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品博弈（精选九篇）
公共品博弈 篇1
和私人物品不同, 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所以在其私人供给过程中往往产生“免费搭车”行为,不易实现社会需求的最优水平。Olson最早指出了公共品的自愿提供倾向是提供不足,导致“免费搭车”的结果,因而要求通过外部的力量才能解决。由此得出,作为实施外部力量的主体——政府(第三方),对提供公共品的监管与激励是一种必要。因此,众多公共品方面的文献关注设计激励机制促进公共品的有效生产。Groves和Ledyard提出可以采用“机制”过程使得纳什均衡解达到帕雷托有效配置,这种机制允许参与者追求自身利益及免费搭车,但机制却消除了激励[1]。尽管这种机制能达到帕雷托有效配置,但不满足个体有效性。Hurwicz等(1980)用无限维策略空间的一个机制解决了个体可行性问题,促进了约束Lindahl解; Walker等针对于这一问题,在Nash均衡成功地实施了林达尔响应[2]。林达尔配置在初始预算内满足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随后, 又有更多的机制被提出, 如产权私有化,引入税收政策等[3]。Bagnoli和Lipman对离散和非排他性公共品经济提出了促进核心机制[4]; Jackson和Moulin对于单一不可分割公共品引入了一种有效且公平的机制[5]; Suresh Mutuswami和Eyal Winter对多重公共品的有效生产提出两种满足有效性的序列机制, 并且机制中得到的支付对应于所定义合作博弈的Shapley值[6]。
这些文献在关注促进公共品生产与提供, 避免“免费搭车”问题出现的同时, 忽略了在机制实施过程中, 政府策略选择对促进理性个体提供公共品的重要影响作用。
替代型公共品是指在其形成过程中, 参与方的供给是无差异的, 完全可以替代的。此时, 公共物品供给结果是由参与方投入之和决定的。如环境保护就属于替代型公共品。本文分析这类公共品自愿提供的激励问题,将政府政策信号作为扰动参数,讨论政府行为(信号)的强弱对促进个体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公共品自愿提供的合作激励机制。
2 公共品自愿提供的激励模型
假设这样的替代型公共品提供过程:政府给出促进个体自愿提供公共品的政策信号。这个政策信号是广义的,包括参与提供公共品、制度的制定或信息的公开化等。个体(私人单位或社会公众)根据政府提供的政策信号来决定自己是否参与提供公共品,如果参与的话根据自身的收入实力又希望能有一个合理的投入比例。这种情况下,政府和理性个体如何选择自身策略,如何促进公共品的合理配置?
不妨设只有一种公共品y,公共品提供总量为p(y),除政府外,另有N个理性个体参与博弈,称为参与人。政府的政策信号取值为
表示局中人i在私人信号为x时参与和不参与提供的净效用。其中m表示N中有m个参与人决定提供。因此,每个参与人的策略为:
本文将这个有政府与理性个体参与的公共品提供博弈看作是一个两步博弈:
第一步,政府提供政策信号x,理性个体根据观测到的政府政策信号,即收到私人信息xi,来确定自己是否参与公共品的提供。为使问题一般化,假设收到的私人信息与实际有一定偏差,即xi=x+σεi(σ称为扰动因子)。
第二步,决定提供公共品的理性个体要确定提供的公共品量。
也就是说,问题的第一步要解决是否提供公共品,因而要分析博弈中政府及参与人的行为选择;第二步实质要实现公共品的有效配置问题。
对于替代型公共品提供博弈,对模型的支付结构作如下假设:
①策略替代性:对值x,参与提供公共品的人越多,对局中人i选择行动1的激励越小,即∀x,如果n>n′,则Δπi(n,x)<Δπi(n′,x)。
②连续性:πi(1,z
③单调性:Δπi(m,x)关于x单调递增, 即
④上下无差别信号:如果其他局中人都选择一致的行动, 则存在唯一的值x,使得局中人i在这一点对两个行动无差别,即
⑤局中人排序:如果局中人i和j面对同一个x及同样的策略组合时,j选择行动1的激励比i小,则称局中人j大于i,用j>i表示。即存在一个局中人排序{1,…,N}, 满足∀i,j,n,如果j>i, 则∃α>0, Δπi(n,x)-Δπj(n,x)>α.
假设①给出了策略替代博弈支付结构的条件,表明了提供人数越多,局中人越想搭便车;假设②给出政府提供公共品变量的连续条件;假设③表明政府的政策信号越强,对局中人选择参与提供公共品,即选择行动1的激励越大;假设④要求如果政府的政策信号充分高(低),则局中人i会总是(不)提供。假设⑤表明如果两个局中人面对同样的策略组合,以及同一个值x,较大的局中人会得到较低支付。
3 基本结论
第一步,探讨公共品自愿提供博弈中的个体表现。
引理1 存在唯一的
证明 因为Δπi(·,x)是连续单调的, 则存在
引理1表明,对所有的n,都存在唯一的
引理2 如果∃σ0>0, ∀σ∈(0,σ0), ∀i,j,n, j>i,且xj-xi<σ,则有Δπi(n,xi)-Δπj(n,xj)>0。
证明 从假设⑤可以得出, 存在一个局中人排序{1,2,…,N}使得∃α>0, ∀i,j,n,且j>i,有Δπi(n,x)-Δπj(n,x)>α.因而根据假设③可知,∀j≠i,如果xi<xj, 则∀n,都∃σ′ji>0,使得Δπi(n,xi)-Δπj(n,xi+σ′ji)=0。取
假设⑤指出当两个局中人面对同样的策略组合,以及同一个值x,较大的局中人会得到较低支付。引理2表明,当他们面对不同的值x时,只要它们的差小于σ0,这个结论仍然正确。或者说,当两个局中人面对不同的值x时,只要它们的差小于σ0,如果对两个局中人的激励一样大,那么他们得到的支付是一样的。
由引理1,给出转换策略的定义。
局中人i收到信号xi,采取行动si(x)=ai∈{0,1},记纯策略组合为s=(s1,s2,…,sN),其中si∈Si.
定义1 若策略si满足: ∃ki, 使得
R.J.Harrison-V得到: 完全信息下, 替代型公共品提供博弈的均衡结果为每个局中人都采取转换点为x*i的转换策略si(·;x*i),其满足Δπi(i-1,x*i)=0[7]。本文将其结果推广到不完全信息下。根据引理1可知,对所有局中人x*i不仅存在,而且唯一。再结合引理2,得到不完全信息下的类似结果。用s*表示局中人都采取转换策略si(·;x*i)的组合,有如下定理:
定理1 若GN是满足假设①~假设⑤的博弈,则∃σ0>0, ∀σ∈(0,σ0),博弈存在唯一均衡{s*}, si(·;x*i)。
这个定理给出了博弈的均衡,表明每个局中人都采取转换点为x*i的转换策略si(·;x*i)。
第二步,公共品提供的合作博弈激励机制。
根据引理1,
此时,每个参与提供局中人的策略为:
张永林指出,在无外部性产权激励机制作用下,公共品分配的多人合作博弈的核心与林达尔配置是统一的[8]。这个结论表明,在无外部性的产权激励机制作用下,资源的核心配置与林达尔配置是统一的, 从而实现了局中人个体理性与团体理性统一, 从而使社会资源实现了帕雷托最优配置。因此,这种配置方式具有可行性与相对的稳定性。
为此,对本文的替代型公共品提供博弈,构造公共品配置的合作博弈模型,同时表明其核心存在,从而其和林达尔配置是统一的。
设T⊆M,定义T中局中人参与提供的合作博弈为
用UMi(y)表示公共品y对提供者i的效用。当p(y)一经确定,公共品对每个提供者带来的效用不会因为参与人数的多少而变化,所以用Ui(y)统一来记。由策略等价原理可知,限制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2)定义的合作博弈与下面的形式是等价的:
下面介绍几个相关定义:
定义2 m人合作博弈v的核心是满足下列条件的分配向量集合:
定义3 一个合作博弈是凸博弈是指,∀S,T⊂M,若T⊂S⊂Mi}, i∈MS,都有
引理3 若m人合作博弈是凸博弈,则其核心存在。
引理4 合作博弈(3)是凸博弈,因而存在核心。
证明 因为根据(3)中的约束条件:
则∀S,T⊂M,若T⊂S⊂Mj}, j∈MS
USj(y)表示局中人j参与合作到结盟S中获得的净收益。同理,得到:
因潍合作人数越多,局中人的参与提供比例会越少,所以应当有rSj≤rTj,而根据预算总量的限制,其提供于私人物品的量就会增加,即zSj≥zTj,而效用函数πj(1,zMj,x)是私人物品的增函数,表明πj(1,zSj,x)≥πj(1,zTj,x)。
所以USj(y)≥UTj(y)。因而u(T)是凸博弈,根据引理1存在核心。
定理2 替代型公共品提供博弈中,合作博弈(3)的核心与博弈(1)的林达尔配置是统一蹬。
4 结论
替代型公共物品私人提供过程中往往产生 “智猪博弈”和“斗鸡博弈”结果,并且参与人实力相当时易发生不供给倾向。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配置有必要对公共品供给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公共品提供,采取的方式有垄断公共物品供给, 组织投票显示需求从而决定供给, 征收克拉克税等[9]。博弈中,政府作为主导或主体,关键是要处理好政策信号x,其政策信号的强弱对于促进理性个体提供公共品具有重要影响。政策环境越强,对理性个体的激励越强。但此时所需的政策成本往往也越高,并且受到寻租行为、供给低效、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等因素的制约。政府应当在这个冲突的过程中尽力达到均衡,使得政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在无外部性的产权激励机制作用下,合作博弈的核心解与公共品自愿提供博弈的林达尔配置是统一的。因此,可以通过实现合作博弈的核心解来达到林达尔配置,使得博弈的最终结果同时满足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
参考文献
[1]Groves T,Ledyard J.Optimal allocation of publicgoods:a solution to the"free rider"problem[J].Econometrica,1977,45:783~811.
[2]Walker M.A simple incentive compatible scheme forattaining Lindahl allocations[J].Econometrica,1981,49:65~71.
[3]Bierbrauer F.A note on optimal taxation,publicgoods provision and robust mechanism design[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9,93:667~670.
[4]Bagnoli M,Lipman B.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fullyimplementing the core through private contribution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9,56:583~601.
[5]Jackson M,Moulin H.Implementing a public projectand distributing its costs[J].Journal of EconomicTheory,1992,57:125~140.
[6]Mutuswami S,Winter E.Efficient mechanisms formultiple public goods[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88:629~644.
[7]Harrison-Vergara R J.Essays in global game[D].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2003.
[8]张永林.含有公共资源经济中的激励机制与合作对策[J].南开学报,1997,6:73~80.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 篇2
公共政策不确定性的出现
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已经成为实现公共利益、从事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对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按照戴维·伊斯顿的定义，所谓公共政策就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一个或者一些利益主体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制定得到自己预期的结果，取决于自身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状况。一项公共政策的提出、制定、实施是相关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结果。公共政策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对各种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处理和重新界定。通常来说，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具有稳定性的特点，这一特点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
然而，在当今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变得日益复杂，这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果表现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因此，如何控制甚至消除由利益博弈带来的公共政策的偶然性或者不确定性，提升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来，一些地方发生的与公共政策制定相关的几起事件，直接印证了这种利益博弈的不确定性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如宁波px项目事件、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以及江苏启东排污项目事件，乃至2007年的厦门px项目事件、2009年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这些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都大同小异：要建某一大型重化工项目，由于民众顾及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项目遭到民意反对，博弈数日，事件升级，地方政府做出妥协，项目下马或暂时终止。社会舆论对此普遍认为，这些地方性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果与地方政府的初衷截然相反，不是“双赢”，而是“双输”。这种结果具有典型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是作为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地方政府未曾预料到的。
公共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主体的多元性、复杂性，利益博弈的途径的多元化，利益博弈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博弈主体的参与不充分等因素都是导致公共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主体是多元的、复杂的。从宏观层面看，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博弈主体基本包括了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具体来看，这些宏观的利益博弈主体又各自包含更为具体的内容。
从国家层面看，在我国，利益博弈主体主要有执政党、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除此之外，人民政协、事业单位、行政性公司、某些社会团体等都可以从“公共”的角度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政策主体。这些都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主体。在西方国家，公共决策的效率和执行效果取决于行政领导。在我国，政府是公共政策的核心主体。在日常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完全一样。地方政府更直接地与公众进行接触和沟通，他们具有执行、制定双重身份，因而更能体会到公共政策中的要义及其所存在的失误和问题，从而为修订、完善公共政策做准备。中央政府则更多地是针对宏观的、涉及全球、全国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
从社会层面看，利益博弈主体主要包含公民个人、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当今社会，普通民众作为多元利益主体之一，有着日益清晰的利益诉求。他们已经意识到，在利益博弈过程中，要想实现社会价值分配的预期效果，就必须强化自己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体现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向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
利益集团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一定社会群体或团体成员的利益。他们通过参与政策的运行来表达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要求。在中国，传统的利益集团往往代表着年轻人、妇女、工人、科学研究人员的利益，比如“妇联”、“共青团”、“工会”等等，都是带有半官方性质的群众团体，也是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主要利益博弈主体。
非政府组织也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主体。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可以弥补现有体制的不足，发挥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主体的应有作用，更好地维护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促进多元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环境保护、落后地区扶贫等主要公共政策领域，非政府组织显示出了自身特殊的优势和重要影响力。
从市场层面看，企业是最核心的利益博弈主体。比如，在当前形势下，房地产商是一个最具有公共政策影响力的利益主体之一。因为房地产是在过去十几年间资源积聚速度最快、资源积聚规模最大的一个领域。同时，房地产商也是较早以自觉的意识甚至集体的力量影响政府政策和社会风向的一个群体。除房地产商之外，其他一些重要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体制内的重要力量，他们依据自身的优势，不断对有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力，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
现代社会的利益主体不仅是多元化的，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现代社会是开放社会，不同的利益博弈主体为了自身利益，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一种特定的资源配置机制，有关利益分配的公共政策制定已经不再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意志，而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和市场的利益博弈。利益博弈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不仅使得公共政策制定这一利益博弈过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状况，而且也使得利益博弈的结果变得难以预料。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的途径是多元的。这种参与途径的多元化也是导致公共政策偶然性或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公共政策制定的实际看，这一多元化的利益博弈途径包括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两个方面。
所谓制度化参与就是在体制和法律范围内的利益博弈。制度化间接参与途径有很多方式。这其中包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这一制度化途径主要是通过选举代表参加国家、地方定期或适时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国家、地方的发展方针、政策，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各民主党派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人民的利益、要求，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表达社会各界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协调各方群众的利益。公民通过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过程，把自己的意愿诉求转化成政协委员的提案、建议，从而影响政策过程；通过参加社团活动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把对有关政策的建议、要求经过一定程序反馈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制度化直接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通过听证、信访、公示、政务信息网等途径搜集、征求有关政策相对人意见的活动，给政策相对人直接、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比如，通过听证制度参与政策过程。公众借助听证程序直接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中，直接向政策制定者反映自己的意愿，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政策制定者通过听证会收集到较为广泛的、直接的、真实的信息，并据此作出政策调整修改的决断，从而准确协调各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要求；民众通过政务信息网参与政策过程。这是政府政务公开和政策民主化的制度安排，也是公民直接参与政策过程的一种制度性参与方式；民众通过信访制度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信访制度已成为我国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之一，是我国公民表达愿望、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是与制度化相对的，是非主流的公共政策参与途径，但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也很重要。比如，民众借助特殊的社会关系网和非正常的手段对政策施加影响。民众通过亲缘关系、朋友熟人关系等社会关系干扰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让自己的观点在政策方案里得到体现，使政策偏离原定目标；有些利益集团通过个别游说、私下接触甚至行贿操纵政策，使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产生变通，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使公共政策失去公平与公正；个别民众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抗议、示威、静坐甚至游行等较激烈的参与方式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通过极端的方式影响有关公共政策的形成。
利益博弈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信息不对称。公共政策是一个政策信息不断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信息和基于信息的判断是整个政策系统有效运转的基本动力。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与政策信息之间的紧密关系必然要求政策主体和政策目标群体迅速、全面、真实、准确地掌握各种信息。在我国当前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外生性不对称信息和内生性不对称信息都普遍存在，但后者表现得更加突出，特别是作为普通民众的公共政策目标群体无法对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具体政策行为进行有效的事前预测、事中观察和事后监督。这两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并且会对政策实践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公民个人相对于政府而言在信息量和信息处理能力方面仍处于劣势，公民参与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信息发布、接受和反馈情况。由于受传统等级结构的影响，公共服务理念得不到完全落实，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对权威的屈从会导致信息被扭曲。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博弈主体的参与不充分。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关利益博弈主体的参与能力不够。传统文化的一元价值取向，扼杀了群众的创造精神，使得依赖、盲从的政治心态成为群众的心理痼疾，政治参与的盲目性凸显。公众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不够高，很多公民没有掌握基本的民主生活技能，相当一部分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权利和义务所知甚少，不知道应该如何参与。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利益博弈主体有意控制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重要信息，一般的利益博弈主体了解不到这些重要信息，无法为自身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博弈提供有利支持。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大体有三种：双赢、有输有赢、双输。一般看来，双赢的结果是每项公共政策的一个最优目标。因此，如何消除消极影响因素，使得公共政策的利益博弈结果向着双赢的方向发展，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尽力控制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力争形成绩效最大化的公共政策。
如何形成绩效最大化的公共政策
协调好不同的利益博弈主体的利益关系。当前，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社会利益格局出现了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甚至利益冲突激烈化的趋势。如何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协调好利益博弈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公共政策制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实现利益博弈的制度化。以制度为基础的利益博弈是市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条件下，利益博弈将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一种常规化做法。对此，不仅要不失时机地为利益博弈主体提供利益表达的渠道，同时，更需要为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提供可遵循的规则，由此保障利益博弈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以促进相对和谐的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
要切实利用好现有的利益博弈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从已有的经验看，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听证会以及社会公示制度都是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举措，而且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已经显示出了预期成效。但是，这些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形式主义、走过场的问题。为此，要完善决策的论证制度，在设计方案时，除了组织专家进行一般的可行性论证外，还要组织与前述论证专家不同的另一批专家进行不可行性论证（或方案风险分析、方案抗风险分析），并同时作为决策方案报评（议）、报批的前置条件。要在决策体制中成立决策评议委员会，起到进行民意调查、反映民心、集中民智作用；完成决策议题的初审、决策方案设计承担组织（人）的初定；对决策设计组织（人）的调查行动进行指导；对决策方案设计组织报来的决策草案进行评议和审查；对有疑点的决策草案组织二次抗风险分析。决策评议委员会开会时采取民主集中制方式，少数服从多数进行决定。同时，要广泛开辟各种渠道，如接待日、协商对话、举报制度、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热线、电子信箱、网上博客等，将更多现代化信息载体和手段有效运用到有序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来。
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为基础，实现信息公开透明。已经实施了近10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们建设透明政府的重要基础。完善办事公开制度，国家机关的活动应进一步透明化，信息应进一步公开，公众知情权应进一步落实。如尽快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活动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加快实现财政预算的公开、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公开、立法公开听证、公民自由旁听人大会议辩论等。特别是在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要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让公共政策的相关方清楚了解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内容和制定过程，解决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持。
“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博弈路 篇3
吴君亮是深圳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老总，但很多人认识他，是因为他“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身份。吴君亮从大学到留美读硕士、博士，学的都是政治学。所以，他深知公共预算对于社会、政府和民众的重要性。
2007年回国后，吴君亮把“公共预算观察”这个全新的理念引入了中国，他用自己的执著和坚持，成为推动政府预算公开的民间动力。
预算改革不能停留在纸上准备阶段
1982年，吴君亮大学毕业后到重庆轮船公司宣传处工作，因苦于当时工作的枯燥，1987年去美国休斯敦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在美国学习期间，吴君亮学习了财政政治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课程，了解了公共预算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在思考公共预算对社会进步、对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对公平和正义的意义。
身在美国的吴君亮，深刻体会了美国公共预算的制定过程“美国的预算从制定时就是一个开放型的，预算草案做出来之后，就会印制出来，交给议会讨论后才能通过。这本预算草案任何人都可以拿来看，或者形成电子图书挂在网上供民众查阅，每个公民都有权力参与，可以发表意见。如果觉得预算草案有不恰当的地方，民众可以游说参议院、众议院进行修改。”
在美国，每个公民都有参与政府预算的意识，在他们看来，了解预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预算在议会通过后，就要形成法律文件，谁都没有权利违背。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公共预算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个非常陌生的概念，在现代社会管理上与国外相比还有巨大的落差。
从那个时候起，吴君亮就开始思考和观察公共预算。他利用在学校学习的知识，从预算的角度来理解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定预算就是制定一个好的政策，这个政策要便于实施，实施后钱由谁来出，谁会受益，出钱的人是不是受益者，政策还要体现社会公正、公平的含义。所以，公共预算最后都体现为一个个具体的政策、具体的计划，这些政策和计划都要形成法律文件。”
吴君亮在感受美国的公共预算的同时，也在观察中国的预算改革。1999年，应该是中国预算改革元年，从那时起，中国的预算改革在技术上、建章建制的设计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吴君亮说：“从1999年到2006年，中国的预算改革应该是纸上准备阶段，是一个准备性的闭门改革过程，未触及各方的既得利益，是一种封闭性的秘密安排。这与公共预算的本意是相悖的。”
身在美国的吴君亮发现，国内有关预算的资料在网上根本查不到，而且，中国的老百姓也没有主动参与公共预算的意识。到2006年，中国的预算改革步伐明显放慢，仍然停留在纸上准备阶段。在吴君亮看来，“按照预算改革的顺序，再往下走，就需要公众的参与，要向社会公开。而唤起民众对公共预算的意识，是排除阻力和困难的首要任务。”
从那时起，吴君亮就萌生了推动中国公共预算公开的想法。“我觉得，从预算的角度来理解很多事情是非常有意思的，相当于从技术的角度把很多问题都洞穿了。”
唤醒公众参与预算的意识
2007年，吴君亮回国创业，成立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同时，他也建立了公益性的中国预算网，吴君亮想通过自己的网站唤起公众对预算的参与意识。但是，当吴君亮的主业——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开始蒸蒸日上时，他的业余工作——中国预算网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吴君亮回忆说：“刚开始，我们收集有关公共预算方面的信息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找不到真正有用的信息。2008年5月之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任何一部预算。所有的各级政府的公共预算都向社会民众关闭着，”
2007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在吴君亮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府法规，具有历史意义，《条例》颁布后，他一边继续完善中国预算网的建设，一边等待一年后的《条例》实施。
2008年5月，《条例》正式实施，吴君亮满怀信心，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拿着这个法律文件，以“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身份，用快信、电子邮件、传真等各种方式，向全国15个中央政府部门，30多个省市区的地方政府发出丁部门预算公开申请。
让吴君亮没有想到的是，全国50多个政府机关都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吴君亮的申请。此时，吴君亮才意识到，中国的预算公开并不是44=简单的事情。吴君亮静下来对其他志愿者说：“咱们不要着急，这件事得慢慢来，只要我们坚持，一定能得到回应。”
接下来，吴君亮反复不断地向这些政府机关发出了200多次申请，效果仍然不佳。吴君亮反复思考，如何能叩开这些政府机关的公共预算大门。由于吴君亮的公司在深圳，他决定，以深圳为突破口。亲自上门走访这些政府部门。
吴君亮以“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身份，逐一约见深圳市福田区、龙岗区的财政局局长，希望能与他们讨论预算公开的事情。“开始，他们觉得这是个新鲜事，也接待我们，但是，谈到最后还是拒绝把预算拿给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一次次地去拜访，深圳龙岗区、福田区财政局我们就申请过十三次，亲自走访有七八次，我们公司离龙岗区财政局开车往返要两个小时，有时候是坐公交车去。每次他们都以各种理由拒绝我们的申请，到后来，他们就开始东拉西扯，忽悠我们，劝我们不要跟政府过不去。”
就这样，吴君亮和其他志愿者从2008年到2009年，不断地周旋于深圳市各个区的政府部门，最后，深圳龙岗区财政局终于把完备的部门预算报告交给了吴君亮，“这个结果真的来之不易，尽管被拒绝了这么多次。但龙岗区财政局还是不错的。我说过，做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与此同时，国家卫生部、国家环保部、民政部以及河南焦作市政府也向吴君亮提供了他们的部门预算。
拿到这些部门预算之后，吴君亮把它们挂在了中国预算网上，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挂在网上的一手资料。在吴君亮等志愿者的努力和推动下，广州市财政局在2009年10月开全国先河，在其网站上发布了《2009年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路难走但要坚持
吴君亮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应，同时，中国预算网也一下子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很多人在网上留言，表示了非常正义的感慨，也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华人，德国、比利时、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华人留学生，都表示愿意加入“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行列。
吴君亮第一次感觉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隋，第一次得到了这么多人的认同。他告诉那些热情的网友“我们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我们只是一个观念认同体，如果大家对公共预算观察感兴趣，欢迎加入志愿者行列，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你们也可以在自己所在地向当地政府发出申请，这样，我们可以把影响一点点扩大。”
得到了这么多人的支持，吴君亮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正当他信心百倍时，他的网站却不断遭到破坏，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定期在每个页面上留一些不伦不类的广告言论，还破坏了网站的留言系统。
2009年上半年，中国预算网被关掉一次。当时，吴君亮在网上挂了一封给深圳市人大代表的信，内容是关于“2009年深圳市市级部门预算大幅增加19％”。不久，深圳市网监局的一位警察找到吴君亮，希望他能把那篇文章撤掉，理由是，如果老百姓看到这篇文章会对政府有意见，怕闹事。吴君亮对那位警察说：“我说的是事实，老百姓有意见不是我的责任。要想老百姓没意见，不闹事，政府就应该做出调整。即使我不挂这封信在网上，老百姓也会知道这个事实。”
警察当时也很无奈，对吴君亮说“大哥，我是个差人，领导有交待，我回去也得交差。”最后，经过双方协商，吴君亮只好把文章标题改了。
经过了这些事情后，友人劝吴君亮不能把网站做得太火，否则很难得到包容。但吴君亮不这么认为，他打算进一步完善网站的功能。据记者了解，中国预算网的新网页在近期会更新完成，新网页会增加很多新的功能，比如，IP地址如果是北京的，打开网页的首页就是北京；还有，网页会显示在某个地方申请过哪些部门的预算，被拒绝过多少次，哪些预算已经公布了，哪些还没有公布，还有哪些部门可以申请，等等。
公共品博弈 篇4
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形成逻辑的分析
依据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服务的提供其实是一项公共选择的过程, 也就是说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就是一项关于公共政策的选择过程。既然公共服务供给是一项公共政策, 那么关于公共政策的结果是怎样形成的?也就是正如现实实践为何有偏向城市的公共政策存在?公共选择理论充分揭示了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 即公共政策存在利益博弈。已有研究肯定了中国虽然不存在像西方那样的压力集团, 但是利益的分析方法还是具有适用性。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利益问题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 追求利益的满足, 是人的基本属性。有学者认为, 中国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 “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 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社会事物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 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 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2]利益博弈本是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必然产物, 因而中国随着市场化改革过程的推进, 中国各个阶层必然存在从利益一致走向利益分化的历史演进中, 由此对微观主体的分析解剖坚持利益分析方法是必要的。由于公共服务的公共性特征, 决定了公共服务供给是一项公共政策, 存在利益博弈的可能性。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 (David·Easton) 从其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出发, 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有权威的分配。一项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那项政策不让一部分人享有某些东西而允许另一部分人占有它们。”[3]这突出说明了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其实是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过程。特别是由于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不同, 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他们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政策制定的每一个程序进行博弈。[4]这就是说, 在任何一个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各相关的利益主体都会为了自己利益的得失问题进行博弈, 以期达到维护自身利益或利益均衡的理想状态。因此, 从本质上说, 公共政策的过程就是一种利益博弈的过程。从图1可以看出利益博弈对公共政策的政策决策和政策输出具有关键性的影响, 正是利益博弈这种公共选择过程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公共政策偏向, 例如城市偏向、经济结构偏向等。因而在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就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多少,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多少, 其实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 不仅与国家战略有关, 即政治合法性基础的构建有关, 更关键的在于公共服务行为主体的利益博弈能力。由此,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的公共政策逻辑, 说明为何中央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加大, 财政状况逐步缓解的情况下农村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状况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既然公共服务供给作为一项公共政策, 自然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过程也就是利益博弈的过程, 各个利益主体为了获取自身的利益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政策的博弈。在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有3个: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因为在建国后, 主导我国农村基本格局的依然是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3方面, 三者的互动与博弈决定着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轨迹。在这里, 国家是指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是指县乡 (镇) 基层政府和村民委员会, 农民是指农村的居民。由于中央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宏观目标, 最重要的是提供公共服务,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农民利益, 保持社会稳定;而基层政府更多关注的是增长目标和政绩目标, 少提供公共服务, 或者提供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和财政收人的公共服务;农民自然希望政府提供符合其需求的公共服务, 减轻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负担。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民都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主体,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地方政府成为具有独立的利益主体, 农民从人民公社下分离出来也成为了独立的利益主体, 因而在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取向上, 三者存在利益差异, 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 利益博弈成为各利益主体的基本策略。从图2清楚了表明了3个利益主体在农村公共服务的逻辑关联, 可以发现,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基层政府) 与农民3个主体分别代表了公共服务政策的制定者、提供者和需求者的角色, 3个行为主体在公共服务政策上具有利益博弈的特征, 存在不同的逻辑关联。
二、农村公共服务三种非均衡供给的政策博弈分析
非均衡是相对均衡而言的, 就是一种差距, 一种需要加以调整的不合理的状态。已有研究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主要是指城乡之间存在差距, 即城乡非均衡供给, 其实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 均衡具有总量与结构等内涵, 城乡之间差距只是非均衡的一种, 因而有必要对非均衡供给进行一个分类, 为进一步分析提供基础。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相对于城市来说存在差距, 而且相对于农民需求来说也存在差距, 形成了非均衡供给的第二种类型:总量非均衡供给。由于公共服务的“均衡”是供给与需求相等, 非均衡就是供求不相等, 即供大于求, 或者供小于求;现实的情况是在农村, 公共服务需求大于供给;因而总量非均衡供给主要就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同时,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不仅仅存在供给不足的总量非均衡, 而且还存在一种过剩, 即在农村出现了政府供给了农民当前并不需要的服务, 如豪华的公园、文化图书馆设施等, 而农民迫切需要的农村公共服务, 如基本医疗卫生却是不足的, 由此, 在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上出现了与总量非均衡供给并存的另一种非均衡供给的现象, 即非均衡供给类型Ⅲ:结构非均衡供给。据此, 本文建构了一个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博弈分析模型, 其作用方式如图3所示。
1.城乡利益群体的公共政策决策博弈与非均衡供给Ⅰ
Lipton (1977) 发现贫困国家乡村阶级与城市阶级之间存在冲突, 其实质在于城市人利用政治权利, 通过“城市偏向” (Urban-Biased) 的政策使社会资源不合理地流入自己利益所在地区。[5]国内学者如蔡昉等认为改革以后, 城乡差距的周期性变化则主要导源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障碍。[6]马骁等认为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地方政府官员根据不同主体能够给予的政治支持做出的理性选择。[7]从国内外研究文献的结论上看, 城乡居民在公共政策的决策方面的差异形成了政策偏向, 即城市偏向。由于城乡居民利益群体的政策决策的影响能力是存在差异的, 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 正式制度内的政策影响力方面, 城乡居民在如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等正式渠道影响公共政策决策存在较大的差别, 代表农民利益的各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比重一直不高, 甚至呈现下降的趋势, 几乎在正式的场合没有真正代表农民的代表和委员。例如在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上, 1953年《选举法》规定, 农村与城市之间, 每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 全国人大代表为8∶1, 直到1995年《选举法》才将该比例调整为4∶1, 并沿用至今。这种城乡人大代表的差异制度安排造成城乡利益群体在正式制度场合影响公共政策存在较大的差距。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当前农村利益群体大多是通过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来影响公共政策的, 即采取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制度规定的程序和要求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 常见的形式主要有越级上访、 写小字报、 报复村干部等, 这种公共政策影响是“被迫”甚至是“被逼无奈”的, 这也进一步说明城乡利益群体参与博弈的制度性保障方面的差异, 导致农民的非制度化参与。二是城乡居民在进行政策议程设置的博弈方面。由于农民文化素质不高, 特别是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都是被动接受公共政策结果的, 而没有进行主动参与公共政策的利益博弈的意识, 要不是实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 一般不会与政府公共政策进行利益博弈;相反, 城市居民利益群体在文化素质方面、民主洗礼方面具有相对于农民更高的主动参与公共政策博弈意识, 通过各种形式主动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设置, 特别是在城市具有比较发达的信息系统, 如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来表达其呼声, 其意见与利益诉求等。三是城乡利益群体公共政策博弈的基础方面差异。进行利益博弈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经济基础的差异自然导致公共政策决策博弈的差异。总所周知, 国家制定公共政策发展理念存在倾向, 由于中国建国后的特殊情况, 需要发展经济, 而城市化、工业化是一般规律, 自然为了实现赶超的经济发展目标, 实施了城市偏向的公共服务政策, 这里可以从国家财政支农的比重趋势可以进一步说明, 1979年国家财政支农比重为13.6%。下降到2006年的7.85%, 2007年又下降到6.84%, 支农支出比重的下降趋势, 充分说明国家的城市偏向。而且由于中国资本相对缺乏, 为了积累建设资金, 不仅不给农村“输血”, 而且大量通过一系列制度从农村“抽血”, 据学者估计, 从农村抽走的资金达到3万亿～5万亿。自然的结果就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拉大, 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1, 城乡利益群体的经济基础差异拉大, 利益博弈能力也随之放大。
由此, 城市偏向即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Ⅰ是城乡利益群体在公共服务政策博弈的结果。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不仅是国家现代建构下的延续, 而且在利益博弈的情况下更加固化, 导致差距越来越大, 因此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不仅仅是财政投入的差异造成的, 更重要的是在决定财政投入背后的公共政策偏向的差异;要改变城乡公共服务非均衡供给必须改变这种公共政策偏向。
2.央地政府间的公共政策执行博弈与非均衡供给Ⅱ
现实中“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是我国政策执行中长期存在着的一种普遍现象, 具体表现为“你有政策, 我有对策”→替换性执行、“曲解政策、为我所用” →选择性执行、“软拖硬抗、拒不服从” →象征性执行、“搞土政策” →附加性执行。[8]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也是普遍存在的, 中央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后, 农民的负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是公共服务供给却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这方面贺雪峰的研究团队研究认为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改变, 变成了一种“不出事的逻辑”, [9]不关心公共服务的提供, 导致中央政府的政策目标到基层实践出现了背离。原因在哪里?中央逐步加大了支农的力度, 在财政支农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是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依然不足, 关键就在于央地政府间的非合作博弈。
由于中国的政府层级较多, 委托代理容易出现信息失真现象,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 县乡基层政府也被赋予了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绩考核任务, 加之与财政分权性特征的财政体制相结合, 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更加不足。在这种的情况下, 中央与基层政府之间就变成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从表1可以发现, 由于存在概率P才检查, 1-P的概率不检查, 在不检查的最优选择肯定是不供给, 在检查时没有供给关系到其政治晋升前途, 最优选择是供给。根据图中的数据, 我们可以解出P, 即undefined这说明中央政府要经常检查, 概率很大时, 基层政府才需要采取供给政策。实际上, 由于基层政府即使面对检查也可以“上有政策下对策”进行变相融通不执行。因此, 实际上, 基层政府基本上不执行中央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策。这也是说明, 为何中央一直呼吁基层政府要加大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投入, 但是基层政府是“一只耳朵听, 一只耳朵出”的心态, 导致农村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不足。
那么是否中央加大了转移支付力度, 能够促使基层政府不因财力的短缺而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改革开放后, 我国各级政府成为了独立的利益主体, 因此各个利益主体的目标函数不同, 即效用偏好不同。中央政府与县乡基层政府相对而言, 更加重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对其效用的增加, 这是关系到政权合法性问题, 从长期来说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基层政府在压力型政治体制下, 必须完成以GDP和财政收入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任务, 特别乡镇政府官员具有任期性 (一般是5年, 但基本上做不满一届) 热衷于短期的“招商引资”活动, 而不是长期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因而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在经济学上的无差异曲线即偏好不同, 其最优的均衡点是不同的, 即中央政府理想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要高于县乡基层政府的实际供给量。即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或者是中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下, 基层政府追求的最优均衡数量还是远远低于中央政府所需有的全社会最优时的福利水平的供给量。所以, 结果还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所以,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诸多问题当然可以归结为投入不够, 但在许多方面并不是钱的问题, 或者说主要不是钱的问题;即便没有多少资金投入, 有许多工作也是可以做的;因而关键在于是否真正有动力去做。除了财政资金投入问题之外, 农村公共服务面临的更大尴尬是:基层政府志不在此。也就是说, 基层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动力不足, 这才是农村公共服务的真正困境。因此, 央地间政府的公共政策执行博弈形成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第二种类型的非均衡:总量非均衡供给。
3.政府农民间的公共政策过程博弈与非均衡供给Ⅲ
公共服务根据提供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分为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农村经济性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水、电、气、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主要是民生类公共服务, 如基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公共服务。当前农村基层政府愿意提供经济性公共服务, 而不愿意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 导致了公共服务的非均衡供给Ⅲ-—结构非均衡。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数据可以发现, 农村的乡镇卫生院数量、中小学数量、乡村办水电站数量、乡镇文化站数量等体现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下降, 乡镇文化站数量由1989年的49349个下降到2008年的33367个、乡镇卫生院数量由1989年的47523说下降到2008年的39080所、农村中小学数量也由1989年的76.38万所下降到2007年的30.49万所。而经济性公共服务的在政府大力投资下,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28067万千瓦增加到2007年的76878.6万千瓦;农村用电量由1989年的790.5亿千瓦时增加到2008年的5713.2亿千瓦时;有效灌溉面积由1989年的44917.2千公顷增加到2008年的58471.7千公顷;乡村办水电站个数在1989年至2007年间呈现下降趋势, 表明了农村小型水利水电建设的薄弱, 但是2007年由27664个猛增到2008年的44433个, 说明了政府在经济性公共服务的大力投资下的迅速增长的情况。
那么基层政府为何“一手硬”, “一手软”呢?其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已有学者从晋升激励角度研究了政府行为偏向问题, [10]即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晋升的需要, 具有选择能够实现GDP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最大化的行为偏向。依据晋升激励的推论, 基层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自然选择提供能够增加GDP和财政收入的经济性公共服务而不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的行为偏向。这里缺乏一个政府官员行为偏向的公共政策基础, 即为何地方政府官员不对辖区居民的需求反应, 这就不仅仅是政绩考核机制注重GDP增长问题, 因为一但辖区居民有强烈反应的话, 上级政府必然会惩罚地方政府官员, 由此应该还需要基层政府与农民的公共政策过程博弈加以匹配。公共服务供给方与需求方理应通过公共选择过程进行公共政策博弈, 中国农村实践是, 农村公共选择机制的缺乏, 农民参与公共选择的主体意识不强及机会主义策略的出现, 在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共政策市场上, 自然是形成了强势的供给方——基层政府,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这种状态得到加强。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推进, 农民逐步从血缘关系纽带下的熟人社会慢慢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理性经济主体, 农民的机会主义策略逐渐成为主要策略, 产生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困境, 农民对监督基层政府这种“公共产品”行为显然是没有足够的动力的。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博弈结果是, 农民处于弱势地位, 难以监督评估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行为, 自然政府就会选择能够满足绩效考核的经济性公共服务供给。因此, 政府与农民的公共政策过程博弈, 农民处于弱势, 不能够充分表达其公共服务的需求, 在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策略下, 准确客观反映公共服务的需求更加困难, 与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的要求匹配下, 农村基层政府自然选择一种供给行为——经济性公共服务供给, 而在基层财政困境的情况下, 以财力困难为由少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 形成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第三种类型的非均衡:结构非均衡供给。
三、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再造:利益博弈结构的重塑
农村公共服务的非均衡供给在于利益博弈行为主体的结构不对称, 导致在公共服务的公共政策上偏离其均衡发展的轨迹, 必须重塑农村公共服务政策的利益行为主体的博弈结构。
1.城乡居民利益博弈结构的重塑
当前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的一个重大利益结构差别, 在于农民几乎没有自己的“代言人”, 而城市建立了各行各业的专门性的协会来作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由此, 农民需要建立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农会”, 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一直不如意, 导致农民自身利益的诉求没有得到公共政策的反应, 经常通过“弱者的武器”——非正常、非制度化的渠道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 来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要改变城乡之间的利益博弈结构, 具有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还远远不够, 需要增强农村居民的“代言人”的发展, 让中央与地方公共决策层能够听到农民的声音, 而且有为农民争取权利的组织与精英的逐步呈现, 实现城乡利益博弈结构的均衡发展, 进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政策的均衡供给。另外, 中央提出了需要顶层设计的新理念, 解决“三农”问题更需要顶层设计, 在城乡利益博弈结构的重要环节就是要在人民代表的比例上进行改革, 1个城市人等于4个农村人的不合理格局需要改变, 按照国民待遇原则, 要去增加农民代表, 实现公共政策的提出、决策、执行等各个环节都有农民代表的存在, 改变城市人替农民决定农村的公共政策, 让农民自己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 为城乡利益博弈结构的均衡发展提出坚实的政治基础。
2.央地政府间利益博弈结构的重塑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利益差别, 导致利益博弈的出现, 应该是正常的, 但是其结构是不合理的, 地方政府进行选择性执行、对经济增长的偏向, 轻视公共服务的供给, 形成“重经济轻服务”的行为倾向偏离了政府的基本职能和要求。由此政府间的利益博弈结构的均衡发展需要在政绩考核体制财政体制进行重构, 构建新的政绩考核的内容、机制与公共财政型体制, 重构两个行为主体的利益博弈结构的行为激励与约束基础。地方政府为何关注“招商引资”活动, 重视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的增加, 在于当前的政绩考核体制的作用使然, 基层官员的考核内容与压力型的考核机制迫使其重视经济而忽视公共服务提供, 为此要改变政绩考核的内容——公共服务提供成为政绩考核的新内容, 而且是最重要的内容, 而不是GDP和财政收入, 一句话就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政府的职能是公共服务, 而不是经济建设, 合理区分市场与政府的边界, 为央地政府间的利益博弈结构构建均衡的激励基础。另外当前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形成地方政府选择执行有利于自身晋升激励的任务, 执行政绩考核下的“硬”公共服务任务, 而不执行“软”公共服务任务, 在于“有心无力”——基层政府财力困境, 导致基层政府的约束不均衡, 由此需要重构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财力与事权的匹配, 为其提供农村居民需要的公共服务具有财力保障, 形成公共服务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供给局面提供约束基础。因而, 央地政府间利益博弈结构的重塑关键就是重新构建激励与约束地方政府 (基层政府) 行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为公共服务均衡供给提供政府基础保障。
3.政府、农民间利益博弈结构的重塑
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存在的非合作博弈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总量与结构的非均衡, 由此需要改变这种非合作博弈结构, 走向合作博弈结构。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机会主义的行动策略形成的囚徒困境, 关键之一在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因而在公共服务的公共政策上, 政府不清楚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 自然也就达不到均衡供给的目标。虽然可以增强农民发送信息与信号的能力, 建立农会等措施, 但是一个重要环节需要政府有动力去发现、去了解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数量、质量等信息, 这就是要重构问责制。问责制就是需要问责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绩效, 而不是当前的官员是否存在腐败等问题的问责, 重构问责制的内容、形式与绩效反馈机制等, 加大基层官员对农民公共服务需求的各种信息, 破解信息不对称。同时, 当前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导致政府的提供与生产不分, 政府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都没有做好, 需要改变这种治理模式, 走向“多中心治理模式”, 这样政府专心于某一项或者几项最关键的工作, 提高其工作绩效, 自然农村公共服务的非均衡供给局面会得到改变, 这就是进一步消解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因此, 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博弈结构的重构在于基层政府官员问责制和治理模式的重构, 实现利益博弈结构的信息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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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贺雪峰, 刘岳.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J].学术研究, 2010, (06) .
公共品博弈 篇5
一、利益集团的概念界定
美国学者戴维·杜鲁门认为:“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通过和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 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 要成为一个利益集团, 必须具备三个要素:首先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其次, 集团成员具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标;最后, 它们为了共同目标向政府机构提出要求或施加压力, 使政策符合它们的利益。
二、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集团
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 就是根据社会系统的需求, 通过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 对各种资源或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希尔斯曼称政策制定为“政府的产品”, 它包括法律、法院的判决、总统的政策、行政系统的规章, 以及做出决定之后所采取的行动。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各种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使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复杂化。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利益集团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 政策制定者。
政策的最直接制定者便是政府, 具体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中拥有决策权的部门和领导者。政府决策部门和领导者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涉及到的利益一般包括国家、社会与民众之间的利益, 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利益, 长期与短期的利益, 本部门与他部门之间的利益, 以及决策者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利益。仅从此意义上理解, 政策制定就是政府权衡比较各方面利益的过程。
(二) 政策执行者。
政策执行者大致包括:政策实施部门和拥有实施政策权力的公务员。政策被最终确定后, 要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实施将政策转变为现实。这部分利益主体在主要利益方面与政策制定者基本一致。但需要指出的是, 政策实施部门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可以在不违背原有政策的情况下, 从本部门的实际出发执行政策, 维护本部门的利益。因而, 政策执行者也被归为一类利益集团。
(三) 政策对象。
政策对象是指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时, 其利益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受到影响的那部分群体。政策对象一方面是政策制定的客体, 它必须去接受政策;另一方面又是政策制定的主体, 不是被动地接受政策, 而是主动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施加影响。在所有的利益主体中, 这一部分最纷繁复杂。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发展, 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为了方便对政策过程进行分析, 政策对象可以划分为获利者、受损者和利益未受损者。
三、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
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过程。“一个完整的政策制定过程的周期包括以下五个阶段:提出问题和政策构想;拟定各种供选择的政策方案;政府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反馈、评估和修改政策。在这个长期的政策制定周期中, 政府是‘直接的决策者’, 而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则还有其他各种力量和角色, 例如企业界、金融界、法律界、基金会、大学、新闻界、文化机构以及民间组织 (妇女、种族、民族团体) 等。政府作为‘直接决策者’处于政策制定的后期阶段, 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机构则积极参与前两个阶段, 并且发挥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可见, 政策是集团之间、集团与政府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一) 提出问题和政策构想
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为了获得公共资源、争取政府的支持, 不同政策对象之间的博弈。由于政府手中掌握着公共资源, 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希望获得这些资源以实现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然而, 社会问题是纷繁复杂的, 并不是每一个社会问题都能提升到公共政策的高度。因而, 利益集团就会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制度内和制度外的手段表达自己团体的意愿, 使本集团的问题上升为公共问题从而进入政策议程。某一集团利益的扩大必然是建立在另一集团利益减少的基础之上的。因而, 潜在的利益失去者则会呼吁政府采取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潜在的利益增加者与失去者之间就形成了争取政府的博弈。
(二) 拟定各种供选择的政策方案
这一阶段仍然是不同政策对象之间的博弈, 是前一阶段的延续与深化。某一社会问题进入了政策议程并不代表某一集团利益的增加、另一集团的减少。相反, 它意味着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正式开始, 是向对方“宣战”的信号。为了取得政策制定者的信任与支持, 各利益集团必然动用各自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优势, 提供令政策制定者满意的方案。同时, 在博弈过程中, 各利益集团又必然互相抨击敌对方案的劣势, 费尽心思找寻其缺陷。这一点也正是最优方案形成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对方认识到本身方案的缺陷之后, 利益集团必然改进原方案, 从而提出了更好的方案为政策制定者参考决策。
(三) 政府制定政策
当一个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考虑的公共政策问题之后, 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就主要在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对象之间展开。从最优与理想模式上看, 政府的政策制定部门在考虑公共政策问题时, 应该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全局利益、长期利益。政策方案正是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些利益。然而从现实意义上看, 政府制定政策时往往考虑的是短期的局部的利益, 而且更注重本部门的利益。因而, 在符合公共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前提下, 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对本部门有利或者没有利益冲突, 该政策则会被优先制定;如果政策的制定对部门利益有损害, 则会拖延制定, 直到不得不制定的时候。对于这些部门的当权者来说, 由于他们可以利用个人权力影响政策的制定, 以个人决策代替集体决策, 所以他们就成为影响政策制定的关键。追求个人和部门利益最大化会使他们做出不符合公共利益但损失较小的公共政策, 以谋取利益。而作为政策对象的利益集团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 会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 避免政策制定者片面追求自身利益, 这恰恰也是对政策制定者的一种约束与限制。另一方面潜在的利益获得者为了获得利益、争取政府的支持, 会向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有利于自身的详细的情报和资料, 让政策制定部门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 从而影响政府政策制定部门制定的政策, 形成向利益获得者倾斜的政策方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它会对政策制定者在做出决策时产生偏见, 但更为重要的是, 它能够为政府提供了充分的资源和详细的信息以及技术支持, 为政策制定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的结果 (即公共政策) 往往是几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的妥协产物。从这一点来看, 政策制定过程又是利益综合的过程。
(四) 执行政策
政策执行过程就是政策实施部门具体落实政策方案, 将政府的资源投入到政府确定的政策对象, 并监督其按照政府的要求从事活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博弈主要在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实施部门以及政策对象之间进行。
当公共政策制定出来进入实施阶段时, 政策实施部门会先评估该政策对本部门及部门所属的下属单位是否有利。如果该政策确实对本部门所属领域的发展有帮助且对部门也有一定的好处, 该政策在这一部门就会得到迅速的执行;如果该政策对于本部门所属的领域没有太大帮助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 政策实施部门则会抵制, 消极地变相执行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对此形象的描述。此外, 政策实施部门在实施政策时总是倾向于追求部门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当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为自身谋取利益的行为被放大、动机膨胀而又不能被制度所约束时, 就很可能使政策主体或政策过程违背公共性原则, 使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对象的利益集团恰好能够有效地弥补限制这一缺陷。在政策被实施的过程中, 政策对象不是被动地接受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影响, 而是积极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对政策的执行施加影响, 以此来获得一定的收益 (利益失去者减轻利益损失也是一种收益) 。正是政策实施部门与政策对象之间的博弈, 防止了政策执行偏离既定的目标。
(五) 反馈、评估和修改政策
在评估过程中, 政策制定部门、政策实施部门、政策对象对于政策的评估往往具有不同的标准, 因而这也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政策制定部门关心的是政策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并获得了预期的效果;政策实施部门关心的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 政策是否使本部门及本部门所属的领域得到了预期的利益, 至少确保利益没有受到损害;而对于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实施部门的掌权者来说, 政策的制定或者实施是否有利于其政绩的增加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关键所在。政策对象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得到了满足。例如:对于某些地方政府, 政策执行的效果明显不好, 但为了地区利益和自身的政绩而掩盖真实现象, 虚报政绩、欺上瞞下。相反, 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 将效果说得其差无比的也大有人在。此可谓报忧不报喜, 其目的正在于争取政策制定部门更大的资源投入与支持。政策是具有连续性的, 未来相关政策的出台必定与之前所实施的政策效果有关,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因素。如果按照已经扭曲的政策效果来制定下一个政策的话, 下一政策的公正性、公共性将无法得到保障。此时, 如果强有力的利益集团能够集中本集团的利益诉求, 运用各种资源表达其利益诉求, 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施加压力, 那么政府追求私利的欲望与程度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从上述政策制定的五个阶段来看, 作为政策对象的利益集团与政策制定者以及政策实施者之间的博弈是保障政策制定公正性,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关键。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四、我国利益集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 我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 但这些利益集团并没有沿着利益集团成长、发展的正常轨道前进;相反, 却是脱离了正轨, 引起了许多消极影响。它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涉外利益集团的强势发展。
各国在华商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 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 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 获取咨询费, 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 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 对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致使我国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经济高度对外依赖、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受损、外企长期获得“超国民待遇”, 造成了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
(二) 国有垄断企业的超强地位。
金融、能源、邮电、运输、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 长期依托行政垄断, 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 有些垄断企业甚至在政界、学界、传媒网罗代言人, 影响、操纵话语权, 极力排斥行业竞争与民营经济介入, 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为由要求从相关法律政策中得到豁免, 维持垄断。
(三) 弱势群体无法形成有力的利益集团整合表达其利益。
最典型的莫过于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有着广泛的利益需求。自始至终, 农民工的利益一直得不到保障, 受到侵犯。它有着强烈的需求组成有力的集团, 表达、实现其利益, 但是却始终没能形成。究其原因, 归根到底是缺乏经济的基础。
(四) 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规则不够健全。
听证会制度是各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一种基本形式, 然而许多听证会只是有名无实, 流于形式。首先, 听证会通常必须提前一段时间发布举办的时间、地点、事项。而许多听证会往往是在举办的前一天才通知, 至使许多利益相关者无法参加。其次, 参加听证会的资格条件限制不规范, 导致部分利益相关者不能参加。最后, 即使利益相关者都能出席, 并做出详细的理由陈述, 然而, 其听证会的结果很有可能不予考虑, 对于听证会的结果毫无影响。
五、结语
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健的角色, 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 它也有着不小的危害。因此, 在利益集团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必须加以引导, 确保其沿着正确的路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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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与会计政策选择博弈论 篇6
关键词：公共选择,会计政策选择,界定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是政策研究的经济学途径的典型,它是一个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假定和方法来研究非市场决策或公共决策问题的新的研究领域。因此,可以把公共选择理论看作一个政策科学学派,看作政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研究领域。
这样,经过多次博弃之后,会计准则就会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社会公认程度日益提高,最终趋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我们认为,包括会计准则在内的会计政策选择逻辑是一个社会博弈和社会公共选择过程。
1 公共选择理论的界定
作为公共政策研究的经济学途径的典型,公共选择理论是在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推动下,通过对传统市场理论的批评而产生的,并且成功地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坚持“经济人”假设,采用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用交易的观点来看待政治过程。用其奠基人布坎南的话来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按照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说法,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运用到政治科学,它所使用的是经济学的方法,其基本假定是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即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
公共选择是研究集体决策的科学。这有两层含义:一是集体性。单个人自己的决策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集体决策就不可避免,因而公共选择成为必需的;二是规则性。决策就是制定规则,在人与人之间存在偏好差异的情况下,必须决定规则以使人们的行为协调起来,因此,人们必须进行决策以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和满足一般人偏好的规则。公共选择研究的集体决策范围包括国家、政府、国防、警察、消防、教育、环境保护、财产权、分配等等政治问题。
2 会计政策选择的本质特征
从会计政策的定义可以看出,会计政策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组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也是财务报告的编制者与财务报告相关利益集团合作博弈达到均衡的过程,已出台的会计准则无不是相关各方利益均衡与妥协的产物。
财务会计的目标在于向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但在现有的以会计准则为会计政策规范主体的模式下,对某一经济事项的会计处理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为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留下了一定的回旋余地和选择空间。可以说,企业会计政策选择贯穿于企业从确认到计量、记录、报告诸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会计的过程其实就是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其实是一门貌似精确但事实上并不精确的科学,会计理论和实务中的好多问题并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取舍标准,因此会计过程的最终产品———会计信息———多半是主观判断的产物,是有关各方如股东、债权人、政府、企业管理当局等利益博弈均衡的结果。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导致不同的会计信息,对企业利害关系集团产生不同的利益分配结果,对其投资决策行为也将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所以相关利益各方都很重视和关注会计政策的制订和选择。
3 公共选择与会计政策选择的关系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物品既包括航标、路灯等物质产品,也包括由政府提供的非物质产品和服务,如法律、政策、天气预报、社会保障等。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必要的,但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所以自利性的任何个人皆无为公共物品的供给付出代价的动力;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物品的供给要么不足,要么为零。因此,个人具有搭便车动机的结果就是:公共物品不能由私人生产和供给,必须由政府或公共部门来承担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而由于公共物品不能像私人物品那样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率地供给,因此就需要通过集体选择来决定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
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体,而每个人的偏好又各不相同,因此集体选择的首要问题是确定“社会需要什么”,即通过某种方式对个人偏好进行加总,然后再作出社会决策。集体选择是指参与者依据某种投票规则和选择程序进行的有序的公共抉择。但由于在比较不同个人利益效用偏好时存在难以量化等诸多困难,至今为止,无论是直接民主制还是代议民主制都未能成功地解决个人偏好的加总问题,即尚未找到一种可能把个人偏好集合为理想的社会偏好的政治机制或集体决策规则。现有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至多只能算得上在强势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均衡的产物,只是一种相对较为满意的博弈结果。
信息是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任何人掌握了该信息,不会减少其他人享用这一信息的可能性。会计信息也不例外,公司会计信息一旦通过会计报表这一载体在资本市场上公开披露就成了公共物品,市场的任何参与者都可以均等的机会免费获得。由于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为了确保会计信息的有效供给,政府有必要通过制订规范会计信息生成过程的会计准则,对会计信息这种公共物品的供给进行强制性管制,所以会计准则也是规范市场秩序的一种公共物品。
非均衡博弈与社会公共组织发展 篇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开始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多元化格局开始形成,由此我国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正如孙立平所说,“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社会事物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1]。”
1 利益群体博弈所具有的非均衡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在社会科学视域内,利益群体博弈模型可以用来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组织之间的各种关系,如合作与冲突,从而为分析社会事实提供一种新的,具有很强分析力的视角。这主要得益于罗伯特·奥曼、赫伯特·迪金斯等学者的杰出贡献。奥曼的著作涉及博弈论的几乎所有领域,特别是对于博弈论的核心概念“共同知识”和“信息”的深刻洞见,提出博弈论实际上是一种“交互的决策论”的观点,即一个人的行为依赖于他的所知,然后又依赖于他知道其他行为人知道他的所知,这个交互过程直接决定了博弈行为的进行。而他提出的关于重复博弈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中的许多现象以及纷繁复杂、充满冲突和合作现实生活[2]。赫伯特·迪金斯等学者则在计算机仿真实验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构建社会群体中合作和利他行为的演化博弈理论模型,利用强互惠的概念解释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行为[3]。正是基于这些学者的开创性的研究,加上20世纪晚期以来以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兴起,我们得以认识到组织运行和发展的动力根源于其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
从根本上说,利益博弈是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所造成的社会群体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社会结构必然呈现出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导致我国利益群体博弈关系的复杂性[4]。这种复杂性最显著的特征是,处于中国转型期的利益群体博弈是一种非均衡博弈。当然,这里所说的非均衡博弈与博弈论中的术语“均衡博弈”并不是相对应的概念。所谓均衡博弈,就是指在博弈过程中各参与人形成一种博弈均衡,“在一策略组合中,所有的参与者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对方策略确定的情况下,每一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最好的,此时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策略[5]。”均衡博弈因此指的是一种动态过程,强调的是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的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而非均衡博弈则指的是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在所处的地位、所占有的资源等方面所具有的差异,而形成了对参与者特别是处于劣势的参与者的策略选择和博弈结果的约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利益群体之间的非均衡博弈具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首先是各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严重不均等,由此导致了在博弈过程中强势利益群体对弱势利益群体的博弈优势;其次是参与博弈的各利益群体在资源、权利的占有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最后,在非均衡博弈中,处于优势的强势群体的博弈策略对于弱势利益群体利益实现施加强势制约,而后者却无法对前者实施有效的影响[6]。
而这种情况的产生,根源于中国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在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以及中国所致力于的制度变迁的进程中,社会利益分化日趋强化,社会公众被纳入不同的利益群体,并且这种利益格局是有差别的。而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利益差别,从质的方面来说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所产生的,受现行法律法规保护的合理合法的利益差别;二是违背公平竞争原则,通过各种违法手段攫取暴利而产生的既不不合理也不不合法的利益差别;三是由于某些法律法规或制度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导致的虽不违法但不合理的利益差别[7]。对利益差别的这种划分,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严重不均衡的利益格局形成的原因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差别必然存在,而且也是合理的。但是由于我国协调利益差别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尚不完善,使得各利益群体利益表达能力的失衡,在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利益差别被不正常的强化。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群体通过强强结合等形式,得以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利益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励下被放大。而对处于弱势的利益群体来说,由于利益诉求机制的缺乏,被进一步边缘化。这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利益格局正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累积的结果。
当前利益群体博弈的非均衡性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必然带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均衡性作为差异的题中之义,在利益群体博弈过程中,具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所必须。
2 非均衡博弈对于社会公共组织稳定运行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并称为现代社会三大组织系统的社会公共组织,其存在和运行的最重要基础和动力在于个体行为者行动之间因互利而相互依存,或因冲突而矛盾斗争所形成的相互影响[8]。社会公共组织是嵌入在社会这个纷繁芜杂的复杂巨系统之中的,与社会中其他要素如政府、企业乃至个人构成一种共生关系。因此,社会公共组织的运行和发展必须依赖于与其他组织或个人的互动,在当前形势下即是就各自的利益诉求展开博弈。
社会公共组织的运行和发展,必须满足基本的利益诉求,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最低的利益诉求包括合法性的获得、资源的获取以及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合法性是指社会公共组织需要获得国家制度、社会成员的认可,资源的获取是指作为非营利机构的社会公共组织需要从外界获取开展组织活动的各种资源型要素,而自主性则是指作为一个非自足的主体的社会公共组织脱离其资源提供者的控制的一种欲求。社会公共组织作为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博弈格局的重要参与者,其利益诉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社会公共组织需要与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博弈。
因此,社会公共组织运行和发展实际上是其与其他利益主体进行非均衡博弈的结果。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是N人M次博弈。要描述这种博弈非常复杂,而探求这种博弈的具体过程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本文所探讨的是非均衡博弈对社会公共组织发展的作用,因此可以将这个N人M次博弈转化成是以社会公共组织为中心的二人多次博弈结构,即依据不同的利益诉求将社会公共组织所参与的非均衡博弈分解为其与多个单独的利益主体所进行的博弈。
从博弈论的视角来考察组织,核心在于要说明博弈不仅将有助于组织的稳定运行,而且也要说明博弈将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某种契机。但经典博弈论无法做到这一点,经典博弈论早期主要关注的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单次博弈,如博弈论中最广为人知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果是向“纳什均衡”点收敛的,对博弈各方来说,不合作是最优策略。从长远来看,这种博弈结果是不利于整体收益的增进的。在社会公共组织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如果都当作是一次博弈,则双方都将采取不合作,结果是组织无法有效实现其利益诉求,从而走向衰亡。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利益群体所参与的博弈是多次博弈的,即博弈是持续进行的。
在利益博弈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博弈必须演化出某种规则,使得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博弈参与者的博弈策略都趋向一种被称为是“演化稳定策略”的方向。“演化稳定策略”的好处是使社会公共组织在面对相同的情势时都将采取在某种程度上与习俗相似的策略习惯,这种习惯,即使使得社会公共组织可能无法获得最优结果,但是由于从外界获取的资源是持续的,从而有助于社会公共组织运行的稳定。演化博弈论的观点认为,在博弈过程中只有在两个博弈参与者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才可能演化出某种“演化博弈策略”。博弈参与者的差异构成了一种不对称性,从而衍生出一种状态。一旦双方都锁入这种状态,任何一方偏离这种演化稳定均衡的参与者所得都要比原来少。而当前利益群体格局的非均衡性正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不对称局势,因此使得社会公共组织在与某一特定类型的博弈对手时都采取大致相同的策略,从而保证了组织的正常运行。以当前社会公共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的非均衡博弈为例。改革开放后,政府组织出于各种需要放宽了对社会公共组织的管制,社会公共组织有所发展,其与政府组织博弈才具有现实可能性。社会公共组织和政府组织握有不同的资源,这些资源恰好是对方所需要满足的利益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9]。同时由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不均衡性,导致了二者在博弈能力和策略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利益主体的政府组织是社会资源的最大占有者,其对于制度性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使得政府组织成为利益博弈中处于最有地位的参与者。而社会公共组织尽管所掌握的资源———公信力、获得资源的能力等———使得其重要性正在逐渐增加。但是短期内并不可能改变与政府组织博弈的劣势地位。这些差异导致在社会公共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博弈中,政府组织的主动性和优势是倾向性的,社会公共组织只能采取消极性策略。但是,这种非均衡博弈所导致的结果却是有利于社会公共组织本身的正常运行的。政府组织作为强势的一方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存在提供合法性制度支持,而社会公共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与政府组织的博弈所采取的将始终是遵从策略,从而获得其制度合法性。
社会公共组织与其他利益博弈参与者之间有着很多先天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演化出某种稳定的均衡策略有一定作用,但是目前对于社会公共组织运行的“演化稳定策略”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由于利益格局导致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为社会公共组织持续获得某种资源提供了保障。但是,由于目前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非预期的结果,也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加以改进和调整的,必将为一种更合理的利益格局所取代。从目前的这种非均衡状态演化到另一种状态,意味着社会公共组织在与其他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演化稳定策略”将不再适用,为了保障自身的运行和发展,社会公共组织必须要在新的不均衡状态下演化出新的“演化稳定策略”,这不仅意味着博弈规则的改变,还意味着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的改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从目前的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改变,将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契机。
3 当前的非均衡态势向另一种态势的转变将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某种契机
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及其所导致的利益群体博弈的非均衡性,被视作是社会转型中的一种不正常现象。但是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非均衡性符合演化博弈论中关于“演化稳定策略”的形成中对博弈参与者需存在差异的要求,因而有助于社会公共组织在与某一特定的利益群体博弈时采取稳定的策略并持续获得某一特定资源,从而保证了组织运行的稳定。而从一种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非均衡状态的转变有助于新的“稳定演化策略”的形成,因而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契机。
当然,以上的分析并不否认学术界对于目前存在的利益群体格局的非均衡性的消极作用的讨论,而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阐发了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对于组织运行和发展的积极功能。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特定产物,这种不健康的利益格局非均衡性必将在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为一种更合理的利益格局所取代,不过,历史地看,新的利益格局也仍应该是非均衡的。
摘要：转型期中国进入利益群体博弈时代。本文分析了利益群体博弈所具有的非均衡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利用演化博弈论的观点讨论了这种非均衡博弈对于社会公共组织稳定运行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并指出,从当前的非均衡态势向另一种态势的转变将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某种契机。
关键词：非均衡博弈,社会公共组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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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博弈 篇8
城市道路交通方式主要包括常规公交、城市轨道交通、出租车、私家车、摩托车、自行车、步行等方式。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以价格低廉、容量较大、线路固定、人均占用道路面积小以及环境污染小等优点成为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是提高道路使用效率,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的有效方法之一。
本文将居民的出行方式归纳为公共交通方式出行与非公共交通方式出行两类,通过出行者选择出行方式时的博弈,分析出行方式选择的演化规律,为合理居民出行方式结构、制定公交优先政策提供依据。
1 模型的建立
出行者外出选择出行方式时是否选择公交出行是一个决策问题,这与出行者的决策心理以及出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关(如小汽车出行比例的不同会导致出行者之间相互干扰程度的不同)。引入下列符号:
S表示出行者可能的出行方式策略集合,S=(s1,s2),s1表示优选公交出行方式,s2表示优选公交以外的出行方式。
E表示出行者获得的盈利,是指在既定出行方式选择下出行者的得失情况,也即在一个特定的出行方式组合下出行者获得的效用大小。出行者i出行时选择的各种出行方式组合的盈利可以用如下收益矩阵表示
式中:E(s1,s1)为出行者i出行时选择公交出行,其他出行者出行时也选择公交出行,出行者i的盈利;E(s1,s2)为出行者i出行时选择公交出行,其他出行者出行时也选择非公交方式出行,出行者i的盈利;E(s2,s1)为出行者i出行时选择非公交方式出行,其他出行者出行时选择公交出行,出行者i的盈利;E(s2,s2)为出行者i出行时非公交方式出行,其他出行者出行时也选择非公交方式出行,出行者i的盈利。
将出行在出行时间、出行舒适度、出行费用等的综合评价值看作是盈利,则出行时间少、出行舒适度高、出行费用低则盈利大,反之盈利小。令
E(s1,s1)=U,E(s1,s2)=M,E(s2,s1)=V,E(s2,s2)=N.
出行者的决策行为处于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在决策的过程中,出行者选择不同出行方式将会获得相对应的盈利,并且在每一次决策后,出行者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了解得到对自己最有利的出行方式,并动态调整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从而尽可能高的提高自己所能获得的效用。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后,一种决策策略采纳范围的变化将会引起出行者盈利的变化(增加或者减少),从而使出行者的出行方式选择分布适宜“优胜劣汰”的发生演化规律。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出行者群体,不是单个的出行者,假设选择公交出行方式驾驶员的比例为x;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驾驶员的比例为y,根据演化博弈论可知
式中:W(s1),W(s2)分别为策略s1和策略s2的适应度函数;珨W为平均适应度。
式(5)和式(6)分别反映了出行者出行方式选择随时间演化的过程,两式的联立得到出行者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该模型较好地体现了出行者群体选择出行方式行为的动态变化与调整过程,体现了个体行为形成集体行为的过程。
2 模型分析
由于x是选择公交出行方式的驾驶员的比例,y是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的驾驶员的比例,因此,x+y=1,只要对x进行分析即可。由于M、N分别是在其他出行者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而出行者i选择公交出行方式和非公交出行方式的盈利,因此,近似认为M=N,则式(5)可以化简为
6)(7)式中x∈[0,1],依据上式可得该微分方程的解集。如图1所示,对于不同的U、V进行分析。
2.1 U>V
此种情况表示出行者选择公交出行方式比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的盈利多。图1中所示曲线,分别对应于U=1.1V、U=1.3V以及U=1.5V时的情况,可以发现,如果选择公交出行方式能使出行者获得比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更多的盈利时,选择公交出行方式的出行者比例会趋于100%,并且如果选择公交出行方式的盈利越多,比例趋向于100%的速度就越快。
2.2 U=V
此种情况表示出行者选择公交出行方式与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的盈利相等。此时6)x=0,因此,出行者是否选择公交出行方式只与初始条件有关。
2.3 U<V
此种情况表示出行者选择公交出行方式比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的盈利少。选择公交出行方式的出行者比例会渐渐趋于0,此时交通系统的整体运营效益会下降,道路拥挤加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出行者选择出行方式的过程是动态变化的,在短时间内选择的出行方式是比较固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不断积累,在更加了解各种出行方式总体情况下,会不断修正自己的出行策略,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效用。如果选择公交出行方式而使出行者的盈利变少,就会影响出行者公交出行方式的信赖,在导致单个出行者出行方式改变的情况下,出行者群体的出行方式将演化为一种不良的宏观结构。因此,如何提高公交出行方式的服务,将关系到交通出行方式的健康发展。演化稳定状态有趋于好的状态发展,也有趋于不良状态发展,由于系统内部个体的数量较大,并且行为方式比较复杂,使得很难对个体的行为进行直接的控制,因此,需要研究系统演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通过对这些关键因素的调节,提高公交出行方式的服务,进而达到促使交通出行方式健康发展的目的。
3 结束语
本文根据出行者对于出行时决策选择出行方式心理,借助演化博弈论建立了出行者的公交出行方式选择演化模型,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行者选择公交出行方式的演化规律,对相关交通控制策略的制定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摘要：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方式或者其他出行方式对于出行者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行者依据所获得的信息修正自己的行为策略。应用演化博弈论对出行者的出行方式选择进行分析,建立出行方式选择的演化模型,分析该模型并提出改善交通出行方式结构的策略。
关键词：出行方式选择,博弈,演化,交通出行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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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博弈 篇9
公共工程建设项目一般指由国家投资建设并管辖的非盈利性或低收费基础设施, 公共工程的社会效益远远超过经济效益, 通常是政府投资, 委托业主进行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 由于一些现行的法律不完善, 制度不健全, 市场集中度高以及合谋成本低和惩罚力度不够等原因, 导致在公共工程建设中出现了业主和承包商合谋的行为。一旦主体间出现合谋行为, 双方首先想到把信息封锁, 从而使权力制约中的监督信息不完备, 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也因此而失效[1]。
2 博弈模型的构建
在公共工程建设过程中, 国家组建业主来代表国家行使项目实施的管理职能, 就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 业主的寻租行为必须通过承包商和监理方来实施[2]。各方都在追求自己效用的最大化, 所以就存在业主和施工方合谋套取国家资金的可能性。
博弈模型假设如下:
(1) 设国家的合理收益是B, 打击合谋行为的成本为D, 其中MP为公共工程建设的市场价格, RP为工程实际实施价格, 当RP-MP>0时, 合谋各方得到了委托代理契约外的收入, TR=RP-MP, 业主等各方存在合谋行为[2]。TR=TR1+TR2, TR1和TR2分别为合谋体中业主、承包商寻得的租金, V1, V2分别为业主和承包商的合理收益, k为国家对合谋体的惩罚系数;
(2) 参与人有国家和合谋体 (业主和承包商) ;国家打击合谋现象的概率为p, 不打击的概率为1-p;合谋体选择合谋与不合谋, 概率分别是θ和1-θ;国家打击合谋成功与失败的概率为β和l-β[3]。
(3) 业主和承包商不进行合谋, 且国家不打击, 则国家、业主和承包商的效用分别为:B-D+kTR, V1-k TR1, V2-TR2。
(4) 业主和承包商不进行合谋, 且国家进行打击, 则国家、业主和承包商的效用分别为:B-D, V1, V2。
(5) 业主和承包商进行合谋, 且国家不打击, 则国家、业主和承包商的效用分别为:B-TR, V1+TR1, V2+TR2。
(6) 业主和承包商进行合谋, 且国家打击失败, 则国家、业主和承包商的效用分别为:B-D-TR, V1+TR1, V2+TR2。
(7) 业主和承包商进行合谋, 且国家打击成功, 则国家、业主和承包商的效用分别为:B-D+kTR, V1-k TR1, V2-kTR2。
3 博弈模型分析
3.1 合谋信息封锁的条件分析
由上述假设可知国家的效用函数为:
则国家政府打击合谋行为的条件为:
设合谋体的合理市场收入为W, 合谋寻得租金为TR, 国家的打击惩罚系数为k, 合谋时信息封锁的成本为f。合谋体的效用函数为:
合谋体选择合谋时信息封锁的条件为:
(1) 由UH≥0可知:
(2) 由UH│θ=1≥UH│θ=0可知:
(3) 合谋体一旦有一方信息败露, 则会被查出有寻租行为, 国家发现即会采取打击行为。比如:承包商将被吊销营业执照、取消工程承包资格[4]。所以合谋体就需考虑合谋的未来收益损失。对此, 我们用重复博弈的方法处理。设合谋体的贴现因子为δH, 则合谋体参与合谋信息封锁的条件为:
比较 (3) 式和 (4) 式可知, 式 (3) 是式 (4) 在δH=0时的一个特例。
但是当国家政府识别出合谋时的信息, 制定好的项目信息管理机制, 可以使得合谋体参与合谋的条件为:
考虑国家打击合谋行为的条件式 (1) , 综合上面式 (2) , (3) , (4) 得博弈均衡点为:
3.2 模型的求解
(1) 在给定业主和承包商合谋的概率的θ情况下, 国家进行打击和不打击的收益分别为:
π2=θ (B-TR) +B (1-θ) 当国家进行打击与不打击的预期收益无差异时, 就得到国家在博弈均衡时业主和承包商进行合谋的最优概率[4]。
(2) 在给定国家打击合谋现象概率p的情况下, 业主参与合谋和不合谋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当业主参与合谋和不合谋的预期收益无差异时, 可得业主在博弈均衡时国家进行打击的最优概率[5]。
令π3=π4, 得由此所建立的博弈模型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为:或者是
4 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知, 国家政府和合谋体的非合作博弈, 合谋体间的博弈总是存在的, 所以不可能完全消除合谋行为, 但是根据博弈模型分析结果, 可以采取措施, 有效地减少合谋行为的发生, 措施和建议如下:
(1) 业主和承包商进行合谋的均衡概率表示合谋体将以最优概率θ*选择合谋, 如果θ>θ*, 国家的最优选择是打击。θ*取决于B、β、D几个变量, B可以视为不变, 则通过改变β和D去影响合谋的概率[6]。θ*与D成正比, 与β成反比, 因此设法降低国家核查成本, 以及提高监督打击力度, 将有利于降低合谋的概率。
(2) 加强工程项目信息系统建设, 实施信息披露制度[7]。可使项目建设信息透明化, 避免暗箱操作, 有利于识别合谋行为, 降低合谋体的信息封锁成功率, 从而提高国家打击合谋行为的效率。采取合理措施提高合谋成本, 增加合谋体进行信息封锁成本f的值, 加大合谋时的信息封锁难度, 使业主和承包商不敢也不原意参与合谋行为。
(3) 国家加大惩罚力度, 增大惩罚系数k。对业主一经查出有合谋行为便永不录用, 增大其预期的损失;对承包商实施“黑名单”制度, 吊销营业执照, 取消其经营资格, 使其市场声誉受到损失。
(4) 加强打击方法的研究, 提高打击效率, 降低国家打击成本D, 实行群众监督和揭发制度, 实行不定期巡视、稽查制度, 严格工程审计制度, 实行项目业主人员审计制度等。
摘要：本文按照公共工程项目的建设管理现状, 针对业主、承包商组织成一个合谋体来合谋以套取国家资金的现象, 并在合谋时实施信息封锁, 利用博弈论建立国家和合谋体的博弈模型。在模型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了合谋体参与合谋时的条件, 使国家能及时防止合谋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公共工程,合谋行为,信息封锁,博弈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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