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

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精选十篇）

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 篇1

一、职业教育集团的概念界定

对于职业教育集团概念的界定有国内众多学者从多视角进行了研究, 但难以达成共识。

1. 联合体说。

刘宝在《安徽职业教育集团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出“职业教育集团, 是指由若干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职业院校和相关单位, 在互利共赢的原则上, 以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为纽带, 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 自愿组成的职业教育办学联合体”;刘山、杨建勇在《关于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几个基本问题的研究》一文中, 在职业教育或职业教育集团的概念研究综述的基础上把教育集团的定义简化至“由多个独立的个人或组织为了共同开展职业教育活动而组成的联合体”。

2. 利益集会说。

学者马成荣认为职教集团是一种“内部各成员拥有独立法人资格, 采取自愿协作或联盟联合体, 是一种有着共同发展目标、使命和文化的利益集合体”。

3. 管理方式说。

刘兰平借鉴企业集团定义将职业教育集团定义为一种职业教育管理机构, 其设有集团董事会和监事会, 机构由学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等相关单位组成, 集团总部对董事会负责, 监事会监督集团的日常运营与管理。综观国内学界对职业教育集团的研究成果, 对职业教育集团概念的把握, 从层次上看, 已经较为深入;从广度上说, 也已比较宽泛。笔者就研究的目的和范围认为:所谓职业教育集团, 是指以一个或几个高职院校为核心, 联合相关的行业/企业, 科研院所, 协会等单位, 以实现共赢发展为主要目标, 以资产、契约、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为纽带, 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而构建的多法人职业教育办学联合体。

二、利益相关者

“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这一概念产生于经济活动和企业管理活动中。20世纪70年代, 利益相关者概念开始在战略规划文献中大量出现。近年来, 在公共部门和非营利性部门也开始流行起来。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经济学家, 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 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 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 (Ansoff, 1965) 。[4]随后, 1984年, 美国经济学家弗里曼给出了一个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定义。他认为, 利益相关者是“那些能够影响企业目标实现, 或者能够被企业实现目标的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和群体” (Free-man, 1984) 。[5]这个定义一定程度上, 大大扩大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本文中笔者采用了弗里曼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

三、职业教育集团利益相关者分析

1. 职教集团是利益相关联合体。

职业教育集团作为非营利性社会公共组织, 与企业等营利性组织有着一定的联系。一定意义上, 职业教育集团既是一种职业教育办学联合体, 又是企业法人联合体, 也是社会资源的集合体。职业教育集团是利益相关者的联合体, 从职业教育集团的类型及其办学经费来源可以得到充分体现。目前, 我国职业教育集团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分别是政府主导型职业教育集团, 院校主导型职业教育集团和企业/行业主导型职业教育集团。其中, 政府主导型作为公办学校, 其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学生的学费和政府拨款;院校主导型其办学经费来源除了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外, 还有校董和企业等;企业/行业主导型其经费主要来源以企业投资为主导, 辅之以政府拨款、学生学费等。这些社会组织和个人对职业教育集团投入了大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其活动将影响职教集团使命与目标的实现, 同时职教集团使命与目标的实现过程又反作用于这些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利益实现。由此可见, 职业教育集团是典型的利益相关者联合体。

2. 职教集团利益相关者的定义。

国内学者张旺在《试论高等院校战略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一文中将“高等院校的利益相关者”界定为:影响高等院校的发展和目标实现, 或者受高等院校发展和目标实现影响的校内外团体和个人。笔者结合弗里曼对利益相关者的定义认为:所谓职业教育集团利益相关者, 是指那些能够影响职业教育集团目标和规划实现, 或被职业教育集团实现目标和规划过程影响的个体或集体。

3. 职教集团利益相关者分析。

我国主要三种类型的职业教育集团其利益相关者分别是:政府主导型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政府内部主管教育行政领导, 其中主要有主管教育的副省长和副市长以及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 如教育厅厅长和教育局局长等。院校主导型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院校领导、院校教师、院校学生等。其中院校领导特别是校长在学校办学中的地位不可替代,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相关者群体中居于主导地位;教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资源和核心力量, 是职业教育集团正常运营的物质基础, 因此, 其在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居于主体地位;学生作为受教育者与教师一样, 同为职业教育集团办学的主体, 在利益相关者群体中也居于主体地位。企业/行业主导型的利益相关者:主体利益相关者是企业, 目前比较成功的是美国的阿波罗教育集团。因为企业本身的目的就是追逐利益最大化, 因此其主要协调机制是市场协调。经济利益是最大驱动力。这种类型是企业参与度最高的。

摘要：职业教育集团是我国职业教育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需要, 是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各类资源利用率的需要, 已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 实际中职教集团的发展存在着形式上一片火热, 效用上却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本文正是以经济学中的利益相关者为研究视角, 对职教集团进行分析和研究, 以期能够为完善职教集团的组织构建和运行机制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职业教育集团,利益相关者,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山, 杨建勇.关于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几个基本问题的研究[J].职业时空, 2008, (10) .

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 篇2

随着会计信息的理论逐渐完善，以及利益理论观的逐渐完善，不同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于会计信息的需求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主要变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范围逐渐扩大，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都有需要：2利益相关者位保证决策的准确性，对会计信息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会计信息的概念，会计信息主要用来处理企业经营过程中价值运动所产生的数据按照规定的会计制度法规方法和程序把他们加工成有助于决策的财务信息和其他经济信息。具体地说会计信息是指会计数据经过加工处理后产生的为会计管理和企业管理所需要的经济信息。会计通过信息的提供与使用来反映过去的经济活动控制目前的经济活动预测未来的经济活动。它包括反映过去所发生的财务信息即有关资金的取得分配与使用的信息，如资产负债表等；管理所需要的定向信息如各种财务分析报表对未来具有预测作用的决策信息，计划，规划金额等。

会计信息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外提供的企业财务会计信息；另一类是对内提供的管理会计信息。财务会计信息的作用在于反映企业过去已发生的经济业务的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外提供会计报告，满足企业外部债权人、投资者、财政税务部门、上级主管部门等的需要而管理会计，则侧重于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预测、决策、规划和控制并对各个部门的工作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为企业内部各级管理人员提供有用信息，它不只局限于分析过去 更主要在于控制现在预测和规划未来。

一、财务会计信息的重要作用1服务于企业的微作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公正合理地确定企业损益。财务会计以公正合理地计量和确定损益以形成一系列财务信息。因此企业平时发生的各项收支均须及时入账。有关资产负债也须准确地按照损益的要求予以账项调整最终形成企业的损益。

接下来继续分析，不同会计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动机有哪些。从宏观方面来讲，分成两大类，即对内的信息使用者门外不信息使用者

1．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 1）、立法者

我国会计立法者主要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等。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作为社会和经济的组织和管理者，政府有权也有必要了解企业的各种情况。依法要求现代企业提供和半年、季、月财务报告，了解企业会计准则和其他会计制度的遵守和执行情况，制定补充规定或采取监督措施，同时还可通过分析企业的财务报告，掌握资金的流向以及实行宏观经济控制。而立法者就是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制定或修改会计准则，使社会经济有序稳定的发展。2）．证券承销人及证券交易所

证券承销人及证券交易所都是投资者。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是现代企业财务会计报表的主要使用者。一般投资人利用财务会计报告信息分析该公司的经营、财务前景、预测股价的涨落，作为持有、买入或抛出该公司股票的依据。控股的投资人是对该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人，利用财务报告信息还可按照自己的意愿作出更换该公司经理层，变更该公司的经营与财务政策的决定。凡由国家派出监事会的企业，还应向监事会提供财务会计报告。对投资人来说，最关心的信息是企业盈利和现金流量信息。

3）律师。律师主要是为了了解会计政策法规，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为解决经济纠纷等。4）．债权人。债权人是指对企业贷款或持有企业债券的个人或组织。一般来说，债权人分为短期债权人和长期债权人。短期债权人关注的是企业在短期内偿债能力，因此它们需要获得资产的变现能力的信息。长期债权人需要了解企业长期偿债能力，这种能力反映在企业预期的财务状况上，如企业的资本结构、资产的流动性、资产的市场价值以及长期盈利前景。5）．供应商与客户

作为供应商，他们关注的是企业长期经营能力、商业信用和偿债能力，会计信息提供他们判断企业在这方面的经营状况。客户关心有关企业长期供应商品的能力、产品价格、成本行性能以及售后服务。会计信息能够帮助客户预测企业生存于发展的可能性，评估产品价格的合理性行售后继续提供维修、调换等服务。

2．内部信息使用者（如企业研究人员、公会等）

内部会计信息需求主要是服务于企业管理决策与控制的需要，通过会计信息来管理、控制业务流程的活动。内部信息使用者包括组织结构中各个层面的管理者和员工。不同的管理层面需要不同类型的内部会计信息，支持他们不同的决策行为。1）．业务活动层面，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主要包括业务作业的员工和部门主管人员。决策行为具体涉及日常业务活动如订货、支付原材料、服务、组织产品生产、销售和交付商品及劳务等。决策的信息主要是以短期需要、以历史记录为基础。这些信息如顾客订货历史信息、商品分类目录、价格目录、生产计划、付款要求和汇款等，所产生记录是以实物或货币形式反映的交易的详细情况，这些记录是实际的，一般不做会计调整。设计支持业务活动层决策的会计信息系统，主要是为了获得详细的会计数据，2）．管理控制层面这一层次的决策行为包括人员计划、原材料采购计划、设备租赁或购买决策开展广告和促销活动、建立销售网络、选择研究与开发项目、安排主要设备或建筑物的维修计划和恰当的筹资方法。这一层次试图尽可能有效地计划和控制企业可获得的资源，以确保已确立的目标。3）．战术决策层面。企业研究人员就属于这一层面。他以业务层面的会计数据为基础，通过对这些会计数据分类汇总、提供例外的及临时的会计报告，为这一层面的管理者进行预算管理、资金管理、资本预算、投资管理等活动提供会计信息。这些会计信息来源于历史销售数据、销售变动因素数据、产品生产成本数据、短期融资投资决策等数据，它还涉及取得和分配必须的资源，以实现最高层确定的企业目标和计划。根据经营控制层次取得的信息可以对资源分配作战术性的改变。这一层次的重点是确定如何取得、企业和使用特定资源。4）．战略规划层面的会计信息需求 在多数企业结构中，只有少数高级管理人员负责制定主要的目标并选择确保实现目标的战略。战略决策主要涉及的会计信息主要有长期性融资，资本性投资、对责任中心的考核所需信息、内部转移价格制定的依据等。除此之外，还要求大量与企业有关的环境的信息，主要处理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的因果关系。决策包括考虑竞争优势、市场营销、经理人激励措施、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机会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如考虑治理环境污染所需的或有成本。

那么这些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究竟有哪些呢？我国会计准则规定会计信息使用者括：投资者、债权人、其他使用者（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社会公众、其它）。其中

社会公众包括：商品和劳务供应商，顾客，企业雇员，社会公众，竞争对手等，业主、财务分析咨询人员、贷款者、经纪人、供货者、证券承销人、证券交易所、潜在的投资者、潜在的信贷者、律师、职工、管理人员、税务机构、监管机构、董事会、立法者、客户、工会、企业研究人员、教师、学生等。

不同会计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的不同需求。

（一）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1大股东与小股东对会计信息的不同需要.大股东持股时间长和持股数量大，与企业利益联系密切，一般比较关心企业的长期持续经营状况。大股东们的高持股额使他们能够对企业政策的制定施加重要影响，这需要较全面的会计信息才能完成。而小股东则只关注利润分红以及高管人员的人事任免

（二）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与所有者不同，因为他们的收益一般都是在合同中规定好的，正常情况下收益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债权人最关心企业的偿债能力、付息能力和所贷资产的安全性等等。

1.长期债权人和短期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不同需要。短期债权人款项期限较短，一般关心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和资产流动性；长期债权人除了关心企业的偿债能力外,还关心企业的获利能力，企业获利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债券安全。

2.银行对会计信息的需要。新的技术和金融工具的大量出现，使风险的产生与变化速度加快, 这对信息披露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条件下，企业应当尽快披露那些反映业务运作状况的信息，促使银行经营管理者得到及时、可靠的决策有用信息,及时发现和控制各种经济风险。

（三）政府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政府设立了国资委这个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能部门。该部门需要使用大量的会计信息，以了解国有资产的管理使用状况，考核企业的经营效率，同时还对管理者进行监督。证券监管部门需要促进证券主体和证券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 是会计信息的直接使用者。

（四）经营管理人员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管理层对会计信息的一般需要，他们不仅要了解如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内部信息，还需要了解诸如外部经济环境、国家政策及行业状况等外部信息。

（五）员工对会计信息的需求

找工作的时候他们关心的是诸如待遇，发展等信息，在实际工作后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企业固有状况变化的一些信息，如企业政策变更、职工基金的使用和高管人员的更替 六）社会公众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在企业的各种行为中，环境保护、慈善事业等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是对社会公众利益造成影响的主要方面。对于社会公众而言，企业的对环境的保护力度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条件

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1、相关性（首要质量）：与决策相关，具有改变决策的能力。三个因素：预测价值信息能够帮助决策者预测过去、现在、未来事项的可能结果，使决策者作出最佳期决策。如：预测投资及信贷的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不确定性，以决定持有、购买、出售其投资或贷款。

2、可理解性：便于使用者理解。

3、相关性：与使用者决策相关，包括预测价值、反馈价值、重要性。

4、可靠性：会计信息必须真实、可信，包括如实反映、实质重于形式、中立性、审慎性、完整性等。

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 篇3

关键词：以县为主 基础教育 教育体制 教育投入

2001年以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分级管理、地方负责、以乡为主”，该体制造成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资金短缺以及教育行政管理不规范。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以下简称《决定》），开始实施“以县为主”改革，逐渐形成了“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体制，使得农村基础教育经费有了较强的保障，教育行政管理更加规范。对于农村教育而言，“以县为主”改革主要涉及县政府、县教育行政机关、乡镇教育办、乡镇学校、代课教师、公办教师、学生（家长）等群体的利益。

一、改革的缘由与进程

（一）改革的缘由：旧有的管理体制导致经费不足、管理低效

1985年之前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特点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投入与管理职能高度集中在中央与省一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这就导致教育管理体制僵化、效率较低，且不利于发挥各地方特点。

针对上述弊端，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对基础教育体制进行改革，确立了基础教育“分级管理、地方负责”的体制。到了1990年代，该体制逐渐演变为“分级管理、地方负责、以乡为主”，随之引发了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资金短缺、教育行政管理缺乏规范性的问题。农村基础教育资金短缺问题主要表现为“由于乡镇财政过于拮据，使农村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拖欠教师工资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乡为主的管理体制已经难以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并且扩大了城乡教育差距”。教育行政缺乏规范性主要表现为：“基础教育下放到乡甚至村以后，由于缺乏对乡（或村）政府的有效约束，教育经费不能合理使用，甚至被侵占、挪用，不能按时交付教师工资。”

针对1985年改革的弊端，国务院于2001年出台《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体制改革，旨在加大县级政府举办基础教育的责任，规范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实行‘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的实质是加大县级政府举办义务教育的责任，核心问题是解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二）改革的进程：从“以乡为主”到“以县为主”

“以县为主”的改革将基础教育投入与管理的职能由乡镇上收到县，一方面将政府教育投入的重心提高到县，使得经费来源稳定;另一方面将原本属于乡镇的校长与教师管理权、学校管理与建设的统筹权、指导学校教学工作的职能上收到县教育行政机关，对县所辖学校实施统一、规范的管理。

在“以县为主”的体制下，大部分经济较为发达的县中乡镇学校的办学经费以及教师工资都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全国的部分县已经完成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人、事、财、物几个方面，完全到位的占大多数;其中大部分是把教师工资上收到县”。同时，改革将乡镇学校的管理权集中于县教育行政部门，有利于政府对学校进行统一、规范化的管理，提高了行政效率，有效减少了办学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二、“以县为主”改革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一）县政府与县教育行政部门：一方出资，一方获利

“以县为主”的改革有两大主线：一是将基础教育的投入职责上收到县财政，二是将对乡镇学校的管理权能上收到县教育行政部门。其结果是县政府的财政负担增大，而教育局获得了对乡镇学校的管理权，因此，县教育局成为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与自发行动者，而县政府则是改革的消极抵抗者，其职责的履行需要上级行政部门的督促与奖励。然而，一方面县政府的教育投入能够通过行政强制来保障，另一方面作为改革执行机关的县教育局对改革有充分的热情，因此“以县为主”改革进展得较为顺利，改革的初衷得以实现。

（二）乡政府与县政府：职权与责任的博弈

在改革中，乡政府甩掉了教育经费的“包袱”，然而也丧失了教育管理的职权;县政府接过了乡政府甩来的“包袱”，同时也得到了直接管理农村学校的职权。在改革的实际情况中，乡政府在甩掉“包袱”的同时力争留住职权，县政府在获得职权的同时会力争将经费负担转移到乡和省。这样，县政府与乡政府就职权与责任的问题展开了博弈，而博弈双方的依据都是《决定》，经过一系列的博弈活动，县政府与乡政府最终达成均势，这也使得改革以前县乡“分级负责”的格局转变为“以县统筹，乡镇参与，相互制衡”的格局。

造成上述博弈现象的根源在于《决定》之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可行的地方政策。这导致县乡两级行政部门职责区分不明晰，教育管理事务堆积在县教育行政部门，乡政府的教育职能发挥不完善：由于农村学校分布范围广，由县教育局对其进行直接管理成本较高，“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众多，教师数量大，布局相对分散，由县统筹管理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事实上，“以县为主”改革的初衷并不是要取消乡政府对学校的管理职能，而是试图构建出一个以县政府为主导，乡镇为辅助的基础教育体系。

（三）贫困乡镇与富裕乡镇：相同的政策，不同的结果

就改革的结果而言，贫困乡镇与富裕乡镇（街道办）的处境是截然不同的：对于贫困乡镇而言，改革使得原有的教育投入义务转移到了县财政，有效地缓解了乡财政的资金紧张局面;而对于富裕乡镇而言，它们原本就有足够的财力负担教育经费，并且能够基于管理权获得诸多收益，改革将基础教育的管理权上收到了县，乡政府失去了一块获利的领域。因此，贫困乡镇是积极拥护改革的，而富裕乡镇则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它们会力争维持现状。由于当前大部分乡镇财政较为紧张，仅在北京等大城市（街道办）以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乡镇较为富裕，因此“以县为主”的改革受到了大部分乡镇的欢迎。

（四）乡镇教育办公室：何去何从

“1989年以后，在一些地方，由于乡镇一级在基础教育办学过程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乡镇教育组升格为乡镇教委，成为一级管理实体，其人员编制几乎与县教育局相当”，在改革之前乡镇教育办享有学校管理的职权，而“以县为主”的改革撤销了乡镇教育办，将其与中心校合并，使得人员编制减少，职能弱化。原乡镇教育办的工作人员一部分进了中心校，一部分被安排到了其他岗位，还有一部分失业，这三者的地位在改革后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因此其作为“既得利益者”容易成为改革的阻碍者。而在这个问题上得利者是县教育行政部门。

（五）农村学校、学生与家长：改革的受益人

改革保障了农村学校的经费，健全了教师编制，因此学校与校长无疑是改革的得利者，也就成为改革的坚定拥护者与自发行动者。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改革中产生的一个特殊部门：中心校。“以县为主”的改革撤销了乡镇教育办，将其与中心校合并，使得中心校在原有职能不变的同时又获得了对辖区内学校的管辖权，成为一个兼具事业性与行政性的部门，学校的部分管理人员也随之成为教育行政官员，获得诸多利益。在改革中，“中心校”财权双收且无“成本”，成为改革中的大赢家。

在改革之前，很大一部分乡的政府无力承担全部的教育经费，因此会通过与家长协商的方式筹集部分资金，如学校的伙食、校舍的维修工作由村民来保障。而在新的体制下，学校的全部办学经费均由县财政承担，家长与学生成为这项政策的获益者。与此同时，学校的经费有了保障，教师中公办教师的比例增加，教学质量也会得到较大提高。家长与学生成为改革的最大受益人，这也是“以县为主”改革的初衷。

三、讨论

对改革的进程以及利益相关人进行分析之后不难发现：

第一，改革调整了教育行政系统中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形成了新的格局。首先，乡镇政府与县政府在职权与责任关系上达成了新的均衡，原来县乡“分级负责”的格局转变为“以县统筹，乡镇参与，相互制衡”;其次，乡镇教育办撤销，其职权上收到县教育局，使得旧有的教育行政职权分散的格局走向统一。

第二，改革触动了部分群体的既得利益：原乡镇教育办职能丧失，其工作人员流入其他部门，或从教或失业;经济富裕的乡镇（街道办）在改革中失去了基于管理权而获得的诸多利益。

第三，“以县为主”改革的有效性：农村学校、学生（家长）与县教育行政部门成为最大受益人。学校、学生与家长是改革的最大受益人，并且这种收益是无成本的，这与改革的初衷“保障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规范学校管理”是相符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是卓有成效的。同时，随着改革的进行，县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管理职权有所增加，这是与教育财证权上收的改革思路相对应的，符合改革的基本理念。

第四，改革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县财政经费不足;其次，县教育局直接管理农村学校难度较大;再次，《决定》对县乡两级政府教育职责区分不明晰，导致乡的教育职能发挥不完善。这些问题主要是由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其解决并不能仅仅依赖“以县为主”改革，而是有待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

参考文献：

[1]李有彬.关于我国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研究[J].教育探索，2006（4）.

[2]郑友训.走向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的管理体制[J].徐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14）.

[3]张林荣.落实“以县为主”管理体制的问题与对策[J].现代教育科学，2003（4）.

[4]曾天山.“以县为主”新体制的调查与思考[J].人民教育，2003（11）.

[5]张作功.“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运行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J].中国农业教育，2004（1）.

[6]吴庆华.变革与趋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J].辽宁教育研究，2008（3）.◆（作者单位：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第一小学）

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 篇4

1 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现状

截至2016年9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835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66个,其中有七个机构具备法人资格,分别是宁波诺丁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以及深圳-香港中文大学。办学层次主要是本科、研究生这两个层次且主要集中于本科层次,2016年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有628个,占比75.2%;研究生中硕士层次的项目有188个,占比22.6%,博士层次8个,占比0.95%。由于中外合作办学要求充分的生源和一定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因此,目前中外合作办学地域分配不平衡,主要集中于北上广武汉等教育资源丰富地区。

在办学模式方面,从办学法人资格上划分可以分为独立设置和非独立设置两种形式,独立设置即宁波诺丁汉、西交利物浦等大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而非独立设置是由高校中的二级学院和境外办学机构进行合作进行联合办学[2];从授予文凭方面划分可以分为单文凭授予和双文凭授予,目前双文凭授予为主,而单文凭授予方面又以授予境外高校毕业文凭居多;在校园培养方面可以分为单校园培养和双校园培养,单校园培养即学生整个培养过程均在一个学校且主要在中国,双校园培养一般是大一大二在国内完成基础课程,大三大四到国外学习核心课程。

2 中外合作办学运行机制分析

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的利益相关主体有政府部门、境外教育机构、国内高等院校、学生家长以及媒体和企业等。政府部门追求的是中外合作办学带来的诸如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培养高层次教育人才从而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效应;境外教育机构寻求的是通过和教育输入国的高等院校合作,输入本国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以达到拓展全球教育市场,获取经济利益的目标;国内高等院校的诉求是希望通过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增强自身办学核心竞争力,提高自身在教育界的地位,同时达到生源扩招的目的;学生及其家长则是希望通过选择中外合作办学,提升自身的就业素质或者是拓宽出国留学的渠道,而对于社会企业而言,则是在高层次人才聘用方面有更多的选择。

在中外合作办学机制运行过程中,政府部门作为宏观管理主体,对境外教育机构和国内高等院校等单位组合而成的实践执行主体主要是通过认证、评估、审核等手段进行管理监督,以保证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例如在2004年及2009年教育部先后颁发了关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复核及评估方面的政府文件。

在实践执行主体中,境外教育机构主要负责提供教育资源、培养模式以及资金投入,而国内高等院校则负责行政管理、招收生源,双方管理人员对内通过组建独立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部门对中外合作办学事宜进行统一管理,对外为学生提供学习的平台,为社会企业提供熟悉国际事务、了解国际规则、具有国际格局的高层次人才[3]。由学生、家长、社会企业、大众媒体组成的社会参与主体则对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执行主体产生监督反馈的作用,以保证其培养的人才能够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3 中外合作办学运行机制制约因素分析

3.1 政府部门管理模式有待改善

第一,政府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相对重视前期行政审批,而轻视后续的进一步管理,从而导致随着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不断增多,逐渐出现市场秩序混乱的情况。第二,中外合作办学涉及境外教育机构,因此,在运行机制、操作理念、管理模式、参与主体等方面与本土高等教育存在诸多区别,政府目前忽视中外合作办学自身的特殊性,并且沿用传统的高等教育监管模式,导致无法适应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需求。第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在我国发展的时间短,相关的专业管理人才缺乏并且缺少经验借鉴,导致政府部门在管理的具体层面没有明确的标准可以参考,并且专业管理人才的稀缺使得在管理的核心环节流于形式,无法达到政府部门预期的目标[3]。

3.2 实践执行主体利益取向导致办学质量偏移

国家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发展壮大我国教育事业从而促进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在合作办学的过程中,双方为寻求各自利益往往有悖于国家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主旨。境外教育机构在国内办学的主要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打开全球教育市场,甚至把教育资源输入国作为其开展人才培养的试验基地。国内高等院校为了借助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提高自身定位,拓展生源,达到经济创收的目的,往往忽视自身办学条件盲目引进国外教育资源,在没有立足社会经济发展实情的基础上完全按照境外教育机构的培养方式培养本土学生,使得本土优质教育资源无法发挥,在丧失教育主动权的同时导致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不佳[4]。

3.3 社会参与主体监督反馈力度不足

中外合作办学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参与主体的监督反馈力度呈正相关。中外合作办学学费成本高,在国内一般是中产阶级家庭的选择,从而导致受众不如普通高等教育广泛。发展时间短、受众范围小是中外合作办学社会监督反馈力度不足的客观因素,而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问题则是其所受关注小的根本原因。中外办学的生源主要来自于高考落第、出国留学、就业需求、岗位提高、文凭需求这五类[5],生源质量不如高等院校生源质量,“优质生源”的缺少无法吸收消化“优质资源”,以至中外合作办学所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社会的期望,进而导致学生家长和社会企业对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提出质疑,从而影响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声誉,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声誉降低社会参与主体对中外合作办学的评价以及参与,形成恶性循环。

4 推动中外合作办学运行机制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4.1 宏观管理主体明确自身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角色

4.1.1 政府转变职能模式,简政放权。

中外合作办学自身具有特殊性,需要政府部门革新管理模式,在借鉴当前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符合中外合作办学的新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之一是高校拥有更多的主动权,作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外合作办学同样有这一需求,我国政府在严格审批办学机构和项目保证办学质量的前提下,应该弱化对中外合作办学管理的行政色彩。最后政府应该对中外合作办学在政策、财务、人力、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扶持措施建立常态化机制。

4.1.2 协调各利益主体,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是保障中外合作办学质量的基础,政府部门应该借助其本身的权威性,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主体,通过整合政府自身、境外教育机构、国内高等院校、学生家长、社会企业、大众媒体等利益相关主体的诉求和意见,采取诸如人才培养、科研成果、社会效应、经济效应等多元化的评价指标,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同时中外合作办学的评价体系已经具有动态化的特点,以保证适应中外合作办学运行机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变化[6]。

4.2 实践执行主体重新自我定位,保障合作办学质量

4.2.1 战略性引进优质教育资源。

国内高等院校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应该以长期效益为主要目标,秉持“培育高层次人才,提升高校教育核心竞争力,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则。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国内高校首先应该仔细评估自身的教育资源基础、专业设置特色以及自身的短板,其次明确高校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所特需的教育资源,进而引进能够和自身教育资源进行互补,同时可以促进本地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战略性教育资源。此外,国内高等院校要考虑到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只是适应国外社会经济发展,未必有利于本土社会效益提升,因此应该对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进消化再吸收。

4.2.2 积极发挥本土优势教育资源。

目前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者项目中,普遍存在核心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构建等方面完全由境外教育机构掌控而国内合作方只是负责学生工作和行政工作管理的问题,严重抑制我国本土优势教育资源的发挥。长期由境外教育机构掌握教育主动权,将严重弱化我国本土教育优势,进而将我国教育整体水平锁定在全球教育产业链的低端。在和境外教育进行合作办学的前期,我国高等院校立足本校实情,在政府等利益相关主体的支持下和境外合作方积极协调双方利益机制,明确各自职责和教育资源输出;在正式合作过程中,为本土优势教育资源提供发挥的平台,在合作中不断强化自身教育资源的核心竞争力。

4.3 社会参与主体积极接纳合作办学,促使办学效度与社会需求无缝对接

4.3.1 大众媒体重塑中外合作办学形象。

大众媒体在引导公众树立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正确认知,重新塑造中外合作办学的形象的过程中,应该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第一,对中外合作办学的核心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建设、合作双方信息、所培养的人才类型以及人才培养的方式等信息客观地向社会大众传播,由社会参与主体自行根据个体需求做出判断。第二,定期和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学生家长、社会企业合作,定期发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办学质量情况,增进中外合作办学受众对合作办学效度的了解。

4.3.2 社会公众加大中外合作办学监督反馈力度。

第一,作为中外合作办学的直接“消费者”,学生及其家长应该积极寻求并配合各类监督反馈通道,借助大众媒体的力量向社会公众告知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的具体运行方式以及办学质量等情况。第二,企业在和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者项目进行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应该参与到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之中,共同制定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培养方案。第三,以政府牵头,联合学生家长、媒体、企业组建联合监督委员会,共同监督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并定期召开中外合作办学教育质量评估讨论会。

摘要：文章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出发,通过阐述中外合作办学情况,分析中外合作办学运行机制现状,并总结当前运行机制存在的制约因素,最后基于宏观管理、实践执行、社会参与三个利益相关主体的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推动中外合作办学运行机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中外合作办学,运行机制,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陆根书,康卉,闫妮.中外合作办学:现状、问题与发展对策[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3(4):75-80.

[2]郭强,周南平.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现状剖析与路径反思[J].学术论坛,2014(10):157-162.

[3]郭丽君,李慧颖.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制度与文化分析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4(5):49-53.

[4]林金辉.论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建设[J].教育研究,2013(10):72-78.

[5]金忠明.关于中外合作运行机制的思考——以上海纽约大学为例[J].教育发展研究,2012(7):1-6.

危机管理：要围绕利益相关者展开 篇5

无论面临的是什么类型的危机，当危机来临的时候，首先，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得保持冷静和从容，确保自身不能乱了阵脚。其次，则要体现出速度，要迅速作出反应，要在危机发生后的黄金24小时内有企业自己的声音或者声明出现，否则各类臆测和谣言就有可能会将企业淹没。第三，企业要以坦诚的态度对待危机，不能有任何企业隐瞒和遮拦的想法，否则一旦被揭漏出来，企业将被冠上不坦诚和非诚信的头衔，这样企业将很难再走出危机。第四，要体现出企业的社会责任，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处理危机事务，该赔偿要赔偿、该致歉的要致歉。如果如上这些都能够做到的话，还需要做下一步，即企业如何应对危机，都采取了和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应对危机？给公众一个“未来预期”至关重要。

从顺丰武汉中转库火灾危机案例来看，顺丰在处理企业危机的时候，基本上遵循了以上的几个关键环节进行危机处理，就从阶段性处理过程所撰写的案例来看，应当看作是一次成功的危机管理案例。顺丰在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能够将上述五大原则进行拆解活用，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采取了相应的沟通行为，让每个环节都处于知情状态。比如顺丰能够在第一时间成立危机事故处理小组，及时对遭受损失的客户作出承诺赔偿，并及时安抚内部员工，而且把事故情况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并及时与媒体沟通等，都是值得肯定。与那些一旦遭遇危机便不知所措甚至就此依据不振的结果比较起来，顺丰能够成功启动危机应对机制，显然是与其前期的危机管理知识的积累和培训分不开的。

无论面临的是什么类型的危机，当危机来临的时候，首先，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得保持冷静和从容，确保自身不能乱了阵脚。其次，则要体现出速度，要迅速作出反应，要在危机发生后的黄金24小时内有企业自己的声音或者声明出现，否则各类臆测和谣言就有可能会将企业淹没。第三，企业要以坦诚的态度对待危机，不能有任何企业隐瞒和遮拦的想法，否则一旦被揭漏出来，企业将被冠上不坦诚和非诚信的头衔，这样企业将很难再走出危机。第四，要体现出企业的社会责任，要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处理危机事务，该赔偿要赔偿、该致歉的要致歉。如果如上这些都能够做到的话，还需要做下一步，即企业如何应对危机，都采取了和将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应对危机？给公众一个“未来预期”至关重要。

从顺丰武汉中转库火灾危机案例来看，顺丰在处理企业危机的时候，基本上遵循了以上的几个关键环节进行危机处理，就从阶段性处理过程所撰写的案例来看，应当看作是一次成功的危机管理案例。顺丰在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中，能够将上述五大原则进行拆解活用，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都采取了相应的沟通行为，让每个环节都处于知情状态。比如顺丰能够在第一时间成立危机事故处理小组，及时对遭受损失的客户作出承诺赔偿，并及时安抚内部员工，而且把事故情况及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并及时与媒体沟通等，都是值得肯定。与那些一旦遭遇危机便不知所措甚至就此依据不振的结果比较起来，顺丰能够成功启动危机应对机制，显然是与其前期的危机管理知识的积累和培训分不开的。

案例： 顺丰：危机处理并非速度一个选项

在快递行业，顺丰是一个处于成长阶段的全国知名品牌。顺丰货运是中国第一家用飞机做快递的公司，近三年来平均50％的增长，16亿元的年营业额，确实是一家非常成功的隐行冠军。

他在武汉的事业也风生水起。由于很早就立足武汉，速度快，网点全，还送货上门，得到了众多商家的认可，是武汉比较有实力的货运公司之一。

然而，一场危机考验，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降临到它的头上。

2008年1月14日凌晨，由于隔壁供电线路短路引起了火灾，火势波及到了顺丰的武汉中转仓库。起火时库存有2千多单快件，其中80%烧毁，损失数额非常巨大。

启动应急机制，以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

得益于事前建立的良好应急机制，顺丰湖北区在第一时间就将事故汇报给顺丰总部，区部管理人员冒着风雪赶到火灾现场。并迅速组织在场员工抢救尚未被波及的客户财产。

为了应对此次重大事故，顺丰总部迅速成立了应急领导小组，由营运本部总裁任组长，成员为企划总监、客服总监、营运总监、行政总监，于事发当天由集团副总裁带队，火速赶往湖北。

接着，顺丰迅速将此事汇报至国家邮政总局备案，同时，由湖北区总经理向湖北省邮政局汇报情况。并迅速启动位于长丰的一处备用场地，以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

此时，距离消防队扑灭火灾才过去不到半小时。

说明事实真相掌握话语权，避免误解信息流传

考虑到客户作息时间的问题，顺丰在14日当天上午8点就通过各地的呼叫中心开始向受到影响的寄方、收件方致电，对情况进行说明，作好解释工作。为了避免客户延误重要事情，顺丰还在电话中通知客户。愿意免费帮客户及时补寄重要文件或出具相应证明。

14日下午，总部应急小组到达后，顺丰再次向公安、邮政相关主管部门汇报了详细情况。在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主管部门给予了极大的谅解和肯定，要求顺丰尽最大的努力，保护客户的利益，照顾客户情绪，避免造成群体性的事件。省邮政局还专门成立了相应的应急小组，协助顺丰处理善后事宜。

预见到湖北地区可能会有大量咨询电话，为避免客户等待，造成误解，顺丰及时切换其他地区的呼叫中心，对湖北进行支援，接受客户的咨询。

这次的事故波及到了顺丰全国的客户，为此，各地区呼叫中心也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应对本次重大事故的专项客户服务工作；

湖北区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接待亲临顺丰公司的客户，由总经理对客户进行交流和详细解释，对极少数激动情绪的客户进行耐心的安抚。

为了避免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不确定的信息误解消费者，客服部门进行了及时的跟贴和解释，争取将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小。

为了缓解广大客户的疑虑，17日顺丰向权威媒体通告了事件的真相，借助各种媒体向广大消费者申明此次事故系第三方原因造成，顺丰同广大客户一样，也是火灾的受害者的客观事实。

不诿过事故源头方，提出数倍于国家标准的赔偿方案

同时，顺丰也通过媒体表达了在相关部门的具体调查结果未出台前，公司本着做最值得信赖和尊敬的中国速运公司的愿景，为及时维护顺丰客户的权益，顺丰不会把这次火灾事故的损失转嫁到客户。

由于事故尚在调查之中，相关部门封锁了火灾现场，因损失鉴定难度较大，考虑到客户的心情，顺丰在参考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快递服务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简化理赔程序，提出了数倍于国家标准的赔偿方案。

面对情绪低落的湖北公司员工，总裁王卫发布了《致湖北区参与江汉中转场重大火灾事故救灾工作同事书》。在书中，王卫向员工通告了公司在事故中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并表示将当月薪酬的30％比例对所有参与救灾的基层员工进行奖励，鼓励员工同舟共济，顺丰完全有信心和实力度过此次难关。

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 篇6

一、“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发展趋势

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股东、债权人、管理者、职工、供应商、客户、政府等，各方面都有自身利益，共同参与和构成企业利益制衡机制。企业内部各方希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目标，因为该财务目标直接反映其自身利益，但同时排斥企业外部利益主体，因而相互之间易产生矛盾；而缺少企业外部利益主体，最终导致企业内部也不能实现企业自身的利益。企业价值最大化不仅产生了企业内部对剩余价值索取权和控制权要求的动机和事实，而且加大了所有权和管理权与企业外部各利益主体的矛盾。因此理论界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是指企业的财务活动必须兼顾和均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尽可能最大化。只有当参与企业的各方利益都实现最大化时，企业的资源配置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从而达到社会财富最大化的状态。

二、“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博弈分析

利益相关者之间也有利益冲突，难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不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会对企业理财产生影响，必须同时满足对企业有投入，分享企业收益，承担企业风险的利益相关者（即股东、债权人、管理者、职工、政府五个重要方面）才会对财务管理目标产生影响。股东和债权人为企业提供资金；管理者为企业提供管理；职工为企业提供技能；政府提供组织运行的政策与法律，企业向国家上缴税收。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与协作，演义着种种博弈行为。

其一，股东与管理者的博弈。股东追求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管理者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牺牲股东的利益，管理者有时甚至与股东目标背道而驰，于是便产生了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管理者有可能出于增大自身效用的目的，采用错报、漏报等会计手段对会计报表进行粉饰。在表1的博弈模型中，将这种行为选择统称为造假。管理者造假会危害股东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股东可能选择对管理者进行监督。

从博弈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管理者的最优造假概率P2与C1成正比，与R3成反比，即随着股东监督成本的提高，股东放弃积极监督的可能性增大，管理者造假的概率P2也随之增大；而在C1一定的情况下，如果股东监督的收益R3提高，股东便会有动力积极监督管理者，使管理者造假的概率P2随之下降。从股东最优监督概率P1可以看到，与R4成正比，随着管理者造假的额外收益R4的增加，管理者会想尽办法造假，由此对股东的侵害就会越大，股东为维护自身权益，对管理者监督的概率就会加大；而如果由于股东的严厉监督使管理者造假成本提高，即C2提高，管理者造假的可能就会减小，当C2大于R4时，管理者停止造假，对外呈现出诚信的形象，股东的监督概率P1随之减小。

其二，企业与债权人的博弈。企业与债权人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银行等债权人将资金借给企业使用，并签订债务契约，根据信贷金额的大小和时间长短，按照设定中的利率收取利息。而企业则为了自身利益，违背合同规定，拖欠归还利息。在表2的博弈模型中，將这种行为选择统称为违规。企业违规会危害债权人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债权人可能选择对企业进行催债。

表2中，R1表示企业正常收益，R2表示债权人获取的正常利息收益，R3表示企业利用拖欠的利息获取的额外收益，C1表示企业拖欠利息而产生的偿债成本，C2表示债权人的催债成本，C3表示因债权人的催债给企业经营带来的成本，P1表示企业违规的概率，P2表示债权人催债的概率。该模型存在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企业的期望收益E1=P1［P2（R1+R3-C1-C3）+（1-P2）（R1+R3）］+（1-P1）［P2

从博弈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债权人的最优催债概率P2与R3成正比，与C1+C3成反比，即随着企业利用拖欠的利息获取额外收益的提高，企业违规的可能性增大，债权人催债的概率P2也随之增大；而在R3一定的情况下，如果偿债成本C1与因催债给企业经营带来的成本C3之和提高，企业便会避免违规，使债权人催债的概率P2随之下降。从企业最优违规概率P1可以看到，与C2成正比，随着债权人的催债成本C2的增加，债权人会为了节省成本降低催债程度，从而造成企业违规的概率加大；而在C2一定的情况下，企业最优违规概率P1与C1+R2成反比，即如果偿债成本C1与债权人依靠收取正常利息R2之和提高，债权人加大催债力度，造成企业违规的概率减少。

其三，企业与职工的博弈。在现代企业中，职工是企业的主体，不但本身是第一生产力，更是生产力的创造者和驾驭者。企业的最终价值体现在职工上，职工离不开企业，企业离不开职工，企业与职工之间是共赢的合作关系。企业为了获取更高的收益而激励职工，职工为了获取丰厚的报酬而积极工作，由此可以建立以下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从博弈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职工的最优积极概率P2与C3成正比，与C1成反比，即随着职工消极工作带来损失的提高，职工积极工作的概率P1也随之增大；而在C3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激励职工的管理成本C1提高，则职工积极工作的概率P2随之下降。从企业最优激励概率P1可以看到，与C2成正比，随着职工积极工作的生活成本C2的增加，职工会为了获取自身收益而降低工作的积极性，从而促使企业激励概率就会加大；在C2一定的情况下，企业最优激励概率P1与C4成反比，即如果企业加大处罚力度，则企业最优激励概率P1将会降低。

其四，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在现实工作中，政府监督部门很多，包括财政、税务、审计、证劵等监督部门，这些部门按照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对企业实施监管，要求企业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受利益驱动的影响，企业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政府利益的侵蚀，企业造假进行偷漏税款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此可以建立如表4所示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表4中，R1表示企业正常收益，R2表示政府正常税收，R3表示企业造假的额外收益，C1表示监管成本，C2表示造假未积极监管而带来的声誉损失，C3表示罚款及造假成本，C4表示罚款及其他收益，P1表示企业造假的概率，P2表示政府监管的概率。该模型存在混合策略的纳什均衡企业的期望收益E1=P1［P2（R1+R3-C3）+（1-P2）（R1+R3）］+（1-P1）［P2R1+（1-P2）R1］= P1（R3

从博弈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政府的最优监管概率P2可以看出，P2与R3成正比，R3越大，企业越有动力造假，政府的压力就越大，政府监管力度越大；而C3的增大，能抑制企业造假的欲望，政府则倾向于不监管，P2减小。从企业的最优造假概率P1看出，C2+C4的增加即不监管损失的加大和政府监管收益的增加，促使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则企业造假概率P1下降，而如果政府的监管成本加大，则打击了政府的积极性，企业乐于冒险造假，以增加额外收益。

三、“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财务管理目标博弈均衡

博弈导致各项制度、法规的制定，并促使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均衡。所谓制度，是由利益相关方在多次博弈中逐渐建立起来的，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来对人们的行为方式进行调整，促使各种利益得以更好的发挥“相互兼容”。为了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达到“纳什均衡”状态，针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提出了以下改進措施。

其一，股东与管理者达到博弈均衡的措施。具体包括：第一，减少股东监督成本，对于股东而言，为解决委托代理造成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较好的解决途径是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制度；第二，要加强对股东的保护，强化股东监督意识，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增加股东监督意识；第三，增加管理者造假成本，从而减少造假的额外受益，可以通过法律上的制裁、经济上的处罚以及舆论的影响等途径实现。

其二，企业与债权人达到博弈均衡的措施。对企业而言，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就是保护与企业进行正常交易的主体的合法权益。首先，债权人根据企业的经营状况选择债务人，并选择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进行投资；其次在企业签订的债务契约中添加条款，对企业的一些行为进行限制，如不能过度发放股利，不能进行额外的贷款，保持合理的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等；最后，加大企业欠款的处罚力度，从而降低贷款风险。总而言之，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企业信用风险不仅要靠企业供应商自身防范，还要靠全社会增强信用意识，制定一系列信用法规，建立诚实守信的信用机制，形成守信者获利，失信者难以生存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转变全社会信用危机，使债权人与企业共同遵守信用，并协调均衡。

其三，企业与职工达到博弈均衡的措施。企业与职工的关系是相互对等的，两者之间博弈均衡后的关系应该是和谐与合作的良好组合关系。就企业而言，第一，企业要提高职工的经济利益、精神享受、自我价值和自我能力，实施“以员工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使职工积极工作，从而改进企业绩效，促进企业发展；第二，企业对员工的惩罚力度不能过大，这样会使职工被迫工作，降低了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企业需实施透明、公平、激励、财务参与性的奖赏制度激励职工工作。就职工而言，需要对工作充满热情，对技术追求创新，对企业保持忠诚，一切为企业利益着想。最终达到职工离不开企业，企业离不开职工的终极目标。

其四，企业与政府达到博弈均衡的措施。具体包括：第一，加重对企业操纵利润的处罚，建立有效的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第二，制定合理的监管措施，减少监管成本，都可以抑制企业造假；第三，加强政府人员的教育和监管，杜绝因贪污受贿隐瞒企业偷税的行为；第四，从根源上改变政府政绩和企业盈余信息的挂钩，使政府不会为了突出政绩而帮助企业减免税收。

参考文献：

［1］朱玉红：《企业财务目标：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基于博弈均衡理论视角》，《财会通讯》（综合·下）2009年第3期。

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 篇7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指出,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建立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同时,2015年3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地方高校转型”,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大学,真正服务于社会经济,解决当前社会就业的矛盾和困境。这为当前新闻专业科学建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与媒体、企业的合作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本文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分析新闻教育中推动校企合作、校媒合作的政府、市场、经济利益等动力要素,并通过探究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出了校企合作的动力机制模型和利益分配模型,为新闻教育中校企合作的实施构建长效机制。

一、当前新闻教育中校企合作、校媒合作之现状

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提出普通高等学校与企事业单位地方之间开展校企联合办学以来,校企合作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种新的办学模式。但由于我国新闻教育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媒体也相对不发达,校企合作、校媒合作在早期的新闻教育中并不多见。

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开办新闻专业高等院校数量的迅猛增长,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也日趋增多。根据2013年教育部统计数据,当前国内新闻传播本科专业点已达1080个,在校生23万,占总在校人数的百分之一。[1]每年新闻专业毕业生更是高达3万之多。然而,由于大多数高校新闻专业的成立十分仓促,导致在学科培养目标和定位方面的模糊不清,课程设置不合理,特色不鲜明。缺乏具有实际职业经验的教师、资金的不足等使得新闻专业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偏弱。新闻人才的培养上以理论传授为主,职业技能训练相对不足。校媒合作、校企合作的开展也仅仅停留在实习岗位的提供,缺乏深层次的交流。在这种教学机制下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完全无法与市场接轨,导致“新闻教育与新闻市场需求两重天”。

随着当前新闻专业毕业生在就业中困窘的凸显,不少高校也在反思新闻人才培养的不足,从而也意识到,新闻教育必须理论性与实践性并举,加强与企业、媒体的合作与交流、 提高学生的实际职业素质和技能是当前解决高校新闻人才培养矛盾的主要路径。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等主流高校的新闻专业凭借丰厚的学科优势与业界资源,早已在校企合作、校媒合作上跨出了一大步;而有些起步较晚的本科新闻院校,也开始逐步尝试着与业界深层次的合作,开展实习基地建设与人才共同培养。就笔者所在的新闻系而言,尽管已经成立了十年之久,但在校企合作、校媒合作上却才是刚刚起步。

另一方面,国际新闻传播教育也对实践课程体系的重视也日趋加强,媒介融合的趋势又使业界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要求日益增高,为满足新闻界与媒体机构的社会需求,欧美新闻教育加大了对实践课程体系在整个培养方案中的权重,加强与媒体机构的合作与交流。美国许多院校在教学方法上采用“3+N”组合的学习模式,由学科权威与业界精英共同执教,给学生补充实践所需经验。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职业技能,并为其就业提供了相应的机会与资源。

二、“利益相关者”视角下校企合作的动力机制

“利益相关者”是企业治理中的一个概念,指除股东以外其他与企业有利益(害)关系的人和团体。这一分析框架在本文中主要体现高校与企业、媒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时要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平衡,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在西方古典经济学有关人性的基本假设中,人是具备理性的“经济人”,只有充分衡量在校企合作、校媒合作中利益主体的成本- 收益, 才能在满足各方利益的前提下,建立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

动力机制是指驱动校企合作关系建立的各个因素的总和,这些动力因素有来自外部宏观环境的政府因素、市场因素和技术因素。

(一)校企合作、校媒合作的外部动力机制

由于我国的新闻媒体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的双重属性,新闻人才的培养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新闻教育中校企合作的外部环境相对来说要更为复杂,各种不同的因素对校企合作、校媒合作会有影响,并且不同的因素会交叉作用。在各种外部因素中,最大的推动力是政府。

1.政府因素

任何教育活动都要受到宏观的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新闻专业的教育尤其如此。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也认为,政策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首要驱动力。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各种政策促进和推动现代教育中的校企合作,甚至还能给校企合作中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资助。

面对当前大学毕业生整体就业形势日趋恶劣,2015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应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这一教育改革趋势更是从实践层面上解决新闻教育与就业环节脱钩的局面,促进新闻学科与业界的联系与合作,加大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当前,新闻教育中的部校共建新闻学院的热潮也是政府政策积极推动的结果。2001年12月24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签订协议共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正式开创了我国“部校共建”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的先河。2013年12月20日,中宣部、教育部进一步召开会议推广“复旦模式”,并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10所高校与各省市党委宣传部门签署共建协议。随后,部校共建模式进入了高潮期。在部校共建模式中,积极推动校媒合作是双方协议的重要内容,各地政府和党政机构通过下属的媒体机构与高校展开深度合作,媒体为新闻学院提供资金、技术指导、实习基地、兼职教师等方面的资源,新闻学院则为媒体输送人才和提供职业培训等,实施编辑记者与教师双向交流挂职。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与上海市委下属的各大媒体等都有业务往来和合作, 除了将一线媒体人引进校园,开始“媒体大讲堂”等系列讲座以外,还通过视频技术将报纸的编前会展示给学生,让学生能身临其境感受媒体的运作与开展。

可见,政府作为教育政策的制定主体,既可以在政策上和资金上推动高校与媒体的深度合作,同时还能为校企合作、校媒合作提供良好的信任基础与契约保障;避免双方合作的不确定性,减少了合作的交易成本。

2.市场因素与技术因素

随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达以及新媒体的涌现,传统新闻生产的流程与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媒体市场竞争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新媒体的出现冲击着原有媒体市场格局,纸媒的式微与自媒体的兴盛,融合媒介的出现,加大了各媒体和企业对新媒体人才需求,也改变了传统新闻学的实践课程体系的设置以及高校科研的发展方向。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方洁所言,“新闻教育机构实务教学开始倾向于构建一个全媒体语境,培养学生成为‘新媒体’思维”。增加新媒体教学环节,打造新媒体实习基地,培养全能型记者也成为新闻教育的重要任务。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开设的“腾讯课堂”, 便是一档与网络传媒人士共同执教的课程;中国传媒大学则利用通过横向项目与千龙网等媒体建立合作关系,打造新媒体实习平台。

同时,媒体也迫切需要借助高校的科研资源与优势,开发新的技术与手段,增强媒体的市场竞争能力。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针对上海媒体进军新媒体的迫切需求,依靠复旦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打造了“新媒体传播实验室”,并与原SMG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合作成立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SMG演播中心”。

因此,在市场和技术的共同推动下,媒体、企业以及高校都有提升自身能力的需求,各利益主体依托自身的优势和资源强强联合,不仅能能够大大地缩短技术创新周期,还能共享技术资源,提升各方的市场竞争能力。当前媒体技术的发展已经对校企合作的推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一方面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涌现刺激高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另一方面, 技术创新又反过来成为新的校企合作的推动力量,这种模式在学术界被定义为“技术规范- 技术轨道”模式。

(二)校企合作、校媒合作的内部动力机制

校企合作中内部的动力机制则主要关系到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和成本衡量。在动力机制中,校企合作最为根本的驱动力是利益,无论是媒体、企业还是高校,对利益的追逐是合作模式建立的关键点与制衡点。而这种利益有可能是有形的经济利益,也有可能是无形的社会效益和个体价值。下面就校企合作、校媒合作的各个利益主体进行成本- 收益分析。

1.政府与党政机构的成本- 收益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认为,政府以及政党作为组织单位,同样具有“经济人”的理性。政府和党政机构的政策制定一方面要考虑到社会的整体福利,同样也要考虑到政党利益与政府利益;部校共建模式下的校企合作、校媒合作,既能解决当前新闻教育中资源短缺的问题,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缓解社会对新闻人才需求的矛盾,又能将“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高层次人才”落到实处。对新闻教育中职业精神与马克思新闻观培养,又有利于维护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舆论引导,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而相应的成本在于资金的投入,如在经费支持上,山东省委宣传部……首期投入启动资金500万元;此后,每年度按照学院建设实际需求给予后续经费支持,每年度支持经费不低于200万元。[3]

2.高校的成本- 收益分析

高校作为校企合作、校媒合作的推动者,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其成本和收益。一个层面是高校作为教育事业单位的成本和收益,另一个层面是高校组成中的个体———教师与行政人员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对于各高等院校而言,为社会输送优秀的人才是其作为事业单位的公益性目的,毕业生的就业率也与高校评价机制密切相关,因此,推动校企合作、校媒合作无疑能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从而也能提升高校的美誉度与绩效。对于高校中的个体———教师与行政人员来说,推动校企合作、校媒合作能有效补充实践教学师资力量的不足, 还为教师创造更多的媒体实践或社会挂职条件,提供更多的科研课题资源。而相关的行政人员对校企合作的态度无疑也是对国家教育改革理念的响应,能收获相应的政治资源与行政绩效。同时,如能获得与部校共建新闻学院的机会,则能获得政府的政策扶持与资金资助,对高校与学院、个人的发展更是有利无害。对于成本而言,高校所付出的只是一定的人力资本,而这种人力资本的使用也属于高校编制内的合理使用。

3.企业、媒体的成本- 收益分析

对于校企合作、校媒体合作的重要参与方而言,企业和媒体通过校企合作能获得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并加强人才储备,为企业、媒体的后续发展技术研发。市场经济的下竞争环境,让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为获得生存和发展而各显手段。媒体工作的高强度和快节奏,需要有大量的人手才能高效运转。实习生由于量大且价廉颇受媒体的欢迎,有些媒体单位甚至还要收取一定的实习管理费,弥补人力上的成本;媒体还能从实习生中挑选优秀的实习生进入单位,减少职工就业的时间成本与损耗。此外,高校还能成为企业和媒体的研发力量,特别是新媒体时代,技术对市场格局的影响让媒体不得不重新审视高校科研的潜在收益。同时,由于新闻媒体的双重属性也决定了媒体既要考虑到市场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与政党利益,推动校企合作、校媒合作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业务问题,也是对上级主管单位的对党的政策响应以及对当前教育改革思潮的回应。

三、新闻教育中校企合作、校媒合作的模式分析

从以上对新闻教育中校企合作、校媒合作中动力机制以及各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分析可见,校企合作、校媒合作能提高利益主体的绩效与价值,且成本低廉。如果将是否有政府的介入作为校企合作、校媒合作区隔的标志物,我们可以分之为“部校共建”模式与非“部校共建”模式。

(一)“部校共建”模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校企合作与校媒合作的模式,是由政府作为主要驱动力的一种模式

“部校共建”模式共建主体是各地党委宣传部以及依附于各地党委宣传部下的各级媒体,客体是附属于各高校的新闻学院。两者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从属关系,在合作协议中更多的是相互配合。各地党委宣传部在资金与政策上双管齐下,促进院校与媒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宣传部门主管的党媒) 的合作与交流。而共建的新闻学院则同时接受党委宣传部和所属高校的领导,严格把控政治导向,“将学院建设成为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以数字化新闻教学为手段,培养优秀的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新闻教育和研究人才……”。

然而,“部校共建”模式下受益的新闻院校毕竟是少数, 而这些院校相对来说其本身的新闻学科地位较高,无论是高校本身的资金还是社会资本都较为丰富,最早启动部校共建模式的复旦大学,到第二批实施计划的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等无不是个中央、地方院校中的翘楚,这种模式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锦上添花。同时,对于“部校共建”模式这股教育热潮,政府大力推动,主流媒体高度赞扬,但也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特别是“共建”模式下,是否意味着新闻教育中的“权力” 的重新分配?这种“共建”又是否影响到新闻学科建设的自主发展?这些问题在“部校共建”中仍需要讨论和解决。

(二)而对当前大部分新闻院校而言,则属于“非部校共建”模式

非“部校共建”模式中涉及的高校甚至还包含有一部分目前已经获得“部校共建”资格的高校。这是因为在政府未介入之间,作为新闻教育中的领军者,他们已经摸索、总结出一些成熟的校企合作模式。这些模式相对于“部校共建”而言, 更加分散与灵活,高校与媒体、企业可以互为主客体。合作模式的开展主要依靠院校本身的政策、资金与教育者的职业素养。通过调研与分析发现,当前新闻教育中的校企合作与校媒合作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项目式”

“项目式”主要以高校某横向课题或者企业、媒体某个大型的活动为依托,通过高校与企业、媒体通力合作共同完成 “项目”的策划、报道等。在“项目”的开展中,高校提供师资与学生,企业和媒体提供平台与空间,双方为完成“项目”展开深度合作。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等是这方面的领军者,中国传媒大学主要通过横向课题与各大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如千龙网、石家庄电视台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则依托媒体的平台展开“项目”合作。2013年,清华大学与搜狐合作推出由学生参与的采访报道 《2013新闻背后———年度风云记者》,2014年又与《河南日报》联合策划推出大型系列报道 《河南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在“项目”形成与实践开展过程中,学生实践职业技能得到大幅提升。

2.“订单式”

“订单式”校企合作、校媒合作主要以学生就业为导向, 高校与企业、媒体共同制定培养方案与就业协议,学生通过到企业、媒体顶岗实习后,在真实的情境中提升采访技能,树立团队合作精神,从而实现毕业到就业的零过渡。“订单式” 校企合作、校媒合作是缓解高校就业难与企业、媒体招工难的一条重要途径。在人才培养的目标驱使下,高校与企业、媒体找到了共同的利益诉求点;对于高校而言,提升学生的就业率意味着教学质量的增长,有利于招生的顺利进行;对于企业和媒体而言,这种模式避免传统社会招工的低效,省却了岗前培训所花费的时间及经济方面的投入。由于地方高职院校的新闻专业由于在培养目标上以职业性、应用性与技能性为主,较多的采用此种校媒合作模式。

3.“拼盘式”

“拼盘式”校企合作、校媒合作主要以课堂共建为主,依托高校教学平台,将媒体人士与前沿的业界动态引入课堂, 增加学生的职业感知,弥补研究型教师的不足。“拼盘式”合作模式目前在很多高校已经展开,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腾讯课堂”、中南大学的“潇湘晨报新闻讲堂”等等。

从以上总结的几种模式来看,除开“部校共建”以外,新闻教育中自发性校企合作、校媒合作的模式尽管在近年来已经逐步发展,但并没有规模化与系统化。且由于受各院校地理区域的限制、自身的学科定位与资金来源的影响,校企合作的模式与程度都不能一概而论。一旦院校中新闻学科的实践课程教学中缺乏激励机制或者资金、政策的支持,则校企合作、校媒合作也将停滞不前。

因此,从外部环境考虑,新闻教育中校媒合作、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离不开政府与政策的支持;从内部的动力机制衡量,又要充分考虑各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以及新闻学科内部的均衡发展。当前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新闻人才需求的变革,使得新闻教育中实践教学课程的设置的重要性也日益突出,围绕着校企合作、校媒合作的主体驱动力,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1.“部校共建”模式中政府的政策与资金在重点扶持少数高校以外,应该惠及更多的新闻院校与媒体企业,制定一系列促进校企合作、校媒合作的优惠政策与措施,实现高校与企业、媒体的有效对接,同时能解决新闻教育发展中的不均衡现象。

2.各高校应依托本校的资源优势,发展出各具特色的校企合作、校媒合作模式,并将企业、媒体合作基地作为支撑点,实现实习、教学科研、就业等一体化,推动新闻教育中实践教学体系的发展。

3.校企合作、校媒合作中应以利益分配机制为导向,充分协商与沟通,既要满足高校教书育人的宏大目标,也要顾及到教师员工的个体利益(如课题申报、论文写作等);既要考虑到企业、媒体的市场目标,又要顾及企业员工的升职空间与薪酬收入;只有双方在价值取向和认同上达成一致,才能实现新闻教育中校企合作、校媒合作的共赢。

参考文献

[1].董天策.新闻教育传播的理想范式[J].新闻写作,2014(2).

[2] .吴廷俊.问题与成绩同行:1978—2008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研究[J].新闻大学,2009(2).

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 篇8

本文拟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成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探讨,并初步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本研究形成的有关成果,一方面可以拓展校企合作的研究视域,进一步丰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理论;另一方面亦可提供若干具有实操性的对策建议,为政府部门教育决策提供参考借鉴。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一)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利益相关者识别

美国学者米切尔等人(1997)认为,利益相关者应具备以下三属性之一:合法性(其相关利益被法律和道德所认可)、影响力(具有影响组织的地位、手段和能力)、紧迫性(其主张或要求可立即受到组织决策者关注)[1,2]。在此含义基础上,我们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校企合作中具备相应合法性,直接或间接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包括人力、实物、资金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对校企合作目标的实现施加影响,同时其活动受到校企合作过程的影响,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组织)。据此概念,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学校、企业、学生、政府、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等)。

(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利益相关者分类

为深化对利益相关者的认识和方便本研究开展,有必要对各利益相关者进行恰当细化分类。本文根据利益相关者的内涵及我国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综合采用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平分法,从三个维度对校企合作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见图1。

1. 按紧密程度区分。

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对于校企合作的影响方式与程度是不同的。本文综合借鉴Frederick(1988)[3]、Charkham(1992)[4]、Wheeler(1998)[5]等人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划分方法,根据利益相关者与校企合作活动的紧密程度,从相关个体群体是否进行了专用性投资以及对校企合作的介入程度两个维度,将校企合作利益相关者分为三类:直接型核心利益相关者:学校、企业;直接型基本利益相关者:学生;间接型基本利益相关者:政府、行业协会。

2. 按合同关系区分。

Charkham(1992)[6]根据是否建立合同关系,将企业利益相关者分为契约型(contractual)与公众型(community)两类。据此分类,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应包括通过合同关系参与校企合作的相关主体,即学校、企业、政府、学生;公众型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指一般不通过合同关系参与校企合作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等)。

3. 按特性组合区分。

根据合法性、影响力和紧迫性等三个特性的组合情况,可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三类[7]:第一类为确定型(Definitive)利益相关者。同时具有合法性、影响力和紧迫性,包括学校、企业、政府。第二类为预期型(Expectant)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和紧迫性,但无影响力,如学生,为达到目的他们可能采取结盟、参与群体活动等方式来影响管理层决策。第三类为潜在型(Latent)利益相关者。只具有影响力,但尚未被赋予充分的合法性和紧迫性,如行业协会等。

二、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成的影响分析

(一)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组织活动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满足,直接影响到组织活动的成效。应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并尽量使其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因此,为利益相关者提供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是促进校企合作良性运转、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成的必要条件[8]。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表达如图2所示。

1. 职业院校的利益诉求。

职业教育的核心任务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紧贴市场需要,面向行业企业具体岗位培育技术技能人才。因而,在校企合作过程中职业院校的主要利益诉求是学生实践性教学环节和教师实践性锻炼环节的预期目标要尽可能得到实现。

具体而言,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主要存在以下利益诉求:一是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借助企业各方面资源完成顶岗实习等实践性教学,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二是加强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建设。通过派遣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掌握行业最新技术和操作技能,了解行业企业的用人需求;同时,从行业企业聘请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三是提升毕业生就业水平。派遣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使其掌握企业某一具体岗位的技术技能,熟悉企业环境和文化。通过校企合作帮助学生寻找工作岗位,促进学生更好地实现就业;四是缓解实训资源短缺或过时矛盾。充分利用企业的设备设施优势,及时解决学校实习实训设备设施过时与数量不足等矛盾。

2. 企业的利益诉求。

由于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作用,校企合作能否长期有效进行,关键取决于其自身利益能否得到有效实现。企业的利益诉求主要是借助职业院校的人才、技术、科研资源,获取更低成本的技能人才和技术等支持,以实现市场利益最大化。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利益诉求主要体现在:一是获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企业通过冠名班、提供顶岗实习岗位、为学校提供设备等方式直接参与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过程,希望所培养学生能够为企业所用。二是促进技术合作。利用职业院校的信息与技术资源,引进新技术、推进设备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与应用,提升技术革新和传统产业的改造能力。通过项目合作,优先转化校企合作的科研成果,提高企业的技术竞争力。三是降低运营成本。企业希望通过校企合作,能够培训企业员工,提高员工素质。利用学校实习实训设备开展产品生产甚至研发试验,提高企业技术水平,扩大企业生产规模,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四是通过参与校企合作宣传企业文化,树立企业形象,提高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9]。

3. 政府的利益诉求。

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以技能人才供给为主的特殊作用,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存在多方面利益诉求。政府通过多种形式支持校企合作,以期通过校企合作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发展,进行重要科技研究项目开发,服务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为本地区培养更多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

4. 学生的利益诉求。

通过到企业进行顶岗实习实践,熟练掌握专业技术技能,获得良好的职业生存与发展能力,这是学生的核心利益诉求。学生在校企合作中的具体利益诉求:一是深化理论知识学习,培养解决问题和实践操作能力,提高技能水平;二是加深对社会和职场的认识,加深对所从事职业、岗位的认识,提高职业素养,促进工作与学习之间的衔接;三是积累各种社会经验,培养社会适应能力,提升就业竞争力。

5. 行业协会的利益诉求。

行业协会是生产经营者根据一定规则自愿组织起来的某一行业或某一专业内的非官方组织,在行业内发挥服务、协调与监督的作用。它代表行业内企业利益的非营利性中介组织,在政府与企业间发挥着联系纽带作用[10]。

行业协会类似于一个利益集团,企业间的共同利益是其存在发展的基础。行业协会参与职业教育的利益诉求主要来自四方面:一是要满足由于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对相应层次劳动力要素的需求。二是通过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缓解行业技能人才短缺的矛盾,甚至可以获得优秀毕业生。三是为企业从政府获得经费补助或技术援助,从而可降低职工培训成本。四是代表本行业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以维护企业的相关权益[11]。

学校、企业、政府、学生、行业协会等各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成的影响类型及方式如图3所示。

(二)利益相关者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成的影响

1. 学校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成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类,学校同时是直接型核心利益相关者、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和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因而,它会通过契约以直接介入的确定性方式对校企合作施加影响。为维持校企合作的长期有效开展,学校会根据行业企业用人需求的变化情况不断调整专业建设,进行专业课程改革,建立对接企业职业岗位能力标准的课程体系。其次,建立与校企合作相适应的灵活学制,运用工学结合模式开展教学,以适应企业生产流程转换及用人季节性变化的需要[12]。第三,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双师素质师资队伍,聘请行业技术骨干和专业带头人承担教学工作。第四,为企业提供智力支持。对企业员工进行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究与项目开发,为企业进行文化策划与建设等。第五,向企业输送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根据自愿原则,引导毕业生和实习学生,优先选择到合作企业工作和实习。

2. 企业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成的影响。

企业也是直接型核心利益相关者、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和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在校企合作中企业通过契约以直接介入的确定性方式施加影响,在人、财、物和信息等层面参与职业教育。通过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接受学生顶岗实习,参与师资队伍建设,参与教育投入等方式来影响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企业通过参与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促进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符合产业发展和岗位实际需要。与职业院校协同合作开展教学工作,主要承担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任务,并根据企业行业的岗位职业能力标准,对教学质量及效果及时进行跟踪评价。参与师资队伍建设,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学校担任兼职兼课教师,接受职业院校相关教师到企业进行实践锻炼。参与教育教学投入,参与职业学校的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解决职业院校教育设施投入不足的矛盾。采用独资、合资等方式为学校购置教学设施设备、参与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或直接为学校的实践实习活动提供生产车间和工作场地。企业还以捐资捐款的方式参与职业教育发展[13]。

3. 政府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成的影响。

政府是间接型基本利益相关者、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和确定型利益相关者。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制度,对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在此基础上建立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保障机制,明确校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鼓励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良性互动、多方共赢的校企合作机制,促进校企合作持续有效开展。并在经费供给、税收优惠方面给予支持。

作用方式主要包括:一是引导推动。政府在法律、政策和财政上等给予制度保障,以引导推动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二是监督协调。加强执法检查,依法监督校企合作的运行。建立评估机制,检查评估校企合作进展与效果。协调处理合作各方之间产生的主要矛盾,及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保障校企合作的正常开展。三是管理服务。政府通过间接管理、规划指导等方式为校企合作提供服务。

4. 学生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成的影响。

学生是直接型基本利益相关者、契约型利益相关者和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在校企合作中通过预期性契约以直接介入方式发挥影响。首先,学生通过顶岗实习,完成实践学习过程,以提高技能水平。其次,通过参与校企合作进程,学生会树立职业道德观,自觉遵守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促进实践性和理论性知识的积累,以提高职业素质与能力。第三,学生通过借助法律知识和建立维权意识,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使校企合作得以持续进行。

5. 行业协会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形成的影响。

行业协会是间接型基本利益相关者、公众型利益相关者和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它以非契约和间接介入的方式对校企合作发挥影响。行业协会通过制定职业资格标准、传播市场信息等在教育决策和管理、教学质量评估、技能培训等方面影响校企合作。一是出台促进校企合作的行业性指导文件,并明确专门的支持性政策;二是制定校企合作专项计划;三是明确行业协会在促进校企合作中的地位,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14]。经济发达地区行业协会已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持,比如温州的服装、鞋业等协会,义乌的五金和印刷等。四是聚集知名企业家、技术专家和学者,为校企合作提供指导意见。

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构建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为促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形成,应以满足企业的利益诉求为根本出发点,同时兼顾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构建好利益驱动机制、利益达成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

(一)校企合作利益驱动机制

一是内在驱动机制构建。根据企业的利益诉求,寻求校企双方的利益结合点,驱动校企合作。职业院校要及时了解企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需求,以此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依据[15]。为企业进行员工培训、技能考核与鉴定、针对企业需要开展技术研发,助推研究成果转化,撬动合作需求。职业院校应紧密结合企业利益诉求,开展学生顶岗实习、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双师队伍培养、技术研发等各项合作。二是外在驱动机制构建。政府部门要制定相关法律制度,调动学校与企业资源,主要是吸引企业参与,助推校企合作目标的多方实现。制定校企合作促进政策,明确政府、学校、企业和行业在校企合作中的权益和职责,引导鼓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主动承担校企合作任务,促进校企合作制度化[16]。政府可制定落实相关税费减免和资金扶持政策,让企业在参与校企合作中获得实在利益[17]。比如,对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可根据接受实习学生的数量和承担的相关成本享受一定的税费减免,对校企合作中成绩突出的企业给予表彰和奖励。同时,职业院校也要以可靠的教学质量、优秀的毕业生质量、优质的教育资源,吸引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二)校企合作利益达成机制

以企业利益诉求为出发点,利益达成机制主要包括诉求表达机制、信息沟通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一是诉求表达机制。要建立对话交流机制,促进合作双方相互了解、全面及时掌握对方的利益诉求。采取灵活多样的合作形式,将企业的利益诉求转化为切实可行的任务目标。如有些企业只接受学生参加顶岗实习,有些企业希望招聘到优秀毕业生,有些企业需要相应的技术服务支持等。二是信息沟通机制。校企双方在合作过程中要加强信息沟通交流,共享人才、技术、产品、市场等有关信息。政府部门需引导双方合作协商,建立信息沟通机制,提高双方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共享能力。三是利益协调机制。成立校企合作指导委员会,搭建学校与企业合作对接的有效平台,建立校企合作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协调平衡合作各方的利益关系[18]。

(三)校企合作利益保障机制

一是建立校企合作组织机构。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成立由相关政府部门参与的校企合作监管机构,将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效作为学校发展和企业业绩评估的重要考核指标。建立校企合作检查制度,着重检查职业院校落实政府相关政策、企业接受学生实习以及校企合作有关优惠政策的落实等情况[19]。设立学校层面的专门管理机构,根据企业及市场需求的现状与变化,提出合作的宏观规划和具体安排,制订先进的校企合作管理办法等。同时,二级教学单位要安排专门工作人员负责校企合作工作。

二是建立校企合作制度。以制度来规范、引导、推动校企合作的开展。在政府制度层面,可通过较为宏观的校企合作条例等明确校企合作参与方的权益。在学校制度层面,可通过相对微观的校企合作管理办法明确学校的人、财、物支持;通过顶岗实习管理制度等约定校企合作双方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切实保障企业与学生的利益。在制度框架下,校企双方可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签订合作契约,规范合作行为,确保校企合作各方的合法权益和合理诉求得到切实保障。

摘要：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学校、企业、学生、政府、行业协会等各利益相关者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形成产生着不同影响。职业院校通过为企业提供技术技能人才、项目与技术服务等,企业通过参与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投入等方式,政府通过法规制度干预和经费支持等影响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形成。应围绕满足企业的利益诉求分别构建好利益驱动机制、利益达成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以此促进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形成。

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 篇9

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英国等国家逐步发展起来的, 该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 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 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现, 或者受到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公司的目标是通过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达到利益相关者总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应用于企业实践时, 面对众多的、极具差异的 (有的还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 企业的运行可能显得无所适从, 从而背离企业目标。笔者认为, 公司治理的主体不应该是全体利益相关者, 应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甄别, 确定核心利益相关者。笔者认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至少应包括企业核心股东、管理者和员工, 应该让核心利益相关者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将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二、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要求不仅会有差异, 而且很可能会产生冲突。这是因为各方利益相关者往往都是站在自身利益需求的角度来对企业提出要求, 希望企业尽量履行更多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

(一) 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冲突。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利益冲突上, 即发生在股权相对集中、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持股数额对比明显的公司中。在资本多数表决原则下, 少数股东的表决权仅在理论上存在, 由于其持股比例太小, 对公司事务的影响很小, 中小股东“理性的无知”和“搭便车”问题, 使大股东常常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往往利用自己在公司中的优势地位, 欺诈、打压少数股东, 如对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予以持有最低股份的限制、利用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资产、排挤少数股东选派的代表进入公司机关、在公司增资时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得到新股份从而扩大对公司的控制权、采用有利于自己的股利分配政策等。

(2) 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 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够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从事经营与管理活动, 但经营者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牺牲股东利益, 使股东的期望和既定的财务目标异化, 股东将不得不负担一部分由于经营者的利己主义行为而发生的成本, 即“代理成本”。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追求目标的不同。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地位不同, 二者追求的目标必然存在着偏差。股东的目标是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对待风险的差异。经营者认为自己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个人财富投入企业, 而股东只是把自己财富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投入到某一企业中, 因而认为自己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所有者大得多。三是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加倍努力工作, 以增加企业价值。然而, 经营者是否努力以及努力的程度, 股东却难以判断。

(3)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股东与债权人作为公司的两种资金提供者, 既有相同的利益, 也会存在利益的冲突。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归结为四类:一是股利发放政策。股利增多会使股权价值上升, 但同时会削弱企业未来偿还债务本息的能力, 从而使企业债券的价值下跌。二是债权稀释问题。对已经发行的债券的持有者而言, 如果企业再发行新的优先级别等于或高于旧的债券时, 其所拥有的旧债权就会受到削弱。三是资产置换问题。股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 有可能投资高风险的项目, 而对债权人而言, 其借贷资本的收益是确定的, 公司项目投资风险的增加只会导致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增加。四是投资不足问题。企业可能会放弃那些可以为其带来正的净现值的投资项目, 即如果一个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所带来的好处主要由债券持有人获得, 那么企业就会拒绝这一项目。

(二) 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冲突

基于资本雇佣劳动的认识, 强调股东是公司的主人, 职工是为资本赚钱的工具, 是被公司所雇佣的对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股东与职工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股东与雇员的利益冲突, 主要在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雇员处于弱势地位。

三、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发生冲突是永恒的话题, 企业运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断冲突、调整和平衡的过程。在企业总体利益既定的情况下, 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 而最终利益的分配则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公司治理从根本上可理解为一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 它通过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 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 来协调企业多种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

(一) 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理论上, 所有股东都具有相同的权力和平等的收益而被认为是同一利益主体的。但实际上, 当股东构成中存在具有绝对优势的控股股东而其他股东又相对分散时, 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就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 由此产生了博弈行为。

如前所述, 控股股东对公司资金的大量侵占以及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 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中小股东来说, 由于普遍存在着“搭便车”和对“参与成本”的考虑, 在公司治理中缺乏参与股东大会的积极性, 而信息不对称导致其在公司中往往处于无奈或无助的地位。对中小股东而言, 最便捷、最有效的表达意见和行使权利的方式往往不是股东大会上的“用手投票”, 而是在资本市场上的“用脚投票”。由于中小股东缺乏参与意识, 对投票权与诉讼权的放弃和缺失, 使得大股东成为这场博弈中的赢家, 从而可以肆意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解决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 股东权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相结合。股东权平等原则是各国公司法普遍遵循的原则。股东权平等首先是形式上的平等, 即股东享有同股同权、同股同利, 这是为了保证少数股东并不因为持股份额少而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分配公司利润等方面处于不公平地位。但仅此是不够的, 由于持有股份数额的悬殊, 控股股东对于公司事务有单方面的决定权, 少数股东的表决权成为一种形式, 控股股东的强势地位会造成少数股东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 有必要在坚持股东权形式平等的同时, 兼顾或追求实质上的平等, 强调对少数股东的特殊保护。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在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方面赋予了新的权力, 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 保证了中小股东有充分的发言权, 避免其被控股股东所操控。

(2) 股东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论及公司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 人们一般会想到公司权力在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与相互牵制。为了有效地制衡控股股东, 许多国家创设了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制度, 通过扩大外部董事和监事的比例, 以解决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较为现实可行的作法是由少数股东及其他非控股股东的利益关系人提名, 股东大会在提名范围内任免, 并且在表决时控股股东应予以回避。随着公司治理外部系统的作用增强, 学者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媒体的高度关注、政府提供相关的立法保证和方便中小股东参与治理的手段 (例如网上投票、累计投票制的实施) 等, 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意识逐渐增强, 博弈双方的态势将发生变化, 中小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有效保护。

(二) 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 股权的过度分散、监督成本和“搭便车”问题, 使股东与经营者的力量对比中, 经营者居于公司的优势地位, 作为所有者的股东反而处于劣势, 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和“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的局面。协调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激励, 通过激励报酬计划使经营者分享企业增加的财富, 鼓励他们采取符合企业最大利益的行动;二是监督, 对经营者进行监督, 并在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时, 减少其各种形式的报酬, 甚至解雇他们。在以下两种情况下, 股东可以更好地制衡经营者的行为, 从而协调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1) 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平衡股东与经营者利益冲突中的重要作用。机构投资者常常掌握公司较大比例的股份, 拥有专业的投资经理, 具有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和能力, 因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维护股东权益、制约经营者。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崛起, 满足了股东们权力制衡、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 为股东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代言人。

(2) 突出董事会在协调股东与经营者冲突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经营者和股东的信息不对称, 经营者有可能通过操纵会计信息, 运用者在委托投票权的竞争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股东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委托一些品行端正、学有专长的人组成董事会, 通过董事会选任和监督经营者。通过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相结合的董事会结构, 能够有效地协调和平衡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三) 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博弈, 员工在博弈过程中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缺乏参与精神和合作精神, 那么员工就更加处于劣势。因此, 只有寻求突破, 才能改变这种劣势, 公司治理系统为员工提供了突破的渠道, 即员工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对经理层进行监督。经理层对于股东、董事会所拥有的信息比较优势, 在员工这里可能不复存在, 因为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通过员工的执行才能完成, 员工可以通过公司治理系统所提供的合法途径参与公司治理, 以手中的信息作为筹码进行博弈。这样, 公司治理系统下的经理层与员工之间可以不断地进行重复博弈, 并向有利于共同治理的方向发展。

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即利益均衡的核心内容是权力和利益的分割, 实践证明, 企业所有权的配置从“股东独享”向“利益相关者共享”演变, 前者是企业所有权的初始缔约状态, 而后者则是反复博弈后的稳定状态, 也是企业所有权的最优配置状态。公司治理系统为博弈各方提供了一个相互制衡的长期博弈框架, 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多方长期博弈所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结果。

四、结论

让核心利益相关者作为公司治理主体是合理和可行的。首先, 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进行了高度的专用性投资, 并承担了剩余的风险, 其行为是影响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企业的经营好环也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非核心利益相关者因承担的剩余风险相对较小, 且自身数量和身份难以确定, 资产不容易量化, 因此其参与公司治理在目前不应该提倡。其次, 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可以有效地防止寄生关系和偏利共生关系, 形成具有互惠共生性质的利益相关关系。因此, 公司共同治理的发展趋势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 达到利益各方的利益均衡。

参考文献

[1]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2]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任云海:《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商业研究》2007年第3期。[3]任云海:《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商业研究》2007年第3期。

利益相关者高等教育 篇10

弗里曼在对公司治理理论中, 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任何能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被该目标影响的群体或个人。”[1]国内学者陈宏辉等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承担了一定风险并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个体和群体, 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现, 或者受到该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的人。”[2]国内学者吴必虎、张伟认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是区域和城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并将这一利益主体理论成功应用到四川省乐山市旅游发展规划中。[3]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目的是通过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参与, 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 达到资源的合理利用, 最终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4]

1996年, Iane Roberson和Ian Bobsan将旅游活动中的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初步分类;[5]2002年Ryan将旅游利益相关者细分为股东、游客、居民、政府、媒体等12类, 并论述了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6]在我国, 古镇旅游发展迟缓于其他旅游类别, 从吕勤和黄敏的研究中发现, 古镇旅游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从古镇旅游资源价值得到肯定到古镇旅游研究面展开, 人们注重古镇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 并将目光转向其可持续性。[7]国内外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集中在它的分类及界定, 管理与营销、旅游规划, 可持续发展旅游和社区旅游及其协作问题。[8]后期, 旅游利益相关者权力格局及关系演化研究和区域旅游合作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成为研究的重点。[9]旅游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运用将在协调和平衡旅游活动环境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起到积极作用。[10]但是根据古镇旅游利益相关者具体利益冲突, 如何构建利益均衡机制的问题少有涉及, 现在对青木川古镇居民参与旅游现状的基础上展开, 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从各个主要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 提出构建利益均衡机制的措施, 为旅游可持续发展和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建立提供理论支撑。

二、研究区概况

(一) 青木川古镇发展现状

近年来, 随着古镇旅游的兴起, 作为明清古镇的青木川古镇自然以其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落, 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国内外游客。青木川古镇的特色之一在于民国时期独特的“草莽文化”和“羌族文化”, 古镇客观地还原了历史原貌, 结合多种文化汇集情况下, 青木川古镇地区产生的双面影响, 发掘出标有“青木川古镇”印迹的旅游产品才是古镇生存的硬道理。[12]~[13]2013年以来, 宁强县政府抢抓古镇被列入全省旅游名镇的机遇, 深层次实施文化旅游资源开发, 注重对古镇旅游资源的保护, 进一步推进文化旅游名镇建设, 使青木川古镇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古镇旅游人数从2000年起开始增长, 除了受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影响到访人数稍有减少外, 古镇游客数量不断增加, 截止2014年末, 青木川古镇旅游收入已接近宁强县旅游收入的一半, 旅游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宁强县旅游收入情况如图1所示。

(二) 青木川古镇客源结构现状

青木川古镇的特色在于其“原生态”以及厚重的文化底蕴, 生态旅游应是青木川古镇在旅游中倡导的模式。青木川古镇现为4A级景区。从2009年至2014年是青木川古镇旅游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 客源结构也从单一的本县居民构成发展到吸纳全国各地多元的游客构成, 对旅游地的投入也从局部的宣传到面向全国广泛传播。

资料来源:宁强县旅游局

三、青木川古镇旅游开发利益相关者分析

在古镇旅游开发的过程中, 如果完全依赖于市场的博弈机制, 会逐渐地走向两个极端, 也会产生市场失灵的局面, 随着旅游活动的深入进行和利益相关者的增加, 旅游资源很难实现优化配置。[11]

(一) 政府与投资开发商

政府行政管理部门通常会采取旅游先行策略, 以此来促使旅游资源聚集地经济振兴和财政增收。政府通过对外旅游宣传和招商引资, 以优厚的条件吸引更多的开发商进入开发旅游, 但为保证当地居民生活的有序进行, 他们会对投资开发商进行一定的约束与制约, 投资开发商在对项目的实施开发中需要照顾到各项政策规定, 通常难以实现企业愿景, 在其利益无法保证的情况下, 旅游企业多会选择撤资或者重新投资。

(二) 投资开发商与当地居民

开发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与古镇旅游有限开发的要求之间必然存在矛盾。投资开发商与当地居民利益点不同, 必定会在行为上产生冲突。投资开发商期望能垄断经营景区食宿、购物、娱乐等配套服务, 以获取更多利润, 但青木川古镇居民的农用土地流转为保护用地或旅游开发用地后, 农民并没有其他赖以生存的基础, 这将影响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因而他们希望参与到旅游活动中 (如开设家庭旅馆) , 但是投资开发商垄断经营, 古镇居民经营中遇到的资金、卫生、安全等问题, 使得当地居民的参与状况大受影响。当地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强烈愿望与现实状况的矛盾会导致双方的行为冲突。

(三) 政府与当地居民

政府管理部门通过旅游开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居民家庭收入得以增加, 但青木川古镇旅游开发后的物价上涨过快, 无形中抬高了当地居民的生存成本, 一些本来以当街买卖谋生的居民失去了谋生手段, 当地居民的生活成本也因此增高, 加之游客涌入所带来的新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都会对古镇居民的生活产生冲击。虽然目前青木川古镇居民对旅游业态度趋于支持, 旅游活动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感受强烈, 但旅游建设和经营活动主要由政府决策, 居民不能算是真正参与其中, 更不能表达经营活动的真实诉求, 再加上当地居民自身素质的局限性, 其自身的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时就会产生利益冲突。

(四) 旅游者与政府、投资开发商和当地居民

随着游客旅游需求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开始关注风景区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旅游过程中古镇的旅游资源、旅游提供商的服务、旅游服务设施、当地居民的态度等都会影响他们对古镇旅游产品的感知与评价。[14]投资开发商往往急功近利,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忽略了社会效益和旅游者对产品价格的接受程度, 会导致利益冲突。进入古镇的游客, 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游览需求, 更多的是想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而居民参与的目的只是为了眼前的营利, 并未考虑旅游的可持续情况, 很多情况下, 游客与古镇居民都未能实现其利益目标。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大力宣传, 扩大古镇的吸引力, 提高当地服务水平, 但游客涌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治安问题, 也是许多旅游地已经出现的问题, 游客与当地居民间的利益纠纷问题屡屡曝光, 也影响着旅游地的形象, 如不加以整治, 此类问题会严重制约旅游目的地的发展。

四、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机制构建

(一) 从政府的角度来协调利益冲突

1. 强化服务意识, 优化投资环境

政府服务环境在吸引投资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借鉴旅游先发地区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青木川古镇实际情况, 在实践中树立并强化发展理念。招商引资要取得实效, 就必须大力优化投资环境, 另外, 应积极引导居民, 组织专门的培训活动, 强化服务意识, 以提高他们的旅游从业整体素质, 为青木川旅游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软环境。加强投资平台建设 (如合作制) , 通过多种渠道集聚资金, 优化景区基础设施建设。

2. 主导构建公平合理的利益平衡机制

在青木川古镇旅游开发过程中, 政府、开发商、青木川村村委会、青木川古镇集体组织等利益主体应从整体利益出发, 进行充分协商, 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 适当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 照顾周边居民生活状况, 改变目前古镇利益分配中的弱势群体地位, 保证古镇旅游开发中被“边缘化”人群的利益, 从旅游开发中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和发展权利, 从而提高全体利益相关者保护古镇传统文化和参与古镇保护的自觉性。同时, 建立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 实现青木川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

3. 加大与社会各界的合作, 协调部门或区域间经济利益行为

政府必须运用多种手段, 加强与各个社会团体的合作 (如新闻媒体、学者、考察团队等) , 在大力对外宣传的同时, 注重游客的口碑效应。政府及其旅游主管部门、相关部门应当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法律、生态等各项建设, 为青木川古镇乃至汉中市旅游业的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外部宏观环境。成立专门青木川古镇民间传统艺术、技能传承人和技艺的研究和保护机构。

(二) 从旅游企业的角度来协调利益冲突

1. 承担起尊重和保护当地旅游资源的责任

在旅游开发活动中, 旅游企业管理者不能只为了企业短期利益而忽略当地旅游景区的环境承载力, 甚至以牺牲当地社会的文化资源为代价。对当地自然人文资源和独特的文化风俗带来的过度冲击和破坏, 从长远看也会破坏企业的长远利益。旅游企业应主动了解当地文化风俗和自然人文资源的特点, 在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开展经营活动, 科学规划旅游项目建设和旅游资源开发, 以保证旅游活动良性发展。

2. 加强与当地居民的合作, 增加其受益机会

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者在经济利益上有着共同的心理诉求。旅游企业必须注意从“共生论”的视角研究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古镇居民是古镇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部分, 旅游企业应支持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 采取合作共赢的方式, 品牌共建, 通过使当地居民受益, 提高居民的经营参与性和自觉性, 最终实现互惠一体化共生模式。

3. 诚信经营, 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诚信经营是企业立足的关键, 在青木川古镇投资开发的旅游企业应组建旅游股份公司, 形成以旅游企业开发为主体, 经营、促销、管理、维护为一体的旅游现代化立体网络体系, 以旅游产品为当地核心, 加快发展旅游产业化的路程;更进一步推进饭店、宾馆、市场等服务设施建设的力度, 把旅游地的游览区域与当地城市的食、住、行、游、购、娱等有机地结合起来, 真正实现旅游地和城市联系紧密起来。

(三) 从当地居民的角度来协调利益冲突

在青木川古镇旅游开发中, 当地居民参与性和保护意识相对缺乏, 主要依靠政府等外力的干预来提高。因此, 政府应该加强宣传教育, 使当地居民充分认识到自己在本地区旅游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增加其主人翁的自豪感, 明确自己参与旅游活动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同时, 居民自身应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业务技能, 强化服务意识, 他们应认识到旅游资源的开发是能够使其生活方式改善的重要手段之一, 旅游发展能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给当地总体经济和个人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

(四) 从旅游者的角度来协调利益冲突

旅游者出行的目的在于满足自身不同的旅游感受。为了获得最佳旅游效果, 他们自身需要“扮演”好游客的角色。旅游者必须要尊重当地的文化, 通过与旅游地的接触, 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了解和欣赏;景区服务区可发放旅游出行行为规范相关材料, 加入奖惩手段予以推行。对于旅游团队, 可要求导游宣读相关行为规范, 如《文明旅游行为准则》。旅游者来青木川古镇旅游, 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地区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 在旅游过程中, 旅游者也可通过其自身的经历, 给政府、旅游企业及当地居民提出旅游开发的建议, 这样也能进一步促进当地旅游业的良性发展, 从客观角度出发, 提出真实的利益诉求, 也有助于缓解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

五、结论

在旅游保护工作进程中, 当地政府应该注意传统特色保留和市井文化的传承, 扮演好区域内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的主导角色, 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 实现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完善青木川古镇的管理体制, 明确各利益主体的权利和职责, 寻找各利益主体间的共同目标, 建立和谐的协作均衡机制。扶持对与古镇旅游业关系密切的行业, 吸引更多的从业和就业人员, 完善接待设施。增加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旅游新项目, 延长游客在当地的逗留时间, 注重经济效益的同时, 均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才能实现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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