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精选十篇）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篇1
1、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的演变与发展
(1) 国家观形成的历史原因
二战后, 尤其是美苏冷战, 世界形成了美苏两大阵营, 以及之后的苏联解体, 各国家社会党对民主、专政进行了思考。美国等议会制国家经济上的成功, 使得民主社会主义对议会民主产生了认同。苏联的解体, 我国文革的失误, 使得民主社会主义对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 二战后, 各国社会党对执政或参与执政, 对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增强了信心。
(2) 国家观形成的现实原因
一方面, 二战后, 资本主义发生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科技的发展, 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为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增强。时代主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为主张超阶级的国家观提供有利环境。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出现曲折, 为民主社会主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依据。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把俄国的经验国际化, 主张渐进的代议制的民主。
2、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的内涵及特征
(1) 内涵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家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而是一种支配民族的经济、社会、生活、文化、政治的人类共有的组织体。
(2) 特征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的特征是超阶级性和人性化。社会民主党完全明白国家权力和国家行动的限度。民主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抽掉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实质, 而把国家人性化, 国家就成为超阶级的“全民国家”了。可见, 超阶级性和人性化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的两个显著特征。
(3) 国家的职能和作用
民主社会主义对国家性质的分析, 是以他们对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为基础的。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 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稳定的, 因此, 不应急于改造。基于这种认识, 他们确定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是经济民主。
现今社会民主党主张重新界定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功能, 主张减少国家干预, 放松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 强调国家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掌舵者”, 国家的主要作用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和竞争环境, 规范市场秩序, 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不应包揽一切。
(4) 民主与专政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表现在民主和专政问题上, 就是把民主超阶级化, 认为民主和专政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政治范畴。无产阶级专政妨碍了人性的自由发展, 因此,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合理形式。
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与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训有直接关系。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苏联的肃反扩大化等。这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之一。
总之, 在社会党人看来, 国家并不是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存在的, 而是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社会集团为扩大影响、争取权力和创造机会而斗争和结盟的政治框架, 是进步的社会势力朝着民主的方向变革社会和经济的重要工具。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观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国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
1、国家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国家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 不是从来就有的, 它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国家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并产生了阶级以后才出现的。它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范畴。由此可见, 国家这个社会组织, 并不是某种社会联合体, 也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 而是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阶级社会特有的阶级组织。
2、国家的本质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恩格斯、列宁都认为, 国家的出现只有在这个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和分裂为经济利益上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时才有可能。它的出现不是为了激化原有的阶级矛盾, 而是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和冲突, 并建立起一种秩序, 把冲突抑制在秩序的范围之内, 不致因过度而使自己和社会遭到毁灭。国家产生以后, 阶级矛盾从不可调和的状态进入到有强有力限制下的可调和的状态。
(2)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是实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机关
国家是一个阶级组织, 但它不是某个社会一个阶级或几个阶级所共有的阶级组织, 而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 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虽然这个组织只属于居统治地位的那个特殊阶级, 但它又代表着整个社会, 使统治阶级整个社会的意志得以实现。
(3) 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
国家既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来镇压敌对阶级的工具, 那么, 它就不可能是为全体社会成员谋求至高无上的福利组织。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它是一种暴力, 是一个强力组织, 是一个庞大复杂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施用暴力的机器。
从以上有关论述中, 我们不难看出, 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手段和工具, 具体说来, 就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其各自所处的历史阶段上, 在社会生产发展所要求和允许的范围内, 为了本阶级的根本利益, 对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实行有组织有系统的统治。
三、总结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家已经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反对暴力革命, 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他们认为国家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国家成为管理经济, 社会, 文化事务的机构, 民主社会主义坚持和平的方式赢得大选, 改造资本主义。它忽视了国家的阶级性, 国家的本质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阶级统治。
民主社会主义反对由阶级及其政党来统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 认为应当通过民主与法制使国家成为全体人民的自由的国家, 国家应当是超阶级的公平、正义的力量。从理论上看, 民主社会主义掩饰国家的阶级实质, 竭力实现鼓吹“超阶级”的、代表全体国民的“自由、民主”的全民国家, 这是混淆政体与国体之间界限的错误观点。从实践上看, 搞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仍然属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范畴, 是维护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利益, 并不代表全体国民的利益。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选举, 也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 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是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统一, 它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 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国家。
摘要：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观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国家已经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而是一种支配本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人类共有的组织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观仍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通过上述比较, 得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观其实质是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服务的结论。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观,比较
参考文献
[1]徐华秀.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本质观的再思考——兼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J].咸宁学院学报, 2004, 24 (4) .
读书报告-冷眼观民主 篇2
民主这个令我们爱恨交织的词汇，令多少先贤“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可以说当代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民主梦，然而这终究是个梦。梦的美好就在于它的纯粹，梦的残酷也恰恰在于它的纯粹难以实现。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理智的告诉我们何为民主？卢梭认为：“主权者可以把政府位置与全体人民或者绝大部分的人民，从而使作为行政官的公民作为个别的单纯的公民的政府行使。”由此看来，民主制的核心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然而这确实违背自然秩序的。这种纯粹的民主制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因为这样的制度是建立在淳朴的道德基础之上的。然而众所周知，国家是不讲究道德的，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民主在带给我们以平等的治理自己、治理自己的社会共同体的希望的星星之火后，却静悄悄的熄灭了。
《正义论》作为我们这学期的必读书目，我想很多人都对其有很多感想，而就我而言，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思想冲击是关于民主制。“允许我们默许一种有错误的理论的唯一前提是尚无一种较好的理论，同样，使我们忍受一种不正义只能是在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句话带给我的震撼丝毫不亚于罗尔斯在开篇中的那段慷慨陈词。一直到读这本书之前，我对于民主制都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我的观念中，民主制是打着多数人利益的幌子对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明抢。但是民主制照顾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然
而也正是由于它要照顾到多数人的利益，从而使之存在着效率低下和不能够真正抉择出最有效、最完美的方案的缺点。尽管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所在，然而如果我们因此抛弃民主制，那么有什么更好的制度能够替代，不，准确的说，应该是超越民主制呢？难道是柏拉图所认为的“哲学王”之制吗？然而，历尽古今中外的所有君主，谁人敢称“哲学王”？谁人能称“哲学王”？历史遗憾的向我们摊开双手，表示无奈，我们也只能无奈的摇摇头，因而在没有比民主制更正义的制度出现，而民主制有明显比其他制度更有效的情况下，我们选择它也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用老师的话来讲就是民主制不是最好的制度，而是最不坏的制度。
《正义论》以严谨的思维态度对正义，对民主有了一个客观理性的阐述。而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讽喻小说《动物庄园》，也从一个通俗易懂的角度，让我对于民主有了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动物庄园》的故事脉络被评论家分析为与苏联的历史乃至整个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惊人的相似，在很多共产党正在或者曾经执政的国家都能看到动物庄园的类似影子。我甚至与从这本小说中看到了我们的国家这些年的发展历程。这部寓言体小说以文学的语言指出了：由于掌握分配权的集团的根本利益在于维系自身的统治地位，无论形式上有着什么样的诉求，其最终结果都会与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基本诉求背道而驰。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无法更改人性中对于权力的追逐。而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关于宗教 关于信仰
回顾这学期我所读的书，于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关于宗教，关于信仰。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直到读了周国平的《灵魂只能独行》，我依旧坚持无神论，正如周国平所言，“一个人可以不信神，但不可以不相信神圣。一个没有这些宗教信仰的人，仍然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然而，倘若不相信人世间有任何神圣价值，百无禁忌，为所欲为，这样的人就与禽兽无异了。”然而，一本小说却改变了我对于宗教的观点。这本书就是回族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一道门，隔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玉的世界，一个是月的世界。这本小说，让我看到了民族的力量，宗教的力量。千百年来，穆斯林那执著近乎疯狂的坚定信仰，令我折服。每日“五时”礼，如此虔诚的祈祷、如此神圣的礼仪。
这个民族所坚守的信念是如此的执著，我认为，一个民族，能够屹立于这个世界中，必然有其文化封闭性，但这种封闭性不是弊端，而是这个民族的特性，是他们的文化认同。虽然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地球小到只剩下一个村，但因为有文化的认同，有了共同的信仰，天下的回回是一家人。这个民族也有着我们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他们有信仰、他们团结、诚信、善良、执著，他们一诺千金、勤劳本分。千百年来的固守与抗争，令他们更加珍重民族之情、同胞之爱。这不正是当下我们的社会所缺失的品质吗？
穆斯林的葬礼上有句祷词“啊，安拉！在我们当中，你让谁生存，就让他活在伊斯兰之中：你让谁死，就让他死于信仰之中。”灵魂的高贵在于用勇气证明信仰。反观当下的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的道德底线一降再降，各种光怪陆离的事件纷纷粉墨登场，你方唱罢我登场，令我们瞠目结舌。温州动车事件、小悦悦事件、校车事件，这一桩桩、一件件匪夷所思的事件就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和谐社会中。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扶起摔倒的老人需要考虑再三？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开车撞到人后要反复碾压受害者？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额定9人的校车可以硬生生的塞进61名学生？是这个世界太疯狂还是我与社会严重脱节？
有人说，是因为我们的国人失去了信仰，正如梁小斌在30年前的那声呐喊：“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但是，我想说，不是我们丢失了信仰，而是我们从未有过信仰。有人会反驳，谁说我们没有信仰，儒家传统思想那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价值观。我想说，不，不是的，从汉武帝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就不再是一种人生信仰，而是皇帝的御国之术。它也不再给予我们一种发自内心深处最纯真、最虔诚的信仰。它成了万千穷苦书生实现鲤鱼跃龙门，一朝金榜题名，万千荣华尽享的黄粱美梦的唯一途径。信仰被灌注了欲望，何其为信仰！而现在的我们，那些政治家所鼓吹的建设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国策，在带给我们对于公平正义的幻想后，当我们飘飘欲仙，以为自己身处法制社会所创设的理想天堂之时，现实狠狠的给了我们一记耳光，让我们从黄粱美梦中惊醒。依法治国，是句空话，公平正义只是幻想。一切都是政治家们玩的阴谋，噢，不，应该是阳谋。伯
左翼民主的代表观 篇3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王绍光的《民主四讲》才显出其特殊的意义。作者在该书前言中强调要从实证而非规范的角度来研究民主。当然，这种学术取向并不是要实现完全的客观中立，其目的乃是在批判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上论证一种激进的左翼民主观。诚如作者所言，其意图并不仅仅是为了介绍和赞赏，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对西式民主进行批判和反思，以至于该书内容的取舍和结构的安排都是根据这一价值取向来确定。这里暂且不论这一研究取向所可能存在的问题，单就其在大陆思想界首次阐发了一种较为整全的左翼民主观而言，该书为我们理解和评价左翼民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不过，在肯定其意义之后，本文认为该书也存在诸如论证上的前后矛盾、数据选择和分析上的瑕疵乃至观点上的误判等一系列问题。而其中最为紧要的是，该书流露出一种浓厚的民主乌托邦情结，其对大众参与的过度推崇可能对民主本身造成伤害。基于这种激进主义民主思潮对于近代中国所造成的悲剧，以及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正有日渐抬头之势，这里非常有必要以该书为样本对这种左翼民主予以批判性的审视。限于篇幅，本文拟围绕代表的角度来展开论证。之所以如此安排，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一，代表问题是该书论证左翼民主观的一个重要参照；二，代表实为沟通民主理念与现实制度的关键环节，由此入手有助于将相关的讨论引向深入；三，从目前对该书的评论乃至更广泛的有关民主的讨论来看，代表问题都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
代议制民主果真比不上直接民主？
应当指出，作者并没有明确就代表问题系统阐述其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其散落书中各处对代表的论述中提炼出作者所持有的带有鲜明左翼民主色彩的代表观。具体而言，《民主四讲》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甚至在逻辑上还构成某种张力的代表观：一是追寻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对代表体制的合法性予以根本否定，认为代表意味着对民众参与权的剥夺；二是将代表视为现代社会实行民主所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代议制民主也因而被视为是直接民主的次优替代；三是在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内主张用抽签而非选举的方式来选择代表，认为前一种代表形式更有助于实现民主的价值。显然，这三种代表观的具体指向各有不同，甚至在某些地方还存在一定冲突。这种论述上的矛盾或许要归因于作者是根据不同的语境来选择阐发某一种代表观。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三种代表观又共同体现了左翼民主独特的价值理念：对大众参与的强调和对精英政治的排斥。因此这里可以将其一并划入左翼民主代表观的范畴来加以论述。
关于第一种代表观，我们其实并不陌生。其论证的关键之处在于仅凭字面上的民主含义（即“人民当家作主”）来判定代议制民主是一种假民主。但正如被誉为民主理论大师的达尔所指出的，这种单纯从字面含义出发的脱离经验的民主观，只是一种对民主的浪漫想象，它无助于我们理解实际中的民主是什么，更无从为我们在不同的民主决策规则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提供直接依据。例如最简单的一个事实是，即使实行一种全民参与的直接民主，也依然要使用多数决定的程序，所谓的全体人民作主其实只是多数的作主，因此也无法完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
可见，字面上的民主只是表达了一种规范上的理想，而且是一种不可能在现实中完全实现的理想。如果对这种民主抱有一种乌托邦的想象，直接将其用于判断实际民主的有无，反而会得出何一种实际中的民主都是假民主这样荒谬的结论。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追求民主？这种对民主的乌托邦想象其实很容易将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彻底绝望的虚无主义者。所以这里我们依然要注意聆听萨托利早就提出的警告：对民主的威胁不仅来自于“劣等的现实主义”，也来自于“劣等的理想主义”。
当然，字面上的民主所表达的“人民当家作主”这一规范理想仍然有价值。但是恰当地对待这一理想的方式，是结合现实衡量实际中的民主在多大程度上趋近于理想民主的标准。换言之，我们不应该执著于追问“什么是民主”，而应该更多地关注“民主如何运行”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当王绍光讨论到实际中的民主体制时明确表示出对此思路的认同，刻意与之前的乌托邦倾向保持了距离。这种转换也使他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代议制民主在现代社会的合法性。但是鉴于其对大众参与的推崇，他依然认为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更贴近于民主的原意，认为代表只是一种直接民主无法应用于现代国家的权宜之计，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次优选择，其本身并不具有什么内在的价值。
上述对代表的看法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不仅是左翼民主，甚至不少自由民主论者也常常诉诸于现代国家的规模来论证代表的合理性。但这是否意味着：一旦技术条件允许，例如通过电子投票可以在大规模的国家让所有公民直接参与每项决策，代议制民主就应该抛弃，代之以直接民主？当代代表理论的领军人物乌尔比娜提就明确指出，这种辩护思路并没有使直接统治的规范价值受到挑战。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代表是否真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还是拥有不同于甚至优于直接民主的内在价值？
其实对这一问题，早在代议制民主刚刚起步的阶段，就有人试图给出回答。例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指出代表有助于过滤狂热、提炼民意和防止多数暴政，而这些都是直接民主难以摆脱的顽疾。基于多数暴政一直是困扰民主的阿基里斯之踵，这种辩护思路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因而也长期主导了自由民主论者对于代表的认识。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一立场与熊彼特式的精英民主论并无二致，即认为民众可能陷入非理性的狂热，因此需要将民众的参与限制在选出更优秀的精英来代替自己作决策。可见，熊彼特主义者与卢梭主义者虽然在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的优越性上各执一词，但其实双方都认为代表意味着对大众参与的限制，只不过前者将此认定为代表的优点，后者视为代表的问题所在。
然而，在民众参与政治的价值日渐受到重视的今天，熊彼特主义者对代表的上述辩护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也越来越难以抵御来自左翼民主的挑战。正基于此，当代一些政治理论家如乌尔比娜提、曼宁等试图超越熊彼特主义的立场，从新的理论视角（如当下西方兴起的审议民主）来重新勘定代表之于民主的价值。事实上，与强势民主、激进民主等左翼民主的兴起并行不悖的是，“代表”的重新发现也是当今民主理论界的热点话题。其中最为关键的突破在于，代表不再被视为是参与的对立面，而是恰恰有助于扩展和提升公民的参与，这进而推动了对各种有助于促进参与的代表制度的探索。与此同时，直接民主对参与可能造成的妨碍也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达尔就指出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多数公民只是沉默的旁听者，他们的投票行为往往受到那些少数善于言辞的人的影响，这实际上使后者成了事实上的代表。但是与代议制民主下的代表不同，这种代表是任意的，明显缺乏正当性，因为民众甚至都没有明确授权他们做自己的代表，他们也没有义务向民众负责。
乌尔比娜提更是进一步指出，雅典伯里克利时期及之后的相关改革，其目的只是为了防止公民的缺席，而不是他们在大会上的沉默，因此当时古希腊的直接民主还是产生了精英统治。修昔底德就说过，“民主只在名义上存在，但事实上是由上等公民统治着。”同样，顾准也早就提醒我们，“直接民主的口号是人民当家作主。可是，希腊史上留下来的还是一些英雄。” 可见，直接民主的实践同样难以避免某种间接形式的政治参与。所以乌尔比娜提指出，那种将代议制民主等同于“间接民主”的通常做法并不准确。代议制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实际上都是某种形式的“间接民主”，其真正的区别是在于间接性的本质与广度。显然，与代议制民主因其间接参与的特征所受到的批评相比，直接民主所产生的间接性及其对参与的妨碍却长期被我们忽视了。
正是意识到直接的“在场”反而会导致少数人的支配，人们才会进而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参与”？普洛特克就指出关键在于参与实际上表现为两种“在场”。直接民主论者认为只有公民亲自到场才是真正的“在场”和参与，但这只是一种物理性的“在场”，它并不能确保另外一种在场——政治性的“在场”，即自己的利益和意见在公共领域得到展现，而后者更应该是参与的应有之义。进而言之，这种政治性的“在场”恰可以通过正式的政治代表来实现。例如借助于代表，公民可以免受演说家的蛊惑，从而使自己真正的意志和利益参与到相关的决策中。再有，包括选举式代表、自我授权的代表和公民代表在内的多种代表形式能为公民提供更多的政治参与的渠道。此外，根据审议民主，参与的目的不应该是简单聚合所有参与者的既定偏好，而是通过讨论与协商来转变偏好以促进对政治的理性反思。在赋予民主以更充分的审议特征方面，代表恰恰有其独特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减少参与审议的人数，代表有助于提升审议的质量；通过促使公民在面临即时性的客观事实时推迟自己的判断，代表培育了一种面向未来的政治思考方式和审慎反思的政治品质；最后，通过与公民的相互启发，代表在提炼公民既定偏好以重塑公众意见的同时也使自己的判断时刻能受到公民的修正，从而使传统的精英式审议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如此，代表绝非一种权宜之计和民主的次优方案，相反具有诸多不可替代的优势。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虽共享民主这一名称，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古希腊的民主实践固然令今人印象深刻，但直接民主的内在缺陷与古希腊城邦的衰落有着莫大的关系，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当时的希腊人没有留下多少对于民主的正面评价，相反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看法。因此，正如自由的获得需要对自由施加某种限制一样，民主的维续同样需要某种自我的束缚，例如在前面添加“代议”、“宪政”、“自由”这样的修饰词。事实上，民主之所以从两千多年前的“坏东西”变成了现在的“好东西”，关键即在于此。对这一重大的历史转变，如果像作者那样仅仅根据所谓的阶级分析法狭隘地将其解释为有产者的偏见和阴谋，显然是极为草率的。
抽签无法代替选举
不过，与上述对代议制民主的否定倾向似乎相悖的是，书中很多论述都是以尊重代议制民主的框架为前提。例如在设想更有助于实现民主理想的具体制度时，该书对抽签选择代表的方式而非更有直接民主色彩的电子民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作者自己也承认，抽签与选举都是挑选人民代表的机制，两者都服务于代议制，而非直接民主。只不过他认为，在资源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选举往往使精英胜出，而抽签随机性保证了所有公民拥有平等的当选代表的机会，因此抽签比选举更民主。
应该承认，作者所表达的这种代表观确实有助于提醒我们注意选举式民主的弊端。不过，在担任代表的机会上抽签要比选举更为公平，这一点是否构成用抽签取代选举的充分理由？对抽签最为常见的一种批评是，抽签所选出的代表，无论在从政能力还是意愿上通常都比不上竞选产生的代表，其治理效果自然令人堪忧。当然，作者试图援引陪审团的案例来为公民的执政能力辩护。但是鉴于现代国家的管理要复杂得多，这种类比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不过这种批评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因为抽签的支持者可能会说，即使抽签在治理效果上比不上选举，也无法改变其更为民主的特性。
难道说抽签真的比选举民主？或者说我们居然会舍弃掉一个更民主且更容易操作的制度？其实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抽签固然让公民有更平等的担任代表的机会，但是作者在这里恰恰遗忘掉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那就是代表功能的实现。公民之所以推选出代表，显然是为了让他们在决策时代表自己的利益和意志。因此，如果要评判哪一个更民主，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抽签式代表与选举式代表，何者更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鉴于与民主、自由、宪政这些概念相比，代表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多少关注，因此为回答上述问题，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代表的概念及其含义。在当代代表理论的开创者皮特金看来，代表的含义就是“再现，即将缺席之物呈现出来”，因此政治意义上的代表就是指“在决策领域通过代表将被代表者的利益、意见与视角呈现出来的活动”。但是这个定义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为此皮特金进一步从形式的维度勘定代表的要件。她指出代表必须包含授权与问责两个环节，即代表既要得到被代表者的授权，同时也要对被代表者负责。其中问责环节尤为重要，否则无法确保代表忠诚于被代表者的利益。在选举式民主下，选举不但是向代表授权的方式，更是向代表问责的手段。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发现，抽签式代表恰恰缺乏像选举那样刚性的问责手段，因为代表的当选与否，只取决于看似公平但也变幻莫测的运气，而非民众手上实实在在的选举权。某种意义上这更有可能使代表蜕变成民众无法控制的独裁者。因此，在这种“运主”体制下，人民主权更是无处可寻。而作者所希望的抽签能使所有人对决策施加平等影响的目标，也只能沦为一种空想。
那作者为什么对如此明显的问题没有意识呢？根据书中对抽签式代表的论述，可以大致猜测到原因。实际上作者是从实质而非形式的角度来理解代表的，因而并没有认为上述问题很重要。具体来说，根据皮特金的归纳，实质代表论主要是指从诸如代表的身份等实质的角度来理解代表。实质代表中有一个主要类型是象征代表，即认为代表是缺席者的象征，其本身的存在就等同于被代表者的存在。象征代表中有一个类型称为描述性代表或相似代表。这种代表观认为，代表关系之所以成立，乃是基于在身份上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足够的相似。换言之，这种代表观认为只有女性才能代表女性，黑人才能代表黑人。如此，一个人之所以能被称为代表，是因为其代表性——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他是什么，或者说，他像什么。根据这种代表理论，根本不需要什么外在的问责机制，只要是相似代表，代表的功能自然就能实现。相似代表通常还被进一步演绎成一种镜像代表观或缩微代表观，即要求代议机构在性别、民族、地区、职业等方面的构成必须像一面镜子一样精确反映其所要代表的社会结构。镜像代表观最易受到主张直接民主但因规模所限而不得不接受代议制民主的人的推崇，因为在他们看来，由社会缩微而成的代议机构是对古代公民大会的最佳模拟。
这种植根于直接民主的代表观显然能引起作者的共鸣。作者就在书中多处提到，因为选举的缘故，西方代议机构内精英代表太多，缺乏与普通大众共享身份的代表，导致整个议会无法反映整个社会的构成而失去了代表性。他明确指出，民主就意味着代表应该与被代表者在生活方式、习性、关切等方面非常接近。正基于此，他认为随机抽签所选出的代表恰是整个社会的统计意义上的样本代表，能够准确反映总体人群的特征，因而最具有代表性。换言之，基于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相似，在外在问责机制缺乏的情况下，代表的功能同样能够得以实现。
上述代表观看似很符合人们的直觉，实际上却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一个在宗教、文化、种族、民族等方面充满多样性的国家，如果要让其议会准确反映社会的构成，势必会造成代表数量过多以至于根本无法有效地进行沟通和审议，从而沦为一种民主的装饰品。事实上作为全世界人数最多的议会的中国人大之所以常遭“橡皮图章”之讥，与此代表理念也有莫大关系。所以皮特金对相似代表观只在乎代表的身份却忘掉了更为重要的行动维度的批评，甚为在理。其次，我们应该依据何种标准来确定需要代表的群体呢？如果只认同拥有相似特征的人才是适格的代表，女性与黑人这样的群体可以纳入进来，为什么左撇子、红发人、文盲就不可以？一种略带调侃的质疑是，难道笨蛋也需要笨蛋来代表？这个问题人们至今没有达成共识。
当然这种代表观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在于其反映了一种本质主义倾向，即“预设了特定群体的成员拥有一种本质性的身份，这种身份只是这个群体所有成员享有的，其他人都不可能具有。比如坚持要女性代表女性、黑人代表黑人，其实暗含了一种该群体所有成员共享的女人性或黑人性这样的本质属性”（曼斯布里奇，1999）。但事实上所有群体的内部都可能存在多元化甚至相互冲突的意见和利益。例如同为女性，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富有的女性与贫穷的女性，在很多方面都可能会有分歧。如此选上的相似代表更可能代表了某一个亚群体甚至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亚群体的利益，而这可能造成对其他亚群体的新的压迫。
可见，某种意义上，代表的身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存在像选举那样刚性的问责机制。这再一次提醒我们，从整体的制度设计看，抽签无法代替选举。当然，不容否认的是，诸如抽签甚至是直接参与这样的制度可以在微观层面推行，以发挥其弥补选举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价值。事实上即使在西方鼓吹超越“选举式民主”的左翼民主论者，其主流也是以尊重代议制民主的基本框架为前提。因此，问题不在于左翼民主本身是否有价值，而是如何审慎地勘定其限度。在基本的代议制度尚未建构成功的中国，我们尤其需要这种审慎。
树立科学的民主观 篇4
一、民主的含义
民主是一个历史概念,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赋予其不同的内容。概括起来, 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大致有五个方面。
(一) 民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历史上, 民主最初是古希腊城邦中少数贵族的“特权”, 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妇女、儿童并不享有这种权利。古罗马统治者为了增加帝国税收给予被征服地平民以普遍的公民资格, 臣服的公民享有政治民主权。启蒙运动以后, “人民主权”思想产生, 民主逐渐向全社会开放, 成为公民普遍享有的自觉、自主的权利。它要求尊重每个人的理性价值观和自由选择权, 使得每个公民有权要求参与国家事务、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理性表达自己的意愿, 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和言论权等。
(二) 民主是要求利益的权力。
“民主”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语中, 原义是“人民的统治”, 实质是指“公民的统治”, 内含着民主权力的思想。它肯定和尊重公民享有的民选、民决和民治等民主权利, 平等地对待公民个体和群体, 避免由于民族、年龄、身份、职位、财产、文化、宗教等因素对公民的行为进行分级限制。民主行动起来才有力量。民主只有理解为公民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力量才具有真义。民主是通过一定法定形式将公民权利转化为国家和政府掌握的公权力, 也必然要求公民的权利必须转化为国家和政府的责任。
(三) 民主以集中民智为目的。
民主不仅如列宁所说“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 同时也是一种智慧、文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在制度层面上, 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 与专制相区别。民主是公民理性精神、自由权利和文明素养的体现, 最初是人类脱离野蛮与愚昧的智慧产物, 并始终与愚昧相区别。作为一种价值追求, 民主是要避免专制、摆脱野蛮与愚昧, 其本身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争取民主的目的在于反帝、反封建, 实现人民民主, 获得民族独立、自由和统一。
(四) 民主是实现良法善治的工具。
民主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是实现公民权利、确保公共权力有序运转、构建和谐社会的工具, 在减少政府失误, 防止腐败, 提高效率, 实现社会富强、文明、和谐和充满生机活力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民主不具有终极的至上性, 不是为民主而民主, 民主服从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服从于法治、稳定、和谐和发展的目的。
(五) 民主是合作共事的规则。
民主是共同体成员以普遍认同的程序和规则解决利益冲突, 使得各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行为得以持续进行的制度安排和实际行为过程。简言之, 民主是共同体成员合作共事的规则。为了集体利益, 按照程序和规则、自由发表不同意见。一方面, 民主是共同体内部合作共事的规则, 它要求共同体成员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 出于合作的愿望、态度和目的, 按照可遵循的特定行为规范和程序, 正确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通过求同存异的协商或讨论形成一定的意见或共识。另一方面, 民主是处理共同体内部纷争和矛盾的规则, 它把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加以解决, 但民主本身并非斗争的规则和冲突的方式。在民主涉及的五个方面中, 民主权利是核心, 民主权力是保障, 民主目的是导向, 民主工具是手段, 民主规则是基础。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构成了民主的基本内涵。由此可见, 讲民主是多层次的, 不单是公民的权利诉求, 同时也是国家的政治责任, 并且与自由和法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
二、民主的特征
民主特征是民主内涵的体现。从其内涵来看, 民主具有历史性、阶级性、民族性、现实性、整体性特征。
民主的历史性表现为, 民主不是从来就有的, 它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才出现的, 并随历史发展而发展, 而且经常处于历史变更之中。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阶级成员成为民主主体;一个阶级或阶级联盟在不同历史时期, 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民主使命都有历史性变化。在我国,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1]。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 对敌人依靠人民实行专政。专政的作用一是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 二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专政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在建国初期的一段时期内, 为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 顺利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强化了专政的国家职能。经过半个世纪的全面发展, 中国已由民主专政过渡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民主的主体、民主的内涵、民主的社会作用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民主的阶级性, 是说民主反映阶级的利益, 表达不同阶级的利益主张, 体现实现和维护阶级利益的要求。民主统一阶级内部的意志, 也通过民主统一战线了解、吸纳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意见, 通过民主联盟壮大阶级力量, 缓解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 争取最大的阶级利益, 实现自身追求的社会政治目标。
民主的民族性, 是指一个民族的民主制度、民主观念和民主行为具有该民族的文化特色。民主是民族历史进步的文明成果, 与一个民族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任务密切相关, 是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生成的。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民主特点, 不仅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特点不同, 其内部的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也各有特色, 这是由各自的政治传统文化形成的。民主萌芽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 其培育发展离不开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虽然不同民族的民主文化可以交流, 不同的民主制度可以有所借鉴, 但是, 民主不能简单地模仿, 既不能直接输入, 也不能直接输出。
民主的现实性体现在, 民主是具体的、实践的, 而不是抽象的、虚幻的。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指出, 世界上只有具体的民主, 没有抽象的民主。任何民主都是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基于人们对自由、公平、正义等理想的追求, 为了平等享有社会的、国家的、公共的资源, 实现人的自由幸福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民主的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 实现民主的条件是客观的, 民主的主体是具体的, 民主的内容是实在的, 民主的指向是明确的。
民主具有整体性, 既不是单个人的行为又不独存于社会的某一个领域。在现代法治国家, 民主已不再是某个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特殊权利或权力。民主也不仅是公民的政治权利, 已经成为公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社会生活。因此, 民主是建立在多数人意见基础之上的行为, 反映的是社会关系的整体, 而不是单个人随心所欲的行为。综观民主发展史, 民主制度的设置总是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民主实现过程, 依靠公民整体的民主参与、民主选择、民主监督、民主自治等民主形式, 目的在于维持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 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民主的这一特征要求社会成员要体现社会整体要求、遵守集体规则, 在集体中实现民主愿望。
三、民主的价值
民主是人类的共同理想, 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实社会上来看, 民主同自由、平等、公平等价值一样, 是维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 具有值得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
(一) 民主内含国家和公民的自主精神。
一是表现为国家主权上。国家丧失主权, 殖民地、附庸国的公民也就丧失自主性。一国公民的自主性是一种身份自觉, 是公民在理解个人与国家关系中形成的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基于这样的认同, 正确认知自身利益, 科学认识多种民主形式, 克服认识和理解的片面性, 辨别民主的真伪。二是表现为公民科学的自由精神。公民做自己的主人, 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 真正拥有公民的自主意识和自为行为。不迷信、不盲从, 不被出卖, 也不被收买, 不受金钱、权力等外在因素的干扰, 不出卖自己的利益、心愿和人格。在根本利益问题上, 公民立场坚定, 不跟风、不屈服, 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自主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集体决定事项时, 公民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在处理利益矛盾时, 公民顾全大局, 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
(二) 民主要求平等。
所谓平等, 就是同等条件同等对待。在社会活动中, 每个公民的人格、地位、资格、机会和话语权都是平等的, 不因民族、年龄、性别、身份、职位、文化、财产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国家和政府以及公职人员切实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各项权利, 公民也应该尊重、支持、服从国家和人民政府。公民实现自己的利益, 也应尊重、照顾国家和其他群体或个人的利益, 任何一方都不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
(三) 民主主张少数服从多数并尊重少数。
一方面, 承认和服从多数, 将多数人的选择作为集体的选择, 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保证由此产生的政策包涵更全面的知识和经验, 具有更广泛的社会适应性。另一方面, 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前提下, 多数必须照顾和保护少数的正当权益, 倾听少数的声音, 尊重少数人的意见, 关注和体现少数的愿望, 决不能因为是少数、有不同意见而加以歧视, 更不能压制。
四、理性看待民主
民主固然有积极的价值, 但是绝不能因此而盲目认为民主是万能的。从人类发展方向看, 民主并非人类追求的最高价值和终极价值。正如俞可平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 虽然“民主是个好东西”, 但“不是说民主什么都好”, “不是说民主可以为所欲为, 能解决一切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民主是一种附带代价的政治设置, 不是一副万能良药。麦克里兰认为:“民主制度虽然吸引人, 代价是不稳定”[2]。这话看到民主问题值得重视的一面。
民主不是绝对的, 任何民主权利都是有限的。民主权利的实现受法律的限制, 受历史和社会客观条件的限制, 而且受到主体的认识、理解能力等主观因素的限制。任何时候, 都要结合民主的历史性、阶级性、民族性、现实性、整体性特征看待民主, 既不能不切实际地主张“直接民主”, 膜拜“洋民主”, 又不能片面追求普世的民主、单一的民主。盲目的民主、过度的民主或者完全的民主, 都有可能引起震荡、冲破法制, 导致社会秩序的失控, 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总之, 推进民主进程与保持社会稳定是一对矛盾, 两者都是民族的根本利益, 都是人民的迫切愿望。发展民主, 促进稳定是个大智慧。我们要善于学习、总结民主的经验和规律, 树立科学的民主观念, 在民主的价值与其代价之间找到平衡点, 发挥好民主对人的发展和社会建设的正功能。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持续推进, 人们对民主的要求日益强烈, 这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对民主的误解和错觉。因此, 有必要厘清民主的基本内涵, 使人们对民主有一个理性、客观、辩证的认识, 从而帮助人们树立起正确的民主观念, 避免因盲目追求民主而引发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关键词：民主观,基本内涵,民主精神,民主权利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365, 第5卷
浅析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民主观 篇5
【摘要】《理想国》是柏拉图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这部著作主要论及了柏拉图关于理想城邦的构建。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的哲学家治国的思想，正是如此，很多人认为柏拉图在本质上是反民主的。《理想国》并未有专门的篇幅论述民主，但是根据整个文章的思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分析出柏拉图对于民主的态度，既有一定的反民主倾向，又有一定的精英民主倾向。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民主；精英民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4-247-02
谈及柏拉图对民主的态度，很多学者都认为柏拉图对民主是持反对的态度的。一方面，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正是由于“民主”而失去生命。另一方面，柏拉图也从未在他的著作中赞颂过民主。但是，通过仔细阅读《理想国》可以发现，柏拉图对待民主其实也并非绝对的否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露出了其“精英民主”的倾向，而充分理解柏拉图对待民主的态度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去分析。
一、柏拉图的反民主倾向
首先，柏拉图的反民主倾向是建立在他对人性分析的基础上。尽管柏拉图并未直接表明他是“性恶论”的支持者，但从他的字里行间中反映了他对人性的不信任，这种对人性本身的质疑也就成为了柏拉图反民主的前提假设。我们赞扬民主，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我们不自觉地采用了功利主义的原则：即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我们信奉民主是因为我们认为民主能反映人民的真实意愿，这样最能体现人民的共同利益，至少保障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然而我们所忽略了民主适用的前提，在我看来就是人的理性。在绝大多数人具备足够的理性的时候，民主自然能反映大多数的真实意愿，但在理性缺失的时候民主只会造成更大的“恶”。希特勒正是打着“人民同意”的旗号公然进行法西斯侵略。同样的，柏拉图的反民主倾向也正是缘于他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理性并非为大多数人所拥有，在非理性的人中采用民主原则无非是“民主的暴政”。柏拉图认为在这样城邦里，如果把“群众的好恶认作为就是智慧，超乎必要地把这多数人看做权威，那他就会陷入那有名的狄奥梅狄的强制中，后者将强迫他去做一切凡是为他们所赞许的事。”
尽管柏拉图并未直接使用理性这个概念，但是可以认为理性在《理想国》中被柏拉图以“克制”的概念表现出来。他认为人性中“那较好的部分是统治着那较差的部分的，这个东西就该被称为是克制的。”尽管这种克制并不能完全体现的理性的概念，但在一定程度却能反映理性的含义。而这种克制在柏拉图眼中并非具有普遍性。因为在城邦中，“为数众多的质地较差的人们的欲望是由为数较少但较为优秀的人们的欲望和智力所控制。”这种通过少数人的理性来控制多数人的欲望无疑就否定了个人克制的普遍存在。在柏拉图眼中，大多数人都是由欲望主导而缺失理性的，必须通过一定的外在方式来控制他们的欲望。比如对于守城的卫士来说，他们不能拥有私人财产，他们的薪金应该为领取必需品，吃饭也是集体用餐，不允许接触金银。一旦护卫者们背离上述规则而取得了私有财产，那么他们将不再是护卫者而成了暴君，城邦距离毁灭也就不远了。这里极大反映了柏拉图对人性的不信任，他认为欲望会是个人的主导，只有通过禁欲才能实现城邦的救赎，而禁欲也绝非个人禁欲，而是通过一定的统治安排所产生的强制禁欲，是通过部分人的理智来“禁”多数人的欲望。因此，民主在柏拉图眼中是不可能产生“善”的城邦的，大多数人的意愿只会是对欲望的愈加追求。
在柏拉图眼中，民主政制“对成为尽可能地最大的富有者的无厌足的追求”，“当穷人们取得了胜利，就成立了民主政治…平等地享有政权和官职，而这些官职的分配一般都是用抽签拈阄的方式决定的。”民主政制式的人的灵魂中，不必要的欲望占据上风，“这些欲望就终于攻克了这个年轻人灵魂中的那一座卫城，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卫城是空空的，其中既无学问，也无高尚的工作和事业，也无真实的议论。”柏拉图的语句表明了欲望的无时不在，强大的欲望会导致民主政体流于对私欲的满足，那会导致一个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快乐的城邦。因此柏拉图才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民主政体。一方面，柏拉图很好的看到民主制度的弊端，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过于夸大的了民主的负面效应，过于夸大了个人欲望而忽视同样作为“克制”的理性的存在。
其次，柏拉图之所以反对民主更因为他反对的是民主的基础――平等，他所反对的民主政体更确切的来说是一种平民政体。在这种政体下，人与人之间是绝对的平等，个人之间无论知识能力的差异都有着在民主决策中占相同份量的决定能力，而这种不分个人能力的平等可能会产生“民主的暴政”。受制于时代，柏拉图不可能认识到平等的重要性。古希腊的等级思想他眼中已根深蒂固，因此柏拉图认为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有的人被注入了金子，有的被注入了银，还有的被注入了铜和铁。而注入金的人适合做统治者，被注入银的人适合做护卫者，而被注入铜铁的人则是应该成为生产者。这就无形中给人进行了等级区分，当然这种划分奠定了《理想国》中城邦正义的基础：各司其职。柏拉图认为“人人天性有别，不同的人适于不同的事。”而正义就是“每个人照管和践履城邦中最适合其天性的那份事务。”但这种分类恰恰又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平等。托克维尔认为，民主与平等是密切相关的，不仅民主以平等为基础，而且民主本身也意味着平等。而亚里士多德也有著名的论断：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参与人的本性，但柏拉图却以天性决定论来否认这种观点。确切来讲，这是建立在柏拉图对人性的前提假设之上，他不相信所有人都能为理想的城邦而奋斗，而只有哲学家才能真正的治国之人。
因此对柏拉图反民主倾向的分析的立足点还是在于人性，人性的差异造就了对人三六九等的划分，这种划分导致了众人不可能在一个平台上参政议政。当然，柏拉图也并非绝对反对民主，在他看来，这种民主只是不适合当时的希腊城邦。在柏拉图所生活的年代，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遇失败，民主制度遭遇危机，整个社会的风气败坏，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分裂，整个希腊城邦制度也在走向衰落。因此，柏拉图认为“真正的立法者不应当把离弃花在法律和政制上。”这里可以看到当时的雅典在柏拉图的眼中只是一种政治秩序不良的国家，在这种政治秩序不良的国家里，很难有着真正工作的立法，因此民主形式很难立足。但这里是否又隐含了民主在将来实施的可能性？在《理想国》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关于教育的思想的，各方面的教育是培养哲学家的重要途径，这种育人的思想能够更多的培养出有能力的人，培养出更多的哲学家。那我们假设当教育使得大多数都具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能否应该通过民主进行选拔？柏拉图并未明说，但也许这是一种隐喻。
二、柏拉图的精英民主倾向
因此，柏拉图的反民主倾向实际上是对人民民主的一种否定，但这又间接表明了他的精英民主倾向。韦伯认为，民主并非人民的统治，而是政治精英的统治，是职业政治家集团的统治，现代代议制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公民投票的领袖民主”，其主要功能就在于选举政治领袖。柏拉图的观念与此类似，他认为理想城邦的形式只有一种，但或许有两种名称：君主制和贵族制。无论君主制还是贵族制，无不反映了一种政治精英治国的理念。而《理想国》最大的特色没莫过于“哲学王”思想，这种哲学家治国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精英治国理念，只是在现当代学者看来，精英民主的实质是精英治国，但是同时具备人民选举的法律效应，这反映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来源。熊彼特提出过关于民主的现代定义：“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无疑，人民的选票产生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在柏拉图那里，只有精英治国的实质却忽视了人民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一方面，这不意味着柏拉图认为精英统治的目的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认为民主存在的必要性是因为它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柏拉图眼中的精英治国亦是如此。在《理想国》的文本中，苏格拉底也把统治者的最终任务归结为被统治者的幸福，虽然这种看法受到其他人的质疑，因为如何使统治者心甘情愿为了被统治者的幸福而统治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他给出的答案是精英若不治国，那么“最大的惩罚却是：除非自己去进行统治，就要被比自己更差的人统治。…那些干练明达的人，每当他们进行统治时，正是由于惧怕这样的惩罚才统治的。”这里基本上可以看出柏拉图对政治统治合法性来源的看法，精英统治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因为不能让没有才干的人进行统治。在另一方面，精英治国也并不意味着柏拉图是一个精英独裁的统治的支持者，在论及哲学家统治城邦的时候，柏拉图也有反独裁的一面。现代民主一方面体现了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通过民主程序可以使政治统治集团变得可轮替性。这完全不同于霍布斯的“利维坦”，霍布斯认为人民与君主一旦缔结协约，君主拥有的是绝对权力，人民是无法反悔的，这有违现代民主的可轮替精神。民主程序的存在不仅仅是在于它所发挥的一次效力，而更重要的是发挥它的长期作用来保证执政精英始终能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统治，定期选举是制约统治精英的一个重要手段。柏拉图也认为，“有的时候可以由金子的父亲生育出银子的儿子，或由银子的父亲生育出金子的儿子，以及其他的一切，也都可以这样的相互产生。”这就直接表明了哲学家的可替代性与流动性，哲学家并非一成不变的。因此，哲学家的统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哲学家经过后天培养提高自身的能力，最有能力者当成为统治城邦的人。只是柏拉图空有这样的设计，却无法得到一个量化的评判哲学家治国能力的标准，如何选出最有能力的哲学家来治国，这是最大的难题，柏拉图并没有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这自然也是“理想国”的空想之所在。因此，“哲学王”思想在这里一方面虽然包含了民主制下轮替的思想，却又缺乏通过民主来选拔的理念。
三、结语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的确有反民主的一面，但是这种反民主倾向可以说并不是对民主本身的憎恶，而是对于民主适用性的怀疑。不是所有的社会都适合民主，但是民主却是政治发展的目的。柏拉图的这种精英民主倾向实质上是符合很多现代学者对执政精英群体的看法的，无非在柏拉图那里缺乏一个选拔精英的方式。可以说柏拉图是一个反人民民主的精英民主者。
参考文献：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的民主执政观 篇6
【关键词】列宁 民主 执政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6-0205-01
20世纪以后的俄国，沙皇的统治有所缓和，但中央集权的、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历史并没有改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也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当中，沙皇俄国经济上的劣势地位不可避免的使它在军事上也处于弱势，战场上的频频失利，国内严重的饥荒以及无止境的战争动员，这一切使得俄国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革命的时机即将到来。1917年俄历2月，彼得格勒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规模浩大，沙皇命令军队进行武装镇压，但是士兵们痛恨沙皇的暴政，并最终同工人们站在一起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最终，1917年俄历10月，列宁领导人民群众和布尔什维克英勇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一、以广泛的民主原则来制约国家的权力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他们手中掌握着无限大的权力，这种执政地位难免会使一些企图升官发财的人进入到执政党内部，利用自己的职权干些苟且之事。同历史上一切剥削政权相比，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是实现劳动人民管理国家的政权。所以必须以广泛的民主原则来制约国家的权力。
第一，信息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建设是否进步，其衡量的主要标志就是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是否提高。要想让人民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上来，信息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非常必要的。早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肯定了公开性原则对建立民主政治的益处，并提出了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选举。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俄国建立了新政权，列宁认为新政权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这就意味着苏维埃新政权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权，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而广大劳动人民只有充分了解新政权，才能毫不犹豫的、不假思索的支持新政权，这体现了信息公开和人民参与政治的互补关系。
第二，“社会公仆”由人民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而国家公职人员他们没有超越自身为人民服务以外的更高的权力，所以一旦发现他们滥用私权，人民就有权力对其进行罢免。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公仆”思想，认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权力机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关。
二、努力提高党员的称号和作用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他们手中掌握着无限大的权力，这种执政地位难免会使一些企图升官发财的人进入到执政党内部，利用自己的职权干些苟且之事；而列宁所期待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迟迟未发生，所以这就更要求巩固俄共执政党的地位，提高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正如他所说：“宁可十个办实事的人不自称为党员（真正办实事的人是不追求头衔的！），也不让一个说空话的人有权利和机会当党员。这样一条原则在我看来是毋庸置辩的……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为此，列宁在会议中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
一方面，规定最严格的入党条件和延长各种预备期。为了防止那些野心家和骗子利用党员的称号飞黄腾达，列宁要求必须严格入党条件，要对党员的身份来源做明确规定，要求严把入党介绍人这一关，还要求入党介绍人的党龄要与被介绍人身份相匹配并对入党人负责，同时还要求将预备党员的考察期延长。
另一方面，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觉悟性是头等任务。由于苏维埃俄国的历史现实，其身上难免会有旧社会的痕迹，党内就会出现一些拖拉作风。列宁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列宁在党的十一大中指出：“在国内战争的狂风暴雨的年代里，没有可能对提高普通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文化水平给予足够的注意和提供人力。最近几年内应当进行的正是这一头等重要的任务。”列宁的要求是指要用更多的注意力去提醒党员要提高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性，同时在这一方面还要给予更多的物力保障支持。
总之，同历史上一切剥削政权相比，苏维埃政权是鼓励劳动人民积极参与政治的政权。而且列宁提出要想让人民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上来，信息公开，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巩固俄共执政党的地位，必须提高党员的称号和作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的民主执政观无疑会对当前领导人民主执政思想产生巨大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72.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 篇7
一、人民主权原则对民主国家制度建构的导向性作用
人民主权学说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民主权思想的渊源来说,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人民参政思想。严格地说, 人民主权理论是文艺复兴时期以卢梭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为反对专制统治而提出的, 国家主权属于人民, 人民有权参与管理国家和政策制定, 国家决策只有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 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对美国的独立战争与后来的政治实践而言, 卢梭的天赋人权、人民主权以及法治与政府理论影响巨大[1]。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 强调了人民主权原则之于美国建构民主政治制度的导向性作用。
1. 人民主权原则对美国立法制度的影响
北方的新英格兰各州在成为殖民地之初就形成了地方自治的惯例。新英格兰人从17世纪开始自行制定地方性的法律, 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独立战争时期。此后, 联邦宪法的公布使美国的全部事务有了最高的法律规定, 一切都走向了秩序化和法治化。按照托克维尔的分析, 联邦的立法机构——参议院和众议院实际上是各州独立原则和国家主权说的调和, 这种调和在本质上是为了代表人民立法, 体现人民的“公意”。
2. 人民主权原则对美国行政制度的影响
美国的行政制度的最初形态出现在新英格兰的乡镇中。乡镇的行政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 这一点完全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然结果。托克维尔指出, 各乡镇虽然在公共利益上服从于州, 但在处理其内部事务时有独立的权力, 州无权干预;县的建制对于乡镇活动几乎没有行政领导权。地方分权制度的建立使美国区别于法国的行政等级制度。同时, 行政官员的民选促进了人民意志最大限度的实现。根据乡镇的行政惯例, 联邦的最高行政者——联邦总统经人民选举产生, “为维护共和制度, 要求行政权的代表服从全国人民的意志”[2]。总统任期四年并可连选连任, 这一规定也是为激发任职者处理好国家公共事务和实现人民公共福利的责任感。为了限制总统的行政权力, 联邦宪法规定参议院有权对总统颁布的法令驳回, 这充分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功能。
3. 人民主权原则对美国司法制度的影响
托克维尔首先指出, 美国保留了司法权的三个普遍特征: (1) 国家司法机关对案件依法进行裁判; (2) 法官审理私人案件时只能依据案件对一般原则表示怀疑或认定无效, 但不能直接指责某些一般原则; (3) 司法权只有在审理案件时才发挥权力, 而不具有主动调查案件、追捕嫌犯的权力。但美国法官与其他国家的法官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依据宪法对公民进行判决而不是依据一般法律。司法机关拥有的指责某些法律违宪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议会的立法权, 使司法权拥有一定的独立性, 这有利于保护人民的私权免受公权的侵犯。
二、民主国家维护其制度的决定性因素
根据托克维尔的分析, 美国在维护其民主共和制政体时, 主要依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较为完善的法制、良好的风俗习惯与民情。但这三种因素对美国民主的贡献有大有小, “自然环境不如法制, 而法制又不如民情”[3]。因此, 在分析美国民主制度时, 必须将其独特的民情——即整个美利坚民族的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作为决定性因素加以考察。在此, 需要对托克维尔提到的美国民情中最主要的内容作以简要论述。
1. 宗教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美国人有信仰基督教的传统, 整个民族都遵从民主和平等原则。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对基督教与民主的关联性有过论述, 指出近代民主首先而且主要表现在基督教国家, 事实上, 近现代的几次民主化浪潮无一不是新教和天主教在起关键性作用[4]。托克维尔通过实地调查, 认为美国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紧密结合之根本原因在于实行政教分离。随着近代民主的不断发展, 政权的频繁更迭使得政教结合对于宗教和国家的生存而言往往具有很大的危险, 造成教派斗争、宗教信仰冷漠和社会秩序混乱等后果。美国受这些思想的影响, 逐渐形成了神职人员不担任公职的习惯, 但是他们仍然在舆论上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
2. 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教育、习惯和实践经验都是美国特殊民情中的重要因素, 其形成主要基于北美独特的自然环境、已有的道德和宗教原则。美国历史上进行了两次移民运动, “即最初由欧洲的基地开始, 陆续来到大洋彼岸;随后再由大洋沿岸开进新大陆的中部荒野”。在移民的过程中, 美国人形成了创造财富的激情, 形成了对秩序的尊重和对自由的合理追求, 形成了实践重于理论的认识。美国注重实践经验的教育理念, 使公民具备了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基本能力, 普选权、代议制、陪审团制、结社自由等政治制度都成为了美国人学习的途径和手段, 并被经常性地借鉴和运用于社会日常生活之中。
三、民主国家中多数的暴政
1. 多数的暴政之实质及其表现
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 常常会出现专制的现象。不论是个人的专制、少数的专制还是多数的专制, 其实质都是缺乏合法性的政治统治。历史上最常出现的往往是个人和少数的专制, 但也有多数专制的情况, 古希腊时期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并处以死刑就是多数专制暴政的典型。多数的专制甚至比个人和少数的专制造成的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侵害更加严重, 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影响更加巨大。
根据托克维尔的观点, 多数的暴政往往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少数借多数的名义实施统治;二是多数对政治秩序的威胁;三是舆论和思想的暴政。多数的意志有时是盲目的、非理性的, 少数的意见有时却是理性的、明智的, 这样难免会使个人、社会甚至国家的利益受损。
2. 防止多数的暴政出现的措施
虽然多数的暴政是民主制度的一大弊端, 在一定情况下对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构成了严重威胁, 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民主政治的优越性。在对待多数的统治的问题上, 对待民主和自由的关系上, 托克维尔思想上存在着矛盾。但是恰恰就是这样的思想矛盾, 使他能够理性地对待民主, 对待人民的权力, 对待多数的统治, 能够把握民主和自由之间的度。他认为, 保护少数和个人的权利, 就是民主与自由之间的界限, 就是民主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就必须最大限度地防止多数专制暴政的发生。他据此提出了几点措施, 这些措施不仅对于美国而且对于世界各国克服民主制度的弊端都有着借鉴意义。
第一, 建立三权制衡的宪政模式。为避免立法、行政、司法权力集中于同一机构之中而导致个人、少数或多数的专制, 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美国联邦党人根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为联邦制定了宪政的原则:把权力均匀地分配到不同的部门;采用立法上的平衡和约束;设立由法官组成的法院, 法官必须在忠实履行职责的条件下才能继续任职;议会代表由人民自己选举[5]。托克维尔十分赞同联邦党人的这一观点:“假如把立法机构组织得既能代表多数又一定不受多数的激情所摆布, 使行政权拥有自主其事的权利, 让司法当局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外, 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 而又使暴政几乎无机会肆虐。”
第二, 赋予公民结社和出版的自由。这两种自由在托克维尔看来均能有效地防止多数的暴政。一方面, 公民应该被赋予不受任何公权的干涉、有结成一般社团和政治社团 (即政党) 的权利。另一方面, 公民应该享有出版自由而不受出版检查制度的限制。托克维尔支持对这两种自由的保障, 在他看来, 防止多数暴政的社会性力量往往来源于此。
第三, 法学家精神的平衡力量。托克维尔在进行实际研究后发现, “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的影响, 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壁垒”, 他们热爱规范和秩序的贵族气质使其肩负起建立民主政治的责任。法学家对权威和法治的维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多数的激情和激烈的革命,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民主的温和, 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民情。
第四, 陪审制度。陪审制度在美国是一项司法制度, 更是一项政治制度。陪审制度服从人民主权的原则, 并赋予普通公民参与审判的权力以惩治犯罪行为、监督其他公民的行为。托克维尔指出, 陪审团作为执法机构, 具有引导人民走向公正、培养人民权力观念的积极作用, 尤其是民事陪审制度对于美国人习得政治常识和实践常识十分有益。
四、结语
托克维尔提出的上述命题及其回答极大地丰富了民主国家理论, 为世界各国建立民主制度提供了重要借鉴。他对民主即将成为世界的潮流进行了准确的预言, 深深影响了世界民主实践的发展。在当代, 民主已然成为与平等、自由相并列的人类价值观追求。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只有顺应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 对民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探索和创新, 才能使民主迸发出更大的活力, 从而推动人类文明不断走向进步。
摘要：托克维尔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 他的思想具有介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独特性。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 他从美国的民主制度出发, 着重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导向性作用、民主国家维护其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以及民主国家中存在的多数的暴政等命题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从政治学角度解读和分析其民主国家观中涵盖的诸多命题, 对于推动当代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主国家,人民主权,民情,多数的暴政
参考文献
[1]孙永芬.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再探析[J].前沿, 2008 (11) :55.
[2][3] (法) 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4] (美)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对考茨基民主观的历史考察 篇8
一、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民主与社会主义理论
1. 马克思恩格斯对民主的追求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 不难发现对民主的追求, 在他们看来, 废除专制制度是无产阶级争得政治自由, 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 “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 首先, 要反对专制制度, 获取政治自由的权利”②。他们认为, 实现民主, 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最基础的目标, 正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民主。”③可见, 马克思主义由始就崇尚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
然而,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人们所追求的民主却是少数富人的民主, 形式上的民主, 马克思虽然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这种虚伪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但是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民主曾起过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他曾用康德的话表达了对民主共和国的向往之情, 他说:“康德认为, 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 是实际理性的基准, 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④
2. 考茨基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理论
考茨基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考茨基自与马克思、恩格斯结识以后, 就在“两位伟大导师”的指导下, 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的研究。不得不承认, 考茨基有着非常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就连列宁也认为:“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 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 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 引用起来极其方便。”⑤由于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熟悉而深刻, 加之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 他对马克思的民主思想作出了新的论述。
(1) 民主和社会主义是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考茨基不赞同把社会主义说成是最终目的, 把民主说成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而认为二者是实现同一目的的不同手段。正如他所说, “社会主义本身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我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消灭‘任何种类的剥削和压迫, 不管这种剥削和压迫是针对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性别, 或是一个种族’”⑥, 因此, 他认为, “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一个是手段而另一个是目的, 它们二者都是用来实现同一目的的手段”⑦。
(2)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考茨基特别强调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 没有民主是不可设想的”⑧, 所以, 考茨基最终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著名命题, 他说:“因此, 对我们来说, 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 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根据这个理解, 对我们来说, 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⑨因此, 在考茨基看来, 民主的重要性不亚于社会主义, 正如他所强调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之需要民主, 不下于需要社会主义。”⑩
(3) 民主也意味着保护少数派。考茨基一度强调, 对少数派的保护, 是民主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他指出, “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民主同样也意味着保护少数派”11。考茨基认为, 对于无产阶级, 斗争过程中、争得政权后及在其内部, 保护少数派均有重要意义。在他看来, 民主的发展离不开对少数派的保护, 正如他所说, “在政党内部压制少数派一切新意见的任何做法, 都意味着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阻碍无产阶级的成熟过程”12。考茨基进一步表明, 在革命爆发之前, 作为政权的少数派, 革命者需要民主的庇护, 而在之后的建设中, 无产阶级当依靠“人数”优势, 实现阶级统治及生产管理。此外, 考茨基着重强调, 应特别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 他认为, “完全排除知识分子甚至反对知识分子, 就无法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13。
由考茨基的以上观点可以看出, 他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理论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4。
二、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列宁对考茨基民主观的批判
从上文的阐述可以看出, 考茨基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基础上的发展,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 另一方面, 考茨基将带有资产阶级特性的民主高度抽象化为“一般民主”、“纯粹民主”, 并把民主视为专政的对立物, 因此, 他宣扬的是一种超阶级的民主观。对于考茨基的这一观点, 列宁抱病写下《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淋漓尽致地批判了考茨基。列宁认为考茨基已经沦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已经背弃了马克思主义。
1. 考茨基的民主是“纯粹民主”
考茨基一味地宣扬他的“纯粹民主”的观点, 甚至公然歪曲历史事实, 宣称巴黎公社是“由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全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政权, 是“纯粹民主”的体现。为了说明巴黎公社靠的并非是考茨基所谓的“纯粹民主”, 列宁借用恩格斯的话说:“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 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15事实告诉我们,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次伟大尝试, 而不是像考茨基所说的是从纯粹民主中产生出来的。对此, 列宁也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 民主愈发达, 愈‘纯粹’, 阶级斗争也就愈明显, 愈尖锐, 愈残酷, 资本的压迫和资产阶级专政也就表现得愈‘纯粹’。”16
2. 民主与专政并非不可调和
考茨基认为民主和专政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他说:“按本义来讲, 专政就是消灭民主。但是, 就本义来讲, 这个词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17并且考茨基指出, 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是两种不同方法的对立, 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 并说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罪”就在于用专政取代了民主。由此, 考茨基断言, 世界革命不会通过专政的道路, 而将通过民主和人道来实现。列宁批判考茨基这种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的观点“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 他说:“考茨基的书几乎用了十分之九的篇幅来论述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一般理论问题, 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 考茨基显然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18
针对考茨基“民主与专政”关系的谬论, 列宁强调指出,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 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 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19, 而列宁认为纯粹的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 企图回避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在列宁看来,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 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 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 对富人是天堂, 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20而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列宁认为考茨基却不理解。在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的基础上, 列宁铿锵有力地指出,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21。
3.考茨基的“纯粹民主”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
考茨基极力地鼓吹“纯粹民主”, 就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 考茨基过度地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 实际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曾对无产阶级专政作出过精辟的“解释”:“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状态, 是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的纯粹民主所必然发生的状态。”这就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定义成了一种“统治状态”。列宁认为:“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统治的状态’, 就是因为这样一来, 革命暴力就消失了, 暴力革命就消失了。”22以此来否定革命。最后, 列宁总结说考茨基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 “既然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一概念作了这样的‘解释’, 使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消失了, 他也就是在对马克思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纪录。”23
考茨基看不到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 把资产阶级形式上的平等当做事实上的平等, 以此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列宁认为, 考茨基的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真理, 即“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 绝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24。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 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 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地反抗。”25所以, 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为了使反动派恐惧, 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26。列宁最后指出, “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 就不能获得胜利, 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 没有‘自由’的地方, 当然也就没有民主”27。
4.民主保护的少数不能是“一般的少数”
考茨基主张, 民主就要保护少数。他认为, 多数已然是多数, 便不需要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在这里, 考茨基无视阶级关系, 要同剥削阶级讲平等, 要把他们当“少数派”保护起来, 这样“多数”就成了一般的多数, “少数”就成了一般的少数, “民主”也沦为了一般的民主。对此, 列宁给以深刻的批判, 他认为考茨基这种言论是对群众的欺骗, 他说:“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 而对无产阶级, 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 不仅不‘保护少数’, 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暴行。民主愈发达, 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 残害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28
马克思主义认为, 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 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性, 民主的阶级性决定了它和专政是对立的统一。列宁说:“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 当资本家已经消失, 当阶级已经不存在 (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 的时候, ……只有在那个时候, 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 才会实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 而民主愈完全, 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 愈迅速地自行消亡。”29可见, 只要是在阶级社会中, 民主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 而考茨基无视民主的阶级性, 畅谈“纯粹民主”, 因此, 在这一层面上, 考茨基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考茨基的民主观是否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
考茨基的民主观在列宁猛烈的批判下可以说是“体无完肤”, 成为对马克思主义最彻底的背叛。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考茨基民主观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的观点,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并汲取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有利因素, 进一步加快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1. 重视民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考茨基尤其重视民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他的这一理论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的内容就是面包和自由,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而这一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程中一直被践行。
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 一直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国家而奋斗。他曾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 但主要是缺少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 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 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30在1945年的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 毛泽东明确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 才能到达社会主义,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30]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更是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 集中到一点, 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31这说明我党指导思想中早就有民主的目标。
十八大把民主作为对国家层面的要求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更体现出我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决心和魄力, 我们要一如既往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吸取西方的合理因素,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
2. 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
考茨基强调的民主是“纯粹民主”, 是脱离了阶级关系的民主, 是与专政完全对立的民主。而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民主是一定阶级的民主, 是与专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在剥削阶级没有完全放弃反抗的情况下, 无产阶级就要保持专政的权威。所以,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要着重处理好民主与专政的关系。
在处理二者关系方面, 我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国实践相结合, 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 互相结合起来, 就是人民民主专政。”32在阶级社会, 没有专政无所谓民主, 没有民主也无所谓专政。任何一种民主, 都是在保持一个阶级和一部分人的民主的同时, 对另一个阶级和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并不消灭民主, 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 是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结合。我们要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 避免考茨基“纯粹民主”的错误, 正确认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
3. 正确处理民主中“多数”与“少数”的关系
考茨基主张民主就是“保护少数”, 只是他所说的这种“保护少数”是脱离了阶级关系的“保护少数”, 所以这一观点遭到了列宁的激烈批判。但是, 在发扬党内民主的过程中, 却要正确处理好少数和多数的关系, 在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基础上, 也要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发扬党内民主, 要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但是, 少数人的利益也不能不得到保护, 以免于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毛泽东曾经指出:“许多时候, 少数人的意见, 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 起初, 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 而是在少数人手里。”33因此, 在党内, 要善于听取少数人的意见, 集思广益, 保证少数和多数一样的政治地位。在我党历史上, 从没有忽视过少数人或个人的作用, 邓小平曾说, 没有毛主席, 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多年, 可见, 中国共产党从来就重视少数人、个人的正确意见, 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我党决策的正确性。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篇9
从整个历史过程中来看, 妇女的地位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的发生变化的。在原始社会早期, 由于生产力极不发达, 人们过着以氏族为单位的群居生活, 男女共同参加劳动, 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分工, 此时男女关系是平等的, 且妇女处于较高地位。但是, 随着金属工具代替石器, 生产工具的发展带动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分工出现了。在生产中男性凭借着其自身身体强壮的优势, 在劳动过程中发挥着优势, 而女性的体制教男性的体质柔弱, 生产中男性的地位逐渐升高, 而妇女的生产地位逐渐降低, 男性地位不断上升, 女性逐渐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生育工具, 父权制取代母权制。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形成了手工业、农业、畜牧业三种行业的分工格局, 并逐渐形成了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生产, 财富快速积累。分工导致个行业的分类, 并深入到各个行业的生产过程当中, 破坏共同的生产, 使个人占有成为主要的规则。随着劳动力的不断发展, 出现了个人独立经营土地的耕作方式, 不久, 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土地私有制形成之后, 氏族社会瓦解, 并形成促进个体家庭成为主要的社会单位, 形成两级分化, 富人凭借资本剥削贫困的人民, 剥削他人劳动, 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
在生产领域中, 男性是生产资料的最主要创造者, 在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 拥有对财产占有权和支配权。私有制的产生, 使男性成为社会的中心, 而女性则主要负责家务, 失去了从创造劳动中获得的经济独立性。母权制被推翻后, 丈夫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是整个家庭的支撑, 妻子被丈夫所掌控, 被奴役变成单纯的做家务和生孩子的工具。家庭的出现是最初的阶级压迫同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时产生的, 是妇女不平等形成的地方。
随着私有财产的不断膨胀, 男性为了保障其自身财产的延续与集成, 形成了以男性为基础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 “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 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 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 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从此, 妇女成为丈夫生产抚育后代的工具, 而抚育后代是为了保障其财产延续性, 妇女因此沦为受压迫的经济因素。由此可见, 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最深刻的社会根源。
二、妇女解放的条件和道路
妇女解放的根本前提条件是消灭私有制, 私有制的时候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 男性占有生产资料, 参加社会劳动, 享有经济主导权。因此, 妇女要想彻底摆脱男性的舒服, 消灭妇女剥削和压迫, 需消除男女不平等的根基, 通过推翻私有制,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来实现。
妇女的解放需要生产力的发展, 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认为, 只有妇女参加社会劳动, 保障其经济自主权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得到解放, 追求男女平等, 妇女的解放之路需要女性从家庭劳动中走出来, 步入社会劳动广泛的参与社会劳动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在工业化生产中, 生产力迅速发展, 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同时, 也为妇女提供了更多参加社会劳动的机会。
首先, 妇女的彻底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一致性。资本主义制度下,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压迫无产阶级的根源, 也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是造成社会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根源。无产阶级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历史地位, 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才能在经济上获得自主权, 而妇女的解放是同无产阶级革命是一致的, 解放的目的都是获得自由。其次, 妇女的解放须同民族解放相结合的, 不可能脱离了社会的运动而孤立的成功。妇女同无产阶级一样处于社会受压迫的社会底层, 要想实现自身的解放获得自由, 必须依靠阶级的解放, 因此妇女的解放是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 无产阶级的解放也需要而且必须要依靠妇女解放。社会的进步需要女性的参与, 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都蕴含着女性的伟大力量, 女性的社会地位反应着社会的进步程度, 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 社会就越进步。
三、妇女的解放之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妇女受压迫的地位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 历史相当漫长, 男女不平等的观念也是深入人心, 这种不平等的现象是社会历史中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因此要想消灭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也还需要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来解决,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来逐渐达到男女平等。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 都需要各个方面条件的具备。妇女解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需要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 才能实现。生产力发展之后不是一下子就能将私有制铲平, 当生产力的力量足够壮大到可以消除私有制, 实行公有制的时候, 无产阶级就会团结起来, 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和所必须的生产资料, 才能将私有制废除。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生产力的发展, 它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只有生产力发展了, 妇女的解放之路才有了铲平男女不平的钢刀。因为, 只有妇女参加社会劳动, 参加社会劳动, 才能获得经济自主权。而参加社会劳动, 需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 需要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保障。只有生产力发展了, 才能保障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时间和精力。此外, 参加社会劳动, 还需要社会不断发展教育事业, 倡导男女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提高妇女自身素质。
摘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唯物主义出发, 深刻地剖析了妇女地位和受压迫的社会根源, 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条件和道路, 并指出妇女解放的历程, 这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关键词：马克思,妇女观,压迫,解放
参考文献
论马克思主义改革观 篇10
一、马克思社会改革观的内涵
(一) 改革的基本前提——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 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马克思指出, 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蕴含着不断变革、革命的思想。唯有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 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 这是进行改革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改革观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是否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把实践当作改革的基本前提。要使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相统一, 就要用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看待改革, 而不是用永恒的抽象的观点一劳永逸。有些人在认识论上墨守成规, 固步自封, 怀疑、害怕改革又反对改革, 只能在一成不变的世界里画地为牢。
(二) 改革的根本实质——发展
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又一个最显著特征, 就是坚持发展的观点。改革是事物发展的加速器, 是事物从旧到新, 从低级到高级过程中发生质的改变的关键。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最完整深刻而无任何病灶的关于发展的观点, 不仅是从根本上推动了事物发展的过程, 进而也加速了社会历史前进的步伐。改革中坚持发展观点, 就要正确分析矛盾, 解决矛盾。无产阶级带领广大劳动群众进行改革的根本实质在于, 要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根本观点, 善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社会基本矛盾, 进而解决社会基本矛盾。
(三) 改革的坚实基础——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又一个最重要特征, 就是改革者必须树立牢固的群众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群众路线, 这既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基础, 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改革的关键所在。无产阶级改革观和其他阶级改革观的最根本区别之一在于是否树立最牢固的群众路线, 是否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作是最高利益。无产阶级改革者进行的一切改革都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谋利益, 他们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也是人民利益的执行者。
二、社会改革的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改革的终极原因, 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 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 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去寻找, 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 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这就是说, 任何社会改革, 不是人们制造出来的, 也不是人性所致, 而是该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换言之, 当上层建筑、社会结构部分不能适应变更或发展了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时, 就必须实行改革。
历史滚滚而进的车轮离不开改革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更是离不开改革。恩格斯曾经分析:“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 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 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 原来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3]我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采取过一定的改革措施。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强盛, 王安石的积极变法促进了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戊戌变法给沉睡的国人吹来了思想解放的清风, 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走向了国富民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三、社会主义改革是与马克思主义观结合的伟大实践
(一)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伟大的改革
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伟大的改革。恩格斯指出:“我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 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 自我发展的过程, 是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面对现代化带来的时代课题和多元价值的冲击,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开放的普惠下, 不断地自我更新, 自我完善, 及时调整适应社会改革的步伐, 在中国这片亟待改革的热土上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二) 改革开放是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经走过90多年的光辉历程。我国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并始终服务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唯有坚持这个目标, 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我们的改革开放不能跃出和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更不能丢弃服务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 来空谈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精华和养分, 并不断注入时代的活力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观, 使之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有使改革开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服务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马克思主义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 我国的各项事业也会有长足进步的发展空间, 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绘就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