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主体（精选六篇）
适用主体 篇1
一、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意义
作为权利救济与制衡的重要机制, 派生诉讼对于维护公司利益、强化对董事等高管人员经营决策的监督有着重要意义。董事及高管人员的权限随着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转化而日益扩张, 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层出不穷。法律明文规定赋予股东诉权, 在公司内部权力制衡难以达到维护公司利益的情况下, 可以借助法院的力量来实现。现行立法对该制度的主体适用范围并不明确, 同时也有不合理之处, 严重限制了派生诉讼在实践中的应用。
二、适格原告范围
股东属于适格原告的范围属应然之意。有限责任公司包括所有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包括连续180 日以上 ( 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已期满的持股时间) 单独或合计持有1% 以上股份比例的股东。适格原告的要求无非就是防止滥诉行为的发生, 然而, 高标准却严重制约了派生诉讼的发展。
三、适格被告范围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除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 被告还包括“他人”。“他人”的范围并不明确, 应包括清算组、控制股东、侵害公司权利的第三人 ( 如债务人) 和公法主体 ( 如行政机关) 等。
( 一)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于公司负有忠实和勤勉义务, 违背这些法律意义上的义务常成为派生诉讼的导火索, 具体包括滥用公司管理权、侵占公司资产、自我交易、受贿行为、篡夺公司机会等。
( 二) “他人”的范围
1. 清算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 二) 》明文规定对于清算组的不当行为, 在清算期间股东对之提起的诉讼属于派生诉讼。清算期间, 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 仍享有诉权, 可以由股东代为行使。当公司已清算完毕注销之后, 就不再存在公司怠于行使诉权而由股东代为行使的问题了, 也就不属于派生诉讼的范围了。
2. 控制股东
法律明确规定控制股东不得利用其所享有的控制权力来实施损害行为, 否则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控制股东通过多数决的方式选举出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等高管人员, 当董事会迫于控制股东的影响, 以牺牲公司利益为代价谋取私利时, 控制股东理应成为派生诉讼的被告。
3. 债务人等第三人
否定说认为, 合同具有相对性, 股东作为公司与债务人之间合同的第三方, 不具有诉权。况且公司怠于追究债务人责任的主体一般是董事会, 被告应当是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但在派生诉讼中, 股东行使的是属于公司的诉权, 并没有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同时, 若债的诉讼时效即将届满, 还要先对董事等提起诉讼也不符合效率原则。
4. 非执行职务的公司内部人员
原则上, 只有职务行为才属于派生诉讼的范围, 但是现实中很难将内部人员的职务或非职务行为划分开, 二者往往掺杂在一起。对公司来说, 是否因行使职权而造成损失并没有任何差别, 公司都享有追究责任的权利。例如, 抽逃出资的股东, 泄露企业秘密的雇员等。
5. 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作为公法主体, 当侵害公司合法权益时, 譬如乱收费、非法吊销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侵害公司自主经营权等, 应当纳入派生诉讼的范围。公司出于多种考虑不敢或无法提起诉讼, 但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公司的利益将更富成效, 因为他们并不畏于行政机关的强制力。
四、公司及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
派生诉讼中真正的原告是公司, 但由于董事会未作出起诉的决定, 公司就不能拥有原告资格。所以, 英美法将公司看做具有名义上的被告和真正的原告双重身份; 日本商法采用公司辅助参加被告应诉制度; 还有国家采用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无论哪种方式都是为了使判决效力直接作用于公司。其他股东如认为必要可以申请加入诉讼, 作为共同原告, 除非法院认为有拖延诉讼之嫌。
五、结语
派生诉讼已成为两大法系在保护少数股东利益、监督公司经营权上的一个共同的制度选择。派生诉讼的确立极大的鼓舞了股东捍卫公司利益的热情, 也赋予了股东主人翁的精神, 将促使股东更好的监控公司高管的经营行为, 使其更加诚实守信、勤勉尽责, 使公司的治理水平和中小股东的保护取得更大进展。
参考文献
[1]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适用主体 篇2
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作出一些对被执行主体的变更和追加的规定，但由于一些特殊情况，在实践中容易产生一定的分歧。在此，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执行实践，谈谈被执行人的变更和追加的个人一点体会，以供大家相互探讨。
一、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主体的法律规定及法律地位
《民诉法》二百一十三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的，以其遗产偿还债务，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由权利义务承受人履行义务。民诉法适用意见第271至274条以及《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6条至83条，对执行程序中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又作出了补充规定。由此，可以看出，从主体上讲，所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主体是指现有的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扩张到其他（另案）民事主体，主体的产生是基于法院已经生效的文书而产生，新的主体所承担的义务也是基于原判决确定义务。
二、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的法律情形
根据《民诉法》和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主体，从主体资格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作为债务人的公民死亡，可以变更其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为被执行人。二是作为被执行人法人分立、合并以及股东变更的情形。前者，在执行实践操作比较简单，只要充分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主体资格。根据《民诉法》213条规定的精神，应当认定其权利义务承受人作为被执行人，一般说来，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即是继承人。二是继承人应以其继承遗产的财产范围内对外清偿债务，按照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承担有限责任。但在实践中，遗产的范围往往难以确定，由于中国人的物权观念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物权法也正酝酿之中，加之封建世袭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中国人的传统家庭，遗产和个人财产统统混为一谈。“人死债烂”的观念在一定范围还存在等等。在这里，除严格按照继承法执行外，还应坚持占有、持有、使用、产权过户登记等原则，以具体情况，给执行法官留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
相对而言，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分立合并、撤销以及股东的变更的情形较继承人遗产而变更追加的情形，更复杂的多，在这里，笔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
（一）法人分离的情况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分离后，将谁变更为被执行人呢？《若干规定》试行办法79条规定，法人分离分为两种情况，合法分立和非法分立。规定指出合法分离的，分离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分离协议确定的比例承担债务；不符合法定程序的非法分立，由分离后存续的企业按照其从被执行企业分得的资产占原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对申请人承担责任，对于因法人非法分立导致债权人债务不能实现的，分立后存续的企业是否承担连带责任，法律没有规定，但从保护债权人利益、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出发，笔者同意让其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
（二）法人合并的情况
法人合并是指两个以上法人机构合并为一个独立法人机构情形，合并后的法人继承了原合并前各法人的债权债务，是其权利义务承受人。因此，应当将合并后的法人作为被执行人。
当然，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主体除以上两种主要情形外，还有其他诸多情形，如作为被执行人的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判决确定的债务的，可以追加合伙人个人为被执行；作为被执行人的相关法人被撤销、注销的，被撤销相关法人的职权无其他部门继承行使的，追加作出撤销决定的部门为被执行人，被注销的（一般指工商等职能部门依法注销）追加继续行使其职权的其他部门为被执行人；法人的分支机构不能清偿债务的可以追加法人为被执行人诉讼或执行中的担保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人可以追加为被执行人；对于夫妻共同债务而言，夫和妻都是债务主体，夫妻关系存续的可以将夫妻另一方追加为被执行人；夫妻关系解除的，不影响夫妻关系存续前的债务，可以执行夫或妻。其它情形在此不再赘述。
三、变更追加被执行人主体的程序和方法
1、申请执行人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证据证明，一般情况下，法院不得依职权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人。
2、法院对申请人的申请和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并据此作出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的裁定或裁定驳回变更申请。
3、变更追加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变更追加裁定可以向上级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四、变更追加被执行人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变更上加被执行人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不得任意、随意扩大范围变更追加。
2、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应当切实保护案外的利益，不得妨碍其他人承租权、承包权合法的占有、使用、处分权等，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应当依法进行审查。
适用主体 篇3
目前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的专门研究并不多。现有研究大部分着眼于对“经营者”内涵与外延的厘定，对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的范围进行系统性探讨的寥寥无几。本文将对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的三种学说进行评述，并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2款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经营者、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外的其他主体之适用问题的规定，同时反观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这方面的规定，并由此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的合理扩张进行探讨。
一、学说争议及评述
1.学说争议
目前，学界对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主要存在三种观点：单一主体说、二元主体说以及多元主体说。单一主体说，即经营者说，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只适用于经营者这一主体，即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该学说的认识主要源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的规定。二元主体说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有两个：其一，经营者；其二，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该学说内部又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是当然主体，理应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是特殊主体，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特别规定而适用该法的主体。多元主体说认为除经营者与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外，还有其他适用主体。至于其他适用主体包括哪些，学界观点不一，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其一，其他主体主要是一些不合法的经营者；其二，应从行为性质角度去扩大解释《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所规定的“经营者”，即凡是从事了经营行为即属经营者，具体类型为：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经营者、无照经营者、不是经营关系中权利义务承担者但实施了妨害竞争行为的人。
2.评述
单一主体说认识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最重要的适用主体——经营者，但仅止于此，导致适用主体的范围过于狭窄，有明显的缺陷。事实上，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身的规定就不局限于经营者。例如，第7条规定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行政垄断行为；又如，第10条规定了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二元主体说认识到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也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但该学说同样没有涵盖经营者、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外的其他主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多元主体说适用主体涵盖的范围更广，更符合法律的真意和现实的需求，具有进步性，但该学说同样存在一定的缺陷。该学说的第一种代表性观点仅包括不合法经营者，远远不够。第二种观点对“经营者”进行扩张性解释，把其他实施妨害竞争行为的人纳入经营者范畴中，这有些牵强。比如，将侵犯商业秘密的企业员工认定为经营者显然不合适。然而，该观点提出的“从行为角度进行界定”对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的界定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现有规定为多元主体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遐想”空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关于经营者、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外的其他主体（以下简称其他主体）之适用问题主要见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2款，接下来笔者将对该条款进行分析。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其他主体之适用问题
1.《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2款之规定的评述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2款规定：“第三人明知或者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获取、使用或者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视为侵犯商业秘密”。这将第三人也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主体中，但是这一条款存在三个缺陷：其一，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必须以前款规定为基础，也就是必须是经营者先实施了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而第三人只能构成共同侵权，对第三人单独侵权的情况没有规制。其二，“明知或应知”的限定使部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理遭遇困境，如第三人不知经营者实施了前款所列违法行为，而且也没有应知的必要，但其披露了他人的商业秘密，这种情形究竟是认定为共同侵权，还是认定为单独侵权，抑或是不构成侵权行为，在处理上易造成混乱，也容易让行为人“钻法律的空子”。其三，这里的“第三人”一般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对政府机关使用或者披露因公务需要掌握的商业秘密的行为没有规制。
由此可见，该条款的本意是对侵犯商业秘密这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共同侵权的第三人进行处罚提供依据，而非专门规定一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更不是从行为角度对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进行扩张。因而这也是导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单一主体论和二元主体论学说盛行的一个原因。
2.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存在的问题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适用主体界定为“经营者”，这既不符合竞争法的价值目标以及法律性质，也不适应实践中对不正当行为的规制要求。
首先，这种界定不符合竞争法的价值目标。竞争法的价值目标是维护竞争秩序。“竞争法之所以将秩序作为价值目标，是因为竞争是一种理想的资源配置方式。”现代竞争法保护的是竞争而非竞争者，因而竞争法除了保护竞争者的利益之外，还保护其他市场参与人（特别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
从竞争法的价值目标考出发，只要是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都应当受到规制，这才是立法所应当追求的。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第2条中规定适用于“经营者”，这种适用主体上的狭隘性显然不符合竞争法的价值目标。
其次，这种界定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性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性质是行为法，而非主体法。一般而言，行为法更侧重于对行为的规制，主体法则侧重于对某类主体予以特别保护或限制。上文已经提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不是竞争者，而是竞争。该法并不是对经营者和消费者予以特别保护的专门立法，该法只是要求主体遵守符合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序良俗原则的商业道德，强调有关主体的商业行为不能破坏竞争秩序、市场秩序而已。而且，虽然该法也包括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但是该目的是通过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实现的，或者说，规制行为是实现该立法目的首要路径。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性质要求其应首要关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
最后，这种界定不能适应我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要求。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属性，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现实中，由于法律规定的局限性，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得不到规制，市场竞争秩序面临挑战。司法实务中，已有对经营者扩大解释的做法，但由于法律现有规定的限制，在具体操作上遭遇到了困境。
反观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的规定以及一些国际规范，其适用主体的范围与我国相比要大得多。
三、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规定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关于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规定的行为主体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一般并不列明具体的主体，只要实施了相应行为的都可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主体。以下主要介绍几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立法。
1883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规定，“凡在工业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信用的竞争行为即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行为。”
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的示范条款》规定，“在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信用的任何行为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1986年修订的瑞士《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不正当竞争是指任何欺骗性商业行为，或以其他手段，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任何商业行为。”
上述立法并未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进行界定，而是规定了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实质上就是从行为的角度规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
此外，德国1909年《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对于在商业交易中以竞争为目的而实施违背善良风俗行为的任何人，可以请求停止行为和承担损害赔偿。”该条文虽然提及适用主体，但并未明确主体类型（“任何人”），实质上是从目的及行为两方面对适用主体进行界定。
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规定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不正当竞争行为主体和类型日益多样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现代反不正当竞争法因其‘多重法域、多元目的的背景’，其保护的主体呈多元化。”若从主体上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进行界定，则无法涵盖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从行为角度界定，将更好地实现保护竞争这一价值目标。
四、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的扩张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过于狭窄，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已然面临挑战。200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稿增加列举了几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但适用主体仍然局限在“经营者”的范畴之内。当前，对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进行扩张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试图就此从两个侧面提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的扩张建议。
首先，从行为角度来界定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界定了行为，主体就会不言自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范围也就明确了。具体而言，可以借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的规定，结合诚实信用原则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界定。这将构建起实质意义上的一般条款，同时也扩张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无论是对理论还是实践均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次，对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进行限定。并不是所有的市场主体都是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只有那些参与和市场竞争有关的活动或者对市场竞争产生影响的行为主体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一方面，某些单位或个人的行为可能间接产生不正当竞争效果，但是他们并未参与和市场竞争有关的活动，或者并未对市场竞争产生直接影响，这时候将他们纳入规制主体就不合适。另一方面，某些单位的个人的行为虽然从表面上不符合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素，但是由于他们的行为对市场竞争产生了影响，如果不对其进行规制则不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也不符合经济法实质公平的理念。
从上述两个侧面对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进行合理的扩张，既可以加大对市场竞争的保护力度，又可以将这种保护力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有助于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个度的把握必须从法律规定的完善上入手，而不能仅仅交由司法机关或行政机中去自由裁量。我们也期待反不正当竞争法重新修订，在适用主体上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五、结语
我国目前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在实践中遭遇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正是源自现有法律规定过狭。寻求这种困境的突破，须得从法律规定上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进行适度的扩张。事实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就为适用主体向经营者之外的主体扩张提供了“遐想空间”。但是如何进行合理的扩张，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从界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角度来界定适用主体是一个很好的思路，这和竞争法保护竞争的价值目标以及经济法实质公平的理念是相吻合的。当然，还需要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主体进行一定的限定，使反不正当竞争法适用主体的扩张更加合理。
废标权利行使主体的法律适用之探究 篇4
废标一词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某份特定的投标文件作废,即评标委员会根据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的规定作出的判定其无效并取消其继续参加评审资格的决定,《招标投标法》 已经将此种废标权赋予了评标委员会;另一种废标是指所有投标均作废,即宣告整个招标采购活动作废,需要进行重新招标或报批后改用其他方式采购。 本文讨论后一种含义下的废标权利行使主体的确定问题。 具体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在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情形下废标权利行使主体的确定
对于投标人少于三个的,应当废标[国外称为“流标”(bids)],将投标文件原封不动退还投标人。 此种情形下,行使废标权利的主体应该是招标人。 根据《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前, 收到的投标文件少于三份, 也就是投标人少于三个的,招标人应当依照本法重新招标。 这里重新招标的前提必须是招标人宣布本次招标作废后才能另行组织新的招标。 而《政府采购法》没有规定货物和服务在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中关于“招标、投标、开标、评标” 等的法定程序。 根据我国宪法的位阶理论,《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都是属于同一位阶的,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招标投标法》是程序法,《政府采购法》是实体法,均应优先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适用。 《招标投标法》第二条规定,该法适用于中国境内的所有招标投标活动,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而如前所述,《政府采购法》并没有规定货物和服务在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中关于“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等的法定程序。 因此,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活动中,相关程序仍应遵循《招标投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执行。 在此种情形下不得开标,应首先由招标人行使废标权力。 至于废标后是否重新招标,应该按照《政府采购法》第37条规定执行。 尽管财政部18号令《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财政部18号令)第43条规定,投标截止时间结束后参加投标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除采购任务取消情形外,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按情况处理;处理结果可能废标也可能不废标而改为其他方式采购,而如果废标,应该由财政部门行使废标权利。 如前所述,我们认为财政部18号令属于部门规章,其法律效力低于《招标投标法》,故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活动中,遇此情形仍应由招标人行使废标权利;至于废标后是否改为其他方式采购,可按照政采法第37条的规定执行。
二、 在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少于三个的情形下废标权利行使主体的确定
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少于3个的, 应当由评标委员会使行废标权利并依法重新招标。 按照招投标法配套的行政法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19条第2款规定,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少于3个的,应当废标,并依法重新招标。 《政府采购法》只允许对邀请招标进行资格预审, 却并没有对资格预审的相关程序作出规定。 如前所述,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的招标投标评审程序应按照《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 因资格预审属于评审内容,若通过资格预审的投标人不足三家,则仍应由评标委员会行使废标权利。
三、 在所有投标均被否决或经部分否决后有效投标不足三个的情形下废标权利行使主体的确定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所有投标均被否决,因而形成废标的;或者评标委员会根据规定否决不合格投标后, 因有效投标不足三个使得投标明显缺乏竞争的,可以否决全部投标。 在此两种情形下,废标的行使主体应该是评标委员会。 《招标投标法》第42条规定“评标委员会经评审, 认为所有投标均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 可以否决所有投标”。 《招标投标法》配套法律规范《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部分投标被作为无效标处理后,有效投标不足3个,使得投标缺乏竞争的,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所有投标;当然如果评标委员会认为剩下的不足三个有效投标的价格仍然具有竞争性,也可以不予废标, 而直接推荐中标候选人。 不管是否废标, 都只能由评标委员会作出评判,只有评标委员会才具备否定所有投标的权利,其他相关主体,包括采购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均无权对投标作废标处理。 而《政府采购法》第36条第一款规定的第(一)种废标条件是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 不足三家时可能是两家,可能是一家,也可能是零家。 显然,此种情形下,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活动中是一定要废标的,这和《招标投标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规定是不同的。 至于应该由谁来废标,不管是《政府采购法》还是财政部18号令中都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此处的废标行使主体仍应和《招标投标法》及其配套法律规范的废标主体一样,是评标委员会。
四、在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情形下废标权利主体的确定
《招标投标法》的法律责任一章,规定了招标采购单位、招标代理机构、评标委员会及投标人等的行为违反本法规定,影响采购公正,影响中标结果时,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作出中标无效处理决定,并依照本法规定的中标条件从其余投标人中重新确定中标人或者依照本法重新进行招标。 同样,若重新招标,必先履行废标程序,因此出现这类法定情形引发废标时,行政主管部门应该行使废标权利。 而《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51条第7款规定,投标人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时,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若所有投标人均因为这个原因而被否决投标时,或部分投标被否决后,有效投标不足三个,评标委员会认定其缺乏竞争性而引发整个招标作废标处理时, 评标委员会应该行使废标权利。
《政府采购法》相关条款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此种情形下废标权利由谁行使,但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明确了出现法定情形(包括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时财政部门可以直接废标。 财政部18号令第五十七条规定,在招标采购中,有《政府采购法》第36条第一款第(二)至第(四) 项规定情形之一的,招标采购单位应当予以废标,并将废标理由通知所有投标供应商;第43条述及了财政部门可以直接废标的情形。 笔者认为,为了将有关法律和部门规章协调一致,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投标活动中,应分别不同情形规定不同主体行使废标权利:招标人行使的废标权利应使用在招标人发现投标人在招投标过程中或评标委员会在评审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并影响到采购公正性的情形; 而行政主管部门行使的废标权利应适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或接到投诉并查明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或投标人或评标委员会的行为违法违规且影响到采购的公正性的情形;当然,若评标委员会在评审过程中发现了所有投标人均因《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7款规定的违法违规行为而引起所有投标被否决, 或部分投标被否决后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的,仍应由评标委员会行使废标权利。
五、在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采购预算致使采购人不能支付的情形下废标权利行使主体的确定
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按照《招标投标法》及相关配套法律规范规定,此种情形属于评审内容,超过最高限价的投标由评标委员会在评审阶段作无效标处理, 所有投标都因这个原因被判作无效标,或部分投标因这个原因被判作无效标后,有效投标不足三个而明显缺乏竞争的,评标委员会对整个招标作废标处理;而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活动中, 若出现所有投标报价均超预算且采购人不能支付的,或者部分投标报价超预算,评标委员会作无效标处理后,有效投标不足三家的,应当废标。 诚然,这里所说的投标超预算,并不是说投标超过预算就应该废标。 为避免出现无谓的人力物力浪费,应该分别不同情形进行区别处理:一是因为预算制定不科学,或预算制定后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从而出现了投标报价高于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情形,这种情形应当废标。 二是因为招标人在确定原预算的基础上增加了配置,此时若贸然废标,再次招标仍然会出现废标情形,造成资源浪费。 因此,出现这种情况,可由评标委员会剃除增加的参数配置部分,再从投标人的报价中减除该部份金额再行评审。 三是投标价格虽然超预算但却如实反映了市场价格的情形, 则应该由采购人申请追加预算后再行组织评审。 显然,这些情形均应属于评标委员会评审范围内的内容,严格来说,仍应由评标委员会行使废标权利。 而财政部18号令第57条规定, 出现投标人报价超预算情形应由采购人行使废标权利。 笔者认为,虽然评标委员会是代招标人行使废标权利的,但如前面所述,此处直接由评标委员会行使废标权利更为妥当。
六、在因重大变故而将采购任务取消的情形下废标权利行使主体的确定
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因国家政策调整等情况出现,采购任务取消,这种情形在法律上属于不可抗力。 采购人应在取消采购项目的申请获得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将项目作废标处理, 投标人的救济途径可尝试申请国家赔偿来实现。
参考文献
[1]何红锋,马超容.厘清性质依法招标[N].政府采购信息报,2005年12月30日第425期头版
适用主体 篇5
决定是否适用一般条款的国家机关称之为一般条款的权力适用主体。虽然我国理论界对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是否是一般条款莫衷一是,但其第2条第1款在实践中已然发挥着一般条款的作用。我国现行法律对于一般条款没有明确完整的表述,尤其是对于一般条款的权力适用主体未有定论,这给实务操作带来诸多困扰,因此对于一般条款的权力适用主体的研究迫在眉睫。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权力主体的适用模式分析
(一)模式一:司法机关
司法实践中对一般条款的权力适用主体已有回应,人民法院通常会根据一般条款作出裁判,人民法院在事实上戴起了一般条款权力适用主体这顶“帽子”。笔者认为由司法机关担任一般条款的权力适用主体虽然会增加诉累,但有其无法比拟的优势:
1. 居中裁判地位:保障公平正义
一般条款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对一般条款的适用需要非常慎重、严谨,因此一般条款的权力适用主体必须严格依照法律保障权力合理使用。人民法院是“居中裁判”的国家机关,他的居中地位决定了它能够秉公执法,客观的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
2. 各国实践:有例可循
长久以来,先立法国家通常承认法院有弥补法律漏洞的权限,授权给法官一般条款具体化的权力,如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创立了对不正当竞争的司法控制模式,均确立了人民法院作为一般条款唯一适用机关的地位。
3. 经验丰富:保证认定专业
当前,人民法院在认定法律未明确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将来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正式规定一般条款及该条款的适用作了充分的司法准备。
4.《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质:民事权利救济法
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质上是侵害他人民事权利的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本旨是维护市场公平自由竞争,应以市场“无形的手”为主导,不宜过多地以“有形之手”干预市场竞争,否则将破坏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模式二:行政机关
有的学者提出由行政机关担任一般条款的实施机关比较合适。笔者分析了这一模式的利弊。
1. 优势:与我国立法传统相符
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在对待不正当竞争行为上,立法者首先倾向于行政机关的监管亦受此种传统的影响,对于受“奴性思想”影响下的企业和个人,也比较容易认同行政机关的控制。
2. 劣势:违反行政权力法定原则
《反不正当竞争法》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对该法明确列举之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行政机关无权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因此若将一般条款的权力适用主体定位为行政机关将违反行政法定原则。
(三)模式三: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如果仅有司法机关的介入,缺少行政强制执行的力量,难以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调控;如果只将认定一般条款的权力赋予行政机关,又面临着行政权力扩张、权力寻租的威胁。因此,为了营造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应当将一般条款的适用权力授权给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形成以司法机关的适用为主导,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一些裁量进行监督的双管齐下的模式。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权力主体的适用设计
(一)适用层级
1. 行政机关的层级
当前,由于行政权力寻租等问题的存在,民众对基层行政机关颇为不满,因此笔者认为可行的方案为对一般条款进行解释,发布相关指导文件授权给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基层及以上的工商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一般条款,另外对基层及以上行政机关适用一般条款所作的裁量进行司法审查。
2. 司法机关的层级
笔者认为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认定一般条款较为合适。理由如下:
第一、一般条款高度抽象概括,留给法官极大地自由裁量权,级别低的地方法院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进而会影响判决的公正性。
第二、一般条款虽然由原则组成,但其有向类型化发展的趋势,将法院的审级放的过低,难以形成指导性的判例。
第三、如果将一般条款的司法权力直接授权给最高人民法院的话,不仅会增加最高院的工作量,还将加大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二)适用标准
在权力主体认定某一具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否适用一般条款时可考虑的标准有两类:一是法内标准,二是法外标准。法内标准是是从经济角度对竞争行为予以定性,是基于对市场这一经济概念作出的经济分析;而法外标准,是指将超出竞争规范的其他因素也纳入考虑范围,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等角度对竞争行为给予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具体适用过程中应当坚持法内标准为主,法外标准为辅的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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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主体 篇6
住宅建设是农村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与农村生活水平的直接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镇住宅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譬如:“重装潢轻结构”的传统观念普遍存在,建造技术较为简单、粗糙,造成住宅的质量低劣、使用寿命较短、能耗较大,资源浪费严重;村镇抗震防灾的意识较淡薄,住宅抗震能力往往较差甚至无抗震措施,当遭遇重大灾害时易遭到破坏等,由此可见,发展村镇小康住宅建设亟需技术支撑。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承载了大量的技术选择影响因素,村镇小康住宅建设技术是否“适用”,受区域“空间”差异及其引发的“技术区域性位差”影响,需要以最佳综合效益为标的,从多方面加以综合考量。因此,开发村镇住宅建设适用技术评判方法,对于指导整理、筛选适用技术以增强建设过程的自主性和科学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村镇小康住宅建造技术适用性界定及评价
2.1 适用性内涵界定
根据《广义建筑学》中“适用技术”的定义,适用技术是指结合当地风土条件,能发挥最大效益的多种技术;《地方性建筑与适宜技术》则将地方性建筑的适用性划分为环境、经济、文化三个层面的适用性。由此可知,适用技术强调因地制宜,重视技术与环境、经济等因素的统一。适用技术的确定不仅要符合科学技术理论,也需要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气候情况、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文化特征等,即结合实际需求,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最大化。村镇小康住宅建设适用技术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村镇住宅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各地农村文化特征差异较大,且文化特征对住宅建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住宅外观设计和内部装潢上,故不将其纳入适用性的内涵范畴。本文将“适用性”技术的内涵诠释为以下三个层面:(1)技术性能——符合科学技术理论,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满足居民生活、生产的功能需求;(2)经济成本——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建造成本支付要求在农民可承受的范围内,不影响农民生活水平;(3)环境成本——该技术的使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小,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
村镇住宅建设相关技术多种多样,有其各自的优缺点。这就需要通过对技术性、经济性以及环境性的综合研判,确定某项技术是否属于村镇住宅建设的适用技术。
2.1.1 技术适用性
我国农村地区分布广泛,各地的建筑气候、地质、地形、气温、降水、日照等自然环境条件均有所不同,由此对住宅建设的技术要求也不同。因此,住宅在建设时必须顺应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充分利用环境做到因地制宜。由此,根据各地住宅建设注意点,进行相关技术的梳理、甄选,重点考量技术是否能满足各片区住宅的功能要求,且质量可靠、效果稳定、便于掌握。此外,考虑到多数农村地区进行住宅建设的主力仍是水平相对不高的农民“工匠”,故在保证技术功能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力求使所选技术符合当地技术操作人员的实际情况。以此得到适应当地自然环境要求并能满足居民生活、生产的功能需求等技术性好的技术。
2.1.2 经济适用性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经济性是决定建设技术是否适用于村镇住宅建设的前提。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则其在建房时,能投入更多的资金建房,对于住宅功能的要求更高,对于高、新技术的应用也相对更为广泛,同时对于基本建材和装饰材料的选择更多。相比而言,在经济发达程度中等的地区,村镇住宅在结构、外观、用材方面均不及经济发达地区。根据对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约为6000元的广西地区,人们在建房时对于住宅外观的要求不及浙江富裕地区的农村,多数农宅外墙仍保持砖砌墙的原貌或在砖墙上用水泥抹平;在河北肃宁地区,部分农家院的院墙仍为红砖黄泥黏合的状态,住宅外墙一面贴砖,工艺及美观性也不及浙江富裕农村。因此,村镇住宅建设要顾及多数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同时考虑不同农村地区、不同建设模式下的建设特点、融资方式、材料选取等,选择投资省、运行费用低的技术。
2.1.3 环境适用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收入水平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改善,其对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住宅的绿色性逐渐引起人们重视,“节能减废”是绿色农房建设的目标之一。村镇住宅建设技术的环境适用性体现在使用技术时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小,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因此,建设技术的环境适用性应体现在: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建造过程对材料和能源的节约;在住宅设计上通过合理布局、使用节能措施、合理选材或使用绿色建材等达到降低住宅全生命周期能耗的目的;提高住宅的使用寿命等方面。因此,本文中环境适用性将重点考察所选择的技术在使用过程中,以及使用该技术后对地域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即保证所选技术不对地域生态环境产生超过其承载能力的影响。
按照上述分析,结合村镇住宅建设适用技术的内涵,本文对“适用性”技术内涵的诠释为:技术性能好、环境成本优、经济成本低。具体而言,满足村镇生产生活功能需求、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小、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生活水平的建设技术即为适用技术。在评价某一项技术的“适用性”时,通过综合三种性能,确定其是否属于村镇住宅建设的适用技术。
2.2 适用性评价方法
2.2.1 技术、经济、环境性定量评价
对于农村住宅建设技术,需要综合技术性、经济性和环境性进行综合研判。在此之前,首先需要对各层面特性进行表征与衡量。
(1)技术性
对于技术性,以技术效益指标衡量,其计算公式表示为:
式中,目标功能实现取值视某项技术的实施效果而定,取值范围为0~1.0;当该技术能有效实现目标功能时,定义其技术功能实现为1.0,否则为0。
在技术难度取值时,按照对自然环境、操作复杂性等约束条件的要求,根据约束多少赋予1~10分,本文计算条件下,若将砖混结构的技术难度设为1.0,其对应的约束分值为5分,则其他结构的技术难度以其约束分值与砖混结构约束分值的比值乘以1.0表示。某项技术功能实现得越好,技术难度越小,技术效益越大。
(2)经济性
对于经济性,通过经济效益指标衡量,其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式中,投入成本为实现该技术引起的费用,本文计算条件下,若将砖混结构的投入成本设为1.0,对应建设单价为A0,则其他结构的投入成本以其建设单价Ai与砖混结构建设单价的比值乘以1.0表示。某项技术功能实现越好,投入成本越低,则经济性越高。
(3)环境性
对于环境性,以环境效益指标衡量,其计算公式表示为:
式中,环境成本是指为实现该技术及该技术实施以后,自然资源及环境补偿的成本。当涉及污染物排放时,环境补偿成本为各项污染物的社会支付成本。环境成本的计算方法与(2)式中投入成本的计算方法类似。某项技术的目标功能实现越好,环境成本越低,环境效益越大。
2.2.2 住宅建设技术的适用性综合判定
各地农村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存在差异,致使对建设技术经济性、技术性和环境性层面的要求并不相同。为此,根据建设技术的适用性内涵,按照以下步骤确定适用技术。
(1)从技术本身入手,通过功能需求,划定技术备选方案;
(2)分别从技术适用性、经济适用性、环境适用性三个层面计算各技术方案的技术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
(3)根据各建设片区各层面的适用性的权重,计算综合适用性。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S为某技术的综合适用性;St为技术层面的适用性;Se为经济层面的适用性;Sh为环境层面的适用性。在不考虑各分区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对经济性、技术性、环境性依次赋予0.45、0.45、0.10的初始权重。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地的基本情况,微调三个层面的适宜性的权重。
按照上述三个步骤分析完成之后,选择匹配效果最佳的技术方案,即为最终确定的适用技术。
3 村镇小康住宅建设技术的适用性研判——以主体结构选型为例
3.1 村镇住宅常见主体结构的应用情况及其特点
近年来,随着村镇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深刻影响着村镇住宅形态的演变,包括农村住宅的结构、取材、功能、舒适性等。根据2013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从1990年的17.8m2增加到2012年的37.1m2(图1)。从住宅结构上看,1990年,农村住宅以砖木结构为主,辅以其他结构(砖土结构、木结构等),两者各占55.1%和38.2%;到2012年,农村住宅变为以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主,两者的比例分别为43.9和46.1%。由此可知,砖木砌体结构和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是当前农村最常见的结构类型。本文以这两种结构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村镇小康住宅中的适用性。
3.1.1 砌体结构
砌体结构是由块材和砂浆砌筑而成的墙、柱作为建筑物主要受力构件的结构,其历史悠久,在我国各地农村广泛应用。通常砌体结构可以就地取材,具有很好的耐久性、稳定性以及保温隔热性能,较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节约水泥和钢材,且其砌筑技术易掌握、易实施。然而,砌体结构有其固有缺点,其自重大、墙体厚,砌筑工作繁重,且组成的基本材料和连接方式决定了它的脆性性质,从而使其抗震性能较差。此外,砖砌体所用粘土砖用量很大,会对农田土地造成一定危害。
3.1.2 框架结构
框架结构是指由梁和柱以刚接或者铰接相连接构成承重体系的结构,即由梁和柱组成框架共同抵抗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水平荷载和竖向荷载。框架结构自重轻,节省材料,可以灵活地配合建筑平面布置,且其结构整体性和刚度较高,抗震效果好,安全可靠。然而,框架结构较为复杂,其施工工作量大、工序多,对人力以及施工水平要求较高,受季节、环境影响较大,且其在造价方面花费略高,在欠发达地区有一定的限制。
综上所述,砌体结构和框架结构在安全性、施工难度等技术性能以及经济性、环境影响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别,村镇住宅建设时需要进行合理选取。
3.2 村镇小康住宅设计情境及要求
本文案例中,设定村镇小康住宅建设的情景为:在某以粮棉种植为主的农业种植区,家庭人口构成为六口之家(2位老人、2名年轻父母和2个子女)的农户在独立宅基地上建设农房。
该地区地势平坦,地质条件相对稳定,该农户对于住宅设计的要求为:住宅呈独立布局,三开间设计,两层小楼;住宅功能布局包括1间客厅、4间卧室、1间厨房、1间餐厅、1间杂间、1间农具粮食库和2间卫生间。该地农民人均收入为8121元,人均耕地2.2亩,家庭成员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工作。按照上述功能要求,设计的住宅布局如图2所示。根据图2所示的住宅平面布局,人居部分的功能房屋共12间,其建筑面积为161m2;按层高3m计算,外墙面积为243.54m2,内隔断墙的面积为103.01m2。
3.3 村镇小康住宅结构设计的适用性研判
由于该案例情境中,地质条件相对稳定,故其住宅的主体结构既可以选择砖混砌体结构,也可以选择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两者具有相同的目标功能实现功能,但由于混凝土框架结构在安全性方面更具优势,故设定混凝土框架结构的目标功能实现为1.0,砖混砌体结构的目标功能实现为0.8。
在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条件下,假设地基、地坪层、楼板层和屋顶的结构、用材相同,门、窗的设计也相同;同时,假设农村住宅的施工主要由农民自己完成,不考虑砌筑的人工成本;通过比较内外墙砌筑用砖、水泥、钢筋、抹灰等材料,即可简单比较两种结构的经济性及环境性(以建材的碳排放表示)。对于混凝土框架结构,由于混凝土由水泥、砂子、石子和水制成,故其比砖混结构多用砂和石子等建筑材料,假设混凝土框架结构的住宅用的是C20混凝土,其水、水泥、砂子、石子的比例为190∶400∶540∶1260。根据两种主体结构的设计方法,其建材单位面积用量的经验值比较如表1所示。
注:外墙和内墙抹砂浆水泥,1m2抹25kg;室内抹灰砂,1m2抹42kg。
3.3.1 技术性分析
砖混砌体结构条件下,由于其砌筑技术相对简单,且其应用历史悠久,农村施工队掌握情况较好,技术难度较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条件下,其结构相对较为复杂,施工工作量大、工序多,对人力以及施工水平要求较高,技术难度相对较大。因此,若砖混砌体结构的技术约束分值为5,通过对农村施工队和普通农户访问,确定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技术约束分值为8,由此计算两种结构的技术性。按照砖混结构的技术难度设为1.0,目标功能实现为0.8,得到其技术性为0.8;框架结构的技术性为0.625。
3.3.2 经济性分析
根据表1所示的单位面积各种建材经验用量,结合各种建材的单价,按式(5)~(12),可以计算得到这两种结构的内外墙砌筑、抹灰用材的成本,如表2所示。
式中,Q砖为砖用量,Q水泥为水泥用量,Q钢筋为钢筋用量,Q砂为砂用量,Q石子为石子用量,Q外抹灰为外墙抹灰的砂浆水泥用量;Q内抹灰为内墙抹灰的砂浆水泥用量;Q室内抹灰为室内抹灰的灰砂用量;C为总成本,Qi为第i种材料的用量,Pi为第i种材料的单价。
按(13)式将各种建材的成本相加即可得到两种结构的内外墙砌筑用材成本。根据计算结果,砖混结构住宅的内外墙围护结构成本为284.1元/m2,低于框架结构的493.4元/m2,则砖混结构的经济性为0.8,框架结构的经济性为0.576,故从经济性角度,砖混结构更适用。
3.3.3 环境性分析
通过文献研究,搜集得到各种建筑材料的碳排放量,列于表3。其中对于砂子和石子均由当地就地取材,不考虑运输过程的碳排放。
根据表3所示的各种建材的碳排放量和表2所示的两种结构住宅的各种建材用量,计算内外墙砌筑用材的碳排放量,得到砖混结构条件下,碳排放量为194.34kg/m2;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条件下,碳排放量为198.22kg/m2。两种结构的内外墙砌筑用材的碳排放相近,对于框架结构,虽然其对于钢筋的消耗较大,但由于墙体砌筑时用的是空心砖,空心砖生产的能耗低于实心砖,总体上这两种结构的内外墙砌筑用材的碳排放量相近。则砖混结构的环境性为0.8,框架结构的环境性为0.980。考虑到该住宅建设处于农业种植区,耕地资源宝贵,框架结构使用多孔砖条件下能有效减少对耕地的破坏,从此角度,框架结构更加适用。
3.3.4 综合适用性
考虑到案例地点处于农业种植区,故将经济性、技术性、环境性的权重调整为0.40、0.35、0.25,据此计算两种主体结构的综合适用性:
综上所述,对于本文案例中的农村住宅建设,综合技术适用性、经济适用性、环境适用性,判定砖混砌体结构为适用的主体结构。
4 结语
各地自然环境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决定了其功能和建设技术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此,各片区在建设住宅时,选择适合自身的技术,即确定适用技术尤为重要。本文从技术适用性、经济适用性、环境适用性层面解构适用性,确定“技术上操作管理简单易行、功能可靠、效果稳定”、“经济上投资省、运行费用低”、“环境上对周边生态冲击小、适合当地自然环境”的适用性研判方向,提出各层面适用性的定量评价方法,并以结构选型为例,分析适用性研判的应用方法。
在城乡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下,村镇小康住宅的建设技术适用性研判方法的提出,将有助于技术整理和筛选,有利于探索更优化的村镇设计和建设模式,进一步推动村镇住宅建设水平的提高和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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