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条件（精选六篇）
主体条件 篇1
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民族自决权在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道路上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 随着国际实践的发展, 民族自决权有关问题日益突出, 理清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和行使条件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二、民族自决权概述
作为一项政治原则, 民族自决权历史悠久, 其萌芽于中世纪末的民族主义思想。民族自决权的概念正式提出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最早实现民族自决权的则是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14 年, 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首次具体描述了民族自决权理论, 他主张被压迫的民族享有自决权以及自决权可以成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武器。1918 年, 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中也提出了民族自决权, 即“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由谁来代表和统治他们。”但是在列宁和威尔逊时期, 自决的概念十分模糊, 原因有三: 其一, 自决与国际政治的联系非常紧密, 对自决含义的理解容易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 其二, 由第一个原因决定了自决权的持有者或者自决原则的适用范围不确定; 其三, 自决与国际法上的其他原则, 特别是主权、平等和不干涉政策基本原则很接近, 加上自决适用范围模糊, 使得自决很容易与上述这些原则混淆。 (1)
民族自决权的国际法律化进程是伴随着国际文件产生的。1948 年, 美苏签署了《大西洋宪章》, 民族自决权首次步入法律领域。1945 年《联合国宪章》强调: “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权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 并采取其他适当方法, 以增强普遍和平”, 民族自决权首次被赋予了法律效力。随后1952 年、1955 年、1966 年、1975 年时期的国际法文件也都对民族自决权法律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其中, 1970 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可以说是民族自决权发展史的里程碑。总之, 无论作为一种政治原则, 抑或是国际法律原则, 民族自决权都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
三、民族自决权的主体
关于自决权的主体问题, 七届联大曾指出: “人民与民族应先享有自决权。”而十五届联大也规定: “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1996 年, 《人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表明: “所有人都有自决权”。此类内容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中亦有规定。1970 年, 《国际法原则宣言》则规定: “一个民族由决定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 或者与独立国家自由集合与合并, 或采取任何政治地位, 均属于该民族行使自决权的方式。”从上述文件中, 不难发现, 人民和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
虽然联合国的文件规定了所有民族和人民行使自决权, 但是不同的学者对民族和人民的界限理解不同。曾令良教授对主体的范围界限比较宽泛。虽然有人认为, 有权自决的民族限于三种类型: ( 1) 殖民地民族; ( 2) 受殖民地和外国统治的民族; ( 3) 受殖民地剥削的民族; 简而言之, 即殖民地和外国统治下的民族。但是, 另外一种观点是所有民族都享有自决权, 而非仅限于殖民地民族的范围, 曾令良教授即赞同此观点。白桂梅教授对少数者和土著人是否享有自决权的问题上认为, 少数者不具有自决权, 因为自决权是集体权利, 而少数者作为集体尚未得到国际认可。 (2) 在土著人问题上, 不少国家采取回避态度, 以此避免土著人分离。 (3) 虽然一些国家赞同土著居民的对内自决权, 但尚无一个国家支持土著人享有对外自决权。韩德培先生认为民族自决权的人民有三: ( 1) 处于殖民地主义统治下, 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独立而斗争的人民; ( 2) 处在外国军事侵略和占领下的国家的人民; ( 3) 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在当下, 主要指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赵建文教授认为, 自决权的主体不外乎四类: ( 1) 殖民地人民; ( 2) 外国占领下的人民; ( 3) 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 ( 4) 主权国家的全体民族。但他认为, 前两者作为主体是暂时的, 而后两者则是永久的主体。笔者认为, 处于外国统治下的主权国家的全体人民和民族毫无疑问享有自决权。但是对于借自决权分裂国家的民族 ( 如我国新疆) 也必然不享有自决权。
四、民族自决权的行使条件
没有制约的权利必然导致滥用。自决权也不例外。笔者将以下列二例论述自决权的行使条件之一: 获得主权所在国同意。
( 一) 苏格兰独立公投
2014 年9 月18 日, 苏格兰独立公投依法举行。结果显示, 55% 选民反对独立。从国际法实践上看, 公民投票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 ( 1) 合法的理由; ( 2) 选民能够自由地表达意志, 无外国的干涉、威胁和操纵; ( 3) 符合当前其主权所在国同意, 并由国际社会监督投票。苏格兰公投亦需要满足此三个条件方能公投。1919 年, 苏格兰民族党第一次尝试公投未果。1998 年《苏格兰法》规定: “涉及英国国家统一的重大问题属于英国议会权限, 苏格兰无权自行举行独立公投。”2012 年, 卡梅伦和萨尔蒙签署了《爱丁堡条约》, 内容之一即授予苏格兰议会公投权。2013 年, 苏格兰政府向苏格兰议会提交了独立公投公民权法案, 经英国议会议会批准授权, 苏格兰议会有权公投。因此, 苏格兰因为得到联合王国的授权而使其具备了第三条, 加上苏格兰选民的民意而使公投具备了合法的理由和意愿。
为何联合王国反对苏格兰公投, 却承认其公投的合法性? 原因很简单, 一是民意因素; 二是武力因素。首先, 苏格兰选民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 他们代表了几百万人的意志, 倘若违背民意, 恐怕联合王国会动乱不堪。再者, 英国曾经动用了武力解决北爱尔兰独立事件, 但未能从根本解决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北爱尔兰选民的投票。综合这两个原因, 联合王国当然愿意看到和平的公投了。难怪不少媒体称此次公投为“民主嘉年华”。 (4)
( 二) 魁北克公投
魁北克省在1980 年和1995 年曾经两度举行独立公投。当时, 克雷蒂安说: “百分之五十加一票就可以分裂一个国家? 这不是民主! ”1998 年, 加拿大最高法院发布法规: “规定了魁北克不能单方面决定独立, 必须得到联邦政府和其他省份的认可。”1992 年, 联邦政府推出《清晰法案》规定今后独立公投投票, 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自此, 加拿大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自决权的行使条件。作家吴钩曾说过: “如果一个地区可以通过民族公投获得独立的合法性, 那么以此逻辑, 一个村庄是不是可以全村公投, 在多数村民投赞成票时, 宣布独立?”
笔者认为, 虽然苏格兰代表少数者, 缺乏主体资格, 但是通过中央授权而使其具有了自决权资格, 这一点恰恰是一国的内政, 他国也无从非议。魁北克省公投前提是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批准, 未批准, 则无权限, 也就无从谈何自决权了。因此, 自决权的实施条件之一便是得到主权所在国的批准。那些借自决权企图分裂的野心注定失败, 难怪《联合国宪章》把民族自决权定义在非殖民地范围的同时强调了前提条件: 不得借自决权而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
五、结语
总之, 民族自决权在当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一方面成为殖民地国家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 争取民族解放的思想武器; 另一方面也为不少独立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提供了“法理依据”。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 自决权都不可能成为分离国家的权力。我们应该正确理清新时代下的民族自决权, 以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摘要：《联合国宪章》第1条第2款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权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自此, 民族自决权第一次被赋予了法律效力。随着科索沃和南苏丹先后宣布独立, 民族自决权再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特别是苏格兰独立公投以后, 人们对民族自决权的问题更是议论纷纷。本文在概述民族自决权的基本历史基础上, 以苏格兰独立公投和魁北克公投为例, 着重阐释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及其行使条件。
关键词：民族自决权,苏格兰公投,殖民地,联合国
注释
1白桂梅.论内部与外部自决[J].法学研究, 1997 (3) :105.
2白桂梅.国际法的自决与少数者权利[J].中外法学, 1997 (6) .
3白桂梅.土著人与自决权[J].中外法学, 1997 (4) .
主体条件 篇2
一、提高综合素质，让委员有履职之力。组织委员学习，及时了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发展情况，不断提高委员的政策理论水平、科学思维能力和参政议政本领。积极进行专项教育，使委员了解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政协委员在人民政协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懂得政协委员是荣誉更是责任，要享受政治荣誉更要承担社会责任，要做好本职工作更要履行好委员职责，努力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体现政协委员的自身价值，从而使广大委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增强。
二、搭建履职平台，让委员有履职之地。在现有平台的基础上，积极创建委员工作活动组等的履职平台，使各方面的委员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履职阵地，进一步增强了政协委员的归属感，委员履职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组织开展联欢联谊、座谈交流、议政建言等活动，进一步增强了政协组织的凝聚力，进一步激发了政协组织的整体活力，凝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力量。
三、创新活动形式，让委员有履职之机。不断创新委员活动形式，努力创造委员发挥主体作用的机会。采取定期活动与不定期活动相结合、一般活动与特色活动相结合、内部交流与外出联谊相结合、履行委员职责与丰富文娱生活相结合等形式，积极开 1
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履职活动的灵活性。聚焦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结合提案办理、专题调研、行风监督，采取小组视察、联合视察、界别调研、专题调研、“请进来交流”、“走出去取经”以及座谈、问卷等形式，广泛深入调研，进一步增强了履职活动的多样性。此外，积极组织专题协商会、委员议政会、政企座谈会、民主评议会等活动，为委员参政议政、献计出力创造更多的机会。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 篇3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主体条件
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社会历史条件，更有其实现的主体条件。我们以往对于这个主体条件的研究是很不够的。认真开展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继而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一、全国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从其自己开始形成时就把人民群众当做最主要的革命力量，当做历史的推动者，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和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实践过程，其实现的主体条件，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承担着实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奋斗目标、推进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任务顺利完成的历史使命。只有具备了人民群众这一主体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得以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伟大实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切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势力和人民群众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一切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广大人民群众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同样，新中国建设后，广大人民群众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指导下，艰苦奋斗，在中国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得新中国迅速稳固和发展。从二十世纪至今，人民群众自发地摸索出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改革生产关系，直接推动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和“中国梦”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
二、领袖群体的形成和成熟
领袖群体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行者、推行者、理论的创立者及人民群众的先进代表，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成熟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之一。领袖群体能否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否正确认识中国的具体实践，能否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这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初期，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一些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科学性，并积极地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运用其基本理论领导工人运动，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在理论道路上走了一些弯路，其中的原因有缺乏建设经验、对新的国情认识不足，可以说是领袖群体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尚未成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新的领袖群体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国内国外的新形势作出新的分析，正确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继邓小平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袖群体，准确地结合新的治党、治国、治军的宝贵经验基础上，准确地把握朝代的命脉，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领袖群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来的实践经验，提出科学发展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正确领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自觉的行为，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正确领导为主体条件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领导核心，带领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贯彻具体化、民族化、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中，认真总结和吸收人民群众的新经验，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和理论创新提供大量的宝贵材料。
在北伐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促成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推动了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在土地革命时期，党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民族矛盾是的主要矛盾，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最终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在分析国内国际形势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和平民主，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并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迈上了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断地中国化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能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实现理论创新。
四、马克思主义者在学理上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需要一个个体条件即马克思主义者在学理上的研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人们的理论认识对实践的发展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总有一批人，包括共产党的领袖，也包括普通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常理上探究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并如何去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提供了理论条件。
“中国共产党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与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认真学习、独立思考、积极探索分不开，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2]。李大钊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之后，努力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并尝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代表，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其完成“两个转变”后，结合中国实际，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在留法期间，就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接受并参加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初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在苏联学习时，较系统和全面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邓小平结合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等。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者、理论工作者坚持在学理上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3.
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的主体条件 篇4
学思并重: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的认识前提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面阐述了党员学习的基本内容。首先,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 准确把握改革发展实际。其次, 学习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 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着力提高理论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再次, 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增强党的意识、宗旨意识、执政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最后, 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只有坚持以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党员才能把理想信念牢固地建立在科学知识之上, 才能冲破愚昧、疑惑和迷惘, 抵制各种封建迷信、宗教信仰和不良诱惑, 在追求真理中坚定理想信念。共产党员要培养勤于学习、乐于学习、善于学习的良好习惯, 把不断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 一种精神追求, 一种思想境界, 作为一种实践行动, 在学习和实践中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怠。”学习到的东西, 只有通过个人的深度思考, 才能真正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思”即理解。一般地说, 在人的许多看法和观念中, 有些可能成为人的理想信念, 有些则不可能。二者的区别在于某个观念是否被“赋值”, 即一个人认为某个观念对自己、对社会是否具有“值得”的意义。若某个观念被赋予个人意义 (即认为对自己有意义) , 或被赋予社会意义 (即认为对社会有意义) , 那么这个观念就会成为这个人的理想信念。认同、接纳和践行特定的理想信念, 表明一个人已经赋予这个理想信念以相应的价值, 这时, 这个理想信念便会内化为一个人为人处世的价值观。同时, 理论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系统认知。任何时候, 理论都是多元化的, 不同的理论在许多时候和许多情况下对同一事物的解释是有差异的, 而且在短时间之内相互间无法证伪和证实。在这种情况下, 受多元社会思想影响的社会大众, 即使在某种程度上认知了某一理论, 也并不一定就相信它, 从而形成信念, 并进一步变成行动的力量。因而, 在更多的时候, 理想信念的形成和坚定, 还需要深度的价值认同。价值认同是指个体或社会共同体 (民族、国家等) 在观念上对某种价值观念的认可和共享, 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 并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每一种价值观念都是对特定事物的价值理解, 对事物的价值有了新的理解的时候, 新的价值观便产生了。理解了事物和行为的价值, 也就清楚了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方向。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的方向, 便是理想信念。可见, 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的坚定, 需要党员的勇于探索和独立思考的精神。
情理融通: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的心理基础
正确的理想信念是科学认知与人文价值的统一。作为一种科学认知, 正确的理想信念是一种对象性思维, 它揭示事物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 包括对客观事实的理性认识, 对人的需要、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的理性分析, 对人与客观世界及其关系的理性把握等等。可见, 理想信念以认知为基础, 建立在主体对于客观世界和人本身的科学认识和把握上。认知的核心是求“真”, 当主体确定某种信念时, 就是确定自己确信不疑的东西是真的。被确立为“真”的观念, 并非直接就成为了理想信念, 但没有对包括理论在内所描述的诸事实的确认, 理想信念是难以形成的, 形成了也难以稳固。这表明, 党员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科学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及其规律, 是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的认识前提。
但是, 作为一种人文价值判断, 理想信念是人的一种切己性思维, 它是人们对自己如何处理与周围世界的关系, 采取何种手段或行为, 以及关于这一系列行为或手段的意识等进行的价值性思考, 它解决人的意识、思想、情感、行为的方向和动力问题。理想信念是人的一种价值自觉, 蕴含着丰富、强烈、浓厚的情感色彩, 是人的积极情感的反映。情感是个体价值世界形成的基础, 是个体确立理想信念的前提, 是个体精神价值追求的内在驱动力。同时, 理想信念的形成源于人的需要, 人的需要总是在一定情感状态中产生的。还有, 理想信念的形成是一个评价与选择的过程, 这种选择是通过价值评价得到实现的, 而价值评价总是带有特定的情感倾向的。理想信念区别于一般认知的地方就在于, 它表现了人们对于特定对象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坚信、笃信。情感往往是人们实现某种理想信念的基本动力和力量源泉。情感心理学的研究表明, 情感一经产生, 便能有选择地促进并巩固同这种情感有联系的认知。常言说:“感人心者, 莫先乎于情”, “动之以情, 方能晓之以理”, “情到理方至, 情阻则理难通”。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列宁也指出:“没有‘人的情感’, 就从来没有, 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2]可见, 情感因素对于人的理想信念的形成和坚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一如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在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中, 要注重党员的情感教育。党员情感教育就是要促进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适应的积极情感的形成, 消除那些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相适应的消极、颓废的情感。积极的情感本质上是一种执著真挚的爱, 是一种责任。共产党员的积极情感, 是一种爱国、爱民的情感, 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情感。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胡锦涛指出, 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 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 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试金石。因此, 对共产党人来说, “以人为本”中的“人”最根本的是指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共产党员应该拥有一种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胡锦涛反复强调, 党员, 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到“情为民所系”, 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 真实反映群众愿望, 真情关心群众疾苦”。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 在理想信念教育中, 要“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内涵, 拓宽了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视野。在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中注重“人文关怀”, 就是要尊重党员的个体价值、做人尊严和人格完整, 实施“人性化教育”, 营造舒心环境, 增强教育的“人情味”。心理疏导既是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 也是实现人文关怀的有效途径。人的理想信念与其心理状态密切关联, 健全的心理, 是一个人坚定理想信念的前提和基础。“疏导”不同于耳提面命的教导, 也不同于高高在上的指导。心理疏导遵循人的心理活动规律, 通过基于尊重的平等对话和有效沟通, 改变人的认知、情绪、态度和意志, 消除不良心理状态, 使人形成一种良好的心态。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是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方法, 也是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的有效途径。
知行合一: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的实践要求
知与行的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本要求。知是行的前提和基础, 行是知的目的和归宿。坚持知与行的统一, 是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的内在要求和实践基础。实现共产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崇高社会理想, 是共产党员的远大理想。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着人类解放而建构了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学说。因此, 共产主义信仰本质上是对人类解放的信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共产主义理想是一种实践中的理想, 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历史进程中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3]共产主义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 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产党人必须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体化为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行动路线、方针和政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我国现阶段的具体体现, 是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 在本世纪头20年, 集中力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共同理想集中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表现。
对于党员来说, 要做到知行合一, 就必须树立求真务实精神。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谈到党的建设时指出, 一方面要“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 使广大党员、干部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另一方面要“以求真务实作风推进各项工作, 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加强调查研究, 改进学风和文风, 精简会议和文件,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反对弄虚作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一次强调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求真”旨在把握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 获取真实情况;“务实”旨在把握人的需要及其趋势, 从满足人的合理需要出发, 追求有益的、有价值的实际效果。求真是“知”的过程, 务实是“行”的过程。求真是务实的基础, 务实是求真的目的。求真务实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努力获取真实情况, 把握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 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客观实际, 从而获得实际效果, 也就是要实现知行合一。作为共产党人应具备的政治品格, 求真务实提供了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现实途径。只有求真务实, 共产党员才能正确理解理想与现实、前途与命运、信仰与追求等问题, 正确对待公与私、荣与辱、名与利、生与死、美与丑等问题, 形成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共产党员“一定要刻苦学习、埋头苦干, 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刻苦学习方可“求真”, 埋头苦干方为“务实”。只有求真务实, 方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这是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 2000:107.
[2]列宁全集 (第20卷) [M].人民出版社, 1958:255.
试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投资主体 篇5
目前,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我们应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出发点, 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标准, 使投资主体的属性得到充分的体现, 使投资主体的地位得到确定和巩固。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改革包括投资体制在内的整个的经济体制, 使投资主体成为投资行为的完整承担者, 使投资主体的权利、利益和投资风险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建立和健全各种法律制度, 使投资主体合法的投资行为得到完善的保障。
过去, 在产品经济模式下, 国家财政通过参与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筹集资金, 然后再通过投资活动来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再生产和社会发展的每个环节, 体现在投资领域, 即国家成为主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投资主体, 所有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投资, 几乎都是由国家 (包括中央政府) 确定, 随着投资渠道多元化和筹集资方式多样化, 投资主体也日趋多元化。
一、关于处于投资主体地位的政府和企业
政府投资主体包括中央投资主体和地方政府投资主体。目前, 中央政府投资主要局限于跨地区的公用事业, 基础设施, 极少数大型骨干企业和国防、航天、高新技术等战略产业。地方政府投资主要应用于区域性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社会福利等非生产性的事业和第三产业等。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 在较为健全的体制背景下, 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它们是公众———企业和个人需要的产物, 政府是权威, 并不是因为它天然具有支配企业和个人的地位, 而是因为它是公众的公正代表, 公众需要政府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公众的政府干的事情, 是企业和个人不愿干和不能干的事情。比如, 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秩序, 保证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等, 这些都属于企业和个人力所不及的事情。政府的地位, 政府与公众间互补关系, 决定了政府的行为准则, 政府行为发生的动因, 与企业和个人是有区别的。企业和个人追求经济利益, 而政府更注重通过有效的方式协调公众间的利益关系。为他们实现自身的经济利益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提供有效的保障。
企业投资主体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以及各种行业和部门的企业、群众等投资主体。企业投资主体根据市场需求、技术更新、管理现代化等要求, 及时作出投资决策, 进行投资活动。社团投资主体是指各种复杂的社会组织, 他们为了谋求自身发展进行各种投资。至于个人投资主体, 他们的投资具有范围广、数额小、灵活性大等特点。
企业的投资动因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这是由市场经济所决定的。市场经济存在一个特点的经济链条, 即利益———竞争———市场链条;处在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企业, 都有自身独立的利益。虽然利益不尽相同, 但争取获得自身利益的权益是相同的。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 所有的企业都要进行能力的角逐;谁的能力高, 谁就能在市场中生存下来, 谁就能在竞争中获胜, 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企业的投资活动, 说到底是谋求经济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因为, 在物质资料的丰裕没有达到各取所需的水平的时候, 企业要靠自己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来获取经济利益。
二、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政府投资作为政府的一种经济活动, 不考虑经济利益, 一般说是不现实的。政府投资动因有追求经济利益的一面, 但是, 政府投资更注重社会动因, 更注重保证社会经济稳定运行, 使经济结构合理化, 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使企业和个人有效展开经济活动。而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进行投资。
不论政府还是企业和个人, 只要其将一部份资金用于投资, 则成为现实的投资者。作为一个投资者, 它的社会地位应当是完整的, 这种完整的地位包括两个方面的规定:一是投资者作为一个自主的经济行为主体具有与投资资金相应的权利和利益。二是投资者是它投资行为的不良后果———风险的承担者, 它不能转嫁风险, 推卸责任。如果一个投资者只具有投资权利和拥有投资收益, 而不是投资风险的承担者, 那么, 它必然随意使用投资权利。导致投资行为不合理。相反, 不给投资者充分的投资权利和完整的投资利益, 则没有理由让它承担投资风险, 为了实现投资行为合理化, 有必要对投资行为进行诱导和约束。
首先, 政府所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 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利益。基于对利益得失的考虑, 投资者做出新的选择, 这种选择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具有非强制性。这些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主要是激发投资主体的动力, 引导和规范投资主体的行为, 货币政策通常使用的手段是货币发行量和利率。
过去, 政府投资主体主要进行无偿资, 近几年, 随着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 资金的供应方式发生了变化。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对政府投资的生产性建设项目采取委托建设银行发行贷款的投资方式。国家通过有偿贷款进行投资, 是通过经济办法控制和管理经济的一项重要措施。
其次, 市场对投资行为的诱导和约束。由于供求变化, 如政府鼓励某方面的消费, 与其相应的产品的需求就会增加, 就会出现供不应求。反之, 政府对超常消费进行限制就会抑制相应的需求, 进行抑制这方面的投资。
再其次, 价格变化对投资行为的诱导和约束。在放松全面的价格管制后, 政府对价格的管理成为一种宏观控制的手段, 所以市场上产品的价格, 仍是政府意思和决策的某种体现。
主体条件 篇6
会计政策选择是行为主体采用一定的行为方式对会计政策选择客体所开展的活动过程,它依存于会计政策选择的目标,并受制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内部动因和外部环境。明确会计政策选择的主体非常重要,它影响着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目标、行为偏好等问题的研究。
但从已有文献来看,大部分学者默认会计政策选择的主体是管理者。这种结论的产生有两方面原因:一是Watts和Zimmerman(1978)提出三大假设开创了实证会计研究后,很多学者都采用他们的范式开展研究,这些研究多以股权较分散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但是这种源于股权高度分散、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管理者手中的背景下产生的“管理者主体论”只能代表一类企业,而且这一类企业只占企业总数很小的一部分。二是在占据主流企业理论的契约观的大部分文献中,企业内部的科层结构被忽视了,或者说被简化为“所有者——管理者”或“管理者——工人”、“所有者——工人”这样主要用于理论抽象的组织结构,垂直意义上的“科层”被同质化处理掉了。所以研究会计政策选择时,自然而然地将选择主体确认为管理者,但理论抽象的组织结构和真实的组织结构显然存在一定差距。会计政策选择主体的定位模糊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控制权的部分忽视。
二、作业控制权的忽视
企业的本质是利益相关者的一种集体选择,其形成可视为两个层次的利益相关者集体选择的过程。企业所有者通过向企业让渡自身的资源并期望通过彼此的合作实现更大的价值增值分享,通过其所拥有的控制权保障这种剩余收益的获得。他们在第二个层次的集体选择中所达成的组织契约包含两个重要的子契约:剩余分享权契约和控制权契约。剩余分享权归属于所有者,这是他们设立企业的初衷之一;而控制权在企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的分解。
所有者拥有企业的最终控制权,这种权利来源于其投入企业的资源。他们为了追求自身价值增值的最大化向企业投入资源,这些财物资源、人力资源、关系资源等通过所有者资本交易契约的完成变为企业的资本,企业以此为基础和起点开展经营活动,因此企业的控制权首先应该分解出一部分由这些资本投入者享有的控制权,即最终控制权。这种权利强调的是一种权利的能力,其行使会影响其他控制权的配置与转移。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所有者可能不具备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管理才能,导致他们开始寻找能为其经营企业并为他们创造更大价值的专职管理者,并通过契约(既包括显性契约,也包括隐性契约)的形式将所有者拥有的控制权中的一部分让渡给管理者,这部分控制权就是管理者手中的经营控制权。
此外,现代企业是一个多层级、多部门的科层组织,专业化分工是促进团队生产效率提高的合作形式,控制权还必须能够在不同部门、不同层级、不同员工中间进行分割和分享。Lazonick等(1997)通过对企业内部控制关系的演进和对各国企业制度的比较,发现这种控制权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和地位,他们把这种控制权称为“craft control”,以区别于“managerial control”。这一部分控制权便是作业控制权。但经济学对这种控制权的忽视由来已久。
会计政策选择权也属于企业控制权的范畴,在将控制权分解为最终控制权、经营控制权和作业控制权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主体也分为三个层次:所有者享有源于剩余分享权和最终控制权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管理者(既包括非会计类管理者也包括会计类管理者)享有源于经营控制权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会计人员(仅指普通会计人员)享有源于作业控制权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权。以往的研究中主要聚焦于前两个层次,对作业控制权的忽视导致了第三个层次会计政策选择主体的缺失。
三、会计人员享有源于作业控制权的会计政策选择权
企业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内外利益相关者达成的组织契约和交易契约本身,而在于契约达成后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及活动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关系。这些经济活动通常由多项不同的任务或流程构成,需要多个个体共同协作完成,为了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企业内部必须形成有效的专业化分工。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正是随着会计知识体系的形成而由社会分工给予专业分离的结果。会计人员掌握一定的会计专业知识,并取得会计职业资格,他们能够针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会计所特有的恰当处理,这种处理需要会计人员对会计基本理论的理解、会计准则的运用、职业经验、职业道德、职业责任等,最终用会计特有的语言描绘出企业经济活动的价值投入、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的信息,而非会计专业人员无法或很难做到这些。在多层级、多部门的现代企业中,通常设立会计部门并聘请会计人员承担与会计相关的工作。正是由于社会分工以及会计人员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优势和信息优势,使得企业一部分控制权转移到会计人员手中,这部分控制权属于作业控制权的一种。
虽然会计人员掌握的这部分作业控制权要受所有者和管理者所掌握的最终控制权和经营控制权的制约和限制,但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使得所有者和管理者不可能干涉所有的会计政策选择,其结果是会计人员凭借作业控制权拥有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
一方面原因是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复杂性主要表现为经济业务的结构性和不确定性。会计人员在实务操作过程中需要按照会计准则等的要求,结合企业生产经营特点和经营环境,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实务经验,对各种会计事项进行处理并形成会计信息。对于在经济业务领域已形成惯例且能充分定义的结构化业务,会计人员也存在一定的选择空间,如销售收入的确认时点。对于经济业务领域经常发生且能合理定义的半结构化业务,需要会计人员在会计准则提供的多种方法中进行合理选择。这部分会计政策选择比较常见,虽然这类会计政策一经选择后一般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但是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等原因,不排除会计人员重新选择适合本企业所处经济环境的会计政策。对于非结构化业务,即在经济业务领域从未发生或很少发生从而无法定义的业务,则需要会计人员向正式规则之外的非正式规则寻求答案,这对专业知识和职业判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具备会计知识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由于知识的制约显然不能给予过多的干涉,往往需要会计人员和会计类管理人员共同解决。除此之外,经济业务的不确定性也需要会计人员进行恰当的会计估计,这些都是会计人员拥有一定会计政策选择权的表现。
另一方面原因是,会计人员作为一线员工对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业务更为熟悉。随着企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每个会计人员可能只负责很小的一部分会计业务。在一些大型企业的财务部门,岗位设置非常详细,如设置往来账管理岗位、成本核算岗位、费用核算岗位等。显然,从事往来账管理的会计人员在对企业的应收账款管理上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期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和比例的选择由他完成,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的客观性、真实性。因为员工在进入企业后,在一定的内部分工体系中从事特定的岗位职务,在完成特定岗位职责的基础上不断积累与此岗位相关的“特定地点、特定环境”相关的经验型知识,这些默会知识一般很难传递,所以将决策权赋予相应的拥有特定经验型知识的拥有者,可以提高决策的效率和效果。
四、会计人员的会计政策选择行为偏好
会计人员属于企业员工中的一类,他们向企业投入人力资源,相应地从企业获得工资、奖金等报酬。会计人员和其他非会计类普通员工获得的工资、奖金等报酬数额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盈利状况。如果企业获利较高,则员工获得更多的工资奖金等报酬的可能性越大;如果企业获利情况不理想,则员工会竭力保持目前的工资水平。
会计信息可以有效地反映企业的获利状况,因此,会计人员作为普通员工的一部分,他们也期望企业的盈余数字越高越好。一般理论认为,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会计人员和其他非会计类普通员工组成的这一利益集团也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由于会计人员也拥有一定程度的会计政策选择权,因此会计人员会倾向于选择能够增加资产或收益的激进的会计政策,以提高企业盈余进而增加普通员工这一利益集团的价值分享额度。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会计人员选择能够增加资产或收益的激进的会计政策这一行动本身是有成本的,会计人员在负担全部成本的同时,收益却要在所有的普通员工中共享。在此情况下,会计人员还会继续偏好于激进的会计政策吗?
会计人员和非会计类普通员工可以看作一个利益集团。集团总收益取决于获得集团物品的比率或水平(T)以及集团的“规模”(Sg)。集团中个人成员获得的收益取决于他占集团收益的份额(Fi),其份额取决于集团的人数以及与集团中其他人相比他能够从那一物品获益多少。集团收益(SgT)作为对集团的“价值”可被称作Vg,个人收益作为对个人的价值可被称作Vi。“份额”就等于Vi/Vg,个人收益就等于FiSgT。任一个人成员i得到任一数量的集团物品而获得的好处(Ai)等于个人收益(Vi)减去成本(C)。
成本(C)是获得集体物品的比率或水平(T)的一个函数:C=f(T)。个人购买不同数量的集体物品的收益或损失取决于个人的好处(Ai=Vi-C)随T变化而变化的方式,即取决于d Ai/d T=d Vi/d T-d C/d T。当d Ai/d T=0时,即Fi(d Vg/d T)=d C/d T可以得到最大值。这说明当集团收益率乘以个人得到的集团收益的份额等于集体物品总成本的增加率时,个人得到的集体物品数量最优。
但最重要的不是提供多少集体物品,而是是否会提供集体物品。在单独行动的个人达到最优点时,如果Fi>C/Vg,则Vi/Vg>C/Vg,那么Vi>C。由于Fi=Vi/Vg,则Fi>C/Vg可以变化为Vg/C>Vg/Vi。这说明提供集体物品的条件为:集团从集体物品获得的收益以提供那一物品的总成本的增加比率的1/Fi倍增加d Vg/d T=1/Fi(d C/d T),集团总收益与物品的成本之比大于集团总收益与个人收益之比(Vg/C>Vg/Vi)。
会计人员选择激进的会计政策进而增加所有普通员工的报酬可以看作是会计人员提供了一项集体物品。会计人员是否提供集体物品进而增加集体总利益取决于Vg/C>Vg/Vi,即所有普通员工的总收益与会计选择的成本之比需要大于所有普通员工的总收益相对于会计人员所获收益的比值。会计人员选择激进的会计政策的成本需要全部由会计人员自己负担,这些成本包括其需要在各种可能的会计政策中进行比较而额外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以及一旦被企业发现还可能遭受解雇从而丧失工资等报酬。如果会计人员发现他从集体物品获得的个人收益超过了提供一定量集体物品的总成本,则会计人员会选择激进的会计政策进而最大化个人收益。但是显然,通常情况下,会计人员和非会计类普通员工构成的这一利益集团的人数非常多,而且集团中成员的“规模”差别不大,这使得会计人员获得的Vi非常小,在C全部由自己承担的情况下,通常的结果是Vg/C<Vg/Vi,并不满足提供集体物品的条件Vg/C>Vg/Vi,即会计人员不会选择激进的会计政策去提升所有普通员工的利益。
虽然由会计人员和非会计类普通员工构成的利益集团对更高的工资有共同的利益追求,但是利益集团中每一个员工对他的私人收入有一个独特的利益,这不仅取决于他的工资水平,也取决于他的工作时间。换句话说,会计人员在获得的工资水平一定的情况下,显然减少工作时间或减少投入精力会提高会计人员的私利,即会计人员在从企业获得收入既定的情况下,降低当期人力资源的投入会提高其收益。因此,会计人员为了追求自身当期收益的最大化,其更偏好于能够降低人力资源投入的会计政策,即偏好于易于理解的会计政策或是在处理会计信息时能够降低自身工作量的会计政策。其所选择的会计政策可能是带来更高资产或收益的激进的会计政策,也可能是带来更低资产或收益的保守的会计政策。例如在计量发出存货成本时,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和移动加权平均法相比,会计人员更倾向于选择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会计人员也厌恶会计政策的变更,因为这需要调整前期数据,会加大其工作量。
五、来自调研的证据
为了调研会计人员从事会计政策选择的实际情况,笔者发放了问卷500份,实际回收问卷318份,在剔除了数据缺失、问卷中前后类似问题的回答存在差异等110份无效问卷后,最终进行分析处理的问卷数量为208份。208份有效问卷中的企业情况如下:从企业类型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所占比重较大,二者合计占样本总数91.35%;从企业性质看,民营企业占50%,国有企业占30%;从营业收入看,4亿元以上企业数量最多,占比达40.87%;从行业分布看,来自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业的企业居多,其次是金融业、房地产和建筑业。
208份有效问卷中的填写人基本情况如下:181份问卷是由会计专业或是财务管理专业的人士填写,其余27份问卷是由其他专业人士填写;工作年限位于1~5年、5~10年、10年以上的被调查者所占比重都接近30%,工作经验比较丰富的被调查者所占比重较高;按照被调查者在企业所担任的职务,会计人员所占比重为56.73%,会计类管理人员所占比重为29.81%,他们对于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情况比较熟悉。这些都增强了问卷的有效性。
在118名会计人员样本中,43.22%的会计人员做过有关会计政策选择的决策,而56.78%的会计人员没有做过相关决策。在没有做过任何有关会计政策选择决策的会计人员中,工作年限在5年以下的会计人员占70%,工作10年以上的会计人员只占4%。而在做过有关会计政策选择决策的会计人员中,工作年限在5年以上的会计人员占45%。这说明会计人员的工作年限越长,其拥有的诸如会计经验等默会知识越多,其越可能拥有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而且当企业规模较大时,没有做过有关会计政策选择决策的会计人员要更多一些。这可能主要源于大规模企业通常层级较多,会计分工比较细,普通会计人员只负责很小的一部分会计业务,会计政策选择权更多地分属于不同层级的会计类管理人员。而规模较小的企业通常层级很少,企业的会计人员分工不如大企业精细,使得部分会计人员拥有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一些会计政策选择权。此外,民营企业中66.12%的会计人员没有做过有关会计政策选择的决策,而外资企业中只有31.58%的会计人员没有做过有关会计政策选择的决策。
从会计人员所作的具体的会计政策决策来看,时机选择决策所占比重最大,达到33.05%,其次是会计估计决策和会计判断决策,占比分别为26.27%和11.86%。这两类决策同会计人员日常的工作紧密相连,作为一线员工的普通会计人员,他们对于会计事项确认的时点以及减值的计提这类会计决策最具有发言权。而在会计方法决策中,会计人员所占比重较低,占比为10.17%,这一类会计政策选择权更多地归属于会计类管理人员。其余的相关数据为:关于反映方式及程度的会计政策选择10.17%,关于分类的会计政策选择3.39%,关于计量属性的会计政策选择6.78%。
40.68%的会计人员不会选择能够提高企业利润的会计政策从而提高企业给员工加薪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这些会计人员所任职的企业规模后发现,选择能够提高企业利润的会计政策的普通会计人员中,来自于营业收入4亿元以上的大规模企业占比为40.00%;而不会选择能够提高企业利润的会计政策的普通会计人员,来自于营业收入4亿元以上的大规模企业占比为45.83%。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会计人员和非会计类普通员工构成的这一利益集团的人数越多,会计人员越不会去选择能够提高企业利润的会计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