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安全

逻辑安全（精选十篇）

逻辑安全 篇1

我们有多少粮, 粮食够不够吃, 以后土地能不能养活后代子孙?应该是每个人关心的问题。毋庸置疑, 我国是个人口大国, 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饭碗只有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我们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1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3.5万吨 (12038.7亿斤) , 比上年增长2.1%。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60000万吨大关, 实现了10年连续增产。在“十年连增”的喜讯后, 还可以回顾2013年初的两个数据:一个来自于专家, 称中国粮食自给率已经跌破90%。如果按一个人一年吃800斤粮食, 2012年相当于进口粮食养活了1.9亿中国人;另一个还是来自于专家的数据却指出, 虽然由于需求大幅增加, 特别是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需求增加较快, 中国粮食自给率有所下降, 2012年降至97.7%, 但中国粮食自给率仍在95.5%的基本自给线以上, 粮食安全的基础是牢固的。面对两个看似矛盾的判断, 抛开一些严谨的逻辑理性, 再拿掉一些宽容的学术温情, 最后擦去专家学者争辩激情的粉饰, 仅仅基于一个每天至少需要吃两餐饭的人而言, 的确感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和威胁。

粮食问题之所以备受关注, 是因为粮食问题背后隐含着三个改革中需要诠释好的逻辑命题:粮食安全事关百姓生存;粮食安全事关社会发展;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命运。

粮食是老百姓的口粮。在百姓心中, 粮食一直都是过去“粮票”时代所表现的大米和白面。无论现在这种概念变化有多大, 在饿的时候能填饱肚子的才是真正的粮食, 才是口粮。因此, 粮食问题首先是口粮的问题。人多口粮就要多, 否则就会饿肚子。如今不是孔孟时, 河东受灾就从河东拉走一些百姓, 再从河西拉来一些粮食, 就可以解决问题。在人口曲线依旧上扬的情况下, 粮食产量如不能一路走高, 百姓的温饱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当然, 吃些“进口粮”也能解燃眉之急, 但不是长久之计。日常生活中, 你可以选择用鸡腿汉堡代替米饭, 但偶尔吃还可以, 一旦形成惯性, 在禽流感频发的年代, 吃不吃得饱就要靠命了。中国人终究还是要吃饭, 吃本土粮食的。我们碗里盛的饭要保持稳定的量, 才能满足温饱和健康的需要, 这碗饭无论如何都不能越吃越稀, 越吃越少。

粮食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成果。世界上有四大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和信息资源。从粮食生产的环节上看, 粮食需要劳动力在土地这个非可再生的资源上进行生产, 这个生产过程需要投入必要的劳动和资本, 在现代化农业构架中, 信息资源对粮食生产乃至销售的影响也日趋明显。从这样的层面看, 粮食是多种社会资源配置的成果。现在恰恰是构成粮食生产的两个主要资源遇到了困难:一是土地。在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下, 环境的污染致使土地质量日趋下降。土壤沙化、重金属污染、耕地面积人为缩小等都使土地资源越来越少。而近年来支持经济高增长的“土地财政”, 使得缺乏规划的房地产业成为了土地资源最大的浪费者。正因为如此,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耕地红线要严防死守, 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 同时现有耕地面积必须保持基本稳定”, 才会成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反复强调的重心。另一个遇到挑战的资源是劳动力。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与农村劳动力缺失成为了威胁粮食安全的又一因素。在改革中, 虽然没有出现“失地农民”被迫进城的情况, 但2.4亿走向城市的农民工, 有多少能够在国家政策的号召下回归土地依旧是一个未知数, 而且还有更多的农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实现“农转非”, 成为城市人口。如今, 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越来越远离土地和农村, 他们既没有务农的能力, 也不会再有回家务农的考虑, 越来越多的人还会逐步成为永久性的城镇居民。所以, “让农业经营有效益,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就成为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一个重要手段, 也只有在地和人的配置上求得突破, 粮食安全才能够得到保障。

粮食是国家改革的双重转型。在粮食安全的问题上, 国家改革中需要实现的双重转型是一个关键。一是要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业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另一个是要由过度浪费型的粮食消费转向合理消耗型的粮食消费。只有在粮食问题上实现了双重转型, 才能实现“中国要强, 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 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 农民必须富”的总体目标。

逻辑安全 篇2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在扩大开放中重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接收新华视点记者专访时强调了新时期引进外资战略问题，垄断性跨国并购威胁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从1979年至2005年底，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224亿美元。但是，外商投资方式的变化以及跨国并购的增多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隐忧，甚至威胁到了中国的经济安全。

财富“所有”比财富“所在”更重要

由于跨国并购企业的利润巨大，但同时又有大量的利润汇出，在中国很多地方GDP与GNP差距甚大。GDP讲的是财富的“所在”，而GNP讲的是财富的“所有”。对于中国这样的东道国来说，财富的“所有”更重要。一个城市可以仅仅追求GDP，一个省区可以仅仅追求GDP，但是一个大国却不能仅仅追求GDP。如果外资控制了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那么追求庞大的GDP又有何用？这样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没有自己的制造能力，完全依附于跨国公司的母国，当然也就无法应对未来国家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也就彻底失去了国家竞争优势。国家与城市不同，大国与小国不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财富的“所在”面临着民族国家的“藩篱”，因而财富的“所有”对于东道国来说更重要。

李德水委员也批判了目前很多地区过分追求GDP的现象。他认为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看起来GDP增长很快、规模也很大，但却是“虚胖”。如果大量利润和社会财富的控制权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尽管GDP总量很大，对于我国广大人民来说没有人和意义，也得不到实惠，并可能直接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主权。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拉美一些国家的惨痛教训很可能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跨国并购的关键在于垄断利润的获得

任何并购，如果没有获得垄断利润都没有意义。垄断性跨国并购的要害在于通过对产业链条的整合，实现控股，甚至绝对控股。这样一来，控股方就获得了整个产业链条的绝大部分收益。而另一方仅仅获得整个收益的一小部分，甚至处于依 附状态，受制于人。如果又无法掌握核心技术或者参与高层管理，获得小部分收益的一方仅仅是一个为跨国公司打工的打工仔而已。

对于整个产业链条来说，利润大小很关键，只有获得持续不断的利润才能证明控股公司的经营业绩。但是，对于东道国来说，利润在股份公司中各方的分配最重要。如果垄断利润都被跨国公司拿走，那就意味着东道国的引资计划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东道国鼓励外资的进入，一是利用跨国公司的资金优势，二是利用他

们的管理和技术。通过学习他们的管理和技术，取得技术和管理上的突破，发展本土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获得相对垄断的利润。所以，如果仅仅徘徊在“国际分工陷阱”当中，赚取一点可怜的加工费，本土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仍然依附于跨国公司，那么这就与吸引外资的初衷背道而驰，南辕北辙。没有市场就没有竞争力

没有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就不可能有垄断利润，本土企业就不可能与跨国公司站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而核心技术和品牌正是跨国公司获得垄断利润的来源，是不可能扩散和转让的。所谓“以市场换技术”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市场只能换来一般性的技术，那些真正保证跨国公司获得垄断利润的技术是不会被转让的。正如李德水委员说的那样，如果听任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自由发展，中华民族工业的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将逐步消失，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技术和高附加值就可能完全被跨国公司所控制，甚至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体——我国企业特别是一大批骨干企业也将不复存在。

目前跨国公司的恶意收购也恶化了中国目前的引资环境。李德水委员介绍说，一些跨国公司目前在华并购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他们同时利用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机，对一般国企拼命压价，对好企业不惜高价收购。

早在2005年6月份，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我国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制约，跨国公司对中国很多行业的控制已发展到了值得高度关注的程度。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美国柯达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至少50%的份额，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米其林以及旗下品牌在各自细分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富士公司中国市场占有率超过25%。此外，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 公司均在中国市场上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在我国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产品已占据我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他山之石 《孟子·告子下》有云，“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居安思危”，认真考量跨国并购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是乃是中国决策者们的当务之急。

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跨国收购都有详尽和严格的规定。以德国为例，李德水委员提到，德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导致收购方产生或强化市场垄断地位的并购行为。实际上，德国的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当一个人收购德国公司25%或5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或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同样对跨国并购有着严格的限制。而且，中国企业进行跨国收购的时候还曾经履遭责难。

食品安全、政策失效与决策逻辑 篇3

关键词：食品安全；政策失效；决策逻辑；合作式决策模式

食品安全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财产安全，也关涉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和公信力。然而，自2003年以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进入高发期，劣质奶粉、染色馒头、瘦肉精、苏丹红鸭蛋和地沟油等问题食品，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扰乱了市场秩序，也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良性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清华大学的多次调查结果显示，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超过交通安全、药品安全和治安安全，成为最受国人关注的民生问题。鉴于此，如何健全和完善中国食品安全的决策和执行机制，提高食品监管水平，确保食品安全，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社会治理的重大议题。

一、 问题的提出：政策失效及其反思

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的初期，其尚未成为政策问题，而是公共安全问题，通常由作为食品卫生执法主体的卫生部来全权处理。但随着食品安全问题多发频发，危害性不断扩大，社会各界和普通民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开始觉醒，对食品安全加强监管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逐渐引起了政府的重视。200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成立，标志了食品安全正式作为政策问题进入高层决策者的视野，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草案）》的颁布使我国食品安全管理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同时，大部制改革背景下食品监管部门的整合、重组和职能调整，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药品卫生许可制度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相关规则的修订也使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更趋完善。然而，三鹿奶粉、地沟油和砒霜果汁饮品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的相继爆发，严重削弱了人们对现行食品安全政策的信心，同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积极反思。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采取的是“以分段监管为主，以品种监管为辅”的政策，这种监管体制与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有着非常大的区别。食品安全分段监管体制是由2004年颁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所确立的，所谓“分段监管”就是每个食品安全环节各由一个职能部门来全权负责，农业部分、质检部分、工商部分、卫生部分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分别担负从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环节的安全监管工作。诚然，“以分段监管为主，以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安全政策，能使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食品安全链条都处于政府机构的监管之下，看似提高了监管的精细化程度，但是，在实际运行中这种政策却暴露出很大的问题。因为，食品安全监管横跨整个食品链条，其中各个环节并不是截然分明，而是相互套嵌的，然而，分段监管政策却人为地把食品链条界分为相互独立的几个部分，并指定不同的职能部门来分而治之。分段监管政策容易导致政府监管机构之间的权力交叉和职能重叠，从而造成“多头混乱”和“权威的碎片化”，最终导致政策失效。

关于分段监管政策失效的反思主要体现为两种取向：一种观点认为，政策失效的原因在于条块分割的监管模式所导致的权责不清和协调不力，其对策是食品安全监管权力集中化；另一种观点指出，是以政府为单一行动主体的监管体制导致了政策失效，其思路是在食品安全治理中 引入公民参与。无疑，与专注于政府组织内部的结构重组和职能调整相比，公民参与认识到了政府能力的有限性，有利于调动社会力量来共同治理食品安全问题。但是，当前政府组织的封闭性特征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极大地限制公民参与功能的发挥，甚至有时候使其沦为修饰传统监管体制的装点。可以说，无论是食品安全监管权力集中化，还是食品安全管理中的公民参与，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部分化和分割式的监管体制，从而抑制政策失效。一言以蔽之，理论界关于食品安全政策的反思，都是以现行监管体制作为靶地，充其量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惯性思维和修修补补。我们认为，如果不对政策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加以思考，解构和梳理现行政策的决策逻辑，就不可能找到政策失效的根源。

二、 现行食品安全政策解构：行动与制度

马奇认为决策行动基于两种逻辑：一种是结果逻辑，即决策行动产生于结果最大化的期望和偏好；另一种是适当性逻辑，这种逻辑假设决策行动服从于使决策情境与规则、身份相符合。结果逻辑的决策实质上是一种理性决策模型，在这种工具理性的推理中，决策行动充当了实现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适当性逻辑则强调制度和规则对决策行动的规范作用，决策行动的目标不在于满足行动者的偏好和期望，而是通過使情境和身份相符合来获取合法性。从表面上看，我国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依凭的是规则遵循的逻辑，但详加分析，我们能梳理出其理性决策的脉络。

1. 食品安全决策的结果逻辑。迄今为止，我国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基本都是在政府组织内由数量有限的政府官员和政策专家进行具体操作的，所选择的政策方案也不外于是政府组织的结构重组和职能调整，实质上，就是围绕“分工和协调”把食品安全监管加以组织的问题。因此，可以判定，我国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更多地属于单一行动者的理性决策模式，同时也是一种组织决策，遵循着工具理性的结果逻辑。作为组织决策，现行的食品安全政策隐含着以下预设：决策对象和政策问题是明确的；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偏好是一致的，政府内部各职能部门的偏好也是一致的；政策的备选方案是有限；政府官员和政策专家有足够的理性和能力对各个备选方案的预期结果进行评估，并选择中最佳方案。然而，这种看似理性的决策方式在实践中却凸显出其非理性的一面，以这种方式制定的政策从来没有有效地遏制食品安全问题的扩大，反而使政策本身陷入了混杂。这些现象与食品安全决策所持的假设和逻辑有关。其实，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决策情境具有复杂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首先，政策问题是模糊的，食品安全是一个涉及到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多个环节的链条，每一个环节又包括很多细节，因此，食品安全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集；其次，行动者的偏好也是模糊的。尽管政府是作为单一行动者来进行决策，但是上下级之间和同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偏好并不是一致性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中央政府的目标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但这一目标落实到地方政府就会发生偏离或者替代，因为地方政府官员更关心经济增长和个人政绩，而不是食品安全问题，以至于在发生食品安全问题时地方政府总是采取虚报或瞒报的做法。最后，政府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由于受认知能力和注意力的限制，政府官员不可能对食品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细节都尽数分辨，也不可能对政府部门内部差异化的偏好做完全一致性的处理。因此，在这种模糊性、复杂性的决策情境下，食品安全决策更多地呈现为“组织的松散耦合”或者是“有组织的无序”，那么，以单一行动者的理性决策逻辑来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注定不会收到理想的效果。

2. 食品安全决策的适当性逻辑。适当性逻辑假设决策行为是由规则来驱动的，也就是说行动者根据其所属岗位的责任和义务来选择与特定决策情境相匹配的行为，行为是否适当不是根据预期的结果性来判断，而是由相关制度来决定。制度的主要功能就在于以规则来约束人的行为，消解个人行为的自发性和随意性，使多元行动者的行为保持一致。我国食品安全政策是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采取最佳行动的问题”，谁来做出选择、选择什么、怎么来做出选择等决策程度都被相关的制度所限制。因此，可以说，公共决策是制度结构安排的结果，而不是行动者进行理性选择的产物。迄今为止，我国的食品安全政策几乎都是在政府组织内做出的，科层制的政府结构及其相关制度是决策的前提，同时决策的结果又呈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和规范性条例。当前的政府管理体制为食品安全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基本架构，它不仅厘定了决策的主体，还限定了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的范围，以及做出选择的方式和规则。首先，政府是食品安全决策的单一行动主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有机会进入决策，具体的政策事项和决策权力配置由相关制度来规范，正是等级制的权力结构设定了不同层级和不同政府部门的责任和义务。另外，在单一行动者决策模式下，企业、社会组织和消费者几乎没有参与食品安全决策的机会；其次，在现有的政府体制下，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是极其有限的，也只能在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功能上做文章，要么是为了扩大职能部门的监管范围而使权力分散化，要么是为了整合分散的职能而使权力集中化，陷入监管权力分散与集中的困境当中；最后，在现行体制下，决策方式和决策规则也是由制度来决定，诚然，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也会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但最终决定权是在高层行政官员手里。

3. 行动与制度分立中的决策困境。其实，所有决策都是发生在一定的组织和制度背景之中的，因此，决策不仅是行动者行动和互动的结果，也是制度和规则影响下的产物。两种决策模式都根植于由现实、因果关系和意图性所秩构成的秩序，并且承诺可以通过这种秩序使政策问题变得可以预测并易于解决。如果说在存在单一行动者或者存在偏好一致的多元行动者的决策情境下，决策可以变得有序，但是在多元行动者偏好不一致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境下进行决策，就会出现无序和混乱。按照马奇的观点，真正的决策过程从来都是复杂性和模糊性的，不仅身份和偏好是变化不定的，问题、解决方案、参与者和机会也都交互混杂在一起，甚至不同时空中决策之间的联系也只是松散的耦合。同样，等级制组织的部门化和标准化也不能带来稳定性和秩序，这一点已经被默顿、古尔德纳、塞尔兹尼克和克罗齐埃等学者所揭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组织决策中的冲突和不一致性是一种常态，甚至可以说，组织决策就等同于混乱，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混乱和无序实质就是马奇所描述的“有组织的无序”。我们认为政策失效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决策逻辑和决策模式所致，进一步说，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决策过程中没有处理好行动与制度的关系，进而陷入“垃圾桶决策模型”的窠臼。从逻辑上来说，作为多元行动者的决策框架，垃圾桶决策模式本身是一种理想的选择，因为，在决策情境极为模糊的情况下，结果逻辑和规则遵循逻辑都失去了作用，只有依凭“时间分类法”才能把各种决策要素聚合在一起，也就是说，那些在时间上相距越近的事件越容易彼此相關，是时间的同一性为决策的做出提供了契机，从而可以在无序中寻找到秩序。但我们认为“垃圾桶决策模型”的时间逻辑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它可以用来阐释决策是如何产生的，但是不能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

三、 合作、共识与政策走向

鉴于以上分析，无论是以决策的行动理论而是决策的制度理论，都没有突破行动与制度的二元结构，即都认为制度是独立于个体行动而存在的，因此无法彻底解决政策失效的问题。实质上，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民参与也是行动理论，但公民参与通常局限于监督食品安全政策的执行，而不是参与到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当中，因而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决策的逻辑和模式。我们认为，欲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彻底重构决策模式，突破政府组织的藩篱，寻求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的合作，以决策的共识逻辑取代结果逻辑、规则遵循逻辑或时间逻辑。合作式决策模式以多元行动者之间偏好和身份的不一致为基本前提，主张通过构建多元行动者之间互动的网络结构，以沟通和对话的方式来寻求政策共识。合作式决策模式中的行动与制度是一种二重性关系，政策共识的形成或决策的做出既是多元行动者之间互动的结果，也是制度和规则影响的产物，两者之间是一种有机统一的关系，换句话来说，结构和制度既是决策行动的结果也是决策行动的条件。构建合作式决策模式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 构建多元行动者之间合作的组织架构。当前的政府食品安全决策模式既是一种组织决策，也是一种协作式决策。而合作式决策必然要突破政府组织的界限，走向一种社会决策，当然从组织和社会的关系来说，开放式组织本身就是社会，或者说是作为组织的社会。因此，合作式决策既要重视决策的组织结构和体制机制的作用，又调动多元行动者参与决策的积极性，而关键是要构建便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进行合作的组织机制。显然，高度不确定和高度复杂的决策情境需要行动者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协作，因为工具理性的思维逻辑无法有效处理差异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合作式决策模式可以应用到食品安全管理的“地方”或“一线”层级，在食品安全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层级尽可能寻求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之间面对面互动和对话，并搭建共识形成的组织平台。

2. 完善多元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机制。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到多个环节和多重细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政府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力量来共同治理。在决策中，食品安全标准、安全信息、安全管理方案等决策因素并不是明确的，都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作出解释和澄清，所以靠外部的观察和调研是远远不够的，需要靠耐心的对话和交流，甚至有时候需要相互质询对方话语的“参照框架”，进而形成决策共识。因此，食品安全政策制定的过程也是多元行动者之间共识形成的过程，这种共识的形成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具有结构化特征的决策实践，而在决策共识形成中制度和行动也就有机融合为一体。当然，在食品安全的合作式决策中多元行动者之间共识的形成，需要建立信任关系，也需要打破技术上的隔阂，并学会分享彼此的信息和经验。从根本上来说，合作式决策中共识的形成是一种伦理。

3. 积极推动政府角色转型。在食品安全的合作式决策中，政府组织内部或者政府组织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合作是一个基本前提，但也必须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只不过政府的角色需要做出调整，他不再是直接行动者，而是规则制定者、引导者和协调者。政府参与的事项、决策的范围和合作的方式会因层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中央政府主要负责食品安全总体方针和指导原则的制定，负责统筹和协调全国各地方政府的工作，确保全国一盘棋。当然，中央政府在重大食品安全决策中，广泛征求地方政府、专家和社会各方的意见，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确保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省级以下地方政府是食品安全的具体担负者、需要在遵循中央政府指导方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自主性，协同企业、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进行决策，最大程度地形成政策共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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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静.从“一元单向分段”到“多元网络协同”——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的完善路径[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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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赖诗攀.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3，（2）.

[9] 何艳玲，汪广龙.不可退出的谈判：对中国科层组织“有效治理”现象的一种解释[J].管理世界，2012，（12）.

[10] 张晓涛，孙长学.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食品安全监管主体角度的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8，（1）.

作者简介：肖亚雷（1980-），男，汉族，河南省上蔡县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行政文化。

逻辑安全 篇4

1 气动系统组成

气动系统主要由气源, 气源处理, 控制系统、执行系统组成, 辅助的还有检测系统, 总线控制系统等。气源主要由空压机组成, 常见的空压机有活塞空压机及螺杆空压机, 活塞式空压机一般用在气体需求量不大的地方, 有脉动, 噪声大。螺杆空压机则可以提供大流量的气体动力供给, 输出平稳。气源处理部分包含了冷却器, 气容, 后冷却器, 干燥器, 过滤器等;控制系统包含了比例流量控制, 比例压力控制, 方向控制, 检测反馈控制, 过程控制等;执行系统常见的有无杆气缸, 精密摆台, 比例伺服气缸, 曲线气缸等, 这些在现代自动化设备中都能见到。

2 常见气动安全技术及应用

2.1 机械安全控制

一切的安全措施中, 通过机械结构来达到安全控制的是最可靠的方式。电控及其他的控制方式无法保证控制信号发出后具体的执行是否可靠。实际应用中我们也常能看到机械式安全机构。例如自动车床中, 设备的总电源有一只行程开关配合特殊的卡具控制, 要设备启动必须将装卡用的扳手插入才行, 这就有效避免了工人装工件时候设备意外启动造成伤害。气动系统中有类似的安全手动阀门, 断路状态下设备的气压供给被切断, 执行元件处于锁定安全状态, 此时有人员通过或是工件、夹具调整不会发生意外动作, 即便是意外的控制信号误发送过来, 执行机构也不会动作, 从而最大限度保证了人员和设备的的安全。

气动系统中也有很多专门针对安全需要进行的结构设计。例如在气缸尾部加上了安全端锁, 当气缸携带重的负载全部缩回时候, 端锁会自动缩进。此时若气缸想向下伸出, 必须先接触安全锁定, 内部的卡勾缩回, 气缸得以释放。如果发生意外的断气, 在高点气缸是安全的, 即便有意外向下的控制信号发送也不会发生误动作。此种结构也有缺点, 就是在气缸的行进过程中如果发生意外断气, 气缸会掉落无法避免, 安全机构只能在最高点起作用。

另外一种常见的端锁气缸是在气缸的前端盖部分增加一个气控安全锁机构, 控制气源由额外的一个两位三通电磁阀控制。行进过程中任意位置, 如果发生了突然断气的问题, 气动安全锁关闭, 内部的缩进机构会紧紧的抱住气缸活塞杆, 气缸立刻停止在当前位置。当供气恢复正常后, 需要重新发送解锁控制信号, 气缸方能继续运转。这大大的提高了设备的安全性, 避免了由于突然断电、断气带来的下落、砸伤等危险。同时, 此种气缸可以配合着控制回路实现行进中的任意位置停止, 这是普通气缸无法实现的。

2.2 回路安全控制

实际气动应用中我们也可以使用很多逻辑回路来保证系统的安全运行, 下面的图中介绍了常见的两种回路:

上图中, 气路控制部分采用了特殊的中止式电磁阀, 相比常规的电磁阀, 在其内部集成了两只单向阀, 通过沟道设计有先导气控制其开闭。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先导气控制单向阀打开, 电磁阀变为常用三位五通电磁阀。如果突然发生断电断气情况, 电磁阀回到中位, 内部先导气消失, 单向阀闭锁, 空气压力被封锁在气缸内, 不会发生突然掉落砸伤事故。

右图中, 采用了一只气控单向阀配合两位五通电磁阀控制气缸动作, 正常时先导气控制 (虚线气路) 单向阀开启, 调速阀电磁阀正常工作, 突然断电断气时, 虚线部分的先导气路关闭, 气缸下腔压力锁定封闭, 上腔压力自动卸载, 可以保证重物不下落。

相比左图, 右图中的更加安全, 即便是气缸外围管路损毁破坏, 缸内气压依然会安全封闭, 左图中管路发生破裂则安全锁定功能失效。

3 问题及讨论

现在的气动技术发展很快, 不断有新的技术及元件推出, 设备设计可以更加柔性及人性化, 实际应用中新技术的普及及合理应用是目前主要的问题。如何有效的推广新的安全技术, 合理化设备应用, 让设备智能、高效率的同时更加的安全可靠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在成本可控的范围内应用更新的技术, 可以让设备更加好用, 可以大幅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是每位设计人员应该考虑的。

4 结论

中国作为世界的加工中心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人的因素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产业领域和工厂都将改变现在只顾发展和效益, 开始着手采取措施, 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其技术含量, 重视安全, 合理性, 环保性等多方面因素, 降低了事故率的同时, 给工厂来带的直接金钱节约也相当客观, 使产品更具性价比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秀恩.现代实用气动技术/SMC (中国) 有限公司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逻辑思维与思维逻辑 篇5

前者(逻辑思维)是指人在认识事物过程中借助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的思维，有它自身的规律，似乎是每人必守的，是共性的------否则也没有专门的逻辑学了;

后者(思维逻辑)是说一个人思维的规律，是“他”的分析判断事物的规律，规律内涵，恐怕因人而异了吧?

说到概念是否混淆，不得不再说一实例。

老旧在回复潇洒贴子中所言------“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谁仅仅用意志或如孤帆文中所云：”意念“走着自己的人生。”这里，老旧将意念与意志混淆了。

意念是指念头或想法。

意志则为不达某个目的不罢休的心理状态。

二者岂可混为一谈?

孤帆在《生命的奇迹》中说的是“善用自己的意念”而不是什么意志!孤帆想表达的意思说得直白一点------在人生的每个重要关头或每遇重大挫折，他都有自己的想法，并努力按自己的想法一步一步去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至于用意念控制生理，在他的两篇《遭遇》及《拜师修行》中，读者会有所悟。

老旧说“在看了乐园的很多文字后，就觉得严谨的逻辑思维并非此论坛的长处。”

孤帆还真搞不清，老旧此结论从何而来?

当然，孤帆不排除论坛不时会出现一些逻辑错误。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孤帆自己也在所难免。无论对论坛还是对每个作者，这错误只是相对多与少(努力方向：少得可忽略不计，那就是说出话来滴水不漏，真的无懈可击了)的问题。

老旧自己有没想想，老旧有没逻辑错误呢?呵呵。

最后，再说一点题外话，即孤帆所言“通晓”，孤帆在这儿是取其夸张修辞之意，无非是想说他博闻强识而已!当然，如当学究式“通晓”去理解，这世上恐无人可夸下如此海口，哈，正好给老旧以攻击话柄呢，正如潇洒所言，是一圈套矣!作者写东西，当然想引人注目，这下可好，歪打正着?也算一种抛“陷阱”以吸引眼球的雕虫小技吧?

逻辑思维的分手逻辑 篇6

逻辑思维是申音与罗振宇合作创办的自媒体运营公司，罗振宇与申音的合作，本来就像明星和经纪人的合作。在这个生意中，核心是明星、是承载“魅力人格”的那个人，粉丝追随的自然也是他。就像李宇春、黄晓明一样，粉丝追的不是经纪公司，是偶像。

这种模式下，传统工业时代的股份比例只是一个表象，真正强势的是明星。站在冷酷的商业角度看，谁影响用户，谁影响势能，资本跟谁走。但问题是，在当前《公司法》的条款和公司治理结构的现实状态中，都还是必须以股份比例作为最终的权力分配和利益分配依据的，这就造成了实际上的价值倒置，价值在明星身上，而股权在经纪公司手里。

这其实是一个知识型的创新公司在公司治理上遇到的新课题：业务是互联网的创新业务，治理却是工业模式的治理；业务的特征是风险偏好、拥抱不确定性，治理的偏好却是风控偏好、追求高度确定性；随着模式的变化，价值不断的在不同主体间转移，但股权的调整和股东的心态却难以适应。这种情况下，一旦遇到战略抉择，必然火星撞地球。这一次《罗辑思维》分手，再一次昭示：互联网时代会越来越重视人的价值，而不是传统工业社会的权利分配。谁有牛人、谁有牛产品，谁才有话语权。

对所有自媒体、自商业的人来说，罗辑思维之所以能够讲一个远远超越自商业的大故事，是因为产生的“连接”价值更大。互联网对人的价值，是自由人和自由人的连接。作为连接的枢纽，接口的可能性越多，越有价值。

逻辑安全 篇7

一、经验管理:理性与情感的混沌状态——原始的圆满

管理的实践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 在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传统社会, 管理的基本形态是经验管理。这时的管理尚未成为一种专门职业, 只是人类众多集体性活动之一, 资源分配、生活组织及人员选任基本依据传统的价值观及现实的组织要求, 管理的方法与手段主要依据以往的惯例、个人的经验及所掌握的技艺进行。经验管理依托的知识形态是经验性知识, 此种知识以实践需要为导向, 混合了人的理性判断及主观性感知, 既有理性成分也有情感成分, 但总体上表现为一种主观性、感知性的经验知识。此种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主要依靠模仿、世袭及教习, 表现为一种自然演化 (Evolution) 的状态, 其稳定性、保守性突出而创新性不足。在经验管理中, 理性与情感处于一种自然融合的原始混沌状态, 两者之间未形成明显的界限, 尤其是古代中国管理哲学“情”与“理”不分, 其核心观念“道”、“德”、“仁”、“义”、“中”、“和”都是理性与情感的混合体, 管理方法需要在“合情”与“合理”的兼顾中取舍。以传统价值观及习俗为指导, 以现实问题之解决为目的, 理性与情感综合作用并相互转化。

经验管理时期的理性与情感之“和合”是一种“原始的圆满”, 是管理中的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未“分”之“合”, 它与当时稳定、简单的农耕管理实践及低下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未能认识到管理系统之复杂性及物质、财务、人员整合的多样性及科学性, 因此不可能发展出现系统、复杂、科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 传统社会用于管理的经验性知识, 被宏观的、基于传统及习俗的统治性权力所笼罩,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个体的自主性及创新性空间极小, 管理的主体及客体均被结构化的道德结构和统治层级压迫, 并在这种固定的社会结构中, 为少数他者生产物质财富而成为“物化的工具”。尽管经验管理存在诸多弊端, 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将之视为一种低级的管理形式。经验知识多来自于传统、习惯、惯例及个人的体验, 是组织管理者切身感受到的“具体事实” (Concrete fact) , 这种主观性知识对管理问题的解决, 有时比理论化的客观知识更有作用, 因为组织人员的具体行动, 更多的是基于其个人经验和常识, 而不是我们熟知的管理理论。另外, 当代很多管理学者也明确主张重视管理中的经验知识, “不可能有一个真正客观的描述视角。任何视角都是一个从某种角度的视角, 都是由观察者的立场 (社会的或理论的) 和‘透镜’所形成的”[1]。德鲁克开拓的经验管理学派对此便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二、科学管理:理性与情感的分裂状态——理性的超越

工业革命以后, 人类进入以生产制造业为产业主体的工业社会。运输、通讯及金融业的繁荣使城市化、工业化迅速推进, 与之同时的是社会分工的复杂化与精细化, 管理也逐渐向职业化发展。1911年泰罗《科学管理原理》发表, 企业中的计划工作与执行工作实现分离, 管理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 科学管理的时代开始到来。而这一切从根源上都在于, 理性因素在管理中实现了对经验管理的超越, 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理性传统深深植入了管理领域。

科学管理依托的知识形态是系统化的理论性知识, 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纯粹理性1基础之上的、分析性的认知理论, 它剥离了经验知识中的情感部分。依据这种知识, 科学管理建构了一系列管理技术与标准 (泰罗) 、组织原则 (法约尔) 、等级链条 (韦伯) 及数学模型 (斯潘赛·伯法等人的管理科学学派) , 依据严格组织制度、规则及精湛的控制技术进行管理。其追求的根本目的是效率, 以价格为主导逻辑, 尽可能地节约各种成本 (生产成本、管理成本、交易成本) 。尽管泰罗、韦伯等人在其文本中提出“心理革命”、“价值理性”等富有人文意蕴的概念, 但他们的理论追随者所形成的“科学共同体”及一批效率专家所组成的管理“实践社群”抛弃了这种人文精神, 使其理论之科学精神无限扩大化。

与经验管理相似, 科学管理聚焦的也是组织的宏观层面, 关注的焦点是组织结构而非组织中的个体。但不同的是, 如果说经验管理受“物本”逻辑的主导, 那么科学管理则受“资本”逻辑的主导, 传统管理中的设备、土地、作坊等各种物质要素中的资本要素凸显出来, 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效率, 组织管理效率之衡量以“成本/利润”核算为准则, 而这一切均以资本为中心。科学管理中的理性与情感处于对抗的两级, 两者在科学管理中界限分明, 相互之间无法通约和转化, 更缺少经验管理时期的互动, 而且两者演化的总体趋势是情感逐渐被理性吞噬。尽管20世纪30的霍桑试验及其后的人际关系学派、行为科学将研究视角转向了组织中的个体, 并强调了个体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价值, 但却盲目排斥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 仍然使理性与情感处于对抗之中。此外, 行为科学以理性的方法和思维来研究非理性因素, 最终导向的不是对人之情感的呵护与关怀, 而是对人实施更精良的理性控制。因此, 人际关系及行为科学从根本上仍然属于科学管理理论, 其理论追求的基本价值是管理之科学化。

总之, 整个科学管理以牛顿的物理学范式为哲学基础, 它在管理中根植了这样一种信念:组织中的一切, 无论是物理、生物或社会层面, 都可以简化为类似钟表的机械运作, 各个构成要素均能以精准可测的线性因果律相互作用。在这种管理中, “非理性和一切个人幻想都被替换而消逝于管理之中”[2]。理性在管理中的飞跃, 使管理不断科学化, 组织的效率和利润从根本得以改善, 人类进入了物质财富日益富足的时代。但情感在管理中日益萎缩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在科学管理者看来, “理性是中立和客观的, 是符合社会组织及其管理发展规律的, 而信仰则是盲目的。在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放弃你的信仰, 服从理性, 这是最基本的组织成员责任”[3]。信仰和价值被清除在企业管理之外, 结果是“进步”与“迷茫”并行, 人们在享受企业带来的优裕的物质生活的同时, 也陷入深深的意义危机。在组织管理中, 我们只能找到人与事件、物质之间的因果联系, 而找不到它们之间的意义关联。富士康“连环跳”悲剧之深层根源便是这种科学管理的极端化, 使人丧失了生命存在之意义及价值。

三、文化管理:理性与情感的融合态势———情感的回归

1973年丹尼尔·贝尔发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1980年阿尔温·托夫勒发表《第三次浪潮》, 宣告人类进入了与工业文明截然不同的后现代社会。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 新时代中企业面临的环境呈现出“不连贯的变化” (discontinuous change) 与“混沌” (chaos) 特征。所谓“混沌”, 是指确定性系统产生的一种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依赖性的回复性的非周期运动, 其实质是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依存的一类非线性反馈系统。混沌的基本特质是非重复性、非线性、非确定性与非预测性, 在这种环境中, 依靠传统的科学管理制度与技术, 企业根本无法存续与发展。在此背景下, 作为科学管理大本营的美国, 在市场竞争中日益输给后起之秀日本。

1981年威廉·大内发表研究美、日比较管理的《Z理论》, 将组织管理的聚焦点导向企业文化, 标志着人类进入文化管理时期。1990年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 则将企业文化研究推向高潮。文化管理恢复了被科学管理驯化与边缘化的情感因素, 转而强调信任、合作、价值观等伦理因素, 并将伦理与关怀作为企业管理的主导逻辑, 凸显了人之社会属性, 是真正以“人本”为导向的人性化管理。文化管理重视激情、想象、直觉、感情等非理性因素在管理中的价值, Tom Peters[4]高呼摧毁一切, 进行“重新想象”, 迎接一个“好奇、创造力和发挥想象力的新时代”;克罗齐耶[5]则强调, 企业的治理不能通过规则和秩序实现, “唯一能够保持最低程度的势在必行的约束性治理的方式, 就是以文化为依托, 整合一切拥有共同目标的群体”。在这些学者看来, 信息化时代必须进行文化管理, 矫正科学管理片面弘扬工具理性的弊端, 重建被科学管理切割成碎片的企业内部的连续感与认同感, 进行价值重塑以真正在管理中恢复人的地位与尊严。

文化管理强调管理中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但并非反对制度与规则的理性建构, 而更多的是倡导将企业价值观的塑造与合理的制度建设同时并举。理性与情感在管理中再次实现兼容与互动, 但文化管理并不是要回到传统的经验管理, 而是对其实现新的超越。当前文化管理研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 未能与传统的经验管理进行根本区分, 一味地强调回到传统、发挥伦理作用, 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思想资源, 使之直接嫁接到企业目前的组织结构之中。

本文认为, 文化管理应该充分汲取科学管理之合理成分, 发现理性与情感各自的作用方式, 在目前科学管理的制度体制下, 重建基于个体自主性的管理体制, 使情感关怀及价值观如同血液一样渗透到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如此, 文化管理就必须摆脱经验管理时期的“宏观叙事”模式, 使企业文化塑造摆脱压抑个体创意的统治性权力与结构化的等级体系, 转而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 依托个体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微观权力, 建构具有渗透性与自主性的微观管理体制。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管理也就不存在经验管理时期理性与情感的混沌整体, 而是存在无数个分散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微型互动机制。本文认为, 只有如此, 理性与情感作为异质性的管理元素, 才能真正在组织管理中实现和谐统一。

四、结论

现代管理使人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 然而与之同时增长的还有现代人的生活竞争、生活欲望和文化失落感。进步不纯粹是生产的发展与财富的增长, 物质水平的进步并不意味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情感逻辑在组织与管理理论中的自觉建构, 源于对理性主义及其推衍的计算逻辑片面发展的反思。管理带给人们的不应仅仅是财富和猝然萌发的“文化乡愁”, 还应该包含人的情感关怀及价值提升。从此立场出发, 本文考察了管理思想与人的两种本能之间的关系, 对管理思想史进行了重新反思和界定, 突破了丹尼尔·雷恩等主流管理史学者的观点, 为系统研究和重新解读管理思想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对深入透视中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基本走势及其融合之道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另外, 对理性与情感在组织管理中关系历程的考察, 对于组织管理中的逻辑整合及解决相关管理悖论具有现实意义。这种理论旨趣与注重融通感情因素的中国实用理性观具有诸多契合之处, 以实用理性作为管理建构的逻辑基础, 有利于破解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在管理中的分裂局面;同时实用理性也确立了管理学的实践相关性及问题导向。但如何建构实用理性在组织中的运行机制, 即情感逻辑与计算逻辑在组织管理中耦合的运行机制, 使管理学真正成为一门服务于人之多样性需要的应用性学科, 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重大理论课题。

摘要：以抽象的知识形态及主导性的逻辑依据考察管理思想演化的过程, 管理理论在历史上依次经历“物本”逻辑主导的经验管理、“资本”逻辑主导的科学管理及“人本”逻辑主导的文化管理三个阶段。与此相应, 支配组织运行的情感逻辑与计算逻辑, 在管理过程中存在“融合—分裂—再融合”的演化规律。两种组织逻辑的分裂及失衡, 是诸多管理问题的根源, 未来的组织与管理理论需要寻找组织内两种逻辑的融通途径与耦合机制。

关键词：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情感逻辑,计算逻辑,组织管理

参考文献

[1]约瑟夫A马克斯威尔.质的研究设计:一种互动的取向[M].朱光明, 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2]Robert P.Gephart.Postmodernism and the Future History of Management:Comments on History as Scie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History, 1996 (3) .

[3]罗珉.西方后现代管理思潮评述[J].财经科学, 2002 (3) .

[4]Tom Peters.Liberation Management:Necessary Disorganization for the Nanosecond Nineties[M].New York:Alfred A.Knopf, 1992.

逻辑安全 篇8

一、教材中语言、逻辑与思维关系梳理及其问题分析

(一) 教材中语言、逻辑与思维基本观点举要

对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教材持有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首先, 思维与语言关系最为密切, 思维离不开语言, 语言也离不开思维, 因为语言是代表思想的一种符号, 思维必然表现为一定的语言形式, 思维形式的结构也就不能不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因此, 人们可以通过语言把握、研究它所表现的思维形式的结构。语言有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 思想结构要通过语言结构才能表现出来, 但二者却有时不一致。其次, 思维同语言的关系, 是内容与形式、被表现和表现者的关系。思维形式的结构是通过语言形式体现出来的共性;而语言形式表达的则是具有某种特定结构的思维形式的现象。正因为思维同语言密不可分, 思维是否正确的问题也就必然通过语言的表达显现出来。因此, 逻辑学对思维形式结构的研究, 也就能够而且必须结合语言材料来进行。

对于逻辑与语言的关系。其主要观点如下。首先, 语言是意义规则, 因不同的民族、地区而存在差异, 但都是长期使用习惯约定俗成的。其次, 逻辑判断离不开语句这样的表现形式, 因此, 概念必须通过语句表达, 而判断也必须通过语句表达, 不可能有离开语句而孤立存在的判断。再次, 一个语句是否表达判断, 表达何种判断, 要根据语句表达的思想是否符合判断的特征来确定, 并且还要透过语句形式来把握它实际上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只有透过语句把握它实际表达的判断, 才能抓住各种各样语句形式掩盖下的推理关系。

(二) 教材阐释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逻辑、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实质上是相当复杂的。只有通过认真分析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才能深刻地意识到作为逻辑形式的思维的形式与语言语法之间的更为复杂的关系。在此, 教材中对其分析具有合理性的成分, 但不难看出, 这种分析并没有意识到思维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建构性。在此, 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首先, 形式逻辑作为思维的形式, 离不开对思维内容的回归, 而思维内容与作为媒介的语言的发展又密不可分。因此, 不能简单地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形式, 而应当说, 语言既是思维的载体, 同时, 又是表达思维内容体现在语言中的意义。二者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而不断发展的。如果简单地把思维认为是第一性的, 而语言是第二性的, 必然会产生诸多问题。再者, 思维的内容, 即语言的内容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语法体现出来, 但是, 语言同时又有民族性、地域性、历史性, 因此, 不能说通过不同民族的语言都能在形式上理解思维的逻辑形式时都具有语法的同一性。这就说明, 如果不注重不同语言的语法形式的差别而试图通过形式逻辑对语法加以限定必然会产生学习上困难。在法律逻辑学教学中, 使用汉语语法理解形式逻辑因其语法问题会产生困惑。

在特定语境下, 人们总是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思维内容。特别是在传统逻辑学当中, 人们研究思维规律时总是离不开语言语法形式的帮助。就今天的形式逻辑而言, 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语言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在汉语语境下, 对形式逻辑的理解与西方语言的理解存在语言学上的差异。这一点在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往往被忽视。虽然, 逻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试图摆脱对自然语言的依赖而试图达到现代逻辑学上的符号化。此种倾向必然会导致对自然语言的丰富意义的缩减进而割裂语言与思维的内在关联。而逻辑学毕竟要通过日常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使之理解思维内容。在这一点上, 如何在教学中深度把握这一要点有必要深入分析不同语言语境下学习逻辑学的方式, 通过语言上的差异而理解逻辑的本质。

因此, 抽象意义上的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不能从根本意义上理解不同民族的语言在理解其思维内容上的差异性。不同的语言形态承载着由于历史传统而形成的思维上的差异, 而形式逻辑学在试图理解思维规律的过程中必须回归到不同的思维内容的文化倾向上。在语言的差异性上, 汉语与以英语为代表屈折语的形态语言不同。汉语不是屈折语, 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汉语在表达含义方面逻辑不够严谨。因此, 在法律逻辑学教学中, 某些逻辑表达式在构造汉语句子时会出现背离汉语日常表达习惯而造成学习困难的局面。另一方面, 汉语中的一些表达不能通过形式逻辑方式加以分析或出现不合逻辑但能在语言表达时可以理解的情况。

上述情况在当今的法律逻辑学教材中仍未得以充分体现。仅仅从一般层面来分析语言、逻辑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是不充分的。在此有必要从现有的法律逻辑学的教学问题入手, 从形式逻辑在不同语言中的教学分析所出现的情况开始, 再分析在教材安排上对相关问题的理论阐述的更新问题。

二、语言形式与逻辑形式在法律逻辑学教学中的问题分析

众所周知, 语言具有民族性、历史性与地域性, 它承载了语言使用者的思维倾向。而形式逻辑学要求逻辑形式的普遍性与一般性。但是, 不同人们使用的不同语言的语法形式不尽一致, 如果忽视了这种语言上存在的语法差异, 将会导致通过不同语言的语法来理解思维内容而产生混乱。而这在汉语的语言教学中以英语的语法形式为基础来表达形式逻辑的一般性问题上可窥见一斑。

为了说明上述混乱, 现根据法律逻辑学教学过程中的实践问题举例如下:以模态逻辑语句为例, “天可能下雨”这句话, 就汉语表达而言, 对这一语句的否定形式有两种, 第一种为“天可能不下雨”, 第二种为“天不可能下雨”。一般而言, 第一种是模态逻辑的否定形式, 而第二种并非是针对天可能下雨的否定形式。而是对可能性本身的否定。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 经常会使用第二种形式来表达思想内容。而在英语中, 这类表达往往没有相应的语法形式表现在模态逻辑表达式当中。然而, 这种区别往往被忽视。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在汉语言的日常使用习惯中, 第二种形式经常使用。在教学的过程中, 学生往往根据日常的语言习惯而进行第二种语句的理解。这导致学习上的困难。而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不在于日常语言本身在用法上存在的问题, 而在于这种对于形式逻辑学教学的语法标准与西方语言的语法上的一致性。而汉语并不存在这种语法上与西方语言语法上的相似性。

又比如, “所有的学生都是优秀学生”的否定形式为“并非所有的学生都是优秀学生。”在这一语句的否定形式中根据汉语的使用习惯有两种理解方式, 一种为并非是对“所有的学生都是优秀学生”这一判断的否定。另一种理解是并非是对“所有的学生”这一词项的否定形式。两种理解在特定的语境中都是正确的。然而在英语的使用中就不存在这种差异性的理解。原因恰恰就在于不同的语言中的语法形式的不同。从现有的逻辑学教学过程看, 可以在学习中限定, 并非是对整个语句的否定, 然而, 正是这种在教学的精确性却违背了日常语言的使用习惯, 进而导致教学与日常语言使用的背离。上述问题的产生使我们有必要清晰地认识到在思维、语言与逻辑的统一性上, 要充分地尊重不同的语言的语法, 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而不能生性定义特定语词的限定性意义而导致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充分地考虑到逻辑的实用性。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情形, 完全是由于在不同的语言中, 语法形式不同, 而形式逻辑符号的统一性在转换成特定语言的语法形式中有特定的语言语法上的要求, 它要求这种逻辑上的表达在语法中充分得以体现, 但是语法的逻辑性不强, 就会产生这种问题。而这恰恰是汉语表达力求与英语表达在语法中试图一致的结果所导致的问题。

根据形式逻辑的对当关系, A命题与O命题是矛盾关系:即SAP 等值于“并非 (SOP) ”。上述例子, “所有同学都是优秀学生”这句话等于“并非‘有些同学不是优秀学生’”, 而非“‘并非S’OP”, 即“‘并非有些同学’不是优秀学生”。根据矛盾关系, 可以推知:“天必然下雨”与“并非天可能不下雨”是等值的。同理, “花是红的”与“并非有些花不是红的”是等值的。但是我们知道, 诸如, “并非天可能不下雨” , “并非有些花不是红的”在日常用语中很少出现, 甚至基本不用。因此, 在理解语句含义方面, 学生不好理解而认为逻辑法不好学。在法律逻辑学教学中, 就会出现如下情况。在理解上, 由“并非违法行为必然是犯罪行为。所以, 违法行为可能不是犯罪行为。”而在日常使用中, 经常会这样表达:“违法行为不必然是犯罪行为, 所以, 违法行为可能不是犯罪行为。”既然法律逻辑学学科是一门应用学科, 就需要我们重视在学习过程中的实践性。在实践教学与教材安排方面要充分地考虑到语言的差异性对形式逻辑学的思维规律的一般性的理解能力问题。究其原因仍有必要回归到对法律逻辑学教材对思维、语言与逻辑之间关系在哲学上的理论审视。

三、教材理论内容更新的建议

(一)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虽然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规律的科学, 但是要说明逻辑学与语言的关系还是要回归到思维与语言的基本问题上。在此问题上, 视角的不同会产生理论的不同, 而哲学上的研究视角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打开了窗口。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在这方面的研究为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参照。

随着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 传统上研究思维与存在的问题通过语言哲学表达出来。理解了语言才能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非语言是思维的载体, 它就是思维本身。人类通过语言来表达思维, 语言成就了思维。因此,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实质上是语言自身的问题。人类语言不尽相同, 因此, 人类思维上的差异集中体现在不同语言的差异上。我们可以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特质不同, 展现在语言形式上也不同, 在语言的语法构造上也不同。语言的深层结构不仅是形式上的, 也是内在地历史形成的。思维差异既在形式上也在内容上表征不同民族哲学观与世界观的不同。

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上, 教材中对于二者关系的理解是以思维为核心, 以语言为工具。但是, 在语言哲学看来, 理解语言是认清思维。以思维为中心来理解语言问题应当转变为以语言为中心来理解思维问题。因为, 思维是要求澄清的, 而不是自明的, 它要通过语言来展现出来, 语言就是存在的家, 语言就是思维的家。对于作为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的认识, 要从认识语言开始, 而非以思维规律的规定性为核心来解释语言, 进而限定, 改造自然语言。当然, 形式逻辑的发展符号化倾向说明形式逻辑本身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它有自己的哲学观与世界观。

思维的差异性一直与语言相伴随不断发展, 同时, 语言也在思维的差异性中不断地更新。在历史上, 不同民族的语言创造了独特的文化, 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也形成了显著的差异。由此, 思维的差异性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日益固化。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也是一种对思维不断发展的限制性因素。正如逻辑学这一学科产生于西方一样, 西方语言的逻辑性也随着逻辑学的发展而呈现出逻辑化的倾向。对于汉语语言而言, 中华文化在逻辑学科的发展中日益受到语言的限制而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显现, 不可能不通过语法形式表现出来。进而, 当学生在学习法律逻辑学时不可避免地受到汉语言使用的影响。

(二) 形式逻辑与语法问题

形式逻辑的研究起源于对语言语法形式的研究, 最终服务于一个逻辑判断的真实性。而判断的真实性涉及如何理解从语义内容探究思维内容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语法的发展以语言中意义丰富的内容为导向。因此, 在理解思维内容的问题上, 不同的语法分析会导致对语言内容理解的不一致, 亦即对思维内容理解上的差异。因此, 对于语法分析而言, 是一种多样性, 敞开式的分析。特别是对于语法的逻辑性不强的汉语而言, 这种分析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正是基于对形式逻辑作为思维规律的科学性的理解上的不同, 形式逻辑学最终会涉及如何理解思维的差异性问题上来。因此, 简单地讲思维与语言关系问题不足以形成对以汉语言教授法律逻辑学形成的困难的回应。毕竟, 学习逻辑学上的真假关系, 其检验的最终目标还应回归到对思维内容的真假上, 如果逻辑学不能为理解思维内容服务, 最终亦会偏离其学科宗旨。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 我们必须假定有两种不同的语言, 在这两种不同的语言中, 一种以西方语言为代表, 语法形式逻辑性比较强的范例语言为蓝本进行标准化说明。另一方面, 我们要内在地认识到汉语言在语言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与西方语言语法某种程度上的差异性的存在。只有通过这种对差异性本身的认识, 才是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应当注意的核心。同时, 我们也应当注意到逻辑学符号化的倾向, 逻辑学的发展日益要求在日常语言的基础上科学化, 逻辑学试图克服日常语言产生的局限性而从纯粹形式化的角度来追求科学性, 从而导致日常语言实践性的降低倾向。

汉语语法与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的语法不尽一致, 以西方语言的语法为标本来理解汉语语法同样会存在问题。如果强化这种立场, 将会导致对思维的差异性本质的理解。因此, 在实践上, 我们应当以自己的语言的语法为出发点来理解形式逻辑中的某些思维规律。

就历史传统而言, 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因此, 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上, 思维形式是一种理性思考的方式, 是在思维内容的理解中发展出来的一种思维规律的学科。但这种对逻辑的理解如果把其定义为一种基于生理学意义上的规律, 显然与不同民族的思维差异相去甚远。因此, 所谓形式逻辑可以说是研究思维规律的科学并非在绝对意义上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一样, 是可以纯粹地、客观化加以研究的一种思维过程, 而是加入到历史性的, 文化意义上的思维规律。如果承认这种前提, 那么世界观与哲学观的不同就必然会体现在对形式逻辑的理解中。

从上述关于语言形式与逻辑形式在法律逻辑学教学中的问题分析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同语言语法差异而导致的教学困境。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 在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应当重新审视如何在教学方法与教学观点上的理论创新。

四、 法律逻辑学教学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 法律逻辑学的哲学性、科学性

思维与语言问题在法律逻辑学教学中实质上是语言语法的差异性与形式逻辑要求普遍性的矛盾。语言表达思维, 思维依赖语言, 二者的相互关系已经变得由于语法的不同导致的理解思维方式的不同。因此, 最终要回归到如何理解逻辑学的哲学性质, 科学性质的问题, 进而提升到教学方法问题。

从逻辑哲学的角度看, 逻辑是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 它的发展最终要创立自己的人工语言来摆脱自然语言的不精确性。因此, 不论是哪种语言, 从语法形式来理解思维的本质都会产生各自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逻辑学的科学性, 但是, 这种科学性也并非如同自然科学的科学性那样精确。而科学本身也是一种对事物的特定条件限定下的理解。科学理论也是在假设、验证、修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同理, 在法律逻辑学的教学上, 本着科学精神, 也要求对逻辑学的本质规律的理解应当体现出对理论的反思、审视与验证。

传统的形式逻辑是一种主谓结构的逻辑学。主项与谓项的关系构成了形式逻辑学的核心。在语法上表现为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如果把所有的语言都依些语法来分析, 汉语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被肢解的基础上加以理解的。特别是古代汉语, 它的独特性昭示着我们应当关注思维规律与主谓结构语法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路向无疑对于汉语语法而言, 有牵强附会之嫌。当然, 语言在表达意义上, 有许多相通之处, 大量的语言学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毕竟, 语言在使用中存在不同的语言环境, 语法规则的建立是人们日常使用习惯的要求, 虽然这种趋同性的努力也型构了人们的日常使用习惯。由此, 在教学方法上, 思维的差异性, 语法的差异性, 思维的规律性与语言的内在统一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当作为法律逻辑学教学的一部分, 不能避而不见。

(二) 法律逻辑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

法律逻辑学是一门逻辑学与法学在实践中形成的应用学科, 既包含逻辑学的理论内容, 又包含法学的实践应用。从这一角度而言, 法律规则的语言表达与汉语表达习惯应当一致。因此, 在教学中, 强调汉语语法规则在法律规则中的重要地位与逻辑学在法律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的相互统一是这一学科必须关注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充分注意并意识到法律规则的逻辑性应当符合汉语语言的本质性特征, 同时, 在力求规则清晰易懂的基础上进行法律逻辑学的教学。在汉语表达法律规则时, 根据汉语语言发展的特点来进行法律逻辑学教学的举例要得当, 避免导致学生不易理解的语言形式。

事实上, 由于逻辑学的形式特征, 在法律判断的逻辑转换过程中, 西方语言也存在着自身的使用习惯, 因此, 在其他语言的语法转换过程中也会遇到此类问题。所以, 经由语法转换而形成的逻辑表达应当符合法律规则在含义上的明确性要求。

判断是以真实性为前提, 在逻辑形式的正确性为依据的基础上形成的。如果在实践中仅仅看到形式的合理性, 而不注重判断含义的真实性, 那么, 对于法律逻辑学教学而言必然会导致法律逻辑学实践性的降低。

因此, 在强调意义明确的前提下, 合理地援引规则进行法律逻辑学教学是实践导向的教学思路。从实践性出发, 我们会发现逻辑学在实用上的特点就是根据法律这一特定语言规则来进行教学的, 而不是纯粹的逻辑上的引导对法律规则的不断的变幻而形成的游戏。

综上所述, 从哲学上的思维与语言、逻辑学上的语法与形式逻辑到法律规则与逻辑教学这些问题必须得以引起足够重视。教学中的困惑有待于理论上的思考, 进而形成对教材理论的反思, 与此同时, 法律逻辑学教学的实践性与逻辑学科的科学性的反思都将会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产生重要影响, 只有二者的有机统一才能真正把法律逻辑学这一课程实践推向新的境地。

注释

逻辑安全 篇9

本文针对以可逆逻辑表达式组给定的可逆逻辑电路,通过智能分析绘制出其可逆逻辑电路图,进而根据其输入状态进行仿真,将仿真结果图形化显示,并对其真值表可逆性进行判断,针对不可逆的真值表进行可逆化构造。以上算法通过C语言实现,并通过具体的实验实例来对结果进行验证。

1 可逆逻辑电路图及波形图图示化方法

1.1 可逆逻辑电路图构造

可逆逻辑门的表示方法是以异或运算为基础,可逆逻辑函数采用“积之异或和”(ESOP)表达式取代“积之和”(SOP)表达式,所以可逆逻辑电路的构造采用ESOP表达式(组)进行可逆逻辑门的级联[5]。利用MCMT门即可实现可逆逻辑电路图的构造[6],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根据输入变量数设置控制位集合;

步骤2添加一位辅助位作为目标位,并初始化到0状态;

步骤3依次为每个积项(AND项)添加一个MC-MT门,这个MCMT门的控制端作用于该积项中的各个变量;

步骤4每个MCMT门的控制位作用于目标位,作为最后的输出。

例如单输出AND/XOR函数,构建基于MCMT门可逆逻辑电路图如图1所示。

其中,“●”和“○”表示控制端;“●”表示当该控制位的值为真时才对目标位起作用;“○”表示当该控制位的值为假时才对目标位起作用;表示受控端。

1.2 电路仿真及真值表可逆化构造

因可逆逻辑电路的逻辑函数[7]是以“积之异或和”(ESOP)表达式给出的,所以针对给定的可逆逻辑电路表达式组,在对其仿真之前要先获取其的全部输入状态,然后根据其给定的具体表达式进行相应的逻辑运算,即可仿真出其全部输出状态。

三输入-三输出的逻辑电路表达式组为

此电路表达式的输入状态分别为000、001、010、011、100、101、110、111。将8个状态代入表达式中,进行相应的逻辑运算得到该三输入三输出表达式的真值表。输出状态中有4个同时为000,这就违背了可逆逻辑电路输入与输出相映射的原则[8]。因此,要对该逻辑函数的真值表进行可逆化构造[9],构造的基本原则是添加辅助位,其中,c为输入辅助位;g为输出辅助位,输入添至前端,输出添至后端。构造后的真值表如表1所示。

2 编程实现与结果验证

上文阐述了针对给定的可逆逻辑表达式组,绘制其可逆逻辑电路、仿真以及对非可逆真值表可逆化构造的详细步骤,以下将用C语言实现上述功能,以更形象的方式表现可逆逻辑组合电路的输入输出关系,并分析可逆逻辑电路的功能与需求。

2.1 可逆逻辑电路图构造

步骤1表达式输入。可逆逻辑电路的表达式为“积之异或和”(ESOP)形式,输入表达式时无法直接输入,故采用键盘上的“*”键替代,并用A、B、C、D等字母代替各输入(其中大写字母代表输入为真,小写字母代表输入为假),上文中三输入三输出函数即可表示为

步骤2表达式读入与检测。将步骤1中的表达式在txt文件中输入,如图2所示。由程序来访问该txt文件,程序依次读入3个表达式,得出输入和输出的个数,并将输入中相应的“A”、“B”、“C”、“D”等字母转化为对应的ASCII码存入数组中待用。根据输入和输出的个数确定控制线和目标线的个数。

步骤3绘制区域划分。根据屏幕的分辨率划分绘制区域,并根据输入输出数的多少决定可逆逻辑网络中每一个乘积项之间的距离;

步骤4控制线绘制。根据输入个数绘制输入控制线,并根据输入输出的个数确定控制线下方辅助线的个数,在控制线及辅助线的左端标注字母进行区分,控制线的左端标注字母从“A”开始依次类推,辅助线左端全部置“0”;

步骤5控制点绘制。从逻辑函数中的“F1”开始绘制控制点,其中大写字母表示输入为真,在相应位置绘制实心圆,小写字母表示输入为假,在相应位置绘制空心圆,绘制的具体位置根据每个字母的ASCII码与“A”的ASCII差值决定。

步骤6目标位绘制。根据“F1”、“F2”、“F3”3个表达式中“*”符号的个数,在该表达式对应的辅助线上绘制异或圆,异或圆的半径要大于控制点的半径以便区分。

此时所有步骤完成,点击程序运行按键开始执行,绘制出的可逆逻辑电路如图3所示。

2.2 电路仿真及可逆化真值表构造

识别表达式后根据表达式中输入的个数生成输入状态,如有3个状态则输入状态为000~111,有4个输入则输入状态为0000~1111,依此类推。然后根据输入状态进行相应的逻辑运算生成输出状态:计算出单独每个积项的值之后,再根据异或运算的规则运算出该输出的状态。根据输入输出状态绘制的仿真波形图,如图4所示。

下面将对该仿真结果的可逆性进行检测:将输出状态由二进制转化为十进制存放于数组,然后对数组中数字检测是否有相同数字,并将该相同数字的二进制输出。该例中检测出有3个相同的“0”,输出其二进制“000”,其对应的真值表不可逆,需为其添加辅助位进行可逆化构造。判断相同输出的个数,并根据相同的个数决定添加辅助位的个数,其中输入辅助位添加至输入前端,输出辅助位添加至输出后端[10],本例具体添加情况详见表1。最后将可逆构造后的真值表输出至txt文件中,如图5所示。

其中,“i”、“o”分别表示输入和输出,经过可逆化构造后输入和输出实现了相互映射。

3 结束语

介绍了可逆逻辑电路,进而阐述识别输入的可逆逻辑表达式组生成可逆逻辑电路的具体步骤,以及通过仿真生成波形图并加以图示化的详细过程,判断生成真值表的可逆性,对于不可逆真值表进行可逆化构造。通过C语言实现上述算法,并用具体实例验证,实现了由逻辑表达式到逻辑电路、波形图、真值表之间的转化,这些研究为分析、理解和优化可逆逻辑电路提供了帮助。

摘要：针对以逻辑表达式给定的可逆逻辑电路进行分析,并绘制出其可逆逻辑电路图,仿真出波形图,并将由仿真结果得到的真值表进行可逆化构造。利用C语言编程实现,将相关结果以更直观的形式展现,这在可逆逻辑电路的研究中具有创新性。

关键词：可逆逻辑电路,逻辑电路图,仿真波形图,可逆真值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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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安全 篇10

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是指两个方面, 首先是“大逻辑观”, 其次要层级分明。所谓“大逻辑观”就是认为逻辑的三大核心内容是演绎逻辑、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 除此之外还包括与逻辑相关的其它方面的研究。层级分明主要是指对逻辑的认识要有层次性和条理性, 不同的知识要找到相应的层面进行辩析。南京大学的张建军把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视域下的逻辑地图的分类如下:

(一) 基础逻辑:演绎逻辑包括最基础的数理逻辑、在经典逻辑上扩充的哲理逻辑以及在经典逻辑上变异的异常逻辑、归纳逻辑、辩证逻辑

(二) 应用逻辑:科学逻辑、教育逻辑、语言逻辑等。

(三) 逻辑应用:罗素摹状词理论、皮亚杰认知发生学、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等。

(四) 逻辑学:逻辑史学、逻辑哲学、逻辑文化学等。

1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视域下的逻辑地图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视域下的逻辑地图具有包容性

逻辑学界对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的态度因人而异。这种态度主要表现在:归纳逻辑、辩证逻辑到底是不是逻辑所研究的内容。根据这种态度的不同就形成了两种大相径庭的逻辑观。大逻辑观持有者是对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持包容态度, 认为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理应是逻辑大家庭的成员。倾向于大逻辑观的学者不在少数, 特别是以张建军教授为代表。在他的这幅逻辑地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 归纳逻辑与辩证逻辑不但被认为是逻辑而且被归为逻辑最基本的内容。他认为大逻辑观有利于系统把握当代逻辑研究发展趋势及中国学术界在基础逻辑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各层面的发展路径。而小逻辑观持有者则对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持苛刻态度, 认为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根本不是逻辑。清华大学的王路教授就是坚持小逻辑观的。在《逻辑的观念》中, 他写到:“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不仅不是逻辑的名称、逻辑的教材和逻辑史著作所包含的共同内容, 而且也不符合我关于逻辑内在机制所提出的那两条要求, 因为它们显然既不是决定逻辑这门科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东西, 也不是在逻辑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贯彻始终的东西。2”他认为逻辑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必然性推理, 逻辑的内在机制是必然地得出。因此, 他只承认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斯多亚的命题逻辑以及现代数理逻辑才是逻辑。河南大学的马佩教授就指出王路所著的《逻辑的观念》一书宣扬的就是狭隘的小逻辑观, 并进一步认为用该观点指导我国的逻辑科学研究必将使我国的逻辑科学陷于停滞状态。3

可是, 归纳逻辑到底是不是逻辑?

归纳逻辑的研究对象是非必然性的推理或论证。因此, 归纳的结果不总是合理可信的, 也有一些是信度低的。但是归纳逻辑的存在是必要的。一方面, 生活离不开归纳。与演绎一样, 归纳也是人的一种天赋能力。在实际生活中, 人会不自觉的运用归纳推理, 指导自已的行动和生活。对人的这种思维过程的研究对提高认识能力和指导社会实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方面, 演绎也离不开归纳。演绎的前提就两种来源, 一种是从其他演绎论证得来的, 一种是从归纳论证得来的。由系列演绎得来的“最终前提”归根到底还是由归纳论证得来的。这些最终的前提必须是一定领域认知共同体的公共信念, 这种公共信念的确定, 只能通过归纳论证得到。英国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是一位著名的反归纳主义者。他认为归纳推理是不可靠的, 经常推出假结论来, 所以他否定归纳推理。可笑的是, 反对归纳的理由“归纳推理是不可靠的, 经常推出假结论来”这个结论恰恰是通过归纳得到的。归纳逻辑是非必然性的推理, 但是不能只看到一些归纳错误的案例就把大量由归纳逻辑取得的成果弃之不顾。我们需要研究的正是如何提高归纳的准确性, 以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既然归纳逻辑是逻辑。那么, 辩证逻辑是不是逻辑呢?

针于这个问题, 2012年南京大学逻辑教研所开展了一次精彩的大论辩。张建军教授和武汉大学的桂起权教授坚持认为辩证逻辑是逻辑。而南京大学的潘天群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翟玉章副教授坚决拒斥辩证逻辑是逻辑。辩证逻辑的发展与现代逻辑的发展有较长时期的脱节, 但并不意味着辩证思维方法不重要。先哲恩格斯用“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来比喻他心目中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由此, 辩证逻辑在恩格斯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如今, 辩证逻辑常常以一种反形式逻辑的面孔自立于世人面前, 那种“既是也不是, 既真也假”等矛盾的说法让人们难以接受。这也许就是很多人拒斥辩证逻辑的原因。但是辩证逻辑不但不是反形式逻辑的, 反而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反形式逻辑的那种“既是也不是, 既真也假”等矛盾说法是诡辩论的。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是对不同层次的世界的认识, 辩证逻辑是对形式逻辑重要且必要的补充。

在这幅逻辑地图中, 归纳逻辑与辩证逻辑不但被认为是逻辑而且被归为逻辑最基本的内容。这点无疑是合理的。

二、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视域下的逻辑地图具有层次性

(一) 逻辑地图体现了逻辑属性的层次性特征

层级分明的逻辑地图中, 表现出了逻辑学具有基础性知识、工具性知识、人文性知识等方面的性质。

逻辑学是一门基础类学科。逻辑学是最古老的学科门类之一, 比它更早的只有哲学和数学, 并且这三者紧密相关, 是人类知识的基础。它的基础知识的性质主要是基础逻辑部分, 由演绎逻辑、归纳逻辑、辩证逻辑以及由演绎逻辑的扩充形成的模态逻辑和演绎逻辑的变异形成的异常逻辑。

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学科。亚里士多德有关逻辑学的篇章被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安德罗尼科编成《工具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学家认为逻辑不属于理论知识, 也不属于实际知识, 而是一种认识的工具, 因此, 这4篇逻辑著作被总称为《工具论》。后来, 弗兰西斯·培根又写了《新工具论》。培根在书中提出并全面、详细地阐明了他的新逻辑方法, 即归纳法, 并把他关于这种方法的论述称为“新工具”。在这幅大逻辑观的逻辑地图上逻辑的工具性表现为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版块。应用逻辑是基础逻辑理论通往逻辑应用的桥梁。逻辑应用研究就是将逻辑工具运用到实践中使逻辑起到工具性的作用。

逻辑学还是一门人文性学科。在这幅地图的外层是有“逻辑学学”, 它不属于逻辑学本体的研究领域, 而是关于逻辑所涉及的一些方面的研究。这显示了逻辑地图中的逻辑的人文性。

(二) 逻辑地图明晰了逻辑概念的使用层次

在勾勒逻辑地图的过程中, 要对问题的脉络和层次梳理清楚, 不能把重要的问题混淆。学习中较容易混淆或者使用不规范的两组概念就是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都具有专门用法和特定的意义。

哲学逻辑又称“哲理逻辑”, 狭义的哲理逻辑是在经典逻辑的基础上引入新的哲学性算子而扩充形成的学科群。例如, 在经典逻辑的基础上引入“必然”“可能”, 形成了模态逻辑;引入“应当”“允许”形成了道义逻辑;引入“将来永远”“过去一直”形成了时态逻辑等等。广义的哲理逻辑是狭义的哲理逻辑和“异常逻辑”。异常逻辑系统的构建都在某些关键点上“异于”经典逻辑的基本理念。例如, 与经典二值逻辑相异的多值逻辑, 与经典实质蕴涵相异的相干逻辑, 与经典谓词逻辑精准性相异的模糊逻辑以及不承认矛盾律的弗协调逻辑等等。除此之外, “哲学逻辑”再无其它用法。

而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的用法完全不同。广义的逻辑哲学是指用现代逻辑分析与现代语义分析去研究哲学问题, 其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意义理论、真理理论和悖论的研究。狭义的逻辑哲学有五个方面的研究内容, 即:逻辑观、意义理论、真理理论、悖论和逻辑的哲学问题。

搞清楚“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两个概念的用法后, 需要对“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做出区分。

应用逻辑是是居于逻辑基础理论与逻辑应用研究之间的一个学科群,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科学逻辑。科学逻辑是指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在科学理论建构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由此也可见, 应用逻辑就是逻辑因素在科学研究环节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相互作用机理的探究与把握, 即在所从事的研究中的逻辑应用方法论研究。虽然在逻辑地图中是一个独立的版块, 但却是基础逻辑理论通往逻辑应用的桥梁。

逻辑应用是将逻辑工具运用到实践中所取得的成果。例如:罗素摹状词理论、皮亚杰认识发生学、乔姆斯基生成转换语法都是逻辑应用所取得的成果。

三、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视域下的逻辑地图具有恰当性

学者所勾勒的逻辑地图各有不同, 但较之张建军教授的逻辑地图中内容分类的恰当性安排, 其他学者对逻辑的分类易偏向过于简单化和过于复杂化两种极端。

英国逻辑学家苏珊哈克怀疑有划分逻辑范围的“逻辑本质”存在。所以为减少将它们看成不是真正逻辑而加以排除的危险, 她采取“先假定它们是逻辑”的宽容方针。

苏珊哈克的逻辑地图如下:

1.“传统”逻辑——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理论。

2.“经典”逻辑——二值语句演算、谓词演算。

3.“扩展”逻辑——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优选逻辑、祈使逻辑、疑问逻辑。

4.“异常”逻辑——多值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量子逻辑、自由逻辑。

5.“归纳”逻辑。

苏珊哈克的分类精简清晰。她认为, 形式逻辑才是逻辑, 能够一目了然地把握逻辑的脉络。但是很明显的是, 与张建军教授的逻辑地图相比较, 苏珊哈克的逻辑地图就少了很多内容。而苏珊哈克地图中所有的内容都已包含在大逻辑观视域下的逻辑地图中。如果逻辑的划分正如苏珊哈克勾勒的这样, 那我想很多逻辑工作者的付出和贡献都不能被逻辑界所承认, 其中也包括苏珊哈克本身。正如王习胜所言, 在哈克的逻辑分类中, 且不言多, 仅其本人的名著《逻辑哲学》就难有恰当的归属。5因为它是属于大逻辑观视域下逻辑地图中的“逻辑学学”版块的。由此可见, 层级分明的大逻辑观视域下的逻辑地图, 分类具有恰当性, 拒斥简单化。

北京大学的陈波教授认为逻辑学已经形成为一个庞大的逻辑学科体系, 因此, 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和边沿交叉学科的划分移植到逻辑学领域, 相应地把逻辑学的各个分支一次性地划分为基本逻辑、应用逻辑和广义逻辑三大类。具体分类如下:

(一) 基本逻辑 (逻辑的基础学科) 。

1. 经典逻辑:

命题逻辑, 谓词逻辑 (量化理论) , 关系逻辑, 同一 (等词) 逻辑, 词项逻辑 (三段论理论) 。

2. 非经典逻辑:

多值逻辑, 相干和衍推的逻辑, 直觉主义逻辑, 偏逻辑, 自由逻辑, 非标准量化逻辑, 次协调逻辑, 一般内涵逻辑等。

3. 元逻辑:

一阶元理论。

4.

归纳逻辑。

(二) 应用逻辑 (逻辑的应用学科)

模态逻辑, 时态逻辑, 道义逻辑, 认识论逻辑 (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 , 条件句逻辑, 命令句逻辑, 优先逻辑, 行动逻辑, 存在逻辑, 莱斯涅夫斯基本体论, 部分和整体逻辑, 拓扑逻辑, 对话逻辑, 量子逻辑, 模糊逻辑等。

(三) 广义逻辑 (逻辑的边缘交叉学科)

1逻辑和数学的交叉:

高阶量词理论, 公理集合论, 模型论, 递归论, 证明论, 布尔代数, 可计算性理论, 动态逻辑, 组合逻辑等。

2. 逻辑和哲学的交叉:

一般方法论 (演绎科学方法论、经验科学方法论) ;辩证逻辑, 逻辑哲学; (皮亚杰意义上的) 心理逻辑等。

3. 逻辑与语言学的交叉:

符号学 (语形学、语义学、语用学) , 自然语言逻辑等。

4. 逻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6

陈波教授首先把逻辑分为基本逻辑、应用逻辑和广义逻辑三大类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这三大类之上的具体划分内容过于繁多、杂乱了, 而且三大分类下的具体划分层次不清晰。

以上我们讨论了什么大逻辑观以及大逻辑视域下逻辑地图及其特点。可以看出, 层次分明的大逻辑观视域下的逻辑地图的应有之义就是层次分明、包容范围宽广以及内容恰当。《工具论》的编著者安德罗尼科把亚里士多德的《辩谬篇》《范畴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编成《工具论》, 显示了一种更大的逻辑观视域。毋庸置疑的是, 这种逻辑观有利于逻辑学习, 特别是对逻辑知识的系统性掌握和整体性认识具有指导性作用。诚如张建军所讲, 我们应紧紧把握当代逻辑发展的时代脉搏, 努力发挥应用逻辑研究在逻辑基础理论与逻辑应用之间的中介作用, 使得基础逻辑、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三个层面得以互动发展, 并以三个层面研究的实绩, 积极参与到“问题导向”的跨学科合作攻关之中。7尽管逻辑学科群很庞大, 逻辑地图有多种刻画方法, 并且逻辑学科的研究越来越深入、逻辑学科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广泛。但是, 只要能明确不同的逻辑层次关系, 用包容的态度对逻辑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对逻辑学的发展以及个人学习的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摘要：逻辑学界关于逻辑所涉及的范围、划分的层次、内在关联机制以及其在各学科领域的作用等问题长期以来都有较大争议。逻辑观上的差异导致对逻辑地图勾勒的不同, 也相应地对逻辑学的理解深度和研究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对逻辑地图的不同认识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关于划分界定的层次性问题, 关于范围大小的包容性问题, 关于内容知识的恰当性问题。层次分明的大逻辑观视域下的逻辑地图的应有之义就是层次分明、包容范围宽广以及内容恰当。这种逻辑地图有利于逻辑学习, 特别是对逻辑知识的系统性掌握和整体性认识具有指导性作用。

关键词：逻辑学,大逻辑观,逻辑地图,逻辑范围

注释

11 .王习胜, 张建军.逻辑的社会功能[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49.

22 .王路.逻辑的观念[M].商务印书馆, 2000:20.

33 .马佩.要提倡大逻辑观, 反对狭隘的小逻辑观[J].河南大学学报, 2001 (1) :81.

44 .苏珊·哈克.逻辑哲学[M].商务印书馆, 2003:12.

55 .王习胜, 刘锦秀.逻辑地图:一种大逻辑观取向的学科划分[J].昆明学院学报, 2010, 32 (1) :51.

66 .陈波.逻辑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