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条件

适用条件（精选14篇）

篇1：适用条件

回灌有哪些适用条件？

回灌适用条件：

土类：填土、粉土、砂土、碎石土

渗透系数：不限

降水深度：不限

 

篇2：适用条件

事项依据:关于印发北京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办理时限：36个工作日及10日公示期

是否收费及收费依据： 本行政管理事项不收费

办理部门： 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对申请家庭收入、资产、人口和住房状况进行初审、公示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复审、公示和认定；市住房保障事务管理中心备案。办理指南：办理地址、办理电话

受理方式： 书面受理

办理程序：

（一）受理

提交材料：

提交以下申请材料及复印件，所需复印件一式三份：

1、按要求填写并经有关部门认定的《北京市城市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核定表》（向户口所在地的街道（乡镇）领取）原件一式三份；

2、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户口簿；

3、已婚家庭成员的婚姻证明，离异的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书或法院判决书；

4、居住地住房情况证明（《房屋租赁合同》、《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屋产权单位的证明）；

5、优抚家庭须提供民政部门核发的优抚证明；

6、重残家庭须提供残联出具的重残证明；

7、有患大病成员家庭须提供医疗卫生部门出具的大病诊断书；

8、个体工商户需提交营业执照和上年度缴税凭证；

9、危房户须提交由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危险房屋鉴定书；

10、原住房被拆迁家庭须提供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同时，申请家庭须做出声明，同意市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向其他有关政府部门（如工商、税务、交通等）、公/私营机构（如银行、证券交易所、车辆管理所等）或其工作单位调查其家庭收入、住房、资产等情况，并索取相关证明。

标准：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岗位职责及权限：

按照受理标准查验申请材料。

符合标准的，予以受理，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并将申请材料转审查人员。

不符合标准但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不能当场更正的，向申请人出具《补正材料通知书》，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

申请事项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向申请人出具《不予受理决定书》。

时限：即时

（二）审核

标准：符合经济适用住房购买条件

岗位职责及权限：

1、街道（乡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受理申请后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材料、入户调查、组织评议，对符合条件的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5日。

2、经公示无异议的，或者异议不成立的，街道（乡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在《核定表》中签署初审意见、提出初步配售意见，将申请家庭的资料录入申请审核管理系统，并在2个工作日内将申请资料上报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

经公示提出异议的，由街道（乡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在10日内完成复查,并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书面告知原因；经复查符合申请条件的，按前款规定办理。

时限：22个工作日（复查期限不计入办理时限）

（三）复审

标准：符合经济适用住房购买条件

岗位职责及权限：

1、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资料的复审，符合条件的，确定配售方案，并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5日。

复审及公示无异议的，由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对申请家庭的资格进行认定，并在申请家庭《核定表》上签署意见、盖章后，在2个工作日内上报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备案。

复审及公示有异议的，由街道（乡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会同有关单位在10日内进行复查，并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书面告知原因；符合条件的，按前款规定办理。

2、市住房保障管理部门自接到区（县）复审备案材料后，在1个工作日内向区（县）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下发备案通知。

时限：13个工作日（复查期限不计入办理时限）

（四）告知

岗位职责及权限：

对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由街道（乡镇）住房保障管理部门发放《北京市城市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备案通知单》。

对不符合申请条件的家庭，制作《办理结果通知书》，写明理由和申请人享有的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并将《办理结果通知书》和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

篇3：死缓制度适用条件的完善

尽管由于立法的原因, 使得“罪行极其严重”从字面上理解有客观归罪的嫌疑, 仅仅强调客观方面,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为了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 我们可以对“罪行极其严重”做扩大解释。另外, 我国现行刑法第5条明确规定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即“刑罚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这就告诉我们, 罪行是指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属于刑事责任的范畴。但是对任何犯罪判处刑罚以及判处何种刑罚, 都不能离开主观方面而仅仅强调客观方面, 否则就是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死刑的适用更应该如此, 不仅要考虑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 还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二、实质条件的完善

鉴于采取列举的方式来明确“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局限性, 不少刑法学者提出将死缓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必经程序。这种建议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 其合理性包括以下几点:“ (1) 在死刑不能立即废除的情况下, 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可以彻底消除死刑立即执行和死缓在适用上界限模糊的问题, 避免了法官在死刑案件中裁量不合理的情况, 为死缓的扩张适用提供了良好的空间; (2) 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符合刑法目的的发展趋势。随着刑法目的理论的发展, 刑罚对犯罪分子的教育功能提升到一个重要位置。死刑立即执行剥夺了犯罪分子的生命, 无法实现对犯罪分子教育改造的目的, 而死缓制度却尤其重视对罪犯的教育改造。全面适用死缓, 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当然符合刑罚目的的发展趋势; (3) 对所有的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适用死缓, 可以促使我国民众全面理解死刑的含义, 改变人们认为死刑是对犯罪最好报应的错误观念, 也能逐步培养国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为全面废除死刑做好观念上的准备。” (1) 现阶段, 死刑不可能完全废除, 将死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为将来废除死刑起一个过渡的作用。

既然将死缓作为所有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就当然存在着如何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如果单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 所有死刑案件都要判死刑缓期执行, 就会产生一旦涉及死刑案件, 就都要判处死缓, 长缓而不执行的误解。因此, 有必要对其含义作准确的限定。所谓的将死缓作为所有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应仅针对第一次因犯最严重罪行而进入死刑格量刑的罪犯。尽管坚持将死缓作为所有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 也尽管希望通过普遍适用死缓来达到不用死刑, 直至最终废除死刑。但是, 在死刑没有从法律上彻底废除之前, 即使对所有的死刑判决先适用判处死缓, 也仍然保留着处决罪犯的可能和现实。

那么, 怎样才能做到将死缓作为所有死刑执行的必经程序呢?有两种途径:立法途径和司法途径。

从立法上实施该方案, 就是要通过重新修订刑法典或者发布刑法修正案的方式, 明确规定对于所有死刑案件必须经过死缓程序。具体表述为:“死刑分为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先予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2) 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方法实施, 强制效力高, 便于一体遵行。但是, 用立法方式来实施该方案也具有诸多不利因素:严肃而程序化的立法必然对每一项将要进行的法律的变革做出全面深入的论证和评价, 并且经过严格的法律修改程序来实现, 即使程序进展顺利, 所经过的时间也会相当漫长, 所以, 有远水解不了近渴之忧。

通过司法途径来实现死缓普遍适用的构想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明示的强制推行;另一种是默许的行动鼓励。第一种方式, 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 强制推行对所有的死刑案件先判处死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将死缓的适用推广开来, 而且不牵涉到立法的变革和其他刑罚制度的变更。但是, 这种做法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是不小的, 因为从整个司法适用层面大张旗鼓地推广死缓制度, 所招致的阻力与废除死刑的阻力不相上下。如果这种方式行不通, 还有一种方式, 那就是不做统一的强制和号召, 而是通过对案件二审和复核审的途径, 尽量对死刑的案件适用死缓。如果说我们任何人都会犯错误, 任何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话, 我们对于依据法律规定, 可杀可不杀的罪犯坚决不杀, 应当是最合理的选择。通过实践适用中的控制, 判处死缓的案件从少到多, 逐渐应用到所用的死刑案件, 则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当然, 如果我们能像尊重自己生命一样尊重他人生命, 这一进程就会大大加快。

参考文献

[1]赵秉志.死刑制度之现实考察与完善建言[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

[2]赵秉志.死刑改革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张晋藩.中国刑法史稿[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

篇4：适用条件

一、罪刑条件

罪刑条件是有关未成年人行为性质、法律后果及相关犯罪情节的条件，是对未成年人做附条件不起诉的基础条件，该项条件直接体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法理基础，是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所应当首要考虑的，具体条件如下：

（一）符合起诉条件。这是一条法定条件，即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且能够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从本质上说，这是对未成年人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即有罪评价，这是做附条件不起诉首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决定做出的前提条件。只有符合起诉条件，检察机关才可以在综合考察其他后运用自由裁量权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否则就应当直接做出不起诉决定。

（二）罪行种类条件。该条件同样属法定条件，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对未成年人做附条件不起诉仅限于其涉嫌第4、5、6章规定的犯罪，我国刑法在第4、5、6三章具体规定了涉及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社会管理秩序的178个罪名，这些罪名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未成年人犯罪高发，如其中包含的“故意伤害”、“盗窃”、“抢劫”、“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罪名。第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和影响范围可控。第三，矛盾易调和。这样的规定，具有扎实的实践基础，一方面体现了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提高了实践操作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将适用范围加以控制，兼顾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在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避免了社会矛盾的加深。

（三）可判刑罚条件。在可判刑罚方面，新刑诉法规定为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这个限定条件是对前一个条件的必要补充，因为刑罚量与罪行的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直接相关，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以明确体现出未成年人的行为具有较小的社会危害性，同时可以考察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这是保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回归社会不再危害社会的一个关键条件，也是法定条件之一。

此外，笔者认为还应当对犯罪情节进行详尽考察，虽然部分犯罪情节作为减轻、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已考虑和体现在“可判刑罚条件”当中，但如下三个情节在做附条件不起诉时必须着重考察。首先是主观过错，对于这里的主观过错应当进行广义理解，它既包括故意和过失这两类刑法意义上的主观过错，也包含犯罪动机、过错程度、矛盾产生原因及有无犯罪预谋等内容，如在抢劫、盗窃案中对因为解决温饱而犯罪、在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主要责任、犯罪是临时起意等情况，都是对行为人做附条件不起诉的有利因素。其次，未成年人行为方式，这个条件主要考察行为人在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中是否采用残忍手段、在侵犯财产权利犯罪中是否采用破坏性手段，在侵犯民主权利、破坏社会秩序犯罪中是否采用危害扩大化手段等等。最后是犯罪后的表现，这项条件包括是否采取行动减少危害，犯罪后是否主动投案及投案的时间、方式和主动性。上述三项条件都是直接体现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重要指标，必须要在审查是否做附条件不起诉时认真审查，以解决将附条件不起诉人回归社会后再次危及社会的问题，确保切实体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悔罪条件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主体考量涉及内容较为广泛，也是附条件不起诉司法实践中考察的重点和难点。根据修改后的刑诉法的规定，有悔罪表现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进行附条件不起诉的法定条件之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法律条文中规定的悔罪“表现”包括悔罪态度和悔罪行为两个方面。未成年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主要是对自己行为错误性的客观认识、对危害结果的真诚愧疚及对被害人经济损失进行赔偿的意愿三个方面。悔罪行为，则是对悔罪态度的客观化、行为化，在实践中主要形式是向被害人真诚道歉，积极返还赃款、赃物，尽自己所能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等。笔者认为，在实践中检察人员在考察这一条件时一定要把主观的悔罪“态度”和客观悔罪“行为”结合起来，只有“态度”是真实的，才会有有效的“行为”，也只有真诚的态度才符合该条件设置的立法本意，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自身的人身危险性降低，回归社会后再次危害社会的可能性减小。当然，悔罪“行为”是悔罪“态度”的客观表现，悔罪态度的真诚性是需要客观行为来体现和验证的，也只有积极、有效的悔罪行为才能够获得被害人的谅解，司法机关的认可，从而为附条件不起诉创造良好的环境，这也是减少社会矛盾的必然要求。

此外，笔者认为，不应当仅仅被动地考察，而且应该积极发挥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案件中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工作职能，针对未成人的认知水平，采取不同方式，积极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包括法律知识宣讲和心理疏导在内帮教措施，努力扭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不当认识，使其能够真诚认罪、悔罪，并有积极的悔罪行为，从而为具有较好的悔罪表现，为附条件不起诉创造有利条件。

三、主体及帮教条件

设立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为了在一定条件限定下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为此检察机关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考察到未成人的挽救价值，尔后对其进行社会化教育。为此，对下面几点的考察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主体身份。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主体身份主要有学生、劳动工作者、半工半读者和社会闲散人员四种。对于学生身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而言，他们具有较好的可塑性和较高的挽救价值，在做附条件不起诉时应当重点考虑。相对而言，对于社会闲散人员身份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要综合考虑帮教成本、帮教可行性和人身危险性等因素，谨慎适用附条件不起诉。

（二）日常表现。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日常表现的考察主要包括在学校期间情况考察，在社区情况考察和在社会情况考察三方面内容。未成人的日常表现不但反映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也反映对未成年人进行强制教育的必要性，对于那些一贯表现不良，屡教不改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应当考虑对其严厉处理的必要性，通过严格的司法程序和适当的刑罚措施对其进行教育和警醒。

（三）帮教条件。根据法律规定，对于做出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人应当让其回归社会，但在社区矫正制度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对这些回归社会的未成年人的行为纠正、心理辅导等管理、教育工作就主要由其家庭和学校进行，因此在考察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条件时应当对其是否在校、家庭情况等帮教条件进行全面了解，对于有学校教育和家庭约束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在考察是否做附条件不起诉时予以侧重，因为良好的帮教条件是未成年人重新走上正确道路的必要条件，也是防止其再次危害社会的重要因素，反之则应审慎而行。

四、程序条件

根据新修改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之前必须听取公安机关和被害人的意见。一方面是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一种监督，同时也是避免社会矛盾的必要程序。这是一项法定的程序性条件，不以公安机关和被害人的反对而妨碍检察机关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法律同时规定了检察机关依法做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公安机关、被害人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可申请复议、复核、申诉等救济措施。

篇5：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

经济适用房买卖规定多，首先购房者看好自己是否符合经济适用房的申请条件，符合条件才能购买;其次，卖房人要看房子是否可以进行买卖，经济适用房政策对房屋价格如何规定。最后买卖双方应该知道经济适用房买卖完成后，自己的购房资格是否发生改变。

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

各城市对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的规定都不同，所以此处小编以深圳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为例，供大家参考。

1、申请人有本市户籍;

2、申请人与共同申请人之间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包括申请人及配偶、子女、父母等。申请人已婚的，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必须作为共同申请人。投靠子女取得本市户籍的居民，只能作为共同申请人;

3、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不拥有任何自有形式的住房和建房用地。自有形式的住房包括安居房(含准成本房、全成本房、社会微利房、全成本微利房)、房改房、经济适用住房等政策性住房，集资房，拆迁安置房，军产房，商品房，自建私房等;

4、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在本市及户籍迁入本市前在国内其它城市未购买过政策性住房，未领取过未购房补差款;一定年限内未曾转让过自有形式的住房;

5、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在提出申请前连续两年均低于本市低收入标准线;

6、家庭总资产不超过一定限额;

7、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没有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经济适用房买卖最新政策：

1、经济适用房规定未满5年不得正式上市交易(不允许按市场价格出售)。但是可以将房屋以不高于购房单价的房价出售于满足经济适用房购买条件的人。

2、政策规定满5年后，可以上市交易，但是要按照访问成交额的10%补交综合地价款，把经适房转为商品房后就可以合法销售。

补交综合地价款计算方式：例如一套面积为80㎡的经济适用房，原购房价格为4000元/㎡，市场出售价为5000元/㎡，补交价款为5000×80×10%=40000元。

3、目前还未满5年情况下，签署的买卖合同是无效的，不受法律保护。

附：1、“住满5年”的标准

以购房家庭取得的契税完税凭证的时间或者经济适用住房房屋所有权证的发证时间为准的。可由业主提供两个证件中的任一个来确定经济适用房买卖政策的居住时间。

2、经济适用房买卖价格如何制定?

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按保本微利的原则确定。最低单价为1500元/㎡，价格制定需要参考房屋的征地和拆迁补偿、安置费，勘察设计和前期工程费，建安工程费，小区基础设施建设费等情况。

经济适用房卖房人要注意：

①若房屋注满5年，只要您将自己名下的经济适用房按照市场价出售，便不能再次购买经济适用房和其他保障性质的住房。

②出卖未满5年的经济适用房，需满足两点：购房者只能是符合经济适用房的购买条件的人，房屋的交易价格不能高于原购房价格。这种情况下，如果卖房人仍然能够满足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条件，还可以再次购买经济适用房。所以，经济适用房到底卖与不卖，卖房人一定要考虑清楚了。

经济适用房买方要注意：

①经济适用房出售对象：家庭年工资收入3万元以下的住房困难户(同等条件优先考虑教师和离退休职工)。

篇6：截水有哪些适用条件？

土类：粘性土、粉土、砂土、碎石土、可溶岩

渗透系数：不限

降水深度：不限

篇7：剖析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

剖析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

作者：夏草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7期

篇8：快速灰化法的适用条件

1 不同煤样的二种灰化方式对比

1.1 二种灰化方式试验结果比较

采用1 g煤样缓慢灰化法, 0.5 g煤样手工快速灰化法, 通过递增灰化时间, 对不同灰分的标煤、精煤和原煤做对比试验, 用0.3 g煤样试验作为对比项, 试验结果如表1所示。

0.3 g煤样基础试验时间定为10 min, 然后进行每次5 min的检查性灼烧, 试验结果分别为试验10 min、15 min、20 min、25 min测定的灰分数据;0.5 g煤样基础试验时间定为20 min, 然后进行每次10 min的检查性灼烧, 试验结果分别为试验20 min、30 min、40 min测定的灰分数据。

按照国家标准GB/T212-2001《煤的工业分析方法》规定, 煤样为1 g时, 检查性灼烧后质量变化不超过0.001 g, 也就是不超过试验煤样的0.1%[1], 从表1数据分析:

(1) 0.3 g煤样不同灼烧时间的快灰试验中, 均有超出0.1%的质量变化, 说明0.3 g煤样快灰试验不稳定;

(2) 0.5 g煤样不同灼烧时间的快灰试验中, 均不存在超出0.1%的质量变化, 说明0.5 g煤样快灰试验稳定;

(3) 在不同试验时间条件下, 0.3 g和0.5 g煤样快灰试验, 基本遵循了灰分由高到低再升高的规律;

(4) 煤样灰分小于30%时, 0.3 g和0.5 g煤样快灰灰分基本比慢灰灰分低, 大于30%后0.3 g和0.5 g煤样快灰灰分均比慢灰灰分高。

1.2 数据选取原则

煤质方面, 影响慢灰和快灰灰分测定误差的因素有3个[2,4], 即黄铁矿氧化程度、碳酸盐分解程度和灰中固定硫含量的多少。试验条件对灰分测定的影响主要有4个方面[5], 即通风条件、煤样进炉速度、灼烧时间和冷却时间。所有文献对慢灰和快灰结果选取全指向一个原则——灰分最低原则。按照此原则, 表1中数据整理为表2。

选取的0.3 g化验结果大部分灼烧时间为15 min, 选取的0.5g化验结果大部分灼烧时间为30 min。按照灰分最低原则, 进一步对比试验数据, 结果见表3。

灰分小于30%的煤样, 0.3 g快灰灰分最低, 慢灰灰分最高;灰分大于30%的煤样, 慢灰灰分最低, 0.3 g快灰灰分最高。

1.3 对比分析

灰分试验要求在准确测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 有关快灰法替代慢灰法的研究有很多:如用大灰皿替代普通灰皿[2], 灼烧时旋转灰皿[4], 缩短快灰灼烧时间[6]等。多数文献认为快灰法比慢灰法所测灰分高, 但从试验来看, 并非完全如此。煤样灰分大于30%时, 两种方法测得的灰分符合固硫规律, 灰分小于30%的煤样正好相反。分析原因:煤样质量越少, 在灰皿中的厚度越少, 还可能是由于硫分影响[7], 因此不能一概而论。

2 结 论

(1) 煤样灰分小于30%, 采用0.3 g煤样进行快速灰化所测灰分最低, 使用在选煤厂生产技术快速检查方面最为合适。

(2) 一般商品煤样0.5 g快速灰化法使用灼烧时间30 min;灰分大于30%的煤样, 使用灼烧时间30 min、煤样质量0.5 g快速灰化法或者慢灰法最为合适。

(3) 0.5 g煤样快速灰化法适用于各种煤样, 并不局限于精煤。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GB/T212-2001煤的工业分析方法[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2.

[2]张景香, 李阿卫, 罗伟.不同煤种的缓慢灰化法和快速灰化法的比较[J].煤质技术, 2005 (3) :26-27.

[3]顾文卿.选煤实用技术手册[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 2005.

[4]洪军.快速灰化法测定煤中灰分的探讨[J].煤质技术, 2005 (3) :28-30.

[5]姜桂琴.快速灰化法的试验条件小议[J].工业技术, 2006 (24) :41.

[6]郑邵平.选煤厂缩短快灰灼烧时间的比较[J].煤炭加工与综合利用, 2006 (6) :38-39.

篇9：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条件

摘 要：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既可以保护被害者的利益，又能使犯罪者顺利回归社会，将有助于社会和谐。刑事和解在我国也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各专家、学者乃至普通民众对其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本文将紧紧围绕对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和正当性区别进行分析论证，从而更加辩证的认识刑事和解。

关键词：刑事和解；适用条件；正当性

一、刑事和解的内涵

在理论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概念，主要有：

第一，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后，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

第二，刑事和解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司法机关的依职权履行职责，促进当事双方进行沟通、协商，力图通过平缓有效地方式，修复犯罪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我们可以明确司法实践中真正促成以刑事和解解决案件的是加害人的物质损失赔偿及真诚悔罪。当然这也是刑事和解的首要条件。刑事和解试图通过宽缓的处理方式挽救那些因过失或因一时冲动而犯罪的失足者，免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遗憾。对于可以感化和值得宽恕的人，法律应当给予其悔过的机会，促使其回归社会。其次，须得到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书。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是被害人同加害人订立和解协议的重要前提，也会是办案机关同意适用刑事和解的重要依据。只有双方的矛盾真正化解才能实现刑事和解的积极效果，和解才能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才能体现“和”的实质。再次，加害人应当不再具有社会危险性。刑事和解是为了挽救因过失或一时冲动而犯罪的失足者，而不是为了放纵犯罪。那些仍然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加害人也不可能真诚悔罪，当然也就不具备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因此，对于那些不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加害人可以适用和解，而对于那些仍然存在社会危险性的加害人则应不予以适用。

三、刑事和解的正当性

（一）刑事和解的存在价值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型的司法处理模式，从质疑声不断到被普遍接受，其存在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作为一种以非刑事化方式处理刑事案件的模式，刑事和解所追求的最高价值是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刑事和解之所以首先在那些因民间纠纷而引发的轻伤害案件中得到适用，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发生在邻里、朋友、亲戚、家人、同学之间的伤害案件，要么双方都有程度不同的过错，要么事出有因，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并不严重。对这种案件采取刑事追究的方式，反而容易导致冲突双方矛盾的更加激化，相互间的仇视和怨恨也会扩大。于是，司法机关本来为着寻求正义的考虑而采取的刑事追究行为，反而导致社会关系的永久性损害。因此，在这种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使国家刑罚权退出这一民间纠纷领域，放弃对那种无益于任何一方的抽象正义的追求，保证社会和谐和安宁的回归，这确实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也是刑事和解制度对刑事诉讼理论的最大贡献。

因此，刑事和解的基础并非仅在于犯罪人对被害人提供的金钱赔偿，而是更加重视普通人的真实的感受和真实的情感，认为其最能打动人，最能激发人的道德情操，而提供一个当事人双方坦诚交流的机会能够使事情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但是，金钱赔偿却是被告人能使被害人相信其真诚悔罪的重要表现。物质损失得到赔偿是精神得以抚慰的重要前提，只有被告人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进行积极赔偿，才能使被害人确信被告人的诚意，也才有和解的开始。如果说以钱买刑是不带情感的损失赔偿，那么刑事和解就是具有真情实意的以钱买刑。也正因如此，刑事和解才将以钱买刑纳入体系中，成为刑事和解的一部分。以钱买刑做法虽然不能全面推广，但是，在将其与其他因素相结合而形成一种新型的、适合新时代的制度时，其所具有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刑事和解模式下被害人利益的保护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中，主要强调的是对犯罪人的国家追诉，忽视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遭受的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以及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在作出任何影响刑事诉讼进程的决定时，如作出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等，都不需要征求被害人的意见，甚至是连告知都可以省略；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也仅是在举证质证阶段作为“控方证人”出庭支持公诉，或者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可见，在强调对抗性司法模式中，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是得不到保证的，被害人在很多情况下不仅难以充分参与刑事诉讼、与被告平等对话并获得有效赔偿，而且还很有可能因为司法机关的怠慢而受到“第二次伤害”。

刑事和解制度就是在这种传统的司法模式屡遭批评的背景下出现的。这种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以被害人——被告人关系为中心的新型司法模式。这种新型的司法模式使被害人获得了真正的程序主导者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被害人可以对被告人的赔偿标准提出自己的更高的赔偿要求，直到对方的许诺让自己满意为止；还为被害人精神创伤的治疗以及重新回归社会提供了可能性，传统刑事理论主要关注被害人复仇欲望的实现和经济损失的补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许多为被害人越来越看重的诉讼利益。同时，这种制度的出现，也为被害人实现上述诉讼利益提供了新的机会。它为加害人与被害人提供了一个面对面交流和溝通的机会，使得被害人有机会充分地倾诉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获得加害方的认真倾听和司法机关的高度关注。使加害人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带来多大的痛苦，从而更真诚地进行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也使被害人的自尊心得到较大的满足，有效的抚平所受到的心理创伤。

参考文献：

[1]宋英辉.刑事和解实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1.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

[3]卞建林王立.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118.

[4]邹翔.交通肇事刑事和解实证分析[J].中国检察官，2010，（5）：14.

篇10：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申请条件

(一)上家庭人均年收入符合政府规定的低收入标准;

(二)无私有住房或人均私有住房建筑面积15平方米以下(家庭成员名下的私有住房面积合并计算);

(三)家庭成员均为城市规划区内常驻户口、且居住一年以上;

(四)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或扶养关系。

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的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由政府根据商品住房价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住水平和家庭人口结构等因素确定,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符合条件的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应当在规定时限内,向户籍所在地居委会申报登记,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家庭成员上收入证明。申请人家庭成员有工作单位的,收入证明由所在单位出具;无工作单位的,由户口所在地社区居委会出具;

(二)住房情况证明。有私有住房的家庭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无私有住房的家庭,家庭成员有工作单位的由工作单位出具无房证明,无工作单位的由户口所在地社区居委会出具证明;

(三)家庭户口簿、家庭成员身份证和婚姻状况证明;

篇11：2023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

(一)配偶(结婚需满1年);

(二)父母、子女与祖父母、外祖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与父母双亡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兄、姐与父母双亡的未成年弟、妹。

下列人员的申请，应当按照以下规定：

(一)配偶应当一同申请;

(二)年满70岁的老人(孤老除外)应当与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对其承担法定赡养义务的家庭成员一同申请;

(三)未成年子女以及不得单独申请共有产权保障房的成年单身子女应当与其父母一同申请，父母双亡的应当与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一同申请;

(四)父母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死亡、另一方不愿与子女一同申请的，未成年子女以及不得单独申请共有产权保障房的成年单身子女应当与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一同申请。

共同申请人应当书面推举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员作为申请人代表，申请人代表办理申请、选房等事项的行为，视同共同申请人的行为。

篇12：2013北京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



 浏览： 3945更新： 2013-04-12 07:52根据我国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北京市申请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人须取得本市城镇户籍时间满3年,且年满18周岁,申请家庭应当推举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

单身家庭提出申请的,申请人须年满30周岁。

(二)申请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家庭收入、家庭资产符合规定的标准。城八区的上述标准由市建委会同相关部门根据本市居民收入、居住水平、住房价格等因素确定,报市政府批准后,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远郊区县的上述标准由区县政府结合实际确定,报市政府批准后,每年向社会公布一次。

(三)申请家庭成员之间应具有法定的赡养、扶养或者抚养关系,包括申请人及其配偶、子女、父母等。但申请家庭成员中已享受经济适用住房政策或已作为其他家庭的成员参与经济适用住房申请的人员,不得再次参与申请。

(四)家庭住房是指全部家庭成员名下承租的公有住房和拥有的私有住房。申请家庭现有2处或2处以上住房的,住房面积应合并计算。

(五)家庭收入是指家庭成员的全部收入总和,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各类保险金及其他劳动收入、储蓄存款利息等。

篇13：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 是对公司法人制度的有益补充和完善。他是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 否认公司独立的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 责令公司的股东 (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 对公司债权人公共利益直接负责, 以实现公开、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在英美法系中称人格否认为“刺破公司面纱” (Piercing The CorportateVeil) , 而在大陆法系的德国称为“直索” (Purchguiff) 。现代意义的公司源自十六——十七世纪为适应海上贸易在合伙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特许贸易公司”, 而随之出现的民间合股公司被人称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直接渊源但并不具备法人资格, 这种民间合股公司一直到1834年美国康涅狄格州公布了《一般公司法》才正式确认了民间合股公司具有法人资格, 同时该法还规定了公司股东的有限责任。现代意义的公司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其标志是法人独立人格的确认, 这种以法人独立人格为标志的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以法人为中心的法人投资者群体与法人债权人群体两极利益的平衡, 从而实现了法之公平、正义的价值。

法人人格与法人投资人人格双重分离后, 在法人投资者与法人债权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面纱”。这道“面纱”的形式是法人独立的人格, 而其实质内容是法人投资者依其出资对法人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确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解决了现代公司营运带来的诸多不便的矛盾, 平衡了投资主体与债权人在市场中的利益格局。但由于公司法人人格制度对股东有效约束机制的欠缺以及公司法人人格制度中“道德危险因素”的存在, 公司鼓动为追求个人利益, 极易于将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过渡转移到公司外部, 从而使公司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遭到破坏, 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公平、正义目标也受到公然挑战。因此法律需要一种新的制度连队法人人格独立进行补充, 以作为避免法人投资者与法人债权人之间利益平衡格局失衡公正、正义的砝码。在此情况下,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运而生。正如美国法官Sanborn在一个判决中所言:“在目前的权力状态下, 如果可以建立一个一般规则的话, 那么这个规则就是:一般而言, 公司应该被看作法人而具有独立的人格, 除非有足够的相反理由出现, 然而公司为法人的特性如被作为损害公共利益, 使非法行为合法化, 保护欺诈或成为犯罪抗辩的工具, 那么, 法律上则应将公司视为无权利能力的数人组合体。”应当看到,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对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两者共同构成法人制度辨证统一的两个方面。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法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是例外规则, 并非是对法人人格的彻底、永远的否定, 这使得法人人格否认与法人被依法撤消或解散相区别。由此,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其一,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只是一种司法规则, 而非立法规制, 仅是立法对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事后救济;其二,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并不是法人实体特征的一般性否认, 相反却是对这一“实体”内涵的严格恪守, 它以其特有的方式维护这一“实体”概念所存在的基础;其三,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还体现一定的效率观念。公司设立是一项风险极大的经济活动, 法律并不能因为部分股东对法人独立人格的不规范操作而彻底否定了公司的人格, 增大其他股东的投资风险。因此, 法院仅在该不规范操作行为严重危害市场交易安全和相对人的利益时才刺破这一“面纱”。

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理论基础探讨, 对实践中确认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

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只是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对法人独立人格的相对否定, 这就决定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具有独特之处。法人人格否认实质是在刺破公司面纱之后, 要求股东对其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所造成法人债权人的损失承担责任, 这种责任的承担形式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这三种责任的构成要件因其固有特征相距甚远, 故本文仅探讨滥用法人人格行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适用条件,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1、必须有法律禁止的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这是否定法人人格的基础行为要件, 根据民法对一般民事责任构成的要件的要求, 这种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应具备四个要素:

(1) 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客观存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源于英美法系的判例, 目前法律中对人格滥用行为明确规定的仅有英国公司法和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其他各国关于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 则由各国法院根据公平、正义的理念作个案评判。

(2) 法人人格滥用行为造成了实际民事损害。这种损害并不以对法人的债权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唯一的表现形式并且这种损害以实际存在为法人人格否认的前提。只有当滥用行为造成了法人的债权人或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时, 才有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必要性, 否则将导致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滥用, 违背建立这一制度宗旨, 同时, 受损害的对象还可能是法人内部的成员。如“股东代表公司诉讼制度”的确立即是小股东对大股东滥用法人人格提起的诉讼。

(3) 法人人格滥用行为与实际民事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存在是追究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法律责任的基础, 如受害人不能证明滥用法人人格的不当与其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则不能向法院主张损害赔偿。

(4) 法人人格的滥用行为人必须存在规避法定或约定义务的主观恶意。过失并不导致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但应当看到规避法律的行为本身具有隐蔽性, 要求受害人举证行为人在主观上存恶意是十分困难的, 因此西方国家学者力主法院放弃对法人人格滥用行为的主观要件的审查, 只要原告能证明被告实施了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就视为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笔者认为在主观要件方面, 除了采用这种过错推定以外, 还可以使用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的方式解决被害人的举证困难的问题。

2、应以法人人格合法有效的存在为前提条件, 且不以否定法人人格为最终之归宿。这是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与法人被撤消或被宣告设立无效的根本差别。因为从逻辑上讲, 如果根本不承认法人的人格, 则就根本不存在股东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 更谈不上以此为据否定法人人格。法人人格的否定只是对股东借助法人合法有效的外壳从事规避法律义务的否定, 并非是对法人合法、有效的否定;法人人格的否定只是赋予了法人债权人申请法人成立无效的权利。法人人格否定制度的这一适用条件以“揭开公司面纱”和“直索”等语意表达更为直观。

3、只能由因滥用法人人格行为而受损害的受害人提出诉请, 而不能由法院依职权采用。对于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由检察院代表国家对行为人提起公诉, 而对使一般债权人受损的滥用法人人格行为是否追究股东之责任是债权人的权利, 只有在法人债权人向法院提出诉请要求法律保护时, 法院才能涉入具体的法律关系, 调整双方失衡的利益关系。

4、受损害人只能就股东滥用法人人格行为造成的损害提出诉请, 法人股东在此范围内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并非赋予法人债权人对所有股东行使追索的权利, 滥用法人人格的股东也并非对所有的法人债务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法人人格否认诉讼中的被告是滥用法人人格的出资人, 也就是说, 应将被告限定在法人的出资人中的特定群体之中, 即被告必须是该法人之握有实质控制能力的出资人。而非全体出资人, 对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愿滥用法人人格的出资人, 其有限责任仍应得到法律的肯定和保护, 因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本身就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而设立, 对股东苛求过多的义务并不能实现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初衷, 相反只能使法律出现顾此失彼的窘境。同时, 根据民事责任承担的原则, 加害人的赔偿责任也应与受害人之损失程度呈对应关系。有学者认为:“法人人格否认实际是民法中法人特殊有限责任 (指法人成员对法人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向最初自然人无限责任的复归”。笔者认为该观点未考虑到法人人格否认的这一条件, 有失偏颇。也有学者认为适用法人人格否认时应对公司股和个人股做差别对待, 法人人格否认应对公司股行使。

三、建立我国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思考

从立法上看, 我国规定的公司责任制度的基本精神与世界各国的规定是一致的。《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都规定了法人以其全部财产对法人债务承担责任, 股东以出资或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股东责任的有限性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但实践中仍需要使用法人人格否认的相关规定, 对其进行丰富和完善以形成具有符合我国国情的完整的公司法律制度。

法人人格独立与法人人格否认在形式上处于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均衡的两极, 法人人格否认是建立在股东对法人承担投资责任的基础上, 故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各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体现与该国对法人注册资本的规定有直接关联。由于各种客观原因, 我国在法人注册资本制度上采取了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分别对待的态度。《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成立必须具备的法定注册资本, 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对中外合资双方的出资的规定, 给予中外合资企业授权注册资本的权利。内、外法律的不统一给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统一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故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前提应是顺应国际形势, 取消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部分“超国民待遇”使立法的基点建立在市场主体行为之上。这是从根本上建立我国完善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必由之路。在目前情况下, 我国不宜对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为过于笼统的规定, 以避免内外资企业权利义务不平衡的加剧, 而应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在各个层次的法律中作出较细致的规定, 以解燃眉之急。我国现在相关的立法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立法思路, 法人人格否认的情况散于各种法律中。我国《公司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国务院税务总局1992年10月制定的《关于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实施方法》、财务部1997年5月, 《企业会计准则——关联关系及其交易的批露》及其指南等法律中均有对法人人格否认的规定, 但这些规定首先未能穷尽有限公司的诸多例外情况, 不法股东仍有机可乘;其次, 这些规定只规定了投资人或董事、监事所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而未能明确法人债权人可以直接向投资者要求得到民事赔偿的权利。因此有关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应在相应的单行法律、法规中细化地列举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情形, 并对相关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详细规定, 以有效指导公司实践。

参考文献

[1]朱慈蕴.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研究[M].法律出版社, 1998.

[2]南振兴, 郭登科.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J].法学研究, 1997 (2) .

篇14：论海事强制令的适用条件

关键词:海事强制令;海事请求;适用条件;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情况紧急

由于海上运输法律关系复杂以及海上运输所特有的风险性,航运实践和海事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在一定的情况下,海事请求人需要请求海事法院强制他人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必要性,否则海事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海事活动将无法正常有序地进行。这种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为使其合法权益免受侵害,责令被请求人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强制措施,就是海事强制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四章对海事强制令的条件、程序等问题作了专门规定,体现了海事强制令这一法律制度在航运实践和海事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因此,对海事强制令的适用条件进行必要的研究,对于明确海事强制令的立法本意,并在海事司法实践中更好地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请求人有具体的海事请求

请求人有具体的海事请求,这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56条第1款对海事强制令申请主体的规定。并非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海事强制令的申请主体,只有具有具体的海事请求的请求人,才可以向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对海事请求含义的正确理解是确定请求人是否具有海事强制令申请主体资格的关键。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海事请求保全规定的第21条对海事请求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1)船舶营运造成的财产灭失或者损坏;(2)与船舶营运直接有关的人身伤亡;(3)海难救助;(4)船舶对环境、海岸或者有关利益方造成的损害或者损害威胁;为预防、减少或者消除此种损害而采取的措施;为此种损害而支付的赔偿;为恢复环境而实际采取或者准备采取的合理措施的费用;第三方因此种损害而蒙受或者可能蒙受的损失;以及与本项所指的性质类似的损害、费用或者损失;(5)与起浮、清除、回收或者摧毁沉船、残骸、搁浅船、被弃船或者使其无害有关的费用,包括与起浮、清除、回收或者摧毁仍在或者曾在该船上的物件或者使其无害的费用,以及与维护放弃的船舶和维持其船员有关的费用;(6)船舶的使用或者租用的协议;(7)货物运输或者旅客运输的协议;(8)船载货物(包括行李)或者与其有关的灭失或者损坏;(9)共同海损;(10)拖航;(11)引航;(12)为船舶营运、管理、维护、维修提供物资或者服务;(13)船舶的建造、改建、修理、改装或者装备;(14)港口、运河、码头、港湾以及其他水道规费和费用;(15)船员的工资和其他款项,包括应当为船员支付的遣返费和社会保险费;(16)为船舶或者船舶所有人支付的费用;(17)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应当支付或者他人为其支付的船舶保险费(包括互保会费);(18)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承租人应当支付的或者他人为其支付的与船舶有关的佣金、经纪费或者代理费;(19)有关船舶所有权或者占有的纠纷;(20)船舶共有人之间有关船舶的使用或者收益的纠纷;(21)船舶抵押权或者同样性质的权利;(22)因船舶买卖合同产生的纠纷。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56条第1款要求海事强制令的请求人有具体的海事请求,意味着请求人必须是该海事请求的当事人,即请求人与该海事请求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海事诉讼实践中适用海事强制令这一法律制度时,对海事请求的理解应当限定于上述所明确列举的范围内,避免任意扩大的适用。

二、需要纠正被请求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行为

需要纠正被请求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行为,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56条第2款对海事强制令所针对的行为所作的规定。如果航运活动中的当事人进行了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其就应当纠正该行为,在海事强制令的其他适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可能被海事法院采取海事强制令这一强制措施。

(一)需要纠正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

海事强制令中所指的“需要纠正的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当是指违反了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行为,而不是指违反了任意性法律规范的行为。所谓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是指行为人所必须遵守的,而不允许变更适用的法律规范。我国《海商法》作为调整海上运输和船舶关系的法律,其中具有大量的强制性法律规范。诸如下列的行为都是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行为:海上货物运输法律关系中,承运人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未能做到谨慎处理使船舶处于适航状态,未能妥善配备船员、装备船舶和配备供应品,以及货舱、冷藏仓、冷气仓或者其他载货处不适于或者不能安全接受、载运和保管货物等。

(二)需要纠正的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效力从总体上可分为合同有效和合同无效。合同有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能够产生法律约束力,合同的效力受到法律的保护。《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起生效。”所谓“依法成立”,实际上是指合同有效应当具备的条件。合同有效的要件实际上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即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相应的订立合同的行为能力,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内容的约定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于上述合同对于社会的危害性大,因此法律明确规定上述情形的合同是无效的,反映了国家对这些合同的否定评价,这些合同实际上就是绝对无效的合同。毋庸置疑,海事强制令中所指的“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是指违反有效的合同中所约定的行为。在海事强制令适用实践中,一个特定的合同是否有效,比如租船合同或者救助合同,必须以该合同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对于无效的合同来说,因合同不能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约束力,为法律所否定,当然不是海事强制令中的“需要纠正的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所指的合同。

三、情况紧急,不立即作出海事强制令将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

海事请求人向海事法院申请的海事强制令的成立,还要满足情况紧急这一要件的要求。所谓情况紧急,是指不立即作出海事强制令将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

由于海上运输发生在动态的海上,其具有陆上运输所不具有的特殊风险,而且海上风险很难控制。海上运输过程中,如果某一方当事人进行了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行为,可能会给其他当事人造成损害,但海上运输特有的风险决定了受损害方往往无法有效阻止对方当事人的行为,这无疑会给受损害方带来更大的损失。实际上,海上运输实践中有很多如不立即作出海事强制令将会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的紧急情况。例如:光船租赁法律关系中,当租期结束,承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交船,但承租人却拒不交船,由于船员是由承租人雇佣的,出租人并不占有船舶,也无法控制船舶,因此出租人无法让承租人如约交船。在该船即将离开我国港口的情况下,如果不立即采取一定的强制承租人交船的措施,将会给出租人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就需要立即采取海事强制令这一强制措施,责令承租人立即交船,从而能够及时保护出租人的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行为,如果不立即作出海事强制令,是否将会造成损害或者使损害扩大的紧急情况,取决于海事请求的具体情况,这需要受理海事强制令申请的海事法院结合实际进行综合判断。

四、结论

由于海事强制令对于保护海事请求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其适用条件是关系这一法律制度能否正确适用的前提,因此在航运实践和海事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以《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为依据,结合海事请求的实际和具体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并适用。

参考文献:

[1]郑田卫.中国海事强制令制度创新与完善的法律研究[J]. 中国海商法年刊, 2001.

[2]肖健民.从一案例看海事强制令的必要性[J]. 中国船检, 2002,(01).

[3]王伟宁.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的海事强制令与英国玛瑞瓦禁令的比较[J]. 水运管理, 200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