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适用依据

法律适用依据（精选四篇）

法律适用依据 篇1

关键词：审计,处理处罚,法律依据

在实际审计工作中, 由于不同的审计人员对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存在理解差异, 因此, 被审计单位的违法行为进行审计处理处罚时, 适用的法律依据也不同, 会出现法规依据引用不具体、不全面或超出审计权限引用法规等现象。如不及时纠正, 将会影响审计决定下达的准确性, 形成审计风险。

一是处理处罚依据引用不具体。有的审计人员认为, 审计法第四十五条或第四十六条是被审计单位违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的处理处罚依据, 就理所当然的引用第四十五条, 对被审计单位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引用第四十六条对被审计单位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审计法在第四十五条规定“……审计机关、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区别情况采取下列处理措施: (一) 责令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款项……”、审计法第四十六条“……审计机关、人民政府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区别情况采取前条规定的处理措施, 并可以依法给予处罚”等规定, 并没有明确规定, 哪些审计违法行为适用哪些处理, 只是赋予了审计机关对财政、财务收支违法行为的处理处罚权限和种类, 是一个原则性的、较为笼统的规定, 重点在于强调依法审计的原则。因此, 四十五条、四十六条作为审计处理的直接依据并不准确。审计机关还应当依据其他法律法规中的具体规定来下达审计决定。这样, 审计处理处罚与被审计单位违法违规的具体情形才能相适应。

二是处理处罚依据引用不全面。有的法律法规是两项或多项措施并处的, 既要责令改正, 又要罚款或作出其他处理。如对于私存私放资金等问题,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 “单位和个人违反财务管理的规定, 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 责令改正, 调整有关会计账目, 追回私存私放的资金, 没收违法所得。对单位处3000 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属于国家公务员的, 还应当给予记大过处分……”。而有的审计处理处罚或出于节省篇幅考虑, 或认为审计机关既非营利部门又非纪检监察机关, 无法进行审计处罚和追究责任, 仅引用了法规的前半部分, 作出要求责令改正的审计处理, 未引用后半部分, 未作出审计处罚或其他处理。

三是超出审计机关执法权限范围引用处理处罚依据。审计定性常用的预算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有的审计处理处罚直接将这些法规作为处理处罚依据。但这些具体的法律规范虽然规定了相应的处理处罚措施, 对被审计单位具有法律效力、执法主体没有明确为审计机关, 审计机关不能超越权限加以适用的。审计处理处罚必须在审计权限范围内, 依据法律授予的审计执法权, 如《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审计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 依法对财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理、处罚决定”, 即共同的执法主体明确为审计机关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因此, 对审计发现的财政财务收支违规行为有必要依据审计权限做出相应的审计处理。对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规定的, 要根据具体规定进行处理。具体在实际中, 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以具体法律法规作为审计机关审计处理处罚的法律依据。对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违法行为的处理依据, 主要是《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审计机关具有执法权的法律法规。审计处理应当主要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具体规定, 而不应当依据审计法中的一般性审计规定。实际工作中, 为体现审计处理的法律授权, 可以同时引用审计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审计法第四十五条等授权性规定, 但不能只引用这两条。

二是在其他法律法规没有处理处罚规定时, 也可以修订后的审计法实施条例作为审计处理处罚的法律依据。修订后的审计法实施条例中, 关于审计处理处罚方面的规定主要有两条, 一是第四十八条“……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区别情况采取审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处理措施”、二是第四十九条:“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 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 区别情况采取审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处理措施, 可以通报批评, 给予警告……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处理、处罚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可以看出, 第四十八条关于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中, 明确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采取具体审计处理措施的要求, 意味着审计机关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进行审计处理, 处理措施的种类不能超过审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种类。第四十九条关于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中, 第一款规定是具体的处理处罚措施, 明确了有违法所得和没有违法所得的, 可以分别相应处以不同额度的罚款。但第二款也同时明确“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因此, 只有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财务收支违法违规行为没有处理处罚规定时, 审计机关才可以依据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审计处理处罚决定。

公正报道庭审的法律依据 篇2

讨论舆论与法律, 无法脱离我们生活的新闻与媒介环境。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真实?站在不同的立场报道新闻, 选择的事实会不同, 新闻的选择性和立场的差异, 决定了媒体有关法庭审判报道的事实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在法庭审判报道中, 宣传与新闻只有一步之遥, 站在原告和被告不同的角度或变换一个角度, 新闻就变成了宣传, 或者宣传变成了新闻。因此, 庭审报道的新闻真实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媒体的产业化、商业化正在给新闻界带来一种新的运作模式, 即新闻报道追求丑闻化、片面化、脸谱化、戏剧化和简单化, 与此同时, 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网络、短信、厚报带来的信息过剩和垃圾信息, 又造成了注意力的缩短。在这样一种媒介与舆论环境里, 如何保证公正的审判, 又如何确保法官、审判员不带偏见和成见地参加审判?比如, 媒体对案件的概括、事实的选择、背景的解释和评论是否有倾向性, 所报道的事实是否公平、平衡、准确?媒体报道如果是选择性的, 其内容就难达到客观, 就会有偏见, 将影响媒体独立。

新闻选择性包括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画面、拍摄角度、标题、强调、焦点、版面设计、有无夸张等内容。记者有权报道司法新闻, 但是记者是否有权伤害被告的名誉?记者是否有权使用“魔鬼语言”或“天使语言”报道被告或原告?记者应该用什么立场和语言报道司法新闻?在判决前, 记者用什么语言和态度报道被告?记者是否有保证公正审判的责任?媒体在司法报道中是追求真相还是审判正义?法庭是根据呈堂证据判决还是根据庭外媒体报道判决?庭外报道是否有害公正审判?如何确保媒体的司法报道不会威胁审判的公正?过度的报道、压倒性的情绪化意见是否给司法部门带来压力, 从而影响判决公正?如何保证媒体公正、平衡、充分地发表法庭控辩双方的意见?法官对庭外媒体制造舆论知晓是否为零?

司法独立原则最早产生于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 王权的滥用使得新兴资产阶级甚至是贵族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 对于没有限制和约束的贵族权利提出了质疑, 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法庭的公正取决于法官能否像天平那样平衡和公正, 在媒体能够极大地影响舆论的今天, 司法独立能否不受舆论的干扰, 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公正、平衡、准确的媒体环境。理想的环境是新闻报道要绝对的准确、绝对的诚实、绝对的公平和绝对的自由。一个纯洁的法庭不仅需要一个公正的法官, 还需要敢于在法庭上大声地用证据和理由进行合法抗辩的被告, 还需要法庭外边有一个客观中立的报道法庭辩论的公正媒体和舆论环境。2013年秋天, 中央政法委出台了首个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 “意见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等都做出重申性规定, 提出坚持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 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 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 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不能降格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意见强调, 不能因舆论炒作等压力做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和决定。”此举对于媒体在司法报道特别是法庭报道中, 避免被人利用去制造“舆论定罪”的冤假错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庭审报道的核心是证据

无论是法律审判还是法治报道, 都应以法律为准绳, 以事实为依据, 庭审报道的核心是证据。记者报道的关键证据链要经得起质证, 如果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词未经当庭质证, 只能当成道听途说, 不应该入证, 不能作为法律证据加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 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 证据确实、充分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 综合全案证据, 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刑诉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 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现代法治精神力求排除政治、舆论等对刑事审判的干扰, 任何审判都必须建立在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刑事被害人陈述、刑事被告人口供、民事和行政诉讼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 都是保留在人们头脑中的有关案件的各种信息, 通过语言形式反映出来发挥证明作用的, 而物证则是以实体物的存在对案件发挥证明作用的。这是物证同言辞证据的最重要的区别, 也是物证的最显著的特点。物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而各种言词证据则可能由于种种复杂的主观因素而发生失实的现象。因此, 合法物证的法律效力比证人见证更强, 而未经法庭辩论的证人证言应被质疑。在缺乏关键证据的前提下, 要建立起合法的证据链。合法的证据链要求:第一, 犯罪事实、情节都有相应的证据能证明。第二, 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的矛盾, 根据现有的证据可以排除或者可以解决。第三, 根据全案证据只能做出认定的一个结论, 即不可能得出与此不同的其他结论, 即结论的唯一性。

记者应该清楚, 任何新的事实的发现都可能推翻已经通过证据链归纳起来的结论。下面是记者必备的有关证据的相关法律知识与报道原则。

1. 无罪推定原则

自从1979年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就有无罪推定的规定, 也有观点, 我国在1957年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草案》的时候, 就有类似无罪推定的规定。真正的无罪推定在法律上的体现是1996年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是:第一, 任何人在被法院判决有罪之前, 不能认为是有罪的;第二, 对被告人所控的罪行, 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以前, 一律推定被告人无罪。即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 被告人就是无罪。从无罪推定可引伸出三条规则, 即:证明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 二是嫌疑人享有沉默权, 三是对被指控人、嫌疑人有罪无罪, 罪轻罪重有疑问的时候, 应当作出有利嫌疑人、被告人的结论, 即有利被告的原则。

2. 证人与言词证据

证人是指就自己所知道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作陈述的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4条规定:“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 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判断符合事实的除外。”证人资格是指一个人能够作为证人提供证言的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2款:“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 不能作证人。”在诉讼证据理论上, 言词证据是相对于实物证据而言的。所谓言词证据, 是指以人的陈述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 又称之为人证, 它包括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鉴定结论、辨认笔录等。鉴定结论是一种特殊的言词证据, 它是鉴定人根据司法人员提供的材料, 对与案件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发表的意见或看法, 从而做出的书面结论, 其实质仍是一种人证。与实物证据相比, 一般认为言词证据的稳定性相对较差, 争议往往比较多。

3. 排除合理怀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后的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 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 证据确实、充分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 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 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 综合全案证据, 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新闻媒体在报道一场审判时, 要看原告或者公诉方是否提供了不会让人产生合理性怀疑的标准证据, 如果原告的说法与物证不符, 只能当蹩脚故事来看, 更不能作为法制新闻来报道。

4. 不得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

以威胁和引诱获得的证据是不合法的, 不应当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2条规定:“经审理, 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对有关证据应当排除。”《刑诉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因此, 对于违反现行宪法和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法外诱供, 应该引起法制记者编辑的警惕。

5. 慎重报道“污点证人”的证词

“污点证人”是西方法学的概念, 是指具有犯罪污点的人作为控诉方的证人, 从而可以免受刑事追究, 或被给予刑事上从轻处罚, 或因此而取得对其不利的证据材料不被采用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污点证人”这一概念, 但有此概念所指的对象,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8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查证属实的, 或者提供重要线索, 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污点证人极有可能为了避免自身受到追诉而提供虚假的证言, 甚至将自身的罪行推卸给其他被追诉者, 这些都可能造成冤假错案, 有违污点证人豁免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 新闻记者对污点证人的证言应慎重报道。

6. 精神病患者永远是缺席的

精神病患者不能作为证人, 其证言不得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9条规定:“下列证据应当慎重使用, 有其他证据印证的, 可以采信: (一)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 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和表达存在一定困难, 但尚未丧失正确认知、表达能力的被害人、证人和被告人所作的陈述、证言和供述; (二) 与被告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做的有利被告人的证言, 或者与被告人有利害冲突的证人所做的不利被告人的证言。”

7.“孤证”不能定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4条:“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包括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 有无矛盾。”对于证人的证词, 记者不可假设为事实不加核实地对其报道, 要学会从现场新闻的写作要素入手进行调查:对时间、地点、人物、旁证、场景、背景等细节进行逐项调查采访, 以接近真相。用逻辑把关, 而只有事实才过得了逻辑关。在庭审报道中, 对原、被告双方一视同仁, 不做人身攻击性的评论和判断。记者在报道中, 必须信源清楚, 每一个事实都要指出其来源。所有信息来源中的话必须使用直接引语, 并保证引用的准确。记者要对信息来源录音并留好底。

8. 证据在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点毋庸置疑的, 但是证据能起到怎样的证明作用, 还得看它们是否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是否对所要证明的事实具有确实、充分的证明力。在缺乏直接客观证据的前提下, 所有对被告指控的证人和证词都成为间接证据, 而间接证据必须相互印证并排除不确定性、形成因果关系、最终能够证明核心事实时, 才能够被承认具有证据效力。证据链应该是所有的证据相互关联、相互印证、没有矛盾, 通过这个证据链条所能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 是排他的。在证据链不完整的情况下, 法院不应借助混乱的供、证进行认定, 媒体更不应该大肆炒作。

三、媒体在庭审报道中易犯的错误

1. 媒体审判

媒体审判指:“新闻报道干预、影响审判独立和公正的现象。”一些国家通过法律或者新闻职业道德规范来禁止和防范这类行为。媒介审判最主要的特征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情做出判断, 对涉案人员做出定性、定罪、定量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的报道在事实方面往往是片面的、夸张的以至失实的。它的语言往往是煽情式的, 力图激起公众对当事人的憎恨或者同情一类情绪。它有时会采取‘炒作’的方式, 即由诸多媒体联手对案件做单向度 (one dimension) 的宣传, 有意无意地压制了相反的意见。它的主要后果是形成一种足以影响法庭独立审判的舆论氛围, 从而使审判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公正性。”

媒体审判是法制报道中讨论甚为激烈的一个问题, 它指的是媒体报道不顾法庭是否已经公正审判, 而制造出一方“有罪”、“有某种罪”、“有问题”或“无罪”的公众感知。媒体的引导力是巨大的, 媒体审判伤害的不仅仅是个人, 同时也伤害到司法公正。记者的职责是记录而不是评论, 庭审报道对记者的基本要求是:克服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报道过程中要体现对法律的尊重和对人权的尊重。

2. 先入为主

克服先入为主的思维框架是为了法制新闻报道的公正和平衡, 以及对执法司法公正和平衡的监督和保障。

先入为主就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对具体的人或事下结论。记者不是警察、检察官、律师和法官, 记者的职责是记录, 平衡、公正、准确地向受众陈述事实, 在法制报道中, 记者不可以把个人对某个人、某个案件的判断强加或暗示给受众。

克服先入为主意味着, 记者要克服偏见和成见。记者不可因为某个人的性别、年龄、外貌、民族、种族、政治、宗教信仰、社会阶层、职业身份等等因素, 就下结论说这个人一定怎样;记者也不可因为发生过某类事, 就下结论说这次的事件一定和以前的事一样。对于任何人和事, 记者要有合理假设, 即这个人或事可能是我想的那样, 但同样也可能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记者也不可以在报道中做有罪推论或暗示某个受害者“活该”。记者也不可在报道中对未完整公正审理的案件进行私审, 擅自对案件性质进行定性, 这是跨越记者职权的行为。在刑事案件中记者需注意, 被告是因“罪名”而接受审判的, 记者不可站在被告或原告的任一方, 替这一方的利益说话。

3. 缺乏独立怀疑精神

克服先入为主是记者对自己的怀疑, 而具有独立怀疑精神是记者对其他人的怀疑。注意, “怀疑”不是“猜疑”, 它指的是记者既不会轻易相信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 也不会轻易相信他人提供的事实和提出的意见是绝对准确和正确的。

具有独立怀疑精神, 首先意味着记者要核实一切事实。记者无论报道什么都应该核实事实, 这一点在法制与犯罪新闻报道中尤为重要。为了让自己的报道经得住历史的考验, 记者必须争取做到:报道是历史的终稿而不是初稿。记者对证词也应该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 就算假定证人没有说谎, 人的记忆力、情绪、偏见和受到的暗示、提问的方式等都会影响甚至改变证人对事实的回忆。

4. 依据政治倾向和个人偏见报道犯罪嫌疑人

在“疑邻盗斧”的故事中, 当丢斧子的人怀疑是邻居偷了斧子的时候, 邻居的一言一行看起来都像是偷了斧子后的反应, 而几天后当斧子被找到后, 邻居看起来就再也不像偷斧子的人了。在刑事审判中, 如果根据一个人的政治倾向性去预设和认知被告的行为和态度, 并对其是否犯罪进行推测, 最终将会与事实产生重大偏差。

5. 擅自揣测

在司法审判报道中, 媒体应该围绕某一事实的存在与否进行深入挖掘, 而不是就某人某一行为的动机、心态和法庭上的态度进行炒作。在确定犯罪行为主观动机的过程中, 他人的指控、媒体上对另外一个人内心动机的猜测, 都是无法证实的, 而只是证人、被采访者或记者个人单方面的想象和推测。对任何犯罪行为的报道, 如果涉及犯罪嫌疑人和证人主观动机存在出现冲突时, 媒体不应该站在证人一边, 将嫌疑人否认的主观动机强加给嫌疑人。如果控方和辩方没有对动机达成一致, 记者就不要提及动机, 或者把双方的观点都平衡地报道给受众。当动机不明时, 记者不要猜测犯罪动机, 记者可以选择不报道动机, 或在报道中指出动机不明。而当动机存有疑惑, 双方持不同观点时, 记者要么不去报道, 要么就平衡地介绍双方的说辞。

6. 自以为是的法官

记者是事实性信息的记录者, 在庭审报道中, 是完全地、不留死角地报道法庭上控辩双方的辩词和证词。法庭记者只能报道自己听到的、看到的、读到的与案件有直接关系的具体事实, 而不能对事件的性质和当事人做出任何价值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4条规定:“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证人的猜测性、评论性、推断性的证言, 不得作为证据使用。”那么, 记者在司法报道中, 更不应该使用猜测性、评论性和推断性的语言和文字。好的法庭记者的工作是不经过主观选择地记录法庭辩论和呈现事实, 而不是对原被告个人或证人进行评论。

7. 忽略对质权

媒体在法庭报道中常常忽略被告的对质权。对质权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或者基本人权, 是指被告人与证人面对面的权利和询问、质疑证人证言的权利。证人出庭作证, 有利于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的质证, 保障控辩双方诉讼权利的实现。

8. 不报道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材料

记者在庭审报道中应坚持平衡、公正的报道原则, 平衡地报道辩诉双方出示的能够被法庭所接受的证据材料, 尤其是不能忽视有利于被告的证据材料。

四、庭审报道的公正原则

记者必须懂法。懂法的记者比不懂法的记者在报道法庭审判时会公正得多, 前者能够对新闻事件的价值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在采访中知道应该问什么问题, 在文献调查中知道应该查什么资料, 在报道中知道什么样的信息重要等。记者懂法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能够迅速理解法律用语、用词, 并在报道中使用准确的语言和词汇。作为法庭和犯罪嫌疑人通向社会的唯一桥梁, 庭审报道最应该坚持的原则应该是公正和平衡原则, 其中包括两条:

1. 完整报道原被告双方呈现的事实

在法庭审判报道中, 要舍弃那些明显有严重逻辑错误的证词和没有物证、仅凭口供的事实, 但如果原告和被告呈现的有争议的事实是案件的焦点, 记者则需要同时完整报道原告和被告的不同陈述、提供的不同事实, 让观众和读者自行判断。庭审报道应着重于向受众平衡和完整地介绍原被告双方向法庭呈现的事实, 即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在法庭上, 发生了没有、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会有很大分歧, 遇到这种情况, 记者首先要平衡地报道原被告双方的事实陈述。

此外, 还要注意不对事实发表个人评论, 或使用无谓的形容词及描述动词, 否则这等于呈现记者个人对被告的价值判断。记者要对某些信息持格外的怀疑态度, 这就是被采访者对当事人进行人格、品性评价, 或对动机的陈述或猜测。不同人眼里的一个人是不同的, 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某个人奸诈狡猾, 而有的人则可能会认为此人忠厚老实。此外, 品性与案件本身是无关的, 一个人是因为他/她 (可能) 做的事而被逮捕或卷入官司的, 而不是因为他翻供、认罪态度不好而被逮捕或卷入官司的。受审判裁决的是一个人的犯罪事实、口供和证词的真伪, 而不是他的认罪态度。

最后, 记者还要注意事实和真相是不同的, 即使原告方呈现的事实全部为真, 但因为记者不可能知道一个人的每一个行为、言语和想法, 这些事实所推导出的真相也可能与实际情况完全不同, 只有当记者尽可能全面、完整、透彻地收集事实, 不被原告、被告或公诉人的主观意见干扰的时候, 才可能接近真相。

2. 平等维护原告和被告的基本权利

平等对待受害者、疑犯、罪犯、当事人等, 不应该因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政治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 就认为此人应该严惩、应该释放、罪有应得、活该、自找苦吃、自作自受等等, 如果记者自己的职业行为都不能尊重、保护人的权利, 那么新闻报道中捍卫人权会不会很虚伪呢?记者要保证自己不去恶意侵犯他人的权利, 要尽一切可能避免对他人可能产生的侵犯, 在不确定的时候, 可以询问所在媒体的代理律师, 听取他们的意见。

记者在报道中必须尊重受害人及其家属, 以及犯罪嫌疑人和罪犯无辜的亲朋好友 (即使是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也要给予他们人的尊严, 前面已经提过, 犯罪嫌疑人因“罪名”受审, 而罪犯是因其行为定罪, 而不是因其道德定罪。) , 不可登载与案件无关的、涉及其隐私或有损其尊严的信息和图片。记者还要注意, 即使一个嫌犯已经被法庭判为罪犯、被关进监狱, 他仍然拥有自己的权利。很多罪犯被剥夺的是政治权利, 而不是其他的权利, 如人格尊严, 罪犯也有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者, 如成为“虐待被监管人罪”的受害者, 记者不应因为某个人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判为罪犯, 就无视他应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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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手维权怎样找准法律依据 篇3

首先, 要选择正确的诉因

农机手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应该选择正确的诉因和诉讼程序, 若用违背诉讼规律的诉因打官司, 有理也可能败诉。

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 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 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据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这就是法律赋予受害者的诉因选择权。这条法律规定的含义是, 如果受害方认为诉对方违约有利, 就依照《合同法》的规定, 选择该法有关“违约”的法律条款;如果受害方认为诉对方侵权有利, 就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的规定, 选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侵权”的法律条款。但是就某一具体案件而言, 两者只能择其一。

举个例子来说, 若变型拖拉机存在质量和安全隐患, 用户在使用中提心吊胆, 但是还没有发生因零件存在缺陷引起的车祸, 应该属于合同责任问题——对方没有兑现产品质量合格的承诺, 生产厂家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此时适宜打违约官司, 要求对方赔偿损失;如果变型拖拉机因为存在严重质量缺陷而发生了车祸, 同时事故伤害的不是买车人, 而是伤害了别人, 应该是侵权, 适用《民法通则》第122条:“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伤害的, 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即变型拖拉机的经营者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此时受害人打侵权官司就比较容易胜诉了。

其次, 从立法层次高的法律中寻找依据

当用户因为购买质量低劣的农机产品而耽误了农业生产, 甚至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时, 许多人只想到农机“三包”办法, 即《农业机械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事实上, 我国法律对于消费者的保护是全方位的, 国家的许多法律、法规都有从不同角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条款, 可惜不少农机用户不会运用, 或者根本不知道这些规定。

农机“三包”规定是1998年以前拟订的, 在当时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农机“三包”规定对于维护农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机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 从1999年10月1日开始, 我国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这部法律对于原来的农机“三包”规定试图解决的问题作出了更加明确、更加有利于消费者的规定。当农机用户需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 到《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寻求保护可能更加有效。

举个例子来说, 农机“三包”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修理两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 由销售者负责更换总成或者部件。更换总成或者部件后仍不能正常使用的, 凭修理者提供的修理记录和证明, 由销售者负责为农民免费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这就是说, 出了产品质量问题, 必须按照“先修理, 后更换, 再退货”的顺序, 在“三包”有效期内两次修理不好的, 原则上只能请求商家更换同规格、同型号的产品。可是事实上不能退货,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外, 如果修理者不提供相关的修理记录和证明, 那么农机用户连“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的权利也得不到。即使销售者同意更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 还要向用户收取所谓的“折旧费”, 不交折旧费就休想换货, 你说这样合理吗?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质量不符合约定的, 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物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 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做、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这就是说, 《合同法》规定可以退货, 这样不是比农机“三包”规定更进了一步吗?另外,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五条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因此, 当农机出现产品质量问题, 用户可以选择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中的任何一种形式, 可以采用多种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而不是必须先 “修理” 后“更换”。可见《合同法》对消费者的保护水平要高于农机“三包”规定。

依据法律法规做好安全用电检查 篇4

一、做好日常用电检查工作

用电检查工作是供电企业保障正常的供用电秩序和公共安全用电而从事的检查、监督、指导、帮助用户进行安全、经济、合理用电的日常服务工作。可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客户的用电检查工作:

1、强化用电检查人员队伍建设。用电检查工作涉及面广, 工作内容多, 政策性强, 技术业务复杂, 并且用电检查人员直接接触客户, 代表供电企业检查、监督、指导、帮助客户进行安全、经济、合理用电, 因此, 对用电检查人员自身素质的要求较高, 必须严格进行岗前培训考核, 执行持用电检查证上岗制度。

2、根据客户用电负荷性质和季节性预防工作的特点, 定期组织进行安全用电专项检查工作, 及时发现客户设备缺陷, 对存在安全用电重大隐患客户下达用电检查整改通知单督促客户进行隐患整改, 并要求客户制定和落实各项预防性事故措施。

3、按照检查周期做好客户用电检查工作计划, 检查周期如下:

1) 35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客户, 每6个月至少检查一次。

2) 10kV、6kV、20kV的高供高计客户, 每12个月至少检查一次。

3) 10kV高供低计、0.4kV及以下非居民客户, 每24个月至少检查一次。

4) 对高危及重要客户每3个月检查一次。

二、杜绝新建客户电气设备带隐患接入电网

为了保证电网安全、可靠、连续供电, 杜绝新建客户电气工程设备不合格、安装不规范所带来的事故隐患, 就需要加强用电检查工作。从供电方案的确定, 受电端配电所的设计、施工, 电气设备的选型、安装、调试, 电气设备施工的中间检查和竣工验收, 投运前的交接试验等, 都必需进行有效的安全用电监管。

1、供电企业在接到新客户用电申请后, 根据用电负荷的性质, 考虑用电负荷对供电可靠性的要求及对电力系统的影响, 确定供电方案。对于重要用户应由双电源供电, 并考虑在可能发生电气事故造成供电中断时, 如何向客户重要负荷提供保安电力, 供电方案审核时应向用户提出配备自备应急电源的要求。

2、客户自建的受电端变电所、低压线路等电气设计图纸应由有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设计, 并经供电企业审核合格。审图时, 要重点审核受电端变电所或配电所的主结线方式、继电保护结线方式、防雷保护装置方式、变配电室的布置方式、低压系统运行方式、漏电保护方式等, 以保证电气装置在运行中的安全可靠运行。

3、用户电气装置应委托有相应的资质的单位进行安装, 施工过程中, 供电企业应与客户、施工单位应共同进行中间检查。中间检查的重点是检查电气安装隐蔽工程的施工质量。施工结束后, 共同对施工质量进行竣工检查, 对发现的质量问题及事故隐患由施工单位及时处理, 杜绝新建客户电气设备带隐患接入电网运行。

三、签订供用电合同, 明确相关责任

明确供用电双方运行维护管理责任, 签订供用电合同。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企业同客户之间订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它在保护供用电双方权利的同时, 也明确了双方的供用电设施维护责任划分及责任内容。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合同条款来约束自己和对方。并且当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产生责任划分纠纷时, 供用电合同即是解决纠纷的最重要依据。为此, 应在“平等互利、协商一致”原则的基础上与客户签订供用电合同。

四、做好进网作业资质管理工作

做好《进网作业电工许可证》的年审、新证办理的管理工作, 特别是学习培训的内容要有针对性进行培训, 从现场实用性、安全性综合授课。提高进网作业电工的素质, 夯实客户安全用电的基础。加强电力承装市场管理, 不定期地对电力设施承装单位工地的作业现场进行实地检查, 规范电力承装市场, 杜绝借照、挂靠、无照施工等现象, 确保施工质量, 为客户安全用电奠定基础。同时对客户、承装单位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的, 应及时告知客户, 并限期整改, 对整改不到位的隐患较大的客户及时上报省市政府电力管理部门备案。

五、做好安全用电、电力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用电客户的构成主要由国有企业、私有、股份制、个体经营等多种体制, 部分企业管理者对安全用电缺乏认知, 自身的安全意识非常淡漠, 对安全用电工作的投入非常有限。如正常的电气工作人员配置得不到满足, 人员培训、安全工器具、设备更新和设备预试等工作不按规定执行, 造成设备超试验周期运行、安全工器具超期使用等现象, 对企业的安全用电带来极大的事故隐患, 也是造成事故多发性的主要原因。因此, 供电企业维护正常的供用电秩序, 保障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 依据《电力法》、《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用电检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定期开展安全用电宣传, 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新闻传媒、派发宣传单等方式, 宣传安全用电常识, 使客户掌握安全用电的基本常识和方法, 了解电力法律、法规的相关内容, 提高客户安全用电意识。

结束语:

综上所述, 做好客户安全用电检查工作,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采取有效的检查措施, 对客户安全用电、防止用电事故的发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2]《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