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的差异化营销探析论文

2022-04-21

摘要：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形式，互联网金融在我国获得了快速发展。当前，互联网金融的业务发展模式和价值创造模式不断被创新，依托先进的支付平台、稳定收益等优势，互联网金融涉及的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对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带来了一定挑战。因此，本文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理论及实践意义。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腾讯的差异化营销探析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腾讯的差异化营销探析论文篇1：

符号学视角下的中国影视作品跨文化传播

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交融与冲突不断重构着国际传播的内容和渠道，在传播技术和形态逐渐丰富的同时，文化场域之间关于话语、权力关系的碰撞也使传播者与接受者更注重传播文本的解读。电影与电视作品既是综合艺术的体现，又是文化传播的载体，突破文化壁垒、触达多样性的受众并实现文本的解读与文化认同是影视作品对外传播的最大诉求。在“文化折扣”影响下，影视作品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其在面对异己的文化场域时，必须架构起完整有效的符号解读与重构体系。

随着中国影视业的工业化发展、本土影视专业人才的孵化、影视文本内容的丰富以及类型的多样化的开发，中国影视作品从市场体量到内容质量都进入了上升期，影视作品对跨文化传播的方法与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中国电影的海外传播渠道仍然较为局限且海外市场空间相对饱和，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影视作品怎样在跨文化传播中得到更高的文化认同、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仍然是重要的研究范畴。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电影市场带来重创，电影市场呈现出了不同于往年的特殊趋势，市场的停滞也使电影市场总票房、上映影片数量、上座率等各维度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疫情的影响下，影视作品的传播不仅面临跨文化传播的障碍，更是面临市场停滞的大环境影响，在有限的资源下进行有效的影视作品传播路径规划已然变得更加重要。

本文将通过符号学的视角，对中国影视作品的跨文化传播策略进行分析。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在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电影同语言一样是具有约定性的符号系统”①，进一步将影视与符号学结合在一起。传播过程中的“编码”与“解码”与影视文本的符号语言密切相关，其内涵与外延也为传播实践带来了更丰富的语境和意义。

一、影视作品跨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冲突

影视作品是不同文化场域之间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是各国本土文化和艺术底蕴的表达，具有广泛的传播价值;同时影视作品作为文化产品又在文化市场上具有流通意义，也可在经济上获取较大收益。跨文化传播已然不是一个新兴的话题，但随着国际传播环境的不断变化、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影视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正在面临更高需求以及更大挑战。

（一）社会文化障碍

文化属性作为影视作品的重要属性之一，为影视作品的传播定下了基调。在电影学研究领域，关于电影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探讨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以路易·阿尔都塞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意识形态批评学者曾经指出：“电影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因此其意识形态属性对电影文本的构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影视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观不仅来源于创作者本人，更是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中的文化元素构成了影视作品的符号但是也为电影作品筑起了文化的壁垒。文化隔阂便成为了影视作品跨文化传播中最重要的障碍之一。

20世纪80年代“文化折扣”这一概念被提出后，学者开始思考其生成机制以及如何在跨文化传播当中对其进行规避。在“文化折扣”的影响下，文化产品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减少了所传递的信息，其自身文本价值与传播效力都会受到影响。电影与电视剧作为跨文化传播重要的载体之一，也避免不了遇到“文化折扣”的现象。电影符号学理论研究者提出，电影的制作合成是信息的“编码”过程，而观众的观看是信息的“解码”过程。②影视作品作为带有制作者主观色彩的文本，扎根于特定的文化中。受到当地地域文化、生活方式、历史等元素的影响，影视作品具有浓厚的社会文化特征，在国内市场获得可观成绩的影片，在国际电影市场上或许难以得到认可。这是由于处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观众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上与本土观众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影视作品的艺术风格、价值观等信息难以被正确地解码，从而造成较大的“文化折扣”。

（二）叙事文本障碍

影视作品的叙事文本构成了其内容本身，观众面对影视作品的叙事文本时，往往需要解读文本中符号的集合。因此，文本的形式对“解码者”观众而言，构成了理解与认同的壁垒。叙事者，也就是电影的创作者在组织文本时难免需要对原始素材做出一定的陌生化处理，从而形成故事。影视作品的叙事文本的内核就是故事，而故事的类型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不同文化场域的接受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影视作品的类型往往是消解叙事文本陌生感的最大利器。在全球电影市场中，由于电影工业化水平的差异以及创作基础的差距，特定类型电影的开发与制作仍然局限于个别国家。作为好莱坞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拥有雄厚基础的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几乎包揽了高质量类型电影的制作与输出。类型电影出现后，电影逐渐形成了特定的成熟的类型特征和叙事模式，其分类的方式也一直发生着改变，其中不乏特定类型片对于不同文化场域的观众而言更容易被“解码”，例如动画电影、动作电影、恐怖电影等。但与此同时，部分类型电影缺乏外化的符号，其叙事文本由更内化的文本涵义构成，例如喜剧电影、文艺电影等，接受者的“解码”过程受到叙事文本本身的局限，致使影片无法实现应有的传播效果，从而成为影视作品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三）传播渠道障碍

影视作品的发行放映渠道作为连接电影作品与观众的重要环节，对影视作品的传播与影视市场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渠道资源的重要意义对跨文化传播而言并不亚于内容本身。在拉斯韦尔提出的“5W”传播模式中，他认为传播渠道作为第三要素对信息的接受者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传播的媒介和渠道是传播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2]

目前，全球電影发行网络的布局仍然以美国好莱坞的几大制片厂为主，其中迪士尼、环球、华纳兄弟等影视公司都在世界各地设有自己的发行公司，主控地区发行，而中国相对而言缺乏成熟的国际发行布局以及运作公司。除此之外，几大好莱坞制片厂开始布局自己的流媒体平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华纳“HBO MAX”和迪士尼的“Disney+”。中国的流媒体布局也正随着视频平台的兴起与发展而逐步完善，“爱奇艺”“优酷”“腾讯”和“B站”凭借强大的用户池和内容库形成了成熟的网络发行平台。流媒体技术的成熟、各类视频点播模式的兴起以及用户付费习惯的养成为影视产品的内容传播搭建了线上渠道。然而流媒体的传播仍然具有滞后性，同时其传播中涉及版权保护的问题仍然屡见不鲜，线上的传播渠道仍需完善与规范，这也为影视作品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带来了阻碍。

二、符号的意蕴与表达

电影符号学的诞生与语言符号学渊源至深，麦茨在著作《想象的能指》中就有相关论述。麦茨延续了索绪尔所界定的“能指”与“所指”的语言学范畴，把电影看成是符号，并提出电影的影像也可以由“能指”与“所指”组成，完成电影符号表象含义的转换以及延伸。[3]而鲍德里亚则在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费社会”的概念，他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实际上是针对商品所赋予的符号意义，而并非对具体物品的需求，这进一步将符号学与消费者联系在了一起。而“符号消费”的理念也应运而生，“符号消费”意味着消费者消费了产品所象征的意义与内含，获得的是差异性的符号认同。[4]符号营销的概念便是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孙戈兵（2010）在《符号营销组合模型及策略选择》一文中总结了符号营销理论的框架，并试图将“差异、体验、共鸣和情感”作为符号营销的四个核心价值。符号营销作为“4P”“4C”的延伸，同样以目标市场为核心。建立在“4P”和“4C”两个营销组合体系基础之上符号营销利用消费者追求产品符号意义的心理，满足目标受众实现差异化的要求，并在触发共鸣与情感的过程中实现传播的目的。

影视作品作为文化艺术的表达，其符号系统由影像与声音元素组成，在符号营销的视域下对其进行“解码”与传播路线的规划，就是将影视作品视作复杂符号体系所构成的文本，能够更加细致与精准地对电影文本中的符号元素进行提取与分析，并根据文化背景进行符号的解读与重构。对于中国的影视作品而言，符号营销同样适用，并能够运作出成果的跨文化传播案例。

符号学家苏珊·朗格曾经提出“符号化是人的基本需要”①，影视作品受众的“符号化的需要”则首先建立于观众的差异化需求。个性化的符号运用避免了影片在传播时被单一的元素限制，并能够在对目标群体差异化区分的基础上完成了符号深层含义的挖掘，实现与受众的情感联结。一旦观众接受了被传递的个性化符号，就接受了符号对其进行的分类并对此产生认同感，在这一过程中符号完成了标签的功能，使得影片在目标市场的传播更有效率。

符号的解读对于异文化场域的内容接受者而言是最复杂的，概念化的符号能够清晰呈现出符号的象征意义，并被受众所解读。由于观众在选择影片和观影时都有特定的价值取向，概念化的符号能够在满足观众观影需求的同时，又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当影视作品在叙事文本内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符号系统时，观众在“解码”过程中便会充分调用符号系统中各个阶段的符号对文本进行更深的解读，并在此过程中增进观众与影视作品之间的文化认同，激起观众的共鸣与情感。

三、符号学视角下中国影视作品跨文化传播路径探析

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中国电视剧也逐渐走向国际市场，文化艺术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对中国影视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符号学视角出发，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跨文化传播路径应当合理提取和运营影视文本中的符号，从差异化、多元化、品牌化、本土化的角度对传播路径进行规划。

（一）适当采用差异化符号，实现有效定位

差异化营销的概念在市场营销学理论中很早就被提出。影视作品在进行跨文化传播中往往面对差异化主体和差异化背景，国际传播格局中的主体为了更好地達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需要完成差异化定位。影视文本中复杂的符号体系为接受者带来了理解的障碍，为了避免低效率的单向传播，传播主体可以尝试通过差异化符号的提取实现有效的定位，确保触达更多目标受众群体。

2021年3月15日第93届奥斯卡公布“最佳国际影片”入围名单，其中包括了由香港导演曾国祥执导的影片《少年的你》，继《卧虎藏龙》《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喜宴》《饮食男女》和《英雄》之后代表华语片参与此项国际奖项的角逐。影片《少年的你》能够受到国际影视业的关注和认可，不仅是因为影片触及了成长的残酷与压抑，更是由于镜头大胆赤裸地讲述了校园中暴虐压迫的社会现实，区别于传统青春电影的符号，影片中“中国高考与校园霸凌相互激发和重合的暴力感”[5]作为影片文本的符号基调为影片铺开了叙事氛围。注重差异化的符号运用，能够传达出影视作品的类型与风格，并通过可视化以及概念化的影视氛围对受众群体进行区分，从而实现有效触达。在影片前期筹备过程中，曾国祥导演与其团队在重庆的高考现场进行了实地的细节采集，并在影片中运用了大量可视化的符号信息，例如封闭感的空间、高高垒起的书本、口号式的横幅锦旗等。影片创作者通过整合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特色化符号，使不同背景的受众在接受到符号信息的同时，能够顺利对影视文本进行“解码”，调动认知系统中与之相似的部分。

在影视作品的跨文化传播中，符号的可视化对于异己文化场域的受众群体来说更容易被接受，在完成差异化定位的同时，选择性的信息传达使受众完成了有效认知。在运用差异化符号时，同样需要注重符号的选择。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注重与同类型影视作品进行区分的同时，需要考虑符号在当地的匹配度与接受度。

（二）适时联动多元化符号，实现互相引流

符号由于其自身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并不会被限制在一个特定场域之中，同时由于符号自身的可视化特征，不同符号体系之间往往可以形成联动，从而实现受众池之间的互相引流。影视作品的符号系统的组成元素主要为影像与声音，视觉与听觉化的多元化符号承载着文化艺术表达的功能。影视符号背后的意蕴及其复杂的表达机制，使得不同的符号体系之间的联动容易受到阻碍。因此要有效实现受众池之间的互相引流，应当合理、适时地利用和联动影视文本中的多元化符号。

拥有较大粉丝群体和受众池的好莱坞影片，不仅在全球拥有较为完善的发行网络，在不同文化场域也已经建立了相对稳固的受众池，不同好莱坞影视公司在异己文化场域的当地营销发行策略值得分析和探讨。由华纳兄弟、威秀娱乐集团和安培林公司联合出品的《头号玩家》在进入中国市场前营销团队对影片受众进行了数据采集，并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它的粉丝基本集中于游戏爱好者以及有迷影情节的年轻男性，针对这一调研，营销团队结合了影片中丰富的游戏、科幻符号，发起“寻找彩蛋”“迷影梗”等线上活动，在唤起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的同时，充分调动观众参与到符号挖掘中，其中包括“金刚”“指环王”“鬼娃回魂”等经典影片IP以及“我的世界”“太空侵略者”等游戏元素联动了游戏群体和资深影迷。尽管其影片原作在中国拥有的粉丝量较少，但仍然凭借出色的符号运用最终在中国获得了将近14亿元的票房。

在影视作品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联动影视作品中的多元化符号，首先应当充分挖掘清晰化的影像符号，并在营销规划中通过符号运用为观众带来了一种如临其境的氛围体验，在引起观众认同的同时提前将观众带入影片的观影氛围中。其次应当避免局限于单一影视文本中，尝试寻找与其他受众群体的符号联结以有效扩大受众池，在精准营销的同时也能为后期的口碑运营奠定基础。

（三）积极构建品牌化符号，引发情感共鸣

品牌化的符号体系建构能够一定程度上突破文化壁垒的局限。以“复仇者联盟”“哈利波特”“007”等好莱坞影片为代表，系列化影片的品牌效应为其巩固了一定数量的粉丝池，也形成了特定化的符号体系。品牌化符号体系的建构正是一种“长期的符号理念灌输”，使系列电影的粉丝作为受众群体对于其中复杂的符号体系能够有更快速的反应和深层的解读，对品牌化的符号产生心理认同并触发情感。在跨文化传播中，受众群体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对于文本的解读有所差异，因而较难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特定粉丝群体。但通过品牌化的符号体系建构，受众群体容易对特定影视作品系列产生深层记忆与好感，由此产生对品牌化符号体系的熟悉感，这种熟悉感能够破除文化、语言所带来的壁垒与隔阂，引起情感共鸣，粉丝的反应机制也能够使得传播更具效率。

但对于影视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来说，品牌化的符号体系建构需要大量的影视作品积累以及粉丝群体的巩固，最根本的还是需要质量上乘的系列影视作品的支撑。如今中国电影正在经历构建自身品牌的过程，以《哪吒》《流浪地球》等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符号的影片开始在国际电影市场中进行传播，但粉丝池仍然不够稳固，其品牌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四）合理运用本土化符号，重构主体身份

在后殖民批评理论中，边缘与异己等概念常常被用来分析“他者性”，而主体性、话语权常常被用来形容权力关系中拥有霸权地位的一方。“他者”与“主体”的概念是影视作品进行跨文化传播时难以避免的，因此合理选取与挖掘电影中的符号是传播者构建电影价值与叙事文本的重要步骤。今日的全球化语境对中国电影的本土化符号提出了更高的期望，通过重建电影文本的主体性，文化传播者应当让世界认识到当今中国的电影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在国际传播中的诉求也改变了，中国的文化形象不应该只被“东方奇观”所局限。

随着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影视剧中的影像化表达日益丰富，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的结合展示了中国式的美学与意涵，中国影视剧也逐渐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被美国评为中国版《基督山伯爵》的《琅琊榜》以“平反冤案、扶持明君、开创盛世的大历史”[6]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关于国仇家恨的凄美史诗，在海外传播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中国传统文化在《琅琊榜》细节处理上的体现让海外观众感受到了制作团队的用心与美学的追求，同时剧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达更是深入文化根源与道德伦理，而非浮于表面的符号叙事。苏珊·朗格认为艺术符号作为“表现性形式”①，传达的是一种“意味”。本土化符号的应用也应当避免流于表面、刻意塑造“他者”的形象，在跨文化传播中回归主体的身份建构。

如今，中国电影已進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影像化的表达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其文本中复杂的符号系统能够使影视语言更为丰富，但同时也为异己文化场域的受众带来了一定的“解码”障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电影文化传播如何“走出去”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思考，变得日益迫切。中国电影“走出去”同样需要依靠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手段，在搭建海外发行渠道的同时，重视中国特色符号的挖掘，在面临西方他者文化场域时，同样需要结合西方的叙事背景和受众特点，避免流于表面的传播机制，建立一套有效的中国语境下的对外传播体系，适应世界电影市场与国际交流舞台的需要。

参考文献：

[1][法]路易·阿尔都塞，李迅.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J ].当代电影，1987（03）：100-112.

[2][美]哈罗德·拉斯韦尔.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

[3]聂欣如.影像作为“想象的能指”——克里斯蒂安·麦茨影像本体理论释读[ J ].艺术百家，2014，30（02）：84-89.

[4]杨迪.浅析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中的“符号消费”理论[ J ].沧桑，2010（08）：187-188，199.

[5]王霞. 《少年的你》：时代、加速度与空间叙事[N].中国电影报，2019-11-06（007）.

[6]郭小霞.论中国传统文化在电视剧《琅琊榜》中的影像化表达[ J ].当代电视，2016（02）：27-28.

作者：李苒李佳仪

腾讯的差异化营销探析论文篇2：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改革途径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商业银行；影响；改革途径

近几年来，随着电子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互联网企业积累了较多的用户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掌握用户的金融服务偏好及需求。支付模式由传统简单的支付渗透到电子转账、电子付款、代销基金等，随之产生了新的金融业务，如移动支付、网上银行、余额宝、手机银行等，由此形成了新的金融模式——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凭借着成本低、效率高、覆盖广、信息开放及共享的优势，在金融业务中得到蓬勃发展。这一模式的产生，对商业银行的发展有着较大影响，甚至改变了商业银行的运行格局及经营模式。在此背景下，如何加强互联网金融下商业银行的改革尤为重要。

一、互联网金融模式对商业银行的有利影响

1、促进商业银行改革创新

互联网金融在不断发展，并且属于新生事物，处于快速成长期，经过多年的发展，拥有自身先天优势。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中可有效的利用互联网金融的优势，突破地域、时间的限制，进而让银行做到随时随地为客户服务，有效提高金融体系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交易成本。在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形式下，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并不能坐以待毙，而是在这一背景下，充分利用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将互联网金融作为体系内的有效补充[1]。

2、加快商业银行业务结构调整

迄今为止，众多互联网金融资金用于服务中小微型企业，甚至个人使用。反观我国商业银行一直以来对于中小微型企业、个人贷款上的产品不够灵活、服务不够突出，且脱离了中小微型企业、个人贷款业务需求，最终容易造成客户的流失。加之信贷成本过高，效率较低等因素，使得个人抵押担保的效率较低，业务中存在较高的风险。因此，在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前提下，要求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从中小微型企业及个人贷款业务出发，对银行业务结构进行合理调整。

3、优化商业银行市场格局

鉴于当前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使得我国商业银行逐渐意识到若仅仅依靠独自力量开发及设计产品，往往需要耗费较大的人力、物力及财力，亟需利用互联网平台，寻求合作伙伴。在合规及法律监管局的条件下，通过整合一切资源，用于本商业银行中，进而开展利于聚合商流、资金流及信息流的业务[2]。加上快捷支付的兴起，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使用自己的虚拟网关，获取相应的客户信息，掌握客户的资金流与信息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现有商业银行，进而利于我国银行业向利率市场化发展。

二、互联网金融模式对商业银行的不利影响

1、冲击商业银行经营理念

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造成的冲击，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需要对经营理念、客户群体、业务结构、服务水平进行调整。特别是商业银行在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上与互联网金融相互渗透、互相改变。近几年来，我国的商业银行尽管处于稳定快速的发展时期，但在思想观念上仍以“重投入轻效益、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结构、重速度轻管理”为主，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仍以利差收益为主。其次，我国商业而银行的竞争基础发生了巨大改变。在互联网技术下，商业银行也向便捷、便利的方式而转变。最后，客户的价值诉求也相应发生转变。由于客户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各种互联网金融交易中，鉴于当前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客户的需求也日益向个性化、差异化及多样化服务而发展。因此，商业银行也逐渐意识到应重视客户服务需求及体验，对商业银行传统经营理念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2、弱化商业银行中介地位

从当前来看，互联网条件下，以腾讯、百度及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得到快速发展，使得更多的网络用户能够及时、快捷的获取信息。加上社会网络的不断推广，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客户资源开发难度，并且为金融服务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基础。通过搜索引擎技术的开发，全面了信息组织、检索及排序问题，最大限度提高信息的针对性。由于云计算技术的不断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信息的处理能力[3]。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需要通过社交网络得以扩散、传播，利用搜索引擎得以组织及发现，形成连续的、动态的供求信息序列。这样一来，可迅速计算出任意资金需求者的风险定价模型及动态违约概率，可有效降低成本，但在一定程度上分流了对商业银行的中介服务需求。

3、影响商业银行主要业务

由于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所带来的冲击，使得商业银行将面临着改革需求。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对我国商业银行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也受到了冲击。已有多数互联网企业对金融行业早已跃跃欲试，已不再仅仅限制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而是通过手机及掌握信用信息，不断挖掘数据，使融资领域成为重要目标。这些业务的扩展势必影响到银行的业务发展，颠覆银行传统经营和盈利模式，甚至取代银行。

4、加大商业银行经营风险

由于互联网金融大多是依靠网络来办理各项业务，每一项业务都需要客户的账号、密码等个人信息，而这些信息都是客户的真实资料，存在着客户信息的安全风险。近年来兴起的快捷支付使得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无偿取得客户资料，如未经客户授权任意挪用客户信息，进而对银行造成法律风险。而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相比较，则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贷款手续，借款人仅仅需要提供少量的资信证明，就能够获取所需要的资金，甚至实现无需抵押担保，纯信用贷款。但我国当前的整体信用体系并不健全，对互联网的监管仍属空白。伴随着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不断拓展，一些关键信息的缺失则对整个行业的坏账率有着严重影响。

三、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商业银行的改革路径

1、转变经营理念

首先，商业银行高管需转变经营理念。应从过去的商业银行经营哲学、管理理念、战略导向向商业银行网点建设、业务操作上转变，增强相关知识，开拓新用户。

其次，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得到发展，究其原因，则是由于互联网金融能够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并简化操作流程，使其能迅速有效地获取客户信息。因此，商业银行要想在激烈的互联网竞争中获取主动权，则必须从客户需求出发，开发适合客户的金融产品，并优化设计金融产品与服务，摒弃原有推销式经营模式[4]。根据客户需求细分市场，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服务，能够使客户方便及快捷的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提高客户体验水平。

再次，拓展服务范围。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前提下，综合分析客户存款、支付及贷款数据，量身定制金融产品。

最后，商业银行将核心业务与互联网技术实现整合，有效改变传统的服务手段，充分利用社交平台、论坛博客及电子邮件等网络途径，增强与客户间的合作交流，进而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2、调整经营战略

实现网络虚拟销售渠道与实体结合。从当前来看，我国几大商业银行纷纷涉及到电子商务领域，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应对银行对金融脱媒现象。深入分析消费者行为及企业需求，创新金融服务，建立一体化的营销平台，构建互利共赢的商业银行服务体系。

调整战略定位。将商业银行与第三方平台有效结合，实现合作共赢，并将金融产品渗透到平台级的互联网服务入口中。当客户需要某些服务时，可信手拈来，增强客户体验，留住客户。

进行战略联盟。商业银行要想提高自身竞争力，在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之上，根据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运作，根据自身条件所提供的资源向市场购买。通过战略联盟的方式，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弥补双方自身的局限性，进而建立新能力、新领域、新渠道，加上互联网存在着不确定性，亟需建立战略合作联盟。

减少业务中间环节。鉴于当前传统银行存在的问题，亟需实现业务办理的互联网化，有效提高业务离柜率，增强运营效率[5]。通过打破部门局限、减少业务中间审批环节，整合互联网技术，提高商业银行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减少商业银行活期存款流失。

3、发展中间业务

商业银行在开展中间业务时，最为重要的则是定价的合理性确定，直接对中间产品能否获得稳定收入有着重要影响。大多数中间业务应收取信用证担保、境内外结算、信用卡服务等各项手续费用。目前，商业银行的收费价格严格按照银监局的相关要求，根据价格主管部门统一制定的服务收费价目来收取费用。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应严格遵循定价基本流程，完成新业务的市场分析，确定合理收费标准。同时根据客户需求，灵活调整收费标准；并建立完善的资金转移定价制、风险数据跟踪分析，最终提升中间业务定价能力、风险控制能力。

4、加强金融人才队伍的建设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金融人才是银行发展最为宝贵的资源，实现有效的激励机制则以人放在首要位置，关心人及尊重人，发挥出人的创造性及主动性，实现人的价值。其次，加强金融人员专业技能。只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熟练的专业技能，才能够更好的服务顾客，为商业银行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因此，商业银行可定期派遣金融人员到先进银行单位学习，并实行学习考核，将学习成果纳入到绩效考核体系中。或者将资质较好的金融人员送往国外进修，学习外国的先进金融理念、技术等，回国后高薪聘请，留住人才。最后，实施晋升激励、荣誉激励等机制。

5、以客户需求提供差异化服务

近几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同客户的财务状况均有所不同，这就需要对客户群体进行细分，进而提供差异化服务。如：可按照客户的年龄、区域、收入及规模来进行划分。由于不同客户群体的风险承受能力有所不同，其对产品的需求也就不同。若为高端客户，往往对银行产品的要求非常高，不仅希望可提供基本的银行产品，而且还想通过个人自愿或技术平台得到更多的个人资产管理等；若为中低端客户，希望实现个人资产的保值或增值等；若为青年客户，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强，可用较稳健的投资策略；若为老年客户，其风险承受能力较差，可提供稳健的投资策略。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应与大中型客户建立长久的关系，实现资产的长期运作，而中小型客户则对资金的流动性要求较高，往往希望用最低的价格来获取银行的资金支持。根据这一细分，来提供差异性服务，最终吸引更多的客户。可充分利用媒体宣传等，实现差异化的品牌定位。我国部分商业银行在这一方面就做的比较成功，如：中国银行一直在外汇业务上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传统外汇专业银行使得人们在有外汇交易的需求之下，立马则想到了中国银行；北京银行的“短贷宝业务，在实现品牌差异化的条件下，为客户解决融资难问题，给客户留下了深刻印象。只有通过差异性的策略，来突出自身的品牌优势，做细做精，达到精细化、品牌化、差异化服务，从而获取新的发展源泉。

6、以金融便利化提供多样化服务

商业银行除了细分客户需求外，还应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让银行的各种服务能够直接面对所分的客户群体。如：我国的上海银行，则推行弹性错时服务，24小时内将人工服务与ATM机结合，并且根据所在的区域、服务对象及季节的不同，而灵活调整服务时间。若金融便利店处于商业较繁华的地段，则可延长其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10点左右，可有效解决上班族在6点前没时间办理业务，而在6点后可方便处理业务。此外，金融便利店还可设置在人流较密集的地区，如：旅游景点或火车站等，方便来往的游客或旅客办理银行业务，如电子银行服务、个人贷款理财业务等，能够为客户提供便利服务，同时还能够增加该业务资金自银行的预留时间，增强资金量。

7、重视创新研究

建立联动机制。迄今为止，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分为三大模式，即：分散创新模式、集中创新模式、联动创新模式。所谓分散创新模式则是指总行与分支行的各自研发均源于产品及服务的设计、经营理念等；集中创新模式则指所发行的研发部门开展金融产品及服务的活动，而分支行则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职能，仅仅行营销推广等；联动创新模式则是将以上业务联合起来。对于金融产品的创新则需要不断完善其创新，根据项目结构开展联动机制，向产品研发部门等提供更为完备的市场需求，根据客户心理偏好、价格敏感度等来提出创意。

健全预警机制。商业银行在创新金融产品时，需要不断推进金融创新风险，并加强风险防控机制的完善，充分意识到风险管控、金融创新的重要性，加强企业文化对创新所引发的风险防范意识。还应具有战略性眼光，可判断不同金融产品在未来时间内所产生的互动及加强效应。此外，还应建立与其相匹配的呆账坏账准备金制度，在宏观上完善金融创新的法律支持体系，最终完善金融创新产品。

创新产品研发流程。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在产品创新上面临着政府主导、缺乏创新动机两大问题。由于政府主导而忽视了非市场的自身创新动力，并不符合市场规律，加上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所创新的金融产品并不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要想提升金融产品的创新则需要差异化的人才竞争激励制度，并采用股权机制等长期激励方式，使得金融人才能够不断研发及创新金融产品，使得所创新出的金融产品满足客户需求，促进商业银行的发展。

结语

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业务造成了严重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促使了商业银行的转变及创新。面对互联网金融模式的影响，商业银行需积极转变经营理念、调整经营战略、拓展业务渠道、加强人才建设、提供差异化服务及其重视创新等，以有效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作者单位：1.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2.北京银行北京分行业务二部）

参考文献：

[1] 鞠冉，杨鹭.互联网金融模式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J].改革与战略，2014，（5）：58-62.

[2] 郑霄鹏，刘文栋.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冲击及其对策[J].现代管理科学，2014，（2）：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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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杨艺.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冲击和挑战分析[J].财经界，2014，（12）：10.

[5] 陈海强.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的创新发展[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1）：43-45.

作者：侯宇飞　韩萌

腾讯的差异化营销探析论文篇3：

公共图书馆新媒体矩阵服务现状及构建策略研究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新媒体矩阵的服务优势，并提出新媒体矩阵的三种运作模式。通过网络调查法掌握公共图书馆微信多账号运营与服务现状，分析其在微信、微博、抖音、移动端官网、App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服务的关联情况及存在问题，并从明确侧重与定位、相互引流推广、差异化运营、组成文化机构多主体联合矩阵、加强机制创建等方面提出优化对策。期望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构建合理化的新媒体服务矩阵，发挥集群优势、满足公众差异化信息需求。

关键词图书馆新媒体矩阵服务

分类号 G251.5;G258.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1.05.011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tatus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New Media Matrix Service in Public Libraries

Liu Xi

0 引言

“十三五”时期，打造基于新媒体的数字图书馆服务业态，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形成面向移动终端、贯通线上线下的服务新格局[1]，已成为公共图书馆应用新媒体的追求目标。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公共图书馆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了诸多服务。目前公共图书馆纷纷在微信、微博、抖音、支付宝、喜马拉雅、知乎等新媒体平台上开设账号，服务涵盖了图文、音频、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新媒体平台强大的流量、用户粘度以及深度构建的圈层内容和用户关系链，一方面为图书馆带来了大量的用户，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多种形态的内容与服务需求，不仅给图书馆带来了发展机遇，更是给图书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共图书馆在集互动性、共享性、个性化、社群化等多种优势为一体的新媒体影响下[2]，需谋求变革与创新，构建合理化的新媒体服务矩阵模式，以此满足读者差异化信息需求。

目前学界关于新媒体矩阵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通过建设新媒体矩阵来提升传播效果的做法已经被应用在很多的领域内[3]，包括行政事务、传统媒体等，而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相关研究极少。单一的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已满足不了公众的多元需求，而新媒体服务更加符合当今公众的使用习惯，组建新媒体矩阵服务联盟，发挥各自优势，集中发力，将会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本文设想的新媒体矩阵是以公共图书馆官方微信平台为核心，覆盖微博、喜马拉雅、抖音等多个领域的新媒体服务阵地，是开展资源服务、阅读活动、培训讲座、宣傳推广等图书馆服务和营销的自媒体账号的集合。

1 新媒体矩阵服务优势

（1）连接用户与节点。新媒体矩阵起到桥梁纽带作用，可以把用户和各节点的账号服务充分连接起来。目前我国手机网民的数量高达8.97亿[4]，如何让用户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快速找到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推送的服务内容？如何把图书馆的优质资源揭示、展示给公众？新媒体矩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聚合与传播效率最大化的作用。

（2）账号间相互借力。新媒体矩阵中的账号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可以较好地实现横向、纵向关联以及整体协同。在布点、连线、成面的优化更迭过程中，新媒体矩阵按照不同的业务领域、品牌特征、功能定位、用户需求等，进行相应的划分、组合与连接，图书馆可通过联合宣传与推广，从多点布局到全方位覆盖，彼此达成合作与共赢。

（3）满足个性化需求。每种新媒体账号都有自身的定位与功能。建立合理的新媒体矩阵能够使服务渠道、内容与形式更加多元化，从而使用户的各类需求能够得到更加积极的响应，借助于各类账号不断拓展与深耕细分垂直领域。矩阵不仅能够满足用户的个性化、差异化需求，还能够将图书馆服务有效、精准地辐射到各类服务群体，扩大品牌影响力。

（4）实现多样化运营。新媒体矩阵通过不同的渠道、服务组合以及不同的运维模式实现多样化运营，更有助于线上线下联动，并营造各种有利场景。同时通过菜单栏链接、二维码链接、推文互推、线上活动互荐、社群消息推送等途径，形成相互导流，从而促使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实现多渠道发布、多层次传播、多圈层拓展，最终实现用户群体的有益增长。

2 新媒体矩阵运作模式

在对文化服务机构、政务系统等新媒体运营较好的单位进行深入调研后，通过对运作模式的剖析与案例总结，目前大致有三种新媒体矩阵运作模式。

2.1 同一账号主体拓展型矩阵服务

拓展型矩阵由一个头部号和若干个细分号组成，以微信平台为例，就是同一账号主体下分别有若干个公众号在同时运营，主要借助于多点布局，形成放射状格局，如图1所示。目前包括文化阅读类账号在内的绝大多数公众号都已从“单打独斗”转为“团队作战”。公共图书馆在开展拓展型矩阵建设时，也应借助于新媒体平台，按不同业务领域、人群兴趣、文化需求等进行差异化服务，形成多元化服务新业态。

例如，“有书”公众号在创立时主要面向的人群是爱好阅读的中青年女性[5]，在用户数增加后，根据细分目标用户需求，又分化出对亲子阅读感兴趣的妈妈群体、对英语有需求的职场群体、初涉宝宝教育的新手爸妈群体、有学习和成长需求的少儿群体等，进而分化出“有书共读”“英语共读”“大人修炼手册”“有书少年”等账号。“十点读书”是以“十点文化”为核心，覆盖文学、电影、时尚、教育的全媒体传播平台，它打破了传统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模式，借助品牌效应重塑微信公众号的业态经济圈，以媒体矩阵为连接端口增强用户黏性，利用吸粉引流、智能推送、创新驱动、生态运营等多种方式进行有效运营[6]。

2.2 不同账号主体联动型矩阵服务

联动型矩阵由不同的账号主体组成，它们之间存在某种横向关联，如同行业、同领域;或竖向关联，如同区域等，如图2所示。各账号间地位平等，既独立运作，又互相协作。彼此间存在着长期、可靠的媒体置换与互推关联，也建立着信息、资源的整合发布与服务的合作关系等。公共图书馆在开展联动型矩阵建设时，可考虑在区域或联盟内，图、文、博、美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间，以及省、市、县各级图书馆等组合开展矩阵服务。

例如，2020年正式上线的“北京律协新媒体微信矩阵”，联合全国律协“中国律师”、北京市司法局“京司观澜”、北京市公证协会“北京公证”、北京市高院“京法网事”、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京检在线”、北京市各区律师协会微信公众号及36家律师事务所公众号，全方位整合法律行业宣传资源[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直接对建设政务新媒体矩阵提出了明确要求，辽宁、广东、河北等省份也相继下发通知，将政务新媒体工作纳入重要议程，目标是到2022年，建成以中国政府网政务新媒体为龙头，整体协同、响应迅速的政务新媒体矩阵体系[8]。“中山发布”整合了全市25个镇区和43个部门、单位的微信平台，建立以“中山发布”为龙头的全市政务新媒体矩阵，发挥微信集群效应，统筹、共享资源，协同联动发声[9]。

2.3 以微信为中心的同一账号开展的全媒体型矩阵服务

全媒体型矩阵是指各单位、个人等以开设的一个官方微信账号为中心，同时在微博、抖音、喜马拉雅等第三方平台上开设运营账号或应用，以及自行开发的移动客户端等，如图3所示。全媒体型矩阵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推动媒体多端深度融合，建立“统一指挥、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端分发、统一评价”的融合建设机制[10]，实现从内容生产到传播流程的多元再造。

例如，“健康中国”政务新媒体矩阵发布的信息几乎涵盖网民聚集的新闻资讯、知识分享、音频广播、短视频等各领域，服务平台涉及微信、微博、客户端、头条号、百家号、B站、快手等20余种，借助多平台联合开展系列宣传。与今日头条联合启动的“为医者点赞”活动，话题阅读量达7.5亿，讨论参与量达6.3万[11]。“凯叔讲故事”从运营微信公众号起家，到在公众号上开设“优选商城”，上线“凯叔讲故事”App，在喜马拉雅FM设立频道、售卖故事机等，实现了“社群营销+活动推广+多平台发布营销”的新媒体多元化经营路径[12]。

3 公共图书馆新媒体矩阵服务现状及问题

3.1 各级公共图书馆微信多账号运营现状

腾讯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微信全球月活跃账户数已达12.025亿[13]。微信以其庞大的用户群体和巨大的市场空间成为众多领域创新服务和打造服务品牌的重要阵地。公共图书馆应利用微信平台庞大且稳固的社交关系鏈，以及用户对移动网络的依赖性，积极开展微信建设与运营，将其视为拓展服务对象、创新服务方式的一个重要途径。自2013年1月第一家公共图书馆——杭州图书馆注册开通微信平台服务以来，各级公共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开设。截至2020年5月，全国开通微信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共有2588家。本文通过对这些公共图书馆的微信服务进行调研，了解了各馆微信多账号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以及运营情况等。这里所说的“微信多账号运营与服务”即同一个公共图书馆主体在微信平台上注册开设超过1个订阅号/服务号，且目前可以正常开展服务。从调研结果来看，全国公共图书馆账号运营与服务情况如图4所示，且具有如下特征：

（1）运营多账号的公共图书馆数量较少。调研数据显示，在全国已开通微信服务的2588家图书馆中，开通超过1个账号的图书馆有224家，排除已经停更的账号，实际开展服务的馆有157家，多账号的实际服务率为6.07%。

（2）地域差异较为突出。东部地区图书馆多账号数占比超过一半（82家，53%），中、西部地区占比分别为28%和19%;省、市、县级馆多账号实际服务率依次递减，分别为34.21%、13.51%和3.99%。从省份来看，北京、浙江、天津、上海、广东地区多账号服务比率较高，陕西、青海、宁夏、西藏尚无多账号服务。

（3）具备不同服务功能的图书馆账号较为稀少。全国实际开展多账号微信服务的157家图书馆中，有144家是实际通过“订阅号+服务号”双账号开展服务的，使用率有91.72%，其中具备不同功能的主体号有13家，仅占多账号服务比率的8.28%;从全国开通情况来看，仅占0.50%，数量极少。

3.2 公共圖书馆新媒体联合服务现状及问题

在了解全国微信多账号运营与服务状况后，为进一步理清公共图书馆新媒体联合服务现状，本文选择三个及以上多账号的公共图书馆（合计13家）进行了深度调研，其中省级图书馆7家、地市级图书馆6家。

从调研结果看，13家图书馆均开通微信、微博及抖音服务，其中10家图书馆自主创建了App，占比76.92%，6家图书馆开通移动端官网服务，占比46.15%。13家图书馆均有微信账号间的相互引流及关联，其他新媒体平台向微博引流的有12家，向微信及App客户端引流的各有10家，向抖音引流的有6家，向移动端官网引流的有5家。官方网站与微信公众号是引流至其他新媒体平台的重要渠道。网站的引流与关联方式一般为在网站明显位置放置各新媒体平台链接或二维码等。例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官网右侧引导栏、上部通栏及底部导航菜单中均放置了微博、微信以及客户端的链接。微信公众号的引流与关联方式一般包括公众号推文中的二维码、链接、阅读原文或标注，以及各级菜单页推送等。例如上海图书馆通过微信平台对其网站、客户端、微博、抖音等进行大力的宣传与推广，起到了积极的引流作用。

通过分析研究对象在开展微信服务时与各个账号间的连接、引流关系，同时调研其在移动端官网、App客户端、微博、抖音等图书馆应用较多的新媒体平台的服务情况及相互引流与关联情况，本文总结出的公共图书馆新媒体联合服务现状及现存问题如下：

（1）网站、微信向外引流较多，微博、客户端及抖音等向外引流效果较弱。作为图书馆的第一门户，通过官方网站引流至其他新媒体平台已是较为常见的方式。调研中，官网引流至微信的有10家图书馆，且均为东部地区;引流至微博的有11家;引流至App的有6家。抖音作为新兴的新媒体平台，仅有杭州图书馆官网与之进行了关联。然而，微博、客户端及抖音等向外引流的效果则较弱，一方面这是由它们的平台属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自身宣传推广能力的不足。

（2）微信、微博内矩阵初见雏形，但尚未形成体系。通过调研发现：区域内的图书馆可通过头部公众号对外引流，例如嘉兴市图书馆关联了其区域内的王江泾镇等8家分馆，但这种引流只局限于某一篇推文中的二维码推送，缺少统筹与整合，属于“一次性推送”，尚未形成微信矩阵合力。上海图书馆、深圳图书馆等通过在微博左侧栏添加友情链接来建立微博内矩阵，例如上海图书馆信使设置“馆长微博”“名馆员”“上海图书馆兄弟姐妹帮”来推荐与上海图书馆直接相关的其他微博账号，值得其他馆学习借鉴。

（3）各新媒体账号间各司其职，内容独立，少有相互补充。从微信平台来看，大部分推文文末都会有本账号的二维码，比较注重自我宣传，但平台间缺乏重大或特色活动的联合内容推送，宣传形式较为单一，只在某些活动时推出“临时性”的新媒体入口。对于长期可利用的新媒体平台来说，其内容的关联及优势互补价值还没有体现出来。

（4）跨界或同行业间的新媒体合作较少。从调研结果看，除了同一账号主体下公众号的相互引流，跨地域和跨机构的公众号关联较少，例如调研结果中只有南京图书馆公众号推荐了上海图书馆公众号、菏泽市图书馆公众号推荐了山东省公共文化云平台、深圳图书馆公众号推荐了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并没有在其他微信号中发现与同行业或跨界间的合作，包括在文化领域，尚未发现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间的联合推送，大部分只是同一账号主体下的新媒体互推。

4 公共图书馆新媒体矩阵构建及优化对策

4.1 以官方微信为龙头，各个账号应明确自身侧重与定位

在众多新媒体平台中，微信以其开放的接口特征使它几乎可以“连接一切”，在开展新媒体服务时，可以考虑建设以微信平台为龙头的新媒体服务矩阵，同时立足于各新媒体平台的受众群体定位，针对细分人群及细分领域，开展个性化服务与运营。一方面可利用铺开式逻辑，以核心大号带动分支小号，根据用户的需求及兴趣变化，裂变出更为聚焦的分属账号;另一方面从名称、功能和内容的设置上抓住符合用户需求的契合点，各账号都应坚持自身服务特色，先通过各账号的不同特色把志趣相投的用户吸引进来。如果同时运营订阅号与服务号，也应考虑好侧重及定位，避免相同内容的重复推送。

4.2 各新媒体账号间应互为补充，相互引流推广

用户与账号间的稳定关系建立起来后，可在适当时机，采用适合手段，进行适时升温，让不同的平台账号与渠道间互为补充，相互引流推广，从而形成更加强大的新媒体传播阵容。在进行相互引流推广时，除了利用各平台图文、音视频发布特征，以及添加链接、评论等功能外，还可以将各平台账号进行集中整合发布，例如图书馆总、分馆可以将总馆和所有分馆账号集成矩阵，在各账号一级或二级菜单集中展示;集中展示的账号一般为常用号，由某一活动而产生的“临时”账号等可不做统一揭示。另外，将图书馆馆员或忠实粉丝培养成“意见领袖”“知识达人”等，造就多形态的传播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助力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在新媒体矩阵中的传播。

4.3 打造新媒体传播矩阵，实现多平台分发与差异化运营

不同的新媒体平台，有与其相适应的服务理念、服务方式、使用场景、用户习惯和发布特征等，图书馆组织发布的内容不仅需要考虑到不同受众的需求，还应充分考虑不同平台的特征，一方面充分发挥每个平台的自身优势，相互借力，运用整合思维，实现最佳传播效果，打造多种传播形态的矩阵式布局，另一方面充分挖掘与利用图书馆自身的资源与服务优势，选择优质资源和阅读推广活动，打造适合于各平台特征与传播方式的内容，进行多平台分发推广，以此达到多渠道发布、多群体覆盖、平台与内容占位、知名度提升以及树立统一品牌形象的目的。

4.4 联合文化机构，组成多主体联合矩阵

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在开展新媒体矩阵服务时，公共图书馆不仅要强化自身建设，还应与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加强合作、相互引流推广，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的文化形象，联合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开展新媒体服务联盟合作，可以利用“盟友”的力量来吸引粉丝关注，也为公众提供更加多元的资源、信息与服务渠道。此外，还可以组织资源与服务的联合发布，借鉴各文化服务机构的新媒体运营经验，实现合作共赢。

4.5 加强机制创建，健全工作制度与保障措施

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应高度重视新媒体建设工作，建立相关管理制度，牵头保障新媒体矩阵服务落实，推动相关管理、激励、运维制度的设立。《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在2017年时已提出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概念，这与“互联网+政务服务”概念的提出相差不到一年，但在政务服务领域，从微博到微信服务已建立了较为明晰的矩陣服务体系。可见，地方政策的出台以及个别地区的创新性举措，能够尽快突破传统服务模式的禁锢。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领头羊之一，图书馆应积极做好与政府部门的衔接，推动相关政策的出台，并与新媒体全面深度融合。另外，打造保障矩阵运营的专业新媒体运维团队也至关重要。现在是“内容为王”的时代，优质的内容才能吸引粉丝，这需要有专业人才从事专业的服务，人才要具备超强的内容创作能力、平台运维能力以及新媒体服务意识，图书馆需重视新媒体传播服务人才的招揽与培养，加速跟紧新媒体的前进步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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