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

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精选6篇）

篇1：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

论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吉林长春)摘要：中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其中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礼乐文化等观念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从春秋孔子开创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使得她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国民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誉为中国的国学。然而在今天大力倡导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如何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对我国的影响,不仅必要,而且对我国社会健康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关键字：儒家思想；社会主义；现代化；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谐社会

一、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所逐渐培养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内涵是深邃而丰富的。通过学者们不懈的思索与追问,人们对其具体内涵的认识已是愈益全面。十六大概括的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和自强不息等,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民族精神,而像厚德载物、创新求变、理想人格、民族忧患、历史借鉴等等,也都是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养育出来的重要的民族精神。中国精神的形成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的历史演进过程中, 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因此, 中国精神, 不可避免地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可以认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较大程度地涵括了中国精神的主要方面。

（一）中国精神之仁爱传统

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孝梯也者, 其为仁之木与”。（《论

语·学而》〕孟子也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仁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影响并制约着当代中国人际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可以起到积极的促进推动作用,这是当代德育应该吸取和借鉴的。

（二）中华民族精神之爱国主义传统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由儒家思想里“忠”的伦理范畴演化而来的。“忠也

者,„——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

明章第一》里作如是说。朱熹在《四书集注》

解释忠的涵义“尽己之谓忠。”都是对“忠”

字的正确理解。孔子认为：君子行事以忠信为主（《论语·学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份》）。到了西汉经文经学大师范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谓的“王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之后“忠” 由

原来的儒家〔孔子〕的伦理范畴而一跃成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畴,其含义主要是指对君主忠诚。可见，儒家思想陶铸已久的中国人早已把“重视整体精神、强调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之一。注重国家、注重整体的整体趋势同观念是中华民族独特的道德传统,注重个人服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传统道德的重要特点。整体观激励人们自觉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而整体观则孕育了最宝贵的爱国情结, 形成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

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关心天下兴亡，具忧国优民的博大情怀；形成了同仇敌忾、不屈不挠的反压迫、反侵略精神。我国历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忧国忧民、以身殉国、忠贞报国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增强了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造就万众一心,激励同舟共济, 成为团结、维系和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伟大精神力量。

（三）中华民族精神之诚信观

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 为政》）。说明孔圣把“信”看重到何等程度。《论语》中“信”字共出现过38次,其含义用作“诚实不欺”者24次,用作“相信”或“值得相信”者11次，用作“使相信”或“使信任”者1次，其他用法仅2次。其实,《论语》“信”字的诸多含义中，与“诈”相对的“诚实不欺”应是最基本的规定, 其他如“相信”、“信任”, 乃至通常所说的“信用”等,都不过是“诚实不欺”的引申和拓展、像《论语》说的“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以及“恭、宽、信、敏、惠”，“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等,都表明“信”的基本要义在于“开心见诚,无所隐伏”《后汉书马援传》。

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来具有诚信的优良传统, 许多杰出分子在贫弱危难之际之所以仍坚持讲诚守信,就是山于不断进行诚信的自我修持所熔铸成的。因此,一个人如果真诚地注重诚信的内在修养,他必定可以成为一个有德性、有同情心的人,也必定在己与人、己与社会的交往中怀着诚实不欺、真实无妄的理念去行动,从而堵住诸如坑蒙诱骗、背信弃义、制假销假等不道德事件的发生。不仅如此,由于儒家诚信观念的修养总是与理想人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其诚信的运用不在于取得工具性价值,而在于给人以心理的需要和自由的扩展 即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精神世界的理解予以提升和拓展。这种诚信道德的修养思想,尽管在历史流变中往往被当作引申制度原则的依据然其梢神却可以游离于实际的制度而存活于人的心灵世界,从而在中华文化的演进中传承不坠。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具有相当高的超越性,所以它完全有助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精神价值被贬低,而物质财

富价值越来越受尊崇的“金钱拜物教”的异化现象，以便建立起一个以诚换诚、以信任换信任的良性的社会生活环境。故而,儒家以加强心性修养而确立诚信的致思取向并没有过时,它对促进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仍有重要意义,我们不能以市场价值的效用性或实用性去全盘否定它。

（四）中国精神之“和”为贵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著名命题,肯定差异性事物间的和谐关系。荀子则进而把“和”的观念引申到万物生成的高度“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和而不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博大的胸襟去容纳万物。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注重“中和”的思想方法,使人们注重和谐维护整体,谦让宽容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人际关系的和睦,社会的和平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思想。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奉行这一伦理原则,与人为善,推己及人 建立了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中华各民族始终互相交融,和衷共济,形成了团结和睦的大家庭中华民族始终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与世界其他民族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崇尚和谐、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最具民族特色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德。

二、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建设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传递的过程。只有从文化的角度,才能站在一种新的高度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发展。

（一）治国方略

孟子从孔子的“仁”学观念中得出了实施“仁政”的治国理念。“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民贵君轻”都强调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仁,人心也”、“得民心者得天下”,只有以人为本才能促进国家的兴旺发展。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就是对该思想的现代诠释。“以力服人为之霸,以德服人为之王”；“大学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二者辩证的统一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建设。

（二）经济建设

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学说、“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体现了“无过无不及”的方法论原则,既不冒进、也不保守,既勇于开拓创新、又有所不为,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发展,先富带动后富,不急不躁、稳步前进,迈向小康社会的理想目标。不能以环境的牺牲促进经济的发展,不能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天人合一”可持续发展,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

（三）文化教育

儒家思想最注重的就是人的思想的改造,“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被称为君子,又有君子才能对国家的建设作出贡献。而知识是常学常新的,要学以致用、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才能最大化的发挥知识的效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无疑是对儒家教育观念的新尝试。

（四）思想道德建设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心怀祖国,把社会的进步当作个人前进的动力,只有社会进步了,个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是将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有机结合起来的现实主义道路。“五伦”中的“朋友有信”强调了诚信的重要性。要做到“爱人”,就先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人独立于世,不仅要胸怀远大理想,而且要有独立的人格意志。“知天命而用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行不言之政,处不为之事”,要有积极进取的开拓。只有做到了以上几点,才能达到“仁”的最高境界,成为一个思想道德涵养高的人,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间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有所敌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西方资本主义落后的方面我们要引以为鉴,不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重复他们的老路;他们进步的方面我们要积极借鉴,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正如孟子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和平促发展”应该是各国都遵循的有效原则。

（六）儒家思想与创新

怎样才能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化世界竞争中取胜? 无疑得靠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儒家思想由于在世界观上不像资本主义国家受特定宗教的限制,能够比较自由的思考和探讨问题,对新事物的接受速度快,容易吸收新理念形成独具自己特色的创新体系。这无疑是现代化背景下,儒家思想最具时代意义的特征。

三、儒家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一）仁义之德为和谐之基

“和”是儒家哲学中重要的思想范畴之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 携手并进, 团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积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中要起到基础性作用。

1.“仁”者“爱人”

1.1“仁者,爱人也。”《论语·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这就是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己”与“克己”。在儒者看来,无“爱人”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1.2“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意为,一个力求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自己的名子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儒家思想要求人们应该有荣誉心、耻辱感,所谓:“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士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自珍《明良论二》)“仁则荣,不仁则辱”充分概括了儒家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2.“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中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了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对人生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是“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

(《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有高尚德性的人,不是不计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二）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之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有了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学而》。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发情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中”,就是按“中”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中,也不是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中正”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中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解释为: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中和”一词的含义为按“中”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化状态。《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徒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 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季羡林,何静、韩怀仁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2．罗国杰等中国传统道德[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5

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2003

4.(德)马克斯·韦伯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5.祝瑞开 当代新儒学[M]1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11)

6.姜林祥 儒学价值传统与现代化[M] 山东:齐鲁出版社,2002(2)

7.张岂之 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J ]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8.费孝通 从小培养21 世纪的人[J] 东宇经纬,2000(4)1 9.(法)雷蒙·阿隆 托克维尔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 见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2)10.《论语》 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12 11.《孟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 12.《周易》.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6,2003.6 13.《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题目：论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院系：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专业：地理科学 姓名：葛禹彤 学号：1256408031 指导老师：李娟老师

篇2：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

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

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进入20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

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不容小觑的。

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

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在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

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

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时感到安放不牢”(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君子”以及相关的“修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民主与领袖》)。此外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明清以来“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李维桢的“遂其私所以成其公”思想等等)，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在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

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益的。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

篇3：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

中国法制建设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现代化的司法制度之建构, 意味着司法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 因而是一个突破固有的制度而在司法领域显示出来的深刻变革。因此,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 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思想的积极意义成为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法制建设面临的现状

1.治安形势日益严峻, 社会遭遇道德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 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繁荣背后, 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犯罪率开始急剧上升, 社会道德体系千疮百孔, 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有人说我们的社会已经陷入道德危机、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对于这些问题, 我们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奉为至理的法律至上、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程序正义等一系列西方的法律理念似乎无能为力。

2.司法成本日益增大, 社会矛盾却越来越尖锐

改革开放以来, 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 各类诉讼案件不断增加。然而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当一部分的公民纠纷并没有因法院的审判此而得到化解, 相反的是缠讼、上访甚至是由民事案件转化为恶性刑事案件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说明现代司法在真正化解人际纠纷、协调人与人的冲突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些情况的存在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 并积极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

二、对儒家几种重要思想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意义的分析

在我国, 儒家传统思想占有重要作用, 它的“和合”、“仁”等观念深入人心, 而这也与我们当前“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契合, 这些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和为贵的思想、“仁”的思想及中庸的处世观念

“和合”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孔子曰:“礼之用, 和为贵”, 他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 提倡“贵和尚中”。当出现纠纷时, 中国人通常采用“劝讼”与“息讼”的调解方式来解决问题, 最终目的是使当事人相互谅解, 以保持个人间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

中国传统哲学主张人际关系和谐, 提倡宽容, 儒家“仁”的思想是这种传统主张的典型表现。孔子说:“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也。”如果将古代“仁”的思想应用于刑事纠纷, 必然提倡对犯罪人的宽恕并帮助其改善更生。

“中庸”思想对上面提到的问题也有积极作用。所谓的中庸就是“致中和”, 就是“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这一思想和以和为贵的“和合”思想一致, 重视当事人和谐关系的修复, 并且通过调解以“劝讼”、“息讼”, 避免行为人被贴上罪犯的标签, 以利于其回归社会, 这与我们当前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有积极意义。

2.“无讼”、“慎刑”的传统理念

中国社会是一个因血缘及地缘上的密切关系而结成的“熟人社会”、“亲情社会”, 重视人际关系的讲信修睦。人们形成了“以诉讼为耻, 以无讼为德”的观念。孔子就多次声称:“听讼, 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种主张在刑事政策上表现为反对苛政、滥刑、重罚, 主张恤刑慎杀, 德主刑辅, 这是一种“慎刑”的理念。就像宋代包拯所认为的:“治平之世, 明盛之君, 必务德泽, 罕用刑法。”总之, “无讼”与“慎刑”的观念提倡通过协商和解来解决刑事纠纷, 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

今天, 司法的宗旨仍然是定分止争, 化解矛盾, 为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古代的“无讼”观念以及古人为此理想所作的努力对我们今天社会的法制建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3.道德教化的传统

儒家文化向来注重道德教化, 儒家认为人性无论善恶, 都可以凭借道德的力量进行教化。《论语·为政》就主张:“道之以政, 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在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中, 违法犯罪被认为是未受到教化或教化不彻底所致, 应当再次对其进行教化, 而不是一味苛求刑罚制裁,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治平”之效。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道德的危机、信仰的危机不是仅靠法律就能解决的, 法治社会的法律必须具有神圣至上的权威, 也只有这样的法律, 才能实现法治的目标。

儒家的上述思想, 历经几千年传承, 已经根植于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其影响至今仍然广泛地存在着, 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社会转型的今天, 中国的现代法制建设必需要立足本国的实际, 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之处, 使其能在今天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子路.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12.

[2]杨伯峻.论语.雍也.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12.

[3]杨伯峻.礼记.中庸.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12.

[4]杨伯峻.论语.颜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12.

[5]杨伯峻.礼记.中庸.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 12.

篇4：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

关键词：法制；儒家化；思想

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进程

中国古代法制史以夏商时期为开端，到西周时期法律思想基本上形成。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是由孔子创立，而后以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为代表，经过了数朝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下我将从儒家法律思想的创立、渗透、发展到最终基本完成四个部分，讨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进程。

1.汉朝法律中儒家思想的渗透

通过吸取秦朝迅速败亡的教训，汉初盛行黄老学说，批判秦“专任刑罚”、“重刑轻罪”，确立了黄老的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轻徭薄赋和约法省刑，前者以休养生息为目的，后者则是为纠正秦法的繁苛。到西汉时期，董仲舒将孔孟“德治”的儒家思想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自汉武帝时期确立时起，这一思想对后代历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下，“亲亲得相首匿”、“原心定罪”、“春秋决狱”等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思想自然而然渗透于汉朝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制度之中。接下来将举例详述：

“亲亲得相首匿”源于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汉朝法律规定，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均可因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免于刑罚。汉宣帝时明确规定：子女隐匿父母，妻子隐匿丈夫，孙子隐匿祖父母的罪行，皆不追究刑事责任；父母隐匿子女，丈夫隐匿妻子，祖父母隐匿孙子罪行的，如果所隐匿罪为死罪，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的罪责（《法硕专业学位考试分析》）。“春秋决狱”是指以儒家经典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司法审判依据，“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春秋决狱的原则即原心定罪，根据儒家经典考察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再对案件作出判决。这一司法制度沿袭至魏晋南北朝，无疑在引礼入法的同时对促进法律儒家化进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中国法律儒家化在隋唐时期基本完成

唐朝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其立法指导思想，明法慎刑、宽仁治国，形成了礼法合一、相互为用的治国指导方针。在此思想指导下，唐朝立法宽简、稳定、划一，在内容上“一准乎礼”，充分体现儒家礼治精神，全面贯彻礼的核心内容，即三纲五常；在定罪量刑上，唐律沿用隋朝的十恶制度，犯十恶者，为常赦所不原；在民事立法中，规定“七出”、“三不去”和“义绝”为婚姻解除的要件，维护家长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下面以“十恶”制度为例浅谈儒家思想对隋唐时期法制的深入影响。

“十恶”是指直接危害皇权专制统治以及严重破坏家庭伦理关系的重大犯罪行为，包括：谋反（图谋反对皇帝，推翻君主政权）、谋大逆（图谋毁坏宗庙、陵寝及宫阙）、谋叛（图谋背叛朝廷，投奔外国）、恶逆（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等尊长）、不道（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和肢解人；造畜蛊毒、厌魅）、大不敬（盗神御之物，对捍制使，无人臣之礼等犯罪）、不孝（告发或咒骂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世而别籍异财）、不睦（谋杀或卖缌麻以上亲，殴打或告发丈夫及大功以上尊长等）、不义（闻父丧你不举哀等侵害非血缘但有等级从属关系者）、内乱（奸小功以上亲或父、祖妾以及亲属内通奸）。对谋反、谋大逆、谋叛一般要实施连坐且无首从之分，一律重惩，议请减赎当制度亦取消一切优免。可见，其用刑远远重于普通犯罪，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等的封建伦理思想在立法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经过数朝的发展，中国法律儒家化进程在隋唐时期基本结束，其影响深远一直沿用至清末。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以及对现代法制的借鉴意义

1.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制的影响

第一，从形式上看，礼法合二为一，相互融合。法律具有规范性，因其确定统一才能充分发挥其权威性，对民众产生震慑作用，而起到社会预防的功效。引礼入法在一方面促进了法律的伦理化，但同时也使礼与法含混不清，使得法律本身规范性减弱，受礼的影响，一些不成文规定折损了法律的权威性。

第二，从内容上看，德、礼与法充分融合。一方面，儒家思想强调德治、无为而治，礼与德成为法律的重要补充，将道德规范引入法律，达到道德与法律相辅相成的效果；另一方面看，道德与法律在表现形式、实现方式、调整范围等方面都有不同，道德较法律而言，范围更广、要求更高且标准不一，因此，道德对法律的过分影响导致两者界限模糊，使得法律要求与道德要求相混。

第三，总体上讲，儒家思想贯穿中国古代法制始终，对其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左右着古代立法。在为中国古代法制披上纲常伦理外衣的同时，其封建保守的性质也制约着中国法制的发展。

2.儒家思想对现代法制的借鉴意义

篇5：论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

——从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影响角度解析

冀宝光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 研究生部，沈阳 110004)

摘要：官僚政治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统治得以运行的主要支撑，其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同样需要某种思想的论证加以支撑。中国官僚政治自秦代产生之日起，其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背后是儒家思想的包装，儒家思想中的“重农”、“选贤举能”、“大一统论”、“纲常教义”等思想不仅为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某种思想上的便利条件，而且“民本思想”、“人治思想”等在官僚政治的实际运行中为防止官僚政治自身恶性毒素的扩散起到了某种矫正作用，虽然官僚政治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失去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但官僚主义作风依然盛行，由官僚政治引发的“官”与“民”的对立、“官本位观念”、“权力崇拜”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一些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生态建设中的流毒，而这一点也正是我们今天讨论儒家思想对政治生态影响的主要意义所在。关键词：儒家思想；官僚政治；政治生态；官僚主义作风

习近平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结合我国的世情、国情和党情来看，摆在“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面前的拦路虎就是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一般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是我国官吏作风建设中的首要问题，官僚主义解决好了，那“四风”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四风”问题解决好了，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就不远了。

一、官僚政治的含义及其在中国的产生

政治学家拉斯基把官僚政治定义为：“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1]而中国学者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里我们重点论及狭义的官僚政治，他认为：“应该从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来看待官僚政治，一方面，技术性的官僚政治指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形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2]另一方面，社会性的官僚政治是指真正把官僚政治当作一种社会体制来看待，这种社会体制只允许存在于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

官僚政治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某种封建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中国的官僚政治之所以自秦代就产生了，主要基于两个条件，一为其产生的经济条件，商鞅变法破坏了世禄、世官、世业秩序，凡有军功和努力耕作者皆可获得私有土地，使得秦朝的经济生产方式由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由此产生了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地主经济；二为政治条件，既然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就要找到专制政体是从何时开始的。谭嗣同语：“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史学界已经公认专制政体始于秦代，其后历朝的政治形态皆无重大变化。而儒家思想为官僚政治在中国的产生、运行、发展和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官僚政治的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其对作为传统政治主要表征的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这些影响，一直贯穿于官僚政治的产生与发展的各个阶段。

（一）儒家思想为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营造了有利环境

第一，“重农主义”强化了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官僚政治产生的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又是地主经济下的一种生产方式。而“重农主义”政策的实行则为小农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为以成例办事、缺少机动的官僚政治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政策上的鼓励不仅在实际中强化了作为官僚政治产生土壤的小农经济，而且在人们的意识中无形地为接受官僚政治扫除了其他障碍。

第二，“选贤举能”在某种程度上为官僚政治的产生扫除了贵族政治的阴影。官僚政治产生以前，统治阶层的官吏一般是由贵族阶层担任的，而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则是选自下层有文化的优秀人才。自孔子之后，“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在民间”在下层民众之间培养了大批的知识分子，这势必会导致国家选任用人才观念的转变，《论语·先进》中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3]大致意思是说：“如果要我选用人才，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用杨伯峻《论语》译文）表明孔子反对以出身、门第和血统来选用人才，而应以贤能、真实才干为标准。经孟子、荀子等人的发展，儒家的“选贤举能”思想打破了选拔人才中的等级限制，把选拔的范围由贵族阶层扩大到了庶民阶层。这些为官僚政治中的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官僚下的为官制度就是要选拔出优秀的人才，为自己所用，为维护这个官僚体系而用。

（二）儒家思想为维护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进行了思想论证

第一，“大一统”思想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提供了思想资源。《书经·大禹谟》中说：“皇天眷名，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为天下万事万物，皆为天子所有。由天人感应得出天人合一，再推到天一统、国一统，统于中央、统于一人，孔子认为天命最高主权不可分割，主张“尊王”，主张恢复西周那种“礼乐征伐出自天子”形式上的大一统，而反对各霸一方各自为政的乱臣贼子。这种理论正是专制的官僚政治所需要的，用来维护其中央集权的独占局势。《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政治理想是要求实现由一位公认的皇帝在中央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大国，他的皇权的合法性不容许受到另一个敌对政权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并在实践中维护它，中国的历代政府都认为必须求助于宗教的和文化的权威力量。”[4]而“大一统观念”正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大一统观念”被视为一种拥有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的理想统治观念，尽管它在政治上不太现实，但是“大一统观念”对稳定专制政体和官僚政治有着巨大的作用。

第二，“纲常教义”为官僚政治的存在及运行奠定了现实基础。儒家纲常教义主要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它们维系了传统社会的基本伦理原则，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扫清了思想障碍。任何一个专制君主都不会希望他的臣下效仿他夺天下时的名义来窃国，为解决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局面下因版图而产生的治化矛盾，自汉武帝起，开始推行纲常教义。纲常教义的重心在三纲，表面上看，只有君为臣纲具有政治之间的关系，而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只关乎家族。但正如《大学》所讲：“物格而后知至，······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5]它们之间存在一定政治上的逻辑关系，通过三纲，国家可以把治理民众的重任通过家族、家庭分给为人父、为人夫、为人族长和家长的去分别承担。这样国家就可以把自己的统治权威施加到每一个人身上，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官僚政治下为防止臣民窃国的问题就可自行解决。

（三）儒家思想对官僚政治偏失的矫正作用

第一，“民本思想”对官僚政治中官吏心态偏差的矫正。所谓“民本思想”指的是以百姓为根本的统治思想。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中统治阶级明确地将“以民为本”作为统治思想，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一方面保证了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社会上的特权，并使君主在实行统治时可以公开宣称自己代表民众的利益以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另一方面又为广大官吏和民众提供了一定限度的利益和权利上的思想保障。只有这样，统治阶级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儒家学说包含着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思想，这为规范君权和维护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使官僚政治在一定的轨道里合理运行。

第二，“人治思想”对官僚政治中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儒家思想中的“德治”、“礼治”“仁政”等思想归根结底是“人治”，即以人来实行治理。“人治思想”首先对官僚政治下的官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们在执行政策时想到的是“德”“礼”“仁”，不至于超出儒家的伦理框架。在论及“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方面，儒家的“人治思想”虽然把“人治”作为统治的核心方式，但同时用“法治”以配合和制约“人治”。梁启超说：“英雄圣贤固大有造于国家，然其所以能大有造于国家，非仅持英雄圣贤之力，更赖有法以盾其后也。”[6]他认为，儒家在侧重“人治”的同时，也讲刑罚，而刑罚即“法治”，以“法治”作为“人治”的后盾。官僚政治下的官吏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一方面受到自己心中那个“仁”、“德”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会受到同时期所颁布的“法”的制约，从而使官僚政治的运行更合乎制度、更合乎民意。

三、儒家思想与官僚政治对我国政治生态的启示 官僚政治能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与儒家思想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国家稳定、政局稳健、社会和人心安定离不开社会教育、思想和文化的保障作用，良好的政治生态需要依靠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

（一）打造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第一，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儒家思想就适应了官僚政治的运行及发展，与其紧密结合，共同塑造了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官僚体制。中国要保持国家的持续稳定、政局的持续稳健和人心的持续安定，就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不断的汲取外来先进文化，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传统与现代文化对抗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营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与国情相符的社会主义文化环境。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相继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一系列指导思想，今后还要不断摸索、与时俱进，不断地与国情、世情、党情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

第二，驱除官本位观念，消除官本位流毒。俞可平说：“官本主义是长期支配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尤其是官吏的权力本位，它与建立在公民权利本位之上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现代国家治理是格格不入的，与社会主义文明是背道而驰的。”[7]为解决官本主义，一方面，加强对广大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破除对权力的崇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头脑。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政治社会，留给我们最大的思想弊端之一就是官本位观念，而官本位造成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是看其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形成社会范围内的“唯官是求”，仅从每年的公务员“国考热”现象，就可看出官本位观念带给人们的痛处。所以，解决官本位问题，要从源头治理、从思想着手，驱除人们的官本位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遏制官本位现象。在我国政治体制内存在着“唯官是从”的现象，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在单位中，所有事务要围绕着领导走，领导的事再小也是大，其他事再大也是小。要杜绝这类事情，就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建立健全国家法制法规，用“法治”代替“人治”，使官吏按照程序办事，从而用制度来构筑保障公民权利的长城。

（二）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

刘云山强调：“建设良好政治生态,人人是环境,个个是生态。”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官”与“民”的关系，其次，要解决好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解决不好，良好的政治生态就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达到“山清水秀”。

第一，调节“官”与“民”矛盾，营造和谐社会。官僚政治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直接造成了“官”与“民”的对立。等级分明是中国专制政体中的一个典型特征，官吏间的权力等级之分、民与民之间的财富等级之分、官与民之间的等级尊卑之分成为阻碍官民和谐的重要因素。李治安说：“在以官为本位的等级制度下,它颠倒了“官”与“民”的正常关系，使官僚由社会上的公仆，异化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老爷和主人。而真正的主人——庶民百姓，却被长期置于受管制、受压迫的地位。”[8]所以，一方面，要坚定理想信念，加强树立各级官吏，特别是基层官吏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当中，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思想，牢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要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切切实实为百姓谋利益。目前，我国存在“办事难”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行政体制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要积极推动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打造出官民和谐的社会主义大环境。

第二，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坚决杜绝官僚主义作风。习近平指出：“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9]而官僚主义高高在上，脱离基层，“官僚主义”问题解决好了，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可迎刃而解。反对官僚主义，首先，在思想上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观念。其次，要建立健全关于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制度规章，用制度来严格防范官僚主义作风。最后，要加强对官僚主义作风问题的监督，从党内监督到政府自身监督，再到社会监督，形成一套合理有序的监督体系。

四、结论

儒家思想能在两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中成为主流思想，与它独有的兼容、整合国家意识的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需要一种思想来整合，新形势下用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人民群众的信仰追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育人民，尽快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从而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篇6：论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儒家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其理想人格对现代人格建构的启示作用“天人合一”思想及泛爱主义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等。深入挖掘、诠释儒家思想中蕴藏的适应和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精神资源，使其在现代政治社会秩序的建立中发挥作用，不仅关系到儒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我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儒家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论从个人层面的修身开始，层层扩 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通过几千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制度的建 立，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生活方式。

进入 20 世纪以来，在民族危亡、内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现代化艰难举步，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质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仅国内如此，西方部分学者如韦伯在其《儒 教与道教》中，也断言儒家伦理是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因素。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尤其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引起世界瞩目，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和意义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正如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巴黎集会的宣言中所预言：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 那里去寻找智慧。

不管是不是新儒家的信徒，有一点是无须争辩的：儒家的“建制化”已经完全失败了，无法再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较为稳定、影响全面的政治社会秩序，似乎也再无可能恢复那种主宰地位，这是分析儒家思想在现代化浪潮中前景的一个共识与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个成为 “游魂”的儒家，凭其博大精深与两千年的底蕴，取精用宏，在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 还是不容小觑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中个体现代人格的建构则处于重要的地位。

长期以来，儒家关于圣贤理想人格的论述与强调，虽然在塑造民族精神中起过重大而深刻的作用，但以其形成并适用于宗法专制的等级社会，往往被当做现代人格建构的对立面而屡遭批评。在这一方面，儒家思想诚然有其局限性，但不乏值得挖掘的精髓真义。儒家将理想人格定义在道德层面上，虽然失之偏颇，但它对于人之精神性、理想性的强调，却使其在现代社会转型中具有不朽的价值。作为社会的细胞，个体具有感性的需求，但就人的根本属性——社会性而言，人所具有的精神性、理想性更为重要，是人之为人的标准 与标志。儒家以圣贤作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目标，这种圣贤理想人格终点高不可触、遥不 可及，不具有现实性，但它并不因此而失去意义。这种对理想人格的设定，是作为个人以及整个人类永不停止的追求目标而存在的，以其与现实的结合，使个体在对自身素质不断提高的追求中日渐接近，能超越有限狭小的躯壳而进入无限的精神领域，因此也成为个体毕生努力的目标，成为人不断积极进取、不断自我改造的动力。

当前社会急剧的转型中，随着原有信仰的失落，生活失去了深度和高度，生命缺少了厚重感，只有以享乐主义来填充生命意义的深井，而理想正是人能够超越这种粗浅的享乐主义泥潭的助力。此外，儒家理想人格中所强调的对道德义务的绝对持守、以差等之爱为本而善推之、以及和乐的精神等等，是现代人格构建所不可缺少的基石。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而儒家一直被视为与民主不能并存的，因此最受诟病。诚然，儒家的政治思想虽有“民本”、“民贵”之说，但都是居于统治者地位来为被统治者想办法，与现代民主由下而上争取权利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是中国实现民 主化所不可逾越的障碍。民主之可贵，正在于以“争”而成“不争”，以个体之私而成群体之公，但形成的这种 “不争”与“公”，是由于相互限制的形势逼迫出来的，而非来自“道德上的自觉，所以时 时感到安放不牢”，而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恰好可以将其上升至道德自觉，由此民主政治才更有其根基。再者，民主制度“徒法不足以自行”，它也是需要一个“领导阶层”的(问题仅在于这一阶层产生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则领导阶层的品质和素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儒家宣扬的理想人格 “君子” 以及相关的“修 1 身”思想，可以通过私人领域的成就助益于公共领域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正如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所认为的，“孔子之教”可以造就民主领袖所最需要的“人的品格” 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保障。

明清以来 “日用常行化”的儒家由于与朝廷之间的异化，其思想基调多有从民间角度出发的趋势，个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及至晚清，最早在中国宣传“民主”、“民权”等西方价值的先觉，也正是那些走得更远的“日用常行化”的儒家。所以，如果对儒家思想去芜存菁，扬弃得当，它还可以成为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资源之一。

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将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并 补入“个体自觉”的阶段，则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得到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 本身也可以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儒家的人本、“仁爱”精神和群体观念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工业化以来科技、经济的迅猛发展无疑极大增强了人的力量，但科技与人性的对立同时成为社会的根本问题，人被“物化”，他的价值被以物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认为，工具性的科技成为目的本身，人类的次要的“工具行为”被合理化，而主要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使得主体之间互相不理解、不信任。同时，个人主义的片面发展，固然有弘扬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的作用，但它又使每个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为行为的依据和标 准，视社会和他人为手段，也造成社会生活难以和谐协调。面对现代化的此类困境，提倡、弘扬儒家伦理精神中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把“爱人”、“惠人”放在首位，通过肯定他人来肯定自身，由成“大我”而成“小我”，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减少异化现象的危害将会是有 益的。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与泛爱主义等对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保护有其积极作用。人类征服自然能力不断增强，由此衍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造成的破坏甚至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而对天与人关系的讨论，早在原始儒家中就已展开，儒家伦理精神认为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天地之性人贵”，但是，这并不是从狭隘的自我中心或人类中心来定义人，而是强调人的自我实现是要在一定的关系网络中才能完成，对天、对自然要保持一种敬畏和亲切感，《易传》中就提出天不违人、人不违天的天人谐调思想，强调万物一体、人和自然统一，而张载更是直接提出 “天人合一”的说法，把人与自然摆在同等地位，处于休戚相关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其模糊了主体与对象的界限，一直被斥为现代 科技产生的障碍，但是面对人类对于自然的过分侵掠，重提这一思想，对于形成合理的自然观、天人观，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另外，儒家思想中的“德教为先”、仁爱忠恕、克己修身等原则，对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都有其规范与促进作用。总之，儒家作为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中心，在遭受猛烈批驳丧失统治地位甚至一定意义上丧失生存权利的情况下，其适应、促进现代化的部分思想内涵价值日益得到关注。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积极吸取其合理的思想内容，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必然需要，也是儒家“新生命”的希望所在。

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 要】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 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 “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书经·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内容有：（1）天道观念；（2）大一统思想；（3）纲常伦理。《书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篅”，《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伦理就成为“三位一体”了。所谓“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为其政权及其经济服务的，儒家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国历代的“国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国情‟，文化就是„国民性‟，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从一定的视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僚的文化”，历代统治者都公开标榜以儒家理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儒家观念成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贤使能”“民为邦本”“仁政理想”“隆礼重法”“节用裕民”“修身为本”等方面，都对中国官僚体制及王政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治世”的体现。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中国传统思想的源头大致起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高峰。儒家思想经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的创造和总结，较早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从汉武帝开始，经过董仲舒改造与发展了的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而居于正宗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魏晋南北朝及唐宋时期，佛教和道教思想广泛传播，为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儒家学说注入了新 4 的活力，出现了“以儒学为主，三教合流”的趋势。宋明时期儒学对佛、道思想加以吸收和扬弃，形成宋明理学。当理学被官方利用、逐渐丧失自身活力之际，明清时期一些有文化个性的学者向程朱理学及君主专制发出挑战，倡导“经世致用”，再一次开创了思想活跃的局面

对儒家思想的评价

积极作用(1)“仁”“德政”的主张对巩固和延续封建统治、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了重要作用。(2)儒学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注重气节、品德，凸现人性的庄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3)其仁政爱民和任用贤才，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合理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等，在现代企业管理和教育中仍有很大价值。(4)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部分，是中华文明宝贵遗产的重要部分。(5)今天我们倡导的“以德治国”“公民道德教育”，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都与儒家思想有一定关系，但也需要注入新时代的要素与内容，与时俱进，批判继承，理性扬弃。

消极作用 儒学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与等级社会，压抑、扼杀人性，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钳制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总之，儒学是中国数千年一脉相承的正统文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积极方面:(1)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可以说教学经验很丰富.(2)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这一方面比上欧洲西方国家的宗教和神论思想不知道进步多少倍,是典型的人文主义,以人为本,而不是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3)思想上善于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而 人类的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提倡“以农为本”,是符合中国古代的实际资源情况的重农思想.(4)提倡以“礼”治国,“伦理政治”思想.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这一德型表现在政治上,也有积极的一面:忠于国家,抵御外来侵略,刺杀暴君,直谏犯上.很了不起的民族精神!(5)儒家思想早熟,统治有力,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时期,给社会历史的起了安定,平衡,和参考约束.儒家思想的消极方面:(!)不重视农业生产知识的传授,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强烈的政治目的,孔子就是倾向于参政的.(2)不重视逻辑,一味重视经验,叫做“经验理性”,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没萌芽,不如西方人那么追根问底,以至产生理论和学说.(3)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压抑了人的个性.漠视性格,思想大统一.造成国民愚忠愚孝,道德和责任标准压制了人的创造性,这也和历代帝王的意志合拍,被其利用,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4)伦理关系凝固化,绝对化,三纲五常,家长专制,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制约着全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5)伦理观念,等级制度置高无上,达到排他性的程度,从而限制了自然科学和科技的发展.历代帝王也不重视科学技术,把一些科学成就说成“淫计小巧”.总之,儒家思想的两部分-----圣人的主观思想和客观政治论,即“内圣”和“外王”,(王的意思是治理,统治的意思),都对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当下,我们也无法走出它的圈子多远.它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应如实客观的正视这个问题.5 比如,在我们现代的教育中,儒家的教育方法还是很有用的.“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温故知新”等等.再有在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上,道德,仁义,儒家的思想会是对贪官们的谴责依据吧?再者,我们所讲的责任感,正义感和勤奋精神,那个不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儒家文化传统的精华呢？

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自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其间，虽在秦时，经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但秦朝“二世而亡”。到汉武帝时，听从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儒学正式居于统治地位。

儒家学说作为一种意识文化形态，虽流行于封建时代，但其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理解、理论思维的阐发以及治学的方法和经验等，却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并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国际上评出的文化名人中，孔子位于前列。世界许多国家都展开对中国儒学的研究。可见其在国际上的影响。

历史和传统是不容也不能割断的。一个民族只有善于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抛弃其中陈腐的东西，发扬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依傍别人，而是在汲取其它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创造和更新自己的民族文化，方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受到人类的尊重。因此，研究和了解儒学，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以下就谈一谈儒学中的一些有益的思想

一、强调“入世”，重视现实。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活动一般说有两个方面：“超然”和“参与”。借中国古人之语大致可区分为“出世”与“入世”。谈到“出世”，人们随即会想到道家与隐士，他们远遁乡野山林，不问世事，与世无争。而儒家提倡“入世”，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主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认”，以“平治天下”为“舍我其谁”之重责。儒家讲究“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不象道家思想消极避世。这种积极参与的思想在当今也应予以提倡。试想：如果大家都不问世事，贪图享乐，只顾自己，胸无大志，得过且过，那么，中国还会有希望吗？儒学不以彼岸世界为归宿，而以治理好人的现实生活为目标。因此我们应满腔热忱地积极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二、追求理想，奋发向上。

中华民族是个富有理想的民族，中国的历史是整个中华民族不断为理想而奋斗的历史。理想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特点。统观中国历史，“大同世界”、“天下太平”，便是我们民族一直追求的理想目标。早在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就已描绘了理想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理想便是对社会和谐太平的追求，它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多有皇帝以“太平”为年号；农民起义亦常以追求太平为号召。洪秀全的农民政权还颁布了一个大同社会的实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著《大同书》；孙中山先生本着“天下为公”的精神，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传统说明了中华民族对合理社会的孜孜不懈的追求。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和变法改良都是追求理想的行动。这些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当然，历史上的理想主义具有空想性质，但无论如何，这种大同理想一直激励着整个民族奋发向上，不断进取，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新时期我党制定了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第二步已经实现，现在已在为实现第三步目标而努力奋斗。这是一个经过科学预测的现实的目标。我们应该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而努力工作。

三、自强不息，百折不挠。

一个人胸有大志，自信正确，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努力追求，始终不渝，藐视困难。受挫益坚，这种令人赞美的性格，正是一种阳刚之美。历史上多少不畏艰险、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人，多少为探求真理而英 6 勇献身的人，多少为了民族利益而英勇捐躯的人，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种坚守信念，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阳刚之美。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就具有这种阳刚之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孔子在花甲之年毅然携徒到各国去推行自己的主张，出访求仕。他不但风尘仆仆，长途奔波，餐风饮露，旷野为家。有时还受人讥讽，被人围困，险遭戕害。尤其陈蔡被围，又绝粮，很多人都病了，孔子仍“弦歌不衰”。孔子的这些表现，正如他自己所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孔子的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为了达到自己的理想，他首先是费尽心力，在国内积极争得权利，推行自己的主张。当自己受到排挤，在鲁国抱负不得施展时，又辞官外出，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主张。待这一做法碰壁后，又著书立说，培养弟子，让自己的后继者完成自己的未竟事业。真正是为达目的，百折不挠。这正是儒学所强调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当今社会，频率快，人的压力大。许多人心理脆弱，禁不起压力与挫折。我们应该向孔子 学习，拥有象天空一样广阔的胸怀，为实现理想，自强不息，百折不挠。

四、提倡修养，培植盛德。

儒家强调奋发有为，主张积极入世，更主张一个人要时时准备好入世的条件。这就要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并以圣人为人格的最高标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是指道德境界最高尚的人。在儒家看来，道德是人和动物的最根本区别。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儒家所赞美的“仁人”、“圣人”，就是指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又称为“君子”。一个人要达到“君子”的水平，就要加强自身的修养。“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主动培植自己的道德水平，检查自己的不足，向道德高的贤者学习。君子要心胸坦荡，要正直不佞，反对“巧言令色”，知错就改，反对文过饰非。为人应自知、自省，对己严，对人宽。君子不可须臾离开仁德，哪怕是仓促匆忙之际、颠沛流连之时。儒家提倡自我修养的目的是使人成为君子，从政治国，实现理想，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更应提倡加强道德修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

五、坚持正义，热爱祖国。

儒家文化强调“义以为上”、“杀身成仁”，这种为坚持正义，敢于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时时激励着人们。孟子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当立志以仁，处事以礼，践行以义，百折不挠。身家性命固然可贵，为了正义尽可抛。这就是孔子“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真谛，也是孟子”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的演绎结果。

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伟大无比，刚强无尚，是由正义的经常积蓄而产生的。历史上的正直之士，正都是凭着一股“浩然之气”来伸张正义、抨击邪恶，充分表现出他们的道德力量。许许多多仁人志士，同时是爱国主义的典范。他们为社会进步、为维护民族独立作出了贡献。

坚持正义、刚直不恶的传统美德在今天还值得大力提倡。当今社会，还存在种种邪恶势力。面对这种势力，我们决不能麻木不仁，不管不问，更不能同流合污。我们应该发扬刚直不阿的精神，拿出勇气，坚定立场，不屈服、不妥协，以浩然正气来压灭一切邪恶东西，纯洁我们的社会，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国家。

六、敬老爱幼，尊师重教。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伦理十分强调敬老爱幼。自孔子始，孝德便被当作是“仁之本”。认为“百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论语》中就已表明：“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宣扬儒家伦理思想的《二十四孝》中有这样一些典型的事例。如：年已七十的老莱子为使其父母欢欣，身着五彩衣，做小儿游戏舞蹈，还装作幼儿行路不稳而跌到在地，以博取双亲一笑。这个事例意在说明，在父母面前永远要做孝子。扇枕温衾则是幼而尽孝的例子，九岁的黄香就能在夏日暑热时为父亲扇凉床枕，在冬天寒冷之日用身体为父亲暖被，实非一般幼童所能为。

儒家敬老慈幼的道德规范，深深扎根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美德。我们不能丢失这一美德。

儒家学说的中心主张是“礼”和“仁”。当然，他们所讲的尊卑秩序、三纲五常，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讲的“仁”也是讲统治者实行仁政，有利统治。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这与正统儒学提倡“礼”和“仁”有极大关系，尊师重教就是这种礼仪制度的一个方面。儒家所称“天地君亲师”。把师的地位提得很高，并宣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孔子就被誉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提倡尊师重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社会，我们虽反对上下尊卑，三纲五常，但人人相亲相爱、文明礼貌、尊师重教、永远是值得传颂和弘扬的传统美德。

七、节俭不奢，清心寡欲。

节俭之德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一直表现出的美德。儒家大力提倡节俭。依传统观念来看，生活节俭既能使人克服经济困难，还能使人成就事业，更能使人志于道德追求，助于人格完善。诸葛亮有句名言：“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大学问家司马光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明末清初的名儒朱柏庐说：“一粥一饮，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唯艰”。这些说法都体现出“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观念。提倡节俭，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古语云：“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有所积累，如果“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便是不顾个人和社会的未来，必有悲惨的结局。我们应当发扬节俭之德。当然，诸如“会赚不如会省”之类的观念应当摒弃，既当讲“节流”，也当强调“掘源”。

儒家思想所反映的传统美德遗产中，还有许多优秀方面，在此不一一列举，当然，儒家思想中也含有大量封建性的糟粕，还存在严重的缺点：它没有肯定“思想自由”的必要，没有强调对于自然界的研究，重义轻利。因此，儒学内部缺少走向近代文明的充足契机。因此，我们应矫正儒学的偏失，发扬其优秀的方面，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

我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是个泱泱大国，他有高山、有大川、有平湖、有翰海，山川之壮丽、文物之瑰奇，非笔墨所能形容，谓之为一幅锦绣河山，实可当之而无愧！

我国不仅有着辽阔的土地以及众多的人口，更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且被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人类早期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中华文化就有着光辉灿烂并为世人所瞩目的伟大成就。从我国原始社会时期，黄帝和尧、舜、禹引人入胜的古老传说到我国奴隶社会时期，夏、商和西周三个朝代的不断更替，再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和帝制，就是在这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的传统文化才得以在时间的历练中形成、发展并至今延续。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的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首次出现大一统的时期。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历史人物。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以前，我国处在封建社会时期，从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封建制度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同时，我国的传统文化也逐渐形成并发展成熟。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有着巨大变革的社会历史时期，这种变革促进了当时科学文化的同步繁荣。

人们一提起中国的历史文明，大多数人的第一反映就是盛赞汉唐文明和明清文化，因为这是我国历史上两段最为昌盛繁荣的历史时期。殊不知，正是有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传承，才有了后来值得自豪和称颂的秦汉文化以及历朝历代的历史文明。

从春秋时代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老子说起，不难发现其实道家学派所具有的对立统一思想，就是我国传统文化最早的发展雏形。它与后来孔子所持有的儒家思想相比较，具有更加朴素的辨证思想，它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如有和无、生和死、贵和贱、男和女、天和地、阴和阳等等，并且对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化。所以在老子的名言中就说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现已发现的老子的所有可考学说，都记录在只有短短五千字、思想却博大精深无所不包的《道德经》一书里。

老子的学识渊博在当时的历史时期是有史可考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师徒一行人等就曾特意赶到周朝的京城洛邑，向老子请教学问。当时老子对孔子的启发中仅说到一句：“我听说，道德高尚的人，往往都很朴实。骄傲、贪婪、狂妄，对你都没有好处。”孔子后来就从此番谈话中总结到：“老子道德高深，真是能上天入海的龙一般的人物。”

从道家思想消极遁世的“无为而治”到儒家学说中积极入世的“学而优则仕”，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古代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巨大跨越，更是在当时战乱纷繁、思想混杂的年代中一次传统文化的质的飞跃。从此以后，孔子的儒家学说被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几经利用和改造，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不仅对后世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是现代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不仅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对待自己的工作，无论大小，都一丝不苟地努力做好：当管理牛羊的小官时，他说：“叫我管牛羊，我就得把牛羊养得肥胖强壮。”后来管理仓库，他又说：“我要把仓库的帐目计算得一清二楚。”这与我们现代人平时常说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立志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理名言也仿佛是永恒的真理一般，至今都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座右铭。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曾提出“仁”的学说，坚决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要求统治者能够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孔子主张让人民有安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征派徭役不应妨碍农民的正常劳动，反对用严刑酷法统治人民。有一次，孔子从泰山旁边经过，见一个妇人在墓边痛哭。他叫学生子路去询问，才得知原来是苛政逼得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到这儿又遭虎难，却不愿回去。孔子不禁感叹道：“苛政猛于虎也！”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孔子的儒家思想对我国后世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以人为本”人本思想不仅是两千年前的惊世之说，更是我国现代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与治世精髓。

作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他注意“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给予不同的教育。他要求学生对学过的知识要经常复习，“温故而知新”。他还教育学生要养成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孔子以前，文化被奴隶主贵族垄断，只有他们的子弟才能接受正规的传统教育。然而孔子办学，从不过问出身何门，他一生先后培养的学生超过3000多人，据可考史料记载其中最有出息的有72人。孔子因材施教：学生冉求胆小，遇事退缩，孔子就有意识地教育他，凡事都要抓紧时机，马上行动、大胆去做；学生仲由敢作敢为，但不够稳重，孔子怕他冒失，就叮嘱他凡事要等请教父兄以后，三思过后再去做。这与我们现代教育界所提出的“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口号不谋而合，这在当时看来也是联系实际极富创意的一种教育方式。儒家学派的教育思想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教育方法和教学手段上提供了良好的历史依据和成功的教育范例。孔子晚年编订了古代文化典籍《诗经》、《尚书》等，还根据鲁国历史材料编成《春秋》。

孔子的言行，由他的弟子整理成《论语》一书。然而孔子所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封建传统文化理念，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他鄙视生产劳动的观点。有学生问到如何耕田种菜，他认为问这些事是很没有出息的。这一思想不仅影响到当时人们的“择途”标准，使得持有“万般皆下品，为有读书高”这一观点的无数青春少年从青丝最终熬到白发，终其一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事无成；而且也深深的影响到现如今的亿万家庭、无数父母，他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观念一代又一代的强加在子女的学业方向和事业选择上，甚至是择偶标准。

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与孔子一样，孟子长期从事私人讲学的教育工作，带着众多学生周游列国，宣扬“仁政”，后世把孔子和孟子合称为“孔孟”。孟子认为人民潜藏的巨大力量是不可轻视的，他在当时提出“民贵君轻”的治国思想，主张减轻赋税，实行“仁政”，反对战国时期统治阶级之间的不义战争，说“杀人盈城”是残忍的行为。这种思想在当时也许并不为各国诸侯所接受和认可，然而它的现实意义在今天看来，则极具“和平主义”的强烈色彩，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也在于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以和为贵，以福为高”的“平和修为”。孟子死后，他的学生将他的言论编成《孟子》一书。

但孟子所宣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可以说是更加的深远。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分析，他的教育思想是极其片面的，因为无论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他们在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作用都是同样重要的，缺一不可。“劳动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却人为的划分等级，强行分出三六九等，形成一种全民“轻体力、重脑力”的不平衡现象，这本身就是几千年来封建传统文化的畸形发展在作祟。这与当前最为火暴的“高考热”、“考研热”、“考公务员热”可以说是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