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报告制度

双重报告制度（精选四篇）

双重报告制度 篇1

一、美国违宪审查的依据

联邦宪法并没有明确赋予联邦法院审查法律之合宪性的权力。但是, 宪法中确实包含据以确立司法审查权威的规定。新的司法机关的管辖权延伸到了“根据宪法、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和条约所产生的所有案件”。更重要的是宪法第6条的最高地位条款, 该条款是根据约翰·拉特里奇的动议补充进去的。联邦宪法的最高地位被明确宣布为宪法架构的基础。因为只有“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才能够被赋予“最高法律”的地位, 与宪法不一致的法律就被排除在强制从之外。[2]

二、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内容

美国联邦法院的违宪审查范围主要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 横向主要指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联邦政府的执法是否违宪, 联邦法院有权根据联邦宪法审查联邦国会的立法和行政部门发布的命令。纵向主要指联邦法院对各州的宪法和法律是否违宪进行审查。从联邦最高法院审查的案件来看, 其审查内容对执行的法律内容的审查和对立法或执法过程中的宪法程序进行审查, 且对后者的审查只要求程序合宪, 不考虑最后的结果是否公平。美国在违宪审查中采取事后审查的模式, 其审查是在法案通过后对已经生效的立法的审查。法令必须在具体的争讼中才可以被审查, 并且对审查法令的合宪性在解决该争讼中是必要的。

三、美国违宪审查中的双重审查基准

自1897年后美国最高法院以违反宪法第14修正案的实质正当程序为由宣布法律违宪, 以此严格了对经济管制方面的立法审查, 其中尤为典型的是1905年Locker v. New York案。在这些案例体现的经济管制与经济自由这对相互冲突的价值选择体现了法院所选择的审查基准。

双重基准基理论始于1938年合众国诉卡洛琳公司案中美国最高法院违宪判决采取“严格审查”的基准。双重基准也称为二重基准, 是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审查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对争讼的法令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容, 根据其对人民的影响程度不同采取合理的关联性审查标准。 其主要指对规制精神自由的法律的合宪性判断要比对规制经济自由的合宪性判断要采取更严格的基准。大法官斯通在其著名的判决书的注释四中指出: 当政府立法或措施所涉及的基本权利与民主程序无关时, 法院应该采用“合理关联性的审查标准”, 且采用合宪性推定原则, 推定政府的规制合宪; 当政府立法或措施所涉及的基本权利与民主程序有关时, 法院应采取“严格审查标准”; 当政府立法或措施所涉及的是长期以来与社会大众分离或隔离的少数族群的基本权利时, 不论其是否与民主程序有关, 都要采用严格审查标准[3]。简言之, 双重审查基准就是指在审理人民基本权利案件的宪法解释时, 先依据案件与民主政治程序相关与否来分类, 再考虑采取“严”或“宽”的不同审查基准, 以此来判争讼的法令合宪。

四、结论

在双重基准理论向东方引进的过程中, 日本学者芦部信喜在指出比较衡量论的问题同时, 主张将一元内在制约说的旨趣作为具体的违宪审查基准并加以准则化, 其理论称为美国判例理论的基础上加以体系化了的“双重基准”理论。其认为: 在人权的谱系中, 精神自由在立宪民主政体的政治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权利, 其比经济自由占有更为优越的地位。因此主张在对规制人权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时应以更加严格的基准来审查, 适用于有关规制经济自由的立法的“合理性”基准, 会不再适合适用于有关规制精神自由的立法。所以我们就必须根据权利与自由的形态、 内容以及规制的目的、样态等更加细化地考虑判断的基准。 我们应该注意到: 精神自由与经济自由的保障程度, 并非能以在阶段上完全不同的形态来加以区别, 其都包含了保障程度几乎相同的领域; 在现代宪法中检讨人权的界限时, 除了包含生存权的社会权之外, 也应加上依据《宪法》第13条所认许的新人权。[4]笔者支持这种双重基准论, 其在学说上不仅广受支持, 而且也被采用在判例上。更加详细内容有待于根据各类人权加以分别研究。

摘要：各个国家的宪法都可能遇到违宪的情况。“违宪”一词原本属于形容词, 在英语中称为unconstitutional, 在德语中为verfassungswidrig, 在法语中则为inconstitutionel。在此名词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林来梵认为, 违宪审查术语乃宪法保障制度这一框架之内的一个制度。综观世界各主要立宪国家的实践, 审查和追究国家行为的违宪现象乃是其违宪审查制度的主要目的。然而违宪审查应采用怎么的审查基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主要从美国违宪审查的依据、内容和发展来浅析“双重基准制度”。

关键词：美国,违宪审查,双重基准制度

参考文献

[1]张千帆.宪法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8.

[2]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最高法院史[M].毕洪海, 柯翀, 石明磊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3]保罗·布雷斯特, 桑福·列文森、杰克·巴尔金, 阿基尔·阿玛编.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M].张千帆, 范亚峰, 孙雯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双重组织生活制度 篇2

双重组织生活制度是指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参加党的民主生活会,又要参加所在党支部、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的制度。建立健全双重组织生活制度,是党委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双重组织生活制度的具体内容包括:(1)党委成员要按期参加党委内部的民主生活会,同时又要以普通党员身份, 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按期参加所在党支部、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自觉地接受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监督。

(2)党委民主生活会和党支部、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在召开之前,都应提前通知党委成员,以便党委成员能够妥善安排工作和活动,按时参加双重组织生活。

(3)党委成员因故不能参加民主生活会或组织生活会的时候,应向党委或党支部、党小组请假。无正当理由不得无故缺席。因公外出时间较长,应在行前告知所在党支部、党小组,回来后要及时汇报。

(4)党委成员在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中,都要坚持发扬民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充分体现党内生活的思想性、原则性。特别是在组织生活中,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开展自我批评,自觉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以实际行动带动组织生活会的开展。

城市治理：理念与制度的双重革新 篇3

本刊第四期刊发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莫于川、四川警察学院副教授禹竹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雷振的文章之后，不少读者来电，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本期续登另三篇有重点、有角度的好文，与广大关心城市管理的朋友们共享佳品。

一、从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的理念变革

“治理是指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全部是政府等公共机构，也不一定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同时，这个目标也不一定出自合法或正式规定的职责与机制，未必需要依靠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屈从。”[1]通过抛弃传统公共管理垄断和强制性质，“治理”更关注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间的协作和互动。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的转变，是一个权力分享的过程，从而推动公共领域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最大限度地实现各方共同利益，使公共管理结构呈现稳定有序的状态。

当治理理论应用到城市管理领域，便产生了城市治理。瑞士政治学家皮埃尔认为，城市治理是“城市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相互合作促进城市发展的过程”。[2]从西方国家的实践来看，城市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等理念已经得到广泛认同与运用。

就我国而言，各地城市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机关，但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日益多元化的公众利益需求。

（一）城市事务发展的客观要求

20世纪以来，城市规模扩大使其所面临的公共事务不仅数量增加，而且日益显露出综合性、动态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现阶段，行政管理覆盖面与社会快速变化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一个城市的大部分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解决，需要有更多社会力量来推动，这就需要建构以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为目标的城市治理模式。

（二）城市管理困境的改革需要

我国现行的城市管理体制基本特征为政府集权、城市分级、城乡隔离、垂直切割，其困境主要体现在：（1）规划、建设与管理脱节，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忽视了后续的城市管理。（2）集权与分权的矛盾。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要求城市公共权力的相对集中。然而，城市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公民对社会服务及公共参与要求的多样化，又要求公共部门采取贴近社区的分权化管理。（3）条块关系不顺。垂直管理与属地管理的矛盾，体现为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相互扯皮、推诿、争利等行为。（4）责、权、利不匹配。管理责任与权力的脱节与错位，源于城市管理的事权、财权、人事权相互切割所导致的政府权能配置的不合理。各地面临城市管理的困境，积极进行着改革探索，但迄今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须要践行城市治理理念和制度，明确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3]

（三）民间力量崛起的参与诉求

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使得经济、社会领域出现了部分管理和服务的“真空”，推动了各类社会主体自主权的不断扩大，新的社会角色和组织大量涌现，民众的权利意识及政治参与意识、参与能力逐渐增强。这种民间力量以自治性为其基本要素，在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时，发挥着政府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各国治理潮流的重要影响

当今世界，治理型政府模式日益发挥出重要作用，人们甚至将“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作为改革和发展的口号。[4]以纽约和东京为例，它们都拥有发达的公共领域，其社会力量相当强大，民间组织多得难以统计。这些组织不仅促进了社会整合和群体间的认同，而且使国家与社会密切沟通，易于使人们对城市的一些重要事项达成合意和共识。在此基础上，城市的各种政令得以畅通。同时，由于这些民间组织类似于遍布社会的大学校，可通过动员、组织、交流、合作、协商等活动，将其成员培养为现代城市所需要的、独立自主和自治自律的市民。[5]

二、城市治理的基本特征

城市治理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核心，因此在诸多方面与城市管理都有所差异。

（一）治理理念的现代性

相对于城市管理的这种单方性、高权性、强制性而言，城市治理则贯彻一系列新理念，包括人本、人文、民主、法治、高效、和谐六个重要理念，构成有机联系、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现代城市治理理念体系。

（二）治理主体的多元性

在城市治理中，政府承担着重要的基本职能和责任，却不再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之外的企业、公民和第三部门等也是公共治理的主体之一。他们在城市各个领域中发挥着各自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分担城市治理的责任，实现对城市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以达到公共管理品质的正当化、公共管理效率的最优化，推动和谐共生的多元化城市治理模式的形成。

（三）治理权力的民主性

政府不再垄断公共权力，而是由各主体共享，每一个治理主体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拥有平等的决策权力，拥有自主作出决定的自由。[6]只有充分发挥不同组织的正面功能，才能增强城市治理的有效性和公共服务的优质供给，平衡和协调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回应社会诉求。

（四）治理方式的丰富性

城市治理在方式上更注重平等对话、谈判、协商等民主方法的运用，特别是积极运用“增量资产”（即以柔性管理为主的新型管理和服务方法），对“存量资产”（即传统管理方法）进行民主化改造，形成刚柔并济的管理机制和方法。这可最大限度地吸引公民、第三部门等共同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中，从而切实推动城市各领域由单向管理向双向互动治理模式的转变。

（五）治理规范的多样性

社会主体的多元化要求由多样性规范来治理社会。实行城市治理，需要恰当运用各种社会规范，进一步发挥社区公约、村规民约、道德规范、当地习惯等“软法”的作用。这些规范是在现实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内生性，更具有灵活性，实施效果会更好。这既是对社会的一种支持，也是社会和政府之间互动的一种表现。

nlc202309040031

（六）治理效果的长效性

单纯的权力式管理通常容易忽视管理对象的意见，可能导致其不满，城市管理呈现出的秩序也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这在近年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可见端倪。而城市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得政府决策在充分吸纳市民的意见和建议后而形成，决策的执行过程会更为顺畅，治理效果才会更长效、稳定。

三、城市治理的组成要素

（一）以多元主体参与为中心

城市治理需要把社会各种力量和政府职能结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监督、相互合作的公共服务供给系统，该系统中大致包括行政机关、行政助手、社区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市民个人。各类主体分别在不同的城市治理领域以不同方式发挥各自所长。

（二）以体制、制度建构为支撑

城市治理的新理念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应当在实际运作中以体制、制度为支撑和承载，构建其现实路径。在建构相应体制和制度时，需要融入治理的因素。实现城市治理的制度保障包括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制度、社会监督制度、公用事业市场化制度、刚柔并济以柔为主的执法制度等。

（三）以机制、方式创新为抓手

城市治理同样需要机制和方式上的创新，这为促进城市治理提供了新的抓手。“行政权力运行不应只是单一方式的强制性管制，行政管理方式还应符合柔和、弹性、协调的要求，才能实现政府治理的稳定高效化”。[8]可以通过完善居民自治和政民沟通等机制，使用柔性化、民主化、公开化的行政手段（如行政指导等），达到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与双向互动。

（四）以信息技术运用为保障

“新的技术，不但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同时，它还有助于重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9]信息技术手段的高速发展改变了政府行为的方式，提供了更为便利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提升了公民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从而改变了传统行政管理中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促进了政府行为模式转变，有助于实现现代城市治理。

三、《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的制度创新

南京市已经认识到城市治理的观念演进和现实需求，经多次征求各方意见后颁布的《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提出“城市治理”，并予其一定程度的制度化，在我国城市尚属首例，其中不乏理论和实践的闪光点。

（一）城市治理的概念阐述

《条例》第二条第一款阐明了城市治理的概念，“是指为了促进城市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增进公众利益，实行政府主导、公众参与，依法对城市规划建设、市政设施、市容环卫、道路交通、生态环境、物业管理、应急处置等公共事务和秩序进行综合服务和管理的活动。”

该条第二款则厘定了城市管理与城市治理的关系，指出政府的城市管理行为是城市治理的基础性内容。其中确定的城市管理和城市治理的关系是符合我国实际的。根据前文对城市治理多元主体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城市治理并不排斥政府的管理职能，政府的城市管理权力行使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因此，《条例》阐明实行“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然而，要谨防此种“主导参与”关系变异成为“政府单方决定、公民参与虚置”，这需要实效化的制度支撑。

（二）“公众参与、共同治理”的基本原则

《条例》第四条将“公众参与、共同治理”列为基本原则之一，作为城市治理的核心观念和集中体现，该原则足以彰显城市治理理念在该《条例》中的地位和价值。这类条理法既为《条例》及其细化规则的制定提供了标准，又可在法律空白或存在矛盾时提供行为准则，从价值追求上为《条例》的制定和实施进行正确引导和规范（需要说明的是，条理法是中国人民大学莫于川教授新近概括论述的一个概念，特指立法目的、立法精神、法律价值、法律原则以及特殊条件下的社会公德、当地习惯等成文或不成文的广义法规范。条理法广泛存在、富有功用，执法者和司法者在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等特定情形下，可选择适用立法精神、立法目的、法律价值、法律原则、社会公德、当地习惯等条理法作为判断是非、解决争议、补救权益、处理案件的多样化补充依据）。

（三） 城市治理委员会的设置及运行规则

《条例》第九条至第十一条大篇幅规定了“城市治理委员会”负责组织、指导、监督考核城市治理工作，协调城市管理相关部门之间以及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该委员会由公务委员（市人民政府及其城市管理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市民代表、社会组织等公众委员共同组成。为了提高公众参与度，城市治理委员会的组成要求不低于50%的公众委员。他们具有“依法对城市治理重要事项作出决议”的权力。

作为体制上的创新，城市治理委员会的设置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供了有力平台和支撑。虽然《条例》囿于地方性法规的篇幅限制，没有规定具体产生办法以及详细议事规则，但第十条第二款已经授权由市人民政府另行规定，值得持续关注。

（四）专章规定“公众参与治理”

公众参与是《条例》中的重大创新点，也是难点，城市管理部门贯彻落实城市治理条例的效果好坏，关键就在于公众参与程度和效果。为防止公众参与落空，《条例》详细规定了公众参与的相关内容。

1.公众参与的方式

首先，一般性城市治理活动，公众可以通过专家咨询、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网络征询、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参与。公众委员参与城市治理决策前，应当就会议讨论事项提先深入开展调研，听取和汇集公众意见。

其次，对于可以市场化的城市治理活动，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方式转移给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推进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

2.参与的多元主体

纵观该章，可以发现《条例》规定了多样的参与主体：包括公民个人、公众委员、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志愿者组织、中介组织、社区、新闻媒体等。《条例》对各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了原则性规定，更为细化的规定有待相关下位法律文件的进一步深化。

nlc202309040032

3.政府的相应义务

政府应当为公众参与提供必要条件，如，在召开座谈会、论证会之前，政府负有公开相关信息、告知参与事项等义务，并应当认真研究公众提出的意见，采纳合理可行的建议。另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公众参与提供物质和制度保障。公众依法参与城市治理活动遭受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给予适当救助或补偿。

除了上述一般性规定以外，《条例》还在第四章“城市管理的具体事项”中将公众参与进一步具体化。如：第二十条规定编制城市各项专项规划应当听取公众意见；第三十二条规定实行物业管理的区域优先适用物业合同以及业主大会制定的规章制度，是对公民自治的尊重。

（五）柔性治理方式的运用

《条例》不仅将“柔性管理、最小损害”确定为基本原则，还在七十二条进一步规定：“城市管理相关部门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性质和危害后果，采取与达到行政目的相适应的行政执法方式，优先采用教育、劝诫、疏导等手段。当事人违法情节轻微，经教育后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并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不实施行政处罚。”

可见，《条例》赋予了多种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权利，使有序参与得以法定化、制度化。虽然《条例》的规定仍显简单，但为进一步规则的细化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指引。

参考文献：

[1]James N.Rosenau and Ernstt-Otto Czemiel， eds.，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P.5.

[2]孙荣、徐红、邹珊珊.城市治理：中国的理解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7.

[3]郭正林.城市管理创新导向：从政府管理到公共治理[J].城市管理，2001，1.

[4]佟德志.从“管理”到“治理”——面向信息时代的政府职能创新[N].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5]张志铭、谢鸿飞、柳志伟、渠涛，等著.世界城市的法治化治理——以纽约市和东京市为参照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38-339.

[6]孙荣、徐红、邹珊珊.城市治理：中国的理解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0.

[7]莫于川.柔性行政方式法治化研究：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视角[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8]莫于川.有限政府·有效政府·亲民政府·透明政府——从行政法治视角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J].政治与法律，2006，3.

[9]Christine Bellamy and John A.Taylor， Governing in the Information Age，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8，64.

（责任编辑：赵静）

制度化带给教育的双重影响 篇4

关键词：教育,制度化,繁荣,困境

“ 自有人生,便有教育。 ”最初,教育与人类的生产劳动、宗教活动、休闲娱乐浑然一体,只有独立的教育实体———学校出现以后,专门化的学校教育才作为与在生产劳动和生活过程中进行的非学校教育相区别的一种形态得以产生和发展。 此时,面对贫乏和有限的教育资源,为避免因争夺资源而导致的竞争暴力行为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人们以学校为载体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教育制度。

到了近现代,人类所经历的产业革命以及之后的科技革命,使教育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土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专门化的学校教育受到整个社会控制和运行机制制度化这一突出特点的影响,不仅在其内部形成了比较连贯的衔接, 而且与社会中的各个行业也形成了对应关系,这便促成了以正规学校教育为核心的多层次教育系统,即制度化教育的形成。 中国在清朝末年“ 废科举,兴学堂”措施的实行,对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性质、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都作了规定的新学制, 以及自中央到地方的新型、拥有相对独立地位的新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预示着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和发展。

一、制度化带来的教育繁荣

教育制度化是教育制度不断完善、发展和变迁的动态过程,制度化教育便是这一过程发展到一个更新程度、较高层次的直接结果。 由于其具有制度化所蕴含的高度标准化、规范化、复杂化、程序化、具体化和操作化等符合现代科技进程的一系列特点, 使制度化教育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尤其是在使教育规模空前发展、教育对象不断扩大、教育效率极大提高方面发挥着不可比拟的作用,因而成为衡量现代教育是否成熟的一个有效标志和当下教育领域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1.制度化提高了教育效率

由于教育受制度化所遵循的典型科学思维和技术理性的影响,以及对工厂批量生产产品方式的借鉴,使教育发挥出了很强的规模效应,即在教师数量不变,尤其是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迅速扩大了教育教学规模,使学生在短期内尽可能多地接受各种知识和技能,使整个现代教育把各种知识技能越来越高效地教给学生, 实现早出人才、多出人才、快出人才的教育目标,有效地提高了教育效率。

2.制度化保证了教育质量

制度化所具有的成套规则和密集规范的特点,使教育从师资队伍的选拔、培养以及考核,从教育行政部门的设置及管理都有章可循;从宏观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置,到具体教学时间、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以及教学评价,甚至是课堂中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速度学习、学习什么内容,学生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最终实现什么样的目标,都在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中有明确而详实的规定。 这种标准化和程序化的过程,增强了教育的可量化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保证了教育质量。

3.制度化促进了教育公正

制度一旦确立就具有强制性,而且公平、正义是其基本特质, 无偏颇地一视同仁是其根本特征。尤其是新制度主义将独立个人及其平等自由权利作为建立制度的基石。 教育在制度化的过程中,通过对教育对象、教育年限、管理方式、评价制度等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不断解决由于教育资源有限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在享有教育和教育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促进了教育资源使用效率最大化和教育的相对公平,避免因争夺资源而导致的竞争暴力行为和社会冲突。

二、制度化造成的教育困境

1.制度化的原生缺陷造成对本真教育的疏离

教育在满足制度化的特点,使教育活动逐渐从不健全、不固定、无序的状态走向规范化、模式化和有序化,发挥其作用和优势,带来教育繁荣的同时,却摆脱不了制度化所具有的原生缺陷。 所谓“‘ 原生缺陷’并不是制度化结构本身不完善或与其规范对象不相匹配所造成的,而是指当制度化结构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由于它必须满足某些特定要求而必然带来的问题”[1]。 具体来看,制度化使教育按产品生产程序来进行“ 育人”,发挥规模效应提高教育效率的同时,使教育过程呈现出划一性和封闭性的特点, 这就难以让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和优势,帮助学生通过挖掘和发展自己的优势智能来接受教育、得到成长,从而阻断了受教育者“ 成为你所是”的可能之路。 此外,制度化使教育通过严格的规定和监控保证教育质量的同时,不仅使教师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 也难以给学生创造自由选择、自主决定以及发挥潜能的空间和机会,在最初启蒙阶段就开始剥夺人们自由选择和建构意义的机会,损害了人真正成长的需要以及在智力和情感上的同一性,遮蔽了受教育者挖掘自身潜能和满足自身发展所需的可能之路。 这就注定了制度化教育的命运———自诞生之日起就必然滋生出比如重智力开发轻性格养成、重技能培训轻情感培养、重知识传授轻文化孕育、重统一性教育轻个性化教育等各种问题, 从而使个体自身的发展游离于教育之外,导致教育与“ 既授人以生存的手段和技能,又导人以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既使人懂得何以为生,使人懂得为何而生,拥有人所特有的意义世界”[2]的本真教育不断疏离。 此外,制度化具有的公正特点在教育中难以做到真正的公平。 因为其具有选择和竞争特点的排他性筛选和培养方式,将大部分教育资源集中于少数“ 杰出人才”和“ 精英人才”,从而使大部分人都被排斥在享受优质教育的范围之外。 正如有学者指出:“ 制度化教育中的公正主要是程序公正,它基于个体的差异,追求一种应得而不是一种平等。 ”[3]上述这些问题之所以称为制度化带来的原生缺陷,是因为它是制度化与生俱来的,教育无法通过自身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来加以克服和弥补。

2.制度化的锁定原理使学校与家庭和社会三者之间的职责错位

锁定原理是经济学中著名的关于描述制度的一种现象,它是说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旦选择某种制度,就会对这种制度产生一种依赖并在一定时期出现制度自我强化现象。 换言之,就是制度可以在某一方向上不断繁衍复制, 包括复制繁荣和衰败。 教育在制度化的发展过程中也深受这一原理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当教育开始沿着专门化的学校教育这一方向不断繁衍复制时,就开始越来越排斥属于教育最初形态的、与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可以随时随地都能进行的非学校教育的教育形态,开始不断弱化非学校教育形态在人类进步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了我国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之间职责失衡、重点错位。 一方面,学校教育越来越远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产实践,教学成为一种脱离因本能求知欲而激发学习兴趣的枯燥过程,学习也蜕变为一种脱离丰富土壤的文字和数字游戏。 这种用知识掌握来代替对学生自身发展关注的倾向、 用学生外在的行为代替内心情感体验的倾向、用单纯知识学习来代替向社会和世界的学习的倾向,使教育、学习和知识日渐成为了人们实现自身生存意义的牢笼,以至于酿成了许多令人痛惜的悲剧。 如不仅大学生因处理不好学业、工作和情感等问题轻生自杀屡见不鲜,还有中学生,甚至原本天真烂漫、享受无忧无虑童年的小学生却因作业等各种问题自杀或相约自杀。 另一方面,家庭教育迷失了自己应该承担的任务和责任,而去追求一些本来应该属于学校的任务和责任。 它将教育目的和关心的重点集中转向孩子的学习方面,却忽视对孩子性格的培养和情感的关爱, 或者给孩子许多畸形、偏执的爱,或者给孩子许多错位的爱,同样造成了许多令人痛恨而又无奈的现象。“ 一群无比痛恨应试教育的父母,唯恐通不过没天理的考试;一群无比钟爱自己孩子的家长, 整天琢磨着怎样虐待孩子。 ”[4]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无奈、焦虑、矛盾和恐慌心理,深切地描绘着当下中国父母的真实状态。“ 如果家庭或学校为儿童所设计的教育情景不能配合儿童的心理需求, 不能使他们从求知中得到快乐,在学习中健康成长,在生活中准备生活,而只是给予望子成龙或升学主义的观点强制儿童学习,难免使教育本具有人格发展的助力变为人格发展的阻力。 ”[5]同时,社会教育是现代社会教育体系中不可忽略的部分,其意义在现代社会愈加重要,它不仅要实施一些具体的教育活动,更应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建造拥有积极的氛围和风气的良好软环境。 但实际上很多社会文化机构以及有关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却热衷于物质化追求,沦为功利主义的工具。 因此,一旦教育出现问题, 学校将责任归咎于家长的失职、社会的问题,家长和社会则指责和埋怨学校教育的低效和偏颇。

3.制度化的保守性抵制了教育制度的变迁

制度总是处在形成、 协调和衰败的过程之中,教育制度本身也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也在积极寻求主动变迁,但“ 社会活动或行为模式或多或少制度化了,那就是达到了程度不等的正式化程度,并包含了价值和情感依恋的融合,以及由此而来的抵制变迁和保存制度趋向的融合”[6]。 虽然制度形成确立以后会不断发展变迁, 但一旦制度化了,它就会对社会各种关系的发展显示出强劲的惰性和抗拒性, 产生出对制度变迁进行抵制的保守性。 也就是说,教育在制度化过程中,在积极寻求主动变迁的同时,对制度变迁产生抵制的保守性将如影随形,即便是落后的、低效率的、不合理的制度和成分,依然会长期存在,不会主动消失。 而且,虽然制度总是处在形成、协调和衰败的过程之中,但是这种演进将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对教育需求的增长和变化, 与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土壤以及要规范对象的变化而言,它无法达到同步,表现出无法消解的滞后性。 正因为如此,在飞速发展的当代,随着学习化社会的到来和终身教育理念的确立,制度化教育中的落后、低效、不合理的成分更加显得突出。 制度化教育“ 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发展的‘ 瓶颈’,它早已成为当代国际范围内教育改革的锋芒所向”。[7]

三、克服和消解制度化带来的教育困境

1.加强价值形态的教育

教育要克服制度化的原生缺陷,必须从制度化教育之外寻求解决和补充。 不仅要凸现教育的内在价值,即强调“ 传授和学习知识是为了体验其过程的愉快和在生活中的应用”来加以弥补,还要通过加强价值形态的教育来克服。 因为“ 要克服制度化结构的‘ 原生缺陷’,单纯在技术层面上寻求弥补方法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在承认二者‘ 形式异构’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精神价值系统的补偿功能”[1]。 具体来看,首先要凸显和发挥教育理想的作用。 教育理想是人们在批判、反思教育现实的基础上,根据特定时代中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对“ 完满”人的认识不同而产生的特点的教育需要,以及对教育发展规律和本质所进行的不断探索,而形成的有可能实现的对未来教育的一种美好设计与追求[8]。 教育理想作为一种以观念形式存在的价值形态,通过它人们可以认识教育本质、有效透析教育现实、摆脱并反抗教育中不合理的制度和束缚,通过它可以提醒人们制度化教育本身固有的缺陷,通过它人们可以不断批判、 否定现实教育来达到对理想教育的追求,引导现实的制度化教育不断超越自身羁绊走向完满。其次,要树立可能教育观。 可能教育认为人的潜能、本性和本质就是人的选择,人应该由自己自由地选择而非由外界来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 可能教育的目的是要向个体充分彰显丰富的发展可能性,并依据学生的禀赋和兴趣开发课程和开展教学,确保所有学生都享有最充分地运用自己潜能得到发展的机会。 它意味着教育的任务并不是让受教育者沿着现成教育体制已经规定好的方向和轨迹发展,让各异的学习者适应于统一的教育;教育的任务也不再是把学生套进既定的课程结构中,让每个人都受到所谓的“ 周全教育”;教育的任务更不是仅仅用考试所特有的用标准化、 唯一性为原则衡量学生的发展,人为地制造成功者和失败者。

2.凸现、发挥家庭和社会教育的独特功能

要让学校、家庭和社会承担起各自的职责和责任,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主要途径就是要加强和强调家庭和社会等非学校形态的教育。 学校教育作为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地位和意义显而易见,但学校教育不能也无法代替非学校形态的教育。“ 学校教育不应被看作教育的终点,而应被视为整个教育活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教育活动既包括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也包括校外教育。 有一部分教育应该是不拘形式的,并应被一种灵活多样的方式所取代。 ”[9]尤其是在当今终身学习时代,仅仅要求孩子好好学习、 取得好成绩是远远不够的,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善待他人、如何热爱家庭、如何与时代同步、如何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这些都是构成人的生存意义、 感受和享有幸福的必要条件,单纯依靠学校教育是远远无法完成的。 现代美国等国家倡导并流行的家庭学校就是针对学校教育的弊端出现的与其相对立的教育形态。 对于家庭教育来说,它是我们感受爱与信任、学会理解和沟通、懂得体谅和感恩的最初地方,是我们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人生梦想,决定社会关系的重要场所,它不仅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公共生活也极为重要。 所以家庭教育的目的不光是让父母为了使子女取得好成绩、 能够进入好学校而不遗余力、煞费苦心,更不是用学习成绩的好坏来代替对子女情感、人格方面的教育,它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用无条件爱的态度和有条件爱的方法,通过浓烈的情感体验来培养孩子感情方面的品质。 对于社会教育来说,首先就是要以其不受严格约束的灵活多样的形式和内容,不受阶级、地位、年龄资历限制的对象的广泛性,以及不受时间、地点和空间局限等特点,体现出极大的开放性,扩大个体选择教育的时空范围,充分发挥其他教育形态不可比拟的特殊作用, 有力地补充以学校教育为核心的制度化教育,成为全社会中极为重要的教育资源。 它的任务是通过对制度进行有效的价值规范和引导,建立合乎人性健康成长和有利于学习者接受教育的软环境。 如在德国,校外环境对学习者的影响已受到重视并成为德国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未来趋势。“ 德国研究者认为,学习者不同的生活情境以及社会、机构的框架条件共同影响其学习和发展。 人们必须从一个更广泛的‘ 生态’视角观察分析‘ 学习者’所处的环境现实。 ”[10]

3.鼓励灵活多样和富有个性化的嬗变途径

系统只有在开放、远离平衡态和有涨落的情况下才能不断发展。 要克服制度锁定原理引起的保守性,消解由于对主动变迁的抵制和抗拒所引起的不符合时代社会发展和个体需求的落后、不合理和低效的成分的存在,首先就是要充分打破学校教育那种封闭式的教育体系,用开放的观点,积极寻求制度化教育的主动嬗变。 当今整个教育已经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到人的各个方面,因此,必须用一种动态的、 不断变化的体系来替代静止和保守的体系。教育教学实践就为我们弥补制度化教育的缺陷提供了丰富、生动而又鲜活的土壤和素材,我们要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寻找落脚点,在坚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鼓励个性和多样的嬗变途径,充分发现和鼓励更多赋有个性化和多样性的新的教学途径和渠道。

总之,教育的对象是复杂、变化和发展的,是生理与心理、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所以人的发展难以用一致的程序规定,难以用一样的方法操作,难以用统一的标准衡量,难以用直接手段进行测量。 因此,制度化对于教育,其目的不是让教育教给孩子如何遵守制度,更不是让教育用制度去约束孩子,而是要通过各种体系和制度、规章和规范为受教育者创造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为受教育者提供发挥自己潜能、拥有自己的生存样态和实现生活幸福的平等机会,促使受教育者去运用制度,充分发挥制度作为使人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手段的工具价值。

参考文献

[1]杨亮才,杨育民.论制度化机制及其缺陷的价值补偿[J].学术交流,2003(3).

[2]鲁洁.教育的返朴归真——德育之根基所在[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4).

[3]冯建军.制度化教育中的公正:难为与能为[J].教育科学研究,2007(2).

[4]拿什么拯救我们的教育.http://news.cn.yahoo.com/newsview/zgjzj ykh/

[5]张春兴.教育心理学——三化取向的理论与实践[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亚当·库帕,杰西卡·库帕.社会科学百科全书[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7]陈桂生.再论“制度化教育”——兼答康永久君[J].当代教育论坛,2002(12).

[8]唐海朋.凸显教育理想:教育平衡发展不可或缺的理论视角[J].教育导刊,2008(12).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与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