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利益相关者

外部利益相关者（精选五篇）

外部利益相关者 篇1

省(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主要指由省教育主管部门(或教育部)批准建设的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部分则由高校与其他厅局或部委等共建(本文主要讨论前者)。其目的是发掘培育具有研究优势和地方特色的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机构,通过项目带动的形式资助研究基地,围绕国家及地方发展战略,针对学科前沿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展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截至2009年,教育部已在全国66所高校设立文科重点研究基地151个,各地建立省级文科重点研究基地400多个[1]。经过多年培育,省(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已成为重大项目、优秀成果和杰出人才的示范区和中心重镇。但在基地建设的探索中,也曾出现建设质量不高的现象,突出表现在创新水平不高、重大成果较少;团队协同攻关能力较弱;行政机制占主导;科研创新氛围淡薄等。正如侯自新[2]所说“科研课题零散,研究人员个人奋斗,刀耕火种,分立山头,如散兵游勇一般,难以承接并完成较大型研究课题”。鉴于 “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到目前还主要是以上级主管部门行政化推进的科研体制改革”[3],“传统的科研体制和管理方式已远远不能满足新型科研的需要” [4]。尽管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也集中反映出管理上的问题,因此如何协调管理中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使之服务于基地建设,提高创新能力达成共赢,就是文中探讨的重点。

弗里曼把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人。在我国,杨瑞龙、周业安等学者对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具体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相对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企业管理中渐成体系,而在高校管理方面的研究却是方兴未艾,在充分肯定利益相关者理论在高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的基础上从决策、管理体制及办学等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大学教育决策研究。认为大学的发展、政策制定等都关乎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其发展要体现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决策的制定需要基于利益相关者思维,如王连森等[5]、陈学军等[6];二是管理绩效评价和体制改革研究。在大学管理、评价及体制改革等方面研究如何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通过共同治理加强外部监督和内部制衡,达到推进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的目的,如胡赤弟[7]、李福华[8]、肖谦[9]等;三是合作办学等研究。张民选[10]、耿殿磊[11]等对办学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析,探索动机和风险,提出建立利益保护机制。

2 基地建设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要解决创新水平不高、重大成果偏少等问题,关键在于从管理创新角度出发,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形成各方共同治理促进创新的局面。基地建设涉及批准部门(教育部门)、财政部门、依托建设单位(主要指为基地建设提供学科、人才等支撑的院系)、高校管理部门(包括高校科研、人事等部门)、学术委员会、出版部门(刊物/出版社)、其他政府部门(除教育、财政部门外)、企事业单位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如何协调各方冲突,通过利益相关者治理,形成各方共同推进基地创新,成为基地建设中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根据其与基地的影响度(相关度)高低,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紧密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3类(见图1)。

注:Ⅰ,Ⅱ, Ⅲ 分别表示核心利益相关者层,紧密利益相关者层以及边缘利益相关者层。另外基地与依托建设单位存在着相对独立和行政归属(包含)双重性质,故图中以点划线表示。

通过对基地调研及定性分析,把依托建设单位和批准部门列为核心利益相关者,基地与前者具有一定的科研独立性,但又具有行政依赖性,存在彼此依存的复杂关系,后者通过批准基地以项目定向支持起到主导作用,直接推动基地各项工作开展。把高校管理部门(主要为科研、人事等部门)和基地学术委员会列为紧密利益相关者,前者通过上下沟通、联系,在政府科研主管部门与基地之间搭建一座桥梁,同时为基地提供各种政策支持、经费保障,制订规章制度、调配人员等,后者对基地进行规划指导和学术监督。此外,把政府财政部门、成果出版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列为边缘利益相关者。

除外部利益相关者外,在基地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冲突,如学术委员会、行政班子、各研究中心团队、科研人员与行政人员等,如何协调利益相关者间的冲突和平衡,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之一,本文着重分析外部利益相关者。

根据研究需要,又可按研究阶段的职能及角色把利益相关者划分为3个部类:规划部类、管理部类及产出部类。规划部类包括教育部门、财政部门,以项目及经费支持基地发展;管理部类包括高校管理部门、依托建设单位、学术委员会,对基地具体建设和项目研究进行监督管理;产出部类包括出版部门、其他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通过刊物及出版社发布学术成果,通过被政府或企事业单位采纳体现其应用价值。各利益相关者、职能及其扮演角色地位见表1。

3 基地多头培育与创新管理机制的缺失

当前基地建设中,基地与主要外部利益相关者存在着利益冲突。见表2。

3.1 与规划部类的目标冲突

在建设期内,基地每年均有来自于规划部类较为稳定的项目及经费,规划部类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发挥经费最大效益,产出重大创新成果,培育杰出人才,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项目实施为确保经费按预算开支并按约定成果结题。而基地首要目标在于争取到项目和经费,其次才是创新。于是就出现了目标冲突。基地项目预期成果由申报人决定,考虑到项目定向性及将来结题,申报人凭借其在省内甚至全国的比较优势在预期成果约定中往往趋向于保守,预设周期短、难度小的结题目标,而避免冒失败的风险。尽管也有来自项目评审或竞标压力,但凭借其领先地位却不难争取。于是基地建设中常常出现成果颇丰但标志性成果不多,创新能力偏弱现象,基地建设常规化、成果平庸化趋势明显,研究徘徊在原有水平却难有大幅提高。

3.2 与管理部类的监管冲突

高校管理部门、依托建设单位及学术委员会对基地建设肩负有行政指导和监督管理职能,但是基地作为研究机构一方面有服从指导和管理以争取建设资金和经费配套推进研究,另一方面也有摆脱监督管理的倾向,于是产生了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之间冲突。高校作为基地行政主管部门,为其争取来自规划部类的项目和经费支持成为第一要务,虽然也肩负着与规划部类协同提高基地研究水平的责任。这就决定了高校在项目申报、管理及结题中主要是提供便利协作、鼓励政策和宽松环境,而对于基地不足或薄弱问题往往倾向于激励改进,而在掌握项目经费决定权的规划部类面前则为其遮掩、偏袒甚至庇护,决不因研究效果不佳或创新水平不高而请求切断项目经费来源。按现行大学制度,依托建设单位一般是以教学为主兼负科学研究的高校二级单位(主要为院系),基地的大部分科研人员在二级单位(院系)承担有教学任务或其他工作。因此,一方面依托建设单位能给基地提供便利条件和资源如学科和人才支撑等,但另一方面在行政指导、科研发展、资源占有和成果分享等方面与基地存在一定的冲突。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能为指导研究方向及发展规划,在评审或者重大学术活动中参与决策,以指导为主,管理为辅,而事实上由于成员来源分散,鞭长莫及甚至利益沾带,难以在日常管理中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3.3 与产出部类在质量与收益上的冲突

出版部门是基地成果的主要去向和表达阵地,兼顾成果质量和经济收益的平衡。往往高级别出版部门注重前者,而中低级别出版部门则在侧重经济收益的同时成为中低水平成果的归宿。在学术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出版部门掌握着出版权,从而拥有了通过版面费、审稿费等获取利益的渠道和寻租的条件。与规划、管理部类利益冲突不同,基地与中低级出版部门在成果质量与经济收益的博弈中更易结成同盟关系。由于基地项目申报往往要求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副高以上职称,具备一定的前期基础和实力,兼且产出部类质量参差,要完成预设论文数量并不难,甚至可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对于著作,在经费充足且机构级别不限的情况下要做到并不难,而研究报告则写就即可提交。结果往往是中低水平结题成果充斥基地,重大创新成果乃至杰出人才培育的设想被瓦解。

规划部类稳定经费支持,管理部类关爱袒护,而产出部类则提供较易实现的成果出路,实际上形成了3部类多头培育而缺少有效的质量监管手段,多方“溺爱”导致创新能力不足。经费来源稳定,成果难度及形式由申报人自定,基地运作于是演变成一种常规性资助。质量参差的期刊或出版社,本领域相熟的评审专家等都诱使或者直接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其结果是大量原创性不高的结题成果充斥着基地研究,最终陷入平庸化困境。而作为监督部门的学术委员会职能未能健全,成员多为本领域学者互相熟悉,在项目评审及结题中较易形成利益均沾或交易关系,丧失应有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学术评审和监督变成“认认真真走过场”,从而造成创新机制的缺失。最终无疑是使项目完成,经费用去,成果数量达到预期,但最终是成果质量不高,创新性重大成果偏少的局面难以改变。要解决基地处于多头培育但缺乏有效管理而导致创新机制缺失的局面就需要创新管理机制,实施超常规策略,走出平庸化困境,最终产出标志性成果使研究上水平。

4 基地创新导向机制的建立

针对当前基地存在的多头培育而缺乏创新激励现象,建议着力从以下几方面改革管理机制(见表3)。

4.1 规划部类建立代表作为主的评价制度

基地建设离不开科学有效的评价体制,如何针对提升创新能力建立和健全适合基地发展的评价机制、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现时基地项目评价主要采取量化考核方式,有其合理性也有局限性,以成果数量、等级、排名等计算工作量或者鉴定结题,在获取计量准确,效率至上等评价优势的同时,也鼓励了回避重大问题的短期功利行为[12]。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功利行为已抑制了学术创新,导致成果创新水平不高,因此建立以代表作为主的评价制度具有现实迫切意义。通过把好项目结题质量关,不囿于刊物/出版社级别,不拘于职称职务,而在于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在于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价值和效用。

论文代表作制度虽然在国外已较成熟,在我国北京大学中文系,南开大学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已尝试在学术成果评定和职务晋升评审中引入代表作制度[13,14], “对于真正有分量的论文,拿一篇就可以评上教授”[15],部分高校已由试点到全校开展。尽管代表作制度在国内仍处在试行阶段,但基地作为省部级文科重点机构的示范,研究基地好,学术环境比较优越、学术氛围相对浓厚,具备比较成熟的试行条件,可尝试推行代表作制度。坚持以质量为导向,以创新为标准,克服追求偏面追求成果数量带来的弊端,鼓励潜心钻研出精品。

4.2 管理部类形成以利益导向为主的共同治理机制

高校管理部门作为建设主体以利益为导向,对优秀成果特别是标志性成果、重大创新成果给予重奖,拉开优秀与平庸之间的距离,同时把创新水平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标准,以指挥棒引导。依托建设单位需要基地提供高水平科学研究作为支撑:一是高水平科研成果;二是重大项目;三是通过基地培养青年教师。所以,制订以利益为导向的分配制度,引导基地目标与依托建设单位的需要有效结合起来,实现共赢局面。学术委员会则加强对基地项目的选题和评审及鉴定的管理,鼓励和引导开展重大学术价值的基础理论研究和解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的应用研究,力争取得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标志性成果。

利益共享责任同担,通过采取联合攻关的科研组织形式,推动基地跨学校、跨系统、跨学科协作,发挥地方学科特色和研究集成优势,推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学科交叉与渗透,主要是指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成果,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但是不同学科有其严格遵从的研究范式,注重人文社科研究中的学科交叉渗透,并不是打乱原有范式或者无原则的杂糅,而是以目标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交叉,根据问题的涉及面和研究关联从不同学科采取研究方法和技术,服务于研究需要,而最终解决研究问题。

明确各利益相关者责任和角色,实施全面质量管理,进行过程控制。通过以基地项目为“龙头”,带动基地建设。抓好“龙头”无疑是抓住了基地建设的关键和导向,从人、财、物、制度等方面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协调平衡利益冲突[16]。实现以基地项目为“龙头”,以全面管理质量为抓手,监控“龙身”(基地建设和研究进程)、“龙尾”(基地评估和项目结题)的运动。通过过程管理则把对基地建设质量进行监控,防患于未然,把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

4.3 基地营造创新文化氛围培养创新能力

遵守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是创新的基础。有了端正健康、积极稳健的学风,才能实事求是、扎扎实实地做学问,才可能产生创新成果,否则创新易于被扼杀在学术失范和急功近利的发端。倡导遵守学术道德、尊重他人劳动,更利于保护成员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遏制和消除各种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行为。营造创新文化氛围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至关重要[17,18,19],因此在基地建设中需要确立正确、科学的整体价值准则,形成创新精神氛围。创新文化能以共性作用于个体,持续影响着个体和团队的研究,基于共同价值观更利于整合力量,更利于创新能力培养。

通过营造一个以创新为导向的宽松学术环境,实现学者治学,自由研究、交流表达,从而思想碰撞产生出创新的火花。以创新性研究成果为依据,积极开展严肃、认真、平等、自由的理论争鸣和学术批评,激发和促进理论学术工作者的创新精神与科学态度,抑制、化解目前盛行的不正之风,为我国理论学术界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20]。实施基地人才战略,努力创新人才成长环境,同时推进基地开放和人员流动。充分调动基地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对优秀成果、优秀人才的奖励和宣传,形成重视成果、尊重人才的氛围。

此外,对于作为产出部类的刊物及出版社有其经营独立性,基地规划部类及管理部类均难以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刊物及出版社须考虑其长远经营及信誉影响,从自律角度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其主管单位及各级学会等也要肩负起监督管理责任。

5 结语

影响基地创新发展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是:教育部门、依托建设单位、高校管理部门、学术委员会。而在外部利益相关者中,尤以前二者为核心,所以从二者角度对基地进行激励和约束无疑是决定基地创新水平的关键。作为紧密利益相关的高校管理部门、学术委员会等需要协调基地建设的各利益相关者,创新管理机制共同治理,实施全面质量管理。同时,基地自身通过营造创新氛围,挖掘潜力,促使基地研究上水平。

摘要：通过对省(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所涉及的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角色、责任、重要性和影响度进行定性分析及部类划分,分析当前基地建设中出现多头培育缺乏有效管理而导致创新水平不高现象,揭示成因并提出建立代表作为主的评价制度、形成利益导向的共同治理机制及营造创新文化氛围等措施提升基地创新水平。

外部利益相关者 篇2

现在，民族地区的旅游业不断发展起来，那么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问题该怎么解决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篇论文吧。

摘要：本文以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为例，重点研究民族地区旅游业利益相关者行为，并对各利益相关主体者利益冲突及其关系协调机制探讨，以期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论文关键词：利益相关者,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研究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特别是西部旅游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来，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近年来，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在民族地区旅游规模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利益分配不均、各参与者相关利益不协调、经营组织单体规模小、服务与管理水平低、增收效应不明显、居民参与面窄，参与层次低、产品单一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参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各利益主体在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的地位及利益冲突及诉求不协调所致。为此，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新视角研究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路径模式，改变传统的民族地区旅游发展模式,对于促进民族地区旅游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正确把握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趋势具有重大意义。

一、文献综述

从国外来看，部分学者已经从大众参与、协作旅游、伙伴关系等相关视角研究旅游(Young，1973;Doxey，1976;Rosenow，1979)。1984年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WCED)明确指出在可持续旅游的过程中有必要理解利益相关者，随后旅游领域利益相关者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关注。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Jamal et al.，1995;Jane Robson et.al，;Reed，;Sautter，;Ritchie，1999;Markwick，;Ryan，;Burns et al.，)、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Taylor，1995;Fisun et al.，1999;Tosun，2000;Burns et al .，2003;Christina et al.，)、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与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效果评价(Williams et al.，;Bramwell et al.，1999;Andrew，2003;Christina et al.，2005)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目前，旅游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已成为旅游目的地政府制定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依据。

国内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出现于可持续发展旅游的研究之后，学者们主要对旅游业的利益相关者界定(保继刚等，2000)、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保继刚等，2000;张伟等，2002;张祖群，)、旅游利益主体融合机制(吴泓，)、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可能性(唐玲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途径(左冰等，2008)、景区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综合协调(陈岩峰，2008)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保继刚等(2000)最早将“利益相关者”概念引入旅游规划与管理中;保继刚(2000)、张伟(2002)、张祖群(2004)分别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桂林、乐山和荆州等地区的旅游发展进行了规划或审视了其旅游发展战略;吴泓(2006)指出包含表达机制、激励和分配机制的利益主体协调机制是保证利益主体融合的途径和基本保证;[5]唐玲萍(2008)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对社区参与旅游的可能性进行了解释;[1]左冰等(2008)提出个人参与应优于社区参与，并探讨了社区参与旅游目的地的增权模式。[2]陈岩峰(2008)则从景区旅游规划机制、生态旅游共生机制、区域旅游合作的平衡机制等三个方面构建了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中的利益相关者综合协调机制。[3]

三、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分析

1.政府与旅游企业(公司)的利益冲突

政府作为旅游产业发展战略的主体，应考虑旅游企业、社区居民、旅游者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积极调动企业、社区居民以及旅游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共同为提升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而努力。政府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环境的效用最大化作为自身的长远目标，其效用取决于从旅游地获得的财政收入、增加的就业数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等综合利益与所付出的成本。

2.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

政府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表现在利益补偿和旅游资源产权界定。由于旅游业的发展，政府需要征用、征收、拆迁部分甚至全部当地居民的住宅用地，将他们日常生活的环境设为旅游胜地。但，目前政府对征用居民的房屋补偿标准较低，并很少对他们以后的生存发展进行合理地规划，使得居民在得到一些短期利益后，因其传统的直接利用资源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限制，缺乏新的替代方式，加之自身综合素质的.偏低，理财能力不强，造成了一些居民所得的收益与其所失去的土地等资源的价值从某种角度看不相符，从而居民会由于利益补偿的不满情绪往往引起冲突，造成社会不稳定。

3.政府与旅游者的利益冲突

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如增加财政收入等。旅游者则是物质或精神上的最大满足。因此，政府与旅游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在政府如何提供一个如意的旅游地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旅游。要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来旅游，政府则要对其旅游地区进行合理规划、管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安全巡逻保障等，而这需要很大一笔资金的投入。

4.旅游企业(公司)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冲突

在对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过程中，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集中在就业机会、经营商机、利益分配和对其文化的冲击上。当地居民效用取决于旅游为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效益的最大化。旅游企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通常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会雇佣技术能力强、综合素质较高的人员进行经营组织。这样一来，旅游企业提供给当地居民的就业岗位和商机大大减少，居民只能从事低层次的旅游经营活动。居民的参与程度低，大量的收益流向旅游企业。即使有些旅游企业会通过不同途径返还居民一定比例的门票收入，但远远低于居民维护资源的付出的成本。

5.旅游者与当地居民(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

外部利益相关者 篇3

[关键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外部行为限制制度；预防腐败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4.005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的私人利益之间的抵触违背与侵害。这种利益冲突是诱发腐败、危害政府廉政形象、侵蚀公共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因其危害巨大，当代西方国家尤其是廉政指数较高的国家，都几乎无例外地建构了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如美国、新西兰、日本、加拿大等。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是该制度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它通过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收受礼品等外部行为的规范与其他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构筑了防止利益冲突的有机体系。通过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来预防腐败的实践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探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但是，由于我们对该问题缺少全面、科学的认识，这一制度距有效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要求有很大差距。本文拟在分析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探析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优化有所裨益。

一、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主要内容

公职人员外部行为多种多样，而制度资源却相对短缺，所以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其所有的外部行为都进行规范。从我国的实践看，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内容，主要由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经商、兼职等方面的限制制度所构成。

1.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

利用其身份收受礼品、接受馈赠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重要表现，它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公务行为的客观性、公正性，所以它也是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重要规定事项。我国相关制度的内容，主要由对内公务活动与对外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构成。

（1）对内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公职人员在对内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行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相关制度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因时制宜的过程。该制度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等行为进行了不尽一致的规定。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至1990年代初期，严格禁止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收受礼物、接受馈赠。公职人员利用其身份接受宴请、收受礼品、请客送礼等利益冲突行为，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较为普遍。为了给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再加上受计划经济时期思维惯性的影响，这一时期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采取了极为严格的措施。从1979年到1993年，我国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出台了多个针对公职人员外部行为的规章制度，且它们都无例外地使用了“禁止”“不得”“严禁”等非妥协性词汇来规范公职人员外部行为。如1979年规定“严禁用各种形式侵占农村社员劳动所得，来进行大吃大喝、请客送礼”[1]，1988年规定“严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形式、任何名义赠送与接受礼品”[2]。可见，这一时期不考虑礼品的价值大小，严格禁止公职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接受赠送与收受礼品。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至现在。这一时期抛弃了前期“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建立了礼品分类管理制度、礼品登记制度，对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管理规定更加灵活、科学。首先，明确了严格禁止的礼品类型。针对特定的礼品类型（现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其他可能影响公务公正性的礼品），延续了先前的非妥协性规定。如1993年、2000年以及此后出台的多个制度规范，都严格禁止各级公职人员（含离退休）以及受委托、聘任从事公务管理的工作人员以任何形式收受及向上级赠送礼金、有价证券。其次，以明线法明确了可接受礼品的登记制度。公职人员收赠礼品、接受馈赠，有时是出于情感需要、有时是被动行为，对这些行为不加区别地一概禁止，不符合多样化管理的原则。因此，1995年，我国出台了《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正式建立了礼品登记制度，确立了明线法的礼品处理标准，即根据礼品的价值及其对公务公正性的影响程度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根据该制度的内容和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对该问题做出了更加细化、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如上海确立了以50元、200元为线的礼品三级分类法：第一个等级的礼品（价值低于50元）归个人，无需登记、上缴；第二个等级的礼品（价值高于50元低于200元）在递交礼品登记表的前提下归个人；第三个等级的礼品（价值高于200元）要登记并上缴。

（2）对外公务活动中的相关限制性规定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党政机关以及一些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等同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人的交往日渐频繁。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多向对方赠送礼品的方式套取对方的礼品，收礼之后以低价内部处理等现象逐渐增多，相关制度也不断发展。从其内容来看，该制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有例外的零容忍理念为制度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针对对外公务活动中的收受礼品行为采取的是有例外的严格禁止的办法，即除了规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代表国家接受或赠予礼品。例外部分也采取了明线标准，如1980年规定，“除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外事单位和外贸机构的工作人员，可根据工作需要，同对方互赠对等的礼品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在对外公务活动中以任何名义代表国家赠送和接受礼品与馈赠”[3]。

第二阶段，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调整了以前实施的有例外的零容忍的办法，采取了有例外的明线标准法，例外部分采取的是严格禁止标准。如1993年国务院下发的《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确立了以200元为明线的礼品处理措施，价值低于200元的礼品归受礼主体所有，价值高于200元的礼品需要登记、上缴。例外部分针对礼金、有价证券等，依然采取严禁措施。

2.对公职人员经商、兼职、演讲收费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

经商、办企业等经济行为，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重要诱因，公职人员可能会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进行利益输送，即使不存在这种行为，该现象也违背了现代职业专一精神的要求。从其发展轨迹来看，我国对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兼职等行为的规定经历了适用主体由单一到多元，适用对象由简单到复杂、由直接到间接的发展过程。如1984年只对乡级以上党政机关在职干部的相关行为进行了规范，1985年则把适用主体扩大到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等公职人员的重要利益相关者，1988年又把适用主体扩大到了县级以上离职领导干部。此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又根据形势的变化，分别于1992年、1993年、1998年、2000年、2001年出台了多个针对性的制度规定。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等经营性活动总体来说经历了一定的演绎轨迹。改革开放初期，主要是以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直接投资或集资等形式出现，经商、兼职的特征非常明显。当国家对此实施限制之后，以小集体形式出现的党政机关的经商问题逐渐得到有效遏制，党政领导干部直接经商的行为也得到有效的治理。但是，党政领导干部子女和配偶经商、办企业的问题开始逐渐突出，当股份制企业在我国兴起时，党政领导干部经商行为的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当证券市场在我国形成的时候，党政领导干部投资、经商的行为又向该领域渗透。这说明，限制公职人员经商、办企业的政策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因为政策针对的群体通过一定手段和方式以其“对策”规避了政府的“政策”。

对公职人员兼职的制度性规定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如1985年要求所有在职以及退居二线的公职人员，不得在各种性质的经济实体中担任任何职务，1989年再一次对公职人员在企业中的兼职问题作出规定。1994年把政策的作用领域扩大到了社会团体的领导职务。同年，民政部下发通知，对该政策进行了解释和细化。发展到今天，该制度更加成熟、健全，基本确立了公职人员不得在盈利性组织中兼职、兼职报批并不得取酬、不从事及不参与经营性活动的理念。

二、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总体来看，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表现出了很高的灵活性，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也在不断更新，表现出了较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当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等行为以新的形式出现时，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就会出台；当公职人员经商、兼职行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逐渐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隐蔽性和极强的伪装性时，相关政策也随之不断更新。但是，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相对健全的国家相比，我国对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兼职等外部行为的限制制度，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收受礼品的范围界定不尽全面。尽管相关制度表现出了较强的灵活性和自我完善能力，如把给领导干部充手机费、赠予党政领导干部股份等新的形式纳入收受礼品的范围之内，但是政策的这种变化相对于现实需求来说，依然显得比较滞后。对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新的礼品样态的反应速度较为迟缓，如餐饮、利害关系人出资支持的豪华旅游和高级娱乐体育活动等，对其性质的判断还缺少详细的说明与规定。

其次，对“礼品”的相关界定不够清晰。我国相关制度对“礼品”这一关键要素的界定不够清晰，很多时候缺少可操作性，如对于何种礼品会影响公务公正性很难判断，因为是否公正涉及公务相对人的直观感受，难以度量。另外，对于公正与否的判定主体也无相关说明。另外，在对外公务活动中，我们虽建立了以200元为明线的礼品处理措施，然而，对于价值200元是单次200元还是若干次200元，是单件礼品200元还是所有礼品价值之和超过200元，并未做出具体说明，这无疑给相关制度操作增加了变数。

再次，对收受礼品场合的规定不够科学。防止利益冲突需要情境性较强的制度规范，即使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规范，也不一定会适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充分考虑我国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国情人情，否则制度就难以发挥效用。然而，这些要素在我国的相关规定里却没有被充分考虑，也没有得到科学处理，以致脱离国情、行之无效。如1988年出台的《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把婚丧嫁娶、节日往来都不加区别地纳入明确禁止的礼品传达范围，这明显没有考虑我国长久以来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

第四，责任界定过轻。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制约违法行为的重要因素。当违法收益远远大于违法成本时，违法行为就会得到变相鼓励，反之，则会得到明显抑制。因此，对违法行为进行与其带来的危害大体相当或更严的处罚是使制度行之有效的基本保证。我国对于公职人员外部行为以党纪、政纪、批评教育等作为处罚措施，与很多国家把违规收受礼品纳入刑法的范围相比，处分明显过轻，起不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第五，政策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概括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年都有针对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出台，特别是当党政机关及党政领导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行为以新的形式出现时或者这种现象表现得较为突出时，针对性的政策就会随之出台，因此，出现了经商—限制—再经商—再限制的循环往复，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行为至今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治理，很多规定流于形式。政策的系统性较差，很多政策仅仅针对某一具体行为，当面临着较复杂的情况或经商的具体行为以变换之后的形式出现时，该政策就显得无能为力。同时，政策的概括性较差、前瞻性不够，政策往往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第六，存在着规范不周、可操作性不强的情况。比如，我国针对公职人员兼职行为的限制，仅仅规定公职人员不得在营利性组织中兼职，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兼职的要经过相应机关的批准，并且不能取酬。然而，在我国社会现实中，很多非营利性组织也会进行营利性的运作，而公职人员可能在这种非营利性组织兼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尚缺少政策规定。此外，以不取酬作为兼职的限定条件也是不严谨的，公职人员不取酬的兼职同样可以使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有意给予兼职单位“照顾”，公职人员是否从中为自己或亲友谋取了利益，实际上难以认定，这显然与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目的相悖。

三、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的建议对策

根据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演变新形势，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外部行为限制制度。

1.完善公职人员收受礼品、接受馈赠的限制制度

（1）明确“礼品”与“馈赠”的内涵

我国原有的该类制度中主要以“礼品”“馈赠”为基点来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这两个概念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下具有较强的适用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公职人员接受的好处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礼品”和“馈赠”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已不足以涵盖公职人员接受好处的全部内容，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比如，给领导人充手机费、给予领导人优待等，无论是纳入“礼品”的范畴还是纳入“馈赠”的范畴，都不够科学。因此，笔者建议，在外部行为限制制度中，用“利益”这一具有更丰富内涵的概念作为制度规范的内容。这里的“利益”应当包含任何具有价值的事物，礼品、馈赠、佣金、劳务、优待、报酬等，都可以纳入“利益”的范畴。

（2）明确界定收受利益标准

公职人员收受利益应当以不影响公正执行公务为限。但是，这一目标过于抽象，如何判定是否影响了公正执行公务非常困难。因此，必须具体、明确地界定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标准。笔者建议，对公职人员接受的利益采取明线法。公职人员在公务活动中，从同一人员处不得接受价值超过200元的利益，一年之中从同一人员处接受利益的价值累计不得超过500元。公职人员之间，除特定日期、 特定情境外（如生日、传统节日、公职人员离职等）不得相互赠送或索取利益，在特定日期、特定情境，公职人员之间不得接受或索取价值超过200元的利益。对于利害关系人提供的利益，除因公务所必须外，一律不得接受，更不得索取。

（3）加强对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

公职人员从同一人员或组织或单位处一次性收受的利益超过200元的，或者一年之内从同一来源收受的利益价值超过500元的，必须进行利益登记，并把所收受的利益上缴单位或国库。利益登记时，应当写明利益的形态、利益价值、利益来源、赠送利益者与收受利益者的关系、赠送利益的目的、收受利益的场所、收受利益的时间、收受利益时的现场见证人及见证人的职业等内容。公职人员在收受应当登记的利益的三个月之内，必须进行利益登记。利益登记表每年分四个季度（从一月到十二月，三个月一个季度）管理。为保证对利益登记的有效监督，公职人员利益登记表要在一定期限内（可设定为三年）有效保存，从公职人员提交利益登记表之后的第二天算起，有效保存三年时间，在此期间，任何公民或组织都可以申请查阅。

（4）强化公职人员接受利益的责任

按照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登记与管理制度，任何人在接受应当登记的利益故意不登记、虚假登记、拒不登记、故意延迟登记的，应给予严厉的惩处。对于不按照利益登记制度进行利益登记的公职人员，给予所收受利益价值的10倍的罚款，两年之内不得晋升。所接受利益价值超过5000元而故意违反利益登记制度的，按照受贿罪论处。公职人员违反利益收受制度的规定收受利益的，视其情节、收受利益的金额等，分别给予罚款、限制晋升、降级、开除公职、拘役等惩处。

2.健全公职人员经商、兼职的限制制度

（1）制定具有统合性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出台一个针对公职人员兼职、经商的政策性规定，政策数量浩繁，有的政策规定之间相互矛盾、难以统一。为了更好地规范公职人员的兼职、经商等外部行为，笔者建议，对原有制度资源进行整合，重新制定具有较强统合性的制度以代替以前的政策规定。

（2）明确公职人员兼职的条件

根据防止利益冲突的原则，我国应当把公务人员兼职分为三种，即禁止性兼职、须经过批准的兼职和需要报告的兼职。公职人员不得在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中兼任任何职务，无论是管理职务还是非管理职务，县处副职以上领导干部的妻子、子女等，不得在领导干部任职区域内经商、办企业等。公职人员在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单位或组织兼职的，不得收取任何报酬，且必须经所在单位领导的批准。公职人员从事教育、讲学、科研等兼职活动的，无需经过单位领导的批准，但是要定期向单位领导汇报兼职情况。

（3）强化违规责任

对违反规定兼职的公职人员，设置严厉的处罚措施。对于违反禁止性规定的公职人员，视其情节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或两年以下徒刑。违反须经过批准的规定而兼职的，给予批评教育，所在单位领导认为其所从事兼职有利益冲突之嫌时，可以命令其停止兼职，拒不执行者，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防干部侵占农村社会社员劳动所得来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的通告[Z].1979-8-10.

[2]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EB/OL].（1988-12-01）[2014-12-01].http：//www.law-lib.com/law/law-view.asp？id=5403.

外部利益相关者 篇4

关键词：民营企业,公司治理,外部利益相关者,内部治理,外部治理

当前, 大多学者强调公司产权明晰和激励机制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但是, 从外部市场的角度来看, 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理解与剖析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 对公司治理也是大有裨益的。所以, 我们为我国企业建设现代企业制度, 也要对公司的外部利益相关者进行充分研究, 才能全面、周期。

一、我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股权结构相对集中

我国民营企业主要由家族控制, 股权都比较集中, 大多由家族成员携手创业而成, 其股权结构必然要“一股独大”。企业经营范围有限, 实现能人治厂。所以说, 股权相对集中, 造成“一股独大”也是我国中小企业创业阶段的最突出特点, 也是具有发展优势的。

2.决策方式缺乏科学性

民营企业的决策方式一般都是由个人决策, 还有的是由家庭决策, 这种传统式的公司决策模式, 保证了民营企业能保持高度的灵活性, 但因为片面, 决策也存在很多风险, 存在失败的可能性增大。这种决策机制是高效率的。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 缺乏集体的决策机制, 企业的决策风险极大, 决策缺乏科学化、规模化。

3.内部人控制风险较大

内部人控制在公司治理过程中的同益凸显, 在国企改革的不同阶段, 内部人呈多元化态势。中小企业“内部人控制”中家族控股的中小企业内部人控制往往侵占小股东利益。民营企业“能人治厂”的现象比较普遍, 在内部人控制的企业中, 会弱化小股东对企业决策的干预, 导致企业经济目标向大股东经济目标偏移。

4.外部政策环境的不完善性

在中小企业的管理体制上, 缺乏以法律的规定的制度措施, 但仍需进一步做出具体化的规范, 我国中小企业立法仍未形成有序的体系。没有一个负责中小企业的政策制定。各级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缺乏发展的方针政策。管理部门出台政策相互矛盾, 导致中小企业有困难时无人管, 失去了许多发展良机。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的税制设计上不尽合理, 税收负担过重, 使中小企业不堪重负。

5.外部产品市场多为竞争行业

中小企业进入的行业产品市场竞争激烈, 对中小企业而言, 产品市场能对经营者产生压力。控制权市场的激烈竞争把公司置于潜在的接管风险之中, 还对公司经营者形成了强有力的威慑。对民营企业而言, 由于公司资产规模小, 在市场竞争中更容易被接管或兼并。所以说,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 并购市场的机制对其也是不利的。

6.经理人市场不太成熟

我国经理人市场还不是很成熟, 缺乏有序竞争, 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运行成本。在我国经理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 经理人市场可以提供良好的市场选择机制, 民营企业以便都是内部安排经理人员, 无处选择合适的经理人才, 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导致经理人员的选拔没有合适的遴选机制, 内部治理制度严重缺失。

二、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探讨

1.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的影响

首先, 政府可以不断完善法律制度来创造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在国内, 法律与公司治理关系密切, 我国的公司法由国家统一提供更为有效。当前, 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法律规制已经进入了有章可循的发展阶段, 但这些法律法规还存在比较多的缺陷。《公司法》是公司治理的核心, 但其仍存在现实不足, 完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法律规制, 是改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基本制度性保障。其次, 政府通过宏观政策来影响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全社会要形成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共识, 必须采取措施, 让全社会认识到民营企业的重要作用, 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民营企业促进体系, 改善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再次, 要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促进机构体系。目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还不发达, 没能充分发挥其在民营企业中应有的作用, 今后要建立完善的民营企业促进机构体系, 发展能主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协会, 促进彼此之间的对话和协作机制, 充分发挥对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

2.银行对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的参与

现阶段, 民营企业融资难, 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首先, 民营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和经营积极性将严重受挫。其次, 地下金融和非正常融资将进一步泛滥, 通过非正常的渠道融资, 增加了民营企业的风险, 会导致社会动荡。第三, 社会就业的压力将无法缓解, 社会就业压力必定增大。第四, 外资将趁机控股某些民营企业, 被外资企业所控制, 对中国经济是不利的。因此, 银行必将参与民营企业公司治理。银行主动参与民营企业公司治理, 实现双赢发展。银行通过直接参与来参与, 主要包括银行董事制度、银行监事制度、关系型融资制度, 对民营企业实行干预性治理。我们应该积极加强银行对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参与, 发展多层次金融体系, 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 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3.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完善民营企业公司治理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不断的壮大, 资本结构都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一环, 资本市场不仅是中小企业融资的媒介和场所, 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股权融资, 尤其是创业板市场的建立, 对中小企业启动的支持会更加积极。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监督体系, 才能使资本市场成为有效市场, 才能提高民营企业改善内部治理降低风险。

参考文献

[1]田建军.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分析——对蒙牛公司的实证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 2009 (19)

[2]许维利.民营企业利益相关者治理问题探讨[J].财会月刊, 2008 (27)

外部利益相关者 篇5

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英国等国家逐步发展起来的, 该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 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 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现, 或者受到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公司的目标是通过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达到利益相关者总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应用于企业实践时, 面对众多的、极具差异的 (有的还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 企业的运行可能显得无所适从, 从而背离企业目标。笔者认为, 公司治理的主体不应该是全体利益相关者, 应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甄别, 确定核心利益相关者。笔者认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至少应包括企业核心股东、管理者和员工, 应该让核心利益相关者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将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二、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要求不仅会有差异, 而且很可能会产生冲突。这是因为各方利益相关者往往都是站在自身利益需求的角度来对企业提出要求, 希望企业尽量履行更多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

(一) 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冲突。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利益冲突上, 即发生在股权相对集中、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持股数额对比明显的公司中。在资本多数表决原则下, 少数股东的表决权仅在理论上存在, 由于其持股比例太小, 对公司事务的影响很小, 中小股东“理性的无知”和“搭便车”问题, 使大股东常常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往往利用自己在公司中的优势地位, 欺诈、打压少数股东, 如对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予以持有最低股份的限制、利用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资产、排挤少数股东选派的代表进入公司机关、在公司增资时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得到新股份从而扩大对公司的控制权、采用有利于自己的股利分配政策等。

(2) 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 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够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从事经营与管理活动, 但经营者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牺牲股东利益, 使股东的期望和既定的财务目标异化, 股东将不得不负担一部分由于经营者的利己主义行为而发生的成本, 即“代理成本”。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追求目标的不同。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地位不同, 二者追求的目标必然存在着偏差。股东的目标是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对待风险的差异。经营者认为自己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个人财富投入企业, 而股东只是把自己财富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投入到某一企业中, 因而认为自己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所有者大得多。三是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加倍努力工作, 以增加企业价值。然而, 经营者是否努力以及努力的程度, 股东却难以判断。

(3)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股东与债权人作为公司的两种资金提供者, 既有相同的利益, 也会存在利益的冲突。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归结为四类:一是股利发放政策。股利增多会使股权价值上升, 但同时会削弱企业未来偿还债务本息的能力, 从而使企业债券的价值下跌。二是债权稀释问题。对已经发行的债券的持有者而言, 如果企业再发行新的优先级别等于或高于旧的债券时, 其所拥有的旧债权就会受到削弱。三是资产置换问题。股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 有可能投资高风险的项目, 而对债权人而言, 其借贷资本的收益是确定的, 公司项目投资风险的增加只会导致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增加。四是投资不足问题。企业可能会放弃那些可以为其带来正的净现值的投资项目, 即如果一个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所带来的好处主要由债券持有人获得, 那么企业就会拒绝这一项目。

(二) 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冲突

基于资本雇佣劳动的认识, 强调股东是公司的主人, 职工是为资本赚钱的工具, 是被公司所雇佣的对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股东与职工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股东与雇员的利益冲突, 主要在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雇员处于弱势地位。

三、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发生冲突是永恒的话题, 企业运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断冲突、调整和平衡的过程。在企业总体利益既定的情况下, 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 而最终利益的分配则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公司治理从根本上可理解为一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 它通过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 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 来协调企业多种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

(一) 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理论上, 所有股东都具有相同的权力和平等的收益而被认为是同一利益主体的。但实际上, 当股东构成中存在具有绝对优势的控股股东而其他股东又相对分散时, 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就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 由此产生了博弈行为。

如前所述, 控股股东对公司资金的大量侵占以及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 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中小股东来说, 由于普遍存在着“搭便车”和对“参与成本”的考虑, 在公司治理中缺乏参与股东大会的积极性, 而信息不对称导致其在公司中往往处于无奈或无助的地位。对中小股东而言, 最便捷、最有效的表达意见和行使权利的方式往往不是股东大会上的“用手投票”, 而是在资本市场上的“用脚投票”。由于中小股东缺乏参与意识, 对投票权与诉讼权的放弃和缺失, 使得大股东成为这场博弈中的赢家, 从而可以肆意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解决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 股东权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相结合。股东权平等原则是各国公司法普遍遵循的原则。股东权平等首先是形式上的平等, 即股东享有同股同权、同股同利, 这是为了保证少数股东并不因为持股份额少而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分配公司利润等方面处于不公平地位。但仅此是不够的, 由于持有股份数额的悬殊, 控股股东对于公司事务有单方面的决定权, 少数股东的表决权成为一种形式, 控股股东的强势地位会造成少数股东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 有必要在坚持股东权形式平等的同时, 兼顾或追求实质上的平等, 强调对少数股东的特殊保护。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在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方面赋予了新的权力, 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 保证了中小股东有充分的发言权, 避免其被控股股东所操控。

(2) 股东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论及公司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 人们一般会想到公司权力在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与相互牵制。为了有效地制衡控股股东, 许多国家创设了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制度, 通过扩大外部董事和监事的比例, 以解决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较为现实可行的作法是由少数股东及其他非控股股东的利益关系人提名, 股东大会在提名范围内任免, 并且在表决时控股股东应予以回避。随着公司治理外部系统的作用增强, 学者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媒体的高度关注、政府提供相关的立法保证和方便中小股东参与治理的手段 (例如网上投票、累计投票制的实施) 等, 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意识逐渐增强, 博弈双方的态势将发生变化, 中小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有效保护。

(二) 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 股权的过度分散、监督成本和“搭便车”问题, 使股东与经营者的力量对比中, 经营者居于公司的优势地位, 作为所有者的股东反而处于劣势, 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和“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的局面。协调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激励, 通过激励报酬计划使经营者分享企业增加的财富, 鼓励他们采取符合企业最大利益的行动;二是监督, 对经营者进行监督, 并在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时, 减少其各种形式的报酬, 甚至解雇他们。在以下两种情况下, 股东可以更好地制衡经营者的行为, 从而协调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1) 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平衡股东与经营者利益冲突中的重要作用。机构投资者常常掌握公司较大比例的股份, 拥有专业的投资经理, 具有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和能力, 因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维护股东权益、制约经营者。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崛起, 满足了股东们权力制衡、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 为股东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代言人。

(2) 突出董事会在协调股东与经营者冲突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经营者和股东的信息不对称, 经营者有可能通过操纵会计信息, 运用者在委托投票权的竞争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股东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委托一些品行端正、学有专长的人组成董事会, 通过董事会选任和监督经营者。通过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相结合的董事会结构, 能够有效地协调和平衡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三) 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博弈, 员工在博弈过程中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缺乏参与精神和合作精神, 那么员工就更加处于劣势。因此, 只有寻求突破, 才能改变这种劣势, 公司治理系统为员工提供了突破的渠道, 即员工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对经理层进行监督。经理层对于股东、董事会所拥有的信息比较优势, 在员工这里可能不复存在, 因为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通过员工的执行才能完成, 员工可以通过公司治理系统所提供的合法途径参与公司治理, 以手中的信息作为筹码进行博弈。这样, 公司治理系统下的经理层与员工之间可以不断地进行重复博弈, 并向有利于共同治理的方向发展。

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即利益均衡的核心内容是权力和利益的分割, 实践证明, 企业所有权的配置从“股东独享”向“利益相关者共享”演变, 前者是企业所有权的初始缔约状态, 而后者则是反复博弈后的稳定状态, 也是企业所有权的最优配置状态。公司治理系统为博弈各方提供了一个相互制衡的长期博弈框架, 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多方长期博弈所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结果。

四、结论

让核心利益相关者作为公司治理主体是合理和可行的。首先, 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进行了高度的专用性投资, 并承担了剩余的风险, 其行为是影响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企业的经营好环也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非核心利益相关者因承担的剩余风险相对较小, 且自身数量和身份难以确定, 资产不容易量化, 因此其参与公司治理在目前不应该提倡。其次, 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可以有效地防止寄生关系和偏利共生关系, 形成具有互惠共生性质的利益相关关系。因此, 公司共同治理的发展趋势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 达到利益各方的利益均衡。

参考文献

[1]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2]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任云海:《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商业研究》2007年第3期。[3]任云海:《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商业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