是文化、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如果把教会学校所培养的这些人才抹去,我们将无法想象中国近代化又将会怎样。至于这些办报洋人的文化侵略行为，许多官学者做出了不容置疑的结论，却很少具体指出侵略的内容。最多的说法是指责洋人披着宗教的外衣打着传播科学的幌子进行文化渗透和侵略。尽管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洋人传播了文明与科学，但他们坚持认为洋人主观上就是为了侵略中国，就是殖民主义。这种脱离具体事实强行以所谓的主观意图进行定性的方法是一些官学者惯用的手法，也不奇怪，只知道恭顺权力、没有博爱意识的人，永远不会理解基督徒传播福音时所怀有的高尚信念。这里我要声明我不信教，但我相信许多信教者特别是基督教教徒们的善良。中国最早的革命者，被我们称作先行者的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创办者，就是一些基督教的教徒。
不管怎么说，洋人在中国办报传播了先进的文明，掀起了荡涤愚昧的启蒙浪潮，用张之洞的话说，使得中国的“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在洋人的示范和带动下，一些中国人也开始创办报纸，洋人的文化“侵略”被“汉奸”们发扬光大了。愚昧的中国开始走向文明。
（二）传教士们踏上中国土地之时 ,大都豪情万丈 ,认为自己担负着“同黑暗势力作斗争 ,拯救世人于万恶之中 ,为基督征服中国”[1]常熟高专学报
2001年05期
刘鹏飞
略论晚清新教传教士的自养探讨
王丽红;周广;;略论西方传教士在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作用[J];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教义,作为中西接触先锋的同时,不仅在华传播西学,实践西学东渐,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文史哲》 1997年02期
晚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吴梓明
陶飞亚
如何教会学生学习历史 篇3
关键词：高中历史 阅读能力 思维能力 线索
高中历史课程作为高中学科的一门基本课程，主要讲述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通过了解人类在不同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发展特征等相关内容，培养学生形成文明史观、唯物史观，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科学地分析历史问题和历史现象。新课改的新要求对于高中历史学科教学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那就是如何改变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说得太多的状况，让学生自己成为学习的主人。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学好一门学科，学习方法非常重要，历史学习也是这样，如何在历史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从而使学生学会学习历史是现阶段高中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现阶段历史学科的学习是要求学生通过了解基本的历史现象，如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影响等要素，来总结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特点、规律，进而能够解决新问题，也就是常说的以史为鉴，鉴往而知来。
什么才是真正的“教学”？从字面意思来看“教学”就是教会学生学习。那就是要让学生自己学会读书，教会学生掌握学习方法自己学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进行了一些探索，下面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和做法。
一、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历史学科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知识之间的联系相当密切，因此构建知识体系就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可以使学生在总体上把握知识，从而明确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就使学生把独立的知识点由点而组成线，由线成面，从而成为一个整体。
从学生现阶段历史学习的现状来看，很多学生在利用旧知识解决新问题时，办法不多，甚至困难重重，原因是学生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就导致在用的时候很难顺利解决问题。因此，在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方法上首先要求学生努力构建知识体系，学生在自己构建知识体系过程中，一方面会回到教材，这样会加深自己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学生在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也能在总体上深化知识之间的关系，形成条理，进而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历史阅读能力在现阶段的学习中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比如现在的高考，所有的高考试题，无论是选择题还是材料题，学生要解决的第一个困难就是通过准确阅读，把握问题的要求，但是从学生的实际表现来看，阅读恰恰是他们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尤其是涉及到中国古代史文言文部分的材料，对于部分学生来说，这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因此，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在提升学生解决历史问题上很重要。这就要求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鼓励学生通过阅读，在日常的训练中不断积累，在积累中实现量变向质变的转变，这样学生在解决问题时，能够看明白说的是什么，问的是什么，逐渐提升能力。
二、创设问题情境，培养思维能力
现代教育是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强调的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有些教师因为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还是在要求学生死记硬背，而忽略了让学生理解和消化知识，这就导致学生记住了，却不会用。事实上，历史学科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教师要给学生创设情境，提出各种具有较强启发性的问题，组织学生讨论探究，从而激发他们求知的欲望，培养他们的历史思维能力。在创设问题情境时，应注意做好几点。
1.要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设疑要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先感知后概括，要从具体史实入手，去归纳某种结论或道理，从而实现学生由学会到会学的转变。
2.要把握好问题的难易程度。太容易学生觉得没有挑战性，更无助于启发思维，太难会使学生如坠迷雾中，所以设疑要难易适中，循序渐进。
3.教师通过设疑，要能激发学生强烈的好奇心，这对于教学来说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讲《美国内战》前，教师首先设疑：有民意测验显示，开国以来四十多任总统最受尊敬的是林肯，出身平民的林肯在美国四十多任总统中最受尊敬，这是为什么呢？学生带着这些问题自己去学习这段历史，激发了学生的思维，教学效果较好。
三、教会学生理清历史发展线索，抓住学习重点
历史发展的线索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学历史教材涉及到的内容范围广、头绪杂、内容多，很不容易掌握，所以引导学生在这历史长河中理清历史发展线索，抓住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历史事件前后之间的联系，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我们可以把每册历史书的目录充分利用上，在讲每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时，首先指导学生看教科书前的目录，然后教师再概述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内容，包括哪些小的历史分期、每个历史分期的阶段特征是什么等。例如在讲中国古代史时，要让学生明确必须抓住三条基本线索，即：各朝代的变革，经济重心的迁移和民族融合。
让学生掌握教材中的重点能够使学生合理分配精力和学习时间。如何确定教材中的重点呢？第一，能够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观点的内容；第二，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第三，属于“中国之最”“世界之最”的内容；第四，教科书上有插图，课后有练习题的内容。
四、教给学生科学的记忆方法，提高记忆效率
历史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建立在学生掌握历史基础知识之上的。为了能更快更准地掌握历史基础知识点，提高记忆效率呢，可以采用以下方法：第一，分散记忆。让学生把知识点分开学习，每天掌握一个知识点，采取循环式复习方法，积少成多。这一方法的关键是要坚持不懈。这样周而复始记得就会比较牢固。第二，对于一些比较难记的或零散的知识点，可以采取编儿歌、编顺口溜的方法帮助记忆。第三，引导学生化繁为简，记忆纲要。
现代教学包括历史教学，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授历史知识，而是要通过教师的教授，使学生具备主动学习的能力。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教会学生学习历史 篇4
一、增强主动学习意识
教师就要在教学中有意识、有计划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触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在团队竞赛和目标驱动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增强主动学习的意识,不知不觉地喜欢上历史学习,进而学会学习。
团队竞赛———让求胜心开启学生的主动求知之门
每节历史课都有竞赛贯穿始终。第一节历史课就将班级学生分为红军和蓝军两个阵营,每队人数相当,所在阵营不因座位改变而改变。每节课学生积极回答一个问题都能为自己所在的阵营赢得一分,也能为自己在记分册上赢得一分,每节课结束时比较黑板上的分数评出优胜方和落败方,在落败一方的彩签中抽出2人进行下节课前汇报。这是一个短期的竞赛活动,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极大增强主动学习意识,课堂上学生表现的更积极、更主动了。竞赛有一定的规则,每人每节课仅有一次发言机会,得来不易,促使学生珍视机会,做到认真分析和解决问题,学生思考和回答问题更严谨了。获得发言机会有两个途径,一是踊跃举手争取,一是老师抽签确定,红蓝方机会均等交替进行。主动与被动结合,机会只有一次,就此把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回答问题事关个人和所在团队的得分,谁都不会应付了事,学生更主动的学习了,集体荣誉感和个人责任感也水到渠成地形成了。
评选智多星———一个目标长效激励学生主动学习
与每节课开展竞赛相比,评选智多星则是一个长期的激励活动。我充分利用记分册持久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让学生有一个长久奋斗的学习目标。学期末,我和学生会根据记分册上课堂回答、课后作业、单元和期末测试三部分分数累加的总分评出班级的智多星。学生有了持久的学习热情和阶段目标,学习的劲头足,学习的质量高。
二、培养自主学习习惯
冷老强调:“要促使学生重视自己每次学习的实际质量,从中发现问题。其次,在教师的帮助下,使学生学会从自己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中找出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做到及时地长善救失。”我对此的理解是: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要经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阶段,而能否获得客观且有意义的评价,能否客观地自我评价和矫正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要为学生提供接受评价的机会,也要扩大单次评价的受益面。有了评价的牵动,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就会被逐步地培养和巩固起来,进而形成自主学习的良性循环。
课前汇报———“逃不掉的任务”成就自主学习的精彩
我将课堂上的活动组织和总结基本都放手给学生。每个人都能获得锻炼的机会,同时也有了自我提高的无形压力。我的课堂前5分钟是课前汇报和专家点评时间,汇报人选由课堂红蓝对阵结果抽签确定。为了便于全班学生判别水平、查找差距、互相借鉴、寻求改进,我统一了汇报内容。如历史故事成语汇报,我事先遴选了七年级第一学期历史学习内容相关的55个成语作为备选,由课代表组织全班学生自由选择,汇报的形式则自由选择,鼓励创新。课前汇报每人每次满分5分,时间2分30秒,汇报时由专职计时员计时,打分过程由课代表组织,学生伸出相应分数的手指即可,课代表通报占人数最多的分数,并在记分册上加相应分值。
小专家点评———锤炼出“挑剔”的眼睛和善学的习惯
小专家点评是紧接着两名学生的汇报进行的,每节课仅一次点评机会,学生都十分重视。每人每次点评满分3分,同样由课代表组织打分和负责记分,第一次我做了示范并说明要求,评价主要包括亮点、不足和建议三个方面,以此保证点评的质量,更为了让学生学会评价,也学会在评价中积累经验和提高能力。经过几次锻炼,学生很快便能做到客观全面地评价,评价起来有理有据,语言精练,条理清晰,颇有专家的风采,学生们在相关历史知识得以扩充的同时,口语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得非常快。
三、教授科学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也是一门知识和技能”“如果教师善于引导学生关心学习方法,使他们进行比较,把那些笨拙的、呆板的、杂乱无章的方法丢掉,学会怎样把整体分为部分,把部分归为整体,怎样进行比较,分清主次,怎样运用概念,怎样进行推理……怎样搜集和运用资料等等。这样做了,学习效率便会加倍地提高起来。”冷老的论述道出了学习方法的重要性,也给了我们教师高效进行学科教学的最好建议,那就是把教会学生学习方法视为教学目标,并探索和实践适合本学科实际教学的实用方法,通过教授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逐步帮助学生形成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能轻松面对学习,即使离开了老师,他们的学习也不会停止。
单元复习———学会方法,把繁乱的知识简单化和条理化
七年级第一学期的历史学习内容分为4个单元,我依次确定了利用复习课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计划。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会学校 篇5
1860年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宣教工作。随著传教的深入开展，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
一、早期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的状况
传教士在华开办教育的初期，教会学校主要集中在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香港和澳门，通常为附设在教堂里的洋学堂，规模很小，程度均为小学。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并且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估计在这一时期，教会小学有50所，入学人数在1000人左右。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1839年美国传教士布（R.S.Brown）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
到1875年左右，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学校约有350所，学生有6000人，仍以小学为主，但教会中学也开始出现。
从1875年起，由于西方国家在华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同时中国人自己办的实业也开始发展，中国近代化需要大批的人才。在这种大环境刺激下，教会学校急剧发展。到1899年，教会学校达到约176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到1900年，在华的几乎所有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
二、传教士对中国留学活动的推动
近代的留**是先从教会学校中开始的，后来中国官派留学生，特别是赴美留学生的派遣，也大都与传教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是马礼逊学堂的3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他们是由美国传教士布朗带到美国的。1846年9月布朗准备回美国休假,他决意要带几名高年级学生赴美深造。当布朗在课堂上说，想去美留学的同学可以站起来时,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著黄宽和黄胜也站了起来。由于这3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还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1847年4月容闳等到达美国纽约。随后，布朗保送他们进了麻省芒松读高中。除黄胜因病回香港外，容闳和黄宽都在该校学习了两年，于1850年毕业。接著,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7年医科，于1857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回国。
继男子留学后，女子也开始留学。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也是由传教士携带和资助的。1870年，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的6岁孤儿，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1881年，17岁的金雅妹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金雅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继金雅妹之后，福州女子柯金英于1884年在福州教会医院的资助下赴美国留学，在189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医科大学。1892年江西女子康爱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
教会大学建立后，到国外留学的学生更加增多，像上海圣约翰大学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赴欧美留学。中国官方往海外派遣留学生是从1872年开始的。清政府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基督教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最早向政府要员提出往国外派遣留学生是容闳。当1854年他成为第一位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的中国人时，就产生了选派留美学生的教育计划和愿望。1862年，他由朋友介绍，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0年容闳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处理天津教案时，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12款。该奏摺获准后,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12至15岁的幼童120名，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传教士的教育无疑给容闳以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又以容闳日后的教育活动延续下去。
十九世纪末廿世纪初，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去美国的人非常少，这是因为美国政府的“移民律”限制了赴美人数。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1160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100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
为了培训赴美留学人员，清政府于1909年6月专设了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出国留学，并于1911年在北京建立了清华留美预备校，这所学校从开办到1929年结束，共计派遣留美生1279人。
三、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
中国近代最早的女子高等院校大多是由基督教会开办的。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廿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早在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该学校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除了专门的女子教会大学外，其它的教会大学也开始陆续招收女子入学。到1920年，实行男女同校的教会大学有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燕京大学等。
十九世纪廿年代初，教会大学的女生共有115名，占整个教会大学入学人数的百分之六。教会大学女生的人数虽少，但却代表了中国教育迈向近代、迈向世界的脚步。
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职业女性。这些知识女性首先冲破了封建枷锁的束缚，自立于社会。从教会大学毕业的女生主要在医药界、学术界宗教界等领域工作。
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国人也开始逐渐重视女子教育，由国人开办的女子学校在少数大城市相继出现。深受传教士影响的梁启超于十九世纪末率先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女子学校，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由国人主办的女学。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四、基督教在中国开办的高等教育
中国的教育史远远长于西方国家。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或与传教士有关。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给在华的基督教传教事业包括教育事业以严重的冲击，许多教会学校被义和团捣毁，不得不停办。义和团后，传教士一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恢复了原有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又新开了大批的教会学校。在苏州、南京、广州、福州、成都、武汉等地，一批新的高等教育机构迅速崛起。1901年,美国卫理公会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1905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1909年正式开学。1929年浸会大学改名为沪江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于1910年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1915年在福州，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1916年美国长老会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准备，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在华中地区，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于1924年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1910年，在西南地区，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公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
到1910年时，教会大学的人数为1000人，1920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数达到1600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16所。
从开办大学的基督教差会看，美国占了绝对的优势。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有美国传教士的参与，故中国的教会大学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较大。
基督教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开办与发展，使中国的教育有了历史性的进步，基督教大学的出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突破，使中国有了以教会大学为主的近代高等教育。教会大学从根本上突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在办学模式、教学内容人才培养、适应社会等许多方面都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内容。
基督教大学的出现，也引发了中国官办及私立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教会大学的建立促使中国开始重视高等教育,使中国人自己举办的高等教育有章可循，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也为中国大学提供了师资力量。正是在教会大学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官办和私办大学开始建立，如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等。教会大学的出现使中国高等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这一事实是我们所不能，也不应忽视的。教会大学建立以前，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大约处于西方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的水平，即以古典文史学问为主的水平。早期在华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水平则与西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水平相当，而到廿世纪初时，在华最好的教会大学的水平则接近了同时代欧美一般大学的程度。这种高等教育发展的飞跃同基督教在华开办大学是分不开的。
作者：王忠欣
原题：《传教士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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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生整理历史知识的方法 篇6
目前，在历史教学中，不少老师还存在重传授轻方法的问题，学生跟着老师走，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老师上得累、学生学得累。针对这种情况，历史老师的当务之急是转变教学理念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方法，形成自主学习历史的能力。
历史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繁琐的过程，而且需要不断地积累、比较、整合等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这样就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加工”过程,是对历史知识的整理、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过程,教会学生整理历史知识体系,是学生在知识层次的重要学习方法。
学生在整理知识体系时,首先,必须先对教材仔细阅读,才能找出知识点。一旦把知识点正确地整理出来,知识点就会在学生的头脑里由点成线,由线成面,由面成体,构成基础知识的立体之树。这样就能把握教材的脉络。下面就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历史知识整理的方法问题：
第一，根据时间顺序进行记忆。这是最常用的方法，比较容易掌握。例如：1921年中共成立，1923年中共三大，1924年国民党一大，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1926年北伐开始，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最后宁汉合流。这样按照时间顺序就把这一段的历史知识有效地掌握了。
第二，根据事件内容进行整理记忆。这种方法能够使历史事件较为完整的呈现出来。例如：抗日战争，从1931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1932年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接着是1932年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然后1935年又制造了一连串的华北事变，再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正式爆发然后就是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展开了一系列的抗日活动，到1938年10月进入到相持阶段，1940年的百团大战还有1942年的國外战场的开辟，直到1945年8月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完整呈现了全过程。
第三，对比记忆。这种方法能够使知识横向联系紧密。比如：从汉至元中央集权的发展问题，汉朝时施行“推恩令”；到了唐朝地方上设置了“节度使”非但没加强中央集权反而削弱了中央的实力；到了宋朝军政财权全部收归中央使得权力空前加强；到了元朝地方上实行行省制度权力加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唐朝的措施不得力，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有利于知识的记忆。
第四，等距离时间记忆法。根据几个历史年代间的相等差距的记忆方法，好处是只要记住了其中的一个年代就可推算出其余的几个年代。如:相距两年1911年辛亥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护国运动,1917年护法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依此类推还有相距五年、相距十年等。
第五，趣味记忆法。如讲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统治时期，要求学生记住当时的派别：大资产阶级、雅各宾派、热月党人、督政府、拿破仑，要求学生记成“大鸡鸭，热都拿。”这样就会在快乐中记忆，效果良好。
历史知识就像我们学习的汉字，只有把它们串联起来才能形成鲜活的文章，才能表达一定的意境，否则怎么能激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呢！所以我们要掌握方法来学习历史知识，让它变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
学习历史,不仅要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更要从历史中获得教益,学会历史的智慧。对前人的失败和成功,我们不仅要客观、全面地看待,更要让其在今天现实生活中发挥参谋和借鉴作用,让历史和现实统一。
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发挥历史学科对现实的指导作用,让学生用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来观察、分析当前社会热点,是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用所学过的历史知识来分析这些热点问题,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让学生摆脱所谓的“历史无用论”的困惑,感受历史的智慧。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薄见解，希望对学生的学习能有所帮助。不成熟的地方还希望各位同仁能提出宝贵意见，共同进步。
教会学生整理历史知识的方法 篇7
目前, 在历史教学中, 不少老师还存在重传授轻方法的问题, 学生跟着老师走, 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老师上得累、学生学得累。针对这种情况, 历史老师的当务之急是转变教学理念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方法, 形成自主学习历史的能力。
历史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繁琐的过程, 而且需要不断地积累、比较、整合等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这样就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加工”过程, 是对历史知识的整理、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过程, 教会学生整理历史知识体系, 是学生在知识层次的重要学习方法。
学生在整理知识体系时, 首先, 必须先对教材仔细阅读, 才能找出知识点。一旦把知识点正确地整理出来, 知识点就会在学生的头脑里由点成线, 由线成面, 由面成体, 构成基础知识的立体之树。这样就能把握教材的脉络。下面就来和大家讨论一下关于历史知识整理的方法问题:
第一, 根据时间顺序进行记忆。这是最常用的方法, 比较容易掌握。例如:1921年中共成立, 1923年中共三大, 1924年国民党一大, 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1926年北伐开始, 1927年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 最后宁汉合流。这样按照时间顺序就把这一段的历史知识有效地掌握了。
第二, 根据事件内容进行整理记忆。这种方法能够使历史事件较为完整的呈现出来。例如:抗日战争, 从1931年日本侵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 1932年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接着是1932年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 然后1935年又制造了一连串的华北事变, 再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正式爆发然后就是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第二次合作, 展开了一系列的抗日活动, 到1938年10月进入到相持阶段, 1940年的百团大战还有1942年的国外战场的开辟, 直到1945年8月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完整呈现了全过程。
第三, 对比记忆。这种方法能够使知识横向联系紧密。比如:从汉至元中央集权的发展问题, 汉朝时施行“推恩令”;到了唐朝地方上设置了“节度使”非但没加强中央集权反而削弱了中央的实力;到了宋朝军政财权全部收归中央使得权力空前加强;到了元朝地方上实行行省制度权力加强。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唐朝的措施不得力,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有利于知识的记忆。
第四, 等距离时间记忆法。根据几个历史年代间的相等差距的记忆方法, 好处是只要记住了其中的一个年代就可推算出其余的几个年代。如:相距两年1911年辛亥革命, 1913年“二次革命”, 1915年护国运动, 1917年护法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依此类推还有相距五年、相距十年等。
第五, 趣味记忆法。如讲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统治时期, 要求学生记住当时的派别:大资产阶级、雅各宾派、热月党人、督政府、拿破仑, 要求学生记成“大鸡鸭, 热都拿。”这样就会在快乐中记忆, 效果良好。
历史知识就像我们学习的汉字, 只有把它们串联起来才能形成鲜活的文章, 才能表达一定的意境, 否则怎么能激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呢!所以我们要掌握方法来学习历史知识, 让它变得生动有趣, 引人入胜。
学习历史, 不仅要了解人类社会的过去, 更要从历史中获得教益, 学会历史的智慧。对前人的失败和成功, 我们不仅要客观、全面地看待, 更要让其在今天现实生活中发挥参谋和借鉴作用, 让历史和现实统一。
晚清教会学校英语教育探析 篇8
一、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回顾
1. 初步开展英语教育阶段 (19世纪初—19世纪中叶) 。
1807年, 年仅25岁的马礼逊来到中国传播新教。起初, 由于多方面原因, 马礼逊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举步维艰。面对在华的一系列传教困境, 马礼逊的应对措施是远离中国大陆, 在马六甲创办英华书院。英华书院创办于1818年, 于1819年开学, 主要是培训欧洲来华传教士并吸收当地华人子弟入学, 试图以教育途径打通传教困境。英华书院规模十分有限, 最初只有20多个学生。书院采用中英双语教学, 设置英语和中文学科。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设置英语学科标志教会学校开始探索英语教育。
最早在华创办的教授英语的教会学校当属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30年秋在广州开设的贝满学校。该校首倡英语翻译教育。第二所在华创办的教授英语的教会学校是古特拉夫人在澳门创办的一所私塾。该私塾根据学生年龄的高低分为三个班级, 开设中文和英文课程针对不同的班级, 该私塾有针对性地设置英语教学内容。古特拉夫人私塾开始探索分层分班式的英语教学。
在这个时期教授英语的教会学校中, 影响力最大的当属1839年成立于澳门的马礼逊学校。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校上午讲授英文, 下午教授中文。英文课程全部采用英语课本, 用英语开展教学。
西方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在中国攫取了一系列权利, 其中就包括传教士在五个通商口岸进行宗教活动的特权。英美等国的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纷纷涌入中国传教布道, 开办学校。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对新教以及其所办学校知之甚少, 教会学校办学困难, 大多招生少, 规模小。英语教育在早期的教会学校中并不突出, 处于初步开展阶段。
2. 迅速开展英语教育阶段 (19世中叶—1 9 世纪晚期) 。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西方列强通过新签或者修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攫取了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建造教堂、新建学校等特权。传教士活动的区域由五个通商口岸扩大到整个中国, 教会学校的数量也因传教士传教区域的扩大而迅速增加。1876年由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达到347所。至19世纪晚期, 教会学校数量达到2000所左右[1]。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 中国民众逐步改变了对西学的看法。同样, 洋务事业的发展迫切希望大量懂西学通晓英语的人才。传教士顺应时代潮流重视社会的需求, 开始挖掘英语的商业价值, 多数教会学校开始开展英语教育并收取高额的学费。
在这一阶段创办的教会学校中, 1865年创办于上海的英华学堂占有重要地位, 它是最早明确提出设置英语课程的学校。19世纪80年代后, 教会学校中英语课程的比重逐年增加, 越来越多的教会学校开展了英语教育的探索工作。诸如福州的鹤龄英华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 其中福州的鹤龄英华书院更是将英语教育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将英语教育写入学校的入学规则中。
两次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将这一阶段的教会英语教育推向了高潮。1877年, 第一届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通过本次全国代表大会, 各参会的传教士摒弃国籍与地域的差异, 完成了基督教教会学校教育思想与指导方针的统一, 达成了成立教科书委员会的共识。自此, 在华的教会学校从先前的分散各自为战转向了统一联合办学, 教会学校也得以使用上统一规范的英语教材, 更有组织更大规模的英语教育得以实现。虽然与会的传教士代表对是否应该在全中国范围内的教会学校开展英语教育, 是否应该加强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并未达成一致的意见, 但是自此之后, 越来越多在华的教会学校迅速开展了英语教育。1890年, 第二届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依然在上海召开。与会的传教士代表还再次就是否应该在全中国范围内的教会学校开展英语教育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此时绝大多数传教士已经赞同在全中国范围内的教会学校开展英语教育。
3. 全国开展英语教育阶段 (19世晚期—20世纪初期) 。
经过两次传教士全国代表大会对是否应该在全中国范围内的教会学校开展英语教育的争论, 加之1896年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年会上围绕教会学校开展英语教育的好处进行的辩论, 反对在教会学校开展英语教育的声音几乎绝迹了。此后, 教会学校全面开始进行英语教育。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的英语教育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就是开始英语教育的范围扩大, 由沿海大城市内地城市的教会学校延伸到内地偏远地方的教会学校。第二就是开展英语教育的层次提升, 不仅在小学、中学层次的教会学校开展英语教育, 在大学层面的教会学校同样开展英语教育。圣约翰大学便是典型的代表, 自卜舫济1888年担任校长后就在全校推广英语教育, 同时除了国学课程之外, 其他课程一律使用英语进行教学, 正是因为圣约翰大学如此重视英语, 才使得其英语教育取得显著的成绩。1909年成立的金陵大学受圣约翰大学的启发除国学课程之外, 其他活动一律使用英语进行教学, 包括课程教学、指导学生实验还有文娱活动等等[2]。全面发展阶段的教会学校英语教育达到了很高的层次水平, 其英语教育质量也使后世望尘莫及。
二、晚清教会学校英语教育的历史功绩
据相关数据资料统计, 至1911年底, 晚清时期教会学校数量达到5021所, 学生总数近14万。这5000余所的教会学校绝大多数开展了英语教育, 晚清教会学校不仅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英语人才, 还对我国近代英语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成为我国近代英语教育的发轫。晚清教会学校的历史功绩必将彪炳史册, 具体而言,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融入到方方面面的英语课程设置。
晚清教会学校十分重视英语教育, 英语成为必不可少的主干核心课程, 是介绍西方知识、技术和文化的重要工具。早在1818年由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就开始尝试设置英语课程。1830年秋在广州开设的贝满学校也将英语课程放在其学校教学的核心位置。1839年成立于澳门的马礼逊学校发挥了英语的工具作用, 使用英语进行各学科的教学, 诸如微积分、代数、化学和天文等等。1909年成立的金陵大学则将英语的工具作用发挥到了顶峰, 不仅学习需要用英语而且生活娱乐中也需要用英语。教会学校中将英语教学融入到课程的方方面面。我国官办学堂的英语教育普遍起步晚, 课程设置几乎全部是照搬教会学校设置的方案, 英语教育在课程设置中所占的比重是非常大的。融入到方方面面的英语课程设置促使英语的工具作用得到极大的发挥, 使学生和教师对英语常熟常用, 英语教育取得良好的效果自然而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晚清官办的学堂中也借鉴教会学校这一课程设置经验, 重视英语教育, 采用英文教学。
2. 行之有效的英语教学方法。
由于传教士大多来自于欧美等国, 晚清时期由他们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进行英语教学时, 自然而言就将欧美的教学模式带到了中国。在传教士们看来, 学习英语最为重要的是掌握翻译技能, 能在中文与英文之间搭建沟通顺畅的桥梁。因此, 教会学校注重语法的讲授, 认为大量的翻译能够巩固语法。由于洋务运动的兴起, 中国社会急需大量懂得英语和西学的人才, 因此教会学校重视阅读写作, 通过阅读写作提升学生的英语水平。如创办于1818年的英华书院, 在高级班里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翻译课程, 其中有句子翻译、书信翻译和书籍翻译[3]。这种教学方法也渗透到中国官办学堂中, 如京师同文馆在八年课程设置中, 所设置的英语课程就分翻译和文法, 学生在学校要进行很多翻译实践。
3. 多样化的英语质量保障体系。
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开设的英语教育不仅将欧美先进的教学方法带到了中国, 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英语质量保障体系引入了中国。教会学校为了保障英语教育的质量, 开展了英语教学评价工作, 将教师评价和学生评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同时辅以随堂抽查、定期抽查和学生自查等。教会学校多样化的英语质量保障体系促使学生更加认真踏实地学习英语, 同时, 英语的教学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短暂的时间, 而将英语教学由课堂拓展到课下,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使学生之间彼此监督使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 促使学生相互监督英语的学习, 同时辅以严格的考试制度, 有效地保障了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质量。受教会学校影响, 京师同文馆规定学校进行定期考核, 考核优异者, 可以取得官职, 不合格的则需要留级甚至降级。
笔者通过对教会学校英语教育发展历程的回顾, 梳理其发展的历史脉络, 肯定其在中国英语教育史上的历史功绩, 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加深学界对中国英语教育发展历程的理解, 肯定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英语教育的贡献, 另一方面, 也可以为当今我国英语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参考文献
[1]胡磊.新教传教士兴办教会学校参与晚清英语教育历史轨迹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社科) , 1994 (4) .
[2]胡磊.新教传教士与晚清英语教育[D].山东大学, 2009 (4) .
关于我国早期教会学校音乐教育 篇9
一、音乐教学内容与目的
教会学校创办初期, 教会是将吸引信徒作为首要前提, 招收中国学生以贫民子弟为主。一般接受8岁以上的儿童入学, 学程6年或8年, 14岁或16岁毕业。这一学程包含相当于小学及初中的学程, 但没有作严格的中学、小学的区分。此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 科举制度尚未废除, 近代学校制度也未建立, 我国早期教会学校实际上是按其所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教育体制进行办学。课程设置自然是欧化的。虽然我国早期教会学校没有统一的课程标准, 不过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点:“第一, 必有宗教教育课程;第二, 为适应中国的国情, 要设置中国经书课程, 同时教授西方科学知识;第三, 设置音乐课程。”音乐课程是教会学校最重视的课程之一。教会学校一经创办即设音乐课程, 这和教会办学目的密切相关。教会学校实施音乐教育的主要动机就是让其更好地为宗教活动服务、传播宗教意识。为了训练学生具备最基本的宗教歌咏活动能力, 一些早期教会学校的音乐课程都以歌唱为主, 教唱圣诗、赞美诗, 尤以宗教性的合唱为盛。如福州鹤龄英华书院, 1881年创建, 该校于当年公布的章程中规定, 接受12岁以上有高等小学程度的学生入学, 学程六年, 前二年为预科, 后四年为正科。相当于中学的学程。在其课程中, 除圣经、中西文化课外, 从第一学年至第六学年, 每年都有唱歌课。
音乐器材设备的完善, 是音乐教学质量得以保证的条件之一。我国早期教会学校注意到了这一点, 并对之相当重视。圣心书院始建于1860年左右, 起初“该校学生人数不多, 为了扩大招生名额, 教会曾派人去法国购买全套管乐器, 购回后由马修道指挥教练, 当时社会上懂得管乐器的人还不多, 有的学生为了学音乐或乐器, 慕名而来投考这间学校的也大不乏人, 因此学生人数锐增。”
二、音乐教材的特点
教会学校重视音乐教育, 从其对音乐教材的制定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1877年5月, 在上海举办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会议期间, 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后改名为“益智书会”) 。该委员会成立后, 经数次商讨, 决定编辑两套学校教科书, 一套供初等学校使用, 一套供高等学校使用, 内容除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以外, 音乐教材也被正式纳入到编辑范围, 涉及声乐及器乐两个方面。
在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设立之前, 教会学校的各种教科书, 大多是各校传教士自己编写与翻译的。在音乐教材方面, 当时影响较为广泛的有两部:狄就烈编《圣诗谱·附乐法启蒙》、玛丽·马丁编《小诗谱》。从教会学校设置音乐课的初衷出发, 即通过在音乐课上对学生进行最基本的宗教音乐训练, 激起“虔诚的心”, “同唱圣诗, 颂赞天父”。因而必须推广西方基本乐理知识和识谱法, 上述两部音乐教材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圣诗谱·附乐法启蒙》与《小诗谱》分别于1872年、1883年首次出版后, 受到社会及学校的广泛关注, 曾多次增补再版。这两本音乐教材能够受到国人如此的欢迎, 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由于当时我国国门刚启, 引进“西学”成为主流。西方音乐知识的引进作为西学的一部分, 除清康熙时期的《律吕纂要》及《律吕正义·续编》二书对之有所涉及外, 在我国开设的新式学堂中, 并无专供音乐课采用的教材, “在缺乏新课本的时期, 各地书院多乐于采用作教科书, 各地教员也用来做为教学的参考。” (2) 为了提高受教者学习兴趣并使教材得以推广, 编著者在书中都加进了一定数量的中国民歌、曲调, 或是用欧洲五线谱记谱法记录, 或是用作者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工尺谱 (即在中国民间工尺谱的字符和板眼的基础上, 吸取了西洋音乐谱式的一些记谱方式和符号改进而成的工尺谱系统) 记谱法记录, 在新颖、独特的形式中向中国学生进行了西方基本乐理知识的传授。这两本音乐教材中术语的中文译法后来大多未能流传,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早期的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对我国后来的学校音乐教育的实质性影响是很小的。当然它们对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启蒙意义还是应得到充分的肯定。
三、音乐师资及教学方法
如前所述, 教会学校的音乐教师在其创办初期, 都是西方国家教会的传教士。传教士的首要职责是传播宗教, 他们开办教会学校是为了让教育作为传教的一种辅助手段, 以迅速完成让中国民众皈依西方宗教的目的。教育与传教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作为教会学校音乐教师的传教士们对这一点都是心中有数, 因而他们对教会学校音乐教育的开展是很费苦心的。如登州文会馆的音乐教师狄就烈, 为了能使中国学生演唱宗教音乐, 她在学校开设了“乐法启蒙”这一专为学习西方基本乐理而设置的课程。由于当时狄就烈对简谱还不了解, 而欧洲五线谱也在中国流传不广, 为了训练学生按谱歌唱的能力, 她采用了一种较五线谱简单易学的“符号五线谱”, 即用三角△、菱形◇、圆形○、正方形□等各种符号表示音阶各音来进行教学。
在教学方法上, 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均模仿英美各校的教学方式, 改变了旧中国传统的口传心授、代代相传的音乐学习模式, 实行班级授课制度, 遵循“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 注重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育, 培养学生的思维及创造性接受知识的能力。早期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开展的音乐教育是上述教学方法运用的一个明显例证。登州文会馆设置“乐法启蒙”课, 其目的并不仅是单纯地向学生传授西方基本乐理知识, 而是更加地侧重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创造音乐的能力, 因此“该校毕业生一般都会写诗作曲”。
四、小结
综上所述, 作为在中国最早出现的新式学堂——教会学校, 把西方国家的音乐教育方式引进到中国, 在西洋音乐的乐学知识的传播以及合唱形式的运用等方面, 对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教会学校本着“以学辅教”的目的对中国学生实施音乐教育, 然而这一被传教士用以征服中国的“武器”却反被中国人变成了建设的“武器”。如从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所创作的诗歌内容来看, 除了一些带有宗教意识的诗歌外, “也有慷慨激昂的《恢复志》, 词内叹道‘十八省宝藏’被‘瓜分豆剖’, 揭发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 鼓吹要‘光复青岛、威海卫, 奉还旅顺大连港、东海琉球与台湾’。”早期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 为一批与宗教几无干系的中国音乐教育建设人才, 如萧友梅、马思聪等人打下了基础, 在此意义上, 早期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对中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 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摘要：本文从我国早期教会学校音乐教学内容与目的、音乐教材、音乐师资及教学方法这几个方面入手, 对之进行初步考察以呈现其特点及对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
教会学校历史 篇10
传教士从事音乐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用音乐来辅助传教, 使中国“大众可以同唱圣诗, 颂赞天父”, 其在客观上促进了音乐教育在中国社会的普及和发展。传教士在利用音乐“感化人心而颂扬上帝”的同时, 对音乐的社会、道德、心理、娱乐和民族主义的功用也有所涉及。美国传教士狄就烈认为, 中国儿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需要内容健康向上、形式欢快愉悦的休闲娱乐歌曲, 所以她鼓励学生创作和表演内容健康向上但诙谐幽默的歌曲。
在她看来, 乐本是要紧的, 是有许多用处的, 不论男女老幼, 都可以用。当人闲暇无事, 正好唱诗。一来, 省得虚度光阴。二来, 也省得闲时去做坏事。乐是最能激发喜乐的心, 人老有可喜的事, 自然唱起诗来, 表出他心中的意思, 如是喜乐的心, 更加喜乐。就是那不乐的人, 听见这喜乐的乐声, 也就生出快乐来了……如是, 众人虔诚的心, 自认也就激动起来了①。
狄就烈这一利用唱歌来唤醒向上精神、调节学生性情、培养道德情怀的主张对20 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倡导者起到了很大的启示作用。如在1906 年出版的《学校歌唱集》的“编者大意”中就说到“乐歌之作用, 最足以发起精神, 激扬思想。”学校歌咏的主要功用之一是“开展其 (儿童) 胸襟, 俾不致有萎靡不振之态。”②黄子绳在1905年出版的《教育歌唱集》的序言中也说到:“有一事而可以养道德、善风俗、助学艺、调性情、完人格, 集种种不可思议之支配力者乎?曰有之, 厥惟音乐。”③
除此之外, 士狄就烈还认为, 中国近代之所以屡屡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 与其缺少刚毅雄壮的爱国歌曲有着很大的关系。她鼓励学生填写和创作具有爱国思想的歌曲。在“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十首乐歌之中, 《恢复志》《爱国歌》《得胜歌》就属于爱国性的歌曲。教会音乐所表现出的这种富国强兵的思想, 正是后来学堂乐歌的主要思想。
二、新的乐歌形式的出现受教会音乐的影响
学界对“学堂乐歌”的通识是, “学堂乐歌”是产生于20 世纪初期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采用日本、欧美曲调填词而形成的一种歌唱形式。然而前文所提到的《文会馆志》中“文会馆唱歌选抄”的10 首“乐歌”这一新史料的发现, 使我们可以得出一种新的历史结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堂是我国早期“学堂乐歌”的策源地④。
《文会馆志》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的10 首歌曲曲调, 大多根据赞美诗曲调或欧美歌曲填词。钱仁康先生认为:“第一首《乐赴天城》的原曲是Stephan Foster (1826-1964) 的《Old Folks at Home》;第十首《爱国歌》的原曲是英国国歌God Save the King”⑤。
教会学校这种对赞美诗旧词填曲的创作方式, 对后来的“学堂乐歌”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我国早期学堂乐歌作者如李叔同、沈心工等都曾选用赞美诗填词创作。李叔同的《国学歌唱集》中的《无衣》的曲调便是选自美国作曲家萨拉·哈特 (Sarah Hart) 所做的赞美诗《Little drops of water》, 《心工歌唱集》中的《青蛙》《卖布》《新年》等都是由赞美诗选取填词的歌曲⑥。
基督教音乐主要采用的是集体歌咏的演唱方式, 所唱赞美诗多为多声部合唱。这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演唱方式, 这种集体歌咏的方式对鼓舞士气、宣传新思想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也成为了后来“学堂乐歌”中的一种重要演唱方式。
学堂乐歌时期, 影响比较大的歌集中都有合唱歌曲。如丰子恺、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 收录的五十首歌曲中, 有二十首是合唱曲;钱君匋编的《中国名歌选》, 收录了42 首歌曲, 其中有23 首合唱曲。可见, 教会学校的集体歌咏方式和多声部音乐在学堂乐歌时期得到了确立和很好的发展。
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虽以传教为最初目的, 但是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不但为我国带来了先进西方音乐形式, 对我国的传统音乐也是借鉴吸收。其先进的音乐教育思想对我国的音乐教育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对后来的“学堂乐歌”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从客观上推动了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
注释
1 张静蔚.《圣诗谱》补序[A].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 1998.94.
2 同 (1) , P156.
3 同 (1) , P147.
4 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J].音乐研究 (季刊) , 2006 (3) .
5 同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