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文化背景中哲学理性的位移

双重文化背景中哲学理性的位移（精选2篇）

篇1：双重文化背景中哲学理性的位移

康德哲学中“自身意识”的双重性质与功能

关于自身意识的思想发端于古希腊，在近代经笛卡尔的.方法加工而得以突显;而后自康德哲学始方以理论的形态面对世人。这个思想和理论至今仍然影响并规定着当代的主体哲学发展。本文着重分析康德哲学中自身意识概念的双重含义：纯粹的自身意识和经验的自身意识。这个分析表明，经验自身意识的提出是西方近代哲学克服经验主义阶段的一个标志，而他关于纯粹自身意识的观点则显然在理论的层面上失足于反思的循环。

作 者：倪梁康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南京 210093刊 名：浙江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年，卷(期)：“”(4)分类号：B022 I106关键词：自身意识 统觉 我思 实践反思 自身认识

篇2：双重文化背景中哲学理性的位移

关键词：理性；怀疑论；现代性；理性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5—0050—02

西方的现代性文化中，“理性”是一个核心性和主导性的范畴，对于西方乃至当前全球的现代文化都有着强大的统摄力。然而，理性本身也需要经受其内蕴的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考量，在对理性的“祛魅”之中更好地审视和应对“理性的辩证法”。本文从对理性的怀疑论、修正论、限制论三维度，考察“理性辩证法”的历史脉络与学理资源。

一、对理性的怀疑

这种路向对于理性的“理性”持一种怀疑态度。柏拉图早在两千余年前，就在其著名的洞穴隐喻中揭示了人的认识能力所面临的困难。古希腊时期以皮浪、蒂蒙为代表的怀疑主义，主要从知觉、感性认识的角度出发对理性的能力进行了存疑，认为环境、知觉者的状态、感知方式等都会导致认识结果的相对性。而后期怀疑派则深入到理性的层面，提出了几种“型式”来说明“悬疑”之必要：“第一种型式依据意见的差异性；第二种依据追溯的无限性；第三种依据相对性；第四种依据推论的假设和对假设的研究；第五种依据推理中的循环论证。”[1]53恩披里克指出，这五种型式是适用于理智的对象的，也就是说，理性由于上述几种型式会造成其认识结果的不确定，因而需要对之悬疑。

近代出现了以休谟为代表的新的怀疑哲学，对人类理智作出深刻怀疑。以对因果关系的著名批判为例，他指出，因果联系等不是在于事物自身存在的这种联系，而只是我们的习惯的一种赋予。对于理性，休谟也是认为，它的合乎理性的使用也会藏匿着错误。或者说，休谟的怀疑与其说是对理性本身的怀疑，倒不如说是在这种怀疑的表层外衣下对于世界的确定性的怀疑。之后，尼采对理性也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凸显了非理性因素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尼采说：“在悠长的岁月里，人的悟性除了铸成错误外，别无其他。有些错误被证明是有益的，有助于保持人的本性。……这些错误的信条代代沿袭，最终变成人性的基本要素。”[2]113在《强力意志》中，尼采说，“求真理的意志就是制造坚固，制造真实和持久，无视那种伪误的性质，把它解释为存在物（dasSeiende）。”[3]148因此，“哲学的迷误是由于，人们并非把逻辑和理性范畴看作为功利目的整理世界的手段（因而‘原则上’是一种有用的错误），而相信它们是真理性或实在性的标准。”[3]168尼采在此所针对的，不仅是理性，更多的针对我们对于理性的那种绝对信任。

费耶阿本德也是向科学与神话之间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发起挑战的重要一员。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他一再地强调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神话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反对社会中的科学主义和科学中的理性主义，要求把专家（科学家）从社会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也反对科学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和理性方法，而提倡方法的多元性。

二、对理性的修正

13世纪，罗吉尔·培根在其《大著作》中就提出，认识的障碍有四种：一是屈从于谬误甚多、毫无价值的权威，二是习惯的影响，三是流行的偏见，四是由于我们认识的骄妄虚夸而来的我们自己的潜在的无知[4]285—286。这些障碍是普遍的，困扰着每一个人，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则是使人们离开真理，走向谬误，甚至把“错误的最浓密的阴影”当作“真理的充分照耀”。在这里的几种认识的障碍，固然有不加理性思索的感性成分，比如对于权威、偏见的盲从；但是反过来看，无论是权威、偏见还是习惯以及潜在的无知，都不是完全出于感性的，而是在对于理性的、真理的追求中所产生的障碍。

这种观点对弗朗西斯·培根的著名的“幻象”说提供了理论上的前鉴。培根指出，人的认识错误来源既来自感觉，也来自心智，心智方面的错误对人的认识影响更大。在理性的基础上，人们既会产生对自然的正确的解释，但也会产生由于理性自身的不足而造成的“对自然的冒测”。比如“本体”、“属性”、“本质”等都是凭空构想的不健全的概念，以这些不健全的概念去认识世界，当然在根本的层面就已经会造成不当和谬误。由于“冒测”的存在，对某种知识的一致认同并不会使得它必然成为真理，“因为即使人们都疯了而都疯的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会很好地取得一致的”[5]15。这就驱使我们对学术中的认识机制进行反思和检验、考察。

弗朗西斯·培根对心灵中造成的错误意见、偏见或幻象（假象）分为四种：“（1）种族的幻象（idolatribus）是人类头脑的本性所固有的，其中有终极因（目的论）的概念和把人的愿望加给自然的习惯。（2）洞穴（Specus）的幻象是个别的人所特有的，这是由于他有特殊的性格、教育和交往，由于他所读的书籍和所崇拜的来自心智方面的魔障。（3）市场（fori）的幻象是最繁杂的一种，因词语和名称的联想而起。词语常常被用来做不存在事物的名称，或者做现实事物的名称，但是混乱、定义含糊，由事物仓促■绎而成。（4）剧场（theatri）的幻象出自错误的理论或哲学，出自被歪曲了的论证规律”[6]289。这些假象深深地居于人的心智、天性的深处。由于这些人心中的幻象，导致了哲学中也产生了种种不正确的倾向与方式，比如诡辩的、经验的和迷信的哲学。诡辩的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他以各种貌似正确、无可辩驳的范畴和逻辑作为答案提供给事物。他虽然也涉及实验，但是这无法掩盖他以结论压制事实、以论断和原理压制经验的事实。经验的哲学则以吉尔伯忒的哲学为代表，它们是从少数的实验中得出虚妄的结论，这在炼金术中可以得到显而易见的例子。至于糅入迷信和神学的哲学，则比前两者对哲学有着更大的危害。这类哲学以幻象、浮夸和半诗意，把哲学引入歧途。培根的观点对我们的理性文化霸權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对理性的限制

这可以以康德为代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深刻剖析了理性在其使用过程中所可能造成的幻象和谬误。他指出，我们对于对象的认识受到形式（范畴、图形）的制导。认识不可避免地会导向辩证论，把理性导向形而上学，导致幻象。这种幻象，“不是某个生手由于缺乏知识而陷入进去的，或者是某个诡辩论者为了迷惑有理性的人而故意编造出来的，而是不可阻挡地依附于人类的理性身上，甚至在我们揭穿了它的假象之后，它仍然不断地迷乱人类理性，使之不停地碰上需要随时消除掉的一时糊涂。”[7]261

从这种康德所谓的“辩证论”出发，会导致先验的谬误推论、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和理想。它们都是由于理性超出其范围的应用所导致的合乎理性的错误和幻象。其中，谬误推理“在人类理性的本性中将有自己的根据，并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虽然不是不可消解的幻觉。”[7]288比如以下论断：“我”是一个实体，灵魂是单一的、人能通过时间意识到他的数量的同一性。康德认为，说“我”是实体，依赖于一个空洞的“实体”概念，因为实体这个概念必须运用于可能经验的对象才有意义，而“我思”不是可能经验的对象，因而“实体”在此就是无经验内容的误用。这样，说“我是一个实体”就只是作了一个没有实际可能经验内容的空洞陈述，表面上是深刻的哲思，实际上只是理性的欺诈。

总的说来，在康德看来，理性之所以需要限定，是因为它只能在经验的范围内确证自己的正确，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就会由于它自身的迷航而误入歧途，导向虽合乎理性却不合乎客观实际的推断。这实际上也正是形而上学玄思所可能面临的困境。它所表明的是：超出经验范围的范畴是不可能的，理性要获得充分的理据则必须把自身限定起来。但是在实际中，理性的使用总是经常地超出这个范围从而导致幻象，即使我们明知它的不正确性，它也依然很容易由于我们的理性而继续欺骗着我们，并且是自愿的欺骗，因为它使得理性把错误的、虚幻的东西依然看作是正确的、合理的。

四、结语

当理性越是占据绝对的霸权而阻塞对它自身的质疑的时候，也正是很需要对这种绝对的霸权和“正确”进行反思的时候。因为越是如此，越容易在某种旗号之下陷入自大和盲目的状态。而理性的辩证法，就是指理性在进步的过程中，却走向它曾经的对立面，在理性的“神话”下陷于非理性而不知不察。即使在现代性的文明中，理性在相当程度上也潜伏着神话的阴影。理性越是充分，其神话性也就越隐蔽。理性的形式是通往理性的过程中的道路而非重点，当它以自己的形式来对抗其目的和方向的时候，那就会使得其形式和实质陷入冲突，从而导致“理性的辩证法”。我们并不是反对理性本身，正是出于对理性的需求和认可，才需要对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自我反思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塞克斯都·恩披里可.悬疑与宁静——皮浪主义文集[M].杨适，张妮妮，卢海燕，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2][德]尼采.快乐的知识[M].黄明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英]培根.新工具[M].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