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契约（精选九篇）
生产契约 篇1
一、有机食品不同于一般工业品的特殊属性
由于农业生产与自然结合特殊的规律, 在由传统有机农业生产转换成食品的过程中, 在生产观念、生产要素投入以及资金回收期上发生了重大改变。首先, 食品的一些基本内涵, 如环境友好、社会公平、动物福利等等, 本身就是一种观念性的而非物质性的属性, 这使得食品的品质与内涵不仅难以从外观上, 甚至难以通过对最终产品的技术检验, 全面地鉴别出来, 因此, 有机认证突出的特点是格外重视生产过程;其次, 在限制使用合成肥料和杀虫剂的同时, 食品的生产还需要增加很多稀缺性投入, 如先进的有机农业生产技术、良好的周边生态环境以及接受过有机生产技术培训的熟练农业劳动力。除此之外, 在由传统农业向有机农业的生产转换需要2—3年的产品生产转化期。在此期间, 由于产量较低并且不能使用有机标示, 产品的收入将会很低、资金的回收期将会比较长。
显然, 这在增加有机农业生产经营成本与风险的同时, 也将大幅度地增加生产经营过程的复杂程度, 使得通过外部对食品生产的监督成本高昂。这就使得有机认证这一信息的生产过程, 具有了“客户投入型”信息生产活动的特征。即, 从事食品生产的企业与农户作为有机认证机构服务对象的同时, 还是有机认证这一信息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投入要素。这就要求有机认证机构在为食品的生产者———企业和农户提供咨询与认证服务过程中, 不仅要提供优质的检测设备、具有专业知识的认证人员等内部投入, 而且为了提高服务质量, 也要求有机认证机构在服务开始之前, 严格地根据某种程序对其潜在的服务对象———企业和农户进行资格筛选, 以使其客户群体成为一个在生态环境、技术和资金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群体, 从而使这些企业和农户能够自觉地在有机认证的信息生产过程中, 提供他们对食品生产的理解、热忱与努力。
二、监管博弈难以解决成本逆向选择的悖论
对于从事有机生产的企业和农户而言, 在生产过程中是否采取契约失效行为, 不仅取决于其对契约失效行为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 更为重要的是, 它还取决于企业和农户对从事正常生产活动收益和成本的预期。在食品市场价格远高于普通农产品的情况下, 在生产过程中, 由逐利动机的驱使, 也可能诱致出生产者减少工作努力与投入、以次充好的契约失效行为。这意味着在禀赋优势与生产预期成本负相关的假设前提下, 如果从事有机生产的农户和企业整体在禀赋条件上存在足够大的差异, 以至部分企业与农户对于以严格标准从事有机生产的预期成本足够高的话, 即使认证机构提高对生产过程中契约失效行为的发现概率以及打击力度, 依然不能抑制这些企业和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契约失效行为的产生。这就要求有机认证机构必须根据某种可供操作的程序预先严格筛选其面临的潜在客户, 以确保其客户群体———食品的生产者, 是一个在生态环境、技术和资金上具有比较优势的群体。
事实上, 对于认证机构的投资,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设备购置、人员专家聘用以及事业经费三个方面。其中, 设备购置和人员专家聘用经费在短期内可以视为固定投资, 只有事业经费一项是伴随着客户数量变化而变化的, 是可变投资。因此, 在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建立初期, 认证机构的边际投资将仅由事业经费的支出变化决定。这就使得在建立初期, 认证机构的边际投资收益率比较高。这一点在认证机构在未来与现在的权衡中, 就意味着认证机构需要未来更多的边际成本与之相平衡。这无疑会加剧认证机构有意降低认证标准的行为, 人为认证标准的降低, 必然会导致在有机生产领域滋生出大量的契约失效行为。
如果个别有机认证机构在认证工作中放松了认证标准, 即在执行国家统一标准进行认证检查的过程中有意存在偏差, 这将会产生两种相反的收入效应影响该机构的决策:一是直接收入效应。有机认证标准的降低, 引入了原本被严格标准拒之门外的边际企业和农户, 这将直接提高该机构近期的经济收益;二是间接收入效应。个别认证机构认证标准降低, 将低质量产品引入市场, 这会降低整个市场中食品的平均质量。如果食品质量降低的信息被消费者了解, 由于食品的信用品特性, 这将很容易在消费者中形成连锁信息反应。 (1) 并且由于消费者很难通过花费时间和努力去确定认证机构提供信息的真实质量, 这种连锁反应会形成得很快。在这种条件下, 消费者群体可能会以外推预期 (2) 的形式预测其他机构的认证情况, 食品的质量问题将被放大化, 食品的市场价格将会出现下跌。在动态上, 较低的标准将减少那些本来能达到更高标准的企业和农户的努力程度, 那些本来能够达到更高标准的企业和农户, 现在同只能够达到较低标准的一个较大群体的企业和农户一样, 其产品拥有相同的质量证书。与之相对照的是, 已经降低了的有机认证标准向农产品市场传递着一个较大群体企业与农户的信息, 这些企业与农户本来很有可能被激励去付出努力, 使其产品达到更高的品质。标准的降低导致的“证书膨胀”将会减少有机认证证书为企业和农户带来的收入扩展, 一个极端的情况是, 高质量的企业和农户有可能选择退出有机市场。这将减少该认证机构现存和潜在的具有长期合作可能的客户群体, 同时也将减少该机构预期的长期经营收入, 这是认证机构有意降低认证标准所导致的间接收入效应。
三、由认证回归契约的途径
降低认证标准的直接效应为该机构带来的是收益, 而间接效应带来的则是损失。这样的一对收益和损失的冲突, 使得该认证机构在决定降低标准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利弊关系的权衡。显然, 当认证标准降低到为该机构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损失时, 该机构就会在降低标准的权衡上取得平衡。不仅如此, 由于有机认证机构声誉的部分相关性 (即各机构共同使用国家授权的有机标志进行食品认证, 有机标志的声誉由各机构共同生产与维护) , 间接效应所带来的边际成本是由全行业共同承担的, 也就是说, 该机构单方面降低认证标准的行为对于整个有机认志行业具有很强的外部不经济性, 这将进一步激励该机构有意降低认证标准的契约失效行为。这一点在认证行业建立之初更是如此。这是因为认证机构在建立之初的内部贴现率比较高。对各个认证机构而言, 降低标准, 扩大客户群体所带的边际收益是即时的, 而降低标准、认证声誉受损导致的客户规模萎缩的边际成本, 是间接的、部分承担的、并且是在长期中缓慢累积的。因此, 从动态上比较全面地分析认证机构在短期即时的边际收益, 和长期累积的边际成本之间的权衡, 必须要考虑认证机构收益现金流的折现问题。这就涉及到了认证机构的内部折现率。我们知道, 内部折现率是由机构目前的边际投资收益率决定的, 并且边际投资收益率越高, 内部折现率就会越高, 即机构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就将越低。而在认证机构成立之初, 机构面临的恰好就是边际投资收益率比较高的情况。
如果在分析中进一步考虑到多个认证机构行为的互动影响, 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政府缺乏对认证市场中秩序的有效监管, 认证机构个体理性的选择有可能引致认证机构集体堕入一个竞相降低标准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 在认证市场中, 如果当其他认证机构注意到某个机构的契约失效行为, 并意识到自身的努力与权益正在遭受这种契约失效行为的侵蚀和损害时, 这些认证机构就会无意维持对统一标准的坚持。对于它们而言, 在认证过程中主动地放松对客户资质的筛选以及主动降低认证标准无疑是一种占优策略。但是这种个体理性的占优决策可能会形成一个集体非理性的选择, 即这可能会在认证市场上引致一场关于降低标准的竞争。显然, 这会加速食品市场逆向选择的淘汰过程。
通过严格的客户筛选, 可以减少在利益诱致下, 不顾资质禀赋、盲目选择有机生产的中小企业与农户的数量。这些企业与农户原本很有可能在严格的有机认证检查中失败, 从而陷入经济的窘境。更为重要的是, 由于同群效应作用, (3) 那些通过有机认证的优质企业与农户, 将继续吸引同一社区更多的企业与农户参与到有机生产过程中, 而且它们也为这些企业与农户提供了示范作用, 提高了那些稀缺的有机农业技术以及特殊营销渠道的可获得性。事实上, 严格的认证资格检查将不仅增加最有能力的企业和农户组群的收入, 而且也将增加从事普通农业生产的农户收入。因为消费者明白, 随着有机农业体系的逐步建立, 生态环境的改善, 普通农业生产产品的平均品质也提高了。
四、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 为了规范我国有机认证市场秩序, 有效促进我国有机农业体系的顺利发展, 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在提高检查、监督效率和质量的同时, 还要将注意力放在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有必要在技术咨询、保险、税收、融资等方面, 采取确实可行的措施和步骤, 帮助、扶持从事有机生产的企业和农户, 以降低他们选择正常生产行为的预期成本, 降低契约失效行为滋生的动机;另一方面, 在有机农业体系的初建阶段,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有机认证机构的资格认定与审查工作, 同时相应地在政策、税收、补贴、资助上给予有机认证机构以足够的激励与约束, 使其能够更加注重长期声誉, 从而使其担负起严格筛选客户并按照国家统一标准认真进行有机食品生产的检查和认证工作。这是因为, 只有有机认证机构自觉地通过某种确定的程序严格进行客户筛选, 才能使得那些具有禀赋优势的企业和农户通过认证并从事有机生产。这可以确保食品生产体系的产品品质和有机认证声誉。通过严格的客户筛选, 可以为有机认证机构培养比较稳定的长期合作伙伴, 这不仅是有机认证机构良好声誉的基础, 而且也是其长期稳定收益的可靠保证。
参考文献
[1]单吉堃.有机认证在有机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J].中国农村观察, 2012, (2) :51-56.
契约自由论文契约正义论文 篇2
论契约自由原则
摘 要：契约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确立于《法国民法典》，近代以来契约自由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不断实现自我修正。拟通过分析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基础来论证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统一是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指出追求实质正义与追求契约自由在合同法的终极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关键词：契约自由；契约正义；形式正义；实质正义
契约自由的法源与内涵
我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通常认为，该条原则被认定为是我国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该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契约自由制度首次得到全面规定并达到相当高度，正是罗马法孕育了契约自由的观念和思想。自罗马法以来，以平等和私法自治为终极关怀的契约自由原则成为契约法的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从思想到原则的转变是在法国民法典中实现的。近代以来，各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在法律中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
契约自由原则之所以在合同法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也是其自身的内涵决定的。众所周知，合同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运行为基本要义。契约自由的基本精神保证了市场交易
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最大限度地维护平等主体之间交易价值的等值性。然而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垄断的加剧、失业率的增加和交易扩大导致的交易程式化，使古典的契约自由原则日益陷入无法排解的窘境：在经济地位有明显势差的交易者之间，契约自由正在变成弱肉强食的工具。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要想在市场交易主体之间实现真正的契约自由，契约正义的规范必不可少。哈耶克也曾指出：“个人的自由没有必要扩及由个人组成的团体，而且政府有时甚至有责任保护个人来对付有组织的团体。”亦即要强化弱者、弱化强者的契约自由权，以弥补他们在经济上的强弱势差，实现平均正义。对契约自由进行规制和重塑，以实现实质正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契约自由原则的演变
在自由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契约自由是当事人相互同意的结果。契约自由是意思自治这一私法体系的最高准则在契约领域的本质要求和集中体现。契约作为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是契约成立的基础，契约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通过协议规定契约内容的自由，以及变更契约、解除契约乃至解释契约的自由。法律尽可能少地干涉人们的行为，成立后的契约排除和拒绝公共权力或法院的干预。
近代意义的契约自由摒弃了古罗马契约法对契约主体的多重限制、对契约形式的严格要求，合意原理成为契约法的内核，契约从形
式到内容完全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正义是法律通过正当的程序合理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体现在契约法中，就是契约正义。“正义首先是一种分配方式，无论是利益或是不利益，如果其分配方式是正当的，能使分配的参与者各得其所，它就是正义的。”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坚守“交易能力自由支配”信条，依自己的意志进行交易，并认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为公正，因而契约自由合乎契约正义的要求。
近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民主政治、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的政治保障。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下，契约自由才能充分实现，并在契约自由中实现契约正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的经济基础。“经济人”作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受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牵引，不仅使自身利益得以实现，而且促进了社会利益，政府对经济应采取不干涉的政策。
实质正义对契约自由的修正
（1）现代契约法中的契约理论。
首先，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突破了契约关系必须拘泥于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传统理论框架，将契约更进一步视为分别处于不同经济地位和社会环境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劳动者由于其身份受到劳动法的特别保护，消费者由于其身份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的倾斜保护等。其次，诚实信用原则地位的上升使契约关系成为以诚信为基础的当事人的利益共同体。现代契约法价值取向发生了调整，由奉行绝对自由而走向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对契约自由加以限制，于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现代契约理论中迅速崛起。这种由道德规范提升而来的原则本身所蕴含的利他性与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契约自由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它要求市场活动主体真诚守信，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它有利于矫正契约自由过度而产生的弊端；它的边界的模糊性使得司法干预契约自由成为可能。正是借助这种伸缩性更大而适应性更强的原则条款，现代契约法找到了契约规范与社会生活的切合点，使得契约秩序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公正合理的价值准则指引下，契约自由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再次，社会本位思想是现代契约理论形成的法哲学根基。进入20世纪，国家加强了对经济及其他事务的干预，法律也从个人自由本位转为社会本位。
（2）对契约自由的规制——实质正义的实现。
对契约自由规制的方式主要有：行政手段、自律手段和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主要表现为许可、认可、核准和监督等，是对不公平合同条款所采取之最早的规制手段。自律手段由各商业行会及消费者团体等民间组织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查和受理投诉，从而取消或限制某些不公平条款的使用。法律手段是各国通用且最有效之限制不公平合同条款使用的方法，包括立法和司法规制两个方面。立法规制指国家通过立法一方面将某些条款作为不公平条款明确地写进法律当中，并规定其
为无效，另一方面法律代订某些契约条款以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司法规制指在司法上，法官基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利用立法上的弹性条款，如诚实信用原则等，对合同加以解释，从而限制不公平合同条款订入合同。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审判上的适用，标志着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化，契约法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化。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在现代契约法中的地位在于，首先契约自由仍然是契约法的基本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和限制改变了古典契约法中契约自由原则的独占地位，契约自由不再具有支配一切的神圣地位。其次，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发展的临界面。现代契约中的契约正义充分考虑到社会利益，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协调与平衡，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共同发展。
我国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
我国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中规定了契约自由原则,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契约自由原则，立法者在确立这一原则的地位的同时也在不同条款中以契约正义对其进行了规制。对契约自由进行规制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是近代各国合同法的立法趋势。但从我国国情和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相互关系看，契约自由原则只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首先,我国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许不适当地抬高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为矫正“市场失灵”,保护交易中的弱者,实现交易公正,维护社会利益,国家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限制合同
自由,以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没有合同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如果没有国家干预,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可见,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其次,我国正处在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为了保障正常交易秩序,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也有必要加强国家干预,限制合同自由原则。比如限制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形式选择的自由,不论是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还是将其作为证据上的要求,都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预防争议,减少不必要的纷争,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有积极的意义。
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平衡公共政策和合同自由间紧张关系的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合同法中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曾说：“如果我们从正义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是根植于人类自然倾向之中，那么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成是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权利。任何自由都容易被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经验。如果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无政府的政治自由会演变成篡权者个人的情况，无限制的经济自由会导致垄断的产生。”因为契约是社会环境下的契约，而不是个人环境下的契约，所以契约必须考虑社会利益，必须体现平等、公平、诚信和正义。
结语
现代法律中的契约正义，并非古典契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只要契约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示，那就是公平和正义，“契约即正义的命题”受到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契约自由予以法律上的诸多限制，以期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是现代契约正义的应有之义。对契约自由进行规制和重塑，以实现实质正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自梅因提出“从身份到契约”这一论述以来，社会经济和法律本身已经发生诸多深刻的变化。几十年后的今天，形式正义意味着对所有人平等地执行法律和制度，但这种法律和制度本身可能是不公正的，所以形式正义不能保证实现实质正义。正如王泽鉴老师所说：“契约自由应受限制，为事理之当然。无限制的自由，乃契约制度的自我扬弃。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契约自由史，就是契约如何受到限制，经由深化和发展，从而实现契约正义的记录。”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必要限制，不是契约自由原则的衰落，而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正的回复和匡正。契约自由已越来越偏离自身价值而徒具形式的情况下，对契约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不是契约自由的衰落，而是强制其归位，以恢复其本来的价值和地位，步入其应当走向的道路。
参考文献
生产契约 篇3
1 新古典主义的企业———生产函数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对企业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企业的技术特征，因此企业是用代表技术的生产可能性集合的概念来刻画的，或者说，企业被抽象的视为一个“生产函数”，一个将要素投入转化成产出的自动机械装置。
虽然也有学者，譬如马歇尔曾经对企业家的作用、企业的成本、知识和信息对企业决策重要性等进行过分析，并且这些分析对于现代企业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先行意义，但总体来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企业研究主要停留在企业表层。“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企业是什么”，“企业内部如何组织，如何配置要素、资源”，这些问题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是几乎被忽略而不予考虑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新古典主义企业其实可以形象的比喻成一个自动将要素投入变为产出的“黑匣子”。
2 新制度主义的企业———契约安排
发端于科斯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力图打开企业这个“黑匣子”，对企业本质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刻的理论分析。
科斯(1937)在其开创性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利用市场是有成本的”，“通过建立一个组织，并承认某种权威(企业家)来指挥资源的分配，会节省某些市场成本。”因而，在科斯看来，对交易成本的回避是企业存在的解释，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的替代，是一系列合约被一个合约替代、短期合约被长期合约替代(科斯这一观点为后来主流的企业契约理论奠定了基础)。
张五常(1983)在《企业的合约性质》一文中，进一步阐发了科斯的观点，认为科斯关于企业是市场机制替代物的说法有欠准确，企业应是一种市场(要素市场)对另一种市场(产品市场)的替代，是“一种类型的合约取代了另一种类型的合约”。张五常提出“在自由企业的社会中，一种组织安排是契约安排的一种形式，而组织的选择必定是一种契约选择”，从而明确指出了企业“契约安排”的本质。
威廉姆森(1985)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一书中，致力于科斯理论的细化和系统化，他运用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对经济运行中交易成本的产生进行了解释，并认为企业“组织交易是为了节约有限的理性，而同时防御机会主义的风险”。而格罗斯曼和哈特的研究，关注由市场的不确定所导致的契约的不完全性，他们提出，契约的不完全对交易成本起着决定作用。
上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以交易成本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对企业问题做了大量理论研究，特别是提出企业“契约安排”的本质，并对交易成本的产生进行了解释，是对现代企业理论极大的丰富和深化。
3 两种企业本质理论认知的演进的脉络分析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主要关注市场的运行，因此提供的是一个简化的企业理论。该理论有三个基本要件：(1)技术;(2)利润最大化;(3)市场均衡。即企业是由代表技术的抽象生产函数描述;企业由利润最大化动机驱动;企业所面对价格由市场均衡给定。而且整个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是构建在完全信息的基本理论前提之上的，经济运行(或者说市场交易)是无摩擦或无成本。在这样一种理想化、简单化的经济理论模型中，企业就被抽象为一个生产函数，主要功能是在一定的市场约束条件下，选择采用使其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组合，将各种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事实上，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眼中，企业与其说是一个“黑匣子”，还不如说是一个使用要素进行生产的透明的技术机制。
不过，现实经济运行中，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是生产成本，而且还包括交易成本(即市场交易是有摩擦的)。科斯正是由于发现“利用市场是有成本的”，从而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立足于交易成本的概念，初步阐释了企业的起源与本质，由此奠定了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基石。也正是沿着科斯的思路，以交易成本作为基本分析工具，众多的经济学者对企业本质问题进一步进行研究，揭示出企业“黑匣子”的本质--契约安排，并对交易成本的产生予以了科学的解释。
由于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并广泛的引入经济分析中，事实上导致了对新古典主义企业理论及相应市场理论前提的反思与修正，因而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自然而然被视为是对新古典主义企业理论的革命。
然而，当仔细分析二者对企业本质理论认知的演进脉络，我们却发现二者的一脉相承。
如前所述，新古典主义企业理论甚至整个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构建，是在完全信息的基本理论前提之上的。由于对市场交易主体来讲，信息是充分且对称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市场交易是无摩擦或无成本的。这种理想化的市场中，企业的角色和作用就只是对市场均衡价格做出反应的一个机制。于是，新古典主义的企业只剩下技术特征，被抽象化为一个生产函数。
当我们放松完全信息的基本假定，由完全信息到不完全信息。那么信息的不完全(包括信息的不充分和信息的不对称)，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主体的有限理性、契约的不完全性与机会主义，就会导致市场的运行存在成本或摩擦(前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者对交易成本存在的解释)。在存在交易成本的经济体制中，企业的角色和作用就会发生变化，企业不再是仅仅对市场均衡价格做出反应的一个机制。如科斯分析，企业可以通过内部化市场交易或者说用长期契约替代短期契约来节约交易成本，从而谋求利益。在这样一个研究视角下，对企业本质的理论认知也就演进为“契约安排”，更确切的讲，企业是要素市场的契约安排(企业交易的是生产要素)。
因而，本文认为新制度主义企业本质理论认知与新古典主义企业本质理论认知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一脉相承性，新制度主义企业本质理论认知可以被视为是新古典主义企业本质理论认知放松理论前提的思想演练。并且，本文还认为二者具有互补性，新古典主义企业本质理论认知———生产函数，关注的是企业的技术层面，新制度主义企业本质理论认知———契约安排，关注的是制度层面。事实上，企业是技术与制度的结合，仅从一个层面无法对企业本质有一个完整的理论认知，只有综合两个层面，才能形成更为清晰的理论认知。
4 结论和建议
新制度主义一般被视为是对新古典主义研究范式的革命，但在本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二者在企业本质理论认知上存在一定意义的一脉相承性，以及互补性。因而，本文认为：
4.1 在企业本质的理论认知上，片面割裂新古典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企业是技术(生产函数)与制度(契约安排)的结合，对企业本质的理论认知，要综合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才可以形成更为完整、清晰的认识。
4.2 不要把交易成本当作企业理论研究的万能分析工具。当前，一些学者在企业理论研究中言必交易成本，这是一种不好的倾向。交易成本真是企业的唯一解析吗?一个简单的问题，不存在交易成本，企业就不存在了吗?肯定不是。德姆塞茨(1988)指出“在既无交易成本也无监督成本的情况下，企业也存在，即使其组织形式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4.3、新古典主义与新制度主义对企业的理论认知，是抽象的、静止的，而现实中的企业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并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因此，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新制度主义对企业的理论认知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要克服这种局限性，必须借鉴钱德勒的研究方法，还要以历史演进的动态眼光去考察企业。
摘要：从新古典主义的“生产函数”, 到新制度主义的“契约安排”, 形成企业本质理论认知的基本演进脉络。新古典主义企业本质理论认知——生产函数, 关注的是企业的技术层面, 新制度主义企业本质理论认知——契约安排, 关注的是制度层面。事实上, 企业是技术与制度的结合, 只有综合两个层面, 才能形成更为清晰的理论认知。
关键词：生产函数,契约安排,企业本质
参考文献
[1]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0年.
[2]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
生产契约 篇4
五、契约的死亡
古典契约理论时期，理论家竭力将契约责任同侵权责任区别开来：契约责任必须有契约的存在，而契约必须包含约因才能成立。侵权责任则不需要契约关系的存在。契约责任是绝对的，几乎不存在免责事由，违约赔偿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间接损失不予以赔偿。侵权责任则只需要存在过错即可，损害赔偿包含直接或间接的全部损失，并且存在诸多免责事由。20世纪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呈现融合趋势：根据“契约落空”规则，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均可被免除。根据“允诺不得反悔”原则，原告因信任被告人之承诺而遭受的合理损害应予以补偿，不论是否存在约因。损害赔偿可包括间接损失，这与古典契约理论下限制赔偿范围不同。另外，还存在一种案件，类似于大陆法系不当得利的案件[14]，在古典契约理论看来，原告无权就已做的工作提出任何补偿。但是后来的理论却往往提供补救。常见的补救办法为“法律推定的契约”和“准契约”以及“实际履行规则”。准契约的理论也由此发展起来，准契约理论是对契约与侵权二分体系的一个破坏。原本类似的案件因为不存在契约，应该归属于侵权领域，但是经过法律拟制，这些案件通过契约规则得到了解决，以达到更公平的结果。严格责任也是契约与侵权相融合的一个典型现象，即使销售者没有任何过错，即使受损害的并非是买受人，销售者仍要依据买卖合同承担法律责任，其实质是侵权责任。
契约理论建立在自由放任的自由经济背景下，因此将责任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扩大人的自由成为法律的追求;但是20世纪福利国家兴起，自由主义有了新的内涵，自由不是绝对的，每个人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要负担照顾他人的社会义务，古典契约理论的衰落是必然的过程。
六、结语与感想
吉莫尔教授所称“契约的死亡”多少有些夸大其词的意味。吉莫尔所谓的“契约的死亡”指的是契约法向侵权法的回归，契约责任正在被侵权责任所吞噬。正如吉莫尔教授在书中所说，古典主义总是与浪漫主义交替出现，当古典主义被浪漫主义所取代时，浪漫主义也将在活力耗尽时为新古典主义所取代。[15]古典契约理论的死亡实际上蕴含着契约的新生，日本内田贵教授将其形象地称之为“契约的再生”[16]。
笔者在阅读《契约的死亡》时深感英美法关注审判实践的特点。吉莫尔教授在书中所援引的每一个法律规则，都有相对应的案例，并且在案例上附加了不同法官或学者对审判过程和结果的评析。与成文法的超强稳定性相比，判例法体系的规则常常会随着审判实践的发展而更新，从案例中抽象出的规则并不具有绝对的规则地位，可为新的审判所推翻。这种模式能够很好地缓解法律滞后性的弊端。
与笔者所读的其他论文相比，吉莫尔教授的这篇论文注重援引不同法官和学者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与评价，很少有下定义式的表述。全书共分为四章，分别是契约的起源、发展、衰落和结论。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次章节目录和标题。笔者在读第一遍时，感觉结构混乱，不知所云;在读第二遍时，才慢慢理解文中的逻辑脉络，顿感行文流畅，逻辑清晰，一气呵成。吉莫尔教授在短短百来页的论文里，展现了契约从生到死的百年历史，语言精练，内容详实，足见其功力。
参考文献：
[1]契约法的产生也与法典化运动的兴起有关。十九世纪英美部门法学家主张判例法体系存在不足，应该设立成文法，并对各种契约判例进行归纳、总结，从中抽象出一般原则。
[2]指1950年的出版的《柯宾论契约》。
[3]大陆法系契约理论认为契约是两个相反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是一个法律行为;而英美法认为契约是两个意思表示分别达成合意。
[4]这一规则由狄更森诉道斯(DickinsonV. Dodds)案确定。
[5]这一规则通过斯蒂尔克诉密瑞克(StillV. Myrick)案确定。
[6]这一规则通过福克斯诉比尔(FoaksV. Beers)案确定。
[7]典型案例有拉夫勒斯诉威奇尔汉斯(Raffles V. Wichelhuas)和凯尔诉卡万诺夫(Kyle V. Kauanaugh)。
[8]1947年的Central London Property Trust，Ltd V. High Trees House Ltd.是“禁反言”原则在 英国得到阐述和正式确立的案例。参见陈融：“论‘约因论’在英美法系的衰落”，载于《现代法学》7月。
[9]威灵斯顿是霍姆斯的后继者，极力维护古典契约理论;而柯宾则对契约理论进行抨击。
[10]《契约法重述》第90条的规定为：若允诺人可合理地预期他的允诺将诱使受诺人做出确切而实质性的作为或不作为，而预想的作为或不作为也事实上发生了，那么，如果强制实施该允诺是避免不公平结果的唯一方式，该允诺是有约束力的。
[11]典型案例是加冕典礼案(Krell. V. Henry;Chandler V. Webster)。
[12]典型案例为赫伦第二案(TheHeron II) 。
[13]古典契约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在重新表述的约因理论下，尽可能缩小责任范围，并在此限制下接受绝对责任观念，对高数额的损害赔偿金这一补救措施采取限制性或者消极的态度。以“交易约因论”为核心的古典契约理论最为突出的三个原则为：客观契约论、契约责任绝对论和违约赔偿责任限制论。
[14]这里既包括大陆法系不当得利案件，也包括债务人部分履行而没有全部履行契约义务的案件。在古典契约理论下，不当得利人不必补偿原告的损失;部分履行契约的义务人不得要求报酬。
[15]见格兰特·吉莫尔著：《契约的死亡》，中国法制出版社版第135-136页。
[16]见【日】内田贵著，胡宝海译：《契约的再生》，中国法制出版社20版。
作者| 夏玲
生产契约 篇5
关键词：清洁生产,契约治理,畜禽养殖,龙头企业,农户
引言
近年来, 我国农业的清洁生产问题日益突出。畜禽养殖业成为农业清洁生产问题的“重灾区”。首先, 在农业污染源中, 畜禽养殖业所排放的COD、总氮和总磷, 超过种植业和农业生活污染, 成为农业的第一大污染源。其次, 近年来发生的重大食品质量安全事件, 如三聚氰胺事件、瘦肉精事件、苏丹红事件等, 多集中在畜禽养殖行业。再次, 由于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分离, 大量富含营养的粪污流入水体、土壤和空气中, 破坏了生态资源的正常循环。
如何治理畜禽养殖的清洁生产问题?产业实践和学术研究给出了以下几种途径和探索。一是, “谁污染, 谁治理”的办法, 依赖畜禽养殖户 (场) 自身的力量来解决清洁生产问题;二是, 依赖政府部门的监督和处罚, 以行政力量从外部治理;三是, 市场机制治理的方法, 利用下游交易商 (龙头企业) 的市场化力量, 通过交易契约治理养殖户 (场) 的清洁生产问题。这三种治理方式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各自的不足。特别是市场机制治理的方法, 需要探讨市场机制下, 龙头企业通过契约治理养殖户清洁生产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条件。
1 江苏龙头企业对养殖户的清洁治理现状———选择性轻度治理
2014年7月课题组对江苏南京市、南通市和盐城市三地26家畜禽加工龙头企业进行了实地的走访调查。26家受访龙头企业平均从事畜禽产品经营9年, 职工平均人数572人, 年平均销售收入30865.97万元。受访对象主要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部门主管, 主要从事质检、采购、技术、销售、综合管理等工作, 共51人。其中, 男性占81.5%, 年龄在36~50岁区间的比例为67%, 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2.3%。共得到有效问卷49份。
1.1 龙头企业对养殖户清洁治理的意愿
龙头企业是否愿意对养殖户实施清洁治理?调查中, 课题组向企业部门主管描述了对养殖户清洁治理的主要内容, 及其给企业带来潜在的成本和收益。利用李克特5级量表让受访者对潜在的成本和收益评价打分 (见表1) , 以此来发现龙头企业对养殖户清洁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条件。
资料来源:根据问卷数据整理得出.
影响龙头企业治理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政府的清洁补贴力度和清洁产品的信息传递成本。访谈结果显示, 86.5%的管理人员认为, 对养殖户清洁治理最大的困难是成本上升, 如果政府能够补偿一部分清洁治理成本, 避免企业负担过重, 企业愿意对养殖户实施清洁治理的。另外, 83.7%的管理人员担心清洁产品不能被消费者认可, 不能实现足够高的清洁产品溢价, 难以弥补治理成本的上升。
交易费用的节约和违法成本的降低是影响企业治理意愿的次要因素。调查中, 企业管理人员表示, 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越来越受到政府重视, 相关处罚的确给企业造成很大压力, 传统的交易方式越来越难以控制采购质量。其中, 76.5%和70.3%的管理人员认为, 如果能很好地降低采购交易的费用和政府处罚, 企业愿意尝试对养殖户实施清洁生产。
可见, 如果能够降低企业的清洁治理成本, 同时提高清洁产品的信息透明度, 企业是愿意对养殖户实施清洁治理的。
1.2 龙头企业对养殖户的清洁治理能力
龙头企业是否有能力对养殖户实施充分的清洁治理?哪些因素制约了企业实施清洁治理?根据调查结果, 我们将龙头企业的清洁治理能力分为三大类:源头预防能力、过程控制能力和末端治理能力。
1.2.1 龙头企业对养殖户清洁生产的源头预防能力较差。
龙头企业的源头预防能力主要表现两个方面:对养殖户的评价筛选能力和对养殖投入的控制能力。
在评价和筛选方面, 受访企业的信息收集渠道比较落后和单一, 主要使用传统的“实地考察” (81.3%) 法获取养殖户的履约信息;43.1%的企业则根据“合作记录”来筛选养殖户。在信息管理方面, 60.4%的受访企业拥有专门的养殖户筛选和评价团队, 总体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在养殖投入控制方面, 60.6%的龙头企业对养殖户圈舍标准化有建设要求, 其中51.7%的企业对养殖户圈舍建设有粪污清洁设施的要求。受访龙头企业中, 统一向养殖户供应饲料、种苗和药物的比重分别为57.6%、60.2%和54.3%。
1.2.2 龙头企业对养殖户的过程控制能力较低。
龙头企业对养殖户的过程控制主要表现在, 是否配备监督器材以及监督频率和监督效果上。受访企业中, 53.7%的企业配备有养殖场氨气检测仪;62.8%的企业配备有饲料化学元素检测仪;86.5%的企业配备有微生物检测仪。在监督频率上, 59.7%的企业平均每月走访缔约户1次。43.6%的企业表示缔约户能够根据合同条款接受企业的监督和违约处罚。
1.2.3 龙头企业对养殖户的末端治理能力分布不均。
龙头企业的末端治理能力表现在成品质量检验、粪污集中清运和粪污资源化利用三个方面。受访龙头企业中, 90.5%的龙头企业配备有食品安全检测仪器, 68.4%的龙头企业会集中清运养殖粪污, 34.6%的龙头企业会对养殖粪污加工利用。在对粪污加工利用的企业中, 建设沼气池的企业比重为65.4%, 将粪污加工成有机肥料的比重为23%, 其他利用方式的比重为5.4%;可见, 在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三个方面, 龙头企业在末端治理和食品安全方面能力较强, 在过程控制和资源利用方面能力较弱。
综合龙头企业的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来看, 龙头企业对养殖户的清洁治理, 主要集中在食品质量安全的末端治理阶段, 属于清洁范围有选择性的轻度治理, 尚不能充分实现农业清洁生产所要求的深度治理和广度治理。
2 龙头企业选择性轻度治理的成因
通过对江苏龙头企业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的分析发现, 龙头企业对养殖户实施选择性轻度治理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缺乏契约治理意识和制度设计能力
龙头企业普遍缺乏对交易对象契约治理的意识, 意识不到清洁契约治理的潜在收益, 如交易费用的节约、清洁产品的溢价、规模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收益等。契约治理意识和契约设计能力的欠缺, 使得龙头企业普遍沿袭传统的、简单的市场交易模式, 清洁生产问题的现状因而难以改变。
2.2 清洁治理的收益不确定, 企业动力不足
消费者愿意高价购买清洁产品是龙头企业清洁治理的前提。由于我国目前清洁信息认证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普通消费者不能通过有效的信息标签判断产品质量, 并支付相应价格, 所以导致龙头企业实施清洁治理的动力不足。
2.3 清洁生产的责任界定不清, 企业缺乏清洁治理的压力
根据科斯定理, 权利或责任界定给谁, 依据的不应该是道德标准, 而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越低, 外部性问题越少。在畜禽养殖交易中, 如果将清洁责任界定给农户的监督费用高, 而界定给企业的监督费用低, 那么就应该将清洁责任部分地转移给企业。监督费用的降低可以减少外部性问题的发生, 即便养殖污染是农户直接造成的。
2.4 缺乏清洁治理的技术、资金和管理能力
对养殖户的契约治理要求龙头企业有较高的管理能力, 而我国的农业企业普遍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同时, 龙头企业也缺乏清洁治理的技术能力和资金实力, 龙头企业虽然相对于农户具有技术优势, 但相对于农业清洁生产的要求还相距甚远。
3 对策建议
3.1通过立法将契约养殖的清洁责任部分地界定给龙头企业
将清洁责任部分地界定给龙头企业, 可以让政府集中监管龙头企业, 进而推动龙头企业运用契约手段治理农户, 将改善目前政府直接监管农户的低效率状况。
3.2 培育第三方认证, 提高食品质量认证的公信力
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 破坏了现有认证的社会公信力, 也暴露了我国现行的半官方认证机构滥用政府公信力的缺陷。培育市场化的第三方认证机构, 重建消费者信心, 将为食品企业从事清洁生产注入动力。
3.3 增加政府清洁补贴, 降低龙头企业的治理成本, 弥补企业清洁治理能力的不足。
参考文献
[1]周力, 薛荦绮.基于纵向协作关系的农户清洁生产行为研究—以生猪养殖为例[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03) :29-36.
[2]闵继胜, 周力.组织化降低了规模养殖户的碳排放了吗—来自江苏三市229个规模养猪户的证据[J].农业经济问题, 2014 (09) :35-42.
生产契约 篇6
反生产行为 (CWB) 是员工所表现出的对组织或者组织利益相关者合法利益具有或者存在潜在危害的用意, 具体包括偷窃、消极怠工、旷工、散布谣言等行为 (张永军等, 2010) 。研究表明, 普遍存在于组织之中的CWB极具破坏力, 已经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由此, 重视工作场所中的反生产行为, 并对其发生机制和干预措施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一) 理论基础
心理契约破坏广泛存在于当今的组织中, 如果员工意识到企业未主动履行所承诺的义务, 那么会产生相应的认知评价与情感反应, 心理契约破坏便产生了。心理契约破坏一旦产生便会对员工的态度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而反生产行为与组织公民行为一样作为角色外行为的一种, 同样会受到心理契约破坏的影响。当员工感知到企业对其负责任的行为时将会产生回馈心理, 提升其工作行为表现;与此相反, 如果员工所感知到企业对其社会责任付出较少时, 则会打击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进一步使得其协助组织实现组织目标的动机降低, 甚至会出现员工反生产行为。鉴于此, 我们将从心理契约理论出发, 考察企业履行员工社会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二) 研究假设
1. 员工社会责任与反生产行为
心理契约产生于员工对于企业责任的感知, 其中, 员工所关注的企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中的员工社会责任高度吻合, 如“重视安全的工作环境”、“为员工提供了运用宝贵技能和才能的工作机会”、“维护员工权益”和“重视员工的工作安全感”。这意味着如果员工所感知到企业对其社会责任付出较少时, 会打击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甚至会出现旷工、怠工等消极行为, 反生产行为就产生了。而与此相反, 当企业履行的员工责任被员工个体所感知时, 其不仅会增加组织公民行为, 还会减少反生产行为。鉴于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企业所履行的员工社会责任负向影响员工的反生产行为。
2. 心理契约破坏的中介作用
企业履行的员工责任对于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可能是复杂的、多路径的。心理契约破坏是员工对组织未能完成其在心理契约中应承担责任的认知型评价, 因此, 企业履行的员工责任水平和质量, 会通过影响员工的评价进而作用于最终的态度和行为。
一方面, 员工对于企业履行的员工责任具有主观感知, 通过对比企业履行员工责任的实际水平与期望水平, 判断心理契约中的组织责任是否充分履行。随着当今社会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 员工对于企业责任的期望也有增加趋势。在这种背景之下, 企业由于员工责任履行不足而导致员工心理契约破坏的现象更加屡见不鲜。另一方面, 心理契约其实是员工与组织相互之间的一种社会交换或者互惠关系, 如果组织不能履行其在心理契约中的承诺或责任, 员工就会感知到“贡献”与“回报”的不平衡, 即心理契约破坏。而为了重新达到平衡状态, 员工会有意减少对组织的承诺或贡献, 从而出现减少组织公民行为、角色内行为、创新性行为, 甚至出现反生产行为等消极反应。鉴于此, 我们提出如下:
假设2:心理契约破坏在企业履行的员工社会责任与反生产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3. 员工信任的调节作用
在角色外行为研究领域, 员工信任常被应用于组织公民行为方面的研究, 而鲜有研究将员工信任引入到反生产行为的分析框架。其实, 员工信任作为员工认定组织或他人的行动将有利于或不伤害自身的信念, 在应对外部刺激时, 对于其自身的行动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而言, 当企业履行员工责任时, 员工信任会强化员工的回报行为, 进而减少员工的反生产行为。另一方面, 员工信任会影响员工对于心理契约破坏的归因。因此, 我们认为当员工心理契约破坏出现时, 如果员工具有高水平的信任, 认定组织或他人不太可能伤害自己的利益, 因此更倾向于将心理契约破坏视为一种短期的暂时性现象, 从而不进行或者降低反生产行为;而当员工信任水平降低时, 员工更可能将心理契约破坏看作一种长期现象, 从而更容易从事反生产行为等消极性行为。鉴于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员工信任正向调节员工社会责任和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
H4:员工信任负向调节心理契约破坏和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
三、变量测量及数据分析
(一) 样本收集及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共回收710份, 剔除掉填写不全、明显乱填等无效问卷之后, 有效问卷602份, 有效回收率为71.7%。本研究所用测量量表均来自成熟问卷, 其中, 员工责任、反生产行为、员工信任、心理契约破坏等变量的测量问项分别来自参考文献2-5。
(二) 信度、效度分析
1. 问卷信度检验
对数据分析发现, 员工责任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α系数为0.839;心理契约破坏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α系数为0.901;员工信任三个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52、0.868、0.807;员工反生产行为两个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73、0.724。综上, 根据学界要求信度一般要高于0.7的通行标准, 本研究各变量均具有良好的信度。
2. 验证性因子分析及效度检验
统计结果表明, 在一阶验证性因子模型中, 测量指标的因子负荷量介于0.722至0.890之间, 大于0.5而小于0.95, 而且在p<0.001的条件下都显著。平均方差提取量 (AVE) 在0.568至0.742, 均大于最低标准值0.50, 说明测量指标确实有效反映了潜变量。由此可见, 4个维度的收敛效度良好。进一步分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 拟合指数的标准是χ2/df值在2.0~5.0之间, RMSEA值小于0.08, NFI, NNFI, CFI和IFI的值均大于0.90, 本验证性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 均符合要求, 说明该模型的拟合程度较高。此外, 各变量AVE值的平方根都明显大于其相应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明各潜变量的区分效度较好。
四、假设检验及分析
首先在回归中放入控制变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 (M1) , 能够解释因变量方差变异的20.4%。其中由模型2可知, 自变量员工责任对反生产行为的独特贡献2.8% (P<0.05) , 且回归系数-0.073在P<0.01水平上显著, 说明员工责任对员工的反生产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所以假设H1得到验证。由模型3可以看出, 员工责任对心理契约破坏的显著的负向影响 (β=-0.028, P<0.05) , 说明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应显著, 而对比模型4和模型2可以看出, 在控制控制自变量对中介变量以及中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两条影响路径后, 自变量员工责任对结果变量的回归系数由原来的-0.073变为-0.050, 说明心理契约破坏在员工责任与反生产行为之间具有中介效应。为进一步检验这一效应的显著性, 通过将相应的统计量带入显著性计算公式, 计算的结果Z=3.194*** (P<0.01) , 说明心理契约破坏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所以假设H2得到验证。
在方程中添加调节变量员工信任后, 方程的解释程度显著提升 (ΔR2=0.159, P<0.001) , 同时对比模型5与模型6,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0.191, 且在P<0.05水平显著, 方程的解释程度由原来的0.391提升到0.425, 说明员工信任对员工责任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与此相似, 对比模型7和模型8可以发现, 员工信任负向调节心理契约破坏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 所以假设H3和H4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 讨论与结论
本文借助心理契约理论, 研究企业的员工责任对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影响的范畴。具体来看, 本研究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作为独立于组织公民行为之外的关键变量, 员工的反生产行为与企业履行员工责任显著负相关。该结论表明, 在中国情境下, 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不但能提高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而且有助于降低员工的反生产行为。
第二, 心理契约破坏在员工责任与反生产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即员工责任通过员工心理契约破坏的传递作用影响反生产行为。
第三, 员工信任对员工责任与反生产行为、心理契约破坏与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第四, 企业中收入水平越高的员工, 越容易发生反生产行为。
(二) 管理启示
上述结论在企业的管理实践过程中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 企业管理者要重视员工的反生产行为, 并对其有正确的认识。反生产行为具有明显的正负效应, 对于消极效应, 企业可以通过积极践行员工责任降低反生产行为的消极影响, 具体内容包括在管理中通过改善工作设计、组织公平、领导行为以及向员工提供支持与帮助等。
其次, 企业管理者要重视员工心理契约的维系, 降低心理契约破坏的发生。一方面, 企业应对员工进行正确或合适水平的目标引导, 另一方面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等以及企业制度、薪酬考核等进行客观、全面的宣传和教育, 并以公平、公正的积极姿态践行相关义务, 提高员工对企业的信任, 降低员工心理契约破坏水平。
最后, 加强对高收入员工的管理。高收入水平的员工一般在企业中处在中高层, 他们已经解决了生理需要, 追求更高的层次的目标, 因此在管理中应对其加强工作的过程监控, 根据工作特征模型设计可以提高员工感知工作重要性和意义的工作, 允许员工参与决策制定过程并积极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并在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关心员工, 向员工解释各种信息以提高员工的分配公平感、程序公平感和互动公平感, 从而来减少反生产行为。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未将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与反生产行为作为两个独立的结构维度来同时研究,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行作用路径的对比分析, 以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作用更加清晰, 另外也未考虑企业的性质、员工的职位特征等情境变量,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进一步丰富。
摘要：文章基于心理契约理论视角分析了员工社会责任与员工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通过602个有效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所履行的员工社会责任负向影响员工的反生产行为;心理契约破坏在企业履行的员工社会责任与反生产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员工信任正向调节员工社会责任和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 负向调节心理契约破坏和反生产行为之间的关系。最后, 基于实证结论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员工管理方面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员工社会责任,反生产行为,心理契约破坏,员工信任
参考文献
[1]张永军, 廖建桥, 赵君.国外组织公民行为与反生产行为关系研究述评[J].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0, 32.
[2]王文彬, 刘凤军, 李辉.互惠理论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 2012, 34.
[3]Yang JX, Diefendorff JM.The Relations of DailyCounterproductive Workplace Behavior with Emo-tions, Situational Antecedents, and Personality Modera-tors:A Diary Study in Hong Kong[J].Personnel Psy-chology, 2009, 62 (2) :259-295
[4]彭正龙, 赵红丹, 梁东.中国情境下领导——部属交换与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 2011, 25.
生产契约 篇7
关键词：关系治理,路径依赖,转变困境,功能凝聚,法律凝聚
在我国, 无论是长期历史积淀, 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转轨期, 关系始终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 引导和调节着人们行为取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关系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关系是否会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而消失, 在公司治理中关系的作用如何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拟以制度经济学为研究视角, 来认识关系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 以及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的变迁路径。
一、关系治理的理论框架
1、交易、关系及关系治理
关系是在交易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 它是由交易而引起, 由契约而连接。契约是界定交易过程中人们权利义务的一项制度安排, 具体包括交易前的契约谈判、承诺、签约后的执行和监督、违约或中止的惩罚等。
威廉姆森 (1996) 以交易持续时间、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为维度, 将不同交易类型和三种契约治理机制相互联系:分别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对于交易持续时间较短、资产专用性较低、交易各方依赖程度很弱或不存在时, 古典契约得以实施。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的产生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 投资专用性较高、交易的持续时间较长时, 价格已无法提供所需要的所有调节, 此时, 契约的治理机制更多依赖于双边治理和统一科层治理。
在承认契约不完全的前提下, 新古典契约认为当事人可以就重要条款进行谈判, 如果契约各方在契约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 通过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和调节, 保证契约公正执行。关系契约的履行, 相对于新古典契约更复杂, 更接近我们现实中所面对着持续时间更长、不确定性更高和投资专用性更高的交易类型。这一类交易往往是难以被第三方所证实, 因此, 其最大特点是“自我履行 (selfenforcing) ”, 即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参与者自行协调来完成的, 没有经过制度、仲裁者等第三方的干预。关系契约广泛存在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 它往往以非正式规则形式出现, 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与可由第三方执行的正式合约, 如企业激励补偿制度、债务合约等相比, 关系契约内容仅仅为契约各方所熟悉和掌握, 同时契约内容在交易执行前是无法预知的。在关系契约执行过程中, 允许各方能够根据自身特点, 吸收新的信息, 来调节双方关系。显然, 关系契约的这一特点, 决定了关系契约的履行, 无法依赖于第三方的介入, 这无疑也增加了关系契约执行的不确定性。为此, 人们探索了一套有关保证关系契约得以执行的治理机制, 即关系治理机制。
2、关系治理机制的运作分析
关系治理是以双方合意为基础, 自我实施是关系契约能够长期维系的重要特点。在不同社会形态, 关系契约得以维系的机制不同。关系契约和一定社会规范和社会规则相联系, 契约各方往往受到来自社会规范和社会规则的制约。
关系契约是以人们长期交往而积累的社会资本为基础, 使人们在惩罚犯规者的利益趋于一致性, 并在有限范围内形成了均一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因此, 不难理解, 在一些社会尽管存在模糊的产权, 人们仍旧会通过相互合作将外部性内在化。
关系契约的维系同样需要第三方的影响, 关系契约的第三方, 得到关系网络成员的普遍认同, 第三方则以自身的声誉和所控制资源为担保, 确保关系网络中共同价值的存在。在关系网络中, 即使一方发现投资的净现值为负, 但也会履行契约, 因为退出契约可能意味着第三方将施加更大的成本。关系网络中第三方强制实施是以长期关系为基础, 共同享有关系租金是维系关系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
3、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的关系
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维系的关系契约显然受到来自以市场秩序为基础的规则契约的影响。随着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 其会逐渐削弱整个关系网络的利益一致性, 并减弱人们被逐出关系网络而可能导致的威胁。在人类发展历史中, 规则治理是随着产权保护规范化和明晰化而逐渐形成, 自发秩序、第三方私人秩序让位于有着更大规模效应的正式司法秩序。规则治理拓宽了人们交易范围, 弱化了关系对人们的约束。然而, 规则治理不可能完全取代关系治理, 二者即存在一定替代性, 同时也存在一定互补性。
规则治理的形成是以人们对产权保护等价值观念普遍接受为前提, 关系契约中人们的互信、自我实施合约有助于第三方正式机制的作用。在复杂、风险更大的交易中, 灵活、双边、持续的关系治理和明确的契约条款相结合, 使交易履行更加顺畅。
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二者侧重点不同, 规则治理侧重于产权明晰、控制权的配置;关系治理侧重于一定社会规则和规范。但二者也存在一定矛盾冲突。首先, 关系契约的实施往往是以双边合意为基础, 一方面可以促成双边合作, 但另一方面形成了双边垄断, 即任何一方都无法轻易退出联盟, 否则会导致双边利益的损害。从而, 限制更有效率交易者的介入或替代。其次, 在关系契约中, 双边产权关系往往是模糊不清, 长期合作固然使双方通过协商分享关系租金, 但模糊产权结构显然限制了任何一方面的退出, 影响了产权的转让和资源的重新配置。最后, 相对于规则治理, 关系契约而形成的双边垄断者, 往往为了维持这一关系, 常常限制相关信息的发布, 从而阻碍了第三方司法秩序的介入, 影响了经济交易向以规则为基础交易秩序的转化。不透明、模糊性是关系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
以关系为基础调节人们的行为取向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历经时光变迁, 关系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着根本变化, 然而作为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 关系却始终是我们挥之不去的事实。
1、转轨经济时代关系网络的特点
(1) 非正式契约的色彩较浓厚。在转轨期, 关系网络的构建是围绕原有体制松动可能带来的利益“渗出”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网络。通过亲属、朋友、同乡等构成的关系渠道和原有体制相联系, 利用体制内和体制外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 获得收益回报。在改革开发的最初阶段, 生产资料供应的价格双轨制使一部分掌握“批条权”的人获得了先富起来的机会, 非正式关系网络与原有关系网络相比, 缺少第三方的强制实施机制, 更多依赖于双边治理, 与公开市场的本质不同在于, 非正式关系网络中交易对象常常是公共权力和金钱的交换, 因而具有一定隐蔽性、非法性, 而不能够长久维持。
(2) 行政权力参与网络的构建。上世纪90年代末, 随着我国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旧的双轨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层次、更复杂的关系网络, 其主导动因和我国的经济改革路径有着密切关系。80年代以后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化改革大大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分权化将地方公共支出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挂钩, 增加财政收入, 扩大税收来源是地方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另外,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硬化了地方财政, 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准经济主体”, 一方面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形成了围绕地方行政机构多元的利益格局, 地方政府享有较大的资源投放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在诸如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获得上市资格、取得土地资源等等方面, 地方政府有着实质上的权力。因而, 与政府搞好关系, 通过利益交换机制建立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关系, 则成为许多企业家的行为取向。关系决定了一个企业获得市场机会的条件, 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机遇, 而政府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关系决定了其自身权力的可持续性, 由此类推, 关系的价值正是在这种非正式契约中得到不断加强。
2、转轨时期关系治理的作用和路径闭锁
在我国的改革路径中, 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本身就是政府部门的一个重要决策参数, 政府部门的放权或收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就业水平、财政负担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受政府委托管理企业的经理人深知政府部门的决策偏好, 追求经济增长, 将企业做大做强, 使大量经理人不可避免成为风险爱好者, 具有追求高风险项目的机会主义倾向。政府部门为了维护局部经济利益, 无疑会向企业追加资源和各种优惠政策。在关系治理模式中, 一个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可能得到长期维持。
关系作为一项社会经济生活的治理原则, 在经济生活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 关系对于扩大交易规模、深化市场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关系的存在排斥了更有效率交易者进入关系网络中, 迫使经济主体将更多资源投资于关系网络, 大大损害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性活动。关系治理开始时是以非正式隐性规则存在于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政府官员之间, 但当该非正式规则通过和正式规则相联系, 关系治理便有了堂而皇之存在的理由, 依据关系进行交易原则, 逐渐扩大到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之间, 没有进入关系网络的集团, 即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 也不可能分享关系网络由此而带来的联合租金。处于关系网络的集团会固化享有的租金, 维持既有关系的长久性。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为关系所主导, 市场经济由此而导入依托权力控制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
诚如以上分析, 在转轨型期关系治理实质上是资源和权力相结合的结果。构建庞大关系网络, 从而享有关系网络所提供的巨大租金, 是关系治理能够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三、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的模式转变
1、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模式转变困境
建立在一定信任、合作基础上的关系治理, 无疑会有助于更复杂、持续时间更长的契约的执行, 良好的关系治理不仅不会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秩序, 反而能够补充规则治理的不足。然而, 当经济交易为关系治理所主导和垄断, 规则治理原则在关系契约中被任意践踏, 表现为交易关系双方对第三方产权的侵害时, 关系治理不仅仅无助于规则治理的形成, 而且由于关系合约各方对租金的固化, 而使整个社会导入关系治理的路径而无法自拔。
历史上各个国家都经历过关系治理的阶段, 规则治理的形成, 在许多国家是一个自发演化的过程, 各种力量的讨价还价, 逐步普遍接受了有关产权保护等治理规则, 从而使社会发展路径导向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治理环境中。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仅十来年, 在这一过程中, 既存在计划体制下原有关系的调整, 也出现了在新的体制下形成的关系网络。在巨大关系租金诱惑下, 关系治理规则以利益为导向, 产权保护规则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和尊重。缺乏交易各方的讨价还价, 而使以市场为基础的规则作为外部强加秩序, 在实际运行时往往不尽人意。
2、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转变的路径选择
相互制衡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完备的制度体系。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实质是社会经济结构、利益分配结构调整的过程, 是社会对有效率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相互作用的过程。在20世纪初, 俄罗斯的改革家认为只要通过产权改革和经济自由化, 就会自动产生强烈的制度需求, 如对于产权保护制度的需求、对第三方司法程序的要求等等, 然而“大爆炸式”的产权改革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经济增长, 相反是持续近十年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的例证说明产权改革并不必然带来对制度需求, 相反一些大富豪反对提高公司透明度等保护股东权益的举措, 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结果, 是由于产权保护降低了这些企业内部控制人通过关联交易掠夺公司资源的可能性。因此, 在20世纪90年代, 俄罗斯无论是寡头公司、传统国企都没有积极性支持保障私有产权的制度实施。1998年经济危机以后俄罗斯内部开始产生对有效率制度的需求, 许多企业家愿意通过支付税金等方式换取产权的公共保护, 一些企业开始通过法律解决商业争端。波里什丘克 (2003) 认为快速的私有化, 使原有体制的租金迅速耗散, 大量企业相互争夺资源和寻租机会, 当“社会已没有剩余可供窃取”, 利益各方寻求相互协调, 愿意共同建立可接受的行为规则。
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均衡, 能够促使社会各种力量通过讨价还价方式, 来寻求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只有达到一种均衡, 相关方剥夺另一方权益的活动才可能受到抑制, 对他人产权的尊重才可能得到普遍接受。
3、法律凝聚到功能凝聚的路径选择
拉波特、劳佩兹-斯兰尼斯、施雷佛和维史尼 (1998) 研究表明, 以规则治理为主导国家法律规则往往从普通法系演变而来, 而关系治理主导的国家, 法律规则往往从大陆法系演变而来。在普通法系中, 法官有相对独立性, 能够按照信托和公平原则对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的公允性进行识别, 从而限制了公司内部人的侵吞行为;而在大陆法系, 法官严格按照成文法规定进行判决, 如果关联交易有表面合理的商业目的, 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在大陆法系法官更多受到来自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普通法系下法官的独立性和一个国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如英国“光荣革命”以后, 议会就不再受国王的支配;而美国在建国之前, 相对独立的民主自治, 都为以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在制度演变过程中, 人们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 一种是法律凝聚 (Legal Convergence) , 一种是功能凝聚 (function Convergence) 。法律凝聚是指整个社会规则和执法机制向成功范式发生转变, 这意味着整个国家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的彻底变革;而功能凝聚则是以市场为基础, 通过分散的、零巧碎达式的变革, 来促进制度的演变。显然法律凝聚会导致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巨大的压力, 而使改革彻底夭折;功能凝聚能够通过局部的变革, 而带来整体的变化。如施雷佛和维史尼 (1998) 所言, 法律规范的制定并不一定按照最理想的模式进行构建, 而是应考虑其在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可实施性;其次, 当法院不能保证私人合约执行的有效性时, 政府对金融实行严格的监管, 仍可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我国的资本市场无疑为功能凝聚的变革, 提供了实验场地, 为关系治理向规则治理提供了路径选择。然而, 如果资本市场仍旧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所“编织”巨大关系网的一部分, 特殊利益没有被公共利益所代替, 那么这一路径选择未必会实现我们的目标。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关系治理理论内涵的分析, 显示建立在良好声誉基础上的关系治理能够促进规则治理的有效执行, 而当经济交易中关系治理成为主导和垄断力量时, 关系治理规则会破坏以市场为基础的规则治理, 表现为对交易一方或第三方产权的侵害, 其结果使市场经济导向“坏”的市场经济轨道上。在关系治理向规则治理转变过程中, 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和社会资源均衡配置往往会推动规则治理的形成, 允许经济交易各方进行充分协商和谈判, 使规则治理成为普遍共识, 无疑会增强规则治理的执行效率。最后, 功能凝聚式的改革, 对于减少改革成本提供了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安岗:关系交易、交易结构与经济绩效[D].东北财经大学.
[2]聂辉华:新制度经济学中不完全契约理论的分歧与融合[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5 (1) .
[3]Baker、Gibbons和Murphy: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 (1) .
[4]张其仔:社会资本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5]青木昌彦著, 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6]朱恒鹏:分权化改革、财政激励和公有制企业改制[J].世界经济, 2004 (12) .
[7]江曙霞、罗杰、黄君慈:产权软约束、官商合谋与寻租性腐败——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腐败机理分析[D].厦门大学.
生产契约 篇8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化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供应链管理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 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 从采购原材料开始, 制成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 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 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供应链往往是由多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各独立的经济实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往往会导致所谓的“双重边际化效应”或“多重边际化效应”, 从而无法实现供应链整体的最优运作, 使得供应链系统的收益严重下降。因此如何实现供应链的协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供应链协调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如何通过设计合理的供应链契约来实现供应链的协调运作。所谓供应链契约是指通过提供合适的信息和激励措施, 以保证买卖双方协调、优化销售渠道绩效或效益的有关条款。针对如何设计契约以协调供应链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已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研究表明, 对于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所组成的两级供应链, 很多类型的供应链契约可以达到协调供应链的目的。常见的协调契约包括回购契约、数量折扣契约、数量预柔性契约、收益共享契约和期权契约等, 还有一些契约可以看成是这些契约中某类契约的变形, 或是由几种契约组合而成。关于这一方面的成果Cachon等在文献中进行了很好的综述。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 供应链往往由多于两个的独立实体组成, 因此研究三级供应链的协调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也具有广泛地应用价值。国内外已有学者对三级供应链的协调进行了研究,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Munson&Rosenblatt研究了需求确定时数量折扣契约对三级供应链的协调作用;在随机需求下, 侯雅莉等等研究了利用价格补贴契约来协调三级供应链的问题;Ding设计了退货契约来协调三级供应链;程海芳等在需求随机且价格敏感情形下设计了收入共享契约来协调三级供应链;Giannoccaro也设计了收入共享契约来协调三级供应链, 但没有考虑剩余商品的处理。候琳琳, 邱琬华设计了一个联合应用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的三级供应链协调机制, 但没有考虑缺货来的信誉损失。本文将在候琳琳, 邱琬华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缺货来的信誉损失, 设计了联合应用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的三级供应链协调机制, 给出实现三级供应链协调的必要条件, 并且证明通过参数的调整可以实现系统收益在参与各方之间的不同分配。对这些结论通过数值实验进行了验证。
二、问题描述
考虑由一个制造商 (Manufacturer) 、一个分销商 (Distributor) 和一个零售商 (Retailer) 组成的三级供应链, 假设三个参与方都是风险中性的。零售商面临的市场需求为X, 其概率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分别为f (x) 和F (x) , F (x) 严格递增、可微、且满足F (0) =0。记μ=E (X) 。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单位边际成本分别为cm, cd和cr;分销商和制造商提供的批发价分别为wdr和wmd, 且满足wdr>wmd+cd和wmd>cm;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单位缺货信誉损失分别为gm, gd和gr;产品销售单价为P, 由市场竞争形成;产品单位残值为ν。记c=cr+cd+cm, g=gr+gd+gm。三级供应链的交易有两个交易过程, 一是零售商根据市场需求从分销商处订购产品;一是分销商再根据零售商的订货情况向制造商订货, 具体交易条件由双方协商, 假设没有哪一方具有绝对的优势。假设参与交易的产品是易逝品, 生命周期短, 在销售季节前订货, 只有一次订购机会, 销售季节结束时处理剩余产品。当零售商订购数量为q时, 其期望销量为, 售季末产品的期望剩余为:, 未满足需求的期望值为:L (q) =μ-S (q) 。
三、基本模型
1. 集中控制情形
供应链协调的目的是使供应链参与各方的收益与供应链整体的收益同时达到最优。为了便于比较, 下面先分析集中控制情形下供应链的收益情况。
命题1:在集中控制下, 供应链的最优订货量q*, 满足 。证明:在集中控制下, 供应链的期望收益为:
由式 (1) 可知供应链收益是由市场需求情况和零售商的订货量决定的。由
知收益函数Π (q) 是关于订货量q的凹函数, 故供应链最优订货量q*满足一阶条件:, 即, 命题1得证。
因此, 供应链的最大期望收益为。 。
2. 分散式无契约协调请形
在分散式无契约协调的情形下, 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分销商与零售商之间仅通过批发价契约进行交易, 分销商以批发价格wdr向零售商供货, 制造商以批发价格wmd向分销商供货。供应链上的各个参与方仅考虑自身的收益, 而忽视整个供应链的收益。此时零售商、分销商和制造商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命题2:在分散式无契约协调状态下, 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qrD满足:
证明:, ,
由于零售商的收益函数是关于订货量q的凹函数, 其最佳订货量qDr满足一阶条件: ,
即 , 命题2得证。
由命题1和2的结论很容易看出q*>qrD, 分散式无契约协调下的系统收益比较低, 因此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激励零售商提高定货量到系统最佳订货量q*。
四、基于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的联合协调模型
1. 联合契约协调机制
分销商向零售商提供回购契约T (wdr, bdr) , 分销商以单价wdr向零售商提供产品, 并在销售季节结束时以价格bdr (ν
命题3:在此联合契约下, 要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的参数必须满足以下关系:
其中:
证明:在此联合契约下, 零售商期望收益为:
, 若p-ν+gr-bdr>0, 则收益函p-ν+gr-bdr>0数Πr (q) 是关于q的凹函数, 故其最佳订货量qr*满足一阶条件:
可得
分销商的期望收益为:
同理, 使其收益最大的最佳订货量qd*满足等式:
制造商的期望收益为:
同理, 使其收益最大的最佳订货量qm*满足等式
若协调供应链使各方收益与供应链整体收益同时达到最优, 必须满足qr*=qd*=qm*=q*, 因此F (qd*) =F (qd*) =F (qm*) =F (q*) , 即满足:
令
由, 可得wdr=p-cr+gr-λ (p-ν+gr+bdr) 由, 可得 , 此时
以上分析说明制造商正好以成本价供货时, 分销商才有积极性按照联合契约机制向零售商提供回购契约, 诱使零售商订购最佳的渠道产品数量q*, 并且各方收益与供应链整体收益同时达到最优。
2. 收益分配
在以上联合契约协调机制下, 契约参数的关系满足式 (2) 和式 (3) , 零售商订货量为q*, 供应链整体收益为Π (q*) , 则由式 (2) wdr=p-cr+gr-λ (p-ν+gr-bdr) 可得零售商的期望收益为:
可看出, 在外部参数给定的情况下, 零售商的收益可由参数
bdr惟一确定, 又由为常数, 可知零售商的收益函数是关于参数bdr (ν
其供应链整体收益中所占比例为:。设分销商的收益在Πmd (q*) 中所占比例为:
则分销商和制造商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
即分销商收益在供应链整体收益中所占比例为β (1-α) , 制造商收益在供应链整体收益中所占比例为 (1-β) (1-α) 。
由以上可看出制造商和分销商可通过调整利润共享参数φ, 自由分配除零售商收益之外的供应链收益。综上所述, 在联合契约协调机制下, 可以通过调整相应契约参数实现供应链收益在零售商、分销商和制造商间的不同分配, 三方收益占供应链整体收益的比例分别为α, β (1-α) 和 (1-β) (1-α) 。
五、数值算例
假设某易逝品供应链由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构成, 其边际成本分别为cm=40, cb=10, cr=10;单们缺货信誉损失分别为gm=5, gd=5, gr=10;市场需求在区间[400, 600]内服从均匀分布, 产品的市场价格为p=200, 销售季节结束时剩余产品的残值为ν=20, 则可求得λ=0.5。因此, 由命题1可得出供应链的最佳订货量为q*=560, 由式 (1) 可得系统最大收益为Π (q*) = (p-ν+g) s (q*) + (ν-c) q*-gμ=66800。根据式 (2) 、 (3) , 在不同的协调契约参数下, 供应链三方的利润分配如上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 通过调整契约参数, 可以实现供应链收益在参与各方之间的不同分配;零售商的利润随着回购价格bdr的增加而减少, 制造商的利润随着收益共享参数φ的增加而减少。在现实经济活动中, 供应链参与各方分配到多少利润取决于参与各方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及其讨价还价的能力。
六、结束语
本文在候琳琳, 邱琬华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了由缺货带来的信誉损失, 考察了联合应用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实现三级供应链协调的条件, 并且证明了通过调整契约参数可以实现供应链利润在参与各方之间的不同分配, 对所得的结论还通过数值实例进行了验证。三级供应链的交易有两个交易过程, 已有的关于两级供应链协调的研究表明, 回购契约、收益共享契约, 数量折扣契约, 数量预柔性契约等都可以实现两级供应链的协调, 那么除了回购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之外, 其他的契约组合是否也能实现三级供应链的协调, 在这一方面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士华 林 勇:供应链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37
[2]Joseph J. Spengler, Vertical Integration and Antitrust Policy[J].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8, No. 4 (Aug., 1950) , pp. 347～352
[3]Cho R, Gerchak Y. Efficiency of Independent Down stream Firm Could Counteract Coordination Difficulties[R].University of Waterloo Working Paper, 2001
[4]Chen F, Federgruen A , Zheng Y.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for De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Systems With One Supplier and Multiple Retailers[J].Management Science, 2001, 47 (5) :693～708
[5]王迎军:供应链管理实用建模方法及数据挖掘[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107～120
[6]Cachon G P.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with Contracts[M]. Amsterdam, Holland :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2004. 227～339
[7]Munson C L , Rosenblatt M J. Coordinating a Three2level Supply Chain With Quantity Discounts[J].IIE Transactions, 2001, 33 (4) :371～384
[8]侯雅莉 周德群:价格补贴契约对三级供应链的协调[J]系统工程, 2006 , 24 (4) :25～30
[9]Ding D, Chen J. Coordinating a Three-Level Supply Chain With Flexible Return Policies [EB/OL].http:∥www. Sciencedirect.com, 2006
[10]程海芳 张子刚:基于集成供应的RS 契约协调模型研究[J].管理学报, 2006, 3 (3) :273～276
[11]Ilaria Giannoccaro, Pierpaolo Pontrandolfo. 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By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02, 89 (2) :131～139
生产契约 篇9
企业的成败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但“企业”如果离开了“人”, 就变成了“止业”。这一见解体现了人才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独立学院作为自负盈亏的高等院校, 其发展前景与其教师队伍的能力水平、教师的工作投入程度呈密切相关关系。独立学院的发展依赖其管理人员、自有教师、外聘教师的贡献。独立学院可以根据其管理人员、自有教师的表现给予奖励或惩罚, 因为它具有成文的管理规定和奖惩主权。但由于人事隶属原因, 独立学院对外聘教师管理权受限制。而从数量上讲, 外聘教师在全体教师总数中占据很大比重。因此, 如何管理好外聘教师, 使其对学院的发展贡献呈最大化, 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以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为例, 访谈了部分外聘教师和教学管理部门, 以期从双方角度了解当前外聘教师管理的现状, 进而提供有效的外聘教师管理建议。
一、独立学院师资结构现状
社会各界已经认识到人才是发展的根本, 比如国内许多知名院校在师资招聘计划上赫然写着本、硕、博学位均在“985”、“211”取得;具有高级职称人才优先录用;高福利待遇聘用长江学者;热烈欢迎海外学子加盟等。
独立学院要追求长久、稳定的发展态势, 必须把握住人才命脉。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 独立学院是从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规范后的公有民办二级学院, 建立仅十余年的时间。由于建校时间短, 独立学院的自有师资力量不能满足教育教学需要。为保障教学运行, 独立学院聘请周边高校的优秀教师来校任教成为必然选择。所以, 独立学院就形成了其独特的师资结构:自有教师和外聘教师。自有教师是指人事关系隶属独立学院的教师群体;外聘教师是指, 独立学院从其它高校、科研等外单位, 按一定规范的程序和方式, 引入某领域的优秀人才担任本校兼职教师职务, 承担一定教学任务、履行教师职责的教师群体。独立学院和外聘教师之间无人事隶属关系。
二、独立学院外聘教师管理现状
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 教师在选择兼职单位的时候主要考虑以下因素:薪水, 即课时费;工作环境, 如授课设备、融洽的同事关系、讲课科目、学生水平;交通便利与否, 路程远近;管理是否人性化。独立学院的优势在于, 按职称标准确定工资标准, 薪水透明化;拥有固定的上课时间;兼职持续的周期长, 最短一个学期;授课对象为大学生, 层次高, 知识水平较整齐, 教师有较小的挫败感;正规的管理规定, 如聘用协议与签到规定, 给教师带来安全感。因此, 独立学院能够较好的吸引优秀师资, 但是也存在以下困难。
1. 具有高级职称的优秀外聘教师聘用困难。
修改教学计划和专业设置带来的新课程教师聘用困难。独立学院为了保持持久竞争力, 不断根据市场调研情况修改其已有专业的教学计划, 而且适时申请新专业。由此带来的巨大课程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选聘新课程或新专业教师的难度。已有教师的知识背景不能担任新课程, 此时引进自有教师不能及时满足需求, 故选用外聘教师解燃眉之急势在必行。通过对教学管理部门的访谈, 笔者了解到各教学单位在选聘此类教师时遇到的困难最大。
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导致了外聘教师的人才流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作如下修改:第八条修改为:“个人所得税, 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 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个人所得超过国务院规定数额的, 在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没有扣缴义务人的, 以及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纳税申报。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本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因此, 独立学院外聘教师都需要根据此规定纳税。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 具有高级职称的外聘老师通常需要补税几千元。因此数十名高级职称的外聘教师辞去工作, 造成了高职称教师的人才流失。
2. 外聘教师管理中的困难。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独立学院与外聘教师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二者关注点有所不同, 独立学院的关注点在于教学质量与顺畅的教学运行, 而外聘教师的关注点多为获得满意的报酬。“由于我们的目标并不一致, 所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从组织形态上看, 高校组织相对松散, 尤其是独立学院的管理制度对外聘教师约束力度不高。由于二者相互脱离的人事隶属关系, 外聘教师除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以外, 与独立学院没有交叉点。部分外聘教师只是利用有限的闲暇时间来执教, 他们关注的更多是课时费发放标准、发放时间等报酬问题, 而非把注意力关注在思考如何改进教学质量上面, 同时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缺乏必要的认识与遵守。偶尔发生的随意停调课、未向管理部门汇报而私自调换教室等情况, 给正常教学秩序带来了干扰。
三、规范外聘教师管理的方法——经济契约与心理契约双管齐下
如何更好的规范外聘教师的管理, 是全国独立学院共同面对的问题。为了让外聘教师更好地认识独立学院的教学管理制度, 增强责任心与使命感, 笔者认同采用经济契约与心理契约的管理沟通方式。
所谓经济契约, 笔者认为是签订具有法律效益的聘任协议。在协议中规定学院和外聘教师双方的职责、义务, 外聘教师的工作报酬及需要遵守的相关管理制度。外聘教师认可了学校的管理制度及工作报酬后, 有权选择签约与否。同时签约以后, 外聘教师就要服从管理, 保质保量地完成其允诺的工作。采用经济契约的方式签订聘用协议较易控制。由于独立学院外聘教师流动性较大, 故可采用一学期一聘的形式签订聘用协议。协议中规定教师的工作内容、职责, 以及学校提供的待遇, 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认识到, 管理模式需刚柔并济, 除了硬性的管理制度还需要软性的心理上的依属感, 即心理契约。美国著名的管理心理学家施恩教授在其《组织心理学》中将心理契约定义为“在组织中, 每个成员和不同的管理者, 以及其他人之间, 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没有明文规定的一整套期望。”但心理契约的达成需要独立学院与外聘教师双方的努力。在施恩看来, 组织与个体员工之间的相互期望, 远多于在经济与物质上的需求。它们构成了人们心理契约与认同的基本内容。心理契约存在于雇佣关系当中、具有内隐性、不受法律保护, 但有激励效果。它包括七个方面的期望 (良好的工作环境, 任务与职业取向的吻合, 安全与归属感, 报酬, 价值认同, 培训与发展的机会, 晋升) , 其中外聘教师的期望是良好的工作环境与报酬。而独立学院的期望是教师能完成教学任务, 授课表现令学生满意, 持续提高教学质量。当明确了独立学院与外聘教师之间对对方的期望, 就可以采用一定的教学管理办法将其付诸实践, 达成心理契约, 实现有效的外聘教师管理。
四、教学管理操作层面上对“满足期望”的具体落实
各校具体校情不同, 在宏观领导和基层管理的操作层面上各有千秋。如何才能吸引优秀教师来学校任教, 是教学管理部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天津市而言, 独立学院共有九所, 各院校都需要外聘教师。高级职称的教师有很大的选择权, 或者说他们很“抢手”。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 外聘教师选择兼职单位会考虑很多因素, 比如交通距离、授课报酬、人性化管理等。下文以案例形式介绍我校的管理办法, 即通过“满足期望”、有效沟通明确任务的方式达成契约, 实现有效的外聘教师管理, 最后保证教学的有序运转。根据最近2年的教师聘任计划得知, 我校外聘教师数量约占在全体教师2/3, 权重很大。如何才能吸引高质量的外聘教师, 使其为我所用?我校采用以下“经济契约”加“心理契约”管理办法“满足期望”, 吸引了大量优秀教师。
1. 依据“经济契约”采用的管理办法。
签订聘用合同。外聘教师与学校签订由人力资源部印制的聘任合同, 在合同中根据其职称明确呈现了教师的课时费标准, 使其课时费有法律保障而得以安心教学。根据职称的不同设定不同的课时费发放标准, 与其他高校相比发放标准较高, 并且于2014年大幅度提高外聘教师课时费发放标准。
教学管理部门为外聘教师量身定制一系列管理办法。在教师聘用阶段, 与外聘教师沟通共同确定所授课程;以外聘教师为主体满足其对上课时间的要求, 并尽量满足对多媒体设备的要求;聘用计划确定以后, 教学管理部门为外聘教师单独建立信息沟通平台, 以确保合约期间的各项通知及时、畅通;及时下发课程需要的教材, 供教师提前备课。部分教学单位为外聘教师单独制定了一份《外聘教师工作细则》, 其中包括了外聘教师的工作内容与具体职责, 各种与教学相关的表格, 所授课程的性质及学生的考核方式、提交成绩的办法、调课管理规定等, 外聘教师遇到任何问题均可在此细则中找到解决办法。
制定续聘标准, 实行淘汰制。关于外聘教师的考评管理, 我校采取多方听课制度。根据天津市督导专家听课意见、学校督导专家听课意见、学生信息员意见等的意见汇总, 续聘态度认真、具有中高级职称、授课经验丰富的教师, 而辞退学生不满意、不遵守教学管理规定的教师。
2. 依据“心理契约”采用的管理办法。
尽量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如团委每天安排值日打扫教室, 倒垃圾, 以保证教室空气清新、干净整洁;为外聘教师提供教研室供课间休息, 配有沙发、饮水机、电视、空调、办公桌、厨柜等设备;我校有专门的班车接送教师往返于主校区和单位所在的大港区, 班车时间固定而且不失灵活, 沿途设定多个站点;提供早餐。我校为包括外聘教师在内的全体教师提供较高质量的早餐, 并且通过走高速等途径减少交通时间而保证足够的早餐时间。
基层教学管理部门灵活有效的管理。教学管理部门定期与外聘教师交流, 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出现紧急情况时教学管理部门反应迅速并给予解决, 比如上课过程中多媒体设备出现故障, 教学秘书会马上联系相关部门到教室调试设备;如遇视频材料不能播放, 教学秘书会联系教务处帮助安装播放器或者调换教室。教学单位作为基层的管理者和形象窗口, 直接与外聘教师就上课事宜联络, 其服务态度、办事风格、管理方法直接影响外聘教师对我校的印象。基层管理者为教师和学生服务、以教师和学生为本的服务态度, 受到了好评。
聘用少量的在读研究生授课, 给予他们实习锻炼的机会。通过访谈发现在校研究生虽然没有高职称和丰富的授课经验, 但是他们格外珍惜外聘教师的工作机会, 希望增加自己的实践经验、提高自己, 因此他们在授课过程中更加认真负责。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