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阅读答案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阅读答案（精选8篇）

篇1：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阅读答案

教育在儒学中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孔子被奉为至圣先师，孔子以后的历代儒家，他们也大多数既是思想家、政治家，而同时又都是杰出的教育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尊孔读经的儒学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的许多积极因素，多来源于儒家人物直接的教育实践。儒家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儒家教育思想中的许多成分，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儒家有教无类思想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适应了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包含以下两种含义：第一，从人的外在性来看有教无类是指在教育对象上，不分地域与国别，不分贵族与平民，人人都应该受教育。第二，从人的天赋素质以及后天的习惯与行为方面来看，有教无类是指不论智愚、不论品行善恶，只要诚心求教，都应当给与教育。这不仅对先秦时期的教育具有积极意义，对现代教育的发展也同样存在深远的影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而发展教育则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首要任务，教育公平则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当今社会的教育公平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教育机会公平。它的一个极端是教育机会均等，但在现有条件下，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性，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我国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主要表现为：农村初中生辍学、中学阶段的择校、不同省市高考分数线的差异、城市打工者子女入学及某些教育腐败等。这些问题是显性的，反映的是弱势群体受教育机会不公平问题。总的说来，我国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异，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明显。另一个是在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均能得到充分、全面、和谐的发展。虽然必定存在发展的差异，但是不应该存在由学生家庭背景、性别、种族和学校条件、教师态度等外部原因引起的个体差异。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在当今这样一个教育资源有限社会中，仍存在实施的困难性，但其思想中的平等观念，对我们改革教育制度仍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追求教育的高质量和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是现代改革的时代特征。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使大多数人接受教育是社会应为之追求的方向。其次，儒家因材施教的倡导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始自孔子，虽然他并没有在理论上提出因材施教的概念，但却始终将之贯穿于教育实践活动中。所以朱熹说：夫子教人，各因其材。作为一种教育思想，注重在人的差异基础上通过不同的教育方法，促进每个人的发展，是科学求实的，是孔子留给后世的弥足珍贵的教育思想财富。从现代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说，接受教育在家庭背景、性别、民族和性格等因素存在差异。教育本应以学生实际出发，既要提出统一要求，又要照顾个别差异，把集体教学和个别指导结合起来，使每一个学生的才能都得到充分发挥。但在高考这无形指挥棒的指导下，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单一化，从而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并将学生培养成善于高考的模子。这样的教育方式直接导致了高分低能，理化知识强，事件经验缺乏的学生，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甚至会给一个国家的人才培养构成一定的威胁。因此，在当今这样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我们更需要的是多方位的复合型人才。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才能培养出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新型人才，所以说因材施教才是扭转局面的关键。最后，儒家思想比较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孔子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善于自省、明于外察，别人身上好的品质和坏的方面都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自己则应该加以分辨和取舍。进而鼓励学生在老师面前不要谦让甚至有时候学生也可以作老师。在中外教育史上，像孔子这样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实属罕见。这对于我们现在要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来说，具有启发意义。（节选《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删改）1213题为选择题。请在答题卡选择题答题区作答。（12题选对一项给2分，选对两项给5分，多选不给分）12.下列说法符合文意的两项是(5分)A.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教育，就是尊孔读经的儒学教育，来源于儒家人物直接的教育实践。B.在先秦时期教育中，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已经体现出它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对现代的教育也有深远的影响。C.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始自孔子，孔子还在理论上提出因材施教的概念。D.教育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将学生培养成善于高考的模子，使得教育越来越来倾向于单一化。E．只有承认学生间的个别差异，并了解学生的特点，才能培养出当今社会所需要的新型人才。13.下列关于因材施教这一思想，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A.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B.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C.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D.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14.儒家的教育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有什么现实意义？（4分）15.结合文中的观点，谈谈你对下面这段话的理解。（4分）北京大学创造机会鼓励学校保安队员学习。17年来，该校共有300名保安员获取了大学文凭。北大帮保安调整适合学习的岗位和班次，北大的一些课程也允许保安员们旁听，一些教授也非常喜欢好学的保安员，有的老师不仅向他们赠送书籍，还把自家的旧电脑送给了保安员，方便他们学习；另外，北大工会组织开办的平民学校每年也都会给保安员们留出 20个听课名额。参考答案12.(5分)B、E（A.基本上是尊孔读经的入学教育。C.孔子没有在理论上提出。D.因果颠倒）13.D(A..有教无类的思想B.躬身实践的重要性C.学习的目的)14.（4分）（1）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对促进教育公平，改革教育制度有重大的借鉴意义。（2分。教育公平1分 教育制度1分）（2）儒家因材施教的倡导，这对扭转教育单一的局面，培养多方位复合型人才具有重大意义。（1分）（3）儒家思想比较强调学生主体地位，这对我们培养创造性人才具有启发意义。（1分）15.（4分）（1）这段话体现了儒家的有教无类这一思想。（1分）（2）有教无类指的是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1分）（3）保安本身就是这个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群体，但是北大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拒绝让他们入学。而且还给他们创造学习的机会，例如允许保安员们旁听、赠送书籍送电脑给他们、给他们留出听课名额，从而激励保安们努力学习。（保安身份1分，结合具体文本分析1分。如果学生只答教育公平这一观点最多给两分。）

篇2：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阅读答案

（一）儒家思想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义，勇，仁，礼，诚，名，忠，克”，就是引用借鉴了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武士道的“为主尽忠，死而后已”，为主君毫无保留舍命献身的精神，则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儒家的中庸思想、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哲学也对日本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日本社会文化中“没有绝对的是非”，日本人对一件事情的观点常常是暧昧不清的，不说明到底是对是错，自己究竟站在哪一立场上。，“温、良、恭、俭、让”劝诫日本人相互之间和睦相处，相濡以沫，即使受到委屈，被人咒骂也不怨恨，不动怒。

日本民族把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奉为民族精神的精髓，甚至把自己的民族称为“大和民族”；“和为贵”思想被日本企业界吸取并加以改造，提出“和谐高于一切”的口号，认为人与人之间应保持和谐关系。日本企业认为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决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二）佛教思想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与儒家思想相反的，佛家思想在被日本人接受之前经历了较为波澜的过程，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渗透演变过程之后，禅宗思想得到了日本民众尤其是武士阶层的崇敬与欢迎。人们信仰佛教超现实的神秘性, 尤其是传说在禅定修炼中能获得超凡的神异力量, 对以习武为业的日本武士们具有无比的诱惑力。禅宗了悟生死的超脱态度符合日本武士的尽忠心理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禅宗也宣扬生死轮回和灵魂不死的佛教教义, 禅宗主张在顿悟中, 参悟生死, 达到无生无死的涅槃境界。

佛教思想中的宿命论深深烙印在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从日本的文学作品到影视动漫等，都可以看到宿命论的影子。宿命论使得日本人对待现实世界的不公平和不满有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宽容和忍耐，“今世的一切是前世注定的，很多不可改变的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的”，“今生得不到的祈求来世能够得到”，等等这些思想，使得日本人对待生命和生活有了种超然度外的心态。

（三）道家思想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道家中的“虚无”思想：有与无、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界限无法分清，一切都是相对的。日本大和民族在道家“虚无”影响下，形成了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思想——现在存在着的事物和生命不知何时就会化为乌有了，那么在现在可以享受的时候为什么不及时享乐呢？在享乐主义的欲望催生下，日本人就相对没有节操的观念，伦理道德也是可以颠覆的，因为伦理道德是阻碍人们尽情寻欢作乐的障碍之一。为了更进一步地追求欢乐，传统意义上的美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了，所以各种反传统的美，新奇的，甚至是重口味的内容都被日本人拿来作为追求享乐的材料方式。但是道家思想熏陶下，日本人也形成了精细主义，做事精细敏锐，精益求精。

篇3：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阅读答案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不是没有发展形势就到了电气化高智能时代,我们今天的网络时代,也并不是没有经过任何革命就到了Web 2.0时代。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儒家思想对其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从被影响者出发,对儒家思想的学习与探究。某一种思想成为一个体系,必然有其中的推动者或者代表人物。儒家思想影响我国文化教育等方面达千年之久,我们今天还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孔子学院的成立。那么有一个人不得不说,就是孔子。

在孔子积极提倡音乐之前,西周礼乐制度的严格执行,并且以礼为核心,“君子无物而不在礼。”乐只是为礼服务的工具,也就是说音乐是附属于礼的,规范人的工具。春秋时期,礼乐制度的崩坏,乐才逐渐摆脱礼的束缚,在社会中取得了一定的独立地位,音乐的本质作用才得以体现出来。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时的器乐发展也极为迅速,出现了70余种的乐器,并有系统化的乐器分类法。当音乐通过乐器可以表现出来时,并可以表达个人情感,具备社会功能时。孔子积极的提倡音乐,一生都在为音乐艺术实践做出自己的贡献。

首先,将音乐列为教育功能,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里十分重视音乐的推广与教育,设立了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六艺”。从排序中可以看到,音乐教育排到了第二位。为什么我认为他这句话是有排序的?孔子关于礼乐制度的尺度问题上,他曾经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那么,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就是乐必须服从于礼。强烈的等级观念有利有弊,在他的贡献及其影响中,将“乐”排在第二位,足以看到他对音乐教育的重视。所以我理解的孔子,在春秋后期的教育推广当中,具备阶级性,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种教育体制思维。说到这个贡献及影响,我们今天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建国后,在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没有出现过流行音乐的影子,甚至谱例都没有出现。因为儒家思想崇尚用高雅的音乐教育人,感化人。

第二,礼,乐治国,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礼乐的重要性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体系当中,贯彻了些许“仁”的内容。“仁”就是做人的道德,礼乐的实质内容。将“仁”的思想内涵,通过礼乐的形式外化,我们所理解的礼乐内容就具备了强烈的社会功能。对于统治阶级而言,阶级性必不可少,评判标准出现了以“仁”为核心的社会功能,治理国家会具备一些道德情感和色彩。礼乐的结合,就是情理统一。情受理的制约,引导和提高,从而成为一种中和的情感,孔子也说过:“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乐在这句话中,更是成为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也就是我们所认识的“乐于政通”。

第三,孔子确立了音乐美学的标准—尽善尽美。从字面理解上,“美”是形式上的体现,“善”指的是其所表达的内容。那么尽善尽美不仅是外在形式具备一定的观赏性,内容也应具备道德性。孔子在其对于美学思想的探究中,具备了辩证思维。他强调了社会进步中,所需要的道德力量。那么,是不是只有我国才出现了如此的情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在其《理想国》中关于音乐有过讨论认为培养理想的公民,应该高度重视音乐和体育,因为音乐可以净化人的心灵,而体育可以强健人的体魄。

建国以来,我国从来没有使用过流行音乐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教材。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正声和邪声之说。魏晋时期阮籍的《乐论》,就否定“郑卫之声”他尊重“先王造乐之意”。隋唐时期怀念“古乐”,推崇“正声”。朱熹的音乐教育思想偏重音乐道德教育作用,他的道德教育,就是“雅乐”。

一味的偏重于某种音乐思想,是否具备片面性?我们说看问题需要辩证的思维,要一分为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音乐教育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以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者为最高目标。以“文质彬彬”为一个人的评判标准。但是,却轻视了人民和大众的声音。儒家音乐思想的保守性从中体现了出来,民间音乐,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音乐的中坚力量。是应该从中吸取精华,得以发展和流行开来。

在儒家音乐文化思想中,音乐的外在美和内在美的统一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学校中也贴出了北京精神的宣传口号,发展北京精神,唱出时代歌曲。也是儒家思想音乐文化中“尽善尽美”的体现,用高雅的音乐去感化人,教育人,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政策和内容。

在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机构中,文化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很多乐团都是非营利性机构,享受国家政府部门的扶持与帮助。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之下,我们可以在我国的最高殿堂享受到高雅的民族音乐,聆听世界之声,也是儒家思想在今天的重要体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思想在培养国民的最高目标。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这一标准从未改变或者降低。推动儒家思想对音乐文化的影响,在今天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摘要：孔子通过其对音乐的重视,认为音乐是治国的重要手段,深刻的影响了整个封建音乐社会音乐思想的发展,本文试图探讨儒家思想对其后中国音乐文化的影响。

篇4：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阅读答案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律制度；礼治

一、早期儒家思想和法律制度

中国法制史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中国古代奴隶制封建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奴隶制的夏王朝开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也是从早期刑罚制度，监狱制度的独立发展，形成中华法系这一世界法制史上最耀眼的明珠。

中国儒家思想产生于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法制史的早期，也就是从夏朝到战国，体现的是古代法律制度对儒家文化形成的影响，尤为显著的是在西周。神权法思想由统治阶级地位到后来的夏商之后就不再占统治地位，但其利用宗教意识来强化司法镇压使臣民屈于君主的统治的思想在后世儒家思想中有很大影响。

二、汉朝法律制度与儒家的融合

汉朝经过初期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儒家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法制指导思想得到武帝充分肯定。以此为开端封建法律儒家化也正式拉开序幕。汉代儒家思想的发展使封建皇权思想进一步扩大影响和范围。上请原则由最初的高祖刘邦时“郎中有罪耐而上，請之”到东汉时不满六百石的官吏都可以享受。从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适用。汉朝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是指亲属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作证。可以不负刑事责任的原则，此条源于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这个适用原则对后世封建王朝影响深远，一直沿用至清末。司法制度上“春秋决狱”为核心的审判制度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汉代法制的指导和影响。春秋决狱是指以春秋这一儒家经典作，为司法审判根据尤其一些是一些疑难案件的根据。其中论心定罪原则就是以犯罪者主观动机是否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定罪。也即“至善而违于法者”免，“至恶而合于法者”诛。在刑罚的执行上“秋冬行刑”也是董仲舒天人感应等儒家学说的精髓“春夏以阳为主，万物生长，不宜刑杀；秋冬以阴为主，万物凋零，应施行，清讼狱”。

究其原因，汉初法制儒家化和封建统治的需要是分不开的。经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国诸子百家理论各有所长，各种理论哲学思想派系碰撞出丰富多彩的理论学说，为统治者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经历东周诸侯乱战，秦末纷争，统治者更注重自己封建王朝的稳定，强调封建中央集权于帝王一身，注重治下臣民是否拥护帝王统治。所以这种需要与儒家纲常理论完美契合，统治者以儒家纲常理论确立了中央集权统治正式确立了皇帝制度，制定了对危害中央集权，拒不执行皇帝命令的一些重罪。维护汉王朝的统治当然也需要“仁政，爱民”的思想，孔子的“仁”“德”思想，“礼”的思想，无不宣扬一种仁爱之心，“施以仁政，以德服人”的施政理想和尊尊亲亲的道德伦理规范。孟子“兼爱，非攻”的仁政思想也是一重要施政理论。这些施政理论都是统治者需要的维护社会底层秩序稳定，富民强国，俘获民心的重要法宝。

三、唐朝法制儒家化的正式形成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也是我国封建法律制度的最盛时代，是中华法系形成的重要时期。唐朝立法指导思想充分地反映了儒家文化对法治建设的指导作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充分揭示了唐朝法律强调以儒家理论道德为治国之根本，刑法镇压为辅助手段的理论。唐朝法律是真正的实现了“礼法合一”唐朝继承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式，立法经验，使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的实现了礼与法的统一。正如唐太宗所言“失礼之禁，着在刑节”把封建道德伦理的精神力量与国家统治力量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法的强制力加强了礼的束缚力作用，礼的约束力增强了法的威慑力量，从而构筑了严密的统治法网，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的阶级统治。

刑事法律制度建设方面，隋唐沿袭了前朝“十恶重罪”，创立封建五刑，完善了“八议”“官当”制度，使封建贵族官僚享有例减，听赎，和官当特权。并且总体上唐律刑事制度比前朝各代都轻，死刑流刑数量减少，笞杖数目也大为减少。其适用刑法以从轻为度，刑法加减原则上也直接体现了从轻原则。充分体现了法律意德教为主，道德是社会调整的重要手段，法律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辅助。

唐朝的婚姻成立强调尊长对卑幼的主婚权，“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也就是尊长的意志凌驾于婚姻当事人的意思之上。即使卑幼在外地，已自行订婚的只要尚未结婚，也必须服从尊长的意思，如违者杖一百。唐朝对缔结婚姻的限制也有“非同性但有血缘关系尊卑间不得为婚，违者，以奸论”“良贱之间不得为婚，违者处以刑罚”婚姻的解除方面唐朝规定以“七处”“三不去”“义绝”为要件。据唐律疏议户婚“殴妻之祖父母，父母，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姨妹。”为义绝。因此，唐朝的婚姻制度无论结婚还是婚姻的解除都以家长制为中心，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观念和家庭秩序而设。继承制度上，唐朝区分了宗祧继承和对财产继承的区分，财产继承上以兄弟均分为基本原则，诸子均分制。这些制度充分体现了儒家中庸，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将财产均衡宗庙传承作为维系家庭伦理和谐稳定的方式。对于维护社会财富分配平衡，秩序和谐，维护封建统治位和支配权力维护嫡长宗家长制至高无上的地位有显著效果和重大意义。

隋唐之后各朝各代都以唐律作为国家立法的规范，国制，法律公务员制等，甚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都在立法思想上“附会汉法”。纵观中国古代家国观无不体现了中国人仁爱，忠信，尊长，敬师的优良传统，无不体现儒家经典文化对中国人深刻影响。家即血缘关系宗祧继承的纽带和载体，家长制和封建伦理纲常。礼教是家族成员的守则，甚至代替了法律的作用来惩罚那些违法乱纪破坏公序良俗的成员，即所谓的家法伺候。在如今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下虽然已经抛弃了儒家思想作为法制指导思想。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理论的精华部分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种社会关系，无时无刻不在指导着我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二十一世纪的好公民。

参考文献：

[1]张大纯.《唐代刑事法制研究》[D].黑龙江大学，2012.

[2]王彬.《清末民律修订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9.

[3]宋廷亮.《中国传统法制的伦理性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4]房丽.《汉唐婚姻制度比较研究》[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4期.

作者简介：

池魁（1991.10～）男，汉族，河南周口人，现为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法律硕士2014级研究生。

篇5：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民主与领袖》)。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明清以来“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篇6：论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

——从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影响角度解析

冀宝光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研究生部，沈阳 110004)

摘要：官僚政治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统治得以运行的主要支撑，其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某种思想的论证加以支撑。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代产生之日起，其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包装，儒家思想中的“重农”、“选贤举能”、“大一统论”、“纲常教义”等思想不仅为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上的便利条件，而且“民本思想”、“人治思想”等在官僚政治的实际运行中为防止官僚政治自身恶性毒素的扩散起到了某种矫正作用，虽然官僚政治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失去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但官僚主义作风依然盛行，由官僚政治引发的“官”与“民”的对立、“官本位观念”、“权力崇拜”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一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生态建设中的流毒，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今天讨论儒家思想对政治生态影响的主要意义所在。关键词：儒家思想；官僚政治；政治生态；官僚主义作风

习近平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结合我国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来看，摆在“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面前的拦路虎就是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一般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是我国官吏作风建设中的首要问题，官僚主义解决好了，那“四风”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四风”问题解决好了，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就不远了。

一、官僚政治的含义及其在中国的产生

政治学家拉斯基把官僚政治定义为：“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1]而中国学者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里我们重点论及狭义的官僚政治，他认为：“应该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待官僚政治，一方面，技术性的官僚政治指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2]另一方面，社会性的官僚政治是指真正把官僚政治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看待，这种社会体制只允许存在于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

官僚政治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某种封建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中国的官僚政治之所以自秦代就产生了，主要基于两个条件，一为其产生的经济条件，商鞅变法破坏了世禄、世官、世业秩序，凡有军功和努力耕作者皆可获得私有土地，使得秦朝的经济生产方式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由此产生了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地主经济；二为政治条件，既然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要找到专制政体是从何时开始的。谭嗣同语：“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史学界已经公认专制政体始于秦代，其后历朝的政治形态皆无重大变化。而儒家思想为官僚政治在中国的产生、运行、发展和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其对作为传统政治主要表征的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影响，一直贯穿于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各个阶段。

（一）儒家思想为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营造了有利环境

第一，“重农主义”强化了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又是地主经济下的一种生产方式。而“重农主义”政策的实行则为小农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为以成例办事、缺少机动的官僚政治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政策上的鼓励不仅在实际中强化了作为官僚政治产生土壤的小农经济，而且在人们的意识中无形地为接受官僚政治扫除了其他障碍。

第二，“选贤举能”在某种程度上为官僚政治的产生扫除了贵族政治的阴影。官僚政治产生以前，统治阶层的官吏一般是由贵族阶层担任的，而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则是选自下层有文化的优秀人才。自孔子之后，“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在民间”在下层民众之间培养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这势必会导致国家选任用人才观念的转变，《论语·先进》中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3]大致意思是说：“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用杨伯峻《论语》译文）表明孔子反对以出身、门第和血统来选用人才，而应以贤能、真实才干为标准。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儒家的“选贤举能”思想打破了选拔人才中的等级限制，把选拔的范围由贵族阶层扩大到了庶民阶层。这些为官僚政治中的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官僚下的为官制度就是要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为自己所用，为维护这个官僚体系而用。

（二）儒家思想为维护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进行了思想论证

第一，“大一统”思想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提供了思想资源。《书经·大禹谟》中说：“皇天眷名，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为天下万事万物，皆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应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统、国一统，统于中央、统于一人，孔子认为天命最高主权不可分割，主张“尊王”，主张恢复西周那种“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形式上的大一统，而反对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的乱臣贼子。这种理论正是专制的官僚政治所需要的，用来维护其中央集权的独占局势。《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政治理想是要求实现由一位公认的皇帝在中央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大国，他的皇权的合法性不容许受到另一个敌对政权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并在实践中维护它，中国的历代政府都认为必须求助于宗教的和文化的权威力量。”[4]而“大一统观念”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大一统观念”被视为一种拥有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理想统治观念，尽管它在政治上不太现实，但是“大一统观念”对稳定专制政体和官僚政治有着巨大的作用。

第二，“纲常教义”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奠定了现实基础。儒家纲常教义主要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它们维系了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原则，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扫清了思想障碍。任何一个专制君主都不会希望他的臣下效仿他夺天下时的名义来窃国，为解决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因版图而产生的治化矛盾，自汉武帝起，开始推行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三纲，表面上看，只有君为臣纲具有政治之间的关系，而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只关乎家族。但正如《大学》所讲：“物格而后知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它们之间存在一定政治上的逻辑关系，通过三纲，国家可以把治理民众的重任通过家族、家庭分给为人父、为人夫、为人族长和家长的去分别承担。这样国家就可以把自己的统治权威施加到每一个人身上，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官僚政治下为防止臣民窃国的问题就可自行解决。

（三）儒家思想对官僚政治偏失的矫正作用

第一，“民本思想”对官僚政治中官吏心态偏差的矫正。所谓“民本思想”指的是以百姓为根本的统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统治阶级明确地将“以民为本”作为统治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一方面保证了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上的特权，并使君主在实行统治时可以公开宣称自己代表民众的利益以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另一方面又为广大官吏和民众提供了一定限度的利益和权利上的思想保障。只有这样，统治阶级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儒家学说包含着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思想，这为规范君权和维护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使官僚政治在一定的轨道里合理运行。

第二，“人治思想”对官僚政治中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儒家思想中的“德治”、“礼治”“仁政”等思想归根结底是“人治”，即以人来实行治理。“人治思想”首先对官僚政治下的官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们在执行政策时想到的是“德”“礼”“仁”，不至于超出儒家的伦理框架。在论及“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方面，儒家的“人治思想”虽然把“人治”作为统治的核心方式，但同时用“法治”以配合和制约“人治”。梁启超说：“英雄圣贤固大有造于国家，然其所以能大有造于国家，非仅持英雄圣贤之力，更赖有法以盾其后也。”[6]他认为，儒家在侧重“人治”的同时，也讲刑罚，而刑罚即“法治”，以“法治”作为“人治”的后盾。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一方面受到自己心中那个“仁”、“德”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同时期所颁布的“法”的制约，从而使官僚政治的运行更合乎制度、更合乎民意。

三、儒家思想与官僚政治对我国政治生态的启示 官僚政治能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与儒家思想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国家稳定、政局稳健、社会和人心安定离不开社会教育、思想和文化的保障作用，良好的政治生态需要依靠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

（一）打造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第一，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儒家思想就适应了官僚政治的运行及发展，与其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官僚体制。中国要保持国家的持续稳定、政局的持续稳健和人心的持续安定，就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不断的汲取外来先进文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传统与现代文化对抗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营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与国情相符的社会主义文化环境。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相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指导思想，今后还要不断摸索、与时俱进，不断地与国情、世情、党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

第二，驱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位流毒。俞可平说：“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尤其是官吏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文明是背道而驰的。”[7]为解决官本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广大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破除对权力的崇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社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弊端之一就是官本位观念，而官本位造成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是看其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形成社会范围内的“唯官是求”，仅从每年的公务员“国考热”现象，就可看出官本位观念带给人们的痛处。所以，解决官本位问题，要从源头治理、从思想着手，驱除人们的官本位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在我国政治体制内存在着“唯官是从”的现象，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单位中，所有事务要围绕着领导走，领导的事再小也是大，其他事再大也是小。要杜绝这类事情，就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国家法制法规，用“法治”代替“人治”，使官吏按照程序办事，从而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二）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

刘云山强调：“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人人是环境,个个是生态。”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官”与“民”的关系，其次，要解决好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解决不好，良好的政治生态就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达到“山清水秀”。

第一，调节“官”与“民”矛盾，营造和谐社会。官僚政治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直接造成了“官”与“民”的对立。等级分明是中国专制政体中的一个典型特征，官吏间的权力等级之分、民与民之间的财富等级之分、官与民之间的等级尊卑之分成为阻碍官民和谐的重要因素。李治安说：“在以官为本位的等级制度下,它颠倒了“官”与“民”的正常关系，使官僚由社会上的公仆，异化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老爷和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庶民百姓，却被长期置于受管制、受压迫的地位。”[8]所以，一方面，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树立各级官吏，特别是基层官吏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当中，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思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要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切切实实为百姓谋利益。目前，我国存在“办事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行政体制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要积极推动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打造出官民和谐的社会主义大环境。

第二，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坚决杜绝官僚主义作风。习近平指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9]而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基层，“官僚主义”问题解决好了，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可迎刃而解。反对官僚主义，首先，在思想上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观念。其次，要建立健全关于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制度规章，用制度来严格防范官僚主义作风。最后，要加强对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监督，从党内监督到政府自身监督，再到社会监督，形成一套合理有序的监督体系。

四、结论

儒家思想能在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中成为主流思想，与它独有的兼容、整合国家意识的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需要一种思想来整合，新形势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人民群众的信仰追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育人民，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从而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篇7：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 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 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

进入 20 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 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 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 “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 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 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 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 “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 时感到安放不牢”，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 “君子” 以及相关的“修 1 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 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

明清以来 “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

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 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 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 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 益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贵”，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 “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 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总之，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 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 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 “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书经·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内容有：（1）天道观念；（2）大一统思想；（3）纲常伦理。《书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篅”，《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伦理就成为“三位一体”了。所谓“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为其政权及其经济服务的，儒家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国历代的“国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国情‟，文化就是„国民性‟，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从一定的视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僚的文化”，历代统治者都公开标榜以儒家理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儒家观念成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贤使能”“民为邦本”“仁政理想”“隆礼重法”“节用裕民”“修身为本”等方面，都对中国官僚体制及王政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治世”的体现。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中国传统思想的源头大致起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高峰。儒家思想经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的创造和总结，较早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从汉武帝开始，经过董仲舒改造与发展了的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而居于正宗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广泛传播，为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儒家学说注入了新 4 的活力，出现了“以儒学为主，三教合流”的趋势。宋明时期儒学对佛、道思想加以吸收和扬弃，形成宋明理学。当理学被官方利用、逐渐丧失自身活力之际，明清时期一些有文化个性的学者向程朱理学及君主专制发出挑战，倡导“经世致用”，再一次开创了思想活跃的局面

对儒家思想的评价

积极作用(1)“仁”“德政”的主张对巩固和延续封建统治、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了重要作用。(2)儒学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注重气节、品德，凸现人性的庄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3)其仁政爱民和任用贤才，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合理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等，在现代企业管理和教育中仍有很大价值。(4)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部分，是中华文明宝贵遗产的重要部分。(5)今天我们倡导的“以德治国”“公民道德教育”，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都与儒家思想有一定关系，但也需要注入新时代的要素与内容，与时俱进，批判继承，理性扬弃。

消极作用 儒学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与等级社会，压抑、扼杀人性，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钳制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总之，儒学是中国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正统文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5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自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其间，虽在秦时，经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但秦朝“二世而亡”。到汉武帝时，听从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学正式居于统治地位。

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意识文化形态，虽流行于封建时代，但其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理解、理论思维的阐发以及治学的方法和经验等，却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并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国际上评出的文化名人中，孔子位于前列。世界许多国家都展开对中国儒学的研究。可见其在国际上的影响。

历史和传统是不容也不能割断的。一个民族只有善于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抛弃其中陈腐的东西，发扬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依傍别人，而是在汲取其它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创造和更新自己的民族文化，方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受到人类的尊重。因此，研究和了解儒学，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下就谈一谈儒学中的一些有益的思想

一、强调“入世”，重视现实。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活动一般说有两个方面：“超然”和“参与”。借中国古人之语大致可区分为“出世”与“入世”。谈到“出世”，人们随即会想到道家与隐士，他们远遁乡野山林，不问世事，与世无争。而儒家提倡“入世”，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主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认”，以“平治天下”为“舍我其谁”之重责。儒家讲究“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象道家思想消极避世。这种积极参与的思想在当今也应予以提倡。试想：如果大家都不问世事，贪图享乐，只顾自己，胸无大志，得过且过，那么，中国还会有希望吗？儒学不以彼岸世界为归宿，而以治理好人的现实生活为目标。因此我们应满腔热忱地积极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二、追求理想，奋发向上。

中华民族是个富有理想的民族，中国的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不断为理想而奋斗的历史。理想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特点。统观中国历史，“大同世界”、“天下太平”，便是我们民族一直追求的理想目标。早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就已描绘了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理想便是对社会和谐太平的追求，它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多有皇帝以“太平”为年号；农民起义亦常以追求太平为号召。洪秀全的农民政权还颁布了一个大同社会的实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著《大同书》；孙中山先生本着“天下为公”的精神，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传统说明了中华民族对合理社会的孜孜不懈的追求。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和变法改良都是追求理想的行动。这些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当然，历史上的理想主义具有空想性质，但无论如何，这种大同理想一直激励着整个民族奋发向上，不断进取，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新时期我党制定了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第二步已经实现，现在已在为实现第三步目标而努力奋斗。这是一个经过科学预测的现实的目标。我们应该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而努力工作。

三、自强不息，百折不挠。

一个人胸有大志，自信正确，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努力追求，始终不渝，藐视困难。受挫益坚，这种令人赞美的性格，正是一种阳刚之美。历史上多少不畏艰险、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人，多少为探求真理而英 6 勇献身的人，多少为了民族利益而英勇捐躯的人，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种坚守信念，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阳刚之美。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就具有这种阳刚之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孔子在花甲之年毅然携徒到各国去推行自己的主张，出访求仕。他不但风尘仆仆，长途奔波，餐风饮露，旷野为家。有时还受人讥讽，被人围困，险遭戕害。尤其陈蔡被围，又绝粮，很多人都病了，孔子仍“弦歌不衰”。孔子的这些表现，正如他自己所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为了达到自己的理想，他首先是费尽心力，在国内积极争得权利，推行自己的主张。当自己受到排挤，在鲁国抱负不得施展时，又辞官外出，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主张。待这一做法碰壁后，又著书立说，培养弟子，让自己的后继者完成自己的未竟事业。真正是为达目的，百折不挠。这正是儒学所强调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当今社会，频率快，人的压力大。许多人心理脆弱，禁不起压力与挫折。我们应该向孔子 学习，拥有象天空一样广阔的胸怀，为实现理想，自强不息，百折不挠。

四、提倡修养，培植盛德。

儒家强调奋发有为，主张积极入世，更主张一个人要时时准备好入世的条件。这就要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并以圣人为人格的最高标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是指道德境界最高尚的人。在儒家看来，道德是人和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儒家所赞美的“仁人”、“圣人”，就是指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又称为“君子”。一个人要达到“君子”的水平，就要加强自身的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主动培植自己的道德水平，检查自己的不足，向道德高的贤者学习。君子要心胸坦荡，要正直不佞，反对“巧言令色”，知错就改，反对文过饰非。为人应自知、自省，对己严，对人宽。君子不可须臾离开仁德，哪怕是仓促匆忙之际、颠沛流连之时。儒家提倡自我修养的目的是使人成为君子，从政治国，实现理想，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更应提倡加强道德修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

五、坚持正义，热爱祖国。

儒家文化强调“义以为上”、“杀身成仁”，这种为坚持正义，敢于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时时激励着人们。孟子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当立志以仁，处事以礼，践行以义，百折不挠。身家性命固然可贵，为了正义尽可抛。这就是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真谛，也是孟子”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的演绎结果。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伟大无比，刚强无尚，是由正义的经常积蓄而产生的。历史上的正直之士，正都是凭着一股“浩然之气”来伸张正义、抨击邪恶，充分表现出他们的道德力量。许许多多仁人志士，同时是爱国主义的典范。他们为社会进步、为维护民族独立作出了贡献。

坚持正义、刚直不恶的传统美德在今天还值得大力提倡。当今社会，还存在种种邪恶势力。面对这种势力，我们决不能麻木不仁，不管不问，更不能同流合污。我们应该发扬刚直不阿的精神，拿出勇气，坚定立场，不屈服、不妥协，以浩然正气来压灭一切邪恶东西，纯洁我们的社会，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

六、敬老爱幼，尊师重教。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伦理十分强调敬老爱幼。自孔子始，孝德便被当作是“仁之本”。认为“百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论语》中就已表明：“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宣扬儒家伦理思想的《二十四孝》中有这样一些典型的事例。如：年已七十的老莱子为使其父母欢欣，身着五彩衣，做小儿游戏舞蹈，还装作幼儿行路不稳而跌到在地，以博取双亲一笑。这个事例意在说明，在父母面前永远要做孝子。扇枕温衾则是幼而尽孝的例子，九岁的黄香就能在夏日暑热时为父亲扇凉床枕，在冬天寒冷之日用身体为父亲暖被，实非一般幼童所能为。

儒家敬老慈幼的道德规范，深深扎根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美德。我们不能丢失这一美德。

儒家学说的中心主张是“礼”和“仁”。当然，他们所讲的尊卑秩序、三纲五常，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讲的“仁”也是讲统治者实行仁政，有利统治。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这与正统儒学提倡“礼”和“仁”有极大关系，尊师重教就是这种礼仪制度的一个方面。儒家所称“天地君亲师”。把师的地位提得很高，并宣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孔子就被誉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提倡尊师重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社会，我们虽反对上下尊卑，三纲五常，但人人相亲相爱、文明礼貌、尊师重教、永远是值得传颂和弘扬的传统美德。

七、节俭不奢，清心寡欲。

节俭之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一直表现出的美德。儒家大力提倡节俭。依传统观念来看，生活节俭既能使人克服经济困难，还能使人成就事业，更能使人志于道德追求，助于人格完善。诸葛亮有句名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学问家司马光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明末清初的名儒朱柏庐说：“一粥一饮，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唯艰”。这些说法都体现出“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观念。提倡节俭，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古语云：“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有所积累，如果“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便是不顾个人和社会的未来，必有悲惨的结局。我们应当发扬节俭之德。当然，诸如“会赚不如会省”之类的观念应当摒弃，既当讲“节流”，也当强调“掘源”。

儒家思想所反映的传统美德遗产中，还有许多优秀方面，在此不一一列举，当然，儒家思想中也含有大量封建性的糟粕，还存在严重的缺点：它没有肯定“思想自由”的必要，没有强调对于自然界的研究，重义轻利。因此，儒学内部缺少走向近代文明的充足契机。因此，我们应矫正儒学的偏失，发扬其优秀的方面，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

我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是个泱泱大国，他有高山、有大川、有平湖、有翰海，山川之壮丽、文物之瑰奇，非笔墨所能形容，谓之为一幅锦绣河山，实可当之而无愧！

我国不仅有着辽阔的土地以及众多的人口，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被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人类早期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中华文化就有着光辉灿烂并为世人所瞩目的伟大成就。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黄帝和尧、舜、禹引人入胜的古老传说到我国奴隶社会时期，夏、商和西周三个朝代的不断更替，再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和帝制，就是在这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在时间的历练中形成、发展并至今延续。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的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首次出现大一统的时期。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历史人物。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以前，我国处在封建社会时期，从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封建制度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我国的传统文化也逐渐形成并发展成熟。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有着巨大变革的社会历史时期，这种变革促进了当时科学文化的同步繁荣。

人们一提起中国的历史文明，大多数人的第一反映就是盛赞汉唐文明和明清文化，因为这是我国历史上两段最为昌盛繁荣的历史时期。殊不知，正是有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传承，才有了后来值得自豪和称颂的秦汉文化以及历朝历代的历史文明。

从春秋时代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老子说起，不难发现其实道家学派所具有的对立统一思想，就是我国传统文化最早的发展雏形。它与后来孔子所持有的儒家思想相比较，具有更加朴素的辨证思想，它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如有和无、生和死、贵和贱、男和女、天和地、阴和阳等等，并且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所以在老子的名言中就说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现已发现的老子的所有可考学说，都记录在只有短短五千字、思想却博大精深无所不包的《道德经》一书里。

老子的学识渊博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是有史可考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师徒一行人等就曾特意赶到周朝的京城洛邑，向老子请教学问。当时老子对孔子的启发中仅说到一句：“我听说，道德高尚的人，往往都很朴实。骄傲、贪婪、狂妄，对你都没有好处。”孔子后来就从此番谈话中总结到：“老子道德高深，真是能上天入海的龙一般的人物。”

从道家思想消极遁世的“无为而治”到儒家学说中积极入世的“学而优则仕”，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跨越，更是在当时战乱纷繁、思想混杂的年代中一次传统文化的质的飞跃。从此以后，孔子的儒家学说被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几经利用和改造，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不仅对后世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是现代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待自己的工作，无论大小，都一丝不苟地努力做好：当管理牛羊的小官时，他说：“叫我管牛羊，我就得把牛羊养得肥胖强壮。”后来管理仓库，他又说：“我要把仓库的帐目计算得一清二楚。”这与我们现代人平时常说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立志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理名言也仿佛是永恒的真理一般，至今都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座右铭。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曾提出“仁”的学说，坚决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要求统治者能够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孔子主张让人民有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征派徭役不应妨碍农民的正常劳动，反对用严刑酷法统治人民。有一次，孔子从泰山旁边经过，见一个妇人在墓边痛哭。他叫学生子路去询问，才得知原来是苛政逼得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这儿又遭虎难，却不愿回去。孔子不禁感叹道：“苛政猛于虎也！”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孔子的儒家思想对我国后世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以人为本”人本思想不仅是两千年前的惊世之说，更是我国现代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与治世精髓。

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他注意“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教育。他要求学生对学过的知识要经常复习，“温故而知新”。他还教育学生要养成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孔子以前，文化被奴隶主贵族垄断，只有他们的子弟才能接受正规的传统教育。然而孔子办学，从不过问出身何门，他一生先后培养的学生超过3000多人，据可考史料记载其中最有出息的有72人。孔子因材施教：学生冉求胆小，遇事退缩，孔子就有意识地教育他，凡事都要抓紧时机，马上行动、大胆去做；学生仲由敢作敢为，但不够稳重，孔子怕他冒失，就叮嘱他凡事要等请教父兄以后，三思过后再去做。这与我们现代教育界所提出的“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口号不谋而合，这在当时看来也是联系实际极富创意的一种教育方式。儒家学派的教育思想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教育方法和教学手段上提供了良好的历史依据和成功的教育范例。孔子晚年编订了古代文化典籍《诗经》、《尚书》等，还根据鲁国历史材料编成《春秋》。

孔子的言行，由他的弟子整理成《论语》一书。然而孔子所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传统文化理念，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他鄙视生产劳动的观点。有学生问到如何耕田种菜，他认为问这些事是很没有出息的。这一思想不仅影响到当时人们的“择途”标准，使得持有“万般皆下品，为有读书高”这一观点的无数青春少年从青丝最终熬到白发，终其一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事无成；而且也深深的影响到现如今的亿万家庭、无数父母，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观念一代又一代的强加在子女的学业方向和事业选择上，甚至是择偶标准。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与孔子一样，孟子长期从事私人讲学的教育工作，带着众多学生周游列国，宣扬“仁政”，后世把孔子和孟子合称为“孔孟”。孟子认为人民潜藏的巨大力量是不可轻视的，他在当时提出“民贵君轻”的治国思想，主张减轻赋税，实行“仁政”，反对战国时期统治阶级之间的不义战争，说“杀人盈城”是残忍的行为。这种思想在当时也许并不为各国诸侯所接受和认可，然而它的现实意义在今天看来，则极具“和平主义”的强烈色彩，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也在于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以和为贵，以福为高”的“平和修为”。孟子死后，他的学生将他的言论编成《孟子》一书。

但孟子所宣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更加的深远。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教育思想是极其片面的，因为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他们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作用都是同样重要的，缺一不可。“劳动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却人为的划分等级，强行分出三六九等，形成一种全民“轻体力、重脑力”的不平衡现象，这本身就是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文化的畸形发展在作祟。这与当前最为火暴的“高考热”、“考研热”、“考公务员热”可以说是不无关系。

篇8：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阅读答案

一、儒学对戏曲作者的影响

古时文人士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阶层。和平民百姓相比较他们的文化素质与学识修养等方面确实高出很多, 他们的感受与欲望也会和普通百姓有所不同。一是他们目睹了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与黑暗, 他们所经历的生活困厄与沉重的精神压抑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的精神世界有共通之处。二是他们在世俗平民面前又表现出相当明显的精神优越, 而且不少人对封建统治者难免有所依附, 使得他们的精神格局难以逾越统治者设定的框范。大多数身怀济世之志的贤达之士, 由于怀才不遇, 所以他们的“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屡屡付之东流;或是奋力跻身仕途, 却遇官场险恶, 饱尝仕途坎坷。在实现人生理想的道路遇阻时, 便只好退而求其次, 投身于文学事业, 从事散文、诗歌、骚赋、小说、戏曲的创作。尤其在元代, 由于异族入侵, 打压汉族知识分子, 使文人士子处于极端困境之中, 而且现实的黑暗残酷使他们的心理变得无比郁闷与失落。此时各种民间的伎艺开始进入他们的视野, 瓦舍勾栏中的杂剧, 留驻了他们的目光与脚步。他们发现自己的才志和情怀可以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容纳与宣泄, 于是遂“以其有用之才, 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 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 (明、胡侍《真珠船》卷三十四《元曲》, 《丛书集成》初编) , 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为代表的这些元代文人专业剧作家, 他们站在民间百姓的立场上, 作品大多都反映下层民众的苦难和悲哀并表达出对公理与正义的吁求。正是在他们的努力推动下, 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逐渐演变成元杂剧这一成熟的戏剧形式, 创作出了丰富的、永留史册的剧目。

进入明清时代, 文人学子从事戏曲创作又有了新的变化。明代理学是整个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程朱理学取得独尊地位。此时, 统治阶层也逐渐重视戏曲的教化功能, 以戏曲宣扬封建伦理, 以立言而弘扬其理学之道, 成为御用文人士大夫的自觉行动。如剧作家丘浚、邵璨等人, 本身就是理学名家, 并为朝廷中人。丘浚为宣扬理学、维护朝廷统治特作《五伦全备记》, 目的就是“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 为臣的看了便忠……虽事一场假托之言, 实万世纲常之理。” (明。丘濬《五伦全备记·副末开场》) 。明初时期, 由于宫廷政治争斗十分严重, 一些王公贵族为远祸避害, 苟安求存, 他们表现出留心词曲、佞佛信道或诗书乐律。其中尤以朱权、朱有燉为代表人物。朱权为朱元璋第十七子, 朱有燉则是朱元璋第五子朱橚的儿子。他们都是“博学善书”的文士, 长期接受过儒学的熏陶和教育, 最终成为了时代的剧作家。自明中叶到清朝前期, 是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文人剧作家的作品, 以一种辉煌的理性力量和忧患意识, 将中国传统戏剧的文化品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那么, 是什么原因促使广大文人把满腔才情投入到了戏曲创作中来的呢?首先就是由于反天理思潮的影响。明代传奇剧的代表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与明代后期反天理思潮彼此呼应的, 该剧中演奏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情定胜理的赞歌, 肯定和歌颂了爱情战胜天理的伟大力量。同时, 明代中叶以来的不少戏剧文本作者对于戏剧有益教化、抒写情怀的作用认识也较为明确, 所以, 当面临出处仕隐的人生抉择时, 就比较自觉地选择了“乐道著书”, 亦即在戏剧创作中“安身立命”的道路。著名戏曲家汤显祖就是一位在科举之途中备尝艰辛的儒生, 他创作了《临川四梦》等优秀剧作, 并且在其影响下, 还形成了临川派优秀创作群体。沈璟, 二十一岁即中进士。任职兵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因为上疏立储以及为王妃诸封, 忤递帝旨, 而被贬官。旋即致仕乡居。一年改编、创作戏剧十数种, 在其影响下, 亦形成了作家众多的吴江派。综观明清以来有成就的剧作家, 他们几乎都是儒学弟子, 饱读圣贤之书, 儒家思想根植于心, 同时, 他们又对民众疾苦和诉求有一定程度把握。在这种状态下创作出来的戏剧, 既渗透着儒学的精髓又让民众喜闻乐见, 更进一步推动了戏曲在民间发展。

二、儒学对民间戏曲内容的深刻影响

儒家所倡导和宏扬的忠孝节义早已成为封建社会最根本的行为和道德规范。综观古代戏曲, 以忠孝节义为主题和题材的剧目比比皆是, 在宋元南戏、元杂剧、明清传奇到弋阳腔、乐平腔、饶河戏以及赣剧中, 处处可见, 信守拈来。

(一) 忠君之戏

“忠君之戏”从广义上讲就是指涉及忠君思想的戏剧, 这本来应该在“帝王戏”中表现出来, 但是在古代戏剧中, 以帝王为主要人物的“帝王戏”却很少, 更多的是在戏曲中蕴涵有忠君思想的“忠君之戏”。

“忠”属于品德和行为准则范畴, 是一种对事对人应有的品德和行为准则。儒家对帝王的总体看法是拥护和忠于明君而憎恶昏君暴君。受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古代戏曲, 一方面对在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主权独立, 或与民修养生息, 发展生产, 促进经济繁荣等方面体现出“文治武功”的封建皇帝加以肯定和讴歌;另一方面又生动形象地揭露部分帝王的虚伪阴险、残酷无情、腐朽糜烂的精神实质。帝王的昏庸或圣明直接影响朝廷的风气, 昏君必定奸臣当道, 忠臣受到打击, 如遇明君, 定风清气正, 贤臣、忠君报国有门, 也定能成就事业。这在古代戏曲中也常展现。明代在乐平盛行的弋阳腔特别流行演出帝王将相戏, 现剧本留有的就有《和戎记》《千金记》《草庐记》《金貂记》《东窗记》《白袍记》《白兔记》《鹦鹉记》《绨袍记》《赵氏孤儿记》《古城记》《赤松记》《云台记》等等。《千金记》写楚汉相争, 韩信的故事;《金貂记》剧情写薛仁贵为皇叔李道宗所忌, 被诬下狱, 时值苏宝童率兵犯境, 薛仁贵复职出征, 但为苏宝童邪术所败, 遣程咬金救援, 又被把持朝政的李道宗所阻。其子薛丁山获知, 毅然请行。遂大破敌军, 迎父还朝, 合门旌奖。剧中对帝王、忠臣、奸臣进行了细仔的刻画和描写。《东窗记》全称《岳飞破虏东窗记》, 演岳飞为秦桧所害, 秦桧与妻王氏谋于东窗、事将发, 桧赴灵隐寺烧香, 途遇颠僧济公, 为其点明隐情并用掃击之;桧死, 入阴司对薄, 令传语归告其妻曰:“东窗事发矣。”《草庐记》写刘备自徐庶走后, 三顾茅庐, 请得诸葛亮为军师。后来, 刘备在诸葛亮的忠心辅佐下, 进据西川, 于成都称帝。这些剧目从多个层面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忠君”意识, 也反映出了对明君、昏君和暴君的不同看法。

(二) 说孝之戏

在我国“孝”的观念可谓源远流长, 商周以前华夏先民就已经有了孝的观念。至春秋晚期,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就在《论语·学而》中专门论述孝道。儒学后人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孝道学说, 特作《孝经》十八章, 将“孝”的地位提得更高, 孝的内容规定得更为具体。孝表现在事亲、事君、立身这三个方面, 涵盖了君、臣、民等所有人。而且“孝”又常常与“忠”并列在一起成为古代民众最讲究、最看重的两大思想观念。含忠孝内容的戏曲, 在古代戏剧中占有极重的份量。

在古代有一种说法:忠孝难以两全。而当尽忠与爱国主义相联系, 爱国又能与尽孝道相统一时, 这种孝就是大孝。反映这类题材的戏剧中, 以木兰从军、岳飞抗金的戏剧故事最得普通民众喜爱。徐渭杂剧《雌木兰》倾力塑造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女中豪杰形象。木兰的代父从军是以强烈的孝心为基础做出的决定, 同时, 也凝聚着浓厚的爱国情怀。同样, 岳飞抗金的戏曲故事也广为传唱。明传奇《精忠记》、弋阳腔《岳飞传》、饶河戏《风波亭》以及赣剧《斩岳飞》, 这些声腔、剧种虽然具体写法上不尽相同, 但剧情集中表现出岳飞诚挚接受母亲的爱国为民的训教, 顺从母意, 勇敢投身于杀敌报国、抗击外寇的正义战斗之中, 这是儒家思想中崇高的孝道。当然, 在古代戏曲中除了表现木兰、岳飞等大孝, 还有大量的戏曲不是主题表现孝道, 而是在剧情中处处体现和赞美为人之孝, 谴责不孝言行。如嘉靖《风月锦囊》收录的嘉靖年间弋阳腔传奇演出本的摘录本, 其中《五伦全备》《香囊记》《五伦传紫香囊》《王祥》《周羽寻亲记》等都是宣扬孝道的剧本。

(三) 讲节之戏

“忠孝节义”中的“节”在儒学发展历史中也是自成体系, 并且不断衍进变化。孔子在《论语》明确提出:“不以礼节之, 亦不可行也”。节成为行“礼”的方式。古代戏剧中的“节”戏象“忠孝”戏一样占据着传统舞台, 尤其是在爱情剧, 生活伦理剧中体现得更充分。粗略的归纳“节”戏有几种类型:

第一种, 宣扬好的贞操观念, 极力维护夫权统治的戏曲。这类戏曲反对自由婚恋和寡妇改嫁, 倡导女性从一而终坚守贞洁, 婚姻恪守父母之名, 婚后夫权至上。如传奇剧《蝴蝶梦》就是这一题材的剧作典型。

第二种宣扬较为进步的爱情观和婚姻节操观, 反映民间对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斗争的戏曲。如《西厢记》一剧, 通过红娘之口, 肯定了张生与莺莺这对“怨女旷男”自相结合的合情合理。《墙头马上》一剧, 李千金既已钟情于裴少俊, 便效法卓文君故事, 毅然与之结为夫妻并大胆私奔。这些戏曲表现的都是对封建礼教的公然背叛, 对“节操”的崭新理解和评价。

第三种, 颂扬坚守民族气节、坚守气节操守的正义气节观, 展示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的戏曲。如杂剧《楚大夫屈原投江》展现的是在外敌入侵国家危难之际, 屈原积极呼吁内修法度, 外御强敌, 同卖国奸佞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虽遭放逐, 九死而未悔。体现了屈原坚贞的爱国精神。传奇剧《精忠旗》、杂剧《东窗事犯》、饶河戏《斩岳飞》等颂扬民族英雄岳飞的戏曲, 全面反映了“忠孝节义”的儒家思想精髓。这些历史上的民族英灵都是儒家思想极力倡导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的杰出代表。

还有一些节戏虽然不是取材于恢宏的历史故事, 展现崇高的民族气节, 但是也讲述了一些做人的气节和操守。如明代弋阳腔剧目《荆钗》《孤儿》《三元登科记》《姜女寒衣记》《江天暮雪》《节妇金钱记》《双兰花记》《窦滔回文记》等都属于节戏范畴。

(四) 重义之戏

同忠、孝、节一样, “义”是儒家倡导的封建伦理道德, 起到为统治阶层服务的作用。同时, 义又是根植于民间的朴素而又积极的思想情感, 是一种天然的传统民间文化。经过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以及封建统治阶层的运用和推动, 义有了政治化、伦理化的阐释, 便成为了规范整个封建社会人们思想行为的最高伦理道德准则。

在古代戏剧中, 以“义”标名的剧目很多, 如传奇剧《义贞缘》《义侠记》《忠义烈》《义烈记》;如弋阳腔、饶河戏及赣剧中的《桃园结义》《八义记》《忠义缘》《十义记》等, 还有许多民间戏曲虽然没有以“义”来命名, 但实际是写义的戏剧。同时, 在忠戏、孝戏、节戏中, 也有很多写义的戏曲情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 历来被视为“忠义”的化身, 他知恩必报、义不负心, 是儒家、统治阶层、普通百姓都极力推崇的大义之人。历史上关公戏长期占据着民间戏曲舞台。元杂剧中关公戏成为重要剧目, 如《单刀会》《三战吕布》《千里走单骑》《桃园结义》《古城会》等。弋阳腔、饶河戏、赣剧也大量搬演、改编了关公戏。如戏曲《华容道》, 讲述了关羽因感念曹操之恩在华容道放走了曹操的故事。关羽知恩必报的“义举”, 单纯从儒家的“礼仪”“仁义”思想来看是值得赞颂的义举。但是, 关羽这样的行为既贻误了军机大事, 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实则是愚昧的封建伦理观念。

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 儒学对民间戏曲的影响是深刻的, 也是全方位的。历代戏剧家、戏曲的创作者无不深受儒学的教育和儒家思想的影响, 由他们创作的剧目自然流淌着儒学文化的基因。即使是一些作者在创作的戏曲中, 流露出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否定, 也会因为统治者的监管, 受到极大的控制无法流传。因此, 儒家文化和民间戏曲文化作为两种文化形态, 它们是相互影响的, 但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 民间戏曲文化只是民俗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参考文献

[1]乐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乐平市志[M].方志出版社, 2002.

[2]景德镇市戏曲志编纂委员会.景德镇戏曲志[M].2003.

[3]金泽.中国民间信仰[M].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