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2024-06-14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精选九篇）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篇1

博弈论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 又被称为对策论, 它是对研究主体的行为进行预测以及对实际行动进行优化的一种标准分析工具。“不升即走”是国内外很多组织中常见的用工制度, 该制度指的是员工在工作中做的不够好, 没有被提升反而自动被解雇的过程[1]。在经济、文化、教育高速发展的社会, “不升即走”的用工制度更为广泛存在, 近年来, “不升即走”制度普遍的存在于国家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高校教师等职业绩效考核, 用工单位对招聘人员进行培训, 只有在试用期阶段达到了制度标准, 才能够转正。

关于“不升即走”制度, 郑彬 (2007) 介绍了“非升即走”用工制度涵义的基础上, 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综合分析该制度的组织利弊, 同时深入探析它对员工的影响[2]。李仕明、唐小我 (2004) 基于博弈论的相关理念构建了企业线性业绩模型和线性激励模型前提下的企业股东与经理激励—努力博弈分析模型, 并且对完全信息模式下股东与经理激励—努力动态博弈均衡进行了全方位解析, 对求解获得企业经理努力变量、企业股东激励变量和经理业绩分享系数量的取值、变化范围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范围广泛的分析, 力图为企业激励机制的设计与研究提供借鉴[3]。此外, 李玉光 (2005) 认为教育实习不仅是高师院校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应当体现出基础教育体系中“局中人”的利益均衡。教育实习过程中“局中人”利益错综复杂, 成为研究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横断面”模型。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 分析探讨了教育实习过程中的策略选择问题, 以促进“局中人”在教育实践中“对话”和“理解”, 进而获取“局中人”的最大利益[4]。当然, 顾天安 (2014) 提出高校“非升即走”制度的优化应以改善基础制度环境为原则, 以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为契机, 教学与科研双管齐下, 整合人才的选拔激励机制, 以推动“非升即走”制度的发展和完善[5]。而应飚 (2003) 则是通过引入博弈论的思想和模型, 分析了高校人力资源配置过程的若干方面问题, 建立了高校人力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几个博弈模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变迁的演进博弈模型、高校人才招聘策略的博弈模型、高校师资劳动力产权化过程的演进博弈模型、高校教师个体利益和组织利益博弈模型、高校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投资效益的博弈模型。应用所建模型, 分析了浙江大学以岗位任制为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建立的原理和存在的缺陷, 并提出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筛选机制的一些改进措施[6]。之后, 刘小霞 (2010) 运用合作博弈理论, 探讨我国高校教学过程中高校、教师和学生三者之间可能的合作关系, 提出了一些高校应该考虑的如何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政策, 以及设计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 对教师和学生进行激励为最优的建议[7]。从上述文献能够发现, 大多学者都是研究“不升即走”制度单方面的研究, 或是从博弈论的角度泛泛地进行探讨, 并未深入的将二者结合在一起, 可是在现实中高校和教师很难形成一种恰当均衡, 而文章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基础上较好地分析和权衡高校与教师的关系, 达到高校能够“物尽其用”、教师“人尽其才”的最佳均衡, 提出一套适合高校“不升即走”的思想框架。

在“不升即走”博弈过程中, 参与博弈双方的高等学校与教师构成了一种博弈。在完全信息的条件下, 文章提出解决这一制度的关键是均衡高等学校与教师的博弈关系, 其主要思想是教师的努力程度取决于高等学校的激励水平 (提升或是不提升) , 设置恰当“提升”标准对高校业绩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1 构建高校教师博弈分析模型

1.1 建立博弈树

高校是社会责任的支柱, 是培育人才的发源地, 它希望教师能够付出最大的努力去教学, 而教师既是社会人又是经济人, 因此高校和教师之间必须签订一份属于他们之间的协议, 他们之间也潜移默化形成了一种“良才善用, 能者居之”的合作关系, 教师不想被解雇, 就必须好好地努力教学, 而高校可以根据教师的努力程度进行提升或是不提升。

如图1所示, 解释了高校和教师博弈过程:假设高校先采取行动, 高校有两种策略选择, 提升或不提升。教师在不知道高校采取何种策略时, 也有两种策略选择, 努力或不努力, 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结果。后续博弈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观察到高校采取的策略行动, 从而不断修正自己的行动策略, 做出最佳的策略选择。

1.2 教师努力程度影响因素

设高校 (M) 的行动 (m) 分为不提升 (m1) 或者提升 (m3) ;教师 (A) 的行动 (α) 分为不努力 (α1) 或者努力 (α2) 。在完全信息下的高校和教师的提升—努力动态博弈中, 高校的选择变量是对教师激励程度, 教师的选择变量是努力程度。假定高校先选择, 教师观察到高校的激励方式 (提升或不提升) , 然后选择自己的努力程度。高校线性产出π=k+α+m (k为业绩常数) , 高校激励成本C (m) =tm2/2 (t为高校激励成本系数) , 教师的薪酬为s=α+βπ (α为教师固定收入, β为教师的业绩分享系数, 分享系数与教师的努力程度有关, 一般而言, 0燮β燮1, 教师越努力, 教师就提供更大的激励即分享系数) , 教师的努力成本为C (α) =rα2/2 (r为教师努力成本系数) (为讨论方便, 合理假定是:k, m, α, t, r, β均不小于0) 。

教师的收益函数为:

高校的收益函数为:

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这个动态博弈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在给定高校的激励程度的情况下, 教师的最优选择是最大化式 (1) 中的努力程度。

对于教师而言, 最优的一阶条件为:

解得教师最优的努力程度α*为:

从上式 (3) 中可以看到教师的努力成本系数 (r) 、高校激励程度 (m) 、业绩分享系数 (β) 、教师努力程度的边际业绩分享系数 (βα′) 和业绩常数 (k) 直接影响教师最优的努力程度 (α*) :

1.2.1 教师业绩分享系数 (β) 越大, 教师将纳入高校的提升与否选拔, 所以教师最优的努力程度 (α*) 越高。

(1) 如果业绩分享系数为零 (β=0) , 教师将不纳入高校的提升与否, 教师最优的努力程度 (α*=0) 亦为零;

(2) 如果业绩分享系数为1 (β=1) , 教师占有完全的提升优势, 则有α*=1/r所以, 教师最优的努力程度, 有:0燮α*燮1/r;

(3) 如果业绩分享系数 (β) 为某一常数, 则α*=β/r, 教师最优努力程度 (α*) 与业绩分享系数 (β) 正相关, 与努力的成本系数 (r) 此消彼长。

1.2.2 教师最优努力程度 (α*) 与教师努力程度的边际业绩分享系数 (βα′) 相关。

(1) 教师最优努力程度 (α*) 是教师努力程度的边际业绩分享系数的增函数, 随着β′α的增加而增加;

(2) 若, 教师最优努力程度 (α*) 随着高校激程度 (m) 和业绩常数 (k) 的增加而增加;

(3) 若βα′<0, 也就是教师努力程度的边际业绩分享系数 (βα′) 小于0, 教师最优努力程度 (α*) 随高校激励程度 (m) 和业绩常数 (k) 的增加而减少;

(4) 要保证α*≥0就必须保证[β+βα′ (k+m) ]≥0。

根据式 (3) , 为了有效地激励教师, 使教师的努力程度达到最佳状态, 就必须减少教师努力的成本, 设置恰当的经理业绩分享系数, 特别是建立教师努力程度与教师业绩分享系数之间的正相关系,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 教师的努力程度越高, 教师业绩分享系数就应当越大, 使βα′≥0。

1.3 高校激励程度影响因素

由于之前高校预测到教师会根据激励程度选择其教学努力程度, 所以, 对于高校而言, 在最初的选择中应当优化自己的决策。将式 (3) 代入式 (2) 得:

对于高校而言, 最优的一阶条件为:

解得高校最优的激励程度m*为:

从上式可以看出:

(1) 要保证高校最优的激励程度 (m*) 大于0 (即m*叟0) , 教师努力程度的边际业绩分享系数 (βα′) 应小于努力的成本系数 (r) (βα′-r<0) ;

(2) 教师的业绩分享系数 (β) 越大, 高校对于选择教师提升与否的空间就越窄, 所以, 高校最优的激励程度 (m*) 随着教师业绩分享系数 (β) 的增加而减少, 是负相关的;

(3) 高校投入的激励程度成本越高, 高校对教师进行激励的愿望就可能越低, 所以, 高校最优的激励程度 (m*) 与高校激励程度成本系数 (t) 成反比;

(4) 高校激励程度成本 (t) 与教师努力的成本系数 (r) 成正比。

2 博弈模型下高校绩效分析

将上式 (3) 和 (4) 代入高校线性产出π=k+α+m中, 可以解得:

根据式 (5) 可以说明以下问题:

(1) , 高校业绩 (π) 是教师业绩分享系数 (β) 的增函数, π随着β的增加而增加。所以, 寻求高素质的教师有助于提高高校业绩;

(2) , 高校业绩 (π) 是高校激励成本系数 (t) 的减函数, 高校激励幅度越大, 高校对教师进行激励的愿望就越弱, 导致学校业绩就越差;

(3) 若, 学校业绩 (π) 是教师努力成本系数 (r) 的减函数, 这是由于教师努力成本系数越大, 教师努力的成本就越高, 教师努力的愿望就可能越低, 从而导致学校业绩变差。而当的值还将取决于其它变量, 这里不予以考虑;

(4) , 学校业绩 (π) 是教师努力程度的边际业绩分享系数 (βα′) 的增函数, π随着βα′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合理设计教师业绩分享系数 (β) 与教师努力的连接点, 即实现βα′叟0有助于提升高校的综合办学能力。

3 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 可以获得高校教师最优的努力程度 (α*) 、高校最优的激励程度 (m*) 和高校业绩 (π) 的一般表述如下, 并列出表1进行对比分析。

通过表1对比分析不难发现:高校教师的努力与否和教师的业绩分享系数、学校的激励力度和学校激励成本等变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教师的努力程度取决于学校的激励水平 (提升或是不提升) 。如果要保证高等学校的用人制度完善, 那么在高校教学管理中设置激励措施 (提升或是不提升) 时, 除了要考虑教师的需求外, 还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因此, 在设置多种形式的提升制度时, 特别要注意制度的及时性和适度性, 当然也不能, 一味地提高激励措施, 要适可而止, 过分的激励措施反而会影响教师的努力程度。相反, 对教师也要定期的进行绩效考核, 查看教师的努力程度是否与高校的激励措施相符, 只有把握二者的动态平衡, 才能充分调动和保持教师的工作热情。

摘要：文章主要基于高校教师“不升即走”制度, 运用博弈论的知识, 探讨在完全信息的视角下, 建立高等学校和教师博弈树, 研究影响高校教师努力程度和高校激励程度的变化因素, 最后通过高校业绩进行评估。并整合教师最优的努力程度、高校最优的激励程度和高校业绩三者联系, 总结出“不升即走”制度在高校中的影响因素以及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博弈论,博弈树,完全信息,不升即走

参考文献

[1]Edward P.Lazear.人事管理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456-457.

[2]郑彬.“非升即走”用工制度的利弊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07, 27:72-74.

[3]李仕明, 唐小我.完全信息下的激励——努力动态博弈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 2004, 05:117-120.

[4]李玉光.试论教育实习中的策略选择——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教育行政策略[J].集美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5, 03:83-86.

[5]顾天安.高校“非升即走”制度适用性的争议与剖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4, 21:15-19.

[6]应飚.我国高校人力资源配置过程的博弈分析[D].浙江大学, 2003.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篇2

引言

按现代财务管理的观点，资源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当它投入使用并在多个用途之间作比较时才能够予以估价。按照这个观点，所有的成本都可以视为机会成本，所有的稀缺资源必须以其机会成本来评价[1]。作为投资者都应该把资金投资于那些资金投入收益高于资金使用机会成本的投资项目。分析投资者决策的方法很多，本文主要是从不完全信息的信号博弈角度来分析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在投资者决策过程中，需要融资的不同公司往往先发出公开的信息质量类型以吸引投资者，作为投资者通常会根据公司的行动猜测其的类型，修改关于公司信息质量类型的看法，然后再采取相应的投资决策。作为投资者如何进行有效投资决策取决于正确的博弈分析。

一、基于不完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构建与均衡分析

1.构建基于不完全信息的融资公司与投资者博弈模型。在资本市场上，需要融资的不同公司以公开信息表明其高质量的信号特征，并且让投资者认为这些信息是可信的。而作为投资者，并不是完全了解公司信息，只能根据不同公司提供的信息，主要包括财务信息，猜测公司行动的类型，修改公司类型的看法，即评价公司信息的可信程度，并为其投资时行决策。它要直接受到融资公司的信息影响，这种决策过程就可以视为不完信息动态博弈。换句话说，投资者只知道融资公司向其传递的信号类型概率(即先验概率)，投资者观察到信号后，要修改对融资公司信号类型的看法(即后验概率)，投资者通过后验概率推测公司信息的可信程度并采取投资策略。这种状态下达到的纳什均衡就是精炼贝叶斯均衡。

(1)参与人。融资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投资者。

(2)假设。假设公司向潜在的投资者提出用一定比例a(0QaI(r+1)。

收益矩阵：

参与人博弈的顺序为自然选择公司的利润，融资公司不论是利润高还是利润低都向投资者传递收益高的信号，并提出a比例的股份，投资者决定是否接受。两个参与人的收益(见表1)。

2.博弈均衡分析。根据精炼贝叶斯均衡下的合并均衡，投资者在公司提供的信息下要达到最优决策，这时公司也是最优决策。因此得分析“企业出a比例，投资者接受”合并均衡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设后验概率是q=p(π=H|a)，即投资者认为公司收益高(π=H)率，主要对不同公司的提供高利润的信号质量进行修正，其收益为E=qH+(1-q)L。

投资者选择投资的期望收益为q[a(H+R)]+(1-q)[a(L+R)]=

a(E+R);选择不投资的期望收益为qI(1+r)+(1-q)I(1+r)=

I(1+r)。

作为投资者，要使接受公司的条件成为最优决策，必然满足a(E+R)?I(1+r)，解得a?。

作为公司，在投资者选择公司融资条件下，只有采取比例a的收益必然要大于不融资时的收益，才是有利的决策。即满足条件：

(1-a)(π+R)?π，得a?

由前面的假设可以知：?，因此只要a?，就能使不同的公司采用同样的的行动a。

综上所述得合并均衡的条件是?a?。

令f(q)==，得

f′(q)=-

因为H?L，?0，所以有f′(q)?0，所以f(q)是关于q的减函数。函数f(q)的变量q正好反映投资者对企业盈利能力的看法，体现为数值后验概率q=p(π=H|a)的大小，通过数学分析知：当投资者比较相信企业的盈利能力时，愿意接受较低的股权比例a，反之，则会索要较高的股权比例a。作为企业要为无法使投资者相信其高盈利能力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作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应该进一步修正后验概率q=p(π=H|a)的大小，以降低投资决策的风险。

二、对后验概率q=p(π=H|a)进一步分析

由博弈分析得知，投资者的最优决策依赖于对公司先验概率的修正，即对q=p(π=H|a)值大小的修正。投资者必须对公司传递的信息质量特征进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决策。如果q的值大，说明公司的高盈利特征可信度高，信息投资者就接受公司较低的股权比例a;如果q的较小，说明公司的高盈利特征可信度低，这时投资者的投资的风险增大。作为投资应该如何修正q的值呢?主要是对公司进行财务分析。

作为潜在的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只有通过公开的财务信息，这种信息只是一种通用的财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44条，“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另外，“财务会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及其附注和其他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会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报表。”[2] 对这些公开信息进一步分析，才能有助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 1.财务定性分析。融资公司的财务报表只是反映公司经营活动的结果，无法完全体现公司成长的原因，这样需要投资都进一步分析。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面临复杂多变的环境，而有些因素无法用数值直接表现出来。投资者要能够正确分析公司面临宏观经济环境、国家产业政策，及行业的成长空间以及公司战略、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发展创新能力等因素。另外，还要分析公司管理层的素质、诚信度、管理状况，甚至于企业文化等非财务因素。这些因素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关系密切，有可能使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定性分析，这样才能准确地评价企业和揭示其存在的问题，减少决策失误。

2.盈利能力指标分析。融资公司向投资者传递的信息是高质量的盈利能力，作为投资者应该理性思考，主要通过分析公司盈利能力财务指标来判断其信息可信度高低。公司获取利润的能力，是投资者最关心和重视的一个分析指标。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主要有：(1)销售净利率。公司净利润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由于销售净利率反映每1元的销售收入带来的净利润有多少，表示公司销售收入的盈利水平，所以，公司销售净利率越高越好。(2)资本收益率。公司一定时期的税后利润与实收资本(股本)的比率。资本收益率用于分析公司投资者投入资本所获取收益的能力。资本收益率越高，说明公司投资者投入资本的获利能力越强。(3)每股盈余。衡量上市公司每一股普通股所能获得的纯收益多少的一个指标。该指标应该是越高越好。(4)市盈率。股票每股时价与每股盈余的比率，也称为本益比。市盈率反映股票投资者对每1元的利润所愿意支付的代价。一般而言，市盈率越低越好，市盈率越低，表示公司股票的投资价值越高;反之，则投资价值越低。(5)每股股利。公司股利总额与公司流通股数的比值。反映的是上市公司每一普通股获取股利的大小。每股股利越大，则公司股本获利能力就越强。(6)每股净资产。公司每一股普通股票所代表的公司的净资产有多少，一般也称其为每股净值。公司的资产总额减去公司的负债总额，得到净资产总额，再以其除以公司股本总额，即为每股净资产。通过它判断公司潜在的经营风险。(7)现金流量比率。用来显示公司偿还即将到期债务能力的一种动态指标。它是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与流动负债的比率。现金流量比率高，则表明公司现金比较充足，短期偿债能力较强。反之，现金流量比率低，则表明公司现金比较紧张，短期偿债能力较差。(8)每股现金流量。每股现金流量是公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净现金流量减去优先股股利与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的比率。一家公司的每股现金流量越高，说明这家公司的每股普通股在一个会计年度内所赚得的现金流量越多;反之，则表示每股普通股所赚得的现金流量越少。

以上指标都充分体现公司有很强的盈利能力，则说明公司传递的高盈利信息特征可信度高，值得投资者投资。

3.综合财务指标分析。从孤立盈利能力指标分析还不能完全确信公司的信息的可信度就高。为了深入分析融资公司的整体状况，需要综合考察公司的财务指标。其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杜邦财务分析体系，该方是美国杜邦(dupont)公司在20世纪代首创。它是用来考察企业整体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一种分析方法。因篇幅的限制，从股东权益报酬率出发，只列出其中三级指标。

股东权益报酬率=净利润÷平均股东权益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平均资产总额÷平均股东权益)

=总资产报酬率×平均权益乘数 (1)

总资产报酬率=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主营业务净利率×总资产报酬率 (2)

由(1)、(2)得：

股东权益报酬率=主营业务净利率×总资产报酬率×平均权益乘数 (3)

从上述关系式中，揭示了几组重要关系后，还可以进一步往下层层分解，将企业的诸多方面包含进去，形成一综合的指标分析体系。将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风险与偿债能力等都联系在一起，涉及企业营业规模与成本费用水平及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规模与结构等，全面系统地反映出企业整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并揭示系统中各个因素的相互关联;还可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通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竞争对手的比较，可以洞悉企业的综合财务状况在整个行业中的水平以及竞争对手相比的强弱，通过与企业以往各期比较，可以看出综合财务状况的变动态势。这样就可以准确分析公司传递的信号质量的高低，从而判断q值的大小。

结论

在此不完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下，投资者的是后行动的。只要在a?条件下，就能使不同的融资公司采用同样的的行动a，投资者要投资，依赖于后验概率是q=p(π=H|a)的判断，而对q的大小分析还要通过不同的融资公司公开的信息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的q值，而不是盲目地相信融资传递的信号。只有在对其信息深入分析后，能够提高q=p(π=H|a)的值，这时投资者才值去投资，否则就要放弃。

参考文献：

[1] 刘淑莲.公司理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51.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gov.cn/.

[3] 王化成，姚燕，黎来芳.财务报表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94-197.

[4]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77-200.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篇3

关键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代理人行为；委托人行为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9-0068-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9.18

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固定薪酬制往往导致企业的低效率，因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激励措施来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工作，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如支付给为企业带来高收益的员工更高的工资，支付给为企业带来较低收益的员工较低的工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每个员工的工作水平是不相同的，这在招聘面试时企业很难判别出员工的工作水平，即会产生信息的不对称。企业不知道员工工作水平的高低，员工则很清楚自己工作水平的高低。员工为了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会选择能为自己带来高收益的企业，企业也希望招聘的员工都能给本企业带来高收益，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企业需要决定按何种方式核算员工的工资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二、文献综述

对博弈论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早期研究阶段、形成阶段、成长和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而在二十一世纪博弈论方法越来越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在现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在企业和员工行为关系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的成果。汪安佑（2008）利用博弈论分析了雇佣双方的行为选择，结果表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激励机制会出现失效，雇佣双方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其偏好和行为选择往往不一致，导致效率损失。信息失灵的存在还可能使激励机制产生副作用，导致低效率员工驱逐高效率员工的逆向选择现象[1]。陆义海（2008）利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劳动合同法约束下企业和员工的最优行为选择[2]。刘泽双（2008）应用演化博弈理论构造了企业外部招聘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揭示了企业外部招聘行为的演化进程，并探讨了系统演化方向的控制因素及可能的控制方法[3]。范如国（2009）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企业和员工在效率工资博弈过程中的行为和策略，揭示了该模型与均衡效率工资模型相比具有的更为丰富的经济内涵，并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效率工资对企业提高管理效率的价值，认为效率工资需要与其它激励机制相互补充，建立全面报酬体系才能实现其激励的目的[4]。邢晓柳（2010）建立一个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分析知识共享过程中企业和员工的行为，论述基于企业与员工博弈的知识共享影响因素，从企业和员工两个方面提出各自知识共享的对策[5]。

以上文献都指出了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可能会导致经济效率损失和逆向选择，但是大多数学者都停留于理论表面，当然也有学者基于模型分析企业与员工的行为，但是他们大多都选择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或者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进行分析。本文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企业与员工行为，考虑了参与人做出选择的时间先后顺序，这是本文新颖观点所在.。

三、理论

（一）基本理论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研究在对抗性情况下，如何获得最优策略的一种数学方法，也可以说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

一个完整的博弈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参与人、行为或策略集、行动次序、得益、信息。参与人也称决策主体，可以是个人、组织和国家，但是与得益无关的人不能称为决策主体，如两个下棋的人是决策主体，而旁边观看者不是决策主体。各参与人各自可以选择的全部策略或行为的集合称为策略集，即规定每个决策主体在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方法、做法或经济活动的水平等，在数学函数中相当于函数的取值范围。在现实的各种决策活动中，当有多个决策方同时存在时，有时候各决策主体的决策有先后之分，有时一个决策主体还要进行多次决策，这就涉及到决策次序的问题。决策主体的得益是指各决策主体的每一组可能的决策选择都应由一个结果表示该策略组合下各决策主体的得失。得益的信息是博弈中最重要的信息，即每个决策主体在每种情况下的得益情况。

按照不同的要素博弈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博弈根据参与人的多少可以分为单人博弈和多人博弈，根据行动的次序可以分为静态博弈、动态博弈（一次博弈）、重复博弈，按照信息分类又可以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按照得益可以分为零和博弈和常和博弈，按照行为分为有限博弈和无限博弈，根据集体理性还是个人理性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上述各种博弈分类都是交叉的，并不存在严格的层次关系，根据交叉分类可以分为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且完美信息动态博弈、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等。本文拟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代理人与企业委托人的行为，这里就只对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进行说明。

（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

动态博弈即行动有先后顺序，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决策主体知道对方有哪几种类型以及各种类型出现的概率，即知道参与人的不同类型与相应选择之间的关系，但是并不知道其他参与人具体属于哪一种类型。由于行动有先后顺序，后行动者可以观察到先行动者的行为，获得先行动者的信息，从而证实或修正自己对先行动的行动。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一开始，某一参与人根据其他参与人的不同类型及所属类型的概率分布，建立自己的初步判断。当博弈开始后，该参与人就可以根据他所观察到的其他参与人的实际行动来修正自己的初步判断，并根据这种不断变化的判断选择自己的策略。

（三）海萨尼转换

海萨尼1967年提出了一种将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转化为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进行分析的思路，被称为“海萨尼转换”[6]。利用海萨尼转换也可以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转化成不完美信息动态博弈。海萨尼转换的具体方法如下：一是引进一个虚拟的“自然”博弈方，也称为“博弈方0”，其作用是在博弈中进行实际博弈的博弈方选择之前，为每个实际博弈方按随机方式选择，或者说抽取他们各自的类型，抽取的这些类型构成类型向量t=（t1，……，tn），其中ti？缀Ti，i=1，……n。二是这个“自然”博弈方让每个实际博弈方知道自己的类型，但不让（全部或部分）博弈方知道其他博弈方的类型。三是在前述基础上再进行原来的动态博弈，即各个博弈方按各自的先后顺序从各自的行为空间中选择行动方案a1，……an。四是除了博弈方0，即“自然”以外，企业博弈方各自取得得益，ui=ui（a1，……an，ti）其中i=1，……n。

四、员工与企业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

（一）模型假设与构建

对于员工和企业做如下假设和说明：

假设1：这里的员工都是企业愿意与之签约的求职者，员工需要做出的选择是与何种类型的企业签约，只要求职者愿意与企业签约，企业都会愿意与之签约，企业要选择的是以何种方式核算员工的工资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企业由于不知道员工是高水平还是低水平处于信息劣势地位，而员工知道自己的水平处于信息优势地位。

假设2：高水平的员工就会为企业取得高的效益，低水平的员工为企业获得低的效益。

假设3：企业要知道每个员工为企业带来的收益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比如需要设立人事部门专门核算员工的工资，设监管成本为c。

假设4：根据将企业按照核算员工工资的不同方式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所有员工一视同仁，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员工的工资相同，即员工工资不与员工为企业带来的收益衡量，这类企业用B表示，在现实生活中指按月支付员工固定工资的企业。另一种企业有两种方式核算员工的工资，第一种方式和B类企业相同，按月支付员工固定工资，第二种方式是根据员工为企业带来的收益衡量员工工资，这类企业用A表示。由于A类企业不知道员工水平的高低，因此A类企业选择何种方式核算员工工资的概率对高水平员工与低水平员工是相同的，都为P。因为B类企业员工工资不按收益核算，所以高水平的员工与低水平的员工得到的工资都为w1。A类企业按照第一种方式核算员工工资时，给予高水平和低水平的代理人相同的工资，用w3表示，并且w3>w1。当A类企业按照员工为企业带来的收益核算员工工资时，高水平的员工因为效益好而获得奖励，得到的工资用w2表示，高于不按为企业带来收益多少核算时的工资，即w2>w3。低水平的员工因为效益差而获得惩罚，得到的工资用w4表示，低于按为企业带来收益多少核算时的工资，即w4w3>w1>w4。

假设5：A类企业签约到的员工具有高水平则A类企业的收益为a1，如果为低水平则A类企业收益为a2，且a1>a2。

假设6：如果A类企业按照为企业带来收益的方式核算员工工资，则员工为了争取更高的工资会更加努力，因此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假设高水平员工带来的额外收益为b1，低水平员工带来的额外的收益为b2，且b1>b2。

根据以上假设构建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模型如图1所示。

其中1表示员工，2表示企业，H代表员工具有高水平，L代表员工具有低水平，方式1指不按员工为企业带来收益衡量员工工资，方式2指按员工为企业带来收益衡量员工工资。

（二）模型分析

第一阶段博弈：自然首先选择参与人的类型，较高水平的员工与较低水平的员工，是较高水平员工的概率为P（H），是较低水平代理人的概率为P（L），且P（H）+P（L）=1。

第二阶段博弈：不同水平的员工是否选择与A类企业签约取决于A类企业给员工带来的预期收益。E（tA|H）表示高水平员工与A类企业签约的预期收益，E（tA|L）表示低水平员工与A类企业签约的预期收益，E（tB|H）表示高水平员工与其他企业签约的预期收益，E（tB|L）表示低水平员工与其他企业签约的预期收益。根据构建的模型可计算出：

E（tA|H）=Pw2+（1-P）w3 E（tA|L）=Pw4+（1-P）w3 E（tB|H）=w1 E（tL|L）=w1

第三阶段博弈：A类企业需要知道劳动力市场中高水平员工和低水平员工的概率分布以及愿意与A类企业签约的情况下和不与A类企业签约的情况下高水平员工和低水平员工的概率分布情况。根据贝叶斯法则，在愿意与A类企业签约的情况下，员工水平高低的概率分布如下：

P（H|tA）==

在时P（tA|L）=1时，P（H|tA）=P（H），P（tA|L）=0时，P（H|tA）=1

同理可得P（tB|L）=1时，P（H|tB）=P（H），P（tB|L）=0时，P（H|tB）=1

P（L|tA）==

在P（tA|L）=1时P（L|tA）=P（L），P（tA|L）=0时，P（H|tB）=1

同理可得P（tB|L）=1时，P（L|tB）=P（L），P（tB|L）=0时，P（L|tB）=1

通过计算得知，只要P（tA|L）≠0，企业无法确定员工与愿意与A类企业签约和不愿意与A类企业签约的条件下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员工的概率分布情况，因此企业会考虑根据员工为企业带来的收益核算员工工资，因为如果不按照这种方式核算员工工资的话，无论是低水平还是高水平的员工都会愿意与A类企业签约，而低水平的员工会给企业带来更低的利益，但是企业根据员工为企业带来收益核算员工工资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对员工也会起到激励作用，使员工更加努力工作带来额外的收益，站在企业的角度需要考虑两种核算方式带来的预期收益，通过计算自身的预期收益选择按照何种方式核算员工工资[7]。

E（G|方式2）=P（H）（a1+b1-c）+P（L）（a2+b2-c）

E（G|方式1）=P（H）a1+P（L）a2

因此，当按照第二种方式核算为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大于按第一种方式核算的收益时，即按照第二种方式核算所需成本较低。而由于第二种方式可以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工作带来较多的额外收益时，企业会选择按照员工为企业带来的收益核算员工工资。当按照员工为企业带来的收益核算员工工资所带来的收益小于按月支付员工固定工资所带来的收益时，即按照第二种方式核算所需成本较高，而激励制度也无法使代理人带来较高的额外收益时，企业不会选择第二种方式核算员工工资。

（三）对策分析

博弈反映出以下问题：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A类企业在选择员工时有可能选到低水平的员工，因为在一定条件下低水平的员工选择A类企业的收益比选择B类企业的收益更大，低水平的员工会选择与A类企业签约，而A类企业无法从员工选择与自己签约还是与B类企业签约确定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员工的分布。

在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的条件下，站在企业的角度看，为了选择高水平的员工，A类企业在签约前应该提高甄别低水平员工的能力，在签约后A类企业应该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促使员工更加努力的工作。

1.签约前提高甄别低水平代理人的能力。签约前为了提高甄别低水平员工的能力可以提高准入门槛，比如对学历、对证书的要求等，也可以利用试用期传递重复的信号，根据代理人在试用期的表现选择是否与员工签约，并且通常试用期越长越能反映员工水平高低，A类企业判断的依据就越充分，签约到高水平的代理人的概率越大。

2.签约后采取激励机制。根据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的结果，A类企业并不能排除与低水平员工签约的可能性。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可以根据员工为企业带来的收益高低决定员工的工资，通常这样可以刺激员工更加努力工作，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并且在签约后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激励机制促使员工更加努力工作，获得额外的收益[8]。

（责任编辑：陈薇）

参考文献：

[1]汪安佑，柴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企业激励机制失效[J].经济问题探索，2008（4）.

[2]范如国.员工效率工资与企业的管理效率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09（4）.

[3]刘泽双.企业外部招聘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J].中国管理科学，2008（S1）.

[4]陆义敏.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劳动合同法约束下员工和企业行为分析[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2）.

[5]邢晓柳.基于企业与员工博弈的知识共享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23）.

[6]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7]李欣，赵辉.网络团购中团购网站与厂商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J].经济师，2011（10）.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篇4

关键词：Cournot博弈,不完全信息,合作,Pareto最优

寡头垄断市场是指只有少数几个企业竞争的一种普遍存在的市场结构。在该市场中,一定数量的生产同质商品的企业必须在考虑其他企业行为策略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产量决策[1]。寡头企业是竞争的,博弈论中刻画其竞争均衡的基本概念是Nash均衡[2]。但是正如囚徒困境所揭示的那样,Nash均衡虽然反映了个体理性,却违背了集体理性———双寡头博弈的Nash均衡并非帕斯托最优。囚徒困境告诉我们,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矛盾,基于个人理性的正确选择会降低大家的福利。也就是说,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帕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得不到进行,帕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得不到实现。囚徒困境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没有正式契约的前提下合作行为是否会产生[3]。

对于标准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理论及试验的研究已得出,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合作行为能够出现。例如,囚徒困境如果是一次性博弈(One short game)的话,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得到纳什均衡解。但如果是多次博弈,人们就有了合作的可能性,囚徒困境就有可能破解,合作就有可能达成。连续的合作有可能成为重复的囚徒困境的均衡解[4,5],这也是博弈上著名的“大众定理”(Folk Theorem)。Axelrod也证明在重复博弈中允许合作产生的最优行为是tit-for-tat(针锋相对,一报还一报)策略[6]。所以合作的达成并非一定要通过强制策略来实现。

企业产量竞争的寡头博弈(Cournot博弈),虽然面临囚徒困境(Nash均衡产量不能达到利润的Pareto最优),但本身不能用标准的囚徒困境模型加以研究,因为囚徒困境模型的策略集是有限集(合作与不合作),而寡头产量竞争的策略集是无限集。文献[3] 通过对前期利润和产量的研究构建了一种产量调整策略(称为优策略),其稳定状态最终使参与人之间达成了合作均衡,从而使Cournot博弈面临的囚徒困境在一定意义下得以破解。不过文献[3]的“优策略”是各生产者在完全清楚自己及对方产量及利润的前提下进行的。但实际上,在现实经济中相互竞争的厂商,甚至即使达成一定合作的厂商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往往都会将自己生产、利润等有关情况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密,其他厂商很难了解真实情况,所以不完全信息假设更具合理性。例如在两厂商模型中,只要有一个厂商对另一个厂商的生产成本不清楚,则前一个厂商就不可能完全清楚另一个厂商在各种双方产量组合下的得益,前一个厂商就不可具有完全信息的。然而每个生产者完全知道自己的产量、利润等情况,那么能否据此制定产量策略,竞争各方的策略组合最终达到合作均衡?

本文在无法获知对方产量及利润这些市场信息的同时来研究企业如何调节自身产量来获取更大的利润,同时结合囚徒困境问题中tit-for-tat策略的思想来研究寡头竞争中的合作行为。

1 模型假设

考虑两企业生产同种产品的市场,在离散的时间段t=1,2,3,…进行生产。企业的产量记为 $q_{i, t} (i = 1, 2)$ ,生产成本是一线性函数:

$C_{i, t} = c_{i} q_{i, t} (1)$

假定逆需求函数也为一线性函数:

$p_{t} = a - b Q_{t} (2)$

(2)式中a,b>0,a>ci,Qt=∑iqi,t为该产品t时期的总供给,pt为t时期的市场价格。

于是在t时期每个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_{i, t} = (a - b Q_{t} - c_{i}) q_{i, t} (3)$

模型是在不完全信息下比较自身利润与合作利(使各企业总利润达到最大时所求得的利润)润的差值来建立的。合作利润的意义是考虑对称情形:c1=c2=c,容易计算每个生产者的合作利润 $π_{c} = \frac{(a - c)^{2}}{8 b}$ ,取得合作利润的产量 $q_{c} = \frac{a - c}{4 b}$ 。

2 tit-for-tat动态调整策略及其均衡

2.1 tit-for-tat动态调整策略

tit-for-tat策略是囚徒困境模型在重复博弈中允许合作产生的一种最优行为[6]。该策略的特征是:每个参与人每一步决策时都跟随对方上一步的策略,你上一次合作,我这一次就合作,你上一次不合作,我这一次就不合作。

本文将囚徒困境模型tit-for-tat策略的思想用于讨论的Cournot模型,并考虑到信息的不完全而设计产量的动态调整方程。每个生产者虽然不能获得竞争对手的完全信息,但是都完全清楚自己有关产量、利润等信息。生产者i可以将自己t时期实现的市场利润πi,t与具有Pareto最优的合作利润πc进行比较。当自身利润高于合作利润(πc-πi,t<0)时,可以推测竞争对手的产量选择具有“合作”性,所以下一期决定产量时,出于对对方上一期合作的“回报”,生产者i就会适当减少其产量以求继续合作[7],这也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4 结论

本文针对产量竞争Cournot博弈,研究在无法获知对方产量及利润的情况下,生产者根据自身利润等不完全信息的产量调整策略:tit-for-tat策略及具有合作意向的tit-for-tat策略思想下。分析结论表明,生产企业在tit-for-tat策略思想下可能产生合作,但均衡稳定性对参数敏感,该策略下达到Pareto最优状态并不能保证。对tit-for-tat策略的改进,在加入反馈控制之后,使得合作具有自发性,该系统也在一定范围内达到稳定。所以在寡头竞争博弈中,在一定条件下,合作仍可作为一最优策略的结果而产生。

参考文献

[1]闫安,达庆利.两个企业同时博弈的动态古诺模型.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6(4),672—676

[2]Cox J C,Walker M.Learning to play cournot duopoly strategie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1998;36:141—161

[3]Cafagna V,Coccorese P.Dynamical systems and the arising of coop-eration in a cournot duopoly.Chaos,Solitons and Fractal,2005;25:

[4]Sorin S.Repeated games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In:Aumann R,Hart S,editors.Handbook of game theory with economic applications.Amsterdam:North-Holland,1992

[5]Choi Jung-Kyoo.Trembles may support cooperation in a repeatedprisoner’s dilemma game.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2007;63:384—393

[6]Axelrod R.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篇5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之一, 反倾销立足于保护进口国产业及其生产者的利益, 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和国内市场的公平竞争。目前,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反倾销这一合法手段来保护本国产业。我国自1997年以来也积极采取反倾销措施来抵制进口企业的倾销行为, 保护国内行业的利益。据商务部从立案角度统计, 截至2008年6月底, 我国对进口商品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共50件, 主要集中在化工、造纸、冶金、纺织等行业。

据我国商务部的产业调查显示, 在反倾销案件立案并裁决后, 大多数产品的进口倾销状况得到纠正, 进口价格回升, 国内原本遭倾销损害的企业的境况得到改善。但在另一方面, 如果反倾销是针对初级或中间 (上游) 产品的, 这些产品的价格回升, 无疑会加重下游企业的成本负担。而在我国迄今发起的这50件反倾销案件中, 有41件是针对上游产业产品的反倾销, 比例高达82.0%。尤其是在石油和化工行业, 上游原料产业多集中于国有重点企业集团, 下游产业则多是中小型竞争性企业。在反倾销方面, 政府的努力多集中在帮助上游企业开展反倾销, 很少顾及下游企业受到的影响, 结果这类反倾销对国内下游产业带来很大的冲击。例如, 2003年我国对进口丙烯酸酯实施反倾销措施后, 丙烯酸价格猛涨, 以丙烯酸为原料的国内高分子吸水性树脂生产企业数量骤减, 由2000年的20多家减为2家, 国内整个高分子吸水性树脂行业岌岌可危

由此看来, 研究政府采取的反倾销措施特别是对上下游产业链关联度比较高的行业发起的反倾销调查给产业上下游带来的影响,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文献综述

反倾销措施给上下游产业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继发性保护效应。Baldwin (1985) [1]对产业保护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分析, 并指出, 当市场状况发生变化以致对某产业的利润造成威胁时, 该产业的现有厂商将一致要求被保护。而针对上游产品实施反倾销会提高上游产品的价格, 这正使下游厂商的利润受到了威胁, 因此上游产业获得保护必将加速下游厂商寻求保护的进程。Hoekman与Leidy (1992) [2]在指出反倾销措施会从上游产业向下游产业扩散的同时, 还强调“下游产业的继发性保护的存在可能会引发上游产业提起更多的诉讼。如果这种对下游产业造成的损害, 加大了下游产业提起并获得反倾销保护的可能性, 并且这种保护足以补偿损失的话, 上游产业的保护实际上反倒使下游产业`受益'”。Feinberg与Kaplan (1993) [3]在Hoekman与Leidy (1992) 研究的基础上, 选取美国20世纪80年代金属和化学制品两个行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证实了下游跟随上游产业提出反倾销这种倾向的存在, 为产业链的继发性保护效应提供了有力的支持。Corinne与Susan (2002) [4]运用美国反倾销案例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证明了对上游产业征收反倾销税会对国内上游产业的产量和产值产生积极作用, 但同时会对下游产量造成负面影响。另外还发现:反倾销税对进口上游倾销产品的数量值有负面影响 (灾难效应) , 但对进口上游非倾销产品数量有积极影响 (转移效应) , 同时对国内上游产业的生产份额产生积极作用 (市场份额转移) 。

我国的专家和学者对最终产品反倾销相关问题的研究较为成熟, 但对中间产品的反倾销以及反倾销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等问题少有涉及。沈瑶 (1999) [5]指出对倾销尤其是对中间产品的倾销一律实施制裁, 对进口国的整体福利并不一定有利。沈瑶、王继柯和单晓菁 (2003) [6]指出如何征收适度的反倾销税要以本国的整体福利和有利于市场竞争为准绳, 还要考虑本国的产业政策、经济结构等因素, 并通过建立中间产品反倾销税的适度征收模型探讨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但并未与最终产品反倾销税的问题结合起来研究。徐倩 (2006) [7]指出我国针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反倾销从长远来看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也不利于整体利益的保护, 但主要是定性分析, 并未用定量的方法来证明。另一方面, 对反倾销税率优化问题的研究, 我国才刚刚起步。钟根元、王方华 (2004) [8]通过对一种产品的国内市场上国内外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 推导出按照国内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原则的反倾销税率优化模型。钟根元、周斌、许源 (2006) [9]则建立了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的反倾销税率的优化模型, 发现了优化的反倾销税率的确定与出口产品在国外市场上产品的销售价格无关, 提出应根据国内产业所遭受损害程度 (不一定由倾销行为造成) 的范围来确定反倾销税率。上述研究在确定最优的反倾销税率时均未考虑产业链的关联影响, 本文将通过建立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运用逆向归纳法对此进行分析探讨。

2完全信息市场上下游反倾销税率优化动态博弈模型

假设某国内有两个完全信息市场, 分别为中间产品 (上游) 市场和最终产品 (下游) 市场;每个市场上的生产者都只有两家公司 (带星号的为外国公司, 如图1) , 即形成卖方双寡头垄断的局面, 且中间产品市场的买方是唯一的, 为F公司;每个市场上的这两家公司不是同时决策的, 外国公司根据本国公司所确定的销量来确定自己的销量, 即本国公司为销量领导者, 外国公司为销量接受者。

为便于研究, 假设F公司只采用M和M*公司生产的这一种中间产品作为要素进行生产, 这种要素的价格为k, 且F公司的成本仅为购买这种中间产品所花的费用;设F公司的生产函数为y=f (x) =x, 即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需要投入一单位的要素, 则其边际成本等于要素价格k;设外国F*公司具有不变边际成本cF*, 且等于世界市场的要素价格kw;在中间产品市场上, 国内M公司具有不变的边际成本cM, 外国M*公司具有不变的边际成本cM*;假设本国政府对F*公司和M*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率分别为tf和tm (为便于分析, 假定无关税) 。

2.1 最终产品市场均衡

为了研究方便, 假定本国最终产品市场的反需求函数为pF=a-b (qF+qF*) , 则外国F*公司的利润函数为

πF*=[a-b (qF+qF*) ]qF*-cF*qF*-tfqF* (2-1-1)

由 $\frac{\partial (π^{F^{*}})}{\partial q^{F^{*}}} = 0$ , 可得到F*公司的反应函数为

$q^{F^{*}} = \frac{a - b q^{F} - c^{F^{*}} - t_{f}}{2 b}$ (2-1-2)

国内F公司的利润函数为

πF={a-b[qF+qF*]}qF-kqF (2-1-3)

将qF*的表达式 (2-1-2) 代入 (2-1-3) 式, 再由 $\frac{\partial (π^{F})}{\partial q^{F}} = 0$ , 可求得Stackelberg-Bayes均衡产量解为

$q^{F} = \frac{a - 2 k + c^{F^{*}} + t_{f}}{2 b}$ (2-1-4)

$q^{F^{*}} = \frac{a + 2 k - 3 c^{F^{*}} - 3 t_{f}}{4 b}$ (2-1-5)

将 (2-1-4) 式和 (2-1-5) 式代入 (2-1-3) 式, 可得到F公司的Stackelberg-Bayes均衡利润解为

$π^{F} = \frac{(a - 2 k + c^{F^{*}} + t_{f})^{2}}{8 b}$ (2-1-6)

2.2 中间产品市场均衡

根据本模型的假设条件, F公司是本国中间产品的唯一买方, 且其生产函数为y=f (x) =x, 则当中间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

qF=qM+qM* (2-2-1)

将 (2-2-1) 式代入 (2-1-4) 式可得到中间产品市场的反需求函数:

$k = \frac{a + c^{F^{*}} + t_{f}}{2} - b (q^{Μ} + q^{Μ^{*}})$ (2-2-2)

则外国M*公司的利润函数为

$π^{Μ^{*}} = [\frac{a + c^{F^{*}} + t_{f}}{2} - b (q^{Μ} + q^{Μ^{*}})] q^{Μ^{*}} - c^{Μ^{*}} q^{Μ^{*}} - t_{m} q^{Μ^{*}}$ (2-2-3)

由 $\frac{\partial (π^{Μ^{*}})}{\partial q^{Μ^{*}}} = 0$ , 可得到M*公司的反应函数为

$q^{Μ^{*}} = \frac{\frac{a + c^{F^{*}} + t_{f}}{2} - b q^{Μ} - c^{Μ^{*}} - t_{m}}{2 b}$ (2-2-4)

国内M公司的利润函数为

$π^{Μ} = [\frac{a + c^{F^{*}} + t_{f}}{2} - b (q^{Μ} + q^{Μ^{*}})] q^{Μ} - c^{Μ} q^{Μ}$ (2-2-5)

将qM*的表达式 (2-2-4) 代入 (2-2-5) 式, 再由 $\frac{\partial (π^{Μ})}{\partial q^{Μ}} = 0$ , 可求得Stackelberg-Bayes均衡产量解为

$q^{Μ} = \frac{a + c^{F^{*}} + t_{f} - 4 c^{Μ} + 2 c^{Μ^{*}} + 2 t_{m}}{4 b}$ (2-2-6)

$q^{Μ^{*}} = \frac{a + c^{F^{*}} + t_{f} + 4 c^{Μ} - 6 c^{Μ^{*}} - 6 t_{m}}{8 b}$ (2-2-7)

将 (2-2-6) 式和 (2-2-7) 式代入 (2-2-5) 式, 可得到M公司的Stackelberg-Bayes均衡利润解为

$π^{Μ} = \frac{(a + c^{F^{*}} + t_{f} - 4 c^{Μ} + 2 c^{Μ^{*}} + 2 t_{m})^{2}}{32 b}$ (2-2-8)

将 (2-2-6) 式和 (2-2-7) 式代入 (2-2-2) 式, 可得到中间产品市场的均衡价格为

$k = \frac{a + c^{F^{*}} + t_{f} + 4 c^{Μ} + 2 c^{Μ^{*}} + 2 t_{m}}{8}$ (2-2-9)

接着, 将上述均衡价格k的表达式代入 (2-1-4) 式、 (2-1-5) 式和 (2-1-6) 式, 得到上游市场均衡时下游市场的均衡产量为

$q^{F} = \frac{3 a + 3 c^{F^{*}} + 3 t_{f} - 4 c^{Μ} - 2 c^{Μ^{*}} - 2 t_{m}}{8 b}$ (2-2-10)

$q^{F^{*}} = \frac{5 a - 11 c^{F^{*}} - 11 t_{f} + 4 c^{Μ} + 2 c^{Μ^{*}} + 2 t_{m}}{16 b}$ (2-2-11)

F公司的利润为

$π^{F} = \frac{(3 a + 3 c^{F^{*}} + 3 t_{f} - 4 c^{Μ} - 2 c^{Μ^{*}} - 2 t_{m})^{2}}{128 b}$ (2-2-12)

2.3 最优税率的确定

国内社会福利是国内消费者剩余、国内生产者剩余以及国家的税收收入之和。在本文的模型中, 由于最终产品市场上的生产者之一F公司是中间产品市场的唯一消费者, 为避免计算上的重复, 在此国内消费者剩余只取最终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者剩余, 而生产者剩余为F公司与M公司的利润之和, 且税收收入仅指对F*公司和M*公司征收的反倾销税。则国内社会福利

W=CSf+πM+πF+tmqM*+tfqF* (2-3-1)

其中, 消费者剩余

$\begin{array}{l} C S_{f} = \int_{0}^{q^{F} + q^{F^{*}}} (a - b Q) d Q - [a - b (q^{F} + q^{F^{*}})] (q^{F} + q^{F^{*}}) \\ = \frac{b}{2} (q^{F} + q^{F^{*}})^{2} (2 - 3 - 2) \end{array}$

将 (2-2-10) 式和 (2-2-11) 式代入 (2-3-2) 式, 可得

$C S_{f} = \frac{(11 a - 5 c^{F^{*}} - 5 t_{f} - 4 c^{Μ} - 2 c^{Μ^{*}} - 2 t_{m})^{2}}{512 b}$ (2-3-3)

再将这一部分前两小节中求出的均衡产量和均衡利润的表达式代入 (2-3-1) 式, 得到国内社会福利的表达式为

$\begin{array}{l} W = \frac{(11 a - 5 c^{F^{*}} - 5 t_{f} - 4 c^{Μ} - 2 c^{Μ^{*}} - 2 t_{m})^{2}}{512 b} + \\ \frac{(a + c^{F^{*}} + t_{f} - 4 c^{Μ} + 2 c^{Μ^{*}} + 2 t_{m})^{2}}{32 b} + \\ \frac{(3 a + 3 c^{F^{*}} + 3 t_{f} - 4 c^{Μ} - 2 c^{Μ^{*}} - 2 t_{m})^{2}}{128 b} + \\ \frac{(a + c^{F^{*}} + t_{f} + 4 c^{Μ} - 6 c^{Μ^{*}} - 6 t_{m}) t_{m}}{8 b} + \\ \frac{(5 a - 11 c^{F^{*}} - 11 t_{f} + 4 c^{Μ} + 2 c^{Μ^{*}} + 2 t_{m}) t_{f}}{16 b} (2 - 3 - 4) \end{array}$

然后, 联立方程 $\frac{\partial W}{\partial t_{m}} = 0$ 和 $\frac{\partial W}{\partial t_{f}} = 0$ , 解出使W的值达到最大的tm和tf, 并将原假设中的世界市场的要素价格kw=cF*代入, 求出中间产品反倾销税率和最终产品反倾销税率的最优解分别为

$t_{m} = \frac{24 a - 5 c^{Μ} - 25 k_{w} + 6 c^{Μ^{*}}}{74}$ (2-3-5)

$t_{f} = \frac{22 a + 17 c^{Μ} + 11 k_{w} - 50 c^{Μ^{*}}}{148}$ (2-3-6)

从上述两式可以看出, 中间产品市场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优化反倾销税率的计算与下列因素有关:

(1) 国内最终产品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弹性。由 (2-3-5) 式与 (2-3-6) 式可知, 当市场上所有企业的成本都不变的时候, a值越大, 则tm和tf都越大。而由最终产品市场的需求函数可知, 当最终产品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都不变的时候, 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弹性越小, 则a值越大。因此, 当最终产品市场上消费者的需求弹性越小时, tm和tf都越大;反之亦然。

(2) 国内上游企业的边际成本。由上述两式可知, 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 tm随着cM的增大而减小, 而tf随着cM的增大而增大。

(3) 国外上游企业的边际成本。从上述两式中可看出, 当其他条件都不变时, cM*越小, 则tm越小, 而tf越大。

(4) 世界市场的要素价格。从上述两式中可看出, 当其他条件都不变时, tm随着kw的增大而减小, 而tf随着kw的增大而增大。

3 结论及建议

(1) 对国内政府而言, 当外国企业对国内市场的倾销幅度等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 如果国内最终产品市场上消费者对倾销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小, 那么政府就应对该市场及其上游市场的倾销产品征收较高的反倾销税;反之, 如果国内最终产品市场上消费者对倾销产品的需求弹性很大, 那么政府应对该市场及其上游市场的倾销产品征收较低的反倾销税甚至不征收反倾销税;对我国出口企业而言, 当国外市场上的消费者对我国企业出口的产品或其下游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时, 我国企业应提高警惕, 及时采取如适当提高价格等措施, 以免遭到国外的反倾销。

(2) 当国内上游企业成本较高或国外上游企业成本较低时, 国内政府对上游市场的倾销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率应较低, 因为上游市场上大多是一些资源型产品, 当国外企业比国内企业有优势时, 鼓励资源型产品的进口能起到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 从而增加国内社会福利。比如在我国的原材料市场上, 国内企业的成本普遍较高, 鼓励原材料进口的政策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有利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3) 当世界市场的要素价格较高时, 国内政府对上游市场的倾销产品征收的反倾销税率应较低, 鼓励进口, 这样有利于防止国内价格较低的资源型产品的过度消耗和浪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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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钟根元, 王方华.不完全信息下基于成本的倾销反倾销静态博弈分析.管理工程学报, 2004;2:112—113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篇6

2014年1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行程之后对澳大利亚展开国事访问, 双方共同宣布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实质性结束,中澳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意向书,预计2015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奶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澳大利亚拥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低成本的奶牛业、严格的质量安全控制体系、持续创新的乳制品加工企业,乳制品在全球市场有很强的竞争力。澳大利亚重要的农业产业是乳业。 2012到2013年期间约165万头澳大利亚奶牛共生产920万吨牛奶,澳大利亚乳业产品总价值超过130亿澳元。澳大利亚的奶牛单产水平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显著高于世界第二大产奶国印度、第三大产奶国中国,仅低于世界第一大牛奶生产国美国。但由于人口较少,澳大利亚乳制品的产量远大于国内需求量,大量的乳制品用于出口,而且澳大利亚生产的乳制品完全可以满足国内消费。 2008年4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在北京正式签署。新西兰最大的产业是奶业,以质量和创新著称。其优势主要体现在高效的放牧饲养体系、加工规模、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新西兰乳制品不仅以其与众不同的天然口味享誉世界, 同时新西兰的奶业也以生产安全、卫生的产品而闻名遐迩。新西兰有444万人口,土地面积为2690万公顷( 约为中国的2.8%,相当于广西的面积) , 约42%的土地用于放牧、草料种植或休整备耕。当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正式启动实施以后,2大产奶大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中国市场销售奶制品存在博弈,所以本文运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内容来进行分析。

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基本原理

1、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基本概念

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博弈主体是彼此都完全了解收益的情况下,同时做出决策。然而,现实中的许多决策活动是有先后顺序的,往往是依次选择行为而不是同时选择行为,而且后选择行为的博弈方能够看到先选择行为博弈方的选择内容,每一个博弈主体都会依据在决策时所掌握的全部信息来做出自己的最优策略,所以后行动博弈主体的决策主体要受到以前博弈主体决策行为的影响,会依据以前博弈主体行动给出的信息作出决策。因此依次选择与一次性同时选择有很大的差异性。由于博弈主体的决策存在先后,因此博弈主体对信息的掌握既包括对博弈主体各自收益的了解,也包括对决策前博弈过程的了解。对前者的完全了解称之为“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对后者的完全了解称之为“ 完美信息动态博弈”。一般的博弈都假设满足完美信息的要求,因此本文介绍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是指博弈主体对收益和过程都是完全了解的。

2、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纳什均衡

在表述方面主要有矩阵、扩展式、博弈树三者表达方式,本文主要运用博弈树,所以简单介绍博弈树的表达,博弈树的表达中主要有3个基本材料:结、枝和信息集。结包括决策结和终点结,决策结是参与者采取行动的时点,终点结是博弈论行动路径的终点。枝是从一个决策结到它的直接后续结的连线,每一个枝代表参加者的一个行动选择。信息集是由博弈树上的所有决策结分割而成。每一个信息集是决策结集合的一个子集,该子集包括所有满足下列条件的决策结:每一个决策结都是同一参加者的决策结;该参加人知道博弈进入该集合的某一决策结,但不知道子集究竟处于哪一个结。

要想获得动态博弈中真正稳定的均衡结果,就必须排除那些不可信的均衡,逆退归纳法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方法。逆推归纳法的一般方法是:从动态博弈的最后一个阶段开始分析,找到该结行动人的最优行动,把最优行动导致的报酬向量前移至该决策结,抹去该决策结的全部下枝,对最后阶段的所有决策结都照此办理。如此,整个博弈可以减少一个阶段,对这个缩短了一个阶段的新博弈重复上述步骤,最终可以把博弈简化到初始决策结处,此时,找出第一个行动人的最优行动。

3、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斯坦克尔伯格寡头竞争模型

斯坦克尔伯格提出来一个厂商选择产量为决策变量的博弈模型,该模型是一种先动优势模型,首先行动者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假定有两个企业在同一产品市场上进行竞争,但他们的产量决策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分,且行动者能观察到先行动者的产量决策结果。企业1有先动能力是先动者,企业2是后动者也就是跟随者。所以企业2根据观察到的企业1的行动来选择最后行动,那么企业1也知道, 自己一旦选择产量q1后,企业2将有相应的反应函数。一般求解过程为:市场需求p=a-( q1+q2) ,各自的成本都为c=aq,使用后退归纳法,先求出企业2的反应函数。企业2的利润函数为 π2=q2p- aq2,边际条件:q2( a- q1- q2)- aq2= 0,对q2求导的出边际条件即:MR2( q2)=MC2( q2)。反解边际条件得出企业2的反应函数,最后求出各自的利润并进行比较得出结论。

三、运用原理分析新西兰奶制品与澳大利亚奶制品的销售策略

1、用博弈树分析其销售策略

如图1:假设新西兰奶制品在中国的某一城市某一区有一个专柜,如果新西兰奶制品进入该地区设专柜,那么澳大利亚奶制品也开始考虑是否进入到此地区,假如进入用减低价格来反击新西兰奶制品,那么新西兰奶制品可以获得10的报酬,澳大利亚可以获得20的报酬;但是澳大利亚奶制品不反击那么获得的收益是( 70,70) ,形成了子博弈纳什均衡。假设新西兰奶制品没有进入该地区设专柜, 如果澳大利奶制品用降低价格来反击那么他们获得收益是( 0,90) ;如果澳大利亚奶制品不反击那么他们获得的收益是( 0,120) 形成了另一个子博弈纳什均衡。在2个纳什均衡中完美均衡是( 70,70) 。在运用倒退归纳法推倒得出了新西兰奶制品和澳大利亚奶制品分别应该采取( 进入,不反击) 策略。也就是在2个自贸区建成以后假如新西兰奶制品在进入某一地区时澳大利亚奶制品不要着急,只要按部就班生产自己的产品就可以,不需要进行降低自己的价格来回击新西兰奶制品。

2、用施坦克尔伯格寡头竞争模型分析其销售策略

由于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签订实施7年,那么在进口奶制品市场中主导企业肯定是新西兰奶制品,跟随主导企业的是澳大利亚奶制品。这里就假定新西兰奶制品为企业1,澳大利亚奶制品为企业2,市场需求为P=250( q1+q2) 。为了计算方便 ,2个企业各自的成本函数都是C=10q。边际条件:MR2( q2)=MC2( q2) 解得q2=120- q1/2企业1的利润为 π1= q1p- 10q1= q1( 250-( q1+q2))- 10q1对q1进行求导得出均衡解, 解得q1=120,q2=60,π1=1200, π2=600,由此得出主要企业拥有先动优势,那么新西兰奶制品在中国具有先动优势。

四、启示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清晰地得出,谁先占领市场成为市场的主导者那么谁就有可能占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在中国新西兰自贸区建成以后,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新西兰是中国乳制品进口最主要的来源国,而忽视了澳大利亚,而且新西兰奶制品凭借着自己的优势获得了中国百姓的追捧, 这也同时给中国的奶企业一个启示,要想在奶制品企业站得住脚首先是要成为这个行业的主导者,那么如何成为主导者,我觉得,不仅靠数量也要靠质量,让百姓喝着放心才是王道。总体来说中新中澳自贸区的建成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大产奶大国来说来说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只有战胜挑战才有可能赢得机遇。但是至今为止两大产奶量大国相继与中国签订自贸协定, 这个协定肯定是双赢的协定,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肯定会在奶制品方面抢占属于它本国的市场,这势必会形成一场博弈,在全文的分析中得出新西兰奶制品在中国市场具有先动优势,但是澳大利亚也许会后来者居上。

参考文献

[1]洪开荣:经济博弈论前言专题[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2]王莉:中澳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奶业发展的影响研究[J].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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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费方域:市场、博弈和策略行为[M].当代经济学,2014.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篇7

关键词：股权结构,博弈,反收购

一、引言

在我国资本市场中,股权分置现象的产生有着特定的经济条件和制度背景。控制权和所有权由于不能自由流通,导致同股不同权,造成股东利益实现机制不同,以至于在资本市场运行中出现了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诸多问题。资本市场本质上是一个信息流通的市场。企业集团作为公众公司一旦上市,必然面临着股权的流通,股权的分散是上市公司的一个天然生态。由于实际控制人控制股权比例较低,加上股权分散的特点,易出现争夺控制人的情况,因此即使一些公司存在名义上的实际控制人,也会存在实际控制人易主的可能。在国外,如美国、日本这些股权结构机制比较发达的国家,资本市场比较成熟,加上健全的法律法规的支持,股权制衡机制才能有效的发挥。近年来,我国学者通过研究表明由于资本市场等外部环境的原因和公司治理的内部原因,股权制衡机制并不能有效地在上市公司运营过程中发挥作用。我国资本市场尚未成熟,控制权私有收益比欧美发达国家要高得多,在公司治理中一些恶意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时有发生。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虽然使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有了明显改善,但由于我国正处于股权改革转型过渡期,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依然不完善。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如何构建一种股权结构平衡状态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案例简介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5月,总部设在广东深圳,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集团,至2009年,先后在全国2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其管理团队、公司文化均为业界翘楚,是投资者眼中以及股市中的代表性地产蓝筹股。目前,王石任万科董事会主席。当资本市场更加开放之后,各类资本为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势必会采取分散资产配置的办法来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及可赎回性。资本高度紧张的情况下,扩张企业和恶意收购的成本是较低廉的。那么透明、相对保险并稳定,且有一定收益预期的投资将会成为各种资本的首选。这也是宝能系将目标对象对准万科的根本原因。此次万科宝能股权之争的双方,一方是以万科总裁郁亮和董事会主席王石为代表的万科管理层,另一方是以钜盛华和前海人寿为代表的宝能系。争夺的对象则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A股的部分股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境内企业。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995553118元。股份总数为10995553118股,分为内资股A股9680597650股和H股1314955468股)。万宝股权之争愈演愈烈,2015年7月份股权争夺战已拉开帷幕。7月10日,潮汕姚氏兄弟旗下的前海人寿通过二级市场购入万科A股5.52亿股股份,之后与一致行动人通过连续举牌方式,将持有万科的份额跃升至15.04%,夺走华润20多年来在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位置。华润在8月底至9月初期间通过两次增持增至15.29%,重新回归第一大股东之位。但是仅过了几个月,“宝能系”通过旗下的钜盛华、前海人寿等“一致行动人”,在二级市场通过连续举牌累计抢得万科A约20%的股份,此后二度增持了万科的股份。12月11日,在宝能系对万科股票增持至22.45%之后,宝能系与万科管理层的对峙进入高潮阶段,万科A股股票于12月17日、18日上午相继涨停。数据显示,宝能系累计持股万科A股涨至24.26%,成功拿下万科第一大股东之位。宝能系没有披露,也成功通过多账户操作规避被要求披露其举牌目的。但其数月来的一系列行为都带有敌意收购的意味。作为被收购目标对象万科的管理层反对宝能系收购或者控制万科,万科希望华润这个国有成分能够在股权结构中占据最重地位,倚借政府的扶持在未来长线发展中走得更稳。而根据宝能的发家史,其信用不够,如果宝能入主万科,则会影响万科的信用评级,导致融资成本上升,最终影响公司的经营理念;其次,宝能的年地产销售额相比销售额两千多亿元的万科,能力稍显不足;最重要的是宝能风险大,宝能系是在利用循环杠杆,通过短期债务来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宝能背负极高的资金风险。而根据万科董事会章程规定,上市公司股东要约收购红线是30%,当增持达到30%,即可以发起要约收购,或按照每年不超过2%的比例继续自由增持。宝能系继续增持使万科面临巨大的被收购危机。

三、万科股权反收购动态博弈

收购和反收购如火如荼地进行。截止2015年12月18日,参与万宝之争利益博弈的各方股权比例分别为:收购方宝能系与其一致行动人合占万科股份的24.26%;以王石、郁亮为代表的管理团队及其原第一大股东华润等为被收购方的万科华润系占20.64%;以及变数:持股达7%的安邦和持股加起来超过5%的公募基金及证金公司以及其他广大中小散股。通过多次举牌,宝能系现稳居万科集团第一大股东位置。在宝能投资万科意图不明的情况下,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利益各方的各种猜测,双方只能凭借各自的筹码和根据对方行为做出博弈。目前,宝能系持股24.26%,并且后续可能还会增持;而万科合纵连横,极力争取中小股东支持,以及利用相关规则去反收购。

万宝之争动态博弈中结局无异于三种:

假设一:双方互不退让,最终万科成功抵御“野蛮人”入侵。由于宝能系过度依赖险资,其增持所用资金是通过杠杆方式获得的,在杠杆存续期到期之后,或者市场突然出现异常的大幅波动,而宝能系却依然不能完成对万科的控制权。那么其将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或者万科用足停牌整顿的6个月找到了一致行动人,以战略合作伙伴的形式解救万科于水火之中。同时与现在的第二大股东华润集团协议定向增发,并收购相关优质资产。既让华润重新回到第一大股东位置,又并入有想象空间的资产,一定程度上平抑股价。这样可能令宝能资金成本激增,使其知难而退;同时万科从中小股东利益出发,拉拢团结大部分的中小股东群体。从博弈论的角度,对中小投资者最有利的局面是不断有“野蛮人”来挑战来激活股性,刺激管理层更加努力的同时又不会真的使“野蛮人”入侵。他们可能并不在意谁是大股东,股票上涨才与其息息相关。2015年12月24日,安邦发声宣布支持万科,两者股份相加略胜“宝能系”。2016年3月13日,万科有意引入国资背景的深圳地铁作为万科的战略股东。万科和地铁集团合作就是在给广大股东派发定心丸,这势必起到稳定股东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拉拢中小股东。

假设二:双方互不退让,宝能系攻破万科堡垒。宝能系想要以“蛇吞象”的姿态控制万科,其肯定是经过紧密的战略部署,极有可能还隐藏着一笔未动资金来防范万科的反收购策略。而万科即使实行“焦土政策”做低股价,并不一定会逼退宝能系,可能还会在成本上给予他们增持的机会。对于万科的反收购策略即使长时间停牌,宝能系还可以通过场外协议收购股票进行增持;“股东大会是个变数,能否找到“白衣骑士”是个变数,证监会审批与否也是个变数。且这三个变数都不可控,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如果翻盘,就意味着定增计划失败,那么宝能系还会继续增持。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宝能系成功增持,入主万科董事会。宝能如以恶意收购控制万科为目的,大股东换位或最后管理层被赶走都有可能。两强相争必有一伤,甚至两败俱伤或多败俱伤。

假设三:双方握手言和,宝能系化身为战略投资者获利妥协。在万科停牌的一个月期间,A股市场行情不太乐观,总体呈跌多涨少趋势。2016年1月6日,万科H股复牌,截至2016年1月13日收盘,股价连续下跌,累计跌幅已超20%。一旦复盘,股价持续走低的万科A股极会遭遇来自中小股东的抛售。尽管万科H的股本只占总股本11%左右,但基于万科是A+H双平台公司,万科H股复牌大跌对各方都形成了较大压力。宝能系、万科盈安合伙人都不同程度使用了资金杠杆,如果此时复牌A股,并不是一个好的决策。2016年3月17日万科高层就延期复牌问题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为了双方共同的利益,宝能也投了赞成票,针锋相对数月的双方,携手避免股票在重组未定、大盘不稳期间过早复牌。万科和宝能最好的结果就是双方能够看清趋势和风险,在规则的范围内做互利的妥协。如果万科与宝能和解,宝能系以战略合伙人的身份,派人进入万科董事会作为宝万和解的交易条件,并答应不再增持且在12到24个月内分批减持并承诺保证不对万科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且万科保持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能够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宝能系安全落地,对当事各方都是有利的。而万科经过此事对内部股权结构做出调整,重新回到经营的轨道上去,未来万科要做符合我国国情的混合制企业,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从市场优化角度看资源配置问题,宝能系之所以会选择万科作为增持对象,是资本市场发展的结果。此次万科与宝能之间的控股权之争应该是宝能筹划以久有备而来的行动。然而关键问题是,如果暂且不谈这场股权之争谁是最后赢家,那么很明显,这次双方争夺控股权的落点是相关资源是否得到了优化配置。而此次万科控股权之争,于众多的中小股东而言是一场大资本对相关资源支配权的争夺。然而在万科、宝能展开股权争夺的同时有个问题也随之出现,该以什么方式保证众多小股东的权益不会因此受到损害?这个严肃的有关市场公平的问题摆在市场面前。进而如何让众多小股东的权益得到公平的对待?这无疑也应该是市场所期待和评价这场股权之争的一条核心原则。

四、公司股权结构弊端分析及改进建议

万宝之争说明以保险资本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深度介入产业资本,并寻求产业协同效应。其实质在于金融资本谋求优质上市公司控制权,具有战略投资与财务投资双重意义。反映出中国资本市场的格局正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寓意着中国市场经济很可能正在步入由产业资本主导转向金融资本主导的过渡时代。

(一)从万宝之争看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问题

万科在管理结构上股权过于分散,在宝能系入股之前,最大股东具有国资背景的华润集团持股也仅15%左右。这样的持股结构与西方的一些知名公司比较类似,但在资本的强势攻击下却显得非常脆弱。此次宝能和万科的控制权之争,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万科分散股权架构下的公司治理漏洞。以房地产为主导业务的万科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政府的扶持,土地资源和土地成本的限制严重影响万科的经营效益,因此万科希望国企能够在股权结构中占重要比例。万科地产企业处于上市状态,其作为房地产市场的龙头企业,无论是品牌、信誉度、业界口碑以及管理规范在业界都是首屈一指。由于其股权高度分散且价值被市场低估,足够吸引外来资本。但是在资本市场中,只要资金合法,资本逐利无可厚非。

万宝之争折射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存在问题。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由于非流通股与流通股的分割,加上流通股比例小且比较分散,使得流通股股东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普遍没有影响力,中小投资者只能采取“盲投”的方式表达对公司经营管理的不信任,公司权利没有形成相互约束、相互牵制关系,造成公司的董事会被大股东和经营管理层操纵,董事会功能不能有效发挥,决策时也总是以大股东利益为重,而在市场中也没有形成一种真正能够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监督机制,中小股东权益屡屡受到侵犯;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流通股大多被中小股东持有,而将分散的股权集中起来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代价,故免费搭车现象严重。这样董事会功能虚置和中小股东搭车共存就构成公司治理的死结。股权结构难以优化,“内部操作”难以得到有效抑制,这必然会阻碍公司绩效的提高。

(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优化建议

(1)引导上市公司企业间的交叉持股。对于大型上市公司而言,可以考虑推进友好企业间的股权置换,形成上市公司之间的互相持有的关系。相互持股既降低了股票在外的流通盘,同时双方联合对抗收购行为,降低了被敌意收购概率,稳定公司经营的同时又促进了上下游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和市场不确定性,实现公司长远的战略部署。这种合作且监督的企业间关系可以形成一个互相制约的生态平衡体。

(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与中小股东监管机制。中小股东数量众多但平均拥有的股份却很少,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仅仅靠对大股东的道德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来限制大股东的行为。企业应考虑提高独立董事的比例,强化独立董事的职责,独立董事的人选要与公司没有直接的业务利益往来,一定程度上平衡大股东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时完善监事会制度,监事会成员对于董事会的决策具有一定的监督权力,有利于对风险较高的决策进行制止。并建立一个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监督中介服务机构,对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进行实时监督,从而减少监督成本以加大控股股东的侵占成本。并通过委托投票制和累积投票制方式给予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机会,使他们能够选举自己的代表进入董事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和对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侵害。上市公司只有切实保护好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优化股权结构。

(3)引入战略投资者。从公司长远发展的利益出发,通过公司各种资源平台,采用兼并、收购、增资扩股、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客观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除国家明确要求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以外,采取减持股权或增资扩股吸收增量资本股的方式,引进战略投资者作为第二大股东。或者是引进同行业的先进公司和国内外知名强公司并列第一大股东,经政府批准也可由其控股。这样的战略投资者具备“积极精明投资者”的特征,不但有动力也有能力对公司价值进行合理评估和对股票进行合理定价,其次战略投资者可以对公司管理层提出各种议案,通过影响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方式,比如通过媒体等公开途径迫使管理层接受提案,这种做法提高了公司质量,实现超额收益。战略投资者一方面充当小股东的代表人,另外又是被投资公司的大股东。他们的利益与小股东具有一致性,因而能最大程度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从而使中小股东间接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避免了股东之间利益目标的不平衡性导致的争夺收购。

(4)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对监管机构而言,适时规范市场发展责无旁贷,同样也是时代要求。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发展机会中往往潜藏着大量的风险。因此,对资本市场中各种不规范、不合法的现象,监管机构不但要及时发现和坚决打击,而且还要对不能适应新变化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及时地补漏、修订和重建。公开、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市场环境才能将市场各类风险降到最低,才是资本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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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篇8

(一)纳什均衡

设2个行为主体交警与城际公交总公司,交警是按规章执行,对于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超载车辆进行监督和管制。而城际公交在公益性的基础上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断地运载乘客,将其定性为城市公交的性质。博弈收益矩阵如表1。

由矩阵表1中可以看出,交警与城际公交总公司两者均采用混合策略下的纳什均衡,利用划线法,可以得出最佳策略组合是(长途客运,城市公交),即城际公交具有城市公交与长途客运的性质。

(二)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对于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记交警混合策略φ1(α,1-α),城际公交总公司(β,1-β),即交警以α的概率选择城际公交为“长途客运”属性,城际公交总公司以β的概率选择城际公交为“长途客运”属性。

则交警的期望效用函数为μ1(φ1,φ2)=Bαβ+Bα(1-β)+D(1-α)β+C(1-α)(1-β)

城际公交总公司的期望效用函数为μ2(φ1,φ2)=Cαβ+Aα(1-β)+D(1-α)β+B(1-α)(1-β)

将μ1对α求导,得出β=(C-B)/(C-D)

μ2对β求导,得出α=(B-D)/(C-A-D+B)

上述结果说明存在两个纳什均衡解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然而,城际公交既具有长途客运的性质又具有城市公交的性质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政府出台的标准一定是极端偏向某一方的。

(三)政府参与下的纳什均衡

在政府规定下的博弈矩阵如下:

注:a代表政府对城际公交属性为长途客运的认同;d代表政府对城际公交属性为城市公交的管制。

从矩阵表2看出,在政府参与下,唯一的纳什均衡解为(长途客运,长途客运),均衡得益组合为(B+a,C+a)。即城际公交不符合上述政府规定,均属于长途客运的性质。

二、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城际公交属性确立采取的措施

(一)加大力度对城际公交长途客运性质规范(提高B值)

除新建运输路段符合城市公交外,其他都按照长途客运的性质规范城际公交的运行。城际公交是连接两座城市之间的运输工具,行驶的路线是高速公路,时速超过100km/h,按照长途客运性质约束和管理城际公交的运输,保证其在运输途中的安全稳定性,保障乘客的旅途安全。

(二)政府财政补贴全面到位(降低A值)

起初政府对于城际公交给予了很大的财政补贴,但是后来由于燃油费等后期费用的增加,政府并未对其进行后续的补贴。由于城际公交总公司建设初期,对公交设备等费用的投入,以及票价并未有较大幅度的上调,以至于城际公交在运输途中尽可能拉满乘客才开车,中途摆手即停等,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样面临着巨额的罚款与处罚。只有政府加大对城际公交的补贴,提高员工的工资与福利,这样才能保证城际公交健康有序的运营。

(三)出台城际公交政策(提高a值)

政府应重视城际公交的作用,出台相应的政策来规范城际公交的运营。将不符合城市公交通行要求的城际公交均定性为长途客运。按照长途客运的要求考核城际公交,按照座位上人,只有到指定站点才能下人,严格按照长途时速运行,保证运输效率和旅客安全。

(四)严格按照政府规定,管制城际公交运行(增加d值)

对于不按国家规定行驶的城际公交,交警可按照处罚条例进行批评教育和严肃惩罚,对于屡教不改的城际公交运营单位进行机制调查和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不断规范城际公交的运行以及市民在城市间来往的安全。

参考文献

[1]张昕瑞,王恒山,袁修竹.博弈论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现状与趋势[J].物流科技,2008(11).

[2]刘芬芳.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下的城市公交优先研究[J].交通科技,2008(5).

[3]占永红.基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EMS供应商竞争分析[J].中国水运,2007(12).

关于公司治理的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篇9

近期, 随着“格力电器董事长4000万收入成A股薪酬之王”等一系列高管薪酬问题被披露, 公司治理问题又重新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关于公司治理的说法颇多, 王立彦、刘军霞认为公司治理应该取广义的概念。它不仅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安排计划、股权计划等内部控制机制, 而且包括市场、法律制度、中介机构等外部控制机制, 可以说, 凡企业与其利害关系人之间的隐性或显性制度安排都可以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在现代企业中, 股东往往由于种种原因, 不能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于是委托职业经理人对企业进行管理, 股东希望代理人 (经理人) 能够尽最大努力使公司价值最大化 (股东权益最大化) , 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代理人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会做出损害公司利益或股东权益的决策、行动。而这些问题能通过契约来避免的是非常有限的, 为了更好地避免此现象的出现, 促使代理人更好为委托人寻求更多的收益, 股东常常会选择监督或激励的方式。本文则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 从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均衡的角度, 对上市公司股东在对高层管理者进行监督和激励问题进行分析, 说明在不同情况下, 各个主体的选择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机理, 并给出相关的建议和启示。

二、博弈模型与分析

股东在对其代理人 (高管) 进行管理的时候, 采用较为广泛的是监督和激励两种方式。由于双方目标的差异, 代理人往往会采取两种行为。要么是利己行为, 即为个人利益服务, 例如, 装修豪华办公室、挪用公款、侵占企业资产等等;要么是利企行为, 即一切以企业利益为出发点, 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作为代理人, 在股东不同的激励政策下, 付出努力程度也不同, 这也会给双方带来不同的收益。而有的企业缺乏对代理人的监督和激励, 使得代理问题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本文将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委托人实行的监督和激励进行分析。

(一) 基本假设

公司治理博弈的基本假设包括:假设公司治理博弈的当事人有两个, 包括高层管理者 (仅执公司内部执行层) 和股东;双方均已知博弈的结构和自己的收支情况;股东的纯战略为激励或不激励、监督或不监督;高层管理者的纯战略是选择高努力或低努力、利己行为或利企行为。

(二) 基本模型

1、监督

假设该博弈是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见表1) , 我们可以求解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为此, 我们做出接近于实际的假设:即高管选择利己行为和利企行为、股东进行监督与否、股东监督时能否查出、是否会被揭发等都是不确定的。其中:高层管理者利己行为所得收益为A (A>O) 。高层管理者利企行为所得收益为-A;如果高层管理者利己行为被查出后将被处罚 (如扣除工资、奖金等) 为B (B>0) 。股东的监督成本为C (C>0) , 是指股东为了对高管进行监督而需增加的一切费用;若股东不监督则可节约监督成本C。如果高层管理者利己行为, 而股东不对其进行监督, 则有两种情况:一是被其他相关利益主体揭发, 这时公司的形象受影响, 股价有可能会下跌, 股东的收益将会被影响, 影响的收益为D (D>0) ;二是未被揭发, 高层管理者的利己行为未被发现, 则股东短期收益未受影响。高层管理者的利己行为, 股东虽对其进行了监督, 但未发现, 则高层管理者得利己收益, 监督部门发生监督成本。

假设高层管理者选择利己行为的概率为p, 高层管理者选择利企行为的概率为1-p;股东进行监督的概率为q, 股东不监督的概率为l-q;股东监督时查出问题的概率为u, 未查出问题的概率为l-u;股东不监督时揭发的概率为v, 未揭发的概率为l-v。

这时, 股东的预期收益为:

高管的预期收益为:

股东和高管预期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于是, 可得该监督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为:

即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 为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高管以p*的概率选择利己行为, 股东以q*的概率选择监督。

2、激励

假设该博弈是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 (见表2) , 我们可以求解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为此, 我们做出接近于实际的假设, 即高管选择努力和不努力、股东进行激励和不激励等都是不确定的。

具体假设是:假设高层管理者选择努力的概率为t, 高层管理者选择不努力的概率为1-t;股东进行激励的概率为r, 股东不激励的概率为l-r。

这时, 股东的预期收益为:

高层管理者的预期收益为:

股东和高管预期收益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于是, 可得该激励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为:

即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 为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高管以t*的概率选择努力度, 而股东以r*的概率选择激励。

(三) 博弈模型综合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在监督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中, 高管选择利己行为还是利企行为的概率受股东监督与否的影响。如果股东加大对高管的监督力度, 则高管利己行为的概率p将降低;如果减小对高管监督的力度, 则高管选择利己行为的概率会加大。监督对高管来说, 是一种有效的约束。同时, 如果在高管选择利己行为时, 增大股东监督时查出的概率u时, 即提高检查监督质量和水平时, 高管选择利己行为的概率p也会降低。相反, 如果股东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的概率u下降, 如监管水平不高, 监管人员寻私等, 高管选择利己行为的概率p就会上升。相反, 假如股东不对高管进行监督检查, 企业外部相关利益主体也会对其监督。如果外部监督力度增强, 高管利己行为被揭穿的概率v增大, 则高管选择利己行为概率p将会降低。这意味着企业内部人员和社会公众对高管利己行为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此外, 股东的监督成本c (或不监督时的节约成本) 增大时, 会使高管选择利己行为的概率上升。因为, 此时股东监督检查的积极性会大大降低。

在激励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中, 如果股东对高管进行激励的概率r增大, 那么可以有效地提高高管付出努力的概率t;相反, 如果股东不激励的概率1-r增大的话, 高管不努力工作的概率1-t也会加大, 这时高管则更多选择的是安于现状, 避免那些可能会给企业 (股东) 带来更高收益的高风险的项目, 从而影响企业 (股东) 的收益。

三、相关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公司治理的关键问题是解决好股东与企业高层管理者关于监督和激励的博弈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 加大内部监督力度

在对企业进行管理时, 股东往往通过企业高层只获得有限的公司信息资源, 而信息的不对称使股东被代理人肆意的掠夺。我们应制订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规范企业的信息披露行为, 保障能够及时、真实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 使股东能得到较为详尽的资料进行监督。此外, 还要充分发挥监事会的职责。在内部形成一个监督网, 多个主体进行监督, 提高监督的效率, 进行有效的约束。

(二) 构建人力资源信息库

各企业联合建立一套完整的人事档案, 强化对经理人声誉资本的监控和管理, 准确地反映其不同时期高层管理人员价值变动情况, 并将其资料公布网上, 构建高层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源信息库, 让更多的相关利益主体参与监督。这样, 高层管理者会更多地选择长期利益而放弃短期利益, 在他们努力去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 市场也能及时给予他一个新的价值, 实现更多的长期收益。一个规范有序的高层管理人员市场的形成, 能够加大社会的监督, 降低企业自身的代理成本。

(三) 深化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的完善有利于企业解决代理问题。企业不仅要将经营者的收入与企业业绩挂钩, 还要针对不同时期不同行业的发展来制定相应的薪酬发放标准, 而不是简单地与企业股票价值相联系。此外, 还需从法律上, 对其劳动所得给予保障。但是一定要避免, 企业中要么激励不足, 要么激励过度。无疑, 高层管理者在企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只有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才能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但同时, 企业也应加大对高层管理者的处罚力度, 才能激励其更好地为企业及股东服务。

参考文献

[1]、王立彦, 刘军霞.A-H股双重报告差异与公司治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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