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类型

合同类型（精选6篇）

篇1：合同类型

3．合同类型

买卖方的风险分担由合同类型决定。一般情况下，人们比较喜欢固定总

价合同，大多数组织都鼓励甚至经常要求使用固定总价合同。但是，在有些

情况下，其他某种合同类型可能对项目更加有利。如果拟采用非总价类型的合同，项目团队就必须说明使用该种合同的合理性。通常所选择的合同类型

以及具体的合同条款和条件，决定着买卖双方各自承担的风险水平。

通常可把合同分为两大类，即总价和成本补偿类。还有第三种常用合同类型，即混合型的工料合同。下面把这些常用合同类型分开来讨论，但

在实践中，合并使用两种甚至更多合同类型进行单次采购的情况也不罕见。总价合同。此类合同为既定产品或服务的采购设定一个总价。总价

合同也可以为达到或超过项目目标（如进度交付日期、成本和技术

绩效，或其他可量化、可测量的目标）而规定财务奖励条款。卖方

必须依法履行总价合同，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采用

总价合同，买方必须准确定义要采购的产品或服务。虽然允许范围

变更，但范围变更通常会导致合同价格提高。

○ 固定总价合同（FFP）。FFP 是最常用的合同类型。大多数买方

都喜欢这种合同，因为采购的价格在一开始就被确定，并且不

允许改变（除非工作范围发生变更）。因合同履行不好而导致的任何成本增加都由卖方负责。在 FFP 合同下，买方必须准确定

义要采购的产品和服务，对采购规范的任何变更都可能增加买

方的成本。

○总价加激励费用合同（FPIF）。这种总价合同为买方和卖方都

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它允许有一定的绩效偏离，并对实现既

定目标给予财务奖励。通常，财务奖励都与卖方的成本、进度

或技术绩效有关。绩效目标一开始就要制定好，而最终的合同

价格要待全部工作结束后根据卖方绩效加以确定。在 FPIF合同

中，要设置一个价格上限，卖方必须完成工作并且要承担高于

上限的全部成本。

○ 总价加经济价格调整合同（FP-EPA）。如果卖方履约要跨越相当

长的周期（数年），就应该使用本合同类型。如果买卖方之间要

维持多种长期关系，也可以采用这种合同类型。它是一种特殊的总价合同，允许根据条件变化（如通货膨胀、某些特殊商品的成本增加或降低），以事先确定的方式对合同价格进行最终调整。

EPA条款必须规定用于准确调整最终价格的、可靠的财务指数。

FP-EPA合同试图保护买方和卖方免受外界不可控情况的影响。成本补偿合同。此类合同向卖方支付为完成工作而发生的全部合法

实际成本（可报销成本），外加一笔费用作为卖方的利润。成本补

偿合同也可为卖方超过或低于预定目标（如成本、进度或技术绩效

目标）而规定财务奖励条款。最常见的 3种成本补偿合同是：成本

加固定费用合同（CPFF）、成本加激励费用合同（CPIF）和成本加

奖励费用合同(CPAF)。

如果工作范围在开始时无法准确定义，从而需要在以后进行调整，或

者，如果项目工作存在较高的风险，就可以采用成本补偿合同，使项目具

有较大的灵活性，以便重新安排卖方的工作。

○成本加固定费用合同（CPFF）。为卖方报销履行合同工作所发

生的一切可列支成本，并向卖方支付一笔固定费用，该费用以

项目初始成本估算的某一百分比计算。费用只能针对已完成的工作来支付，并且不因卖方的绩效而变化。除非项目范围发生

变更，费用金额维持不变。

○成本加激励费用（CPIF）。为卖方报销履行合同工作所发生的一切可列支成本，并在卖方达到合同规定的绩效目标时，向卖

方支付预先确定的激励费用。在 CPIF 合同中，如果最终成本低

于或高于原始估算成本，则买方和卖方需要根据事先商定的成本分摊比例来分享节约部分或分担超出部分。例如，基于卖方的实际成本，按照 80/20 的比例分担（分享）超过（低于）目

标成本的部分。

○成本加奖励费用（CPAF）。为卖方报销履行合同工作所发生的一切合法成本，但是只有在满足了合同中规定的某些笼统、主

观的绩效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向卖方支付大部分费用。完全由

买方根据自己对卖方绩效的主观判断来决定奖励费用，并且卖

方通常无权申诉。工料合同（T&M）工料合同是兼具成本补偿合同和总价合同的某些 特点的混合型合同。在不能很快编写出准确工作说明书的情况下，经常使用工料合同来增加人员、聘请专家以及寻求其他外部支持。

这类合同与成本补偿合同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开口合同，合同

价因成本增加而变化。在授予合同时，买方可能并未确定合同的总价值和

采购的准确数量。因此，如同成本补偿合同，工料合同的合同价值可以增

加。很多组织会在工料合同中规定最高价格和时间限制，以防止成本无限

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合同中确定了一些参数，工料合同又与固定单价合同相似。当买卖双方就特定资源类别的价格（如高级工程师的小时费率或

某种材料的单位费率）取得一致意见时，买方和卖方就预先设定了单位人

力或材料费率（包含卖方利润）。

篇2：合同类型

发包方：香港添泰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承包方：南通新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乙方为了体现自身实力，确保人员(建设局农民工手续承办方自己办理交费手续)、工程机械、车辆数量、质量，在保证该工程不转包的前提下，双方订立以下条款：

一、项目概况

1、为了尽快启动“南京茉莉花花卉（博物）园”项目的建设，解决该项目目前前期具体问题，经双方互相了解、平等友好协商，同时经公司研究决定，在该项目前期各项工作[包括镇、村委会、村民土地流转、区各部门手续、图纸设计、协调村民（迁坟、青苗费、移树等工作）土地平整、缴纳各项规费等工作]结束后，甲方将该项目的有关建设工程发包给乙方承建。

2、本工程总承包价款暂定：2000万元人民币（分期、分阶段实施，按甲方分期分标段实际完成工作量按实结算，如乙方出现工期、质量、安全事故、打架斗殴等治安问题，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的合同、协议。工作量调整按甲方合理要求执行）。

3、本工程由甲方划定标段，按标段承包施工，如因乙方施工工期、质量、安全、现场管理不达标，甲方视情形有权决定下一标段乙方的承包施工权。

4、工程承包范围：总承包(施工图范围内的钢结构、土建、水电安装、道路、给排水等室外附属工程)

二、发包形式

本工程不公开招标，由甲方内部议标，直接洽谈定标发包给乙方承建，开工进场搭建临时设施或租赁当地老百姓房屋使用由乙方自行负责。

三、工程结算方式

1、开工前根据甲方提供的图纸及要求，乙方进行工程预算编制并报甲方及政府和有关部分审核确定工程合同价款。（必要时甲方可提供标底配合）。

2、本工程工程量按实际完成工程量按实结算。

3、定额套用2004《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表》和相应取费标准及配套文件，按国家核定的工程类别套用相应的取费标准，措施费计算标准按《计价表》或费用计算规则规定计算，税金、规费及政策性文件调整按南京市有关文件规定执行，按以上计费标准费率下浮进行工程结算。如有甲方供应或指定厂家的材料按甲方签证价调整，其余材料价格按南京市当期发布的建设工程造价信息调整，无指导价的材料按甲方签证价调整。

4、甲乙双方合作中，如遇有工程项目、内容等施工方面调整甲乙双方则按实际价格协商另行计算。

四、开工日期：以政府文件为准，由甲方书面通知乙方进场开工。

五、施工质量：

乙方必须听从甲方的工作安排，按照甲方的要求施工，保质保量完成甲方工程工作量。本合同如甲方对工程量等方面有调整、变更，甲方可提前书面等形式通知乙方，并执行调整变更后的工程施工，工程量按实进行调整，如有不可预见费用发生，所发生的费用按实结算。

六、付款方法：

南京茉莉花花卉（博物）园一期项目（大门楼、围墙、钢结构大棚展示厅等）工程施工，本工程钢材、商品砼由甲方供应，型号、数量报甲方审核。工程施工至±0.00m开始付款,乙方正常施工中，甲方每月按实际完成工作量的80%工程款支付给乙方,最后余款待工程验收结束，审计完毕1个月内付至工程结算价款的95%，留5%满一年后一次性结清。

七、工期：本工程工期以实际完成项目的定额工期为准。

八、其他

1、乙方在拿到中标通知书后，与甲方签订《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及补充合同，同时交纳工期、质量保证金50万元（以甲方单位开具财务收据为准），保证金到帐后合同正式生效执行。如乙方签订合同后逾期不交纳保证金，则双方所签合同、承包协议无效，如是乙方责任乙方自行承担一切责任。、2、甲方所收保证金退还时间为本工程主体验收结束后退还。

3、图纸提供时间：合同签订并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提供给乙方。

九、本承包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如与施工合同有抵触时，以本协议为准，其他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共同解决。

十、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二份。

甲方：乙方： 香港添泰集团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签章：签章：

二00九年月

日

南京工业大学博士后外籍教师公寓

外墙保温材料工程投标

报 名 资 料

南 通 新 华 建 筑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联系人：倪小飞电话：***

日期：2010年3月24日

资 料 目 录

1、单位简介

2、单位介绍信

3、授权委托书

4、身份证复印件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6、企业资质证书

7、企业税务登记证

篇3：合同类型

技术交易对于产业发展具备正向的促进作用, 通过技术交易市场现状分析, 可以反映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发展状况, 从而为进一步的规划和决策提供参考, 当前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制造业的发展, 德国的“工业4.0”战略, 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等, 都让作为制造业大国的我国面临激烈竞争, 我国政府也将高端装备制造业列入七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 作为重点发展产业领域。因此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交易现状分析具备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技术输送、合同类型两个典型角度, 对分析北京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在产业技术交易中的技术输入输出情况, 以及具体输送的合同类型进行深入透析, 对于北京地区产业整体技术输送状况以及输送类型分布做了典型的分析介绍, 有利于提升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竞争力及技术创新能力, 推动产业不断向前发展。

本文数据依托北京市技术交易管理办公室, 在“精机工程”基础上, 对近五年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技术交易数据进行提炼整理;同时, 对七家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内典型企业中高层技术与管理人员进行访谈调研, 得到一手资料, 对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及技术交易的现象进行分析解释。

一、基于技术输送的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交易现状及问题

1. 技术输入集中在海淀、朝阳区, 技术发展不均衡

无论是合同项数还是技术交易额, 海淀区技术输入都是首屈一指, 遥遥领先, 如下图。项数上2015年为1138项, 占当年总项数的63.26%, 交易额为42.7亿元, 占总交易额的60.97%。海淀区得天独厚的如高校和科研院所聚集, 如清华、北航、中科院等在此领域有着深厚技术积累与技术创新成果的科研院所, 另外也包括一些高新企业园区的规划和落地, 为技术储备形成了巨大优势。其次为朝阳区, 项数上2015年为278项, 占当年总项数的15.45%, 交易额为9.9亿元, 占总交易额的14.12%, 朝阳区虽然在教育领域无法与海淀区相匹敌, 但是经济发展, 也就是企业发展方面做得还是很不错, 依托企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高新技术储备, 但是总体上还是和海淀区有很大差距。两个区的技术交易项数和为1416, 占总项数的78.71%, 技术交易额之和为52.6亿元, 占总交易额的75.09%。2011年到2015年总体情况与2015年情况类似。

数据来源: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各区发展状况呈现出一定的产业集聚, 这是产业发展向高度融合方向进行的标志, 也符合当前的政策号召。工业集中发展能够形成规模效益, 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并且能够带动经济发展, 成为体制和科技创新的试验平台。而从地区发展角度来看, 问题在于技术输入集中在海淀、朝阳区, 技术发展不均衡。究其原因在于背景地区产业规划、资源分布与配置等方面需要做进一步工作。

2. 国内省市技术水平与国外存大差距, 且省市间发展不均衡

技术输出方向上, 从2015年交易项数上来看, 吸纳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最多的是北京市, 为696项, 远远超过第二位的江苏省, 161项, 而在排名比较靠前的几个省市中, 以南方省市居多, 如广东、浙江、上海等, 这些省市也是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发展比较有优势的, 对相关技术需求也比较大, 另外, 河北省吸纳北京高端装备技术项数也比较多, 在京津冀整体规划与产业合理布局的大背景下, 河北省也积极地吸纳北京市对应相关技术, 为接纳北京非首都功能产业做准备。

从2015年技术交易额上看, 北京市对国外输出技术交易额相当高, 达到3735042288.32元, 远远拉开对国内各省市的技术交易额, 这也符合当前国内外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技术状况, 国外毕竟掌握了大量的核心技术, 对技术的需求也以高端技术居多, 而国内的相关技术整体发展不均衡, 北京市在厚积薄发下不断创新, 掌握了部分核心技术, 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能够出售到国外, 而这样的技术自然交易额也很高。国内而言, 技术交易额较高的是:北京, 江苏, 四川, 河北, 山东等省市, 其中在交易项数上比较多的南方几个省市并没有很高的技术交易额, 这些将体现在平均单项交易额上。

从2015年平均单项技术交易额上看, 排名第一的当属拥有超高交易额和较少交易项数的国外, 数额达到128794561.67元, 唯一的一个亿元级别, 国内相对来说少的多, 从梯队角度上看, 第一梯队是四川省, 4834560.37元, 第二梯队, 江西省3990824.00元, 云南省3830199.94元, 山东省3003359.96元, 而在交易项数上比较多的南方省市, 如上海、浙江等, 只达到百万级别, 在交易项数和交易额上都比较领先的河北省, 是2230326.52元。国内中西部省市对高端装备制造技术的需求比较多样, 与各省市的重点布局状况相关, 所引进技术相对当地水平来讲属于比较先进技术, 而南方省市在这一领域的引进技术以渐进式创新性技术为主, 所以在平均单项交易额上呈现为当前情况。2011年到2015年情况与2015年状况类似, 发展变化趋势比较平稳。

国内省市技术水平与国外存大差距, 且省市间发展不均衡。与国外相比, 毕竟我国相关技术发展起步较晚, 在基础技术积累、创新机制、龙头企业、金融服务等方面做得还不够完善;省市间技术发展不均衡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导向, 以及地缘优势差别、资源分布不均等方面。

二、基于合同类型的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交易现状及问题

根据下表数据, 2015年北京市高端装备产业总交易项数为1799项, 比2014年下降158项, 交易额为70.1亿元, 比2014年下降2.1亿元, 平均单项合同交易额0.03894283亿元, 比2014年提高0.02065939亿元, 总体上来看, 北京市高端装备产业技术合同数据保持平稳, 数量上波动不大, 而平均单项合同交易额数据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技术的“质量”, 这一数值提高表明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

根据2011年到2015年的整体数据, 如下表, 合同项数呈上升趋势, 而合同的交易额情况相对复杂, 总体下降趋势, 2013年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 随后2014年回落到趋势线上, 在与多家典型企业进行访谈的过程中对这一情况进行调查, 但是并没有企业表示2013年出现比较特殊的情况, 这一情况可能是某个或者某几个企业的较大数额技术交易的特殊情况造成的, 并非年度整体情况有特殊变化。因此在平均单项合同交易额的分析中, 排除2013年的特殊情况, 整体上, 平均单项合同交易额很平稳, 这也一定程度上表明, 近年来, 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进行交易的技术创新性并没有很大的提升。

数据来源:北京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

1. 技术服务受企业偏爱, 在各项合同指标数据中领先

根据上表数据, 2015年北京市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服务项数为773项, 占总合同项数的42.97%, 交易额达到43.2亿元, 占总交易额的61.63%, 平均单项合同交易额为0.055885969亿元, 是四种合同类型中最高的。从2011年到2015年, 在合同项数和交易额上, 技术服务每年占比都接近或超过50%, 在交易额上, 技术服务的占比要更加突出, 也就是说技术服务的平均单项合同交易额相对更高。这也正是企业技术服务领域交易频繁的原因, 在对典型企业进行访谈的过程中发现, 北京的高端装备企业当前处于技术攻关期, 很多企业虽然掌握了一些核心技术, 但是还并没有很好的建立起一套关键技术和产品链, 以及自身的竞争优势, 于是在不同的市场方向上进行着布局和尝试, 技术服务就是一块较多企业在尝试的方式, 通过提供有着较高附加值的技术服务来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摸索道路

2. 技术开发一直发挥重要作用, 企业院所合作开发是最常见方式

从上表数据看, 2015年北京市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开发合同项数为739项, 占总交易项数的41.08%, 交易额为21.6亿元, 占总体交易额的30.81%, 平均单项合同交易额为0.029276903亿元, 从2011年到2015年, 技术开发在技术市场中无论是合同项数、交易额, 还是平均单项交易额, 都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技术开发通常也被称为科技成果转化, 是技术转向产品的关键环节, 从数据上来看, 北京市高端装备企业很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 应用十分重要, 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成产品才能更好的成为企业的“现金牛”, 为企业创造实实在在的利润。调研发现, 当前北京市高端装备产业技术开发大多是企业与院所及高校之间的合作开发, 院所高校有技术, 企业了解市场, 合作开发具备双赢效果。

3. 技术转让交易偏少, 产业角度上不利于技术成果普及

2015年, 北京市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转让合同交易项数为170项, 占总交易项数的9.45%, 合同交易额为4.8亿元, 占总交易额的6.85%, 平均单项交易额为0.028445206亿元, 与技术开发的平均单项交易额相当。从2011年到2015年以来, 这三个指标的数字整体平稳, 变化并不是很大。而整体上技术转让在四种合同中所占比重并不是很大, 但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 这不是“利好”, 技术转移是产学研合作的一种重要衡量指标, 技术转让指标较低, 说明当前产学研合作程度较低, 或者技术产出率本身并不是很高, 不过从四种技术合同整体来看, 也有可能是在签订合同时, 甲方乙方将一些技术转移的合同签成了其他的类型, 如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等, 这是在对典型企业进行访谈的过程发现的, 当前相关单位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技术交易的大方向上, 对一些细节问题要求并不是特别严格。

4. 技术咨询往往作为作为交易附属角色, 发挥补充作用

2015年, 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咨询合同项数117项, 占总合同项数的6.5%, 技术咨询合同交易额为0.4亿元, 占总合同交易额的0.52%, 平均单项合同交易额为0.003307522亿元, 和其他类型合同的平均单项交易额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这和技术咨询本身的性质是密切相关的, 咨询毕竟不是技术开发或者技术转让直接以技术为对象, 而是辅助性技术活动, 所以相对来说平均交易额没那么高, 另外, 技术咨询的交易额相对之下所占比例也很小,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一点也和咨询活动本身的性质相关, 在对典型企业的访谈中, 有企业指出, 其在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中, 由于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所以一些技术咨询活动等都是免费支持, 咨询活动的性质决定它在这样的情境下更适合这样的方式去进行。

三、对策与建议

1. 统筹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各区域技术交易状况, 技术均衡发展

从技术输入上来看, 海淀区, 项数上2015年为1138项, 占当年总项数的63.26%, 交易额为42.7亿元, 占总交易额的60.97%。其次为朝阳区, 项数上2015年为278项, 占当年总项数的15.45%, 交易额为9.9亿元, 占总交易额的14.12%。两个区的技术交易项数和为1416, 占总项数的78.71%, 技术交易额之和为52.6亿元, 占总交易额的75.09%, 而北京现在共16区, 在技术交易上呈现出严重不均衡的状况。根据北京市2005年制定的区县功能定位及其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功能拓展区为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 是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只有海淀和朝阳的装备制造技术突出是一种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要注重产业规划, 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制定相关的标准, 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成果, 协调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积极推进装备制造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与合作, 加强人才、技术等资源培育, 推动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发展。

2. 加强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技术创新,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水准

根据2011年到2015年的整体数据, 结合对典型企业进行的访谈、调查, 整体上, 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平均单项合同交易额较为平稳, 并没有较大数额的提升, 从合同类型来看, 分别为0.075108759, 0.046629287, 0.620823557, 0.036876891, 0.03894283亿元, 表明近年来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进行交易的技术“质量”, 也就是创新性上并没有很大的提升。

作为北京市来讲, 要加强优势领域的技术创新, 如数控机床、智能机器人、3D打印等领域, 把技术发展水平提升到国际领先地位;并且, 积极向技术水平有待提升的区域, 如中西部地区等, 输出较为先进的技术, 通过自身优势带动其他地区装备制造产业的技术水平。创新驱动当前势在必行,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特点是, 配置创新要素的核心载体转变为企业, 因此, 要完善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机制, 围绕龙头企业与重点机构, 重视构建产业内的金融风险体系, 完善产业的金融服务体系, 降低风投等各创业资本准入门槛, 优化区域创新机制。

3. 对北京技术转让交易加强政策引导, 推动技术成果普及

2015年北京市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服务项数为773项, 占总合同项数的42.97%, 交易额达到43.2亿元, 占总交易额的61.63%;技术开发合同项数为739项, 占总交易项数的41.08%, 交易额为21.6亿元, 占总体交易额的30.81%;技术转让合同交易项数为170项, 占总交易项数的9.45%, 合同交易额为4.8亿元, 占总交易额的6.85%;技术咨询合同项数117项, 占总合同项数的6.5%, 技术咨询合同交易额为0.4亿元, 占总合同交易额的0.52%。根据数据来看, 主要集中在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 尤其是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很少。技术转移包括技术成果、信息、能力的转让、移植、产业化、引进、交流和推广普及等, 这一类型的交易合同偏少, 不利于产业技术的普及推广。

为了产业技术能够得到更好的推广, 需要政府及相关机关单位采用合理的政策措施, 如税收减免、产业发展知识培训等, 推动技术的转移, 是技术成果等能够得到更高效的普及。

4. 鼓励企业进行技术交易, 促进北京高端装备产业发展

调研中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企业之间进行技术交易存在一定的风险考虑, 尤其是与竞争对手之间的交易合作。从企业的角度看, 保护企业核心技术的措施, 谨慎交易等, 是必要的, 而作为政府机关单位,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 并不是特别有利, 如何均衡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利益, 是一个关键问题。当然调研中发现, 中航工业北京航空制造工程研究所作为老牌的科研企业, 保留了从前作为科研院所的一些特性, 其技术交易额收入占到公司年销售总收入的将近20%。而作为政府机关单位, 如北京市科委, 可以考虑如何更好的建立合理的技术分享机制, 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以更好地均衡多方利益, 促进行业的发展。

四、结论

文章通过分析数据与资料, 从技术输送和交易合同类型两个典型视角分析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及技术交易现状及相关问题, 发现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发展均衡性、技术成果转让程度、技术创新水平、技术交易发达程度等方面, 并提出相应对策, 为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有助于提升其发展竞争力。本文出于两个典型视角分析, 进一步展望可以从更多的视角对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进行透视研究, 也可以通过横向对比其他一线城市对应产业发展状况, 进行对比分析, 以更深入研究北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并促进其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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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铁山, 刘骐宁, 肖皓文.大数据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J].现代商业, 2016 (22) .

[3]魏兵.技术交易市场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探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 2015 (18) .

[4]张伟.区域产业集聚与转移的影响因子的实证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 2010.

篇4：合同类型

摘 要：随着网络私人代购的涌现，由此引发的法律纠纷也逐渐增多。关于代购方和购买方二者之间形成的合同类型认定，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一般认定为买卖合同或委托合同的情形较多，而不认定为居间合同或行纪合同。学理上提出的以“代购方是否有现货”为区分标准，并不能很好地区分买卖合同和委托合同二者。笔者从买卖合同和委托合同的实质特征入手，考虑当事人缔约目的及利益衡量，提出该类合同原则上应受到买卖合同的调整，在特殊情况下才能认定为委托合同。

关键词：网络私人代购；买卖合同；委托合同

一、问题的提出

网络代购作为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以其便利和廉价而受到人们的青睐。据CNNIC监测数据①显示，2009年到2013年间，网络代购市场的交易规模从50亿元增长到767亿元，增长了14倍多。其中私人间的代购，又称C2C（Consumer to Consumer）模式，依托于微信及淘宝等网络平台，正不断为网民所接受。同时，网络私人代购也暴露出准入门槛低、监管缺失、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弊端，由此引发一系列法律纠纷。

在网络私人代购中存在两个合同，一是代购方与购买方的合同关系，二是代购方与原厂商之间的合同关系，由于后者属买卖合同并无太大争议，本文研究对象为前者，即代购方与购买方之间的合同类型认定问题。学理和实践中，通常将这类合同认定为买卖合同或委托合同。由于它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分配差异较大，直接影响到法院的裁判结果，因此厘清二者区别十分重要。

二、司法及学理认定的困境

从《合同法》的规定上看，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二者原本泾渭分明，但“代购”兼有“代”（委托代理）和“购”（买卖）的要素，存在交叉之处，使得区分难度加大。

以下选取几个案例加以分析：

（一）认定为委托合同的案例

在陈某与赵某一案②中，原被告通过QQ即时通讯工具取得联系，被告向原告“下订单”委托其在美国为其代为购买商品，后双方就收到的商品数量产生纠纷诉至法院。法院通过双方之间的通讯记录等认定，双方之间应成立委托合同，并阐释了理由——“原告受被告委托为其代为购买系争商品，根据所代购商品的价格按照一定比例收取报酬，故原被告双方之间的真实法律关系应为委托合同关系……原告接受委托并按被告要求购得系争商品，并将对购得商品所拍的实物照片通过QQ传给被告，随后将系争商品通过快递公司邮寄给被告，并告知被告包括其个人报酬在内的系争商品价格，而被告知悉后多次表示同意，故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已成立、生效且实际履行。”据此，法院进而根据委托合同性质认定，“委托合同系劳务合同，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仅向委托人提供劳务，而提供劳务后果则应由委托人承担，故原告将系争商品交付第三人承运后即完成委托事务，即使系争商品中途发生毁损、灭失，该风险亦应由作为委托人的被告承担。”

在刘某某与樊某委托合同纠纷③一案中，被告樊某在朋友圈中转发工程车的照片，原告看到照片后与被告联系，委托被告与车主联系购车事宜，后原告购买了诉争铲车，接货并支付运费。法院认定，原、被告双方之间的聊天记录中并无被告直接向原告出卖铲车的相关内容，而是均知道车辆系案外人所有，被告从货款中收取的部分费用系其联系业务的回扣，加之原告在微信中明确表示“希望让你再给我搞个越野车”，可知双方之间并无买卖铲车的意思表示，双方之间应为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法院据此以“被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二）认定为买卖合同的案例

在张某某与汪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中，④汪某某通过QQ与张某某取得联系，希望能从张某某处低价购得燕窝，并明确了燕窝的价款。一审法院认定二者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理由是“汪某某基于个人原因低价采购燕窝将款项汇往境外的张炯飞，由张某某在印度尼西亚工作的便利条件为汪雪萍在当地采购燕窝，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是张某某向汪某某销售燕窝，故汪某某与张某某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二审法院则从汪某某诉请的事实理由分析，认定汪某某实际上是希望能从张某某处低价购得燕窝，并明确了燕窝的价款，故将案由改为买卖合同纠纷。

在孙某与包某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⑤法院认定，被告向原告发送货源信息，是希望原告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为要约邀请；后原告根据货源信息向被告订购商品并将预付款转至被告银行账户，系向被告发出要约；被告承诺向原告交付所订商品，系作出承诺。该交易合意系由原告提出意向，并得到了被告的认可，符合合同法关于要约、承诺及合同成立的规定，故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成立且应受法律保护，而双方之间的运作模式不符合委托代理这一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被告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法院因此不予采信。

（三）法院判决的特点

整合此类案件中的判决理由，我们发现以下三个特点：

（1）法院容易受到“代购”、“代理”、“海淘”等词语的影响，把代购行为认定为代理行为，从而将该类合同认定为委托代理关系。但法律人不能被生活中的术语或概念的字面含义所迷惑，而應当通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分析法律关系的实质特征。比如，在张某等诉重庆车天车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⑥，法院从经手人签字、汇款明细、发票抬头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所谓的《委托代购协议》是买卖合同而非委托合同的结论，这一结论也得到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支持。如果法院仅凭合同的名称就得出结论，则容易陷入误区。

（2）法院在否定买卖合同成立时，通常以卖方在出卖时对货物不具有所有权（现货）为理由。然而根据《合同法》51条⑦可知，即使卖方在出卖时对货物不具有所有权，如果其事后取得所有权，买卖合同仍然成立。再退一步讲，即使卖方事后仍未取得所有权，买方也可根据《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3条⑧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特别是在原告以买卖合同为由提起主张时（如刘某某与樊某委托合同纠纷案），法院单单以“出卖人无所有权”为否定其诉讼主张未免显得武断。

与此相似的是，有些学者认为应当以“卖家是否取得现货”作为区分標准。然而这一标准实则经不起推敲。首先，在现实中，除非代购方主动告知，否则购买方很难得知对方是否有现货，以此为区分标准会造成作为购买方的举证困难，也会使得合同类型因代购方的一面之词而变动不居，丧失确定性。其次，即便代购方把这一信息如实告知了购买方，也会遇到较为棘手的情况。如果代购方在和购买方签订合同之前已经预定了货物，而彼时货物通过邮寄运输等途径尚未到达代购方手中，那么应视为有无现货呢？如果代购方已经与厂商形成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只需与购买方下单后即可通知厂商立即发货，又应如何处理呢？其实，“非现货代购”在很大程度上与“将来财产买卖”有着类似之处，即经销商与终端购买人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后，经销商自己才与上端供应商（生产商、进口商、批发商）订立买卖合同，购进已经销售给终端买受人的货物。因此，“非现货代购”中的大部分可以归入买卖合同的范畴。

（3）法院在否定双方成立委托合同时，常以双方行为“不符合委托代理这一行为的特征”作为理由（如孙某与包某某买卖合同纠纷案），但对于委托代理的实质特征却没有进行着重论述，而是选择了一笔带过，难让人信服。

三、应对：以买卖合同为一般原则

在疑难合同类型的认定中，首要的是考察当事人缔结合同的目的，还要注重整体评价，并要体现经济效率的衡量。可供参考的是，在出口代理纠纷中判断国内供货商、外贸企业以及外商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究竟是代理还是连环买卖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提出了辨别遵循的两个原则，即综合考虑原则和追求真意原则。前者意味着要综合国内供货商与外贸企业合同的名称、付款条件、责任承担与纠纷解决、合同签订的过程、当事人对合同性质的特别约定等，后者则强调应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图。

通过对当事人缔约目的的考察，以及对代购方行为特征和购买方弱势地位的利益衡量，笔者认为网络私人代购合同原则上应受买卖合同的调整。

（一）从当事人缔约目的考虑，合同标的是物而非行为

在强调意思自治的民法体系下，认定合同类型首先应遵循当事人的意思。买受人和委托人通过订立合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不同，就决定了二者的标的不同：前者的标的是物，而后者的标的是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约定处理事务这一行为。

分析可知，在网络私人代购中，购买方并不关注对方是从何种渠道进货、以何种方式运输货物，也不过问其是否按照委托人要求处理受托事项，而更为关注能否收到货物以及货物是否符合约定、是否有瑕疵等。实际上，买受人也只有权请求出卖人按约定条件支付标的物，而无权过问对方的生产经营或标的物取得情况。因此，以物而非行为作为标的更符合当事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二）从代购方行为特征上看，代购不具备委托代理的信赖基础：

一般认为，委托合同的基础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如江平教授认为，委托合同的信任所指主要是受托人的人品及办事能力，受托人是基于既有的甚至是先天具有的人品及办事能力处理或管理委托人的事务。也有学者认为，信赖基础主要从委托人的角度考虑的，受托方接受委托则更多出于情谊或者利益，如基于亲戚邻居关系照看房屋、幼儿是出于情谊，律师接受委托代理诉讼则是出于利益。在网络私人代购中，我们则很难发现这种信赖关系的存在。尽管有个别是熟人间的代购，但更多是出于代购的目的才互相认识的。

由于信赖基础的存在，受托人必须亲自办理受托事务，不得擅自将自己受托事务转委托他人处理，但经过委托人同意或者在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委托人的利益时除外（《合同法》第406条）。代购的情形与此不相符，因为代购方常常有“上家”作为进货商，有些甚至形成了等级分明的“一级”、“二级”代理，下单和进货环节有不同人负责。此时代购方通过他的不为购买方所知的“上家”进货或发货，没有经过也没有必要经过购买方的同意，这一点也被我们的问卷和访谈调查所证实。可见认定为委托合同，则会与“亲自处理”的规定相抵触。

（三）从利益衡量的角度考察，买卖合同利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购买方

1.购买方处于弱势地位

笔者通过实证调查和文献检索发现，由于电子商务的虚拟性和技术性，参与私人代购活动的购买方实质上处于不利的弱势地位，具体体现为：

（1）交易的虚拟性：由于网络代购的双方在交易中并不见面，双方从缔约到履约的过程都是通过电子数据记录保存在网络空间或磁盘中。易于改动的数据电文给交易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购买方的隐私也极有可能被窃取；

（2）信息不对称：代购方往往能够接触到代购的商品实物，对其价格、品种、质量、代购渠道等信息十分了解。而买方在选购代购商品时，一般无法接触商品实物，所获得的商品信息全部来自于代购方所提供的描述，信息不对称十分严重；

（3）监管不到位：购买方和代购方之间的实力悬殊，网络代购的交易经常在与相关规定打“擦边球”，处于海关、税收、工商部门监管的“真空地带”。这一现象，也助长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使得购买方陷入维权难题，海外代购渐成管外之地。

2.无过错责任侧重于对购买方的保护

通说认为，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责任采取的是以严格责任为主、以过错责任为例外。买卖合同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而根据《合同法》406条⑨和无偿委托则均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无偿委托更要求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由于不能以是否达到某种结果来衡量其是否履约，债务人应当仅承担合理注意义务，反之则有过失并应承担责任。

笔者认为，如果认定为委托合同，在违约责任的举证和成立上，对委托人将十分不利：

（1）如果认定为委托合同，会加重委托人的举证责任，即不仅要证明代购方违反合同义务，还需要证明对方有过错，这无疑加重了购买方的证明负担。

（2）在受托人因第三人或其它不可归因于受托人原因而违约时，委托人将难以向受托人追究责任。

比如，代购的商品在快递公司运输过程中毁损或灭失。若依买卖合同的規则，标的物转移应以交付为标志，⑩此时商品若因快递公司原因而发生毁损，应视为履行辅助人违约，并因此而归责于出卖人，出卖人无免责之余地，只有承担责任后方可向快递公司求偿。但若依委托合同的规定，委托人尽了注意义务后，则即使标的物因他人原因发生灭失毁损，其也无须承担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代购方因无过错免除责任，购买方将则能向未与他实际接触的快递公司或远在海外的原厂商寻求救济，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无疑有失公允。可见，为实现实质公平，出于对弱势地位的购买方倾向性保护，认定为买卖合同较为妥当。

四、例外：严格认定委托合同

以买卖合同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委托合同。此处提供两点，以供司法实践参考：

在双方当事人已经对合同的性质作出明确约定时，如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或在诉讼中以其行为默示表示接受委托合同的调整，此时应尊重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以委托合同规制双方的法律关系。

在双方当事人没有作出明确约定时，应从如下两个方面严格把握委托合同的适用范围：

（1）从主体要素看，双方当事人此前已经熟悉并有所接触，代购方主要是出于与委托人之间的情谊实施代购，只收取少量劳务费用甚至不收取费用，也即二者的人身属性较强，信赖较强，符合委托代理的特征；

（2）从行为要素上看，代购是由于“委托”这一行为而引起的，也即“无委托则无代购”。代购方对购买方指定的商家及产品事先不了解，也不是以营利的目的专门从事代购活动，而只是利用工作的便利、去外地度假的契机等途径，为个别人进行偶尔、少量的代购。

在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情况下，大多是购买方找上门来托人办事，而非由代购方主动宣传。购买方处于主动地位，而代购方处于被动地位，只是严格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行事。代购方无所谓的“上级”代理，更谈不上与厂家形成长期买卖关系，或谓“轻车熟路”，又无固定“存货”、也无“取货”的惯常途径、更无处理“剩货”的方法。此时，双方实力较为平等，不存在自由选择、公平交易和知情权的明显优劣之分，认定为委托合同对于衡平双方利益较为合理。

五、结语

以买卖合同为一般原则，以委托合同为例外，这一标准有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网络私人代购合同类型的认定混乱问题，给双方提供较为明确的指引。另外，从举证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双方对合同性质认定发生分歧时，应当由主张成立委托合同的一方负举证责任，如举出双方当事人的明确约定、或通过主体间人身信赖强、代购由“委托”引起、代购行为不具有营利性等特点，从而证成委托合同，否则应当适用买卖合同。通过此种方法，实现当事人缔约目的和利益衡量的兼顾。

注释：

①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3年度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②案件字号：（2010）虹民一（民）初字第55号

③案件字号：（2014）驿民初字第3131号

④案件字号：（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97号

⑤案件字号：（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1463号

⑥案件字号：（2013）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0638号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06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33条：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参考文献：

[1]参见曾丽华：《网络代购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问题研究》，西南政法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高炳辉：《试论境外代购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林凯：《网络跨境代购若干法律问题研究》，复旦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2]参见梁慧星：《读条文学民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40页。Shi

[3]参见宁红丽：《论合同类型的认定》，《法商研究》2011年06期，第90页。

[4]林晓镍、徐子良：《出口代理纠纷审判实务问题研究》，《法治研究》2007年11期，第41页。

[5]姚欢庆、陈亚飞：《买卖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06期，第827页。

[6]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97页。

[7]转引自崔建远、吴光荣：《我国合同法上解除权的行使规则》，《法律适用》2009年第11期，第16页。

[8]张春阳：《论委托合同》，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9]兰德华：《微商何以沦为传销工具》，《工人日报》2014年12月14日第002版。

[10]论我国合同法上的严格责任原则》，《河北法学》2000年03期，第45页。

篇5：建筑合同和担保的类型

 1 建筑合同的类型

建筑合同有许多类型，通常由业主来选择合同的类型。合同类型的选择取决于所执行胡工作的种类以及它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执行的。

 1.1 总价合同

总价合同通常使用在建筑领域。在招标过程中要对所需要的材料的数量进行足够精确的计算，以使承包人提交出该工作的一个价格总量。每个项目的数量，例如干式墙、门框、浴室的水池、输电的管道和线，以及房顶的瓦片都需要从计划时就进行精确的计算。当工程需要材料的数量和质量在合同文件中都清楚说明了，提交一个投标总额对承包人来说才是公平胡。

 1.2 单价合同

单价合同用于不可能对所需的材料总量进行精确估算的工作。单价合同通常用在繁重的公路工程上。设计者可能计算有1000 000m3 的土需要被移动，但是业主和承包人知道工程结束后，承包人是不可能恰好移动1000 000m3 的土的。精确的数量将会改变。对这个问题公正的解决办法是业主告诉承包人估计的总量，在工程结束后按精确量出的数量支付承包人。

承包人提交的是一个单价合同里对每个项目定的价格。单位价格乘以工程师估计的量相差可以超过15%或20%，可能高于或低于估计的量，有时对单位价格还要进行协商。当实际的量较低时，承包商也许会要求重新确定一个较高的价格，因为预期所挣得的总额减少了。当实际的量较高时，业主因为相反的原因也许会要求重新定一个价格。单位价格合同的目的是公平地对待合同双方。

1.3 成本附加

成本附加（可回收费用）合同用于业主和承包人在谈判、投标和授权的过程中均很难或不可能确定他们成本的情况。有一些因素使得对成本进行计算是不可能的，包括不可预知的极差的天气情况（例如在南极地带可能遇到），偏僻地区的不可预知的运输需求，争斗或战争，或者工作量需要依赖其他承包商的工作的合同。

成本附加合同有许多形式，最普通的是正价加固定的附加费以及正价加上正价的一定百分比。大多数业主宁愿选择正价加固定的附加费，因为这样承包人所获得的利益总量不可能增加，因此除去了承包人会作出不节约或生产出较差质量工程的任何动机。正价加上正价的一定百分比的合同也许对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是十分公平的，或者工程完成的时间不可确定时，但是为了保持生产率作出一些激励是需要的。如果工程有可能需要一年或两年，则仅由六个月所挣到的利润就不再有吸引力了。

1.4 改革和趋势

A+B式合同是从欧洲传过来的相对较新的改革。它们是由运输局开发以减少公路建设的时间以及因此对交通流进行限制的时间。许多公路工程项目包括翻新、修复、改造以及加宽。真正的新建工程很少。A+B合同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以付给承包人报酬的方法，考虑补偿其定施工顺序和分段等方面的专业性，以使工程可以快速有效地完成。“A+B”的意思是成本加上时间。运输局对每天公路工程完成的数量进行指定，承包人投标给出的是一定的成本和所需的天数。以成本加上时间合计较低来确定低投标人。当然也有可能选择出价较高但是工作天数较少的低投标人，而不是其它的承包人。

合同还有其他一些形式，每个都有它自己专门的目的。例如，担保最高价格的合同，用在设计完成前就开始进行谈判的使用，这时承包人非常困难或不可能精确的估计出价格。这种形式的合同也经常用在一个承包人对只完成了一部分的合同的内容没有履行职责，另一承包人完成了这个工程的情况。订立合同的方法

订立合同的方法是只业主为了促成一项工程使用的合同的安排，但是合同形式是指怎样支付执行工程的承包人。

2.1 设计—建造

设计—建造合同的意思就是它的名字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承包人在设计和建造上都有责任。这种类型的承包逐渐变得很流行。一个设计—建造合同给业主提供了明显的有利条件，他就不必在设计者和承包人之间意见不合时当调解人了，因为在同一个合同下他们是在一起工作的。设计—建造合同通常建立在一个成本加上一个对最大花费的担保(GMP)的基础上。通常因花费低于GMP而节省下的钱是由业主和承包人分享。从美国设计建造协会可以获得大量的关于设计—建设合同的信息。网址为。

2.2 设计—建造—运营

设计—建造—运营合同并不象设计—建造合同那样常见。它们用于一些工程中，例如运动竞技场、水处理厂、水净化设施以及公路收费站。其原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承包人保持对设施的部分所有权，可以达到100%，在那段时间对设施进行运营一定利益来对投资资金（全部花费加上利润）进行补偿。承包人拥有所有权的期限可以从几年变化到永久性使用。在拥有所有权的期间，承包人以业主的身份对所有花费负责，并接受所有的利润。对于运动竞技场的情况，有一个典型的收入分红制协议适合于队伍所有人或市政当局。担保（保证）

任何一个合同都有三方的当事人—责任人（承包人）、担保人（公司担保）以及债权人（业主）。担保人和责任人形成一个联合体对业主作出一些担保，也就是这两个当事人对业主均亦责任。

3.1 投标担保

投标担保有两个目的：（1）如果决定了最低的责任投标人则要保证承包人签定合同，（2）保证承包人会提供必需的报酬并且执行担保，以及保险方针。当提交了屡约担保和支付报酬的担保，承包人就解除了对投标合同的义务。

大多数的投标担保就是我们所说的投标担保的扩展，它们只需要对低标和下一个投标人给出价格的不同之处进行罚款，如果两个担保不相符。还有违约金担保。违约金担保以实际的损失达到一定限量的形式来作出规定的。

3.2 屡约担保

屡约担保保证在申明的投标价格下执行合同所需要胡内容。实际上，担保人会对合同的履行进行担保，或则会按照设计图和说明书描述的形式来完成工程。担保人处在被要求对合同的执行进行担保的位置。因此，在担保人乐于发给报酬和执行担保之前，承包人必须证明他有完成任务的能力。担保人会参观承包人的总公司以及工作地，并且会接触业主最近完成的合同。

承包人必须与他们的担保人发展一个长期存在的工作关系，当他们申请报酬和申请屡约担保时，他们与担保人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工作关系，因为担保人在工程类型、位置和尺寸上有特殊约束情况下会承诺支付费用的。如果承包人执行合同时没有履行义务，则担保人有三个基本的选择：

（1）买回担保。让业主对担保处罚的数量进行检查。

（2）更换担保人。为了保证另一个承包人能够完成这项工作，要进行投标协协

商或登出投标广告。

（3）为承包人提供经费。担保的公司有花费高于担保价值的风险，但是这仍然

是一个共同的选择，因为承包人对工程是熟悉的。

现今大多数担保人都会努力尝试更换承包人。

3.3支付担保

篇6：论合同效力类型的分类

合同效力又称合同的法律效力，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拘束当事人各方乃至第三人的强制力，即合同所具有的法律拘束力。所谓法律拘束力，是指法律的强制性而言，即法律以其强制力迫使合同当事人必须按照其相互之间的约定完成一定的行为。合同的效力可分为四大类，即：有效合同，无效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

一、合同效力的内涵及生效条件

合同效力的内涵包括信守合同和履行合同两个方面。信守合同，是指不擅自毁约的约束力，也可称之为合同的成立效力；履行合同，是指不违约的约束力，也可称之为合同的履行效力。这两层涵义相互联系，统一于有效合同之中，同时存在于合同有效状态之下。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当事人失去任一约束，都不利于合同目的的实现。同时，这两方面的约束力又有区别的必要，并非同时存在于任一合同效力状态之下。在合同无效的状态下，二者均不存在；在合同未生效的状态下，二者产生分离，只存在合同的成立效力，没有合同的履行效力。合同效力涵义的这种二重性不仅是合同本身的内在要求，也符合国家法律的价值要求。一方面，合同行为过程本身就包括缔结合同与履行合同两个密切联系又相互独立的阶段，并且各阶段的信用要求不同。合同订立过程中，要求当事人言之属实，不欺骗对方，善意地安排双方的权利义务；在合同成立之后履行之前，要求信守诺言，不随意反言；在合同履行阶段，要求当事人有言必行，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

务，不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与合同约定，可见合同成立约束力内容与合同履行的约束力内容不同。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此可见，合同法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的约束力既有“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即信守合同、不擅自毁约的束；又有“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即履行合同、不违约的约束。我国《合同法》将合同生效制度设置于合同成立制度之后，表了法律对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区分，也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广义上讲，合同生效应包括产生成立效力和履行效力两重含义。由于合同依法成立，即产生成立效力。因此，从逻辑上分析，不难看出，于合同成立后所说的合同生效，显然应解释为履行效力的产生。由此可见，合同成立生效应具备以下条件：1.订约主体应为双方或多方当事人；

2.具备法律规定的要约与承诺这两个阶段或过程；3.对主要条款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些情形还需要某种形式作为载体来进行表现)。4.合同必须依法成立。前面三者是合同成立的条件，而最后一条是合同是否生效必须具备的条件。

二、有效合同

有效合同，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成立并在当事入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从目前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都没有对合同有效规定统一的条件。但是从现有法律的一些规定可以归纳出有效的合同应具有的共同特征。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强制性规定”，我认为，这一规定才是整个合同无效制度的精髓和本质所在。前面所述的合同无效前的情形主要从订立合同的程序或合同的来认定无效的，“损害公共利益”才开始涉及到合同的内容，而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才是无效合同，而且也是与其它效力类型的合同进行区别的根本性标志。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对“民事法律行为”所规定的条件来看，主要应具有以下条件：

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2、意思表示真实；

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因为上述三个条件是民事行为能够合法的一般准则，当然也应适用于当事人签订合同这种民事行为。所以，合同有效的条件也应当具备上述三个条件，只不过是根据《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民法通则》中的“不违反法律”具体表现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结合到《合同法》第10条等规定来看，有些合同的生效或有效还要求合同必须具备某一特定的形式。因此，以上四个条件也就是合同有效的要件。从《合同法》第44条来看，就是要“合法”。当然以上四个条件也都是《民法通则》、《合同法》的相关具体规定，只有符合这些条件，合同才能“合法”，也才会有“有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