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权衡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权衡分析（精选7篇）

篇1：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权衡分析

摘 要 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以现代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问题的学科，研究对象是选民、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假设他们都是出于私利而采取行动的个人，以此研究他们在各种社会体制下进行的互动。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治家与官僚并不总是以公众利益为工作目标，而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本文通过运用公共选择中官僚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的相关知识来分析“gdp为绩效评估指标”、“三公经费的控制”和“八项规定的推行并非是一个可行的长效机制”这三个具体例子，从而得出不存在绝对的政治家与官僚以公众利益为目标或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结论。

关键词 公共选择理论 官僚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 公众利益 个人利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建立在此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制度等上层建筑也取得了实际进展，以现代经济学分析民主立宪制政府行为的公共选择理论应运而生。与传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观点不同的是该理论认为政治家与官僚并不总是以公众利益为工作目标，而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本文就以公共选择中的官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突破点，并结合gdp、三公经费和八项规定的实例以及个人见解来分析公共选择学派该论点的合理性。

一、理论分析

（一）公共选择中的官僚理论

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传统官僚理论认为“理想的官僚制”体系是当选政治家或选民的工具，官僚应该坚持价值中立，只服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合理合法的职权是官僚概念的核心。而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则提出自己的官僚理论，该理论假定官僚就像市场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一样，政治制度就像市场制度，政治家就如企业家，选民就是消费者，选票即该市场下的有效货币，选举制度就像市场性的交易制度，理性且自利。官僚们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他们关注的是权力、官职和公共声誉；上述目标与官僚的预算规模大小呈正相关，因此得出官僚的最终目标是追求其预算的最大化的结论。

布坎南之所以把官僚看作市场中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其理论基础是把“经济人”假设运用于政治市场中。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组成的，经济市场的活动主体是消费者和厂商，政治市场的活动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从哲学的观点来说，价值观是人们判断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对人们自身行为的定向和调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一经形成则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不会随意改变。再者人的行动是围绕其价值观进行的，既然做出经济决策和政治决策的是同一个人，那么同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上不会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向和价值取向，即在经济市场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政治市场上自觉追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在政治和经济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截然对立的价值观是相互矛盾的。

因此，当官僚和政治家抛开政治身份而仅仅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理性人”或“经济人”的时候，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其行动目标也是符合现实逻辑的，该理论的存在有其合理性。

（二）公共选择中的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简单来说就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是委托人，被授权者是代理人。公共选择中的委托-代理理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政府作为委托人

政府不再直接生产公共产品，而是通过委托代理模式，将公共产品的生产任务交给社会，通过竞争招标等模式从社会生产者手中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政府作为代理人

人民将法律层面上享有的公共权力通过委托代理关系赋予权力机关、政府部门行使。人民只享有公共权力的剩余索取权，并保留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选择权与监督权。

当政府作为委托方时，其在竞争招标选择最终承担某项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生产者的过程中，衡量和评价生产者资格的标准肯定会因人而异。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出发，政治家和官僚肯定会倾向于优先考虑对其自身利益有利的生产者，在此趋势之下与政治团体具有特殊关系的“利益集团”应运而生。利益集团是政府自利性的表现之一，政府部门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和依靠利益集团的资助来帮助它实现竞选胜利从而谋取私利，当然在此过程中“政治人”的本质也会对政府的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是政治家和官僚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

当政府作为代理方时，人民授权政府行使公共权力，此时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经常存在由于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隐藏信息和行动、机会主义行事、逃避监督等违背公共利益原则的自利行为。这些行为可以从生物人的角度来解释，政治家和官僚为了自身的发展和现实需求，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行动目标是不可厚非的，只要将对公众利益的损害程度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不能强迫作为政治家和官僚的社会个人完全牺牲个人利益而为公众利益服务，这是有悖自然人性的。

二、实证分析

（一）政府绩效考核指标gdp

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主要包括经济指标、效率、效果、行政能力和公正等。在我国现阶段，经济指标中的gdp总量和人均gdp是评估政府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因素。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和一国的国力与财富。gdp是以数量见效的，因此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展现自己执政期间的显赫政绩通常会选择依靠一些见效快、易于发展的产业来拉动当地政府的经济生产总值。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政府对地方的泡沫经济房地产业的“照顾”，虽然近年来中央出台了打压房价和泡沫开发的相关政策，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回应总是微乎其微，甚至置之不理。同样以公共选择的官僚理论来分析，政治家和官僚在想方设法促进地方政府gdp增长的过程中就是站在“经济人”理性假设的基础上作出的利益决策。因为政客在乎的是是否再次当选，所以他们在执政期间把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gdp纳入工作重点是合情合理的。换句话说，gdp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导致政治家和官僚在执政过程中形成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导向的因素之一，而牺牲个人利益追求公共利益经常只是政府行动的一个旗帜。

（二）三公经费的控制

近几年三公经费是否公开一直是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三公消费主要是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产生的消费。由官方数据公布可知，截至2011年7月26日18时，在已公布“三公经费”的86个中央部门中公务接待费年预算超千万的部门达20个。国家税务总局（含国税系统）、质检总局及中国科学院位列前三，分别达到66703.50万元、11384.66万元和8043.66万元，金额数目惊人，自然会引起社会阶层的不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稳定人心，在2012年国务院几次再下“三公经费”公开令箭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三公经费”有所控制，数额和比例都有所下降，预算得到了有效压缩。

这一现象正好引证了委托-代理理论在公共选择中的具体运用。当政府作为人民的代理人行使行政权力时，与作为委托方的人民之间由于利益立场的差异经常会出现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委托方在侥幸心理的前提下主观隐藏事实信息和行动，必要时甚至捏造虚假信息以维护私人利益。正面来说，中央对三公经费的控制实质上就是为了抑制代理人的私欲，使政治家和官僚能各司其职，公私分明，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公众服务。反面来说，该现象揭露了代理人以实现个人利益为基点借助行政职位和行政权力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事实，三公经费就是以权谋私，借工作之机享个人之乐。

（三）“八项规定”的推行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长效机制

“八项规定”是总书记针对党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提出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要改进调查研究；要精简会议活动；要精简文件简报；要规范出访活动；要改进警卫工作；要改进新闻报道 ；要严格文稿发表；要厉行勤俭节约。

“八项规定”从法律意义来说只是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的规范性要求，没有很严肃的强制性和法律权威性，而且是针对现阶段政治领域出现的广泛性政府机关人员作风不正等问题提出的现实性对策，适用于总书记上台后的政策方向，因此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而且“八项规定”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规范更多的是停留在思想理论层面，强调的是通过对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的正确向导来规范其实际工作要求。

但政策是针对现有问题而言的，正是“八项规定”的出台更突出了政治家和官僚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受自利主义影响的可能性之大，八项规定推行的短暂性要求政府机关人员在不违背公众利益的前提下有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

三、结论

经过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我们应该以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公共选择理论提出的政治家和官僚并不总是以公众利益为工作目标，而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观点，即有选择性的赞同。

公共选择的官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站在“经济人”假设的角度可以论证政府机关人员经常以自利主义为工作原则，而并不总是追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结合gdp、三公经费和八项规定的实例我们可以从另一面看出政治决策中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博弈结果还取决于政治家和官僚的个人价值观倾向。如果该政治家的价值观倾向于为公众无私奉献，那么他的政治决策必然会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反之，则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行动导向。

四、建议

除了一般框架之下的制度完善，体制创新，法律规范，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行政伦理即行政价值定位建设的重要性。行政价值定位是由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特殊作用和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质决定的，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公共价值目标能否实现。重视政治家和官僚群体价值观体系的重整，适度打击自利主义的泛滥，推崇公共利益的实现，在政府机关内营造公仆精神氛围，而且领导层级要做好上行下效的带头作用，中央首先示范并严格敦促下级执行相关要求，各省市级严格遵循上级行动要求，形成和谐一致的政治风貌。这种内在的约束机制一经形成便会对整个行政体系带来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良性影响，而非硬件框架能比拟，所以对于文明政治、公共价值的实现都具有重要作用。

篇2：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权衡分析

【名师简介】周珍，湖北省黄冈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湖北省语文学会会员。曾参与《综合阅读》《生成性教学》等课题的研究，在省市级优质课竞赛、论文及优秀教案评比中均获一等奖。多次单独命题，多次参加湖北省高考阅卷工作。

阅读下面的材料，按要求作文。（60分）

意大利某城市有个名叫海因茨的人，他的妻子得了癌症，危在旦夕。该市有个药剂师，研制出了一种治疗癌症的特效药，配制这种药的成本只有200美元，但他要价极高，每剂要价 2000 美元。为了买到这种药，海因茨变卖家产，并且到处借钱，但最终只凑得1000美元。海因茨恳求药剂师说，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能否将药便宜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账。药剂师拒绝了他，并且说：“我研制出这种药，正是为了赚钱。”海因茨没别的办法，于是在一个晚上潜入药剂师的仓库偷药，结果被警察发现，抓进了警察局。

要求：①自选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文体不限；②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范围；③不少于800字；④不得套作，不得抄袭。

【押题理由】

新材料作文的命题也在作文的相关母题范畴内。作文的母题包含三个大的方向：一是个人发展问题（幸福、理想、自信、善心等）；二是个人与外界的关系（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的关系如何处理，如尊重、合作、包容等）；三是人的认识问题（人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认识等）。考生备考时可有意识地对以上三个角度进行思考。另外，对现实的关注也是2016年高考考查的热点。

【立意点拨】

这则材料涉及三个人，我们可对这三个人的行为与心理进行梳理，并阐述自己对三个人的行为的看法，依此形成写作的三个基本角度。你可以赞成海因茨守护生命的做法，肯定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弘扬悲天悯人的人文精神，也可持反对意见，因为情理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其深层意义是情理与法律的矛盾；你可尊重药剂师的智慧与劳动，赞成遵循市场规律的做法，也可反对他唯利是图，不顾他人生死的残忍，或建议他赚钱的同时兼顾人情――其深层意义是利益与人情的矛盾；警察将偷药的海因茨抓捕，你可赞同这种维护法律公平的做法，也可建议他兼顾法理与情理――其深层意义是法律与人情的矛盾。最后，你也可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角度入手，思考社会制度是否健全，如何不断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等。这则材料的最大特点就是“两难选择困境”，考生从单一角度立意是可以的，但如果能对道德、生命、规则、法律、价值等关系范畴进行一些辩证性思考，可适当提高得分。

常见的立意误区：为了爱值得付出一切；尊重知识产权；宽容待人。

【优秀立意】

1.在利益与道德的权衡中，坚守道德；2.情与法的均衡。

【高分素材】

（人物）素材化用①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东汉杨震在王密贿赂自己时，一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无知”令王密汗颜，他在利益与道德间选择了坚守自己的道德准则。反观当下，有多少领导者、执法者知法犯法，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置大局于不顾。不知他们知晓杨震的事迹后，会有何感想？

（人物）素材化用②

古代最著名的贪官和?|生前用尽各种手段陷害忠良，搜刮民脂民膏。在利益与道德间，和?|抛弃了自己的道德。他的行为换来了唾骂，其资产也在他死后充公。西方小说中，夏洛克、葛朗台、阿巴贡和泼留希金这四大吝啬鬼不惜以道德换利益，但他们最终获得的又是什么呢？只是众人的嘲讽谩骂和悲惨的下场罢了。那些抛弃道德选择利益的人，纵使因此家财万贯，也永远不会得到他人的赞扬。

（语录）素材化用③

自我利益与社会道德如何取舍，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永恒命题。康德曾解答过：“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这两种东西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灿烂的星空，二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对于利益和道德，我始终坚信道德才是应该坚守的。古往今来，只有遵循心中道德的人才会受世人敬重，也方能名垂千古。

（语录）素材化用④

篇3：强制执行中的利益冲突与权衡

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存在就会有利益的冲突, 利益权衡就是对各种权利所保护的利益或者所体现的价值加以比较衡量。利益衡平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对个体基本权利的充分尊重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即权利如何配置的问题。

一、强制执行的权威性与人权保障的利益冲突与权衡

强制执行是由执行机构代表国家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或行为进行处分, 无论执行机构是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还是由其他组织分工合作, 它都是以国家暴力机关为后盾的。所以, 毫无疑问的, 它体现国家的权威性。通常情况下, 被执行人也会慑于国家的权威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有些因为不服法院判决而抗拒执行的当事人, 转移或者隐匿财产。败诉最容易产生的诉后态度和行为就是对抗。拖延履行法律义务或干脆拒绝履行, 以及抗拒执行, 都是对抗心理的最突出表现。这时候就需要国家强制执行权的介入, 但强制执行权既然有国家暴力机关为后盾, 自然就具有国家权利的一般特征。那就是国家权利都有一种恣意的可能性。这也印证了孟德斯鸠古老的论证:“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另一方面执行人员的不适当执行, 也会损害被执行人的基本人权。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怎样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

(一) 被执行人的财产权利

1、强制执行的权威性与被执行人财产权利的冲突。在现代宪政国家中, 财产权与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一起构成了公民最基本的三大权利

体系, 集中体现着人的存在与尊严。我国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虽然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已经写入宪法, 但其所体现的法律意识文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国现行执行立法在维护执行权的高效运行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的价值权衡上, 明显倾向于前者, 对债务人私有财产的保护既未明确规定禁止超标的执行, 也未详细规定各种执行行为的期限。

超标执行即执行的标的物的价值远超于生效的法律文件确定的内容, 以造成债务人额外的损失。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有些执行人员的素质不是很高, 无视执行标的物的价值, 以“大象换蚂蚁”的现象屡见不鲜。

超期限执行的现象更为严重, 由于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长时间的扣留, 一方面造成生产设备, 原材料的老化、浪费, 同时使资金不能用于投资或扩大再生产, 影响经济效益。这些都是由于一些法院和执行人员缺乏保护和尊重私有财产的理念造成的。

对于被执行人来说, 他本来就处于强制执行的对立面, 其财产权利极易受到不正当的侵害, 而在一些相关的制度设计上, 保障制度的不健全更是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

2、强制执行的权威性与被执行人财产权利的利益权衡。如果我们既要建立强制执行的权威, 又要最大限度的保护被执行人的财产权利, 就必需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执行, 严禁乱执行, 执行权滥用。

我国向来有“重实体轻程序”这一“顽疾”。程序法不是实体法的补充, 其独立的价值理应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视。为了弥补执行过程中程序制约机制的不足, 就需要执法人员提高素质, 真正做到依法执法。

首先, 要大力健全执行体制, 避免执行过程中, 各机构互相扯皮, 滥用执行权的现象。一套行之有效的执行监督机制是不可或缺的, 使执行工作的各项工作放在阳光下接受检验。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尤其对于那些不顾大局的狭隘地方保护主义, 执行监督机制可以大大提高委托执行案件的执行结案率。

其次, 采取强制措施, 严禁超标执行, 如果一时难以确定执行标的财产价值, 只可采取控制性措施而不得采取处分性措施。这也保护了案外第三人的利益, 如果标的物是被执行人与案外第三人的共有财产而草率的处分了标的物, 必然会对第三人造成损失。待确定标的物价值后再进行拍卖或变卖, 并且给予案外第三人以优先购买权, 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财产所有者的财产权利。

再次, 在接到执行申请人的申请后, 执行机构要及时执行, 迅速实现债权人的利益。这不仅可以防止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 以保护债权人利益, 同时也保护了债务人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为债务人节省因为迟延履行而必须缴纳的利息。

现在, 有些学者提出主动执行的理念, 笔者认为值得借鉴。主动执行就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债务人没有自觉履行的法律文书, 在债权人事先同意的前提下, 由司法机关依职权启动强制执行程序。但主动执行必须是在债权人的事先同意下进行的, 一些执行标的额过小案件, 提起诉讼只为“讨个说法”, 比如“一元公交费案”, 执行标的的履行并无多大的意义, 如果执行机构的执行需要付出庞大的执行费用, 既浪费了司法资源, 还增加了债权人的负担, “赢了官司输了钱”。当然, 我们这样并不是对抗拒执行的姑息, 无视判决的权威, 只是在提高执行效率的基础上, 寻找二者的平衡。

还有些学者主张取消执行通知制度, 执行通知制度就是指民事执行机构在采取强制性的执行措施之前, 应当通知债务人, 并尽可能促使其主动履行义务。执行通知制度本是出于人道主义防止执行的突然袭击, 但其也会产生通风报信的副作用, 导致债务人事先转移财产, 更加重了“执行难”的现象。

强制执行的权威性与被执行人的财产权利是相辅相成的, 强制执行不仅可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 也应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适当的保护, 这样, “合情、合法、合理”的强制执行才能更好的体现其权威性。

(二) 被执行人人格权利

1、强制执行的权威性与被执行人人格权利的利益冲突。

强制执行是在被执行人不主动履行义务的情况下进行的, 是国家权力对私权利救济的“番外篇”, 即它并不是必经程序, 生效法律文书不一定需要强制执行。只是在义务人不履行义务, 才需要强制执行来确保生效法律文件的实现。

但即使被执行人“理屈”, 也不能对其基本人格权利侵害。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这就是说无论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有多恶劣, 抗拒执行的行为有多严重, 都不影响其人格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

当然, 我国法律并不是任由上述行为放任自流, 不加处分, 民事诉讼法对抗拒执行的行为规定了惩罚措施。例如民诉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 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 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这是对债务人不履行义务的否定性评价。但不能因此而贬低债务人的人格, 禁止采取任何有辱人格的执行方法, 不得随意侵害被执行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精神权利。

我国的民诉法明确规定人身不能作为执行标的, 不能强制执行。从法理上讲是因为以人身关系为争议对象的确认之诉和变更之诉不具有可执行性。我国现行民诉法规定的对抗拒执行的债务人的人身采取强制措施, 但这并不是人身作为执行标的, 也不能代替执行。

2、强制执行的权威性与被执行人人格权利的利益权衡。

这就需要执行人员提高法律素质, 在执行工作中多做说服教育工作, 既要让被执行人了解其抗拒执行的行为给社会公平正义带来的危害, 又要让其明白抗拒执行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这样一来, 绝大多数被执行人都会主动履行自己的义务, 对于那些“顽固分子”依照法律规定对其作出处罚。但在工作中要注意绝不可以作出有损被执行人人格尊严的行为。

明之以法,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这是解纷息讼的一项重要原则, 更是转变当事人, 其他参加人和参与人诉讼态度的一条准则。我们现在倡导的文明执行就是在这一方面的进步。

二、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权衡

在强制执行中, 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权衡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同一债务人的多个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权衡;另一方面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权衡。对于前者, 主要是债权人之间对债务人的执行标的的分配问题, 优先分配原则已成为通说, 再此不再累述。但对于后者, 怎样在强制执行中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 还兼顾债务人的利益, 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1、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冲突。

还有,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人。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如果被执行人除了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外没有多余的财产可予执行, 债权人也就无法实现其债权。但是单从法律层面上讲, 债权人并没有抚养债务人家属的义务,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债务人被执行财产, 生活难以为继, 也应该由国家保障机构予以救济, 为什么要由债权人为国家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埋单”。

当事人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换来的人民法院的判决, 只是书面上对当事人权利的肯定, 实际上形同一纸空文。这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秩序, 也破坏了法律尊严、人民法院的形象, 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民诉法规定了多项中止、终结执行的情况, 虽然中止情形情况消失后, 即恢复执行, 但债务人无需支付因迟延履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而终结执行则使债权人“赔了夫人又折兵”, 使生效法律文件成为一纸笑话。

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权衡。

首先, 要健全国家的保障机制, 保障被执行人在财产被执行后的基本生活, 最大程度的实现债权。这不仅可以使生效判决得以实现, 降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仇恨心理, 也可以使债务人“无债一身轻”, 减少负罪感。

其次, 针对于抗拒执行的债务人的处罚条款要落到实处。一个法律制度, 如果没有可强制实施的惩罚手段, 就会被证明无力限制非合作的, 反社会的和犯罪的因素, 从而也就不能实现其在社会中维持秩序与正义的基本职能。

最后, 积极贯彻执行穷尽原则, 执行机构应穷尽各种执行方法、措施和途径改进执行机构的执行技术, 最大程度实现债权。

三、小结

篇4：利益权衡与调整的工具

从1979年糖精案至今，欧盟对中国出口产品已发起130余起反倾销调查。1999年底以前，中国企业没有获得过市场经济待遇（MET），获得单独税率裁决（IT）也是寥寥无几。2000年以后，我国应诉企业逐渐取得突破，至今已有70余家企业在欧盟反倾销应诉中获得MET。

但是欧盟对华反倾销规则与实践方面的不公平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欧盟长期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MES），使中国企业处于不利的境地；其次，欧盟在反倾销实践中主观臆断、缺乏透明度，有时甚至为了内部利益不惜操纵结果，最终损害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利益。

本文从MES、MET与IT审查与评估、替代国选择和替代价格确定、司法审查等方面简要分析欧盟对华反倾销法律与实践。通过分析，作者认为：从一定程度上说，欧盟反倾销法律制度与实践是其平衡成员国内部和中欧关系，平衡成员国生产企业与进口企业等不同团体利益的工具。

欧盟反倾销法律体制概述

欧盟反倾销法是指以《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又称《罗马条约》）为基础形成的《关于抵制非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倾销和补贴的条例》（1968年4月15日公布），即欧共体理事会第459/68号条例。此后经过1973、1979、1984、1988、1994和1995年等多次修订，形成与WTO《反倾销协定》大体一致的反倾销法律制度。此后，欧盟又对1995年反倾销条例（第483/96号）进行了6次修正，构成现行的反倾销法律体制。

自上世纪70年代建立针对所谓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产品反倾销法律制度以来，欧盟反倾销立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98年7月1日之前原则上对此类国家实行一国一税的方法，即根据可获得的出口价格与替代国正常价值进行比较，对相关国家所有企业确定一个统一的税率或者最低限价；1998年4月27日，欧盟理事会通过第905/98号规则，决定对中国和俄罗斯等转型经济国家的出口企业采取有条件的市场经济待遇（MET）方法。

拒绝承认中国MES

在1998年前，欧盟将中国与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拒绝采用其国内销售价格和成本。1998年4月发布的第905/98号规则尽管不再将中国和俄罗斯列入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但专门对此类转型经济国家量身定做了一个条款，即《反倾销条例》第2.7条(c)款——中国仍然不是欧盟反倾销法律所承认的市场经济国家。

2002年，欧盟和美国相继承认俄罗斯MES。几乎所有的评论者和研究人员都不否认这是一项政治决定。与此同时，欧盟也表示愿意评估中国的MES问题。2003年6月，中国政府首次向欧盟提出MES申请，随后根据欧盟的要求提供了相关资料和信息。2004年6月，欧盟委员会（欧委会）发布评估报告，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其5项标准中仅一项达到规定的条件，而在会计法和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对资源类产品进出口的控制、知识产权保护及相应体系、金融和企业融资等方面存在缺陷。因而，欧委会拒绝承认中国的MES。

此后，中欧双方多次磋商，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加强改革的基础上提供进一步资料，继续要求欧盟承认中国的MES。2006年9月，在中欧赫尔辛基峰会上，欧盟主席巴罗佐再次表示拒绝承认中国的MES，指责中国在政府的影响力、会计准则、破产法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没有达到欧盟的“特定的技术标准”。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逐步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已广为接受和赞扬。一些国际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仅远远超过早在2002年就被欧盟“转正”称为MES的俄罗斯，而且在一些方面比法国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尽管巴罗佐主席高调声称：一旦中国达到了这些标准，“我们一天也不会多等”，但欧盟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司马昭之心”还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面对强大生产和出口能力的中国企业，欧盟不愿放弃其根据特殊反倾销规则限制或抵制中国进口产品的法律武器；另一方面，欧盟希望借此力促中国开放市场，以便为欧盟企业在华争取更大更多利益。欧盟委员会贸易救济司编写的《欧盟反倾销程序手册》也坦承，“如果现在就给予中国MES待遇，我们就必须采用其厂商的价格和成本，这会降低欧盟委员会调查中国出口倾销的能力”。

对应诉企业MET的审查与评估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7条，当中国企业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符合以下5个条件时，欧委会可给予其MET，并采用针对其它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和生产企业的方法确定正常价值和倾销幅度：（1）企业按照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产品的价格、成本和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与劳动力成本、产量、销售和投资等），其决策没有明显地受到国家干预，主要生产要素的成本基本反映市场价值；（2）公司有一套清晰的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独立审计、而且适用于所有用途的会计帐簿；（3）公司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尤其是资产折旧、购销、易货贸易和偿债冲抵付款等方面不受前非市场经济体系的显著影响；（4）企业应受破产法和财产法的约束和保护，以保证企业经营的确定性和稳定性；（5）货币按照市场汇率自由兑换。

表面看来，《反倾销条例》为中国企业避免替代国命运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渠道，但欧委会在大量案件中对中国应诉企业的MET审查与评估不仅遭到中国相关企业和政府的反对，而且也遭到部分欧盟成员国的批评。首先，《反倾销条例》第2.7条要求应诉企业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符合5个条件，但如何满足“充分的证据”这一条件，欧盟法律没有进一步解释，实践中欧委会官员因人而异、主观臆断的案例时有出现。其次，欧委会对企业提交MET申请施加严格的时间限制（通常为立案后15天，且一般不给予延期），而自己却并不遵守《反倾销条例》规定的在立案后3个月内就MET做出裁定的法定时间规定。第三，在对5个条件的审查中，欧委会往往偏离事实，以其（或者相关办案官员）过时的印象和眼光做出判断，有时甚至先入为主地做出荒唐的裁决（例如，2005年皮鞋案立案不久，欧盟内部便传出欧盟有意恢复配额制度的声音；后期的发展果然沿着这种“思路”发展：欧委会初步裁定不给予所有中国企业MET，最终建议的反倾销措施也是配额加关税）。第四，对中国企业MET裁定不透明，很多时候不尊重甚至剥夺中国企业的抗辩机会。

中国应诉企业在欧盟反倾销应诉中积极申请MET，并将是否能够成功获得MET视为企业发展甚至生存的重要前提条件，因为获得MET或IT往往是企业继续维持和发展欧盟市场的惟一通道。2006年5月，瑞典国家贸易局发布题为《市场经济待遇研究报告》的报告。在对近30个欧盟案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该机构认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是否获得MET、IT其结果会大不相同（二者的平均税率分别为11%和24%，而其它企业的税率则高达39%）。

替代国选择和替代价格的确定

如上所述，中国企业在欧盟获得MET并不是一件易事。根据笔者对1999年中国企业首次在欧盟获得MET以来37个反倾销调查案件的统计，共有444家应诉企业提出MET申请，但最终仅72家企业最终获得市场经济待遇，仅占申请总数的16%。

即使在同一个案子有个别或少数企业获得MET的情况下，更多的企业无法摆脱根据替代价格确定正常价值和倾销幅度的命运。同样，欧盟在替代国选择和替代价格确定方面的规则与实践为应诉企业提供的主张和抗辩空间十分有限，替代国选择和替代价格确定多数情况下不过成为欧委会操纵结果的工具。首先，从实质上来看，欧盟反倾销法律仅要求选择替代国“不得以不合理的方式”进行，但对经济发展水平、产品差异、生产条件等没有做出限制性条件，这使得欧盟选择替代国几乎没有限制。其次，从程序上，欧委会要求利害关系方在立案公告公布后10天内就拟议的替代国发表评论——际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寻找合适的国家并找到该国愿意合作的企业几无可能。甚至在个别情况下，中国企业由于缺乏充分的市场调查论证，仓促提出替代国的建议，结果出现更不利的后果。1998年钢丝绳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第三，即使中国应诉企业或进口商提倡的替代国得到欧委会采纳，由于整个调查过程和相关保密数据信息仅欧委会才能获悉，而且欧委会对其确定正常价值的过程和方法披露十分有限，因此应诉方几乎无法做出有效的抗辩。

瑞典国家贸易局发布对35个案例的研究表明，欧盟采用美国作为替代国的几率最高（14次，达到40%）。此外，根据国内相关研究机构对欧盟自1979年以来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中替代国的统计，欧委会选择发达国家作为替代国的比例为58.97%，其中，美国占到24.36%，在发达国家中占41.31%。欧盟选择发展中国家为替代国的比例为41.03%，其中，印度为11.54%，约1/4强。以高度发达国家的美国（显而易见，美国的原料、人工成本远远高于中国）作为替代国，其实是不妥当的，而印度则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生产要素配置不合理等原因，其所谓可比产品或替代价格也往往与中国存在很大差别。

司法复审

根据《罗马条约》，利害关系方对欧委会裁决或欧洲理事会的最终决定可以直接向欧洲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通过成员国法院提出诉讼（成员国法院将案件涉及的欧共体法问题转呈欧洲法院，后者做出先决裁定，成员国法院再据此做出判决）。

通常情况下，中国企业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是针对欧盟理事会征收反倾销税的最终决定直接向欧洲法院提出撤销之诉。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该措施必须对相关当事方有直接和单独的约束力；行政机关存在过错，例如越权、不符程序、违反法律或滥用权力。

但是，欧洲法院对欧盟行政和立法机构的制约是十分有限的——至少在反倾销方面是如此。迄今为止，先后有10余家中国出口企业因不服欧洲理事会的最终裁定向欧洲法院提出上诉，但至今获得胜利的仅2006年山东瑞普生化有限公司（瑞普公司）诉欧盟理事会对华对甲酚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一案（欧盟理事会决定其在2003年9月11日对华对甲酚征收最终反倾销措施不适用瑞普公司）。1

中国企业在其它一些司法复审案件中败诉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意料之中。首先，中国企业最大的诉求是推翻欧委会对MET的武断和错误裁决，但欧洲法院以MET裁决为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为由拒绝审理，这关闭了中国企业在这一最大问题上寻求救济的大门。其次，欧洲法院受理和审理上诉案件的依据是被称为“软法”的国际条约。尽管《罗马条约》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家条约的功能而具有“准宪法”的作用，但毕竟它是众多成员国权利让渡的产物，其对作为行政和立法权利让渡组成的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的制约相应地大打折扣，在针对非共同体市场主体而言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应诉结果：若干案例比较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倾销是个别企业跨国价格歧视的“非法”行为，因而不同国家甚至是同一国家不同企业的应诉和裁定结果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将中国企业的应诉结果进行横向比较并非毫无意义。至少，它反映了一种总体现象，同时也揭示了一定的规律。

通过对欧盟同时针对包括中国在内两个以上国家反倾销调查案件的比较（见下表），笔者发现：（1）在有企业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案件中，中国应诉企业被裁定的最低倾销幅度低于其他国家应诉企业的最低税率（除不锈钢紧固件案之外的所有案件），但是如果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待遇，则中国企业的最低税率要高于其他国家应诉企业最低税率（不锈钢紧固件案）；（2）中国应诉企业被裁定的最高倾销幅度往往高于其他国家，最高达到其他国家应诉企业最高税率的4倍（烫衣板案）；（3）中国不应诉企业或者应诉但未获得单独税率的企业的税率无一例外地超过其他国家；（4）与脱离非市场经济国家阵营的俄罗斯相比，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往往要高（如颗粒状聚四氟乙烯案，中国企业的倾销幅度是俄罗斯企业的1.5倍）；（5）即使是与同样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越南相比，不管是应诉企业还是非应诉企业，中国的倾销幅度往往高于越南，如皮鞋案和不锈钢紧固件案。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欧盟拒绝承认中国MES（尤其是在早在5年前已经承认俄罗斯MES的情况下），在具体案件中利用其对企业的MET、IT、替代国等重要问题上极少受到制约（至少从司法审查监督来看如此）的决定权操纵反倾销调查结果，借此决定甚至操纵最终采取的反倾销措施。从大的方面看，欧盟决定是否承认中国MES，从小的方面看，欧委会在一些反倾销案件中从决定是否立案到最终建议的反倾销措施，无不体现欧盟行政和立法机关为了平衡不同利益集团和主体的利益。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欧经贸关系面临更多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欧盟先后对中国多种钢铁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包括涉案金额创记录的镀锌板案。与此同时，欧盟内部也在检讨和调整其贸易政策，要求加大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和采取措施的呼声渐涨，甚至出现反倾销的同时展开反补贴调查的讨论。这种趋势和声音值得关注。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篇5：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权衡分析

版权制度从产生之日起, 就是国家为了调整版权人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工具, 国家通过保护版权人对作品的权利, 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数字时代下, 版权制度调整这两者之间的利益的性质亦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在数字环境下, 信息消费的自主性提高, 消费者可以依靠计算机和网络设备自主复制作品而无需在消费市场购买。信息的自由使用突破了作品传播的主体性和分享主体之间的关联性, 信息的共享者们可以同时不受妨碍地自由使用作品, 出版者的利益面临枯竭, 所以为了维护经济利益, 网络版权不断扩张。网络版权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 对于能够带来商业利益的版权作品, 版权人与文化产业集团对其进行严密保护。网络版权应该保护作者的正当权益, 但当保护力度过大导致知识共享受到阻碍时, 网络版权的平衡机制必然遭到破坏, 版权与知识共享产生一系列冲突。

(一) 版权扩张与知识传播的冲突

公有领域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源泉, 任何人可以无偿获取公有领域的知识和信息, 从中汲取灵感, 形成丰富的创作材料。作者对作品的创作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前人的思想上的, 但作品完成后由作者独占版权, 过分强调作者个人的能力显然是不公平的。

版权契约理论认为, 版权是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签订的一种社会契约, 社会通过国家赋予作者 (或相关利益者) 版权, 给予作者精神与物质利益;与之相应, 社会公众则能通过有偿使用作品获得其中利益, 也可能通过无偿使用公共领域中的作品而获取利益。版权的扩张导致公众免费自由获取信息资源的权利受到限制。

(二) 版权扩张与知识创新的冲突

这一冲突的有力例证是电影作品的制作, 在电影制作过程中, 导演必须“结算版权权利”。一部根据版权法保护的小说拍摄成电影需要获得版权人的许可, 一首片头歌曲需要得到演唱者的许可, 这些许可都是对创作过程正常的、合理的限制, 在版权体系下, 这是必不可少的, 是对版权人劳动成果的尊重。但是在版权扩张的今天, 需要的许可越来越多。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可能被人指认, 电影开拍前, 导演需要将所用的每一件东西都列成清单交给律师, 律师过目后决定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 如果未能找到物主就不能在电影场景中使用, 即使找到, 如果物主拒绝, 也不能使用。导演和律师们懂得他们必须对电影制作者加以控制, 但这种控制带来了高昂的成本, 已经影响到了创作本身。这种控制的成本以及麻烦显然是由于版权的扩张带来的。

二、劳伦斯的版权理论

(一) 免费文化

《免费文化》一书是劳伦斯站在美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分析网络环境版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劳伦斯更看重的是对文化、对价值观的影响。从理论上来看, 《免费文化》的实质观点就是应当加大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加强对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免费文化》的实质就是追求公众权利与私权利的平衡, 重视整个文化产业的进步。

文化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商业文化, 该文化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销售而产生价值;而另一部分的非商业文化则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 如家长给孩子讲的故事, 公园里的老人传授象棋的艺术等。对于原有的商业文化, 我们无权千涉。但对于非商业文化, 企业不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而强加干涉。自由文化作为文化市场的一大份额, 是创造者、创新人再创造的基础。互联网的出现使信息、知识传播变得更加方便、快捷。信息共享带给人们一个前所未有的知识海洋, 人们可以获得公共资源以满足创新、创造, 从而丰富文化市场。从这一点来说, 互联网对于文化创新的激励刺激才是大势所趋。

(二) 版权保护期限应当缩减

著作权的保护期限直接关系到作品是否能够流入公共领域。文化创新的繁荣离不开对前人作品的借鉴。无论著作权的保护期限多长, 应该给予权利人一次选择的机会。《安娜法》和1976年以前的美国都明确规定这种续展制度, 这就意味着在第一次保护期限到期之后, 权利人可以自愿选择是否仍然延续这种权利。对一些没有商业价值或者权利人自愿放弃的作品, 权利人可以通过放弃权利这样的选择从而使作品进入公共领域。这一条规定, 不仅实现了对权利人的保护, 而且给予他们自愿选择的权利, 是自由文化与权利导向之间的平衡。如果公共财产给社会带来的无限利益由于著作权保护期限的延长而受到侵烛, 那么毫无疑问是会阻碍创作, 进而影响社会的进步。

(三) “合理使用”范围应当明确

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是各国著作权制度中对著作权限制。“合理使用”制度体现了著作权法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利益及促进知识与信息广泛传播的双重目的。“合理使用”的目的在于公共利益和法定垄断权的平衡, 但在现行的制度下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在网络背景下, “合理使用”制度既保证知识信息的自由表达和流通, 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知识摄取的强烈需求, 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的传播, 又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创作者的利益, 维护其创作作品的积极性。因此, 不能让抽象的“合理使用”制度成为影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四) 网络共享利大于弊

“获取和共享”是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在传统模式中, 当一本书被买回来之后, 购买者可以随便抄录、转送给别人而完全不受影响。当然过去只是在一个小团体中, 只在一小部分人中才能做得到。而技术给了人们机会, 在数字模式中普通人可以使信息共享。因为共享的简易性和普遍性, 使得创造力可以通过极其分散的方式传播。然而当公众通过网络将权利人的作品传播开来时则成了侵权。现在, 我们之所以如此严厉地抨击网络共享, 除了权利意识的盛行, 更重要的原因是带来商业利益的损害。而在制定法律打击这一行为之前, 我们应该弄清楚这种共享是否造成了损害, 如果有损害, 这种损害的程度有多大。互联网共享带来的利弊是复杂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试图用一劳永逸的手段来解决侵权问题。

三、劳伦斯理念对于我国版权立法的启发

(一) 完善版权登记及续展制度

我国著作权法没有对版权登记制度做出规定, 作者实行自愿登记制度, 自动取得版权不需要登记。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著作权人的利益, 激励创新, 给权利人提供方便。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接触到这些作品, 从而大大提高了作品利用和再创造的机会。然而, 创造者为了得到作品作者的允许可能要花费高昂的代价, 茫茫网络大海该如何寻找权利人。创造者在担心是否侵权, 权利人也在愤怒作品的复制权失控, 从而形成了一个人人都是盗版者的冲突社会。

规范现在杂乱无序的版权情形急需版权登记制度, 并且应该让登记行为成为取得权利的有效要件。登记制度的目的, 就是希望通过登记这个简单的程序, 一劳永逸地解决由于权利人不清而造成的一系列麻烦。而与登记制度配合的就是续展制度。第一, 规定一个通常的确定的较短期限作为普遍保护的时间, 权利人通过登记后获得在这段时间内法律的保护。第二, 期间届满后给予权利人选择是否要求继续获得保护的权利, 对于没有利益需求的权利人来说允许其放弃财产权利。而要求续展的权利人则需要交付续展费用。第三, 再规定一个最长的保护期, 一旦最长的保护期到期后, 作品的财产权利丧失, 权利人再也没有续展的机会。

(二) 寻求版权私利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第一, 对具体的侵权行为区分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使用。对于非商业目的的使用, 在不对权利人利益造成损害的前提下可以放松要求。版权最初的制定针对的就是商业行为。商业文化的目的在于销售。对于不区分商业目的盲目定侵权的行为应该认识到它的巨大危害。第二, 明确“合理使用”的范围, 保护公共资源的权利。改变现有的列举式的立法模式, 结合各国的经验, 在规定了一般行为之后, 设立一个免底条款, 这个条款可以规定“合理使用”的性质和目的, 并以此为依据规定一定的裁判权。第三, 网络环境下我国复制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暂时复制问题, 面对现有情况, 在数字化时代中针对复制权做出新规定, 将复制权分为接触权和传播权, 只有当用户真正地以商业使用为目的, 而未经过权利人的同意时才能成为侵权。

劳伦斯基本的理念就是放宽版权保护, 寻求文化的自由。作品的确是权利人自己汗水的结晶, 但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 他的知识体系、材料来源都离不开公共领域的支持。版权不是严格意义的私权, 更具有公共属性, 承担着促进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责任。只有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上, 才能对版权现有不合理的制度做出改变, 对网络时代的版权进行正确认识。

参考文献

[1]张倩, 谭慧敏.数字化环境下版权扩张的缘由及版权立法[J].成都大学学报, 2008 (3) .

[2]冯晓青.著作权法与公有领域研究[J].法学论坛, 2008 (5) .

[3]刘德良.论互联网上的版权限制[J].知识产权, 2002 (2) .

[4]劳伦斯·莱斯格 (美) .免费文化[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0.

[5]刘德良.论互联网上的版权限制[J].知识产权, 2002 (2) .

篇6：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权衡分析

【关键词】：燃油税；利益博弈；公共政策选择

所谓燃油税是指对在我国境内行使的汽车购用的汽油、柴油所征收的税，它是费改税的产物，是取代养路费而开征的，其实质是汽车燃油税。简而言之，就是将现有的养路费转换成燃油税，实行捆绑收费，即将现今普遍征收的养路费和其他费用合并成燃油税，在道路等公共设施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大背景下，更多地体现了“多用多缴，少用少缴”的公平原则。通过法律约定整合各部门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省能源和基础设施开支，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一燃油税改革的历程

在我国，燃油税的最早提出是在1994年，但此后的发展则非常缓慢。1997年，全国人大通过《公路法》，第36条规定：“公路养路费用采取征收燃油附加费的办法，拥有车辆的单位和个人在购买燃油时，按国家相关规定缴纳燃油附加费。征收燃油附加费的不得再征收公路养路费”，首次提出以燃油附加费代替养路费。1998年10月，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公路法修正草案里，将“燃油附加费”改为“燃油税”。1999年10月《公路法》修正案获得通过，征收燃油税。此后，燃油税的推行就成为能源立法的热点，但始终没有出台。200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调整和完善资源税，实施燃油税，稳步推行物业税。”2007年两会期间，财部部长金人庆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均表示，燃油税的开征还要等待合适时。但是随着国际油价节节攀升，节能减排压力不断加大，使得燃油税的开征已势在必行。2008年12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规定成品油税费改革自2009年1月1日起实施。自此，这项历经了14年。马拉松”式的燃油税改革政策终于出台。

二燃油税改革背后的利益博弈

1交通部门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利益博弈

推行燃油税的最大阻力先来自公路交通部门，因为开征燃油税对交通部门影响很大，一是预算内与预算外脱钩，二是事权与财权分离，交通部门宏观调控乏力。养路费等规费由交通部门直接征收，属于地方所有，燃油税改革后。则属于中央收入，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得到加强，但具有事权的交通部门没有了财权，交通部门自主调控能力自然削弱。同时一些地方交通的路桥是由企业、个人投资兴建，燃油税改革后，逸笔钱将上缴国家财政，势必会影响地方政府利益，也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回报。而费改税后，原本应该持积极态度的税务部门却并不积极，究其原因在于开征燃油税后，虽然税收收入会有所增加，但同时则涉及到近30万人员的接收和安置问题。

2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

目前我国每年征收的养路费已达上千亿元，此外，还有公路客货运附加费、公路运输管理费、过路费和过桥费等各种各样的规费。这些费用分别由交通、建设、公安等部门收取，其中相当部分属地方政府所有，纳入预算内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改征燃油税后，如果这笔税由各地国税部门征收，再按比例在中央与地方共享，这会出现地方之间利益分配不公平问题。如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人口密度大，汽车保有量高，但地域广度小，公路长度少，征收的燃油税用于公路维修绰绰有余，而西部地域辽阔，公路总长度长，但人口密度低，汽车保有量小，征得的燃油税总额将无法满足修建和维护公路的需要，从而影响地方政府的实际利益，这直接导致地方政府对这一举措的回应很不积极。

3各行业之间的利益博弈

燃油税的改革牵涉到能源、运输、汽车等众多行业，开征后，有些行业会受益，有些行业的利益则会有所损失，受益的行业自然希望开征燃油税，而利益有损失的企业则倾向于维持现状。

(1)汽车市场

燃油税的推广将使车辆的使用成本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先前不同车辆间几乎一视同仁的养路费、车船使用税等固定支出，将被燃油税所取代，多用多缴，少用少缴，这样，小排量、低油耗、使用频率低的车主所付出的燃油税将低于养路费、车船使用税等费用，而那些排置大、高油耗的车主所付出的燃油税则会高于之前的养路费、车船使用税等费用。这样，燃油税的开征将会促使汽车产业的格局发生改变，对汽车市场具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2)营运行业

营运车辆包括出租车、长短途的运输客车、货车、城市公交车等，征收燃油税后，多用油多缴税，那么，营运车辆的成本将会大大提高，共利益势必会受到较大影响。比如三吨以下载重轻型车、轻型客车及一吨以下的各类机动车过去交的税费最低，但燃油税开征后，相对于中，重型卡车和中、大客车来说，它们的运输成本增幅最大。

(3)高速公路

我国是人口大国，对汽车的需求量也相对较大，燃油税的开车会刺激对汽车市场需求的增加，而汽车增加的同时高速公路的收费也会相应增加。另外，开征燃油税会刺激一些走国道的车转走高速公路，毕竟高速公路比普通国道要节油许多。这样，很多高速上市公司如华北高速等将会受益。

[4)农业用油

国家在“三农”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减轻农民负担，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征燃油税，对农民来讲影响较大，因为农用车不上高速公路，开征燃油税带来的优势，农民很难享受，但由此带来的农业成本上涨的劣势，却不可避免地由农民来承担，因此农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会有所损失。

(5)能源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能源供需矛盾突出，节约能源被提到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关系到现代化建设进程，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福利和根本利益，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长远发展。燃油税的开征，可以控制油品资源的消费总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

三燃油税改革的公共政策选择

公共政策是国家(政府)、执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或所规定的行为准则，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它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公共政策的一般价值取向应该是为解决社会公平的，体现社会公众的利益，燃油税的改革也不例外。

1体现公平税负原则

以前的养路费是按吨位来计费征收。对有车单位和个人征收，对用路多、用路少的车主“一视同仁”，对不经常上路的车主来说，显然不公平，难以体现“多用路、多交钱”的公平原则。同时，与经济效益脱钩，由此带来超载严重和载重作假等管理问题。开征燃油税后，车辆在道路上行驶路程越长，耗油量就越大，所缴纳的税负就越多，体现了“量能课税”的公平税负原则。

2坚持公共利益取向

一项公共政策的作出必然会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会触犯到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比如开征燃油税会使得交通和税务等部门的利益有所损失，但公共政策的选择应当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我国来说，这种利益就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且燃油税的开征可以控制油品资源的消费总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另外在控制能源消费的同时，可以更好地促进节能技术的发展，促进节能小型车的广泛应用，在有利于环保的同时，还有利于刺激替代能源技术的创新，可将经济引向可持续发展，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这代表着当前社会的公共利益。

3平衡协调好各方利益

公共政策虽然会打破现有利益格局，使现有利益重新分配，但也应尽量平衡各方利益，否则，长期下去难免会出现不公平的局面，燃油税的开征也应平衡协调好备方利益。首先，要协调好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燃油税的开征会更多地有利于中央财政，而对地方财政不利，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对公路的修建和养护的积极性，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的基础上，可考虑实行中央与地方关系，按一定比例分成，建立专款专用的管理模式。国家依法征税筹集的公路建设资金，必须专用于公路的修建和养护，规范政府收入。其次，要协调好交通部门和税务部门的利益，燃油税开征后，应加大对交通部门的财政分配力度。妥善安置养路费收费机构近30万的交通稽征人员，对下岗分流人员，给予优惠政策。鼓勘自谋职业，积极实施再就业。再次，要协调好备行业的税收负担水平。征收燃油税，“多用油、多缴费”，这样，使用油较多的纳税人，成本费用也随之提高，像前面分析到的出租车行业、公共交通行业等，在成本提高，而价格不能随之上涨的情况下，其负担就要增加。

4照顾好弱势群体的利益

在开征燃油税的政策中，无疑农民是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农用车不上高速，享受不到开征燃油税带来的优势，但同时由此带来的油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农业成本的增加，却不可避免地由农民来承担，这与国家所倡导的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意图是相违背的。因此。对于农村农业用油，国家可制定统一标准的补给政策，直接将补贴发放到每个农民手中。

篇7：公共选择理论关于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权衡分析

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村宅基地出现了部分闲置的情况, 对这部分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如何发挥宅基地的最佳效率等问题是各界关注的焦点。部分文献基于实地考察调研的数据认为:应该让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和住房所有权实现公开竞价交易, 逐步与城镇房地产市场体制接轨;在宅基地使用权分配过程中行政力量的干预程度已经非常严重。有的文献就进一步提出了比较具体的制度设计建议, 比如, 在包括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机制、规范市场流转等等。该类文献在现实可操作性上迈进一大步。但未具体考虑与现行制度框架相容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对利益补偿引起的改革阻滞问题的分析上几乎是空白。而有的文献开始专门聚焦于发达地区的农村宅基地利用效率问题, 初步分析了不同模式下补偿资金的来源问题, 并看到了利益补偿有关的利益相关者问题。但是对利益补偿背后隐藏的结构性因素的分析欠缺。

以上文献为我们理解中国整体经济转型背景下, 农村宅基地的经济效率问题提供了广泛的探讨空间。基于上述讨论, 本文基于利益补偿对土地效率实现问题的重要性, 拟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为参照运用制度变迁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理论分析工具构建一个更具普适性的解释模型, 以期对未来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

二、农村宅基地使用中的利益与公共选择结构:模型与分析

模型说明。对土地利用效率的追求是以土地置换等为内容的农村宅基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围绕制度变迁的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地位并不均等, 这容易导致潜在收益的分配或对潜在损失的补偿方面出现“自利”倾向, 尤其是在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下更是如此。于是, 可能因为利益补偿问题使得制度变迁 (改革) 无法顺利实施, 无法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 区别各利益群体的谈判地位, 设计出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是推动整体福利优化顺利实现的关键。我们试图说明各种因素对利益补偿施加干扰的机理, 进而说明如何从源头上排除或切断这种干扰, 从而有利于制度改革顺利实现。相关利益群体的划分。

首先, 农民在当前城市农村二元体制下, 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 还不能自由迁徙, 但由于考大学、参军提干或常年做生意而定居在城市的人口除外;另外, 还有一部分农民具有一技之长或自己经营有小企业或常年在外打工, 其收入中的大部分是靠土地之外的渠道获得的, 按照其收入的稳定性又可将之分为稳定型和非稳定型两类;还有一类就是农忙时回家, 平时在外务工, 穿梭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他们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大约各占一半。这样, 我们把农民分为几类:一是主要依赖于土地的农民, 从未离开过家乡或主要时间都居住在农村的农民, 其又可分为两小类, 一类是因为继承祖上的宅基地面积小致使当前宅基地十分狭小的农民, 记为P1;另一类是居住地相对宽敞的农民, 记为P2;具有相对稳定的土地之外的收入的农民记为P3;穿梭于城市与农村的农民P4;村干部, 如村长、村党支部书记、会计、队长或组长等记为P5;虽然定居于城市但父母兄弟等亲人大部分还在农村的城里人, 因为他们对农村事物有一定的影响力有时充当意见领袖或幕后支使者的角色, 所以也包含进来, (1) 记为P6。

其次, 政府 (党委) 。一项制度改革的启动和实施离不开政府的参与, 我们这里按照行政级别把政府分为几类 (其中包含具体的职能部门) , 即G1:基层的乡政府 (党委) ;G2:县政府 (党委) ;G3:地市政府 (党委) ;G4:省政府 (党委) ;G5:中央政府。其他的利益群体:如各类房地产开发商Hi, 一般公众M1, 潜在的利益攸关的公众如买房者M2。

以上利益相关方具体所在的场域亦存在不同种类, 即农村的分类问题。分类标准有很多, 我们这里以发展程度进行划分。一般情况下, 发展程度与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本地的资源优势等因素密切相关, 从现代交通工具 (如摩托车、汽车的) 的户均拥有量、实际收入与非农收入的比重等指标上可以予以大致区分。即我们把农村划分为以下几类:V1:发达城市的郊区农村;V2:一般城市的郊区农村;V3:距离城市较远的一般性农村;V4:偏远农村。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农村的种类可以发现从V1到V4还有很多中间状态, 这里为了分析的简化, 略掉了其他中间类型。

前文提到的几类农民的比重依农村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正是这些不同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及其比例决定了不同地区农村的公共选择结构, 由V1到V4诸种不同的农村类型决定了公共选择结构的不同;进一步导致了有益于集体福利实现或帕累托改进的利益补偿机制的差异。这样利益补偿机制与制度变迁模式问题就建立起了一种内在的联系。

我们以符号CM表示补偿机制;PS表示公共选择结构;IC表示由公共选择结构推动的潜在的制度变迁后的制度模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由以下函数关系式来表达:

因此, 我们可以从Pi、Gi、Hi和Mi组成上分析发现由他们构成的不同的公共选择结构, 这对涉及利益分配的补偿机制有着直接关联。县一级政府在这里扮演重要角色。但民间的各种利益群体的谈判力量又各不相同, 比如, 同样是农民身份的村级干部往往能在这个过程中获取更多的额外利益;开发商会更有技巧性地和政府官员勾结, 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而占多数的普通村民无论是占有偏少宅基地的村民还是占有偏多宅基地的村民的利益则会因为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受到忽视、损害。在政府主导的条件下, 开发商与政府的关系往往会更近一些, 他们与官员的商业伙伴关系以及个人关系等往往能享受到了官员的制度化支持。这样补偿机制下的利益再分配问题, 容易偏离最初各利益相关方对土地效率诉求的初衷, 使得制度改革失败或中途夭折。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需要从提高分散化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入手, 使公共选择结构优化。按照奥尔森 (1965) 的观点, 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 一是集体成员之间存在的“不对称”;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不对称”指的是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 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获得的越大, 他为集体行动做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选择性激励”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正向激励通过搭卖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体成员为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做贡献。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 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行动的成果。就前一种条件而言, 在农村这种不对称还不能足以使普通农民中的极少数人比如说P1采取行动;对后者而言, 在人情化社会的中国农村很难实施。而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的乡土规则下衍生出的中间性组织或许是一条达到彼岸的路径, (1) 在这里具体就是指以家族单位组成合议组织, 不妨称之为“农民维权协会”, 它们能够较为有效地组织起村民的意志, 代表村民同各种利益群体开展谈判。这样就可能斩断强势团体侵蚀农民利益的黑手, 从逻辑上论证了利益补偿问题可能存在最优解。

三、结束语

因为公共选择结构具有内生性, 所以不存在适合于所有农村的统一的宅基地置换、改革模式, 在不同的改革模式中利益补偿具有关键作用, 它直接关乎有利于总体福利水平提高的土地置换的实现和相关制度改革的实现。所以, 各地政策一定要有区分, 遗憾的是, 这在经济联邦主义、县域竞争激烈的中国很难做到, 因为, 政府始终存在着经济扩张的冲动。在这种冲动下, 县以下到村民一级的利益表达则往往是从上而下的, 村民的声音如何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得以顺畅表达则是关键所在。

这里的政策启示在于, 在以宅基地土地效率提高为代表的三农问题上应该充分保障农民的利益, 这需要制度设计上的创新, 而农村一级中间性组织的创建有助于克服政府与农民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其他利益团体与农民之间的谈判地位不对称, 从而能更准确地识别农民的偏好, 减少制度扭曲, 提高包括宅基地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的经济效率。当然, 这也需要与之相关的制度配套, 比如中间性组织的法律地位问题、针对农民的培训制度问题等, 这可能又面临另外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

摘要：从制度和公共选择结构的角度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 并分析发现提高农村宅基地使用效率的关键是利益补偿。进一步地对降低农村宅基地资源配置扭曲程度的方法和途径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农村,宅基地置换,利益补偿,公共选择结构,土地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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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万刚, 杨少垒.城市化视角下的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分析[J].社会科学家, 2009,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