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契约理论

不完全契约理论（精选八篇）

不完全契约理论 篇1

汤谷良(1994)认为,企业财务主体所拥有的财权,是原始产权派生而又独立于原始产权的一种财产权,这种财产权与法人制度的结合,即构成法人主体的财权。企业财权是派生产权,属于法人财产权。该观点已经触及了“企业财权”的本质,对认识财权的具有重要意义。但将企业财权隶属于法人财产权值得商榷。企业财权应从整个企业层面来考察,法人财产权仅仅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伍中信(1998)认为,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这里的“财力”表现为一种价值,是企业的财务资金或本金,而相应的权力便是支配这一“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该论述主要是在产权理论的指引下,从“权力”视角来展开和论证的,应当是认识和剖析财权本质的基本方向,但将财权隶属于法人财产权则缩小了财权范畴。

刘贵生(1999)认为,财权又称理财权,通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财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财产所有权相联系的财力支配权;另一个是与政治相联系的财力分配权。前者属于财务范畴,后者属于财政范畴。狭义的财权仅仅指前者,即与财产所有权相联系的财权。该论述将财权与财产权联系在一起,初步概括了财权的内容,对认识财权内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财务权利与财政权利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利,绝不能相互混淆。郭复初(2001)认为,财权还包括投资权、筹资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成本费用开支权、定价权和分配权。该观点从公司财务角度将公司财权直观归结为七项具体权能,有利于考察各项具体财权的配置,以达到优化财权配置的目的。李连华(2002)认为,财权并非仅指财务权利,而是体现在资金运动和财产上的各种权力,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或物权。并将公司财权划分为出资者终极财权、公司法人财权以及法人财产权所分割形成的明细财权,进一步认为公司财权是由不同层次、不同权能所构成的一个权力结构系统。关于财权是一个权力结构系统的观点,对财务分层、财权配置有着重大意义。

王斌(2003)认为,财权大致有三种解释:一是狭义上的现金收支及财务运作权;二是包括财务与会计在内的广义上的所有权力;三是构建财务控制系统的依据,包括重大财务事项决策权、现金调度支配权和日常财务处理权等方面。王教授从财务控制角度理解财权的内涵,对财务治理中财权实际操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该论断缺乏前后一致的分类标准,没有完整概括企业财权内容。张兆国等(2005)认为,企业财权是关于企业财务方面的一组权能,包括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我们认为,把企业财权分为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两大类,是正确理解企业财权配置的一把钥匙,是合理配置企业财权的基本前提之一,但将财权仅仅理解财务方面的权能有失偏颇。

李心合等(2005)将财权定义为公司获取、控制和运作财务资源的权力;并认为公司财权的来源已从股东的资本向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扩展。他们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来考察财权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概述的具体财权内涵显得较为模糊。

衣龙新(2005)认为,财权是派生于产权的财务权利,是体现一定财务经济关系的一组权利束,大体包括财务决策权、收益分配和监督等权能;并认为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是派生于企业所有权的“企业财权”。笔者认为,将“财权”范畴研究的重点定位于“企业财权”,是研究财权配置及财务治理的关键。

张栋(2006)主张财权就是财务治理权,并将其分成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两类。其中财务控制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该观点继承了张兆国和张五新(2005)关于“财权”内涵的基本思想,并发展了财务控制权的具体内涵,但将财权等同于财务治理权则值得商榷。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联结体,是要素所有者交易产权的结果。那么企业财权就不仅仅只是法人财产权中主管价值形态的部分,而应包括一切要素所有者投入的“财力”(本金)及与之相伴相生的“权力”,要素所有者也应拥有“企业财权”。投入要素的契约方便成为企业的财权主体。企业财权应从整个企业层面去理解,主要包括出资者终极财权、企业法人财权以及两者各自分割与分层所形成的明细财权。企业法人财权在企业财权中占主导地位,这是因为现代企业必须是拥有独立法人财权,进行独立核算,拥有自身利益并努力使之最大化的经济实体。

企业财权是企业产权的核心权能,是体现财务权责结构的一系列权利束的总和;它是侧重从财务关系方面反映财务本质属性的核心概念;它是一个权力结构系统,大体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财务监督权和财务收益分配权。其中,财务决策权是指对企业各项财务活动和财务交易所具有的决定权;财务执行权是指对最优财务决策方案执行、实施的权力;财务监督权是指对决策性财权和执行性财权的运用情况进行监督的权力;财务收益分配权是指对企业通过运用财务活动和处理财务关系所创造的企业剩余(净利润)的要求权。

二、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提出与解读

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有机组合,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或者交易费用,使得现实中的契约是不完全的(incomplete)。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类成本:一是预见成本,即当事人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或然状态;二是缔约成本,即使当事人可以预见到或然状态,以一种双方没有争议的语言写入契约也很困难或者成本太高;三是证实成本,即关于契约的重要信息对双方是可观察的,但对第三方(如法庭)是不可证实的(Tirole,1999)。

现代企业理论奠基于不完全合同。因为合同是不完全的,所以产权的初始配置和后续调整对效率的影响是重要的。产权与契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市场交易的载体是契约,契约的基础是产权;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契约关系说到底就是协调产权关系(洪银兴,2007)。产权契约是指各产权主体之间在产权交易过程中按照自愿、平等和公正等契约原则就产权的界定、调整、分配、转让与履行等达成的契约关系(郭金林,2002)。在一切契约关系中,产权契约是最根本的契约关系。作为产权之核心权能的财权,其本身也是一种产权契约。这为我们从契约理论透视“财权”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不完全财权契约之完备程度为标准,财权可以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通用财权诞生于企业不完全合同中明确规定并且其结果可由第三方验证(即其中的完备部分)的企业“财权”。而剩余财权则缘起于不完全合同中的不完备部分,是企业合同疏漏、未作具体规定,或无法作出具体规定,或虽作出明确规定但第三方不能验证其结果,或虽可以作出明确规定但受成本效益原则约束以致事实上不可行的企业“财权”。在“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等式的基础上,可以派生出下面两个等式:“通用财权=通用财力+(相应的)通用权力”;“剩余财权=剩余财力+(相应的)剩余权力”,其中通用财力和剩余财力、通用权力和剩余权力等范畴的涵义与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的涵义基本类同。

通用财力是指有关企业财务资金或本金(也可称为“资本”)在“财务契约”中明确规定并且其结果可由第三者验证(即其中的完备部分)的企业“财力”。如各契约方初始投入企业的资金一般都有明确的归属,可视为“通用财力”。“通用权力”就是支配“通用财力”所具有的权能。剩余财力则指的是有关企业财务资金或本金(也可称为“资本”)在“财务契约”中疏漏、未作具体规定,或无法作出具体规定,或虽作出明确规定但第三方不能验证其结果,或虽可以作出明确规定但受成本效益原则约束以致事实上不可行的企业“财力”。如创造的企业组织租金(净剩余)中难以明确规定分配标准的部分,就是企业的剩余财力。“剩余权力”就是支配“剩余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这两个等式不是简单套用,而是将财权按照其在不完全合同中之完备部分与不完备部分所作进一步细分所派生而来。笔者认为,“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划分了财权研究的两个不同领域,对“财权”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价值取向及其定位

(一)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观

现实中的人们并没有因为合同必然是不完全的这一事实而放弃签订尽可能完善合同的努力。人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合同的不完全性本身,而是合同的完全程度。作为不完全“企业财权”合同中完备部分的“通用财权”,其事前权责的各种规定,都是为企业各契约方提供合理而又稳定的公平预期。Hume(1969)认为,“占有”的稳定性是人类社会和平和安全的基本保障。产权的不稳定性是阻碍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可见,作为产权与契约交叉领域的“通用财权”,其事前明确规制隐喻的稳定预期必然强调公平价值观,也就是为所有财权契约各方提供有关公平信息的稳定预期。

企业“通用财权”安排的一般范式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法律层面,如公司法等;另一个是公司层面,如公司章程等。具有制度规模经济的国家提供的公司法、证券法、物权法等内容可以理解为公司现时及潜在的投资者借助“政治程序”签署的公共契约的一部分,是所有各类公司共有的公共契约,旨在彰显民主国家诉求的社会公正价值目标,表明对所有公司的共同要求和对所有投资者的平等待遇(诺斯,1980;Easterbrook,1991)。这也是民主国家宪法(“权利法案”)的基本要求。而公司章程只是把公司法中没有明确的,而股东认为必须明确的内容写出来。从而与公司法、物权法等一道成为约束公司参与各方的私人契约。其中公司法等先于公司章程而存在,公司章程根据公司法等衍生而成。通用公司治理范畴是基于社会公正原则设计的强制性规定,具有确定性、一般性和普遍性,是为了实施事先确定的平等保护所有投资者(包括中小投资者)等社会公正价值目标的人造秩序。因此,对公司及投资者来说,它是一种外生规则。

为了保障体现公正价值目标的外生规则的实施,国家设计了作为惩罚机制的法庭装置,以便投资者在利益受到不正当损害时通过通用公司治理寻求司法救济(陈汉文等,2005)。显然,通用公司治理在于保障一种抽象的整体秩序,这种秩序以公正价值目标为导向。通用公司治理中的“企业财权”契约是相对完全的,这是因为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企业财权”的具体规定,整体来说是相对完全的。根据“财权=通用财权+剩余财权”这个等式可以发现,此时,“通用财权”在“企业财权”中占主导地位。因此,通用公司治理中孕育的财权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通用财权”。通用公司治理以公平为价值取向,那么其中的财权配置也就传承了公平价值观,而通用公司治理中的财权又以通用财权为主导,合乎逻辑地,这种在法律和公司层面耦合而成的“通用财权”理应突出对利益相关者的产权保护,侧重对企业公平的强调,以公平价值观为导向。因此,发轫于不完全财权契约中完备部分的“通用财权”就传承了通用公司治理所强调的企业公正价值观。

(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观

因为企业财权契约是不完全的,所以剩余财权的初始配置和后续调整是重要的。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所以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无法写入契约。一旦自然状态实现,在这种具有双边锁定特征的再谈判过程中,投资方就面临被对方“敲竹杠”(hold up)或攫取“可占用准租金”的风险。作为不完全“企业财权”合同中不完备部分的“剩余财权”,其事后通过对或然状态进行谈判来解决事前无法规制的权责,这种“讨价还价”式谈判会引致高昂的交易费用以致很多情形下不会发生。理性的契约方就呼唤在不完全“财权”完备程度(即通用财权)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对“剩余财权”的“流动”与“分割”及其有效配置以最大化企业组织租金创造。也就是在“通用财权”主张公平价值取向的前提下,“剩余财权”价值取向应定位于效率价值观。简言之,“剩余财权”担负着将企业价值“蛋糕”如何做大做强的使命,而“通用财权”则担负着将“蛋糕”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给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的使命。

由于法律的一般性和普适性,就给个体的公司留下了较大的剩余公司治理空间,这体现在《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工作规则》等规则中,主要是内部治理机制(陈汉文等,2005)。由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理念及投资者逐利的本质,使得剩余公司治理成为基于自由竞争理念的、以股权强势原则为基础的、旨在追逐公司效率的一个博弈以后的制度均衡(Kreps,1990),以求在市场中取得有利于公司效率的结果。剩余公司治理诉求于特定公司个体的经济效率目的。相对通用公司治理而言,剩余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内部治理机制,灵活性大,适应能力强,因而剩余公司治理中“企业财权”契约是相对不完备的。根据“财权=通用财权+剩余财权”可知,此时“剩余财权”在“企业财权”中占主导地位,即剩余公司治理中占主导地位的财权是“剩余财权”。 剩余公司治理以效率为价值取向,那么其中的财权配置也就传承了效率价值观。而剩余公司治理中的财权又以剩余财权为主导,合乎逻辑地,“剩余财权”理应侧重对企业效率的强调,最大化企业组织租金,以效率价值观为导向。因此,发轫于不完全财权契约中非完备部分的“剩余财权”就继承了剩余公司治理所强调的企业效率价值观。

四、财权及其配置:二元价值体系

上述研究表明,财权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任何一项“财权”都是由“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构成,前者以“公平价值观”为取向,后者以“效率价值观”为取向。因而,通用财权配置应坚持公平价值取向,而剩余财权配置应坚持效率价值取向。杨瑞龙和杨其静(2001)研究发现,企业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组织租金的创造和分配;保留收入的创造和分配并不是企业的特征,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理性人参与任何一项经济活动所必然要求的权利;但是组织租金的创造和分配却是企业(或经济组织)中独特的内容,是企业成员争夺的真正对象。可见,保留收入是合同中已明确规制的内容,是不能轻易受到侵害的。因保留收入而衍生的财权主要属于“通用财权”范畴。

对这部分产权利益应侧重于保护,也就是说“通用财权”配置必须坚持公平价值取向。而组织租金创造的多少及如何分配是合同中未予明确也无法具体明确的内容,因此而衍生的财权主要属于“剩余财权”范畴。企业需要通过剩余财权的流动与分割及其合理配置,为企业创造最大化组织租金提供动态制度安排,提高企业效率。也就是说剩余财权配置必须坚持效率价值取向。通用财权配置主要体现公平原则,即对基本财权的优先保证。而剩余财权配置主要强调效率原则,即追求企业组织租金最大化。“效率”的量度是原则的关键所在。剩余财权配置不实行效率优先,就无法完成企业财务目标(企业目标),所谓的公平也就没有保障。缺失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提高效率本身就是公平的隐性实现机理。

综上,任何一项财权配置本质上也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配置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配置;在实践上表现为某项具体财权配置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权衡的规则是:如果一项财权中通用财权占主导,那么该项财权在配置时就应侧重公平;如果一项财权中剩余财权占主导,那么该项财权在配置时就应侧重效率。这个规则不仅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摘要：企业财权主要包括出资者终极财权、企业法人财权以及两者各自分割与分层所形成的明细财权,以不完全契约中之完备部分与不完备部分为标准,财权可以划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前者以公平为价值取向,后者以效率为价值取向。任何一项财权配置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配置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配置,在实践上表现为某项具体财权配置对公平与效率的权衡。

不完全契约理论 篇2

一、内部控制本质

在1992年著名的COSO报告中，给出的内部控制定义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共同设计和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现有法律法规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这一定义界定了内部控制的主体、目标，并明确将内部控制界定为一种过程，突破了以往对于内部控制在手段、措施以及政策层面的限定。但是，这一定义虽然说明了内部控制是什么，却没有解释内部控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内部控制的本质是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内部控制目标、框架等其他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空间的变迁，内部控制的内容与形式有可能发生重大改变，而内部控制的本质将始终是这些改变发生的原始作用力，因此有必要先对内部控制的本质进行研究。

在已有的研究中，诸多学者对于内部控制的本质做出解释，但观点略有差异。林钟高和郑军（2007）认为内部控制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持续均衡利益关系的契约装置，是企业内部各个控制主体之间为实现作为专业化结果的交换收益，是其财富最大化而作出的合约安排。张宜霞（2007）认为企业在不完备契约以及各参与主体效用最大化的选择之下之所以能够有效运转和发展，就在于企业内部的控制机制，因此在系统和整体效率视角下企业内部控制的本质就是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实现企业内部的均衡与有效运作。蔡吉甫（2006）从产权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认为在现代企业不完全契约的特征下，内部控制实际上是为了弥补企业契约不完全性而产生的一个控制系统，是企业契约本质的实现机制。谢志华（2009）认为企业内部控制的本质由企业组织关系决定，由于企业组织关系中存在平等契约关系和科层等级关系，因此内部控制本质是在这种企业关系中的制衡与监督。虽然学者们对于内部控制本质的认识有所不同，但是在进行内部控制本质的研究中，却具有几个共同点：一是都是以企业的契约本质为研究基础；二是都认识到企业内部控制的产生与契约的不完全性具有密切关系。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现实中契约的不完全性是绝对的，因此企业实际上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集合。根据科斯（1937）的理论，企业是为了节约市场中存在的交易费用、提高契约主体产权交易效率而存在。企业各利益相关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正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交易主体内部效率的损失，而旨在节约交易费用提升内部交易效率的机制就应运而生。事实上，内部控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弥补了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形成了节约交易费用的比较优势，有效地协调了企业契约主体的利益冲突，保证了企业的正常运作和发展（蔡吉甫，2007）。因此，内部控制的本质是弥补不完全契约的一组制度安排，目的在于节约交易成本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这一本质来看，内部控制有着超越传统认识上的更为广泛的边界。根据内部控制的这一本质，其主体边界就包括了董事会、管理层以及企业员工，其客体边界则包括了企业中基于契约关系形成的一系列关系及组合，其组织边界也就是企业的契约边界，即企业的组织边界。

二、内部控制目标

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得内部控制成为弥补不完全契约的一组制度安排。基于这一本质，内部控制的目标首先与企业的目标是一致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现代企业的目标发生重大变革，企业不再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或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实现全体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内部控制作为弥补不完全契约的制度安排，首先服从于维护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作为一组弥补契约不完全的制度安排，内部控制的目标还应包括为企业内契约的履行创造基础性条件。具体来说，这一目标即要求内部控制通过对企业的契约主体进行约束与控制，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契约主体交易的公平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对契约实现过程和结果提供合理保障，最终实现契约主体产权的保值与增值。从这一目标可以看出，内部控制的目标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要保证契约实施的效率，二是要保证契约交易的公平。保障契约实施的效率是内部控制的经济价值目标。内部控制通过制度安排对企业各交易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进行界定，这一系列的规则约束了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从而形成了对于契约不确定性与风险的控制，对契约交易双方进行利益的维护与监督，特别是对于组织内部资产专用性交易制定的制度安排将大为降低企业内部的交易费用（林钟高、郑军，2007）。保障契约的公平实施是内部控制的责任目标。内部控制制度安排是否实现了内部控制责任，取决于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公正。制度公正指的是制度能够保证在此制度之下利益分配结果的公正。内部控制这一责任目标的实现，是实现内部控制经济目标的基础。在内部控制制度大力发展的制度环境中，秩序与效率的重要性逐渐趋于一致。内部控制制度安排的秩序即是制度安排原则与制度安排方式的公正性。

三、内部控制制度安排

内部控制的具体制度安排是企业内部控制实施的根本途径。蔡吉甫（2006）认为，现代企业契约的特别之处在于契约中包含了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使用。与非人力资本及其所有者可分离的产权特征相比，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产权天然属于其所有者，且无法分离，非“激励”难以调动。由此决定了现代企业契约只能采用一种不完全契约，要素所有者为维护自己的权益，需要对委托产权进行控制。因此，内部控制的制度安排即是权利的配置过程。在企业的内部控制中，权利的配置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产权所有者对于代理人的控制，第二个层次即是经营者为履行受托经营责任而进行的控制。

郑石桥（2006）指出，内部控制机制的实现具有三种途径：一是契约方式，通过与管理者签订契约约束其机会主义行为，但由于这个契约一定是不完全的，因此，这一制度并不能有效解决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问题；二是监督方法，通过制度安排对管理者进行监管，包括通过董事会、非执行大股东以及债权人等的监管制度；三是激励机制，即与管理者签订激励契约，这一契约将管理的利益与企业股东的利益进行关联，使得管理者在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能够考虑到股东的利益。在这些制度安排中，前两种具有大棒性质而后一种则具有胡萝卜性质。第一个层次的控制必须采用激励加约束的方式，通过董事会及其所属委员会、债权人等所实施的治理控制达成内部控制的目标。第二个层次的控制则表现为管理控制。其控制是以有效履行产权经营受托责任，实现产权经营的效率和效果性为目标，现实中常用的控制措施有会计控制、财务控制、内部审计控制和制度控制等（蔡吉甫，2006）。这两个相互管理的内部控制层次直接的关系形成，是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础，以要素所有者产权的受托责任为依据形成的。要素所有者居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地位，是产权主体，因此要素所有者处于内部控制的主体地位。而经营者在第一层级的制度安排中，属于客体地位，但在第二层级的控制中，由于其受托责任的履行，变成第二层控制的主体。因而，经营者处于内部控制体系的中心位置。内部控制制度安排的核心在于权利的配置，因此如何在要素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以及企业内部层级之间划分权利，是企业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的关键。

四、内部控制信息披露

不完全契约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性，而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契约双方行为的不可完全观察性。不完全契约视角下，内部控制的本质是弥补企业不完全契约的制度安排，而企业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则是这些制度安排的其中之一。企业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一方面降低了企业内部契约主体与外部契约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能够增加对于企业管理者的约束，是监督其履行委托代理契约的重要制度安排，能够降低委托人与代理人间的代理成本。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应包含于企业内部控制的内涵之中。管理学以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企业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能够代表公司核心能力的价值信息传递给投资者，能够增强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信息沟通，提升投资者对于公司潜在竞争力的了解，从而使其对于偶那个是的未来更具有信心（何卫东，2003）。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来看，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本身就是弥补企业内部人与外部人契约不完全性的制度安排，而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本身所包含的内容即是企业对于内部不完全契约弥补情况的信息。因此，企业内部控制信息的披露对于企业外部人来说具有双重信息属性，从两个层面向企业外部人传达了企业追求契约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的目标。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包括强制信息披露与自愿信息披露。虽然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能够缓解企业内外部人的信息不对称，传达企业价值信息，但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是具有披露成本的。从理论上来讲，基于成本收益原则，只有当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收益大于披露成本的情况下，企业才会愿意自愿进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美国《萨班斯法案》的颁布，被认为对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更具有强制性要求，与此同时，这一法案对于财务报告舞弊也有更强的抑制作用，但也为企业带来了较高的披露成本。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的强制信息披露十分有限。2008年5月，财政部等六部委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2010年4月颁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并且这一规范将于2011年1月1日起首先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施行，自2012年1月1日起扩大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公司施行。执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企业，必须对本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同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出具审计报告。由此可以推断，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信息将在未来的法规强制披露要求下，进行更多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这对于缓解我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维护资本市场秩序，降低上市公司委托代理成本将产生重大影响。

五、结束语

在不完全完全契约视角下研究企业的内部控制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理论内部控制理论的新思路。在不完全契约视角下，内部控制本质上是弥补不完全契约的一组制度安排，其目标、制度、信息披露也都将围绕这一本质而进行。从不完全契约视角理解内部控制基础理论问题，对于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理论，指导内部控制实践具有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蔡吉甫：《内部控制框架构建的产权理论研究》，《审计与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2］蔡吉甫：《内部控制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何卫东：《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机、策略和监管》，《深交所》2003年第1期。

［4］林钟高，郑军：《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10期。

［5］谢志华：《内部控制：本质与结构》，《会计研究》2009年第12期。

［6］杨雄胜：《内部控制的性质与目标：来自演化经济学的观点》，《会计研究》2006年第11期。

［7］张宜霞：《企业内部控制的范围、性质与概念体系——基于系统和整体效率视角的研究》，《会计研究》2007年第7期。

［8］郑石桥：《内部控制实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不完全契约理论 篇3

不完全契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 在经济学原理的视角下思考法律问题, 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和制度构建具有深刻和广泛的影响。对于不完全契约产生的原因, 主要由以下几点:

第一, 契约方的疏忽会造成契约的不完全。契约双方在签订契约时, 由于双方都可能存在疏忽大意的情况, 就某一事项合同事项没有做出相关规定, 从而导致了合同的不完全性。如语言的模糊, 会造成契约的不完全。现在随着市场主体的范围不断扩大, 契约双方生活在不同的地域范围, 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 用着各自地域习惯的语言, 有着自己的理解能力。对于同一个合同条款, 契约双方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1]

第二,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在进行经济活动时, 会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性来进行分析和预测, 但是人们确不能完全把握事情。虽然说我们看似每天从事着基本相同的经济活动, 但是很难找出两个完全相同的经济活动, 而人们从事交易越多, 不确定性越大。所以人的有限理性, 会导致不完全契约的产生。

第三, 机会主义。人为了自身的利益, 总会做一些对自己有利而对他人无利的行为, 从而歪曲捏造事实, 造成了契约的不完全。机会主义是以人的有限理性为前提, 在日常经济生活中, 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致他人的利益而不顾, 损人利己, 投机取巧, 有些活动甚至能上升为犯罪。

第四, 契约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而其接触的外部环境是复杂多变的, 这也会导致不完全契约的产生。当今社会环境复杂多变, 而作为交易的契约双方, 其掌握的市场信息各不相同, 一方所了解的情况另一方未必了解。

二、实践中的不完全契约理论

根据以上原因, 将不完全契约分为了“通常意义上的不完全契约”和“注定意义上的不完全契约”。孤弱一个契约的不完全是由语言的模糊造成的, 那么缔约方, 以公司为例, 在签订合同时, 应根据契约当事人的意思进行协商, 对合同做出补充解释, 在不违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基础上, 完善合同的效力。同时要准确把握订约当时的真实意图, 就能解决契约的纠纷。而对于契约方的疏忽而造成的不完全契约, 公司合同的签订方可以在订约时约定条款, 即双方有可以根据意思进行补充协议的权利, 如果双方对某一事项有了约定而没列入契约中, 那么可以根据双方当时的约定进行。订约之前的充分了解和磋商必不可少, 分清商业风险和情势变更的区别, 并且尽量在自己可以预见的范围内规定好双方的权利义务, 和违约责任。

三、不完全契约理论视域下我国合同解除制度的完善

(一) 明确合同解除条件

我国合同法应当进一步具体规定哪些不可抗力可以解除合同, 明确情势变更这一重要原则。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基础或环境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发生变更, 这会导致合同的履行将对合同的另一方造成不利影响, 而这种变化是契约当事人不能在订立合同时预见, 不能克服, 此种情况下契约仍然携带力法律如果合同显然是不公平的, 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2]此外, 我们应当吸收英美法系的先进经验, 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满足构成预期违约的几种条件, 将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的矛盾之处重新立法予以整合。同时规范延迟履行的相当规定, 使其更加科学合理。

(二) 规制合同解除程序

对于合同解除的程序, 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解除意思的通知方式, 可以是书面通知同时也应当允许口头通知, 但是必须在合理的期限内使解除的意思表示表达到达契约双方。[3]明确规定合同解除意思通知是解除合同的前提, 没有通知则不可以解除合同, 但是契约一方可以将起诉作为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的通知。立法应当对合同解除期限规定不明确的加以明确规定, 为了提高司法的公正以及提高效率, 同时还应该对契约相对人提出异议的期间加以限制, 对契约双方加以限制。

(三) 确定合同解除效力

我国的合同解除制度必须确定合同解除据有溯及力, 大多数情况下, 合同一经履行, 很多原物已经不能恢复, 所以此类合同的解除不应当具有溯及力。弄清是否有溯及力的前提应当为是否能恢复原状, 恢复原物不是返还原物, 也不是返还已为的给付, [4]恢复原物的目的是恢复权利被侵犯前之前的状态, 确定合同解除的溯及力, 对于保护守约方, 对违约方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制裁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违约方已经做出履行的情况下, 违约方解除有溯及力, 这对守约方是不利的。对合同解除做出有溯及力的规定, 给予了当时人意思自治的自由, 还有利于当事人进行补救, 减少可能扩大的损失。

不完全契约理论是我国民商法中的重要理论, 它与商业主体的运行以及我们日常的民事行为息息相关, 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避免因规定不周造成的负面影响。充分运用它来促进我们的市场运行和经济的发展。

摘要：不完全契约理论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 该理论主张由于主客观各种原因导致契约出现瑕疵, 从而出现不完全契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日益迅猛的今天, 商业运行以及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存在不完全契约的现象, 这些契约基本都不是完全契约研究不完全契约对合同解除制度的影响。不完全契约导致了合同的瑕疵。那么正确审视我国目前的契约制度, 在不完全契约理论下, 运用法经济学原理进一步了解我国的合同解除制度, 审视我国合同解除条件, 进一步明确合同解除制度的条件, 规范合同解除制度的程序, 确定合同解除制度的效力。

关键词：不完全契约理论,合同解除制度,契约当事人

参考文献

[1]郝磊.合同解除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监察出版社, 2011.9.

[2]范旭斌.试论合同的解除[J].学海, 1996 (05) .

[3]王源扩.我国合同解除制度亟待完善[J].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3 (03) .

浅议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 篇4

关键词：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原因;我国政策意义

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理论研究可谓历史悠久，传统的理论主要有以托马斯•孟为代表的“重商主义”，大卫•休谟提出的“价格—现金流动机制”，马歇尔的“弹性理论”，亚历山大的“吸收分析法”。随着各个国家之间对外贸易的不断增加，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理论和新方法，“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即是其中之一。

在传统理论中，贬值意味着以外币表示的出口价格下降，以本币表示的进口价格上升，即认为汇率的传递是完全的，其传递系数为 1。这是假设各国厂商都不改变产品的价格时得出的结论。事实上，企业会对产品价格做出调整，所以汇率的波动不会完全传递为价格波动，即大多数情况下，其传递系数小于 1。例如，摩非特研究美国 1967—1987 年的状况，得出进口价格传递系数为 35％—55％之间，而出口价格传递系数为 10％—20％之间。可见，出口价格的传递系数要小于进口价格的传递系数。因此，通过货币贬值达到促进出口的目的是十分有限的，而且由于进口价格的传递系数和出口价格的传递系数存在较大差距，所以促进出口的作用将不及抑制进口的作用那么明显。这种情况，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从而开始了对汇率不完全传递问题的研究，并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来解释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这就是不完全汇率传递理论。总的来说，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完全竞争、产业组织

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和克鲁格曼等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产业组织的角度来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他们认为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以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进出口厂商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为前提，当汇率发生波动，则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同等波动。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世界市场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完全竞争的，大部分贸易产品是差异性产品。即便是同类产品，其特色、品牌等产品的差异性也会给进出口商一定的垄断权利，从而成为定价者。因此，当货币贬值时，国外出口商并不立刻调整其出口产品的价格，而是根据市场上产品需求价格弹性来制定不同的价格。

产业组织因素也会影响汇率的传递，这些因素包括：市场集中程度、产品的同质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来说，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厂商的垄断势力就越强，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低。产品越具有相似性，产品的可替代程度就越高，厂商的垄断力量越小，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大。

二、沉淀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从供给的角度分析了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建立了沉淀成本模型，该模型认为，“出口商为了开拓国外市场，必须将一部分资源用于使产品适应外国市场，开发市场，建立销售网络，通常还要针对外国人的需求开发生产能力”，这部分资源一旦投入，便在一段时间内沉淀下来成为沉淀成本，因为厂商不能轻而易举地廉价出售他的资产，不管是无形资产抑或是有形资产。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转性，使得贸易对汇率的变动相当不敏感，只要其产品的价格能弥补可变成本，厂商仍然会向该市场出售产品而不会轻易退出。

从动态角度来看，当存在沉淀成本时，厂商会对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与当前的利润进行比较然后做出决策。同时，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厂商不愿对汇率做出反应，但一旦厂商最终做出反应后，他们也不愿轻易改变决策。这就导致“回滞”现象的发生，即如果汇率变动幅度很大，即使是暂时的，也会对进口价格产生持久的效应。

三、市场份额

美国经济学家弗路特和克兰帕尔从市场份额的角度研究了汇率的传递问题。他们认为由于当代的大多数企业以追求市场份额的扩大作为经营目标，价格策略的制定就要服从市场份额扩大的要求。因此，对未来汇率的预期会影响厂商目前的定价策略。

对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目前的进口品市场通常处于国外企业具有比较性优势的非竞争市场，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系数小于1。这也意味着通过汇率变动来影响进口效用有限。在泰勒原则下，保持一个低的通货膨胀环境可以抑制进口企业的定价能力。因此潜在的政策意义在于，可以通过保持一个低的通货膨胀环境来实现对国内消费者的保护而不是设置贸易壁垒的方式。而对于我国的出口品来说，由于人民币并不是通用的结算货币，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出口品并不是由本国货币定价，通常会选用国际通用可兑换货币或购买国货币定价，人民币升值或贬值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出口品价格的上升或下降。那么汇率政策通过影响出口从而影响整个国际收支的效应不会达到产生完全传递效应时的理想效果。当汇率在一定幅度波动时，出口企业可能因为沉淀成本的存在而采取观望的态度，即不进入也不退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流的影响会存在滞后效应。汇率变动对价格的不完全传递效应的存在对我国制定汇率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不完全契约理论 篇5

企业边界 (Enterprise boundary) 是指企业以其核心能力为基础, 在与市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 其决定因素是经营效率。企业的经营范围, 即企业的纵向边界, 确定了企业和市场的界限, 决定了哪些经营活动由企业自身来完成, 哪些经营活动应该通过市场手段来完成;经营规模是指在经营范围确定的条件下, 企业能以多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经营, 等同于企业的横向边界。

二、企业边界理论概述

对企业边界的分析是以对企业性质的认识为基础的。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分工协作的组织, 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 因而企业边界受到市场容量的限制。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企业等同为一个生产函数, 认为企业的边界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之处。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的存在或扩张取决于成本之间的比较:当企业内部的成本高于市场交易的成本时, 企业边界将趋于缩小乃至消失, 即市场替代企业;反之, 企业得以存在或扩充边界, 即企业代替市场。

钱德勒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企业边界的概念, 但是他从大量实证材料的研究中发现最终决定企业规模的是效率。当企业规模边界的扩张不能产生效率时, 企业应停止扩张活动。

企业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是拥有一组特定资源和特殊能力的组织结合体, 它能够运用这些资源和能力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并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有效地处理现实生产中的各种难题, 因此企业能力最终决定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经营绩效。普拉哈拉德和哈默 (1990) 指出“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源泉”。但是, 由于核心能力受到动态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影响而处于不断调整、变动的状态, 企业活动是自己从事还是外购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企业的边界和规模也随之调整, 因此,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 企业的竞争优势能否持续保持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动态能力, 企业的动态能力制约着企业的边界。

威廉姆森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关于企业边界与规模的理论框架是对科斯思想的深化。他的观点是:由于某些交易的特殊性使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掌握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偷懒、欺诈等手段获取个人利益。这种由交易的特殊性而带来的个人私利就是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 它能够强化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在交易中出现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增加了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使得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一方从另一方取得额外利润, 以及双方所分担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因此合理地利用资产专用性可以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 最大化地创造经济准租。

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 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的不确定性, 使得明确特殊权力的成本过高, 拟定完全的合约是不可能的, 不完全合约是必然和经常存在的。企业的资产是企业所有的实物或非人力资产, 它可以是“硬”的资产, 如机器、存货与建筑物, 也可以是“软”的资产, 如专利、客户名单、档案、现有合同、声誉等。由于不完全合约的存在, 使一部分资产的权利在合约中不能明确的界定, 形成所谓的剩余控制权。不同的剩余控制权会影响资产所有者各方的投资决策, 而且达成合约后也会对各方产生不同的激励, 从而影响效率;剩余控制权的选择就显得非常重要。通过对专用性投资所产生的成本的考察, 哈特认为, 对于专用性投资的双方, 是借助一体化方式还是市场方式来处理双方的关系, 要取决于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

三、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最佳企业边界分析

契约是完成交易的制度安排。自科斯 (1937) 以来, 不完全契约成为主流经济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 交易遇到了困难。这时, 创造和分配租金的权力, 进而由谁拥有资产的控制权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企业效率边界, 便成为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这是对科斯交易成本理论和威廉姆森范式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最大化准租是最佳的企业边界, 企业边界的决定具有多样性。

解决企业的边界决定问题是契约理论的重要应用。如果契约是不完全的, 契约中不可能明确的剩余权利如何配置对准租的实现程度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果剩余权利配置不合理, 由争议、讨价还价特别是关系专用性投资所造成的“套牢”效应将使契约的运行成本相当高昂, 并将使各方减少生产租金的高效投资。企业的边界决定实际上就是为了使这种剩余权利的配置最优化, 它既可以用价格贴水、信誉资产和名声作“抵押”, 从而建立一个关系型契约框架来确保双方交易中的“权利与义务对等”, 也可以通过把资产的剩余权利配置给在生产准租中起最大作用的交易者来实现, 等等。Klein、Gross-man、Hart、M oore以及Rajan和Zingales的权力配置理论正是从这一角度分析了企业边界的决定最终以最大化准租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 最大化准租的企业边界是最佳的企业边界。

决定企业边界的交易治理模式是非常复杂和多样化的, 包括企业一体化治理、市场治理、关系型契约治理等。由于关系型契约是以依靠未来交易所获得的准租的贴现值大于现期毁约的收益来确保履约的, 它并不一定涉及到企业资产的所有权配置。当企业所有权结构保持不变时, 可以通过现期准租的调整来增加交易双方对履约的期望值。所以说, 契约中权力配置的模糊状态也决定了企业边界的不确定性。比如, 一个企业把其销售人员称为“雇员”, 另一个企业则称之为“独立的独家代理人”, 哪种契约的一体化程度更高呢?再如, 如果一个苹果园主与养蜂人订立让蜜蜂为其果树授粉的契约, 那结果是一个企业还是两个企业?也许契约的形式是不重要的, 选择哪种模式关键是看交易是否能以最低成本创造更大的准租。实际上, 交易关系并不是简单地以一体化的企业契约形式或市场契约形式出现, 而更多的是以极为复杂的关系型契约形式存在的, 比如特许经营契约、外包契约、关系型融资等等。当交易的约束条件 (如交易的频率、不确定性、资产专用性等) 和交易的环境 (如社会道德基础、法律和法院的执法情况、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 等等) 发生改变时, 同样的一种交易可能采取不同的交易方式, 从而决定了企业边界的多样性。比如, 在现代企业集团的边界扩大的同时, 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集团内部企业的边界在缩小;企业的生产边界在缩小, 而它的技术、专利和资源边界在扩大。现在这种比较典型的企业很多, 如下包制、加盟经营和特许经营、合作研发, 等等。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启示, 契约安排的不同形式及其所决定的企业边界的多样性, 为现实中的企业调整边界和实施战略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对于我国企业来说, 在企业的战略管理上, 应该按照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指导, 更多地思考和设计好自己的生产和经营的边界, 采取更合理的组织结构形式, 以取得尽可能多的经济租金。

四、华中数控集团企业边界分析

武汉华中数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 经过十多年奋斗, 华中数控已经成长为我国中高档数控系统的龙头企业, 其主导产品包括数控系统、伺服驱动、红外热像仪等。

(一) 华中数控产品边界的变化

华中数控的产品一直坚持以中档、普及型产品为主, 并且对高档产品投入了较大的研制力量。近年来, 华中数控的系列产品得到了许多数控机床企业的欢迎。目前, 华中数控中档、高档数控系统实现了与装备制造企业的批量配套, 已经有60多台5轴以上联动数控系统在航空、船舶、电力、汽车等领域的许多重点企业成功应用。

2008年下半年以来, 机床行业销售形势逐步变化, 很多企业销售大幅度下滑, 机床行业连续8年高速增长的势头大幅减缓。一些有远见的企业认为:不同的发展战略将收获不同的结果。在市场持续火热的情况下, 高端产品卖得好。所以高端产品边际生产收益会扩大, 华中数控集团对高端产品的生产规模应扩大。而由于市场需求增长势头的减弱, 华中数控对低档产品的生产规模应适度缩小。

从这个转变可以看出, 华中数控的企业的中档、普及型产品的生产边界在缩小, 而它的中档、高档产品的生产边界在扩大。华中数控正是看到了契约中不同技术档次产品权力配置的模糊状态, 从创造更大的准租的角度出发, 华中数控发现对高端产品的生产规模应扩大, 对低档产品的生产规模应适度缩小。

(二) 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企业边界理论在更广泛意义上的灵活运用和体现

2000-2006年, 华中数控分别与北京第一机床厂、齐重数控公司、武汉重型机床集团、大连机床集团等国内著名主机厂结成以利益为纽带的战略联盟, 以数控系统产品技术入股, 产学研紧密配合, 共同推动中、高档数控系统的国产化。

2007年, 华中数控与武汉重型机床集团和镇江推进器厂合作, 承担国家863项目, 生产用于加工8米船用螺旋桨的七轴五联动立式车铣复合加工中心CKX5680, 能一次装卡完成螺旋桨五轴联动数控加工, 达到当代国际先进水平, 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 填补了国内空白。

2007年5月, 华中数控专门组织国内各地区较有影响的机床经销商齐聚武汉, 召开国产数控系统推广应用座谈会。与会机床经销商主动探讨与华中数控开展合作, 利用各自优势资源, 共同打造国产数控机床和系统的销售平台, 为机床最终用户提供售前、售中、售后一条龙服务。

近年, 华中数控非常成功地贯彻了与主机厂加强战略合作的战略, 先后与大连机床集团、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机电院、沈阳机床集团、山东鲁南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济南第一机床厂、武汉重型机床厂等数十家国内主要的机床厂实现了批量配套。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

第一, 华中数控通过与其他企业的战略联盟、利用召开的座谈会的契机打造销售平台、加强战略合作以实现批量配套等等形式实施联盟战略, 说明契约的形式是不重要的, 选择哪种模式关键是看交易是否能以最低成本创造更大的准租。

第二, 当交易的约束条件和交易的环境发生改变时, 同样的一种交易可能采取不同的交易方式, 从而决定了企业边界的多样性。同样的技术合作研发, 由于企业的规模、经营和技术等的地位不同, 前期主要采用了技术联盟的形式, 后期主要采用了销售、生产联盟的形式。

第三, 生产边界在缩小, 而它的技术、专利和资源边界在扩大。华中数控正是看到了契约中产品和技术、资源权力配置的模糊状态, 采取了灵活多样的以技术合作为主的形式, 通过合作广泛地利用多种资源, 以创造更大的准租。

时至今日, 华中数控的联盟战略成效已经充分显现, 市场占有率也大大提升。显然, 华中数控系统在工业领域应用规模的扩张才只是刚刚开始。从这可以看出, 正是不完全契约的灵活性给华中数控以灵活的选择, 使得华中数控的企业行为更符合实际发展的需要, 从而促进了华中数控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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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聂文辉, 李文彬.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最佳规模[J].河南社会科学, 200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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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于君.关于企业边界的理论述评与思考[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02 (4) .

不完全契约理论 篇6

自1937年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 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来, 纵向一体化得到了详细完整的阐述。科斯把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与企业内部管理的边际成本相等的点作为企业确定最优边界的尺度, 进而决定企业纵向一体化或者纵向分解。奥利弗·威廉姆森接受了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交易成本差异导致企业取代市场这一观点。不过抛弃了科斯对交易成本产生原因的分析, 在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理论, 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企业边界理论。本文就是基于资产专用性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角度对纵向一体化进行了详细的脉络分析和理论评价, 并进一步指出未来需重点研究的一些问题。

一、资产专用性理论

资产专用性是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所谓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其生产价值的前提下, 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于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 而具有此类属性的资产称为专业化资产”, 与之对应的则是通用性资产。在含通用性资产投资的交易中, 交易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而寻求其他交易对象, 且保证投资创造的价值和双边利益不受损失。而专业化资产则不同, 当交易一方一旦做出了专用性投资后, 由于这种资产改作其他用途就可能丧失全部或部分原有价值, 并且这部分价值的丧失是不可弥补的, 于是做出专用性投资的一方就被紧紧地“捆”在这笔交易上了;相应地, 交易的另一方也会发现再寻找如此满意的货源成本高昂且比较困难, 于是也对该交易承担了义务。这种“捆绑”效应的实质是, 任何一方的退出都同时给双方造成损失。资产专用性越强, “捆绑”效应就越强, 退出损失也越大。与此同时, 资产专用性给交易双方带来了可占用专用性准租, 即某项资产最优使用者超过次优使用者的价值。由于专用性资产很难转作他用, 即便付给所有者的价格下降, 资产使用者得到的供给也不会减少, 这种租金便产生了。在现实中, 有关契约当事人都想尽可能地占有可占用准租, 很显然, 当没有次优使用者加入竞价时, 最优使用者只会出次高价来获得某项资产的使用权。

威廉姆森进一步把资产专用性划分为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专项资产、品牌资本和临时专用性六类。在纵向一体化的决定因素当中以上类型的资产专用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二、不完全契约理论

契约存在久远, 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 契约无处不在, 今天我们生活的整个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契约编织的复杂网络。然而在经济学和组织理论方面, 自从科斯在其经典文章《企业的性质》中将企业理解为一种不同于标准的市场交易的契约时, 才开创了契约理论研究的先河。在此基础上, 在信息对称和完全、理性经济人等传统假设下,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詹森和梅克林、格罗斯曼和哈特等学者发展形成了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架构的完全契约理论。然而完全契约理论确实存在很难解释现实中的许多经济问题的尴尬局面。在现实世界里, 交易各方制定和执行的契约往往具有不完全性, 总留有遗漏和缺口, 总有模棱两可和歧义之处。也就是说, 实际达成的契约无法包罗所有未来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无法列明在所有这些事件出现时缔约当事人必须采取的相应行动、应有权利和应尽义务;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描述各种状态;无法通过第三者如法院将这些条款完全执行。奥利弗·威廉姆森和奥利弗·哈特等学者在猛烈批评完全契约理论扭曲现实的基础上, 创立和发展了不完全契约理论。

不完全契约存在的原因在于个人的有限理性, 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交易费用, 使得契约当事人或契约仲裁者无法观察或证实一切。正如克莱因 (1980) 所说, 不确定性意味着存在大量可能的偶然性事件, 且要预先了解和明确针对所有这些可能性的反应, 费用是非常高的。并且契约不完全增加了缔约人违约的可能性, 由于契约留有漏洞, 违约的一方很容易声称他所做的就是契约所同意的, 另一方很难确定事情真相, 即便另一方确信他未履约并予指责, 第三者也难以作出判断。另一方面, 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当事人会不可避免地根据变化了的信息提出新的条款, 对原始契约进行事后的再谈判, 不断调整契约内容, 从而达成再协商契约。

三、资产专用性和纵向一体化分析

1.资产专用性与控制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企业之间谈判、签约需要花费时间、精力、费用, 这些都构成企业间的交易成本, 当交易成本过高时, 两个上下游企业进行垂直合并即纵向一体化将更加经济, 因此, 降低交易成本构成了纵向一体化的重要原因。

影响交易成本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专用性资产。专用性资产指投资于某项特定交易的资产。如果交易中涉及专用性资产, 交易的当事人就无法不耗费成本地转换贸易伙伴, 这是因为原交换中所涉及的资产必须经过变形才可以在新交易关系中具有价值, 或者必须在新关系中完全重新投资。因此, 专用性资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专用性资产只对特定的使用人有价值, 对其他人则一文不值, 因此, 当交易的一方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之后, 就会产生一种可占用的专用性准租, 准租的大小等于承租人最优使用的价值与另一承租人次优使用价值的差额, 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越大, 可占用性准租也就越大。准租的存在就像一块“馅饼”, 交易双方都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但对于专用性资产的所有者来说, 处于谈判的不利地位, 因为另一方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动机来侵占专用性资产所有者的利益。例如, 卖者可以声称生产成本上升, 并且要求重新谈判以提高价格, 从而剥削依赖卖者的买者。如果买者不同意重新谈判, 卖者就会威胁单方面终止关系。这就是由关系专用性资产产生的控制问题。控制问题的表现是准租的重新分配, 或者是通过契约重新谈判, 或者是通过单方面行动损害另一方利益, 而使自己获益。

2.控制与交易成本

控制问题的存在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成本。首先, 控制问题会提高合约谈判的难度并增加合约重新谈判的次数。因为如果每方都预计到控制的可能性, 最初的谈判就可能是非常费时费力费钱的, 每一方当事人都希望保护自己在未来不会被控制。同时, 如果关系足够复杂, 那么签署能够保护每一方的完备合约的能力是有限的, 并且如果环境发生没有预料到的变化, 一方当事人控制另一方的诱惑很可能会引起频繁的合约重新谈判。其次, 控制问题出现的可能性, 会引起当事人增加改善双方缔约后讨价还价地位的投资, 比如增加备用设备、寻找第二货源等, 当然, 由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要么造成生产设施利用率下降, 要么无法发挥大批量采购带来的规模经济性。最后, 控制的可能性会降低在专用性资产上的投资积极性。比如, 企业可以降低在关系专用性资产上的投资规模, 或者也可以用通用性资产代替专用性资产。投资积极性下降会影响投资的效率和生产效率, 这是因为专用性资产虽然会增加控制可能性, 但却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由上面分析我们可知, 专用性资产的存在导致了交易一方强烈的机会主义寻租行为, 交易双方采用现货市场交易的合约方式, 交易成本过高, 效率大大降低。因此, 多种合约类型的治理成为必然。比如双边规制, 三边规制和纵向一体化等。但在资产专用性程度高和契约的不完全性相结合的条件下, 纵向一体化替代市场合约形式似乎理所当然。

四、不完全契约与纵向一体化分析

资产专用性引起的机会主义寻租行为, 通过签订详细周密契约似乎可以有效避免。但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反而激励了交易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动机, 而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可占用准租使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由可能转变为现实, 至此, 控制也让敲竹杠问题产生了。克莱因 (1992) 认为, 敲竹杠就是交易者在不完全契约下从交易合伙人所进行的专用性投资中寻求准租的一种后契约机会主义行为。一般而言, 契约当事人既可以利用不完全契约留下的漏洞和监督执行的困难, 减少专用性投资, 实施敲竹杠行为;也可以在契约再谈判时利用资产专用性带来的“捆绑”效应, 以中止达成再协商协约相威胁, 直接要求增加契约收益。如果说前者是在既定的契约收益中以削减投入扩大可占用准租的比重, 那么后者则力图通过改变契约收益来达到寻求更多准租的目的。就第三者看来, 前者是隐性的敲竹杠行为, 后者是显性的敲竹杠行为。隐性敲竹杠行为会产生人为的投入不足造成生产效率的损失, 这意味着生产成本随之上升。显性的敲竹杠行为的存在, 加剧了各方在再谈判时对修正条款的争论, 耗费大量的资源, 增加了交易成本。不仅如此, 因预防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低于最佳的投资水平, 或者说各方所作的投资可能都是相对非专用性的, 从专业化角度看这是低效率的, 从而也引致了生产成本的增加。这三种成本是敲竹杠问题的必然结果。

因此资产专用性与契约的不完全性的结合使机会主义行为得到双倍的加强, 以契约治理的市场交易方式失去了其效率优势, 一体化的治理方式成为必然选择。纵向一体化在三个方面比以契约治理的市场交易更具有优势:一是纵向一体化后通过权威关系的内部治理比市场交易合约及契约合约具有更强的治理结构, 原因在于企业内部治理机制降低了原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 管理层可以更好地观察当事人的行为, 从而降低出现隐藏行动的可能性。二是纵向一体化使得交易当事人处于重复的关系之中, 由于企业通常没有确定的终止日期而合约总是存在有效期限, 所以纵向一体化替代市场合约是一个无限次重复博弈替代有限次博弈的过程, 而这会促使当事人之间的合作行为而不再要挟。三是纵向一体化后, 当事人处在同一组织之中, 可以减弱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因为同一组织中的人会受到同样的管理制度、组织文化等因素的约束, 其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成本可能会高于由此产生的收益。

五、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把资产专用性、不完全契约理论和机会主义行为作为解释纵向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其核心命题是, 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 随着交易涉及的专用性资产的增大, 为了避免由此产生的控制或敲竹杠问题, 一体化就是必须的。也就是说, 随着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提高, 在一定的交易复杂性或不确定性条件下, 契约会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 而一体化相应活动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大。

然而用资产专用性与不完全契约来解释纵向一体化仍然有许多不足的地方需要我们思考和研究。

第一, 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仅仅通过逻辑推演似乎仍不足以解决这种理论上的重大分歧, 因而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孰是孰非。

第二, 对专用性投资的概念进行层次更为清楚的界定。概念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往往决定了理论推理的正确程度。目前, 已经有文献提出产业专用性、任务专用性、模式专用性投资的新概念, 以及将关系专用性投资划分为自利性、合作性和混合性投资, 这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关系专用性投资和通用性投资之间对投资的粗线条划分。但是, 目前的研究显然并未给出一个统一的专用性投资的概念框架。因而, 进一步细化专用性投资的概念是今后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的一个方面。

第三, 必须充分认识不确定性和预期不一致的重要性, 这实际上是更为基本的理论条件。假设不存在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行为, 是否就找不到其他 (甚至是更重要的) 促成一体化的经济原因了呢?显然不是这样。在未来不确定及预期不一致的情况下, 即便没有机会主义行为, 利用市场协调的成本也是很高的, 也会出现一体化;在不存在不确定性和预期不一致的情况下, 长期契约、信誉机制和其他制度安排完全可以缓解机会主义的影响, 即便在资产专用性的情况下也不需要一体化。从这个角度看, 资产专用性和机会主义既非一体化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第四, 企业是协调和激励个体活动的复杂机制, 机会主义问题只是企业所面对的问题之一, 决定企业边界的因素远不只是单纯的机会主义问题。由于资产专用性理论所考虑的是以特殊方式 (所有权) 解决特殊问题 (机会主义) , 对企业本质和边界的考察必然是相当有限的。应该看到, 一体化只是解决机会主义问题的一种方法, 但绝不是惟一的方法 (如竞争、信誉) 。

摘要：纵向一体化一直是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的重点, 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派不完全契约和资产专用性的理论角度, 详细梳理了纵向一体化的必然形成过程, 并对此理论解释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评价, 进一步指出了未来需要重点研究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不完全契约,资产专用性,可占用性准租,纵向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2]威廉姆森.治理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3]威廉姆森.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经济学文选[M].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1-23.

[4]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制.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经济学文选[M].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24-63.

[5]李明辉, 赵坚.资产专用性能否作为纵向一体化的动因[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3) .

不完全契约的成因、风险及其应对 篇7

一、不完全契约及其成因

契约是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们对契约的认识经历了从完全契约到不完全契约的演进过程。因此, 要对不完全契约有个清晰的认识, 首先要从完全契约的分析入手。所谓完全契约, 是指缔约双方都能完全预见契约期内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 且愿意遵守双方所签订的契约条款, 而当契约方对契约条款产生争议时, 第三方 (比如说法庭) 能够强制其执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使得现实中几乎所有复杂的契约都不可避免地是不完备的, 这些导致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不可预见性, 即当事人由于某种程度的有限理性, 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或然状态;二是不可缔约性, 即使当事人可以预见到或然状态, 以一种双方没有争议的语言写入契约也很困难或者成本太高;三是不可证实性, 即关于契约的重要信息对双方是可观察的, 但不能被第三方 (如法庭) 所证实。

现代契约理论从契约的不完全性出发进行了深入研究, 进而开创和发展了不完全契约理论。

二、不完全契约引发的风险———“敲竹杠”行为

如果交易者具有无限的个人履约资本, 那么敲竹杠将不会发生。然而在现实中当事人知道在他们维持契约关系和做出专用性投资时, 其私人强制执行资本是有限的, 那么他们的契约就是不完全的。这种契约的不完全性激发了交易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 而资产专用性带来的可占用准租又使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由可能转变为现实, 敲竹杠问题由此而产生。

敲竹杠就是交易者在不完全契约下从交易合伙人所进行的专用性投资中寻求准租的一种后契约机会主义行为。一方面, 契约当事人可以利用不完全契约留下的漏洞和监督执行的困难来减少专用性投资, 从而实施敲竹杠行为;另一方面, 契约当事人也可以在契约再谈判时利用资产专用性带来的“捆绑”效应, 以中止达成再协商协约相威胁, 从而直接要求增加契约收益。如果契约当事人减少专用性投资, 那么人为的投入不足就会造成生产效率的损失, 这意味着生产成本随之上升;而终止协议威胁行为的存在加剧了各方在再谈判时对修正条款的争论, 这种喋喋不休的讨价还价耗费大量的资源, 增加了交易成本。以上两种成本是敲竹杠问题的必然结果。

三、应对不完全契约的主要机制

为了应对不完全契约而导致的敲竹杠风险和保证契约的绩效, 在现实交易中各方通常可以动用以下三种不同的契约执行机制:

1. 契约的自我实施机制。

该机制强调契约各方的自觉性, 通过契约各方的信任、信誉与耐心等机制达到契约实施的目的, 这种实施机制的实施成本最低。契约得以自我实施的一种途径是报复机制, 即契约各方预期到自身违约会招致其他各方的报复与惩罚而选择遵守契约, 它通过契约各方以及各种中介组织的单方或集体惩罚来约束违约行为, 通过文化、惯例、行规等非正式制度促进契约的实施。契约的自我实施不依靠法院强制实施的成文契约条款, 而是依靠施加一种私人惩罚, 当交易者预期到如果“敲竹杠”的收益小于这种私人惩罚时, 交易者将不会“敲竹杠”而仍按交易者相互理解的契约目标一致行动。但是当潜在的“敲竹杠”收益大于施加在交易者身上的私人惩罚条款而造成损失时, 这种机制就会失灵, 因为此时进行“敲竹杠”将是有利可图的。

2. 契约的第三方实施机制。

该机制指国家或者法律机关通过立法或者司法程序来弥补由于契约不完全所造成的无效率。针对造成不完全契约的几类交易费用, 法经济学界的干预学派提出了不同的干预措施。如果是不可预见性造成了契约不完全, 那么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法庭通过否决还是认可契约可以迫使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主动揭示信息。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 法庭如果否决契约会减弱当事人的专用性投资激励, 但是会增强当事人面对或然状态的保险能力, 因此最佳的干预规则在激励和保险之间权衡取舍。如果是高昂的缔约成本造成了契约不完全, 那么在一定条件下, 国家可以提供某种形式的“默示规则” (即按照某种规则来调整契约不完全时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这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司法解释或者判例) 。如果是不可证实性导致了契约不完全, 那么根据履约理论, 法庭基于某些可证实的条款强制执行契约通常优于提供默示规则。因为缔约各方不会把那些不可证实的条款写入契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提供默示规则就是无效的。

3. 纵向一体化机制。

当交易者具有有限声誉资本时, 纵向一体化就成为补充自我实施机制的最佳市场合约形式。纵向一体化是将原来由市场连接的上、下游厂商纳入同企业之中, 这一过程是企业代替市场的过程, 也是行政命令机制代替价格机制的过程。纵向一体化能够比公平市场契约更好地解决要挟问题, 因为通过企业间的合并, 以前存在的两个企业之间的问题就转化为企业内部的问题, 而企业内部交易的治理基本上不同于公平市场交易的治理, 表现在:首先, 在纵向一体化企业内部进行某项活动时, 可以通过集权控制达到协调, 而在市场上独立企业之间进行契约交易则不存在这种控制, 所以内部治理机制可以调整以适应当事人的有限理性和契约条件的复杂性。其次, 企业之间的纵向一体化通过在企业内部用权威而不是用契约来保证交易的实施, 实现了企业信息交换经济, 不仅有利于防范道德风险, 而且可以节约契约成本。再次, 纵向一体化具有减少合约明确性的优势, 从而减少了对法院实施不完全和刚性的长期合约的依赖。当预期改变相对于对方的声誉资本来说太大, 因而必要的合约明确性太具刚性, 纵向一体化就成为便于自我实施从而灵活协调的更好方式。

四、不完全契约引发的管理启示

1. 不完全契约理论与企业人力资本管理。

根据前面的不完全契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不完全契约和资产专用性引致了交易中的“敲竹杠”问题, 带来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上升。由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使得企业内人力资本管理也存在敲竹杠问题, 这种“敲竹杠”行为是由于专用性人力资本引起的。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越强, “捆绑”效应就越强, 退出损失也越大。与此同时, 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可以给交易双方带来可占用专用性准租, 人力资本专用性的可占用准租使源于不完全契约的机会主义行为由可能变为现实。而且由于人力资本的使用权只能不可分割地属于其载体, 所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着人力资本的投入, 并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部分人力资本隐藏和闲置起来, 这部分隐藏和闲置的人力资本既不易被他人察觉也无法被其他主体开发利用。人力资本使用权的天然私有性决定了专用性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纵向一体化不能产生纵向相关的资产联合所有权。由此, 含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纵向一体化不能解决“敲竹杠”问题, 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偷懒和威胁行为依然存在。人力资本的专用性越高, 在与物质资本的特质交易中, 其谈判地位就越高, 影响企业契约关系的意愿和能力也会越强, 从而能够改变原有的契约安排, 要求分享更多的权利和利益, 在企业内部交易频率也就会越高。因此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本战略管理上, 应该按照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指导, 更多地思考和设计好自己的应对机制, 采取能使敲竹杠问题总成本最小化的结构, 以取得最优的企业所有权安排。

2. 不完全契约理论与企业组织模式选择。

不完全契约及其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篇8

首先,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假设风险中性的买者和卖者在0期缔约, 然后在0期与1期之间同时选择投资水平es和eb;在1期他们了解自然状态θ= (v, c) ;2期以价格P交易q∈[0, 1]数量的商品, 至此合同结束。博弈时序 (如下图) :

他们从交易获得的效用依赖于买者的价值v和卖者的生产成本c。这些效用在缔约时是不确定的, 且每一方早期的专用性投资可以影响它。我们假定:

v∈{vL, vH}, 其中vL

c∈{cL, cH}, 其中cL

假定两个投资成本函数是递增的且凸的, 它们是沉没成本与事后的交易水平无关。买者和卖者的事后收益水平分别为:

为了简单, 假定cH>vH>cL>vL, 如果θ= (vH, cL) , 交易的事后有效率水平为q=1;否则为0。由于双方被假定是风险中性的, 事前效率相当于投资效率;也就是, es和eb一定满足

假定存在一个内解, 一阶条件给出一个最优的投资水平es*和eb*:

根据之前的假定, 自然状态θ= (v, c) 和投资水平es和eb是不可缔约的, 尽管事后θ是可观察的。如果在θ实现和投资水平es和eb沉没之后, 买者和卖者事后签订一份即期合同, 均分交易收益, 那么在均衡时存在投资不足。在一份即期合同下的投资水平es和eb:

因为自然状态θ事先无法预知和交易成本的存在, 双方当事人不可能签订一份充分状态依赖的完全合同。

一、控制权配置

强调控制权合理配置对专用性投资水平影响的是早期的产权理论 (GHM模型) , 其基本思路是:如果当事人在签约后进行了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的专用性投资, 那么他将面临被对方敲竹杠的风险, 这会扭曲投资激励而降低总产出。在不完全契约中, 专用性投资激励由双方的事后谈判力 (外部选择权) 决定, 而谈判力又取决于对物质资产的剩余控制权 (residual control right) , 这种权利由物质资产的所有者拥有。因此,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敲竹杠行为, 应该将物资资产的所有权配置给对投资来说更为重要的一方, 也就是说, 产权理论认为关键是通过产权的配置来激励当事人的事前专用性投资激励。

二、逐步投资

在标准的敲竹杠问题中一般假定合同当事人一方进行专用性投资 (称之为卖方) , 而投资有利于另一方 (称之为买方) , 但投资水平及相关的收益无法由像法庭这样的第三方证实。由于合同的投资水平事前可能很难在合同中规定, 买方可能在卖方完成投资后不予补偿, 因此, 卖方理性地预期到这一结果, 从而导致事前的投资水平不足。

Rohan Pitchford&Christopher M.Snyder (2004) 借鉴公共物品供给博弈和讨价还价博弈的思想, 提供了解决敲竹杠问题的一种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在通常的静态环境中, 如果卖方完成全部投资后再要求买方就专用性投资进行补偿, 那么买方肯定缺乏足够的激励支付补偿, 买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将导致卖方不足。

三、声誉投资

Fama (1980) 观察到了声誉对激励机制的影响, 认为在竞争性经理市场上, 经理人员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声誉”, 即过去的经营业绩;从长期看, 经理人员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即使没有显性激励机制, 他们也会积极工作;因为, 这样做可以改进其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 从而提高未来的收人。而Holmstrom (1982) 将法玛上述思想模型化为“代理人一声誉模型”用以说明市场上的声誉可以作为显性激励契约的替代物。Holmstrom (1999) 进一步证明, Fama (1980) 的结论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是正确的, 但是风险规避以及贴现的存在使得市场有效处理激励问题的能力十分有限。而聂辉华 (2006) 在动态博弈模型中也证明声誉能诱导出有效的事前投资水平。

Dewatripont—Tirole (1999a, 1999b) 详尽地讨论了对经理人的隐性激励——对职业的关注。经理们总是希望在公司内和经理人市场上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口碑。从这个意义上讲, 对声誉和职业的关注是对经理人的一种正的激励。

四、连续时间缔约

追随Hart&Moore (1988) , 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很多应对敲竹杠问题的方法, 然而, 绝大部分现有文献都仅限于静态的两期框架, 从而忽略了一个几乎在所有经济关系中都十分重要的因素:时间。

而在实证文献中却一贯强调作为合同变量的时间的重要性。Paul L.Joskow (1987) 认为, 决定煤炭供应商与电力公司之间专用性投资水平的关键因素是合同的期限。他研究了277份合同样本, 结果显示, 当专用性投资水平变得更重要时, 合约双方更依赖于长期合约。Scott E.Masten and Keith J.Crocker (1985) , Victor P.Goldberg and John R.Erickson (1987) 和Crocker and Masten (1988) 所做的其他行业的研究都表明, 合同期限是专用性投资水平的关键决定因素。

Guriev&Kvasov (2005) 将“时间”作为契约工具, 建立了一个对连续时间进行缔约的模型。在利用动态博弈模型扩展静态模型的分析后, Guriev&Kvasov (2005) 证明了以下主要结论: (1) 通过固定期限合同的不断更替, 能给提供有效的投资激励, 解决敲竹杠的问题。只要最优固定期限合同的期限超过双方合同关系的预期时间, 那么合同的期限就能给合作投资的一部分提供保护, 从而激励双方的专用性投资; (2) 一份具有防止事后再谈判特征的“常青藤”合约能达到投资水平的社会最优 (first best) ; (3) 尽管固定期限合同和常青藤合同能诱导出同样的投资力度和相同的实际关系时间, 但是事先告知的常青藤合约的最佳期限总是比固定期限合同的名义最佳期限更短。

五、总结性评述

经济学家已经从不完全合同的各个方面探讨了不完全性的基础和治理结构, 总的来说, 不完全契约理论借助其形式化的优势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重要部分, 成为制度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然而, 不完全契约理论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尽管近期发展中已经逐步引进了行为经济学等新的要素, 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重心仍在所有权上, 并且过分注重事前效率。

摘要：不完全契约理论强调了现实中契约的不完全性, 注重信息可观察但不可证实和行动事前不可缔约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各种挽救不完全合同效率的办法。以交易互利性为出发点, 从控制权配置、逐步投资、声誉投资和连续时间缔约四个方面回顾了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发展, 并讨论了不完全契约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不完全契约,控制权配置,逐步投资,声誉,连续时间缔约

参考文献

[1]Aghion, P.and Bolton, P., 1992, “An Incomplete Contracts Approach to Financial Contract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59, 473-494.

[2]Guriev Sergei.Dmitriy Kvasov2005“Contracting on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5 (5) :1369-1385.

[3]Hart, O.and J.Moore, 1998, “Default and Renegotiation:A Dynamic Model of Debt”, QuarterlyJournal ofEconomics1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