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

税收（精选十篇）

税收 篇1

1 关于税收执行效率的思考

我们将税收执行效率的内涵定义为政府设计的税收制度能在筹集充分收入的前提下使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最小化。通过对税收执行效率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 本文注意到以下3方面的问题:

首先, 影响税收执行效率的因素有很多, 税务部门行政经费、工作人员的直接投入固然会对税收执行效率产生明显的影响, 但包含税收征管要求在内的广义的税收制度安排对税收执行效率的影响才是根本性的, 税收制度本身的设计就应该考虑到征纳双方执行的确定性、便捷性, 脱离具体税收制度去研究税收执行效率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

其次, 在具体行业税收制度的考量上, 即便可以对行业内企业的遵从成本进行精确的计量分析, 但在税务机关管理成本方面, 现有的税收征管模式下要想对单个行业的管理成本进行特别分析, 可能会存在数据获得等诸多困难。

第三, 对税收效率进行定量分析, 大部分是基于投入产出法的基本逻辑, 投入量的选择上可以选择税务机关直接投入, 也可以选择影响税源的其他因素, 产出量基本都选择了税收收入, 这种分析方法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将税收活动视为一种普通的经营活动, 而这一点本身是值得商榷的。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 本文尝试以定性分析为主, 从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相容性的角度提出对税收制度设计的执行要求。

2 关于税收执行效率的思想根源

这种要求的提出还需要我们从经典文献中寻找思想根源。17世纪的英国学者威廉·配第在财政学专著《赋税论》中对人民不甘心负担税赋的原因进行归结, 其中的第7条“征税权模糊不清模棱两可”, 指向的就是具体税收制度的确定性。18世纪中后期德国官房学派代表人物约翰·冯·尤斯蒂对税收原则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在其提出的六原则中, 有两个原则是从有利于税收制度执行的角度对税收制度本身提出的, “要记在心上的关于组织税务制度的第五个基本原则是, 一切捐税必须建立在明确的和光明正大的基础上, 数额必须确切规定, 使大家都有个清楚的了解”;“第六个, 即最后一个基本原则是, 捐税应当用最简便的方式进行征收, 对国家和人民双方来说, 所涉及的费用应减至最低度”。与尤斯蒂差不多处于同时期的经济学古典学派创始人亚当·斯密, 在其《国富论》中提出的著名的“关于一般赋税的四种原则”中, 后3种都是从税收执行角度对税收制度提出的原则性要求:“每个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 且不得随意变更”;“各种赋税征收的日期和方式必须给予纳税者最大的便利”;“一切赋税的征收要有所安排, 设法从人民那里征收的尽可能等于最终国家得到的收入”, 后来的学者把这些原则归纳为“确定 (确实) 、便利、省费”, 要特别说明的是, 从其论述中判断, 其中的最后一项“省费”原则虽然蕴含税收经济效率的意思, 但更多指向的应是征纳费用的节约。19世纪后期的德国财政学者阿道夫·瓦格纳在提出的税收四端九项原则中, 税务管理原则位列第四端, 细分为3项:确实原则, 即税收法令必须简明确实, 不使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任行其事;便利原则, 即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纳税方式等, 要尽量给纳税人以便利;省费原则, 指税收的征收管理费用应力求节省, 同时也应减少纳税人因纳税而发生的各项费用。而美国当代著名财政学家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在归纳关于“一个合适的税收结构”的要求时, 也涉及明确和省费两项:“对税收制度的管理应有效而不是专断, 税制应为纳税人所理解”;“与其他目标相适应, 管理及征纳费用应该尽可能地减少”。

通过对上述在财政学发展过程中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者税收思想的梳理,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简单结论:

(1) 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学者还是当代的经济学者, 都关注到了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问题, 而且他们对此的认识是基本统一的。这些经济学者受所处历史时代的影响, 对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税收原则的认识是有着明显差别的, 但身处税收单纯财政职能时期的尤斯蒂、亚当·斯密和倡导税收社会政策职能的瓦格纳以及重视税收经济调控职能的马斯格雷夫, 在税收执行效率的认识上却形成了共识。他们都从税收制度的确定性、便利性和节省征纳双方的费用这3方面提出了目标性的要求。

(2) 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是由税收的概念和本质决定的。税收是依据国家的社会公共事务职能进行普遍征收的, 是国家从事社会职能活动的经常性收入形式, 与此相应的, 必然要求税收应该具有事先确定好的项目和统一的标准, 缺乏确定性的税收会形成对税收的自我否定, 所以说, 税收制度应该是连续的、确定的;税收是国家向人民获取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虽然是具有整体有偿性的, 但是需要将税收收入的过程和财政支出用于实行国家社会职能的过程联系在一起, 才能理解这种整体有偿性, 纳税人却往往会对社会产品占有由多变少的税收过程更有感受, 如果税收制度在征税环节、征税时间等方面的安排使纳税人感到不便利, 会大大加剧纳税人不甘心负担税赋的心理, 因此, 便利性不是某个历史阶段对具体税收制度的要求, 而是由税收本质决定的。税收过程是一部分社会产品由人民向国家转移的过程, 但这种转移的过程必然要发生一定的成本费用, 正如亚当·斯密述及的那样, “征收赋税可能使用了大批官吏, 这些官吏消耗了大部分税收作为薪俸, 而且还要向人民征收更多的赋税”, 站在纳税人的立场上, 税收除了直接减少了其所拥有的财富之外, “税吏频繁的造访及令人讨厌的稽查常使纳税者面临不必要的麻烦、困扰和压迫”, 而现代的纳税人为达到税收机关的监管要求, 需要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税务事项日常处理甚至就特别事项咨询税务顾问获取纳税建议。对整个社会而言, 这些都是减少了纳税人的财富同时并没有增加国家税收收入的成本费用, 这样的费用一定是越少越好。确定、便利和省费是由税收本质决定的, 只要存在税收, 这就是对税收制度的逻辑性要求。这也是诸多学者在此问题上看法高度统一的原因所在。

(3) 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与税收其他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尤斯蒂将确定原则和简便省费原则列为税收六原则中的第五和第六两项;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中“确定、便利、省费”分别以独立的形式位于公平原则之后;瓦格纳将关于“确实、便利、省费”三项原则归为税务管理的原则, 列在财政政策原则、国民经济原则和社会正义原则之后;马斯格雷夫述及的明确和省费两项也位列“一个合适的税收结构”要求的最后两点。这些学者在税收原则的论述中都不约而同地将税收执行效率的要求置于最后几项,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些学者是如何定位税收执行效率的相关要求的。税收执行效率的要求是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予以考虑的原则, 一旦与其他税收原则发生冲突, 它是可放弃的。这一点并不与之前所说的税收执行效率的要求是由税收的概念和本质决定的相矛盾。

3 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

那么, 出于税收执行效率的考虑对税收制度提出的要求应该是:

首先, 税收制度应该是确定的。确定性是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提出的首要要求, 没有确定性保障的税收制度是谈不上简化的, 也是不可能具有便利性的, 更是不可能节省征纳双方费用的。具体而言, 税收制度的确定性需要体现在: (1) 税收种类是确定的; (2) 各税种的征税范围是确定的; (3) 各税种的纳税人是确定的; (4) 纳税人的纳税义务是确定的; (5) 各税种的纳税地点和纳税时间是确定的; (6) 税务机关的管理权限是确定的。

其次, 税收制度应该是简化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税务学者, 都很强调税收制度的简化。曾经担任美国众议院税收方法委员会主席的比尔·阿彻将“简化征税程序和纳税程序”列为税制改革的5条标准中的首条。克罗地亚财政部在论述税制改革的标准时也提及“税种设置应当考虑到税务管理的技能, 尽可能地简单, 以便降低征税成本;同时, 一个简化的税制也应当使纳税成本保持在最低限度”。税收制度的繁简会大大影响征纳双方为完成税收事项而发生的物质投入和精神投入。在获得同样的税收收入, 而且对税收产生的收入分配效果和税收的经济效率没有本质影响的情况下, 税收制度安排应尽可能简化:一方面, 要在税收实体法规定中减少不必要的调整事项, 而选择采用相对直接的方式计算出应缴纳的税款;另一方面, 在税收程序性的规定中也要适当简化, 在保证税收管理实效的前提下, 避免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陷于繁琐的工作流程中。

第三, 税收制度应该是便利的。税收制度在保证明确性和适当简化的基础上, 才有可能实现便利。在进入商品经济的近现代, 税收收入摆脱了对来源于农作物税收的严重依赖, 而且一般采用货币形式来获取, 因而在早期经济学者眼中, 对税收制度的便利程度有重要影响的税收的收入形式问题以及税收收入缴纳与纳税人获取收入时间相匹配的问题, 变得不再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税收制度的便利性。税收制度的便利性主要体现在征税方式的安排上。征税方式的安排往往不会影响税收款项的总量, 但税款征收的时间间隔、地点以及负责税务管理机关的部门的层级, 不仅仅会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的入库时间、入库地点、入库级次和税收管理的成效, 而且会对纳税人税款缴纳的便利程度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 从中国税务管理的基本情况出发, 便利性要求应该体现在: (1) 税款征收的时间间隔是便利的; (2) 税款的入库地点是与税款的管理权限相一致的。

需要说明的是, 之所以没有将省费列入到税收执行效率对税收制度的要求中, 是因为省费是一种结果性的体现, 税收制度的确定、简化和便利, 都会对征纳双方管理成本和遵从成本的节约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在此问题的讨论中, 税收制度的确定、简化和便利是因, 税收执行的省费是果。因此, 我们基于税收执行效率的考虑而对税收制度提出的要求未纳入省费这一项。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 佩吉.B.马斯格雷夫.财政理论与实践[M].第5版.邓子基, 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税收服务与税收工作并存 篇2

随着我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对我国税收法律及相关配套措施的考验也越来越严峻。我国的税务机关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实践，根据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税收法律进行了更全面更细致的修订，各地区也就自身特点出台了相应辅助税收的配套措施。但是，对于纳税人来讲是远远不够的，纳税人通过税收法律的学习，了解到自己拥有的各项权利，对税务机关的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税收作为国家发展的经济保障，如何有力地开展税收工作，一直是税务工作人员最为关心的课题之一。

如今税收工作，不再是单方面的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收取税款的工作流程。税收工作已逐渐转变为向纳税人告知税收事项，解释税收事项的法定程序等全方面的服务，有效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让纳税人对我们税务工作进行监督，使纳税人支持我们的税收工作，以便于有效防止国家税款的流失。对于纳税人来说，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机关部门，更多的是一个服务机构，纳税人就是我们的服务主体，提供服务不是工作的唯一方面，提供更好的服务，让纳税人满意，才是我们的工作目标，提高服务能力是现如今纳税服务的发展方向。

结合省地税局提出的“双提高”活动，与近期开展的“我与税收服务”大讨论活动，对于各级税务机关的工作重点再次作出要求，提高税收服务，提高纳税人满意度作为新的工作绩效评比标准，以便于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机关作风”等服务问题。

作为办税服务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长时间接触纳税人，为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等相关事务，我深深体会到省局的良苦用心，也就自身工作有了一定的体会。

首先，对于这次开展的“我与税收服务”大讨论活动，应该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从根本上了解到提高税务服务的重要性。

（一）积极参与到“我与税收服务”大讨论活动中来。要认识到经济体制，机制的日趋变化，企业作为纳税主体，对于税收服务的要求也日益多元化，通过对省局精神，市局会议的学习，结合各地区纳税服务的先进事例，完善个人，积极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服务不足问题，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要深知良好的服务精神决定着我们对纳税人服务的质量。

（二）积极配合机关单位开展的各项税收服务活动。要从服务活动中，加强对自我服务意识的提高，树立个人的大局意识，时刻谨记，个人利益永远低于集体利益，工作目标是更好服务与纳税人的正确工作态度，同时认识到高品质的服务才是使工作更便利，更快捷的必要条件。只有正确的服务认识才能从根本上决定良好的服务态度。要从原来的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转变为遇到问题——溯其根源——查其程序——找其不足——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杜绝问题的再次发生，学会举一反三。

（三）提出高指标，严要求，将提高纳税人满意度作为自己工作的最高目标。要意识到纳税人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到后续工作良好开展的程度，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部门，是税收工作程序的一部分，应该在工作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做好本职工作，积极主动配合税务机关的各项工作。

其次，加强业务学习，主动配合局领导干部开展的各项业务知识的学习活动。认真学习与工作相关的税收法律知识，创新税收服务理念。对于办税过程中，纳税人提出的相关税法问题的解答，做到准确细致，不繁琐，易理解，帮助纳税人解决问题，以提高纳税人的满意度。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的税收服务理念，由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转变，在办理纳税申报过程中，一次性告知所需材料，办理部门，节省办税时间，高效优质的服务于纳税人。尊重纳税人，理解纳税人，关心纳税人从而使工作态度，服务能力得到根本性提高。

最后，结合实际工作，落实市局精神。通过市局多次开展的“我与税收”大讨论活动，积极加入到局领导对于机制建设的整改活动中来，认真配合局内建立的服务机制，有效落实税收服务各项规章制度，严格遵守税收岗位责任制，工作流程，监督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科学服务，便捷办税，做到标准化管理，亲情化服务。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应单独梳理，做出解决计划，联系相关部门，积极配合主管部门下达的解决方案，协助其更好的解决问题。

在这次“我与税收服务”大讨论中，作为一名窗口服务人员，应该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了解提高税务服务的重要性；主动加强业务学习，配合局领导干部开展的各项业务知识学习活动；结合工作实际，由工作中落实市局精神。同时摆在工作态度，正确开展学习，做到高效工作，认真学习并举，共同提高，用实际工作来体现学习成果，检

验这次大讨论活动的成绩。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服务水平，为大讨论活动的深入开展尽一份力，为全局服务纳税人的优秀工作思想添一分彩。

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征管 篇3

【关键词】税收遵从；税收遵从成本；税收征管

一、税收遵从成本的组成

从我国目前税收缴纳的情况来看，税收遵从成本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组成：心理成本，货币成本、时间成本、其它成本。心理成本指的是因为纳税这一行为对纳税人在心理产生的影响，使纳税人心理、情绪、精神上产生的影响。从财务管理的角度来说，企业所追寻的是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目标，对利润的再次分配所形成的税收缴纳会产生抵触的情绪。因此，这里的影响主要指的是纳税人产生抵触、不满、焦虑等负面影响。如果纳税人在税收的缴纳过程中遇到困难向中介机构求助时，纳税人又将需要支付一部分的货币，此时心理成本也就转变为了货币成本。货币成本是指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遇到问题时，需要先顾问咨询而支付的费用等。时间成本是指纳税主体纳税行为在对相关纳税义务履行时，需要时间对收据以及相关的资料进行收集和保存，以及纳税报表填写等行为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其它成本指的是在纳税环节过程中，内部的机关单位办事效率低下，少数消极行为，给纳税义务人增加的其它遵从成本。

二、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

（一）现行税收征收模式

我国现行的征管模式为“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服务，重点稽查”。这种模式，从纳税人自觉申报纳税为基础，通过税务机关和中介组织的双层服务，使得所有纳税人都能够实现自选申报；通过计算机对纳税申报的集约处理、分析，找出未申报或中止申报的纳税人进行催报催缴，同时将异常申报加以筛选，监控纳税人按期申报；再通过稽查，纠正并处罚不真实的纳税申报，引导纳税人如实申报纳税。

（二）现行税收征管模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纳税申报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建立纳税人纳税申报制度是新的征管运行机制最重要的基础，但由于纳税人自觉依法纳税的观念欠缺，以及业务技能方面的差异，偷税、漏税行为较为普遍，加之没有严格的税务登记制度和税源监控办法，使纳税申报在部分地区流于形式。

2.为纳税人服务不到位。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是税务机关应尽的义务，但目前仍有一些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存在。例如：纳税程序的繁杂，使得大部分纳税人认为纳税并不是纳税权利下的义务体现，而是义务下国家强制的“权利”要求；再者，对纳税人方面出现的问题不能客观地分析原因，进行区别对待，而是“惩罚”居先；且在税务机关内部，部分办事人员对税务知识缺乏、业务水平低下，办事效率低，导致纳税义务人纳税行为的完成，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及人力。并且税务稽查力度还有待提高，稽查体系还有待完善；稽查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较差，稽查工作质量低下。

3.对计算机的期望过高。利用计算机进行税收征管是实现现代化征管的标志，也是提高管理效应的必然途径。但是，目前计算机在征管方面因为软件开发和计算机网络化方面还比较落后、管理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因此，在特殊情况下，会导致税收缴纳工作完全没办法完成。

4.外部环境的不完善。目前，我国实行新模式的外部环境不够完善，从法律环境看，随着经济模式的改变，全球经济体系的行程，我国法制国家的建设，税收法律制度的变更，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未能实现法制经济。导致了现行税收司法体系的不健全，严重影响税收司法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从信息环境看，有关纳税人的经济信息不能在相关行业内共享，给纳税人规避税收法律提供了机会。

三、税收遵从与税收征管的关系

在整个纳税过程中，如果遵从成本内的货币增多，将会使纳税的心理成本和时间成本增多，从而降低纳税在经济上的收入，这也就表明了纳税人需要将被打算用于其它方面上的资源用于在纳税事务上的处理上，这势必会降低纳税人的在经济上获取的收入。因此在纳税过程中，税制的复杂程度是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之一，税制越复杂，税务管理环节越多，那么征税的管理费用也就将会变得更高，同时也会使纳税成本增高，很多纳税人因为税制过于复杂转而寻求一定的逃避税收措施来应对。如果税务机关的征管缺乏一致性，也可能使纳税人认为税制是复杂的，存在随机因素。复杂的税制刺激逃税，法律条文过于详细和计算过于烦琐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税收遵从。因此，纳税者可能会从其它途径入手来适当的规避这一成本的产生，由此可见，较为复杂的管理体制和税制将会大幅度降低纳税者的税收遵从意愿，从而在纳税过程中产生诸多的不遵从行为。由此可见，税收遵从和税收征管有着一定关系。

四、降低税收遵从成本的建议

税收遵从成本与税收征管成本两者共同构成税收运行成本，税收遵从成本的规模较大，因此对纳税人的行为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纳税系统及政府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税收的成本运行，从而降低税收的遵从成本。

1.建立合理的税收制度。复杂的税制以及税制规定中难懂的税制语言表达，使纳税方和征税方在理解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不仅增加了遵从成本，同时也导致了征管成本的增加。近几年，我国的相关政策放宽了在税务上的政策，减免税制结构成为了我国在税收上的主要发展方向。宽税基的使用不仅可以确保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收人的利益，而且可以使相互之间存在联系的税种运用同一种税基。税种的减少可以有效的避免纳税者在进行纳税过程中进行税种之间的转移，从而实现价格低税收遵从成本，实现对经济扭曲的矫正，从而减少遵从成本，提高纳税者的经济效益。

2.纳税义务人权利义务确立。纳税义务人权利义务确立，首先是确立纳税人在纳税中的主体地位，还纳税权利、义务、责任于纳税人。其次，从法制的角度明确了不按时申报和不如实申报纳税是违法行为，纳税人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征纳双方责任不清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再次，使缴纳税款成为纳税人的职责，纳税人由过去的被动纳税变为现在的主动纳税。

3.提高税收服务质量。改善税收服务，提高税收服务水平，是降低遵从成本的根本途径。税收服务中的每一项对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都有着重要用。纳税前为纳税者提供咨询、辅导等服务，使纳税者的办税能力能够得到提高；纳税中为纳税者提供便利的条件，使纳税者准确、快速的完成纳税；税后为纳税者提供投诉监督，确保纳税的合法性。从税务机关的服务来看，有效的税收服务信息，能够帮助纳税者减少收集涉税的货币成本和信息成本；良好的纳税环境可以有效的降低纳税者的时间成本和心理成本；优质的服务可以降低纳税者的货币成本。因此，征管机关在严格执法的前提下，要把为纳税人服务，清除纳税人守法障碍作为提高纳税人意识和促进纳税人遵纪守法的重要手段。

4.规范税务代理机构。税务代理机构在纳税过程中以中介代理机构的形式出现在纳税中，依照税法中的相关规定正确的对税种进行分析计算，从而确保国家和纳税人双方的收益都不会受到损害。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税务代理机构虽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但仍然处于一种初始发展阶段。在日后的工作中于要对税务代理机构的行为进行不断的规范，将税务结构的收费标准和服务标准进行规范，从而使税务中介结构变得更加独立的社会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从而更好的纳税服务，努力减少遵从成本中的货币成本。

税收遵从成本对纳税遵从行为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为了使我国的税在改革上能够实现良好的改革，通过税收遵从成本角度对问题进行思考，提出减少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进而使遵从成本与征管成本之间构成良性发展，使税收制度变得更加稳定，降低纳税者在纳税过程中的遵从成本。

参考文献：

[1]孙玉霞.税收遵从：理论与实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税收显著性:国外税收研究新领域 篇4

“财政幻觉”假说的提出使税收低估现象成了国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行为经济学家专注于税收体系的设计如何影响纳税人低估及误解税收的研究, “财政幻觉”假说认为财政收支过程的混沌性促使纳税人往往低估税收价格, 导致其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增加 (Tyran和Sausgruber, 2000) 。国内学者张铭洪和罗振华 (2002) 在此基础上根据财政幻觉产生的原因, 对其进行了分类, 认为财政幻觉包括税收体系中内生的幻觉、政府债务融资所产生的幻觉以及政府间转移支付所产生的幻觉。

学者们对“财政幻觉”假说的研究, 虽加深了对纳税人低估及误解税收这一财政学现象的认识, 但这种认识并没有考虑到纳税人的自我认知、学习能力等非体制内因素对其税收决策的影响。以Chetty (2009)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外部环境和消费者内在认知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 提出了税收显著性——税收对纳税人 (或税负承担者) 的易见程度 (Visibility Degree) 这一财政学概念, 来分析纳税人低估及误解税收的现象。国外有些学者还综合运用实验分析、模型分析以及税务数据统计等各类经济学方法, 分析了税收显著性的影响因素和政策效应。

本文梳理了税收显著性的研究脉络, 评述相关研究成果, 为研究我国相关税收实践问题提供启示。

二、税收显著性理论的提出

在早期关于税收的经济学研究中, 学者们均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研究前提, 假设个体能够完全感知到实际边际税负, 而且能够据此做出个人效用最大化财政决策 (Mirrless, 1971;Atkinson和Stiglitz, 1976) 。然而, 以Oates (1979)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发现税制体制的设计使税负承担者不能完全感知税收, 从而不能做出最优财政选择, 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财政幻觉”这一概念, 他们认为现有财政税收制度会使纳税人在财政选择过程中产生幻觉, 从而使选民更关心扩大公共支出给自己所带来的好处, 而忽视了税收负担也有可能同时增长。“财政幻觉”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分析财政税收体制与纳税人低估和误解税收之间的关系, 没有考虑到微观层面税负承担者的行为决策也会受到其内在框架效应的影响。

此后, 国外学者从纳税人的角度对税收被低估现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以Warneryd和Walerud (1982)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Simon (1956) 的有限理性行为理论纳入税收研究领域, 该理论认为有限理性决策人在不确定情形下进行风险决策时, 处理信息的思维方式常会受到内在框架效应和外部环境影响, 导致认知上出现偏差, 而这种认知偏差又会影响到行为主体的决策。随后, “互惠主义” (Fehr和Gachter, 1998) 、“不平等反感” (Fehr和Schmidt, 1999;Bolton和Ockenfels, 2000) 和“利他主义” (Andreoni和Miller, 2002) 等现象在行为经济学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探讨与研究。

以Chetty (2009)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综合考察外部环境和认知偏差对税负承担者决策的影响, 他们在此基础上对税收被低估这一财政现象进行提炼, 并引入“税收显著性”这一财政学概念, 将其定义为“税收对纳税人或税负承担者的易见程度 (Visibility Degree) ”。Gamage和Shanske (2011) 将税收显著性分为市场显著性和政治显著性, 其中市场显著性体现在税收显著性对市场决策和经济行为的影响, 而政治显著性则表现为税收显著性对纳税人认知程度和效应的影响。

不少学者通过规范性研究和实证研究阐析了税收显著性的含义, 将其与税制透明度、财政幻觉和税收感知等严格区分开来。Schenk (2011) 认为, 税制透明度往往由税制设计所决定, 同时也是税收显著性的要求。顺着这个思路, 他进一步提出了税收显著性的三种表现形式:①税负承担者没有感知到税收的存在;②税负承担者感知到税收的存在, 但不清楚税收的税基、计算方法和结果;③税负承担者意识到税收的存在, 但在决策中忽略了税收因素。后两种税收显著性形式在现实生活中更为常见。Saus⁃gruber和Tyran (2005) 在用财政幻觉解释纳税人低估及误解税收的局限性时, 发现消费者的内在认知是对财政幻觉假说的有力补充。Fochmann等 (2010) 从边际税率感知、税收复杂性对税收感知的影响、税收工作的激励、税收显著性、税收道德与公平、货币幻觉六个方面归纳整理了学者们关于税收感知的观点, 认为税收显著性与税收感知之间是相互作用且相互影响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税收显著性理论对未被涉及的纳税人内在认知及其相关内容给予了充分关注, 并进行了较为系统详细的分析。

三、税收显著性影响因素研究

国外学者主要从税制设计和纳税人内在认知两个不同角度分析税收显著性的影响因素。

(一) 税制设计对税收显著性的影响分析

1. 税收复杂性的影响。

以Rupert等 (2003) 为代表的国外学者认为税收复杂性是人们低估及误解税收的重要原因。Rupert等 (2003) 以税收扣除项的限制条件作为税收复杂性的代理变量, 通过实验研究发现, 税收复杂性与人们对税收的感知呈正相关关系, 税收设置越复杂, 人们越难正确感知税收, 从而会低估或者误解税收。但是他们没有阐述税收复杂性对税收显著性的影响机理。

为此Schenk (2011) 分析了税收透明度、税收复杂性和税收显著性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认为税收复杂性是通过影响税收透明度来影响税收显著性的, 并证实了税收复杂性是税收显著性的主要影响因素。

2. 税收征收方式的影响。

以Chetty (2009) 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实验分析方法, 发现税收的征收形式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影响税收显著性。Chetty等 (2009) 采用现场实验法 (Field Experiment) 研究发现, 将税款张贴在商品价格单上可以明显提高税收的显著性。Chetty等 (2009) 的实验严谨, 但该实验时间不长, 没有充分考虑到消费者对标签的适应程度而忽略了其外部有效性。

为了验证其研究结论, Chetty等 (2010) 以高档酒的销售税和消费税 (消费税通过价外税形式征收, 销售税则通过价内税形式征收) 为研究对象, 通过独立分组进行实验, 研究结果表明, 相比等量增加的销售税, 消费者对消费税的增加反应更为强烈, 从而验证了税收征收方式也会影响到税收显著性。

此后, Finkelstein (2009) 、Cabral和Hoxby (2012) 及Bradley (2012) 等学者以通行费、香烟税和财产税为例, 运用实证研究和模型分析进一步证实:税收的征收方式如电子收费代替人工收费、小额多次的征收方式代替一次性结算、税务托管代替纳税人自己填写税收账单等, 会提高税收的显著性。

(二) 纳税人内在认知对税收显著性的影响分析

有些学者研究发现, 纳税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税收经验来准确地认识税收。Bartolome (1995) 实验研究结论表明, 纳税人由于缺乏纳税经验, 一般使用平均税率而不是边际税率来考量税负, 所以大多数纳税人在投资决策时会低估自己的税收负担。Sausgruber和Tyran (2005) 通过模拟交易实验, 发现消费者可以通过学习效应较为准确地认知税收。Martin和Joachim (2010) 通过设计一个试验现场 (Framed Field Experiment) , 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学习效应和税收经验对税收显著性的影响, 该试验以245个从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模拟真实劳动场景, 控制税收的边际效率、税收的呈现方式以及实验对象的税收学习能力等变量, 发现税收显著性由税率、税收的呈现形式、学习效应和研究对象的税收经验所决定。

四、税收显著性政策效应研究

纳税人不能完全感知税收, 其实际决策行为与理性纳税人的决策行为之间存在偏差, 这一现象受到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于是, 以Chetty (2008) 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另辟途径, 分析税收显著性与税收经济效益损失和税负分布之间的相关性。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 国外学者从税收显著性的经济效益和公平效应两个方面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税收显著性的社会经济效应。

(一) 税收显著性与税收经济效益相关性研究

为了分析税收对经济效益的影响, Harberger (1964) 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 提出了超额负担的一般性公式。税收显著性使人们只能对税收做不完全反应, 改变了传统无谓流失模型的研究基础。

Chetty等 (2009) 借鉴传统的超额负担模型, 将由内在认知偏差引起的对税收的不完全感知纳入模型, 得到了更具实用价值的税收超额负担公式。尽管Chetty等 (2009) 为税收效应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但其研究假设以“纳税人内在认知”作为税收显著性的唯一影响因素, 忽略了税收征管方式、缴纳形式等客观因素对税收显著性的影响。他们在后续研究中改用实证研究得出的非理论研究曲线进行分析, 得出了应用范围更广的税收超额负担公式。该公式方便研究者通过估计税收弹性和价格弹性测算出任意税收政策的无谓流失。

Chetty运用实证研究不断修正税收超额负担公式, 为后期学者们更深入地研究税收显著性与税收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Chetty等 (2010) 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对税收的成本效率的研究表明, 纳税人并不能根据税收和转移支付等税收政策做出最优决策。他还采用现场实验法 (a Field Experiment) 研究销售税的显著性如何影响商品的需求量, 其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 由于将税收张贴在商品价格上显著提高了税收的显著性, 从而导致商品的需求量降低了8个百分点。

Chetty (2009) 的研究虽然证明消费者对税收透明度更强的税收更为敏感, 但未全面考察政府的税收政策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Bernheim和Rangel (2009) 基于行为选择的标准福利经济学模型, 证实只有在税收完全显著的情况下, 行为选择才揭示了个体的真实偏好。但他们没有就税收显著性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

Finkelstein (2009) 提出了一个以仁慈政府为研究假设的税收显著性模型, 该模型准确地指出税收显著性能够通过两个完全不同的途径影响立法者对通行费收费税率的选择, 研究结果显示, 更加显著的通行费收费形式会产生更多的无谓流失, 而显著性较低的收费则会产生较少的无谓流失。Finkelstein (2009) 的税收显著性模型是基于“选民们是天真的”假设之上的, 而这种天真与实际情况并不吻合, 事实上选民们会经常怀疑政治家试图通过税收来扩大政府机构的规模, 从而对政府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 因此其研究结论不具有正外部性。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 学者们以香烟税、碳税、财产税等税种为例进一步实证分析了税收显著性对消费者行为、税收反抗和税收效率损失的影响。Ruffle和Feldman (2012) 通过实验研究香烟税所获得的结果, 证实了参与人在税收显著性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所购买的商品价值显著高于税收显著性程度较高的情况。Bradley (2012) 利用密歇根2007~2009年的财产税相关数据分析得出, 在更加显著的税制环境下, 人们在纳税方面的违规现象更多, 从而造成更多的税收效率损失。Rivers和Schaufele (2012) 以碳税为研究对象, 利用不同固定样本数据, 以及一系列鲁棒性检查和一些辅助变量建立了一个最优模型, 研究碳税与对汽油需求量的影响, 发现碳税产生的需求响应比同等变化的不含税价格产生的需求响应强很多倍。

国外学者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税制环境, 以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和房产税等为例, 运用不同的实证方法对税收显著性和税收经济效益的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极大地开阔了税收显著性的研究视野, 丰富了税收理论研究成果, 而且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不过, 后续研究进展并不大, 多数学者没能就税收显著性对税收经济效益损失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而我国特有的税制环境和本土文化环境与国外学者的研究背景有显著差异。因此, 立足我国现实税制环境的税收显著性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二) 税收显著性与税负分布的相关性研究

国外学者大部分关于税收公平的研究主要以纳税人对税收的完全感知为基础, 其中典型的代表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效用公平理论 (Pigou, 1924;Harsanyi, 1976) 、自由和基本物品公平理论 (Rawls, 1971) 、能力公平理论 (Sen, 1980) 等。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税收征收方式的设计 (主要是在价内税与价外税之间的选择) 不会影响纳税人个人的福利。然而, 国外很多学者研究表明, 纳税人感知的税率与实际税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纳税人基于自己感知到的税率往往会高估所得税的福利, 最终导致自己承担了更多的额外税负 (Robinsen, 1975;Fujii和Hawley, 1988;Batolome, 1995;Arrazola等, 2000) 。在此基础上Chetty等 (2009) 利用有限理性模型分析发现, 显著性较低的税收会使消费者承担更多的税负。可见, 税收显著性不仅仅会影响到税收经济效益, 而且会影响到税负的合理分布。

Finkelstein (2009) 提出了关于税收显著性的最优税收模型, 研究结果显示税收显著性的降低使通行税率提高了20%~40%, 也就是说低税收显著性在增加政府税收收入的同时使驾驶员承担了更多的税负。Cabral和Hoxby (2012) 以显著性程度相对较高的财产税为例, 对Finkel⁃stein (2009) 的最优税收模型进行了修正, 将税收托管作为税收显著性条件变量, 研究结果表明仁慈政府出于对税收无谓流失的考虑, 会更看重个人的私人效用而最大化中间选民的福利或最大化社会福利。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政府制定税收政策不仅要保证其财政收入的需要, 而且要避免其选民遭受过多税收负担。为了进一步研究税收显著性对税负分布的影响, Goldin和Homonoff (2013) 利用优化过的有限理性模型来探讨税收显著性如何影响税负分布, 其研究表明, 消费者感知到的消费税显著程度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因此, 降低卷烟等价格需求弹性较大的产品的税收显著性能够有效将税负从低收入人群转移到高收入人群。

总体而言, 国外学者关于税收显著性的研究仍然是以定性比较研究为基础, 几乎没有学者在税收显著性量化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其对不同收入人群税负分布的影响, 也没能就税收显著性对税收公平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与此同时, 国外学者对税收显著性所产生的公平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收显著性对税负分布和税收转嫁的影响上, 大部分研究以某些税种的显著性为研究对象,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五、国内学者对税收显著性的相关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对税收显著性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检索的文献来看, 仅有童锦治 (2011) 基于启发式认知偏向的角度简单地介绍了国外税收显著性的研究进展, 指出了税收显著性对税收理论的补充作用, 分析了税收显著性在税收效应模型分析上的突破以及其与税制改革之间的联系, 但没有就税收显著性的政策效应进行系统的分析。不过, 不少国内学者对税收显著性的相关理论——“财政幻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财政幻觉”分为地方“财政幻觉”和国家“财政幻觉”。国内学者关于“财政幻觉”的研究主要是分析我国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是否存在“财政幻觉”、存在哪几种“财政幻觉”。刘金全等 (2004) 通过带有“预期幻觉”的财政支出模型实证研究发现, 我国经济当中同时存在“预期幻觉”和“赤字幻觉”, 并提出我国需要适当降低公共物品支出和提高财政支出的产出效率等政策建议。

为了分析以上两种“财政幻觉”与政府规模的关系, 文娟和沈映春 (2008) 采用邹氏转折点检验、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对“财政幻觉”与政府规模扩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预期财政幻觉”对政府规模有正的显著影响, 而“赤字幻觉”对政府规模没有显著影响。

虽然文娟和沈映春 (2008) 的研究证实了“预期财政幻觉”与政府规模之间的关系, 但是没有深入分析“预期财政幻觉”对政府规模的影响路径。孙琳和汤蛟伶 (2010) 则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解释“财政幻觉”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到政府规模的变化, 并运用计量处理再次验证了“财政幻觉”与政府规模之间的相关性。

王梓 (2012) 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整理, 论证了与“财政幻觉”密切相关的五个假说:税收收入复杂性、收入弹性、粘蝇纸效应、租赁幻觉和债务幻觉, 并基于这五个假说对“财政幻觉”与支出水平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解释。巢雅琳和李茜 (2013) 研究发现“财政幻觉”不仅仅只存在于国家层面, 地方政府也有这种现象, 并运用时间序列计量分析方法证实了以上海市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也存在“财政幻觉”, 但是没有进一步深入探讨地方“财政幻觉”对政府规模、纳税人偏好和行为选择的影响。

国内学者们对税收显著性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财政幻觉”主要是从政府的角度探讨税收制度存在的一些不合理因素。而对“财政幻觉”的深入探讨能够帮助研究者深入了解财政税收体制与纳税人低估和误解税收之间的关系, 也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分析宏观层面的税制设计和微观层面的税负承担者的承受力, 从而评价其对税收低估现象的影响。

六、小结及研究展望

通过对国外现有研究成果分析发现, 学术界对税收显著性的研究刚刚起步。对税收显著性研究的意义在于更好地认识纳税人误解和低估税收的原因。尽管国外学者对税收显著性的影响因素和政策效应等分别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但是其研究没有能够全面系统地分析税收显著性的形成机理, 同时缺乏一定的实践指导。从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 有以下几点值得探索:

(一) 税收显著性形成机理的深入探讨

国外学者通过分析税收显著性的影响因素为我们初步了解税收显著性形成机理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是其分析均较为零碎, 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且没有就税收显著性的形成机理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通过归纳整理国外学者的税收显著性影响因素相关研究成果, 本文认为税收显著性的形成机理研究应该追本溯源, 从税收的两个重要核心要素 (税制设计和纳税人内在认知) 出发进行深入分析。税制设计可细分为征缴手段、计算方式、税种类别三个层面, 纳税人内在认知则可分为纳税主体的学习效应和启发式认知两个层面。

对税收显著性形成机理的深入探讨, 不仅符合税收显著性的基本概念, 而且兼顾了行为经济学研究的组织视角和个人视角, 全面考察到了宏观层面的组织制度和行为主体的动机与目的。

可见, 从税收形成机制层面进行研究, 有利于更为深入理解税收显著性的内涵, 从而为后续借鉴税收显著性理论来分析税收政策效应, 以为税收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因此, 我们在研究中应使用大规模数据分析, 采用双因素实验分析和多元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税收显著性形成机理进行验证性研究。

(二) 在量化税收显著性基础上实证分析其政策效应

总的来看, 国外学者关于税收显著性的研究视角、研究文献的数量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以及税收显著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 均较为成熟。税负的合理归宿和税收经济效率的实现是学术界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之一。国外学者在税收显著性政策效应研究方面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其研究中仍存在一些争议:

1.多数集中在税收显著性中的税制结构设计对纳税主体的行为影响方面, 忽略了税收显著性中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税负承担者的主观能动性对纳税主体行为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 消费者的内在认知与对税收的感知程度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借鉴社会学、心理学等的研究方法, 全面系统地分析消费者内在认知对税收公平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影响, 对于实现收入合理分配和提高税收经济效益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2.对税收显著性的定量测算能够为后续税收显著性相关研究提供更为坚实的数据支撑。目前国外学者关于税收显著性的研究主要是运用理论分析和对比参照分析的方法定性分析税收的显著程度, 缺乏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在后续的进一步研究中, 我们可以在税收显著性形成机理分析的基础上, 运用指标分析法 (Bradley, 2012) 实证分别测算我国不同税种的显著程度。通过采集经济指标和税务审计数据, 从而进一步获得代表外部环境的宏观数据, 利用李克特感知量表 (Likert Perception Scale) 获得微观层面纳税人认知偏差的大样本数据, 在指标分析中加入纳税人可支配收入、纳税人税收经验、税收复杂性和征缴方式等指标, 构建适合我国社会规范和税制结构等实际情况的税收显著性度量模型。

(三) 税收显著性理论对我国税收实践的启示与应用

建立健全完善的税收体系是实现税负合理分布和提高税收经济效益的关键所在。目前, 我国税收结构仍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方面, 例如个人所得税中“高收入阶层纳税少甚至不纳税, 而中低收入阶层却成为纳税主力军”现象比较突出;再如奢侈品课税中存在税目设计相对过窄、税率设计相对简单和计算方式隐蔽性较强等问题, 这些均不利于实现税负在不同收入人群中的合理分担和提高税收的征管效率。

国外学者探索出了税收显著性这一新的税收研究领域, 为我国税收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基于我国税制国情的税收显著性研究不仅能够拓展其应用外延, 完善税收显著性研究体系, 而且能够指导我国税收实践, 为完善我国税制体系提供可行性政策建议。

摘要：本文主要从税收显著性的理论基础、影响因素和政策效应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国外税收显著性的最新研究成果, 同时归纳整理了国内与税收显著性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 并对国内外文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单述评, 以期拓展税收显著性的应用外延, 为完善我国税制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思路。

关键词：税收显著性,财政幻觉,政策效应

参考文献

[1] .Simon H A.Rational Choic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Environment.Psychological Review, 1956;63

[2] .张铭洪, 罗振华.西方财政幻觉假说研究述评.财政研究, 2002;8

[3] .Mirrlees J.A..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m Income Taxation.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1;38

[4] .Atkinson A.B., Stiglitz J.E..The Design of Tax Structure:Direct Versus Indirect Taxation.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6;6

[5] .Chetty R, Saez E.Dividend and Corporate Taxation in an Agency Model of the Firm.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Economic Policy, 2010;2

[6] .童锦治, 周竺竺.基于启发式认知偏向的税收显著性研究评述.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3

[7] .刘金全, 潘雷, 何筱薇.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幻觉”分解与计量检验.财政研究, 2004;12

[8] .孙琳, 汤蛟伶.税制结构、“财政幻觉”和政府规模膨胀.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0;11

税收 篇5

强化税收入库工作

修文县地方税务局六广税务所，承担着修文县六广、小箐、洒坪、六桶和大石共4乡1镇的地方税收工作，工作范围占全县10乡镇的一半，即习惯称呼的“下五乡”。下五乡地域广，纳税对象分散，税额不多，却又不能放任自流，这当中不光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涉及到认真执行税法、增强公民纳税意识，忠实执行党和政府赋予税务机关神圣职责的问题。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信念，六广地税所从理顺税收征管秩序着手，强化税收入库工作，从2007年起，连续3年超额完成县局下达的征收任务，被评为修文县地税系统先进单位、六广镇目标考核先进单位。

税务机关的中心任务，是组织税收入库，而要使税收及时足额入库，就必须理顺税收征管秩序。从2007年起，六广地税所将分布在4乡1镇的纳税对象进行排查摸底，建档建卡，使之不重不漏。

从行业分类看，首先是砂石行业，过去，下五乡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砂石行业不景气，也就算不上大税源。随着贵毕公路的开通以及六广河大峡谷风景区的繁荣，带动了六广片区经济的发展，居民住房和单位建设的发展，也给砂石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机。六广地税所看准了这一苗头，税收管理员深入到各砂石厂，结合安监、国土、工商部门对矿山的整顿，最后确立了8家比较上规模有档次的砂石厂为重点对象，对纳税人进行税务约谈，宣传政策，加深认识，让他们端正态度，据实申报，在此基础上，核实了各砂石厂应交税额，纳税人虽有想法，但对政策理解，乐意纳税，从而使砂石行业的税收足额入库。从2008年开始，砂石行业税收翻了几倍，对上述作法，县政府在全县非煤矿山税收清理工作会上，蒋志伦县长给予充分肯定。

在理顺了砂石行业之后，六广地税所又紧接着对交通运输行业的纳税情况进行系统清理。下五乡境内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加上建筑行业的崛起，有着大量的货物运输税源。为做到交通运输税款应收尽收，他们变被动为主动，先到国税分局取得增值税收信息，然后到涉税单位去深入了解，先发现部份单位从六广所辖区内运出的矿产品，在县境外去开具运输发票，影响了源头地方的税收。据此，他们向乡镇党委、政府和县局进行汇报，得到了上级的大力支持，六广镇党委政府还专门召开会议，下发文件，督促企业按照税法规定，如实申报税款，如实在发货源头地开具运输发票。同时，乡镇政府还派人专人配合地税所，到企业监督检查，既维护了税法的权威，又支持了地税工作，更增加了地方税收。从而使交通运输税收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通过理顺，辖区内17家源头矿山企业、125辆载重汽车、78辆农用车都纳入了规范管理，其中没有办理营运手续的车辆，也在积极办理相关手续。

在理顺砂石行业、交通运输行业的纳税关系后，六广地税所又对水泥预制行业、餐饮行业、商业零售、文化服务等行业，对他们作了进一步梳理，做到了理直气壮征管，明明白白收税。在理顺了外部环境之后，六广地税所又从自身工作纪律、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工作秩序上狠下功夫，进行理顺。六广地税务所有正式干部2名，助征员2名，共4名同志，承担着5个乡镇的地税工作，人少事多，点多面广，一人多岗，一岗多责。为了干部队伍的建设，王雷局长、肖有光副局长及其他领导，多次下到六广地税所进行检查督促，在县局党组的领导下，全所同志，团结一心，坚定信念，形成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工作氛围。

全所人员自觉遵守工作纪律和廉政规定，严格要求自己，牢记“25个不准”不以权谋私，不违规操作，不因人而异，不管“来头”大小，认真执行税法，多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廉政违规事件，是一支自觉遵守纪律的干部队伍。

在工作方法上，干部职工本着坚持原则，以人为本。坚持原则，即认真贯彻执行税法不打折扣；以人为本，即征纳双方在人格上是平等的，税干们不以机关干部自居，不搞高高在上，高人一等，广大纳税人也要尊重税干们的辛勤劳动，征纳双方形成了和谐的鱼水关系。但事情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前进的乐曲声中，也有个别不合拍的音符，在2008年10月的一天，有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人，因接到税收管理员下达的催缴税款通知书，不满税额太高而在税务所征收大厅横吵大闹，甚至出言不逊，面对挑衅性的举动，税干们挺身而出，义正词严给予驳斥，该人见吵闹无用，进而口出狂言，威胁税干。所长巫泽新同志不为所动，并告诫对方，说什么都无用，只有依法将税款缴纳，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该人见吵闹无效，只好悻悻离去。后来，在家属的帮助下，自己到税务机关交了税。后来通过多次接触，该人认识到错误，主动对税干们赔礼道歉，并握手言和，大家不计前嫌，征纳双方和好如常。

税收 篇6

【摘要】 面对对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应结和我国企业集团的实际状况,争取国际税收中的有利地位,在对外投资经营中开展合法的国际税收筹划,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 海外直接投资;海外税收筹划;税收政策

2008年9月17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0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表明: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376亿美元,境外纳税总额29.4亿美元,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1189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265.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3%。投资存量突破1000亿美元。我国境外投资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公报显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到国外开展投资活动,这不仅提高了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增强了综合国力,而且也为世界的共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开展企业海外投资税收筹划的必要性

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也越来越多,我国的企业相对来说规模较小,进入国际市场晚,竞争力不强,在其进行对外投资时面临的问题是多样化的。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国的跨国集团将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且不断增加的企业也不再容易走出国门。国家需要运用一系列更为行之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规范企业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拓展境外市场。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因税收管辖权的差异,导致了投资在来源国和所在国重复征税的问题,这是企业跨国公司面临的最突出的税收问题。为避免重复征税带来的经济利益损失,应对跨国企业所得的来源、渠道、种类、数目等进行筹划,减轻税负。为了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我国跨国企业应借鉴完善的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各国各地区的税收政策及税制差异,进行合理合法的国际税收筹划,追求全球范围内总体税负最小。

二、开展海外直接投资税收筹划的可行性

国际税务筹划行为涉及两个国家以上的税收政策,其产生是基于各国间的税收差别。一般来说,企业面临的税收政策越复杂,税负差别越明显,对其进行筹划的余地就越大。

1.由于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不同,各国税制相互间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被跨国纳税人用来进行税收筹划。

(1)税率不同为企业选择投资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同国家或地区税率可能相差很大,有的税率很低,有的税率很高,企业多选择税率低的地区进行投资。

(2)计算纳税收入时,各国对费用的确认和分配、资产的计价等项目的不同规定使得课税依据有所不同。企业要了解各国的税基情况,选择合适的存货计价方法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合理确定分期收款销售利润,使得总体税负最小。

(3)各国使用的税收管辖权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相互间的差异,由此而产生的重叠或者漏洞为税收筹划创造了有利条件。

(4)各国为吸引投资而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同使得企业得以选择对不同行业进行投资。一般发展中国家政策较优惠,范围也较广,而发达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多集中于高新技术的开发、能源的节约和环境保护。我国企业应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投资项目选择。

2.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所签订的税收协定会越来越多。这些协定对缔约国的居民纳税人提供优惠待遇,这也是企业选择海外直接投资地区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3.在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资本流动的加速和自由化,降低了资本成本,提高了税负在公司决策中的重要性,跨国经营进行税收筹划的意识也有所加强。

由此可见,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税收筹划,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面对错综复杂的税务环境,跨国纳税人必须制定相应的税务计划来减轻税负。

三、开展海外税收筹划的策略

在制定全球纳税优化决策的过程中,跨国企业一般会利用国际避税地的有利条件和本国的延迟纳税优惠,将转让定价、国际税收协定的条款等手段综合使用,以减少东道国和中介国的公司所得税和预提税,以及母公司居住国对海外所得利润征收的所得税。

1.坚持企业全球利润最大化原则。考虑节减税收和企业综合利润最大化,将企业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现期财务利益和未来财务利益综合考虑,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不能局限于仅获得眼前的利润。

2.选择适当的地域以避税。跨国企业可在避税地享有税收优惠,除了考虑税收政策外,选择的避税地还必须具有政治和社会稳定、交通和通讯便利、银行保密制度严密、对汇出资金不进行限制等特点。企业还可在国际避税地利用延期纳税条款。企业可以利用转让定价把利润人为地转移到低税国或避税地子公司,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税款的延期时限越久,获利就越大。

3.选择合适的公司组织形式。设立分公司的优势有:分公司最初几年的资本预算亏损可以直接抵免母公司的盈利,减少公司全球总税负;分公司向东道国缴纳的所得税一般可以用来抵免母公司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双重征税;分公司的税后利润一般不计预提税,而子公司的股息汇出要征收预提税。设立子公司的优势有:子公司是法人居民,可以享受东道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所提供的所有优惠;子公司可以享受延期纳税优惠。

基于两种不同组织形式的各自优点,企业在选择也也要考虑投资时段、法律地位和国际税收协定等因素。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初期一般存在亏损,可以先设立分公司,以亏损冲抵利润,以减轻税负,当生产步入正轨后可以建立子公司,以避免汇总纳税所承担的较高税负。分公司在东道国注册没有复杂的手续,政府对其业务活动的管理也较松,而子公司建立的法律手段比较复杂,且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企业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跨国企业可以签订了税收协定的两国中的一国设立子公司并使其成为当地的居民公司。该子公司可以享受两国签订的税收协定中的优惠待遇,从而将利益传递给跨国企业,使其间接得到额外的税收收益。

4.有效利用国际税收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充分发挥税收协定的作用,最大程度争取我国企业在缔约国投资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完善境外投资所得的税收抵免制度,允许企业在境外所得履行纳税义务时,采取合理的方式避免境外负担的所得税税款,为企业面临的重复征税问题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5.实施转让定价。跨国企业把集团内部的利润通过转让定价从高税国关联企业转移到低税国关联企业,高税国关联企业的利润下降导致的税负减少幅度要大于低税国税负的增加,最终结果使得跨国企业整体税负下降。

6.利用东道国税法的缺陷避税。包括税法条款过于具体、条文不一、不严密不明晰等缺陷。若东道国税法内容过细,则会造成税率高低不同、税收优惠范围变化和税基宽窄不一等,这位跨国企业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若东道国税法对统一课税对象作出不同规定,企业可以从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项。

7.利用东道国税收征管的不完善避税。若东道国不采用“引力原则”,则企业在东道国直接采购的原料或销售产品所得与其常设机构无关,不计入常设机构应税所得。企业还应考虑在其他国家的退税规划的时效和成本,以获得出口退税优惠。

8.提高跨国企业的内部财务管理效率。学习先进的财务管理手段,提高相关人员素质,使其适应东道国的税收法规要求,降低内部人员衔接和配合的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总体来说,为了使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得到更好的税收筹划,要全面考虑国际税收协定的条款,综合考虑投资东道国的税负水平、优惠政策等,以及选择合理的投资时段和投资地区。加强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内外结合,是企业真正的利用税收筹划降低税负,提高国际竞争力,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支持企业海外投资的税收政策的优化与完善

1.税收政策的完善关键在于使其能够最大程度上消除国际间的重复征税。OECD范本和UN范本是国际上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两个范本。两者侧重点有所不同,且较偏重于发达国家。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在一起,争取全面修订这两个国际税收协定范本,重构国家税收规则。

2.我国目前税收抵免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不能给海外直接投资带来较大的优惠,应对其进行调整。抵免限额计算应做进一步细化,允许扣除的为取得该所得摊计的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应进一步明确,税法应该细化与境外所得相关的成本费用的配比。我国目前统一采取分国不分项的抵免方法,使得超限额结转只能分国进行,不能以一国的抵免限额余额去抵补另一国的超限额部分。对在境外已经缴纳所得税的税额的抵免限额,应允许企业在分国限额和综合限额两种方法中选用其一,避免影响企业海外投资的动力。由于我国税法暂行办法规定,纳税人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不论是否汇回,均应按照规定的纳税年度申报缴纳所得税,因而存在抵免时间问题,应尊重东道国的税法规定,同时可以采用化年为月、按月预缴的方法。

3.应实行税收饶让,提高我国企业进行进外投资的积极性。以往我国与有关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多数情况下我国没有承担税收饶让的义务,我国的境外投资者不能享受到东道国的税收优惠。为使其他国家的税收优惠真正惠及我国的境外投资者,我国政府应该给予税收饶让。

4.构构建适应我国现实情况且符合国际惯例的完善的海外投资税收激励制度。我国现行的海外投资税收政策是一种缺乏投资导向性的无差异税收政策,对海外投资没有明确的激励作用。我们应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经验,从所得税、关税和税收协定等方面设计鼓励海外投资的具体措施,明确税收政策对投资的产业导向和地区导向作用,利用税收优惠鼓励资本输出。

5.加强海外投资企业纳税服务体系建设。如向企业提供东道国税收制度的咨询服务,多渠道拓展跨国涉税信息的交流和协作,推进国际税收情报交换工作的开展,制定境外投资业务税务管理的操作规程,规范境外投资的税收管理,以提高企业抵御境外投资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苑新丽.国际税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2]张京萍.李敏.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国际比较[J].税务研究.2006(4)

[3]王诚尧.争取修订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际范本[J].涉外税务.2008(8)

税收 篇7

在现代社会, 任何活动都要讲效率, 税收也不例外。税收效率是指国家征税应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 以提高税务行政管理效率, 具体包括税收经济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税收行政效率是指国家在充分取得税收收入的基础上使税务费用最小化, 通常用税收征收成本率和人均征税额等指标来衡量。税收环境是指影响或决定税收制度产生、运行及其成效的各种外部因素的总和, 它是一个国家税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税收环境状况的优劣, 既关系到国家税收分配的质量, 也是影响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税收环境因素对税收行政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征纳税双方的税收成本意识;纳税人素质和纳税意识;社会各界对税收工作的支持与配合程度;税收社会服务体系的健全程度。

一、征纳双方的成本意识对税收行政效率的影响

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 更是效率经济。政府税收活动要讲效率, 就必须树立成本意识, 无论是立法, 还是执法;无论是征税, 还是纳税, 都要注重成本管理, 讲求效率。

就征税方来讲, 其税收成本意识主要从三个角度来考虑。

首先是税收立法部门的成本意识。如果税收立法部门的成本意识比较强, 就会在税收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税收政策的制定中充分考虑政府征税和纳税人纳税所付出的代价, 就会设计出相对简便的税收制度, 有利于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如果税收立法部门的成本意识比较差, 则其制定出来的税收制度也可能效率低下、成本较高, 这样的税收制度无论对征税方还是纳税方都是不利的。

其次是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各级政府部门既是国家税款的主要使用者, 又是税收收入任务的制定者之一。如果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强, 则其在政府活动中就会节减开支, 提高办事效率, 把纳税人的钱真正用到实处,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如果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比较强, 则其在确定税收收入任务时就会科学估算当地经济税源的发展变化情况, 充分考虑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动因素等来综合确定当地的税收收入任务, 这样的收入计划无论是对税收征管还是对纳税人都是有利的, 税收行政效率相对也高。如果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比较差, 个别主要领导甚至为了追求政绩, 在税收收入任务的制定方面就会一味地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 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基层税收征管部门为组织收入所付出的代价和当地纳税人的承受能力, 导致税收行政效率下降。

再次是税务部门的成本意识。税务部门是税收收入的直接组织者, 也是国家税款的使用者之一。因此, 税务部门不同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 从某种程度上讲, 它有些类似于企业, 是一个典型的投入产出部门。正因为如此, 税务部门工作效率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其组织税收收入的多少, 另一方面, 也必须考虑其为组织收入所付出的代价, 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核才能真正体现税务部门的工作效率。如果税务部门的成本意识强, 其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就会充分考虑税收成本因素, 税后净收益就会最佳, 税收行政效率当然就高。如果税务部门的成本意识差, 甚至不考虑税收成本, 则其税后净收益就会下降, 税收行政效率也低。

就纳税人来说, 其税收成本意识主要体现在其办理各项涉税事项的效率和税务违法处理成本的高低上。如果纳税人的税收成本意识比较强, 就会不断学习和刻苦钻研国家的税收法律政策, 熟练掌握各种办税流程和各种纳税资料的申报填写, 这一方面为税务部门进行税收征管带来了方便, 减少税务人员的工作量, 降低了政府征税成本。另一方面也大大提高了纳税人的办税效率, 节省了办税时间和工作量, 提高了纳税的准确性, 减少了税务违法成本, 这些都有利于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如果纳税人的税收成本意识比较差, 或者不重视企业的各项涉税支出, 其对国家税收法律、政策的变化情况就不会十分关注, 甚至不了解国家的相关税收政策, 这样的纳税人在办税工作效率方面肯定是比较低下的, 不但会大大增加其办税工作量, 也会使纳税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导致税务违法成本上升。同时, 也大大增加了税务部门的工作量, 造成征税成本上升, 税收行政效率下降。

二、纳税人素质和依法纳税意识影响税收行政效率

纳税人员素质的高低是影响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纳税人素质高, 其对税收法律法规和税收政策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就好, 纳税的准确性也高, 既有利于减少税务部门的税收征管工作量, 降低征税成本, 也有利于纳税工作效率的提高和纳税人税务违法成本的减少, 税收行政效率相对较高。若纳税人素质不高, 一方面会影响其对税收政策的理解和掌握, 影响纳税的准确性, 税务部门为了使其正确履行纳税义务, 必然要花费较大的人力做大量的宣传解释和辅导培训工作, 增加税收征管工作的难度, 导致税源监控成本和税务稽查成本上升, 税收行政效率下降。另一方面, 纳税人素质不高, 使一些新的税收征管软件的推广和应用受到影响, 税务机关为了推行税收征管手段的现代化, 也必须对一些纳税人进行培训, 在加大税收成本的同时, 也使税收征管改革的进程受到影响。

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的高低也是影响政府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对来说, 纳税人依法自觉纳税的意识越强, 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就越高, 纳税的准确性也好, 这不仅可以降低税务部门征税的难度, 降低征税成本, 而且也有利于降低纳税人的税制遵从成本。因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强, 税收征纳关系就会比较和谐, 征纳税过程就能顺利实现, 可以有效地减少由于征纳税双方纠纷而付出的“额外劳动”和“额外费用”。如果纳税人的依法自觉纳税意识不强, 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工作就很难顺利开展, 税务部门投入到税收征管中的人力相对要多, 必然加大税收征管成本和税务稽查成本, 而且由于税务稽查力度的加大, 纳税人为配合税务稽查工作所发生的支出和因稽查而对纳税人税务违法进行处理的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必然导致整个纳税成本的上升, 税收行政效率的下降。

三、社会各界对税收工作的支持配合程度影响税收行政效率

税收分配活动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除税务机关要依法征税、纳税人要依法纳税以外, 还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和配合。

首先, 各级政府部门对税收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程度是影响政府税收行政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各级政府领导都能站在全局的高度, 充分认识和理解税收政策的权威性和法制性, 这样税务部门就能真正做到依法征税, 纳税人也能真正履行依法纳税, 税收行政效率就高。如果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对税收政策的权威性把握不够, 就有可能会做出一些违背税收法律、法规和不符合税收发展规律的决策, 给税务部门开展正常的税收征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不仅导致政府征税成本上升, 也会给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带来很大的伤害, 不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些都是税收行政效率下降的表现。

其次, 各相关部门对税收工作的协作、配合程度也会影响政府税收行政效率。由于税收工作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取得政府部门的理解和支持的同时, 还需要工商、银行、海关、公检法、新闻媒体、行业协会、主管部门等的协作和配合, 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个严密的协税护税网络。协税护税网络的建设, 不仅可以大大减少税务部门的工作量, 也会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依法纳税氛围, 有助于税收法律、政策的落实, 减少税收执法的难度, 提高税务部门的税收管理水平, 提高税收行政效率。如果工商、银行、海关、司法等部门不配合税务部门的工作, 势必会加大税务部门的执法难度, 提高政府征税成本;如果社会上不能形成依法纳税的氛围, 纳税人势必会逃避纳税义务或以逃避纳税义务为荣, 这些都会导致税收成本上升, 税收行政效率下降。在当前我国税务系统大力推行税收信息化建设的今天, 更是应该重视和加强税务部门和各协税护税单位的联系, 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如果税务部门能随时有效地获取财政、工商、金融、海关、公安等部门的相关涉税信息, 搞好信息交流与共享, 税收行政效率就一定会大幅度提高。否则税务部门在增加取得税务信息成本的同时, 也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 税收行政效率下降。

四、税收社会服务体系对政府税收行政效率的影响

税收服务是税务部门和各类中介组织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所提供的各种涉税服务。主要包括税法宣传、咨询及信息服务, 保障纳税人权利服务, 办理涉税事宜服务, 税收教育服务和各类中介机构提供涉税服务。税务部门提供的税收服务通常称为纳税服务, 各类中介组织提供的服务通常称为税收社会服务, 目前我国的税收社会服务主要指税务代理服务。税务代理制度的推行, 有利于降低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 提高税收行政效率。具体表现在:

第一, 提高了纳税人财务核算的准确性, 便于税务机关监督与管理, 这既有利于堵塞税收漏洞, 减少税款流失, 增加国家税收收入, 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核算征收带来的相关税收成本。纳税人财务会计核算不健全, 不能向税务机关提供准确的纳税资料, 对税务机关的监督与管理会带来很大的难度, 为此税务部门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来确定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实行税务代理后, 就可以大大减少税务机关在这方面的工作量, 从而降低征税成本, 提高税收行政效率。

第二, 提高了纳税人纳税申报的准确性, 减少了税务机关的审查成本和辅导成本。我国自推行纳税申报制度以来, 不少纳税人由于精力和专业知识的限制, 纳税申报资料的填写一直存在较大的难度, 为此税务机关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对纳税人进行指导和培训。不仅如此, 由于纳税申报资料的准确性较差, 给税务机关的审查和调整带来很大的难度。实行税务代理后, 纳税申报是由税务代理人来完成的, 由于他们精通财务会计制度和国家税法, 填写这些纳税申报资料既快又准, 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税务机关的审查成本和辅导成本。对纳税人而言, 实行税务代理, 一方面可以为纳税人节约人力、物力和时间, 腾出精力来发展生产经营, 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可以为纳税人转移纳税风险, 降低税务违法成本。

第三, 能切实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实行税务代理后, 纳税人在注册税务师的帮助下, 可以用足用好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 做好税收筹划, 为纳税人获得节税收益。同时, 还可以协调征纳双方的分歧和矛盾, 可以接受纳税人的委托向上级税务机关申请税务行政复议等。这些都切实维护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 可以健全纳税人的内部财务及管理制度, 从而提高纳税人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这些都有利于纳税成本的降低和税收行政效率的提高。

因此, 要提高税收行政效率就必须进一步优化税收环境。既要强化征纳税双方的税收成本意识, 树立正确的税收效率观, 又要加大税收宣传的力度, 提高纳税人素质和依法自觉纳税意识;税收工作既要得到各级政府的理解和支持, 又要取得社会各界的协作与配合, 建立健全的协税护税网络。同时, 还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力量, 大力发展税务代理服务。

授。近年来, 她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相关学术论文20多篇, 出版专著一部, 主编教材3本, 参编著作3部、教材4本, 主持完成全国行政学院系统合作基金课题1项, 参与国家、省级社科规划课题2项)

摘要：影响税收行政效率的因素很多, 税收环境因素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税收环境因素对税收行政效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征纳税双方的税收成本意识;纳税人素质和依法纳税意识;社会各界对税收工作的支持与配合程度;税收社会服务体系的健全程度。提高税收行政效率必须优化税收环境, 强化税收成本意识, 提高纳税人素质和纳税意识, 建立健全协税护税网络, 大力发展税务代理服务。

税收信息化对治理税收逃逸的意义 篇8

“税收逃逸”是从法律角度界定的一个概念, 从遵从税法的角度划分, 纳税人行为在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 即税收遵从和税收不遵从, 也称为依法纳税和不依法纳税。这里将所有的税收不遵从行为或不依法纳税行为统称为税收逃逸, 因此, 其根本的性质就是“非法性”。具体来看, 根据纳税人违反税法的具体行为内容, 可以将不依法纳税行为分为偷 (逃) 税、抗税、欠税、骗税等。

税收逃逸问题是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政府实行的一些税收政策也会受到影响, 相应的职能如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也得不到有效的实施, 降低了社会的公平、效率, 甚至会影响到一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同时, 税收逃逸活动会造成纳税行为的扭曲, 影响到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 影响社会风气。因而, 治理税收逃逸问题就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信息技术在税收工作方面的广泛应用, 对于治理税收逃逸的意义重大。

二、税收信息化

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是信息不对称的, 纳税人显然具有信息优势, 这也是税收逃逸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学当中的“经济人”假设, 是指每个理性的人都是追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 因而在税收博弈中, 纳税人显然会尽可能地避税 (当然合理地避税我们并不反对) , 这就造成了纳税人隐瞒信息、进行税收逃逸。另一方面, 税务人员也会因利益为驱动参与违法行为, 协助纳税人偷、漏税。因而, 信息的获取与全面掌握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同时, 税收工作的监管也十分重要,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就为税收管理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基础。

这里, 就收信息化进程中两个重要的信息系统: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和金税工程进行说明。

(一) 税收征管信息系统

国家税务总局自行开发了税收征管税收系统, 于1997年末完成, 并在国内两个的地级市试点应用。C T A I S软件基本覆盖了基层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业务, 也基本体现了市级税务机关征收管理的基本职能, 具有规范性、实用性、可监控性、信息可追踪性、安全性、灵活性、可扩充性、可移植性等特点。该系统根据征管业务类型不同, 分为管理业务、申报征收、税收会计、稽查法制等几个功能模块。推广CTAIS应用系统加快了全国税收信息化进程, 是降低成本、加强税收征管的有力保证。

税收征管信息系统为纳税人自觉、准确、及时地履行纳税义务, 政府税收政策得以贯彻实施提供了保证。这一系统在治理税收逃逸的作用在于: (1) 实现纳税人基本资料的电脑化管理, 有利于申入了解每一户纳税人的基本情况。 (2) 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质量的严格把关, 对发票特别是增值税发票的严格管理, 建立了纳税人发票管理档案, 建立了完善的发票核销秩序, 设计了大量的业务提示及税务锁定功能。 (3) 加强对纳税人各种涉税事项的严密监控, 纳税人的停业、注销等事务, 系统将对其进行税款、发票、案件等方面的监控, 坚强税款是否按时入库的监控。

税收征管信息系统就像一张防护严密的网, 有效地减少了因监控不足而导致的税收收入流失。

(二) 金税工程

金属工程的全称是全国增值税专用发票计算机稽核网络系统, 是吸收国际先进经验, 结合我国增值税管理实际、运用高科技手段设计的一项全国性的信息化工程。从狭义上理解, 金税工程由一个网络、四个系统构成:一个网络是指总局、省、地、县四级计算机网络;四个系统是指增值税防伪税控开票子系统、防伪税控认证子系统、增值税交叉稽核子系统和发票协查子系统。金税工程实际上是利用覆盖全国税务机关的计算机网络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企业纳税状况进行严密监控的一个体系。

三、存在的问题与相关政策建议

虽然, 税收信息化在提高税款的征收率、带来税收增长方面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 我国目前税收流失、税收逃逸的现状仍不容乐观。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税收信息化还不够完善, 且在税收信息化进程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 这也是税收信息化所带来的挑战与负面影响, 比如信息化条件下的高技术职业犯罪, 为应用信息化而安装的税控设备的失控问题, 工作人员在运用信息系统时的失误问题, 对系统过分依赖而疏忽人工审核工作等, 这些都会造成我国税款的流失, 刺激出新的税收逃逸手段。金税工程、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等信息系统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与完善的地方, 并且在全国范围来看, 我国税收信息化水平还不够高, 利用率也不够高。

因而, 在税收信息化进程中, 尽快建立完善的税收管理信息系统, 不断解决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挑战与问题, 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相信,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在税务领域的广泛应用, 税收管理信息系统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我国税收流失的现象将会有很大改善, 税收逃逸问题也会得到更好的治理。

摘要：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的时代, 信息技术的应用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税收的信息化, 对税收工作和税收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给税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全方位地改变了传统税收工作的落后局面。自1994年税收改革以来, 我国的税收收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1993年的全国税收收入仅为4255亿元, 2006年就高达37636亿元, 14年增长了8.85倍。税收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速, 税收比率逐年攀升。这当然与税改的成功有关, 但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配合税制改革、加强税收征管方面的作用也是巨大的。

关键词：税收逃逸,税收信息化

参考文献

[1]、梁季:《中国税收收入能力估测及其应用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庞磊:《网络经济中税收信息化及其风险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3]、胡怡建许文:《税收逃逸的形成与治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税收 篇9

税务约谈是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通过对纳税人所申报缴纳税款等资料进行纳税评估后，发现存在税务问题和疑点的，主动约请相关纳税人到税务机关进行解释和说明，给予其必要的提示与辅导，引导纳税人自查自纠，依法缴纳税款，并对涉税违法行为进行处理和处罚的税收征管制度。

税务约谈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其成本从税收征纳双方角度分别来看主要是税务机关通过纳税评估确定约谈对象、约谈过程本身的成本，而纳税人进行约谈的遵从成本包括准备举证资料、约谈花费的时间以及少量费用。与此相比，其收益的改善却是十分显著的。通过税务约谈，征税机关不仅节省了税务稽查所需消耗的大量人力、时间和费用，还收回了欠缴的税款，而纳税人经自查自纠补缴税款，避免和减少了企业由于受处罚而带来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因此，这种改进是一种双赢的促成，应该得到充分的运用和推广。

当前，实施税务约谈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以及我国香港，而其中香港的税务约谈制度是最完善的。在香港，税务局通过抽查调查对象，与其进行约谈，如发现偷税漏税情况，纳税人就要交出少报的税款，并接受税务局的罚款处理。但是，税法赋予税务局长酌情权。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纳税人实施不同程度的处分，比如提出检控、以罚款代替监控或评定补加税款。香港自从1991年实行以约谈为基础的税务审查以来，税务局追回了大量的透漏税款，成效显著。

二、税务约谈的意义

税务约谈是税务机关为适应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而进行的一种税收征管制度创新，它通过建立以纳税人自主管理为基础的税收征管服务新体制，推动税收征管效能的大幅提升，从以往“重检查、轻管理”的模式向“以征为主，以查为辅，征、管、查相结合”的模式转变，实现从粗放型管理走向集约化管理，也体现出新型税收制度的价值取向。具体说来，实行税务约谈制度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税务约谈体现了税收管理从强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成为构建和谐征纳关系以及良好税收环境的有效的润滑剂。税务约谈制度在征纳双方之间引入了对话局面，充分尊重和保证了纳税人的税收地位，征税机关对待纳税人的态度也从过去的“事后监督打击型”向“事前管理服务型”转变，这实际上是将以人为本作为税收管理的指导思想的重要体现。

第二，税务约谈有助于实现征、管、查的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当前税收征管三大环节协作不够、衔接不畅的问题，弥补了原有体制的不足，为征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征收、管理、稽查专业化分工，分权制衡，有利于提高效能，但在目前情况下，由于三大分工没有完全理顺，存在协作不够、衔接不畅的问题。约谈制度的引进能够使税务部门在纳税评估和约谈过程中加深对税源信息的了解和掌握，从而加强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税务约谈向纳税人提供了一个主动解释、说明的机会，帮助纳税人及时纠正违章行为，降低或节约纳税成本，提高了纳税人的经济效益。纳税人因对税法、税收政策缺乏了解或者了解不及时以及理解不全面而出现的非主观故意的漏报、错报、少报在约谈过程中可以及时改正，补缴税款，免除处罚，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豁免，这不仅使纳税人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同时也维护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第四，税务约谈推动了纳税人逐步走向自主管理，由过去全面调账检查转为在实施检查前对纳税人进行综合评估，使得税收征收管理的成本和稽查工作的压力大大降低。税务机关也可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有效配置稽查资源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税收能最大限度的足额入库。

第五，税务约谈充分体现了税收征管基本原则中的诚信和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为依法治税、倡导诚信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也折射出一种新的行政执法理念，对提升税收征管工作的整体效能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思路。

三、完善税务约谈制度的若干建议

税务约谈是税务机关适应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的内在要求，是在法定的检查方法之外而采取的灵活的行政管理手段，是税务系统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重要表现。但由于税务约谈制度形成的时日不长，加之应用实践的范围有所局限，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借鉴国外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税务约谈制度，结合我国国情，笔者为税务约谈制度的完善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1、从立法角度出发，给予税务约谈制度明确的法律效力

目前，由于税务约谈工作刚刚起步，有关税务约谈的法律依据很少，仅有四个规范性文件，分别是《关于加强新办商贸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若干意见》、《税收管理员制度（试行）》、《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但是这四个文件都是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若要以此作为税务约谈制度的立法依据，显然存在法律位阶太低，效力不足的缺陷，一旦发生税务行政争议，在司法审查程序中将会使税务约谈制度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因此，应当制定颁布效力更高的统一立法，使税务约谈制度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同时，在税收实践中，应分清情况，区别对待，把握好标准，对那些依法纳税意识差，有明显违法意图或行为的纳税人，决不能姑息迁就，要坚持依法征税，维护税法尊严。

2、制定合理的约谈程序，保证税务约谈工作顺利开展

税务约谈工作的参与者包括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约谈程序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约谈工作能不能顺利开展以及能不能取得预期效果。只有公平、合理的程序才能促成征纳双方进行约谈，积极达成协议，自觉履行义务。

首先，税务约谈的前提条件，即什么情况下能够进行税务约谈，应予以规范化、统一化。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已实行税务约谈的各地方税务机关的规定不尽相同，这实际上也是由于税务约谈制度缺乏法律依据造成的。

其次，税务约谈在实施过程中，税务机关要事先向纳税人发出书面通知，并允许纳税人准备相关材料、凭证等，对于因特殊情况确实无法按时接受税务约谈的，可根据其申请考虑批准延期约谈。

最后，经过约谈，针对纳税人的不同情况，应规定什么情形下税源管理部门有权进行处理；什么情形下直接转入税务行政处罚程序；什么情形转入税务稽查程序。

3、重视日常管理与稽查，提高税务约谈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在我国现行的自行申报、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税收征管模式下，以查促管是保证纳税人足额申报的重要手段。目前，税务稽查主要忙于专项检查，日常稽查没有真正发挥以查促管的作用，在对税源的征管上，征管基础资料的准确性、完整性不佳，从而造成纳税评估工作的有效性、准确性受到很大限制，而纳税评估恰恰是税务约谈实施的前提，因此，税务机关要重视日常管理与稽查，全面了解纳税人的深层次问题，掌握足够的、准确的、及时的信息，使税务约谈工作有的放矢，准确有效。

4、明确界定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

税务约谈制度应赋予纳税人必要的权利：纳税人在约谈之前的合理时间有权获得通知；确实有特殊情况无法按时接受约谈的可申请延期；纳税人有权就税收专业问题聘请专业会计师作为约谈顾问；约谈过程必须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和完成，不能变成变相羁押；约谈过程不能采取诱供、逼供等不合理的方式；约谈的笔录应当允许纳税人过目，并进行修正。

当然，明确规定纳税人的相关义务和不履行义务的法律后果对增强约谈制度的潜在威慑力，提高约谈制度的实施效果尤为重要。应当规定纳税人必须承担以下义务：不能无故拒绝或推迟税务机关发出的约谈通知；如实回答税务机关的询问；对税务机关提出的疑问，进行说明并尽量提供证据加以证实；对于关键问题的回答，不得编造虚假事实进行掩饰、搪塞或提供虚假证据，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

5、切实规范税务机关的权利和义务

税务约谈凸显了税务机关的管理、服务职责，通过税务约谈，纳税人因对政策误解，对法规认识不正确等犯的错误能被允许及时改正，从而免去受处罚的成本，这也是公法私法化的体现之一。那么，在税务约谈实施的整个过程中，税务机关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并被授予适当的权力，接受必要的监督。

从程序本位主义的角度来看，程序正义在税收征管程序上的体现为对程序理性和程序自治的要求。在税务约谈制度实现的程序过程中，程序正义要求税务机关应在约谈前向纳税人发出通知，约谈时要听取纳税人的意见，保证纳税人的人格尊严；税务管理和税务稽查相分离；在进行税务检查时出示证明，告知身份；对约谈情况进行记录，记录内容须经纳税人确认签字，税务机关对自己所做出的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并进行举证等等。

然而，要有效发挥税务稽查约谈制度的功能，还必须应当考虑给予税务机关在税务约谈制度中和纳税人就税款和处罚进行妥协的裁量权。

首先，纳税评估中发现的计算和填写错误、政策和程序理解偏差导致一般性问题，或存在的疑点问题经过约谈、举证、调查、核实等程序认定事实清楚，不具有偷税等违法嫌疑，无需立案查处的，可提醒纳税人自行改正，作为自查补税，不作处罚；对于纳税人少缴税款的行为，在税务约谈过程中无法举证说明，但主动承认错误，申请补缴所欠税款可以减轻处罚；发现纳税人有明显偷税、骗取出口退税、抗税或其他税收违法行为嫌疑的，要立即移交给税务稽查部门处理。

其次，在约谈中，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和纳税人达成税收协议。虽然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来看，其合法性还有待商榷，但这一做法无疑是有益于征税成本的减少和征税效率的提高的。所以，如何尽快完善税务约谈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放权”给税务机关是税务约谈制度亟需解决的问题。有学者已经提出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包括征纳双方签订延期偿还税收的协议、减免税收的协议以及将纳税人在税务约谈中交待已构成犯罪的行为视为自首情节，在移交给公安机关处理的时候，可以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等等。这些建议对于有效实施税务约谈，构建新型税收征管制度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当然，对于税务机关所拥有的裁量权应当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监督：一方面提高裁量权实施批准权的审查级别，建立完善的备案制度，另一方面，要形成在稽查机关内部同级稽查部门之间相互监督的制约机制，实现分工制衡，保证裁量权有效公平合理的运用。

“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查找证据，同时引入约谈机制，整个检查过程在和风细雨中进行，不仅让纳税人口服心服，而且达到了检查一户规范一户的目的。”一位税务机关的干部这样评价约谈制度给税务检查工作带来的好处。税务约谈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程，我们希望将其制度建设、组织实施、激励约束、效果评价各个环节不断完善，实现税收征管工作中征纳双方的共赢。

摘要：作为一种税收征管制度的创新, 税务约谈制度不仅建立起和谐的征纳关系, 还实现了税收征管的帕累托改进, 体现出税收工作正朝着管理服务型转变的趋势, 对提高税收征管效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 税务约谈工作刚刚起步, 还需要不断的完善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文章重点对此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税务约谈,意义,完善,建议

参考文献

[1]杨斌:中国税改论辩[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2]林文生:税务约谈制度的比较研究与思考[J].当代财经, 2005 (6) .

论税收公平视角下的税收优惠政策 篇10

(一) 税收优惠的含义

要了解税收优惠的含义, 我们必须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 税收优惠是国家为了国民经济发展而实行的一种经济政策;从法学的角度来说, 税收优惠是从不同层次的法律里进行研究的;而从行政行为上来讲, 税收优惠只是政府众多奖励行为中的一种。总体来说, 税收优惠就是国家对纳税人的在税后方面的一种政策优惠。因此, 本文任务税收优惠就是国家在一定的法定规则下, 为实现经济的发展, 政治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税收方面对纳税人实行一定的优惠待遇, 减轻经济压力。简而言之, 税收优惠就是对纳税人及征税对象实行减免或免除一定的税负, 以达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行为。

(二) 税收公平的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指的是, 纳税人的地位平等, 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平等分配。由于税收具有无偿性, 纳税人缴纳税收没有任何的对价补偿, 因此, 征税一般要求量能课税, 纳税能力强的多纳税, 纳税能力弱的少纳税。并且, 税收是对人民财产权的剥夺, 人民财产权被侵犯和剥夺存在必要性和必需性的前提下, 强调“平等的掠夺”, “不患寡而患不均”, 由此在纳税人之间赋予最低限度的伦理和道义满足。这些都要求税收公平负担, 这就是税收公平原则的价值基础。可以说, 公平纳税是税收的内在规定。在制度建构上, 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法的建构原则, 是税法一切制度的建构基础, 是贯穿于税收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的最普遍的、最具有稳定性的原则。税收公平原则是公平正义价值在税法的具体体现, 也是宪法平等权在税法上的体现。

二、税收优惠的积极作用

在税收调控功能中, 税收优惠政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税收的减免政策可以减轻企业的经济压力。例如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兴办的高新技术产业, 国家给予所得税3年减半的经济优惠政策。高技术企业在发展前期需要研发资金, 所以对其实施这些优惠政策, 对高科技企业的前期资金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同时还能够提升企业在高技术产业中的竞争地位。

(二) 资源配置的优化, 加大调整产业结构。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发展过程中, 政府大力倡导自我调节的作用, 发展市场经济, 但是市场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导致我国企业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反应较慢。在这样的社会市场经济情况下, 政府就需要使用一些经济手段来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 给予部分需要支持或鼓励的高新技术发展的产业一些税收优惠, 从而也要严格的对高污染和高能耗的行业实行税收政策, 在必要的情况下要提高税率。这样就可以正确的引导市场的经济主体行为, 合理的利用各种资源, 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

(三) 加大落后地区的扶持力度, 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落差。虽然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50% 以上, 但是东西、南北、城乡差距的问题都比较突出, 因此, 国家及政府适当地对农工业发展落后, 技术水平不好, 资源开发利用率不高、生产力不足的地区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 可以逐步的缩小地区之间的市场经济差距, 从而达到协调发展的目标。

三、税收公平视角下税收优惠政策的优化

(一) 调整税收优惠方向,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实施的税收优惠是有地区划分的, 主要集中在发达的沿江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 而西部地区本身的发展水平就不好, 国家对西部的开发力度不也大, 所以税收优惠政策不多并且优惠的幅度也不大, 明显的就可以看出我国东西部的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

在我国, 各种类的税收收入是不同的, 其中所得税的比率差距最大。而不同企业或个人所缴纳的税种, 法律都会对其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律要求, 这样就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发展水平是参差不齐的。

针对我国地区差距和产业的发展不平衡, 政府就需要对税收优惠进一步的完善, 调整政策扶持方向, 转区域优惠为产业优惠。为了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 我们要加大力度来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实行优惠政策, 除了国家制定的经济特区和北上广开发新区外, 其它各地区均实行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 对于落后地区需要支持和鼓励发展产业, 需要适当的增加一些优惠政策, 同时政策还要对落后地区加大投资力度, 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 转变税收优惠途径, 提高优惠成效

针对企业不同的情况, 会采取不同类别的优惠政策, 当然不仅优惠政策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而且对企业来讲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过程中, 我们不能太过于依赖它而忽略其他方式所带动的作用。从目前世界各国经济形势来看, 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都发生了一些转变, 最主要的转变就是有原来的直接优惠到目前的间接优惠, 大幅度的减弱直接优惠政策的使用。根据国际形式, 我国也应该实施间接优惠政策, 尽量少使用直接优惠, 以便促进我国产业的升级, 高新技术的发展, 从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来提高市场经济效益, 避规外资投资者在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下发生失效的情况。

在世界各国的执政政府都采用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引进外商投资者, 并且都有一定的诱惑效果。但是在外商投资者的眼中, 整体投资环境的吸引力也是很重要的, 如:经济、政治、环境、文化、能源等方面, 所以我国就要认清自身的优劣势, 采取有效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投资, 这样才能起到最佳效果。

(三) 对税收优惠单独立法、适时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税收优惠方面的单独立法一直没有完善, 只是略见有一些单行法, 如《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等等, 所以就导致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 税收优惠政策也在相应的发生一些转变, 为了以防税收优惠政策的滥用, 我国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度来监督税收优惠政策的使用, 这样不仅对税收公平有一定的监督作用, 同时还能给外商投资一颗定心丸。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条规要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不断的做相应的调整, 以稳定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 优惠方式应多样化

税收优惠的形式分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两种。目前, 我国采用最多的就是是直接优惠政策。比如, 直接减免企业的所得税, 对外资企业直接降低税率等。虽然直接优惠对企业的经济压力缓解见效比较快, 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比较有利, 但是也不能忽略间接优惠, 我国要采取多种多样的税收优惠方式, 向多元化发展。我国目前所采用的间接优惠方式之一是费用的扣除。例如, 我国跟大多数国家的规定一样, 对于高技术开发产业鼓励科技资金的投入, 因为高技术企业的开发费用和风险较大, 所以规定开发的经费可以从所得税中扣除。另外还有一种间接优惠就是加速折旧。加速折旧的优惠政策是为了推进企业技术的更新, 促进新技术的开发利用, 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第三中间接优惠方式是投资减免。对于高技术企业, 很多国家都规定可以用科技研发的收入抵扣应纳税款。税收优惠政策应该交叉使用, 间接优惠与直接优惠相互促进和补充, 以最大程度的发挥税收的作用, 从而逐步的转换我国直接的税收优惠政策, 以间接引导为主。

四、结论

税收政策是跟寻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税收政策中公平原则是必须的, 不同企业和个人的纳税能力是不同的, 所以相同能力的纳税人所承担的税负是一样的。但是在现实税收政策实施过程中, 由于社会、经济、个人、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使得纳税人之间存在不公平的现象, 从而形成了贫富差距,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世界各个国家就采取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方式来减缓这种差距。

税收公平原则与税收优惠政策两者之间都是为了追求实质的公平, 但是二者又是相互对立的 : 税收公平原则要求相同能力的纳税人所承担的税负是相同的, 不同能力的纳税人所承担的税负是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则有别于税收公平原则, 对相同能力的纳税人给予不同的优惠待遇, 对不同能力的纳税人给予不同的优惠待遇。

摘要：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收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而看似“公平”的税收公平原则由于没有考虑外部环境、个人能力、地区差异、社会因素等, 从而造成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增大的现象。为改变这种现象, 各国相继颁布了税收优惠政策。但是,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蹦而就的, 需要进行不断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在发挥经济调节功能的同时, 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同样阻碍经济的快速发展。本文就公平视角下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税收公平,税收优惠,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张冬梅.探析新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J].中国集体经济.2012 (07)

[2]高军.论税法中公平纳税原则[J], 大连大学学报, 2010年第1期.

[3]刘蓉.税收优惠政策的经济效应与优化思路[J], 税务研究, 2012年第1期.

[4]周克清.税收制度的分类与税制结构的比较[J].税收经济研究.2012 (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