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作用

税收作用（精选十篇）

税收作用 篇1

关键词：税收制度,税收政策,职能,作用

税收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对国家、社会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或效果。由于它税收职能存在密切的联系, 故人们又经常把它和税收职能合并起来, 统称为“税收职能作用”。税收作用是对象化了的税收职能, 是行使税收职能产生的效果, 是税收职能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相结合的产物。它是有条件的, 具有因时因地而异的特点, 可以随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社会制度下, 由于政治经济条件不同, 税收的作用也就存在着广度和深度上的差别。

一、西方国家税收作用的变迁

税收作用的发挥有其理论的背景, 所以不同时期的学者对其职能作用会有不一样的主张和评价。

1. 亚当.斯密时期

亚当.斯密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 他认为, 税收的职能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另一方面是给国家或者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他的财税理论被当时的英国政府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所欢迎, 这一理论的实施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

2. 瓦格纳时期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 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装为垄断, 贫富差距扩大, 阶级矛盾激烈。瓦格纳提出社会改良思想, 包括税收政策的改良。他认为, 赋税不仅要干涉国民财产所得和分配, 还应调节国民的生产和消费。以此来调整社会财富的悬殊。他所提出的税收经济调节作用是税收职能作用的一个发展。

3. 凯恩斯时期

资本主义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陷入了经济危机, 为解决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 凯恩斯提出, 国家应该运用行政、立法的手段干预经济。他主张缩小收入差距, 实行收入再分配, 扩大消费增加就业机会。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税收作用的地位。

4. 萨繆尔时期

他赞同凯恩斯对于税收职能作用的理论, 指出税收收入关系到国家的福利, 认为税收收入是国家福利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在他这一时期, 西方国家的财税收入都比较稳定。

5. 斯蒂格利茨时期

在20世纪70年代后, 资本主义国家结束了所谓的“黄金时期”, 陷入通货膨胀。这一时期的许多学者都认为政府应当出面干预、调节经济, 如刺激有效需求, 减小国民收入差距, 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经常的稳定增长。这就形成了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税收的职能作用。

二、资本主义国家税收作用的演化对我们的启示

1. 税收的本质

税收的本质是组织财政收入。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个手段, 是国家物质保证的一个重要条件, 它应起到一种积极的调配作用。

2. 税收职能的相互作用

税收的各种职能作用相辅相成能充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水平, 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反之, 如果税收的各种职能作用未能有效的发挥, 国家的财政收人将会受到影响, 还会影响国家的宏观调节的能力。

3. 税收调节的作用日益重要

当前社会中, 税收是政府实现调节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它通过对国民的经济生产、交换、分配等各个环节的调控以实现对经济、分配以及社会总需求平衡的调节。另外, 它的调节作用不但只对于经济方面, 还在于法律和行政方面。

三、我国不同时期的税收作用

1.新中国成立之初新中国成立之初, 经济基础非常薄弱, 国家财政极为困难, 再加上投机商人引发了物价波动的浪潮, 为了克服财政困难, 消灭预算赤字, 平抑物价, 政府统一全国税政, 广泛开辟税源, 充实和加强税务机构, 到1951年, 终于实现了收支平衡, 略有赢余把国家财政置于稳固可靠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 随着税收收入的增加, 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有了很大改善, 为之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总之, 这一时期的税收, 在消灭预算赤字、平抑市场物价、恢复国民经济、争取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是要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 因此, 这个时期的税收, 根据“公私区别对待, 繁简不同”的原则, 在配合“三大改造”, 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 有步骤、有条件、有区别地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计划经济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 逐步摆脱了旧的传统体制观念, 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经济条件起了重大的变化, 税收越来越得到人们重视.税收作用日益扩大。特别是1992年l0月党的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 经济形势的新的重大变化, 税收可以起的作用更为扩大。

四、当前条件下我国税收的作用

我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从宏观上预测, 未来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势头虽有所放缓, 但仍然会有显著的增长。我们既要通过新一轮的税制改革, 优化税制结构, 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夯实基础, 并且通过增添新税种, 加强税收征管力度, 确保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稳定增长, 不断增强国家财政实力, 为提高各级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财力保证。

1. 税收是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

经济决定税收, 税收反作用于经济。这既反映了经济是税收的来源, 也体现了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税收作为经济杠杆, 通过增税与减免税等手段来影响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 引导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 对资源配置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从而达到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政府运用税收手段, 既可以调节宏观经济总量, 也可以调节经济结构。

2.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

从总体来说, 税收作为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 规范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从不同税种的功能来看, 在分配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如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 具有高收入者适用高税率、低收入者适用低税率或不征税的特点, 有助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促进社会公平。消费税对特定的消费品征税, 能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和引导消费的目的。发挥税收在促进社会安定团结中的作用, 其次, 还要求我们每一次的税制改革, 每一项税收制度、税收法律法规乃至征收管理措施的出台, 都应首先考虑是否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 是否严重危及大多数人的利益, 是否会促进和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当前, 强调发挥税收在促进安、社会安定团结中作用, 最重要适度调整分配格局, 为社会和谐当好“减震器、调压阀”

3. 税收还具有监督经济活动的作用

税收涉及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领域, 能够综合反映国家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既可以通过税收收入的增减及税源的变化, 及时掌握宏观经济的发展变化趋势, 也可以在税收征管活动中了解微观经济状况, 发现并纠正纳税人在生产经营及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五、发挥税收作用, 除了发挥其财政职能分配职能外, 更主要的是应该充分利用税收的“杠杆”调控, 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税收作为分配工具, 其收入量不仅制约着预算支出, 更重要的是影响着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制约着生产经营者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 税收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杠杆, 它可以通过税种的设置、税率的高低、税基的扩减来调节和优化产业经济结构, 保证企业横向间经济利益的基本一致, 调节社会生产, 并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上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因此, 要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 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税收服务、服从于经济, 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促进公平竞争, 激活各种经济成分、各种经济组织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在当前在税收工作实际中, 应着重注意把握以下两点:

一是在税制的设置上, 在涉及初次分配的流转税等税种中, 应当按照简税制、低税率、宽税基的要求, 以维护效率为目标。在再分配领域, 税制设置要以追求公平为目标。而从长远看, 坚持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 既有利于培植税源, 不断做大财政“蛋糕”, 为构建和谐社会打造坚实基础。因此, 我们要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 积极应对世界性的新一轮减税大趋势, 坚定不移地推行结构性减税政策, 稳步推进以增值税转型为核心的税制改革, 全面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税制。

税收会计具有哪些作用？ 篇2

(1)保证税收法规的正确制定和执行，税收会计通过核算提供的资料，为税收政策的制定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以便在制定法规过程中进行正确的决策。同时，通过对纳税申报表和税收票证等原始凭证的审核，可以及时反映和纠正税收法规执行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为税收法规的正确实施提供有效保证。

(2)保证税收计划的准确制定和顺利完成，

编制税收计划必须确实掌握税收收入的有关历史资料，而税收会计所反映的正是关于税收收入成果和税收收入过程的全面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是税收计划准确制定的重要依据。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可以及时掌握税收计划的完成进度，发现差距，以便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计划的完成。

(3)促进税收征收管理的不断加强。加强税收征管，首先必须对纳税人纳税情况和税务机关的征收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和全面监控，税收会计运用它特有的方法，通过对税金运动过程的全面核算和监督，将征纳情况全部“上帐”，使征管工作有据可查、责任分明，从而对征纳过程进行全面的反映和控制，促进征管工作的不断严密和规范。

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篇3

认真落实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发展

坚持把认真落实税收政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要举措。始终自觉站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高度，用足用好用活各项税收政策特别是税收优惠政策，报请批准后将我省按期、按次纳税的营业税起征点提高到国家规定的2万元和500元最高标准，将惠及全省1.35万户纳税人，全年减负约6090万元。产格执行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全省187万工资薪金纳税人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21.3万户个体工商户税负降低，全省单月为纳税人减负2.5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我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被表彰为“全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先进单位”。

着力优化纳税服务提升税法遵从

坚持把纳税服务作为地税部门的核心业务之一。牢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理念，在西安试点运行了网上办税系统，在商洛推行了同城通办业务，将企业所得税政策性减免和财产损失审批改为备案制，通过联合共建、相互进驻等方式推行了国地税联合办税，减轻了纳税人负担。着力加强了纳税服务平台建设，共建成规范化办税服务厅130个，12366纳税服务热线解答涉税咨询25万次，短信服务平台发送信息230万条，地税门户网站点击量超过32万次。不断加大税收宣传力度，深入开展“大下访”活动，召开了“学习企业管理、促进企業发展”现场会，开创了税务系统学习企业管理的先河。

积极推进税源专业化管理提高征管效能

针对收入总量和纳税人数量急剧增长，税收管理任务与难度空前加大的现状，从创新税收管理人手，积极推进了税源专业化管理。召开了全省税源专业化管理工作会议，在咸阳和25个县区局开展了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对现有机构进行了职能转换，确立了各级直属税务分局的重点税源管理职责。探索建立了以“规模+行业”为重点的分类分级管理模式，对重点税源实施了风险管理和专业评估，对一般税源采取了分行业管理，对个体工商户实行了“电子定税、简并征期、批量扣缴、集约管理”。在房地产、建筑、制造等行业实施了专业化纳税评估，共评估纳税人2.675户，评估入库税款3.5亿元。深化了各税种和基金管理，实行了不动产、建筑业营业税项目管理，制定了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加强了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申报管理，申报人数达到3.12万，申报缴纳税款13.2亿元。开展了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试点，加强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预征和清算，通过清算补缴土地增值税3.4亿元。成功运行了社保费和基金重点费源监控预警系统，试点开展了社保费缴费评估。

实施“秦税二期”建设提升税收科技含量

坚持把税收信息化建设作为推动管理创新、提升工作水平的“牛鼻子”。制定了“秦税工程”二期建设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了纳税服务、核心征管、管理决策、信息交互、行政管理等业务架构，并已顺利通过专家评审进入审批阶段，各项建设任务正在有序实施当中。在全省建筑、服务、娱乐等6个营业税税目成功推广网络在线发票，前11个月全省在线开票户数达到3.55万户，开具发票391.6万份，开具金额达到3152.3亿元。优化完善了征管业务系统，加快了已建成的信息系统推广步伐，扩大了重点税源直报、财税库银横向联网、个人所得税管理、个人养老保险委托银行代收等系统的推广应用，启动了同城通办、批量扣税、电子定税及电子缴费平台建设，税收管理的专业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

切实强化队伍建设推动地税事业长远发展

坚持把队伍建设作为实现地税事业长远发展的保证。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为重点，制定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扎实开展了基层优秀领导班子创建活动，坚持办好领导干部大学堂，各级班子引领发展的能力显著增强。着力加强了以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的政治理论学习，全面开展税收业务达标和个人达标岗位申报活动，重点加强了业务骨干和“五员”培训，遴选干部赴广东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实习，组织业务骨干赴澳大利亚参加纳税服务与税收审计工作培训，2011年共举办各类培训387个班次，培训人数3.46万人次。税务干部综合素质显著提升。

强化土地税收调控作用探析 篇4

一、制约土地税收调控作用发挥的因素分析

(一) 土地税制结构的失衡, 使土地税收调控明显乏力

我国的土地税收中涉及土地、房地产的税种已扩大到14种, 包括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营业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等。由于目前国家征收的所得税是以企业的全部利润为基础的, 而大部分企业的利润都包含地租, 因此, 所得税中也包含有地租的成分。应该说, 我国基本构建了以土地、房地产的取得、持有 (保有) 、交易 (流转) 为征税环节的土地税收体系。目前在土地流转环节中征收的土地税偏重, 而在土地取得、持有环节中却偏轻。如在土地转让中需交纳的主要税费项目就有:契税、印花税、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调节税, 以及能源交通基金费等。[1]转让中的总体税负水平高达15%左右。而在土地使用权持有环节, 根据新修订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 不同规模城市土地使用税为0.9~30元/m2不等。即使是大城市的税收负担也只有1.5~30元/m2。况且由于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一种地方税, 不少地方至今尚未开征, 即使开征, 所占份额较少。同时, 房产税在税收总额中的份额也很小。在土地使用权取得环节, 耕地占用税, 税负过轻, 每平方米最多只有10~20元, 多数地区在10元左右, 同时减免税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说, 土地税收主要是针对一小部分流转的增量或存量土地展开的。[2]这种过分依重土地流转税的税制结构直接导致了我国土地税收缺乏弹性, 庞大的土地流转税体系挤占了土地取得和持有中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有税对经济的调节空间, 削弱了其调节力度, 使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有税的经济调节功能未能有效发挥。一般认为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有税在整个土地税收中的比重越大, 土地税制弹性越大, 越表明土地税收收入越能以大于国民经济增长幅度变动, 从而更具有调控经济的能力。相反, 土地流转税比重越大, 土地税制弹性越小, 其对经济波动的调控能力越弱。

(二) 主体税种的设计不完善, 使土地税收调控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

在我国现有土地税种体系中, 土地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 但实际运行中不能体现按能负担的土地税收公平原则, 也并不完全具有土地税收“中性”特征, 而且受现有征管水平的限制, 其财政功能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3]土地增值税作为一种行为税, 它具有间接税的性质, 因而税负较易转嫁, 只是不太明显而已。房地产的有偿转让受购房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影响, 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 低收入购房者因用于购房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比高收入者高, 其负担的土地税收占收入的比例, 即税负率相应较高, 而高收入者因其购房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相对较少, 其负担的土地增值税负也较少, 这样土地增值税税负的累退性也就违背了高收入者多纳税的公平原则。即使人们把所有收入都用于购房消费, 不同收入的人负担的土地税收占其收入的比例相等, 征土地增值税即相当于征比例所得税, 纳税人税负水平始终相同, 这也不符合土地税收的公平原则。[4]

从表面上看, 房地产持有人可以把税负全部转移给取得人, 最终在购房消费领域由购房消费者承担全部土地增值税。但实际上税负全部转嫁给购房消费者的前提条件是不含税价在课税前后不会发生变化, 而现在许多房地产开发商为了达到多销售商品房, 摆脱滞销困境, 往往降低价格, 增加购房者的需求, 这样房地产开发商便负担了一部分土地增值税。房地产供求弹性的差异也导致了土地增值税负担的不确定性, 即房地产持有人与取得人各自负担多少税款因房地产商品而异。可见, 土地增值税对所有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不可能是等比例的, 而现在对所有房地产商品统一按标准税率征税, 将导致供给弹性大、需求弹性小的房地产商品实际税负下降, 供给弹性小、需求弹性大的房地产商品实际税负上升, 课征土地增值税便使资源在各个部门、行业之间的配置较课税前发生了变化, 其“中性”原则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土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制度对征收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而目前征管手段与制度设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导致了土地增值税成为偷税数额最多、恶性偷税案件发案率最高的一个税种, 高额征收成本使土地增值税聚财功能大受影响, 也不利于对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5]由此看来, 我国目前过分依赖土地流转税, 尤其是土地增值税的税制体系已不能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三) 土地税权划分的不科学, 严重阻碍了地方土地税收调控作用的发挥

分税制的改革虽然通过土地税权划分初步构建了中央与地方两大土地税系, 但中央并没有将相应的土地税收立法权、解释权、税种开征停征权、税目税率调整权赋予地方。这种分税体制无论对地方土地税系的完善, 还是对地方挖掘土地税源都是不利的, 对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税收手段进行区域经济的调控更是不利。[6]从实质上看, 实行分税制就是对地方经济利益的独立性的承认, 地方政府对一定的土地税收权 (包括土地税收立法权) 的拥有, 这不仅是分税制的内在要求, 而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7]在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土地税收权 (包括土地税收立法权) 的情况下, 通过自身的行使, 既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土地税源, 也可以发挥在经济调节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土地税权划分的不科学, 极大地阻碍了地方土地税收经济调控功能的发挥。[8]

(四) 整个土地税收体系不尽科学, 使土地税收调控能力削弱

从表面上看, 我国土地税收体系比较完整, 但实质上缺乏清晰的总体设计思路, 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税种设计的目的性不尽明确, 使已开征的税种难以充分发挥其调控作用。如城镇土地使用税属于资源税, 目的在于调节因土地的资源结构、开发条件和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产生的级差收入的悬殊, 促进国有资源的合理利用。它是作为土地有偿使用的一项措施而存在的。尽管城镇土地使用税作为税收是国家以管理者的身份强制对纳税人无偿收取的固定税金, 反映了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税收法律关系。地租是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依平等互利的原则将土地有偿有期限地批租给土地使用者, 而收取一定租金, 反映了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但在实际征收时, 总与地租相混淆, 甚至出现了以租代税的现象。目前城镇土地使用税只针对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城镇土地使用权者征税, 而对出让方式取得土地的企业收取土地出让金, 显然均是设计的目的性不尽明确所致。二是税种设置重叠, 税基交叉, 存在税种关系不协调和重复征税的问题。如土地增值税与所得税 (含土地收益的成分) 存在双重征收问题。按照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制, 对转让房地产的增值额是先征收土地增值税, 再征收所得税,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二级市场上转让房地产者均是如此, 都是对增值额计征, 同属于收益税, 的确存在着重复征税的现象。显然不利于经济波动时发挥土地增值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熨平经济周期。三是一些应征的税没有开征。如土地闲置税, 它是针对可利用而逾期尚未利用, 或作低度使用的建筑基地所课征的赋税, 其征收目的是为了促进城市土地的利用, 而不是为了增加税收。换言之, 其政策目的重于财政目的。[9]

(五) 依法治税环境不适, 应土地税收调控的需要

依法治税不仅是土地税收工作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而且是土地税收工作应遵循的根本准则。通过依法治税的推行, 不仅控制了土地税收减免, 而且使土地税收执法的随意性减少, 同时, 有效地打击了土地税收的犯罪活动。从总体上看,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 依法治税的环境在不断改善。但在土地税收实践中, 仍然存在着诸多不依法治税的行为, 如在土地税收执法中, “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权谋私、以税谋私”的现象时有发生, 对正常的土地税收执法秩序产生了严重的干扰, 大大削弱了土地税收调控功能的发挥。

二、强化土地税收调控作用的基本思路

(一) 优化土地税制结构, 增强土地税收调控力度

我国土地税制偏重于土地流转的征收, 而对存量无流动的行政划拨土地却几乎不征税。现今我国对存量土地使用者征收的城镇土地使用税税率太低, 税收总量非常有限, 根本形不成征税压力, 很难促进土地使用者节约、高效利用土地。这一方面助长了建设用地外延扩张, 同时, 单位或个人持有的土地利用率低下, 导致大量土地闲置, 浪费严重, 不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另一方面, 由于这些土地进入土地市场流转税费繁多, 税负较重, 使划拨土地很难进入土地市场流动, 使市场上土地供不应求, 导致土地投机的发生。这两方面共同作用造成土地市场发育缓慢, 土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 要适当降低土地流转税尤其是土地增值税在土地税收收入中的比重, 强化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有税尤其是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收入功能, 使税制结构逐步趋向合理。土地税收要尽量避免对市场机制产生扭曲, 但土地增值税不能满足这一要求, 它仍然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产生扭曲, 而且这种扭曲是制定土地税收时所难以预料的, 因而对经济结构产生了一定影响, 而且税负越重, 影响越大。而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有税的课征只能减少人们的净收入, 不会产生资源配置的负效应, 所以, 降低过重的土地增值税负, 适当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有税的收入比重, 是优化我国土地税制结构的必然选择。[10]

(二) 科学设计土地税收体系, 全面提升土地税收调控能力

我国土地税收体系的设计, 既要考虑土地税收的调节作用, 也要考虑其能够成为地方财政收入重要来源, 增强其调控能力, 两者不可偏废。笔者认为, 应根据土地市场的运行过程和市场行为设置税种, 构建以耕地占用税、城镇土地使用税, 土地增值税为主要税种的土地税收体系。第一, 土地取得阶段, 目前我国取得土地使用权的途径有行政划拨、出让、转让、继承和出租等。对于这五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应区别对待。对于行政划拨的土地, 应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这既可以控制土地利用结构, 又可以控制土地使用规模。对于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应分两种情况对待, 其一, 以直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不应课税。因为土地出让是国家将国有土地使用权按一定年限, 依据法律规定及约定条件, 让渡给受让者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土地受让者为取得土地使用权已交纳了土地出让金, 如再对其课税, 将会影响其对土地的正常需求, 从而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和供求的失衡, 引起经济的波动。但可以考虑改革目前的土地出让金制度, 开征土地使用权保有税, 使土地出让金的部分以税收形式收入国库, 避免这部分国有资产变为地方预算外资金;其二, 先通过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 然后将其出让时, 应缴纳耕地占有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这是因为国家征用集体土地时, 对土地所有者实行的是行政性补偿, 而不是市场性补偿, 因此补偿的费用很低。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以较低的成本, 通过行使“征用权”, 把大批农地转变为非农地而出让, 获得大量经济利益, 致使耕地面积锐减。为了控制政府“征用权”的滥用、维护耕地总量的平衡和农村生产、经济秩序, 必须对其课税。[11]对于以转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 除买卖和互易而取得的, 应不课税外, 赠与取得应缴纳赠与税。因为买卖和互易双方均给予了对价, 如果再行课税, 将会影响土地使用权流转, 引起土地市场价格的波动;而赠与是指当事人一方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无偿赠送另一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赠方取得土地使用权时, 没有给付地价。为了调整利益的公平分配, 增加财政收入, 征收赠与税是必要的。对于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 不应课税。因为承租人属有偿取得。如果再行征税, 势必加重承租人负担, 造成土地使用权流转不畅。对于继承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应征收继承税。这既可缩小贫富悬殊, 增加财政收入, 又符合国际惯例。第二在土地持有阶段, 土地使用权持有者应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定期土地增值税。这样可以调节政府与土地实际使用者之间的收益分配, 促使土地使用者有效合理利用土地。此外, 为防止随意批租、圈占、滥用土地现象, 应以获得土地使用权而长期闲置不按规定使用者为纳税人, 开征土地闲置税, 以保障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第三土地移转阶段, 是土地价值得以充分实现的过程, 也是设置土地税种的主要领域。这一阶段可设置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契税、印花税、所得税等, 但必须体现出税收的公平和效率原则, 实现土地利用的最大化。提高土地税收收入, 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12]

(三) 合理划分土地税权, 加强区域经济调节

应建立中央与地方两级土地税收立法体系, 调整中央与地方土地税收征管权限。在土地税收征管权限的划分上, 必须遵循有利于中央贯彻其宏观调控意图的原则和有利于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 加强区域经济调节的原则。在这两大原则的指导下, 凡承担调控功能的土地税, 如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闲置税、土地增值税等土地税收立法权、税种开征与停征权、土地税收减免权都划归中央, 以此协调全国的土地利用, 控制土地的投机, 调节土地级差收入, 公平土地资源分配;必要时赋予地方政府调整部分土地税率和规定地方减免项目的权限。凡受益性土地税, 如土地转让收益税、契税、印花税等列入财产税范畴, 属地方税, 由地方负责立法与征管, 收入归地方财政, 以此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土地流转中的共享税, 如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所有权限都划归中央。这样不仅有利于调动地方政府挖掘土地税源的积极性, 而且有利于发挥地方土地税收在区域经济调节方面的作用。

(四) 坚持从严治税,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当前土地税收征管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严”, 既给偷逃税者以可乘之机, 也给国家税收造成损失。因此, 一方面, 必须建立健全土地税收征管制度, 对土地税收中的漏洞进行填补;另一方面, 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征税, 对偷、骗、抗税犯罪行为予以坚决的打击, 杜绝随意减免和变相减免行为的发生, 以确保国家土地税收规定的执行。同时, 在土地税收征管中, 要重视土地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和它的调控作用的发挥, 处理好土地税收任务与土地税收调控的关系。当土地税收调控与土地税收任务的完成发生冲突时, 应当从经济的长远发展出发, 把贯彻政府调控意图放在土地税收工作的首位。土地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 既有利于保持土地税收总量的增长, 又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此, 应切实加强和不断完善土地税收调控作用,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3]

摘要：当前土地税收调控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地税制结构设计不合理, 土地税权划分和土地税收体系不尽科学, 以及依法治税环境也不适应土地税收调控的需要。要充分发挥土地税收调控作用, 就必须优化土地税制结构, 合理划分土地税权, 科学设计土地税收体系, 并加大土地税收执法力度。

正确认识税收筹划的积极作用 篇5

一、正确认识税收筹划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按照税法要求，在税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纳税方案中进行择优，以达到降低纳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税收筹划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税收筹划与避税不同，它是纳税人的一种权利，税收筹划也不仅仅是“事前”行为。

1.税收筹划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而开展起来。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税收筹划必将成为市场经济中企业降低纳税成本的理性选择。随着市场经济规范化、法治化的完善，纳税人纳税意识的不断提高，企业从维护自身整体、长久利益出发，必将摈弃偷逃税、避税等短期不良行为，转而进行科学的税收筹划，以谋求企业合法、规范和长久的发展。国家通过税种的设置，税率的确定，课税对象的选择和纳税环节的规定，宋体现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通过税收筹划调整产业结构和加强经营管理，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对企业的经营、投资、理财等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筹划，税收筹划就是企业各种筹划中的一种。因此，税收筹划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和管理中的必然选择。

2.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承认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所追求的目标是如何最大限度的满足自身经济利益。国家通过法律形式赋予企业一些必要的权益。税收筹划就是这种具有法律意识的主动行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纳税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从事经营活动，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有选择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对其资产收益的正当维护，属于企业正当经济权益。税收筹划没有超越纳税人权利的范畴，是正当权利。反对纳税人合法正当的税收筹划活动，恰恰会诱发或促使纳税人偷税、漏税、逃税、骗税、抗税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鼓励纳税人依法纳税最明智的办法是让企业充分享受其应有的权利，其中自然包括税收筹划权利。

3.税收筹划与避税不同。认为税收筹划就是避税，是对税收筹划在认识上最大的误区。税收筹划与避税从其表面上看有其相似之处，但是从两者本质上看是不同的。避税是纳税人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利用税收法律、法规或各国税收协定的不完善之处，通过经营和财务上的安排，以达到归避或减少税收负担的目的。避税虽然不违法，但是有悖于国家税收政策的意图和导向，而且侵害了国家利益，由于避税采取的是不正当手段，故意钻税法的空子，尤其与国家提倡的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税、以德治税的方针相违背，因而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税务部门也是持反对态度的。税收筹划是纳税人按照税法要求，顺应税法意图，在税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纳税方案中进行优化选择，实现降低纳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避税与税收筹划虽然都是不违法的，但所采用的具体做法有本质的差别，避税只针对税法的某个漏洞，虽然可取得一定的税收效益，但却无助于长期的经营与发展，也有悖于道德规范。税收筹划则是着眼于企业总体决策和长期利益，谋取的节税利益是合法的、正当的。实践证明，成功的税收筹划不仅可以降低企业纳税成本，而且有助于企业加强财务管理、改善经营方式、培养纳税意识和增加后续税源等。由于税收筹划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又是合法和规范的，所以，国家也是给予鼓励和支持的。

4.税收筹划不仅仅是“事前”行为。如在进行增值税税收筹划时，相对于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就是“事前”行为；反过来，对企业所得税的税收筹划便是“事后”行为。又如一个会计期间相对于前一个会计期间的税收筹划，就是“事后”行为。从实际工作来看，在纳税事务发生之前，税收筹划主要体现在对企业各个经营管理环节的指导作用。并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税法规定以及相关政策，作出具有预见性的、全局性的纳税方案，以减少企业纳税成本，从而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纳税事务发生时，税收筹划的重点是企业纳税运作方案的实施，帮助企业减少纳税风险和边际损失。纳税义务发生后，税收筹划的作用是对企业纳税行为进行论证、分析、评价和考核。可见，税收筹划应是“事前”、“事中”、“事后”的一个完整过程，需要前后兼顾，在动态发展中把握税收筹划重点。

二、充分发挥税收筹划的积极作用

早在20世纪30年代，税收筹划在英国就被社会所关注和法律认可，随后在各国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实际运用。税收筹划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入世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间通行做法的广泛运用，税收筹划也必将为我国所认知和采用。因此，税收筹划在社会中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1.税收筹划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的宏观调控直接作用于市场，政策目标的实现依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纳税人对国家政策作出正确积极的回应，政府更希望能尽量缩小这种政策时滞。所以，税收筹划就意味着纳税人对国家制定的税收法律法规的全面理解和运用，并且做到对国家税收政策意图的准确把握。通过对纳税方案的择优，尽管在主观上是为了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客观上却是在国家税收经济杠杆作用下，逐步走向优化产业结构和合理配置资源的道路，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从而更好更快地发挥国家的税收宏观调控职能。

2.税收筹划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税收筹划的前提是不违反税法，不搞偷税、漏税、逃税、抗税，纳税人要搞税收筹划，就得熟悉税收法律、法规，及时掌握各项税收政策。这就迫使企业认真学习税法，而这种学习比之其他任何的税法宣传教育都更见实效。在学习税法的同时，也就自觉地做到了依法纳税。税收筹划的.公开化，是纳税人纳税意识提高的表现，是与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相适应的。因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与企业增强纳税意识具有共同的要求，依法治税便咸了纳税人的自觉行为。从某一角度讲，鼓励企业进行税收筹划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普及税法，减少国家的普及税法成本。

3.税收筹划有利于增加国家税收收入，不断调整和完善税收法律法规政策。从长远和整体上看，税收筹划不仅不会减少国家税款，而且还会使国家税款不断增加。因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虽然会降低企业当期税收负担，但对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加强经营管理产生影响，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更加科学、规范，各项成本费用逐步下降，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收入和利润不断增加，从而使各项税收收入逐步增多。国家的税收法律法规虽然经过不断完善，但是在不同时期，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仍可能存在一定的漏洞，出现一些不足之处。由于税收筹划的反作用，为国家进一步完善税收法律法规提供了依据，并起到了对税收法律法规的验证作用。也促使税务部门及时了解税收法律法规和征收管理的不尽合理和不够完善之处，进而及时调整和完善税收政策，支持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引导企业的投资、经营、消费等按照国家宏观政策和市场规律去运作，推动依法治税的进程。

4.税收筹划有利于降低征税和纳税成本。征税成本是指税务机关在税收征收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各项费用与支出。纳税成本是指纳税人在按照税法规定办理纳税事务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税收筹划使企业各项纳税方案更加科学合理、缜密规范，纳税成本进行量化，减少了企业的纳税时间和物化劳动，纳税成了自

觉行动，从而减少了税务稽查频率，提高了税收行政效率，同时也促进税务机关及时调整和完善税制，达到降低征税和纳税成本目的。

5.税收筹划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税收筹划的目的是实现纳税人经济利益最大化。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加强经营管理。税收筹划要消耗人力和物力，如果降低纳税成本不足以抵消人力和物力的消耗，那么，税收筹划就失去了意义。税收筹划是要把成本费用降到最低点，包括缴纳最少的税收，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就是重要的一环。要做到这一点，依法建立健全规范的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方式，是十分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给税收筹划提供依据，才能进行有效地税收筹划。

6.税收筹划有利于优化企业产业和产品结构，使企业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企业根据税法中各项优惠政策和税率的高低等进行投资、改组改造和产品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活动，主观上通过税收筹划来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但是客观上却是在国家税收政策的作用下，逐步走向了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道路，体现了国家的产业政策，有利于促进资本的合理流动和资源共享。

税收作用 篇6

[关键词]贫富差距；税制；税率

个人所得税制度自1799 年在英国建立以来，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西方诸国税制结构中的主要税种之一，它在组织财政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个人所得税作为一种直接税，税负难以转嫁，通过设定免征额及累进税率，可实现没有所得不纳税、所得少者少纳税、所得多者多纳税的税收公平原则，在理论上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因此在很多国家都被认定实现社会公平最核心的税种。

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于1980 年制定，立法初期主要强调财政收入的功能，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内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2000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 的警戒线后，①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政府对个税进行了多次调整，然而现实情况是，频繁的调整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甚至出现了逆调节，税后基尼系数大于税前基尼系数的现象时有发生，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公平性。因此，研究如何进一步强化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

1980年，全国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标志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正式建立。至2010年底，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3O年间经历了大大小小数次改革，个人所得税收入不仅实行了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享，起征点（即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也从最初的800元/月提高到2000元/月。2011年初，备受瞩目的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被提上政府日程，历时5月，于7月27日落下帷幕。27日国务院授权新华社发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根据条例，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将从现行的2000元/月提高到3500元/月，税率也由之前的9级减至7级，征税级距也作了相应调整。

个人所得税的税源决定了它是个与个人收入分配状况密切相关的一个税种，对个人收入差距应该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发达国家由于具备了良好的税制环境，其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相对明显。在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尤其是在我国目前遗产税尚未开征，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现实情况下，个人所得税是我们为数不多用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工具。因此，我国个人所得税将目标明确为“担负起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任，即所谓的“调高，扩中，提低”。

具体到实施效果，根据基尼系数的受税收影响的绝对差异来对税收再分配的效应进行测量，莎娜娃·海尼通过建立税收累进性分解模型，得出了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即缩小了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并且该作用正在逐年加强，但是调节效果比较有限的结论。[1]

二、个人所得税发展现状

从1980年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实行至今，个人所得税走过了32年的历程，在组织收入上，它从一个不起眼的小税种发展成为全国第四大税种；但在调节作用上却大为逊色，它不仅没有起到公平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到逆向调节作用。近年来，来自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一直在40%以上根据中国税务年鉴统计资料计算，2002年，工资薪金的所得税比例为43.6%，来自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比例为31.72%，两项合计为75.32%。而20%的高收入者占有80%的金融资产，但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不到10%。这表明，我国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薪阶层缴纳。这一旨在调节个人高收人的所得税实际上所起的作用是逆向调节作用与所得税制定的初衷是违背的，也是与所得税所应起的作用不相符的。

我国自开征个税至今，一直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分类所得税制是以分类表为基础，将纳税人所得依照不同来源划分若干类别，按照规定的不同等级征税率，以超额累进计征办法课税。[2]具体在个人应纳税11项分类中，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累进税率，而稿酬所得、劳动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比例税率。

大部分学者认为，分项所得税制很难实现税收公平。税收公平要求同等负担能力的人负担同样的税收，不同负担能力的负担不同税收，由此来保证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现行的分项税制采用正列举法，将纳税对象分为11项分别规定其税率与费用扣除标准，分别计征税款，没有考虑纳税主体的综合收入和综合赋税的能力，难以涵盖所有收入类型；加上源泉课税和累进税率的采用，往往导致所得来源较广、综合收入高的少纳税、多的来源较少、收入相对集中的多纳税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迫使纳税人分散所得来源以减轻税负；再者，随着经济的发展，纳税主体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税法仅对列明对象征税，大量隐性收入排除在个税的征收范围之外，造成税制不公。

三、当前个人所得税模式的思考

从税制形式上来看，由于分类所得税制存在税负不公、容易造成税收流失的弊端，学界一直有学者希望将目前的个税模式改变成综合所得税制或者混合所得税制。[3]后者有利于体现量能纳税的原则，真正实现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防止两极分化，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且在实际操作中，后者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与便利性。但与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演进的潮流逆向而动的是，许多分类元素（schedular elements）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逐渐融入到综合所得税中。②实际上所有的所得税制都充斥着针对特定类型所得的特殊规定，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纯粹的综合税制而不区分不同类型的所得。[4]从实际角度出发，综合税制的不区分性有利于税基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但综合税制对收入的不加区分是否符合处于发展阶段的国情，需要加上一个问号。

从税率模式上来看，我国目前实行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并行的制度，对于一般性收入采取超额累进税率，对于特殊收入采取差别比例税率。人们通常认为，个人所得税只有实行累进税率，才能发挥公平分配的作用，使税收成为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工具。累进级次越多，边际税率越高，富人所纳税款在全部税款中的比例越高。但实际情形却与此相反累进所得税没有起到公平分配的作用，反而还损害了效率。[5]税收会对劳动力供给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收入效应是指纳税人因纳税减少了收入，为了维持现有的收入水平，只能增加劳动供给；替代效应是指累进税增加了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纳税人通过减少劳动供给即以闲暇替代劳动来减轻税收负担。收入效应有利于经济效率，而替代效应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一般认为，在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较小，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孰大孰小难以确定.但实证研究证明了税收对高收入者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高收入者（月收入5000元以上）对高税率的敏感度较高，在高税率下，人们以闲暇替代劳动。税率越高，替代效应越大。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累进税率的公平特点在我国没有良好的表现出来，究其原因在于，富裕人士往往收入来源较多，而一般工薪阶级收入来源相对单一，税收征管的过程中出现了富裕人士主动或被动的方式逃脱税负。

四、个人所得税立法的展望

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中，收入差距是市场发挥作用的一个正常结果。但收入差距、贫富悬殊加剧有些是制度特别是个税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因此解决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应是完善个税制度，而对于合理的收入差距，不应过度调节，否则损害市场效率。[6]

诚如上文所言，分项税制与综合税制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独立。就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分项税制可以更方便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引导作用，从而在宏观层面提升综合的经济实力。在税制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扩大税基，尽量让分项税制的缺陷得到修补，使分项税制在分项调节的基础上实质的向综合税制靠拢，避免高收入少纳税的现象发生。

笔者认为，在公平层面考察税率模式在实现税收中的影响，更多的应以法律的方法角度出发。在实现税收公平上，比例税制虽然因取消不同纳税人和不同收入来源之间的税收待遇差异而造成某些税负不公的现象，但减少寻租、逃税和税收减免等行为，会更容易获得横向公平。在纵向公平方面，比例税制通过提高免征额，使得一些最贫穷的家庭可以完全免税。更重要的是，通过有累进税率过渡到比例税率，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清理税收优惠，孤立人们更多的投资和工作，从而达到刺激增长的目的，这也是实质上符合多劳多得、公平效率的原则。

同时也应看到，税制结构的调解不能一蹴而就，应有一个逐步改变的过程，在提高征管水平、树立纳税人自觉纳税意识的基础上，逐步弱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财政功能，突出其分配功能，这既不损害我国的财政收入又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平衡。此外，也应该意识到，所得税的纳税人和税负承担人是一致的，因此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更容易使纳税人明确自己的纳税权利和义务，有利于提高纳税意识，促进征纳关系的和谐。

[注释]

①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据世界银行称已扩大为0.458。

②Madén在1967年提出双向趋向。

[参考文献]

[1]莎娜娃·海尼.个人所得税再分配效应分析[J].现代商业，2012：60.

[2]蔺翠牌从中外个人所得税制比较研究看中国个人所得税法制的完善[C].刘隆亨.当代财税法基础理论及热点问题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3]王艳君 个人所得税收入功能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1年第3 期：79.

[4][美]维克多·瑟仁尹，比较税法[M].丁一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42.

[5]吴菊.公平与效率视野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比例税制[J].财政金融，2006年第三期：54.

[6]刘剑文.财税法学研究述评[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31-332.

营改增对企业税收作用的探讨 篇7

关键词：营改增,企业税收,财务税收

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是我国推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税收政策, 既然能够稳定存在那么必定会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两税制的确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的增长带来利益与好处,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两税制又堵塞了经济快速向前发展的道路。营改增能够带动中国的税收制度走向精细化、明确化的方向中去, 使得经济利益的划分更加公平, 也起到调节税收的作用。

一、什么是营改增

在现阶段我国的流转税务制度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税种, 即营业税和增值税。依据我国税法的相关内容, 增值税主要面向除去建筑行业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商品批发、零售、修理、修配等行业, 而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则更加广泛, 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服务业都需要缴纳相关的营业税。现阶段我国这种两税并行的制度是早在1994年税务政策改革时便已经形成的, 在我国经济政治体系中存在历史已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这种两税并行的政策很好地适应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和与之相应的税务征收水平, 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然而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的深入, 经济结构不断调整, 税务征收的水平和范围也在不断地更新扩大, 原有的两税并行的征税模式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时代不适宜性和操作缺陷。为此, 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正式提出应着力改良现有的财政税收政策, 逐步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同时相应的调减营业税的税收, 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由来。

二、进行营改增的税务调整的紧迫性

(一) 加重企业负担

两税并存的税收模式下给企业带来的最直接的损失就不合理的重复纳税。按照税务资金缴纳部门区分, 增值税和营业税分别由国税部门和地税部门分开征收。然而在现阶段我国企业实际的运营操作中可以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可以严格的按照定义划分为隶属增值税款或者营业税款, 相反企业多数经济活动就是兼备二者共同性质的。这种由于税种隶属不清而产生的经济问题往往会引发相关的国税部门和地税部门的矛盾, 在对税务的管理上也存有较大的分歧意见。同时, 由于两税并存很多情况下购进环节的税收无法抵扣, 使实际的货物销售和劳务提供过程中都存在着不合理缴税的情况。例如, 服务业外购商品所缴纳的增值税及制造业外购劳务所支付的营业税均无法抵扣。另外, 在这种财政背景下企业往往是受到经济威胁最严重的一部分。重复纳税、二次纳税现象时有发生, 极大的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降低了实际净利润, 加重了企业的营业负担。

(二) 营业税与增值税互相干扰

税收制度的完整性是保障现有税务链条正常运转的关键。从根本上说, 增值税与营业税并存的模式已经从基础上破坏了增值税抵扣过程中税务链条的完整。增值税普遍而广泛的存在于目前阶段我国税务征收领域, 成为我国最大的税种。这种广泛征税、不区别对待企业属性的征收模式为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提供了有力条件。增值税作为一种鲜明的中性税种随着征税区域的扩展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然而由于营业税额的存在使得我国的增值税征收尚存在着无法触及的领域, 影响了增值税征收面积, 进而使得增值税的征收链条被营业税干扰中断, 这种税收抵扣链条的中断存在于企业生产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增值税纳税义务人购进服务中缴纳的税款、营业税纳税义务人购进不同质劳务时缴纳的税款及其购进商品支付的税款均不能抵扣等等问题均常有发生。这些不良断流的出现影响了整个税务流程中上游和下游的流畅衔接, 不利于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 两税共存造成税收困难

两税并存的模式同样给增值税的征收造成了管理和实施上的困难。这与现阶段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市场经济模式的不断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经营模式的不断推陈更新使得产品和劳务的领域划分变得越老越困难。举例来说, 货物与货物的捆绑销售, 货物与劳务的捆绑销售已经广泛的存在于当前的经济生活中, 然而对这一类由于捆绑而进行销售的货品或劳务却不能被合理明确的划分界限。再例如, 信息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同样造就了全新的服务模式。在这样的时代挑战下, 增值税与营业税的征收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和瓶颈。

三、营改增对于企业产生的影响

(一) 对会计核算和税收的影响

一方面, 营改增政策的实施对会计核算与税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包括企业进行生产所必须的成本性消耗的税务核算、企业生产成果的税务核算以及税务资金核算这三个方面。在实际的试点监测过程中可以发现,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之后会引起大量的进项税额抵扣, 在上述三个方面的会计核算过程中不仅应当考虑收入支出的会计核算, 还应考虑税前与税后的税款区别。

(二) 促进我国税率的调整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从根本上促进了我国税率的调整。在两税并存的状态下, 营业税税收的订制是依照宽税基、低税率的思想为依托, 而恰恰相反的是, 增值税的思想是高税率、窄税基。两者在税收政策制定时就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因此, 为了更加科学有效的推进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征, 在确定其转化税率时, 必须严密分析科学的税率调整办法, 考虑不同行业间税率的差异性和相似点。以实际的测算数据为基础, 制定出一套基本完善合理的税收政策和税率点。同时, 也要保证增值税这一税种的中性作用合理保留, 可以选择采用多种税率并存的模式以缓解不同行业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产生的差额, 降低多档税率与税收中性之间的矛盾问题, 最终逐步简化税率的多档次特点, 并在实测数据基础上, 真正达到下调基本税率的作用。

(三) 提高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

从宏观的角度出发,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这一税收政策的提出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首先, 营改增是适应当代经济市场不断变化与改革的情况下诞生的产物, 以国家性税务制度改革和结构性减税为背景, 不仅仅是为了以更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减少相关企业的缴税负担, 更是要全面推动和完善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发展和结构优化配置。可以说, 营改增政策的提出, 无疑也是对现代企业的一种机遇和挑战。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 不断推动着企业向更适宜自身发展的道路前进, 抓住时代机遇, 不断的深化和加强以税收为主题的财务活动整体更新与调整, 进而调整企业总体的发展战略, 提升其自身的竞争力水平。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我国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紧密的关系着人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于传统的税务征收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当前经济社会, 两税并存制度的转型已显得尤其重要, 特别是在传统税收模式下企业税收负担重, 不同税种之间相互干扰, 征税管理问题频频发生。营改增政策的实施为改善会计核算和税收的程序、促进我国税率的调整、提高了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姜素华.试论营改增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与应对策略[J].现代商业, 2013 (31) .

[2]陈少克.增值税“扩围”效应研究一基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 2012 (4) .

[3]李建人.营改增”的进行时与未来时[J].财经问题研究, 2013 (5) .

[4]刘中虎.增值税的社会经济效应与“营改增”问题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 2013.

浅议居民收入分配的税收调节作用 篇8

1 税收与分配公平

1.1 公平的要求

公平的内涵是公正、平等。税收影响收入分配公平的基本机制是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人和不同种类的收入采取不同环节和不同的税负政策, 从而使个人最终可支配的税后所得产生规模 (总量) 和结构的变动, 以实现收入分配的结果 (最终) 公平。从经济学意义上, 公平分为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 税收公平原则对实现结果公平考虑的较多, 具体可分为横向公平原则和纵向公平原则。税收的横向公平是指处境相同的纳税人 (单位或自然人) , 政府课税应同等对待。换而言之, 如果在征税前两个纳税人具有相同的福利水平, 征税之后他们的福利水平也应是相同的。横向公平是解决同等收入 (同等财产) 的纳税人的税收公平问题。纵向公平是指收入 (财产) 较多的人要比收入 (财产) 较少的人负担较多的税收, 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受益多的人要比受益少的人缴纳更多的税收。纵向公平主要是解决不同处境的纳税人的纳税公平问题。

1.2 公平的标准

税收公平原则既要满足税收的横向公平, 又要满足税收的纵向公平, 具体的衡量税收是否公平的标准, 概括起来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 机会原则。该原则以纳税人获利机会 (也就是获得收入的机会) 的多少来分配税收负担的原则, 获利机会 (收入机会) 相同的人缴纳相同的税, 获利机会 (收入机会) 不相同的人缴纳不同的税。获利机会 (收入机会) 的多少是由其拥有的资源禀赋决定的, 纳税人拥有的资源为其取得收益 (获利) 提供了可能性, 至于能不能获益以及获得多少收益, 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 从这一观点来看, 机会原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 从实践来看, 机会原则的实施的困难颇多。对经济资源盈利机会的评估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倘若对每一项经济资源都去评估, 然后确定其适用税率或应纳税额, 征税将变得由简而繁, 将大大增加征税的成本。

第二种观点, 受益原则。受益原则也叫做利益说, 该原则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应根据个人从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 中获得利益的多少来分配税负的原则, 从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 中获得利益多的人应多纳税, 从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 中获得利益少的人应少纳税, 不获益则不纳税。这种原则将税收看作是获得政府公共产品 (公共服务) 的补偿, 这与微观上税收无偿性的本质相违背。从实践的角度看, 纳税人获得利益的多少 (也就是对消费者的效用) 很难计量, 受益原则在实践中很难实行, 不能普遍采用, 只是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 在少数税种能适用, 如车船使用税。就税收公平而言, 受益原则只是提供了一种解决的办法。此外, 受益原则无法解决政府转移支付的问题, 低收入者从政府的转移支付中获益较多, 如果因此要求低收入者多纳税, 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

第三种观点, 支付能力原则。该原则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作为征税标准, 税负能力较强的纳税人承担较重的税负, 税负能力较弱的纳税人承担较轻的税负。政府以税收负担能力作为构建税制的原则, 具有操作性强, 能体现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 而且这一原则也是迄今公认的比较合理且易于实行的标准。如何测量税收负担能力, 理论上又有“客观说”和“主观说”之分。客观说是指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按照其所拥有的财富、取得的收入、实际支出等客观因素来确定。由于纳税人收入和税收负担能力正相关, 所以收入通常被认为是最能够反映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的尺度。而主观说则强调纳税人对国家的牺牲程度, 主张以纳税人因纳税而感受到的牺牲大小作为测度纳税能力的尺度。如果征税能使每一个纳税人所感受到的牺牲程度相同, 那么, 征税的数额也就同他们各自的纳税能力相符合, 这样, 税收制度才是公平的。

对税收公平,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要求。综合起来, 公平原则要求税收的课征既能满足横向公平, 又能满足纵向公平;根据支付能力原则, 既要对处境相同的纳税人征收相同的税, 又要对处境不同的纳税人征收不同的税, 通过税收对收入的重新分配, 实现社会的公平。

2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

首先,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 所以要求政府介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理论上, 竞争的市场是可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 但这是有严格的假设前提的, 也就是在没有市场失灵的条件下达到的, 而现实生活中, 导致市场失灵的因素很多, 如:垄断、信息不充分、公共产品、外部性、风险性、波动性和收入分配不公等客观存在, 使得帕累托最优状态很难实现。换句话说, 即使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效率达到了最大) , 也不一定是社会所需要的状态, 因为社会除了要求效率之外还要公平。市场不能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竞争的市场并不一定能在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程度满足的同时使各种资源得到最公平合理的利用。对效率的狭义理解使得一些政府不惜以牺牲公平、扩大收入差距来提高效率, 换取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其结果是在加大社会两极分化的同时造成公平与效率两大目标的矛盾, 进而恶化了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 反过来又降低了效率。总之, 市场机制在带来效率的同时会导致收入上的不平等, 由市场完全决定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可能是最合理的分配, 所以需要政府介入收入分配。当代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调节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是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提出来的, 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在许多领域无效或缺乏效率, 政府介入或干预调节才有了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依据。

其次, 税收制度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政府在解决市场产生的问题时可采取的手段较多, 有行政手段、法律手段、财政手段 (政府以征税、收费、国债等形式筹集收入, 再通过公共投资、公共支出等形式形成支出, 调节经济运行) 等等。这些手段中, 直接的干预手段, 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政策, 它直接用法律法规的形式保证一部分人的利益, 其效果比较明显, 强制性较强, 弹性较小, 调节的范围也小, 对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扭曲强烈;间接手段, 如税收政策, 通过一国的税收制度设计进行利益分配, 体现政府的意志, 其特点是运用灵活, 适用范围广, 对市场的扭曲相对较弱。故税收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调控是政府运用税收工具 (手段) , 对经济运行和社会物质利益的分配进行调节, 以期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或特定目的, 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是以税收法律、法规、制度为依据的, 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规范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是市场经济有效和有序运行的要求, 也是政府应该履行经济职能的需要, 更是由税收的内在职能所决定的。税收的基本职能有: (1) 组织财政收入; (2) 优化资源配置; (3) 公平收入分配; (4)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税收的第三个职能即公平收入分配职能对个人收入分配起直接的调节作用, 而第一职能可以为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等其他再分配于段提供财力支持和保证, 从而对个人收入分配进行间接调节。因此, 税收是政府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对政府矫正和补充市场分配,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1 初次分配调节收入分配公平的机制缺陷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 初次分配政策主要还是解决市场扭曲以及市场不完善的问题。市场扭曲指的是就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而言。由于现有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分割, 所以形成了工资的扭曲, 对农民工的歧视, 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 劳动力流动障碍, 同工不同酬等现象。当前, 我国的资本市场也是一个不完善的市场, 缺乏竞争性, 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依然没能解决好, 而中小企业从数量上看是市场的主体, 它的发展对于扩大就业和缩小收入差距都有着积极的作用。资源价格的扭曲 (资本市场) 也是导致初次分配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一些部门和行业之所以能够保持其垄断地位, 很大程度上和资源价格的扭曲相关。从完善市场, 打破垄断的角度而言, 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来限制。相应地, 政府要出台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来解决垄断行业工资 (福利) 过高的问题, 为此要打破垄断, 制定更加合理的符合市场要求的资源价格。降低资本利得报酬份额, 提高劳动报酬份额, 加强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 因为低工资的劳动者大多是人力资本相对不足、教育水平偏低, 没有特殊技能的群体。提高他们工资水平, 既可以减少对他们的就业歧视, 工资歧视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 又能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和工作技能。总之, 正是由于我国初次分配调节机制的种种缺陷, 才使得公平的目标没有实现。

2.2 税收再分配与公平

税收对经济的调节能力强而且范围广, 它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都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税收能够通过调控分配影响经济生活, 最终影响社会行为。从税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来看, 税收不仅可对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产生影响, 也可对市场分配形成的收入进行再分配;不仅可对财富的流量进行再分配, 也可对财富的存量进行再分配。这中间, 对纳税人的行为选择取向的调整是通过改变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进行的, 其基本原理是收入与需求的相关性, 以此实现税收调控目标。而税收调控收入分配可以具体到对居民收入的分配、使用、积累等多个环节适用的税种来实现。如上图1所示。

在收入分配环节, 国家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 (社会保险税) 来影响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所得税是国际通行的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重要税种, 它对居民个人收入再分配起着关键的作用。个人所得税的调控作用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和税基的规定来实现的。税率一般采用累进税率的形式来发挥调控作用, 按累进税率的要求征收个人所得税可较多地减少高收入者的收入, 较少地减少低收入者的收入, 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达到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的目的。税基是个人的货币收入进行多项扣除之后 (剩余) 的应税所得额, 通过多项税前扣除, 该扣除既有对劳动者个人和家庭的正常生活的照顾, 同时又考虑到不同个体和家庭的特殊性, 能相对增加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社会保障税 (社会保险税) 对于收入分配的调控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指定用途且专款专用的税种, 该税收收入入库后, 会按照不同的保险类别分别纳入各专项基金专款专用, 以保险救济金等形式再分配给符合条件且真正需要的人, 这种收入再分配税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公平的要求。这些保险 (保障) 项目的受益者往往是低收入者多于高收入者。尽管社会保障税 (社会保险税) 的受益范围很广, 具有普遍性, 包括各收入阶层, 但有的保险项目, 如失业保险、救济金多为低收入阶层受用, 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保障税 (社会保险税) 作为政府支出中转移支付的重要资金来源, 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力基础, 为实现社会公平行使了其特有职能, 社会保障税 (社会保险税) 是公平收入分配的工具之一。

在收入的使用环节, 国家运用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流转税来影响居民持有货币的购买力。个人收入在使用时一般有两个方向, 一是消费, 另一个是投资, 税收对收入消费环节的调节表现在其对部分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特别消费税, 或在进口环节对部分消费品征收选择性关税。这两种流转税, 无论使用价内税还是价外税的形式, 都会依商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 或多或少地转嫁给消费者。由于该类税收具有隐蔽性, 最终的消费者将承担税负, 消费税和相关关税的征收使居民在一定的可支配收入条件下, 减少了可支配收入, 降低了实际收入水平, 进而使居民收入的实际购买力降低, 最终起到调控收入分配的功效。

在收入的积累环节, 政府通过征收房产税 (静态) 和遗产税、赠与税 (动态) , 对居民的收入分配进行总量调控。财产税对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财产作为个人拥有 (持有) 财富的一部分, 它直接意味着拥有 (持有) 者的经济实力大小, 也直接反映出拥有 (持有) 者的税收负担能力的高低。对财产 (最终持有量) 的课税有助于削弱社会财富分布的不公平状态。另一方面, 财产税的税负很难转嫁。所以对财富持有环节征收的财产税特别是“遗产税和赠与税”, 能有效防止社会财富过于集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缓解个人收入分配不公、补充个税对个人收入分配调节的不足, 发挥税收的积极作用。

总之, 从税收调控收入公平分配的机制中可以看出, 政府建立多层次、多环节的税收再分配调控体系, 能够对收入分配形成全过程、全方位的调控, 使其最终通过税收调控达到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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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绍荣, 耿莹.中国的税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J].经济研究, 2005, 5.

税收作用 篇9

(一) 税收协定的定义

所谓的税收协定就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税收条约, 主要目的就是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 还能有效减少重复收税的现象发生, 税收协定的出现能够科学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税务问题。比方说一些技术或劳动力输出国语其他国家签订合理地税收条约能够有效提升税收, 降低重复收税现象的发生, 确保那些有争议的税收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充分保护纳税人的自身利益。从根本上来讲, 这一协定为不同国家之间的税收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早在去年年底, 我们国家已经与100 多个国家签订了税收条约, 涉及到的国家范围较为广泛, 相应的条约较为科学合理。

(二) 税收协定的作用

我国税收协定对于境外投资、跨境经营的“走出去”企业控制境外税收风险、提高投资效益具有以下重要作用:首先, 能够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重复收税现象的发生率,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走出去”的税收费用;其次, 能够提升我国在其他国家的市场竞争力;再次, 可以为“走出去”企业在东道国营造一个具有较高法律级次和较强稳定性、透明、确定的税收环境, 为其提供长期的税收确定性, 降低境外税收风险。最后, 可以建立起两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机制, 妥善解决“走出去”企业的境外税务争议。在东道国的国内救济渠道之外, 通过税收协定中的“相互协商程序”为“走出去”企业开辟了一条有效的国际救济渠道。

二、我国“走出去”企业利用税收协定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 我国“走出去”企业利用税收协定的现状

近年来, 中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2014 年, 北京市专门负责对外投资企业税收服务的北京市国税局第二直属分局对1000 多家“走出去”企业开展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有近80% 的企业由于对投资国家的税收制度不了解而导致不必要的税收负担, 54% 的企业受到过税收歧视, 99%的企业不能完整了解我国对境外所得税收抵免、税收协定待遇及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等相关税收政策。同年, 陕西省国税局对所辖“走出去”企业进行摸底调研也显示:100% 的企业知道税收协定待遇, 但90% 的企业不清楚如何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税收抵免等政策。

(二) 我国“走出去”企业未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原因

经调查分析, 原因主要有:首先, 我国的一些企业并没有深入了解税收协定的含义, 不熟悉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签订的税收条约的内容与作用, 或者片面的认为税收协定就是减免税收;其次, 我国的企业不清楚税收协定的相关管理模式, 对于税收协定的申请流程不太明确;第三, 我国企业与合作国家的税务部门之间没有进行合理地交流, 甚至有一些企业因为相关手续较为繁琐不予理睬, 还有一些企业提交的材料不符合相关要求;第四, 我国的一些企业在国外的运营大都由一些中介工作人员进行操作, 相关的税务问题也由他们进行处理, 国内的相关财务工作人员不了解具体的税收情况;第五, 企业缺乏主动寻求政府部门支持和帮助的意识, 过度强调依照东道国当地税法缴纳税款, 忽视税收协定对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当然, 除了上述企业自身主观原因外, 我国的相关部门也有一定的责任,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出国投资税务制度, 并且当前的税务制度覆盖面远远小于我国企业的经营范围, 跟不上企业的发展速度, 因此无法为我国企业的国外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且相关的税收知识宣传不到位。

三、“走出去”企业如何利用税收协定

(一) 企业纳税人可享受的税收协定待遇

企业纳税人根据不同的境外投资经营模式可在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 (设备租赁费) 限制税率及其执行、政府全资拥有金融机构利息免税、技术服务费条款、常设机构构成、常设机构利润归属、国际运输、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调整及相应调整、非歧视待遇等方面享受税收协定待遇。

(二) 企业如何利用税收协定

1. 认真学习掌握税收协定相关知识。“走出去”企业要充分了解税收协定的相关概念、各境外投资经营模式可享受的税收协定待遇、个人纳税人可享受的税收协定待遇 (主要针对受雇人员) 、在境外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程序性规定、税收协定相互协商程序, 以及税收协定中关于抵免、免税、税收饶让等基础知识。

2. 仔细研究相关协定内容。在确认被投资国与我国签订有税收协定后, 因与不同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相关条约均可能存在差别, 所以要进一步仔细研究, 明确所签协定国家税收协定适用税种、税目税率、适用方式等。还应了解被投资国执行税收协定的模式是审批制、备案制、扣缴义务人判定还是自行享受等。最后应结合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及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特点综合分析如何运用该协定。

3. 充分借助我国税务机关的力量。为鼓励和帮助我国企业“走出去”, 各级税务机关通过专业国际税务管理部门、网站、热线电话等提供许多的资讯和服务, 应转变企业与税务机关天然对立的观念, 与税务机关加强合作, 在其权威、专业的指导帮助下, 企业可更大程度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避免税务风险。

(三) 利用税收协定应特别关注的问题

1. 关注“走出去”之前的政策研究与整体安排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税务环境和多元化的税务制度下, 国外的相关投资问题都将影响一个企业的运营状况及税收现状。一个适宜的组织架构、运营模式是企业境外投资获得成功的基石。因此, 需要从投资东道国、投资母国及相关其他国家的税务规定、国际税收协定 (包括现有和发展趋势) 等方面提前进行综合考虑, 借助专业中介机构进行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法律模式。并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保护国内投资企业或个人的高合法权益, 尽量降低投资企业或个人的投资风险, 提升投资效益。

2. 关注税收协定适用风险

“走出去”企业应充分准备应对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国家税务机关的稽查, 特别是采取间接控股型投资架构的企业。企业须合理安排对外投资的控股架构, 应能够在海外控股公司建立足够的商业实质 (包括人、财、物的投入和维持) , 避免因控股架构的不合理而被投资地税务机关认定为不符合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条件引发税务乃至经营风险。还需注意境外的组织结构不要设计得过于复杂, 有企业在被外国税务机关进行反避税调查调整后, 由于发生关联交易两个目标公司都不是中国税收居民, 我国税务机关无法启动双边磋商, 致使无法得到我国税收协定的保护。

3. 关注BEPS行动计划出台引发的国际税制变革

近年来, 随着国际社会日益关注跨国企业避税问题, 特别是G20 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 (BEPS) 行动计划的出台和实施, 作为一般反滥用规则的主要目的测试规则 (PPT规则) 和作为特别反滥用规则的利益限制规则 (LOB规则) 被纳入到OECD税收协定范本中, 这将全面改写百年来国际税收管理体系。反滥用规则将被引入到更多的税收协定中, 常设机构的定义也将修改, 突出强调实质经营活动, 并要求提高税收透明度和确定性。PPT规则规定, 当跨国纳税人特定交易或安排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获取税收协定优惠,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这项优惠有悖于协定相关条款的宗旨与目标时, 则不能享受该优惠。当前全世界的国家都比较关注税收协定, 并在原有基础上制定了相关的反协定滥用制度, 不断强化税收信息的交流, 坚决制止偷税漏水现象的发生。

BEPS项目15项行动计划全面出炉将给予开曼、BVI等空壳公司泛滥的“税收天堂”很大打击。当前我国已经与其他几个避税地国家签订了情报交换协议, 协议中规定, 在我国企业交易科学合理地基础上允许开启情报交换调查程序, 进而充分了解我国企业的运营现状, 针对那些偷税漏税的企业一定要严惩, 为净化国际交易市场风气做贡献。

虽然目前我国已经签订的绝大部分税收协定中尚未引入LOB规则和PPT规则, 但是反协定滥用、防范跨境逃避税是国际税收发展的必然趋势。LOB规则和PPT规则是针对协定的整体优惠, 且对中间控股公司的经济实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中国企业将来享受税收协定优惠需要满足更多的条件和更高的要求, 原来跨国企业常用的一些税务安排面临严峻的合规考验。设置多层级的导管公司、择协避税 (即不是某一税收协定缔约方的居民通过某种故意安排, 获取该税收协定赋予的待遇, 从而减少或规避税收义务) 、通过佣金代理人或类似安排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等, 都极可能被定义为协定滥用行为。

4. 关注各类基础管理工作

“走出去”企业要想用对用足用好税收政策以防范风险和提高收益, 扎实的基础管理是必要条件。

(1) 由于税务工作政策性强, 具有国家层面的强制性和对企业经济利益影响的直接性, 需要一支具有过硬业务素质与职业精神的人才队伍支撑。目前中国“走出去”的都是规模较大的企业, 应该建设一个自己的专业税务工作团队负责日常的企业税务研究管理工作, 对特殊时期、特殊事项可聘请顾问、中介机构作为重要辅助。

(2) 税务筹划管理的定位应该是服务于实际业务, 不能扭曲业务实质来满足税务安排。税务筹划不应以刻意避税为目的, 而是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统筹资源、合理安排, 达到风险有效控制、经营顺畅平稳、企业整体长远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3) 按照投资地的相关要求对财务核算、合同、票据、供应链、生产、人员等各类业务运营制定有效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保存好相关记录, 以备境外税务机关检查。一旦出现税收争议, 无论是通过东道国国内法提供的行政复议、法律救济程序解决还是根据税收协定提请我国税务机关启动相互协商程序时, 都可以根据需要及时向税务机关提供充足的依据。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许多企业走出国门开展境外投资、跨境经营。但“走出去”企业普遍对税收协定这一控制境外税收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的有力工具重视不够、运用不足。本文通过介绍税收协定的定义和作用、分析“走出去”企业利用税收协定的现状和原因, 对企业如何充分利用税收协定及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提出建议, 其中对国际反协定滥用、防范跨境逃避税的新政做了详细阐述。

关键词：走出去,税收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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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邓浩然.华为高管谈制造型企业海外税收风险及控制.国际税收, 2015 (4) .

税收作用 篇10

近年来,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经济总量已稳居世界第二。但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造成严重的能源紧张与环境恶化问题, 并且在局部地区已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为解决能源与环境问题, 国家制定和实施了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措施, 但由于政策制定技术、执行手段、实施环境等原因, 效果很不理想。在国外, 完善的税收制度是调控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但我国节能减排的税收制度尚未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这严重影响了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税收促进工业企业节能减排, 是通过一系列税收制度设计, 以改变企业能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行为的成本收益状况, 刺激企业使用节能减排生产方法, 限制非节能减排生产方法, 促进生产过程中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废弃物排放的大大降低。

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税收政策的内涵

要更好地发挥税收政策在促进工业企业节能减排中的作用, 首先需要明确促进节能减排政策的具体目标及影响因素。根据节能减排所涉及的经济学特性、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生产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促进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的政策涵义,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从外部性理论看, 按照市场原则, 企业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所产生的成本不能完全体现在企业产品的价格之中, 即存在着严重的负外部性。所以, 在外部性理论上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 是将企业能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的负外部性内在化的有效途径。

第二, 从代际公平视角看, 一方面不可再生性能源和人类可生存环境的供给具有有限性;另一方面, 人类世代繁衍对资源和环境的需求却是无限的。如果按市场原则配置资源则会因为当代人对资源与环境的透支而加剧资源与环境的供需矛盾, 并造成严重的代际不公平问题。所以, 从代际公平角度看, 构建促进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体系, 有助于企业形成高效利用资源能源和根本降低有害物排放的长效机制。

第三, 从公共产品的特性看, 节能减排是缓解能源与环境危机的有效手段, 而能源与环境危机又是典型的公共问题, 所以节能减排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免费搭车”和“信息不对称”等现象在节能减排中同样存在, 具体表现在:对利润最大化 (或成本最小化) 的追求使得企业总是具有“免费搭车”的企图, 对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节能减排技术开发投资严重不足;买者与卖者之间对具有节能减排效能的生产设备 (或消费品) , 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如设备购买者或消费者对设备或消费品的节能性能和效率不了解) , 使节能减排产品在与非节能减排产品的竞争中缺乏竞争力。针对节能减排生产技术研发、应用与节能环保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 (辅之以必要的财政补贴政策) 能有效降低节能减排企业生产成本, 使之在与非节能减排企业的竞争中具有一定的价格竞争力, 从而在根本上改善节能减排企业的收益水平。

综上所述, 从解决“外部性”、“代际公平”、“公共产品特性”等角度看, 税收政策在工业企业节能减排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应从社会整体和长远发展的角度, 制定促进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 并与其他政策共同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税收促进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的机理:外部性与庇古税

税收作为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工具, 主要通过矫正企业经济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状况, 引导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趋于一致。节能减排税收政策是促使企业能源使用和污染物排放行为的外部性内在化的重要经济手段。

从成本—收益分析看, 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一般全部由企业承担 (即无外部性) , 而节能减排的收益则较复杂。节能减排的收益可分为经济性收益和资源环境性收益。经济性收益, 是指节能减排能给实施企业带来的直接经济收入, 如节能收益、资源和废弃物再利用收益等;资源环境性收益, 是指企业节能减排带来的资源环境状况的改善, 如大气、水和土壤中污染物的减少, 生态平衡的有效维持和改善, 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等。对企业来说, 经济性收益是内在的, 但资源环境性收益则存在着明显的外在性, 但企业却未得到额外的补偿。由此可见, 企业节能减排的成本付出与收益获取是不对称的, 正外部性明显。

节能减排的正外部性将导致实施企业的不作为, 尤其在控排污方面, 将导致污染排放量超过社会最优水平。对此,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 (1920) 中就提出了政府应对排污者征收与其排放污染物量和外在危害程度相适应的税收, 即庇古税 (Pigou’s tax) 。对生产企业来说, 单位产量的庇古税应至少等于其外在边际成本, 才会抑制生产者的污染排放行为。

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 是对庇古税进行科学的制度化设计, 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企业的节能减排成本, 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以达到其与行业内非节能减排企业竞争中的有力地位, 从而引导整个行业的节能减排化。能源税、资源税、环保税等税制对企业节能减排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 税收通过影响工业企业收入, 对企业生产的节能减排化间接发挥作用。例如, 企业所得再投资项目是否是节能减排项目, 决定着能否享受所得税的减免, 这会大大影响企业在节能减排项目与非节能减排项目上的决策取舍;足够高的排污税通过加大企业排污成本降低了企业收益, 迫使企业进行节能减排。

第二, 在实行节能减排的企业中, 节能减排的效果有着明显的差异。针对不同节能减排水平的企业实行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 有利于节能减排整体水平的不断提升。

第三, 对不同资源稀缺程度与环境效应的能源实行不同的资源税率, 会引导企业尽量使用低污染能源、可再生能源, 以缓解能源与环境危机。

税收政策的局限性与财政支出政策的配套作用

促进工业企业节能减排税收政策, 主要通过对企业生产外部性行为发挥影响作用, 但仅仅依靠税收政策不足以有效刺激企业节能减排, 因为税收措施是一种事后的利益调整, 但企业节能减排往往面临着现实的资金、技术与人才等问题。所以税收政策只有与财政支出政策相结合, 才能有效激励企业节能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