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博弈

公共物品博弈（精选九篇）

公共物品博弈 篇1

区域公共物品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完善的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可以有效地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区域经济运行效率。而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该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中已经得到清晰的表现。目前,我国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因此,找出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深层原因,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有效解决区域公共物品供需问题,提高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就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

1 区域公共物品的特性

1.1 区域公共物品的公共性

区域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指的就是公共物品的一般规定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消费的“非竞争性”意味着这种物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在该物品的效用和覆盖区域范围内,增加一个消费者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水平和质量,即增加一个消费者,其边际成本为零。根据帕累托所要求的边际成本定价法(p=mc),公共物品必须免费供给,这显然不符合市场提供的基本原则———经济利益原则,因此市场机制在配置公共物品方面是无效率的。消费的“非排他性”是指公共物品一旦被生产出来,任何人都可以消费,生产者无法将那些不为此商品付费的人排除在外,或者说排他成本很高,以至于排他成为不可能的事情。“非排他性”导致了“搭便车”行为的发生,消费者就有足够的动机隐瞒自己对公共物品的真实偏好,以到达不付费或者少付费就能消费公共物品的目的。这样,市场提供的公共物品就会少于最优公共物品供给量,出现“市场失灵”。

1.2 区域公共物品的特殊属性

区域公共物品除了有公共物品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属性。根据区域公共物品的溢出范围和界限,我们可以将区域公共物品分为两类,国家间区域公共物品和一国范围内区域公共物品[1]。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一国范围内的区域公共物品。一国范围内区域公共物品的特殊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区域公共物品具有特定的区域性,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区域公共物品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而在区域范围之外,则会出现一定的排他和竞争,并且其区域范围受公共物品的规模大小影响。其二,区域公共物品具有地理依赖性和外部效应的溢出性。区域公共物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就会覆盖整个区域,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区域内各地方政府都存在着“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供给主体缺失而使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其三,区域公共物品与其他公共物品相比,具有供给和需求主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其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比较复杂,需要一定的灵活性。

2 区域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博弈模型分析

2.1 模型建立

博弈分析是博弈理论的核心,其基本要素包括参与者、策略和收益。在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中,地方政府具有独立的经济主权,是人格化的,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某一区域内只存在两个地方政府:政府A、政府B(政府的多寡不影响结论),这两个政府的等级相同,且地方政府对面临的区域公共物品做出的选择有且只有两种:供给与不供给。若两个政府都不提供区域公共物品,则双方可以省去区域公共物品供给前的沟通、协商等交易费用以及公共物品供给的财政投入,但不能获得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所带来的收益,此时双方的获益为b2单位;若双方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双方需各自承担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所带来的相关费用,但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的完善将使区域内的资源流通更加畅通,使区域能吸引更多资本和优秀人才,区域内的经济资源将得到优化配置,各自都可以得到更大的收益。双方在扣除相应的费用之后可以得到b1个单位的收益。若只有一方提供区域公共物品,另一方不提供。则提供的一方要单独承担成本,其收益将会减少为b3个单位。不提供的一方则会享受对方提供的区域公共物品所带来的收益,而不需要承担本该由自己承担的那部分成本,其收益将会增加至b4个单位。具体博弈模型如表1所示。

2.2 模型分析

表1中,括号内第一个字母为政府A的收益,第二个字母为政府B的收益,且b4>b1>b2>b3。在单阶段博弈中,若政府A选择供给策略,政府B的优策略是不供给(b4>b1),若政府A选择不供给策略,政府B则会选择不供给策略(b2>b3),可知不供给是政府B的占优策略。同理,不供给策略也是政府A的占优策略。这样,该博弈有唯一纳什均衡解(不供给,不供给),双方陷入“囚徒困境”状态,从而造成了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不足。若双方都采取供给策略,则会实现正和博弈局面下的双赢,此时双方都将得到b1个单位收益,大于“囚徒困境”下的b2单位收益,双方都供给的结果对于双方都不供给来说是帕累托改善。但是在单阶段博弈中,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使双方陷入“囚徒困境”,个体的理性选择代替集体的理性选择,造成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

若该博弈不是单阶段博弈,而是有限次重复博弈,那么博弈的结果会是双方都采取不供给的策略吗?根据博弈的无名氏定理[2],若单阶段博弈只有唯一的纳什均衡,该博弈的重复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就是单阶段博弈纳什均衡的简单重复。因此,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中,(不供给,不供给)的简单加总是该博弈的均衡解,博弈的最终结果也是(b2,b2)。

若该单阶段博弈重复无限次,博弈转化为无限重复博弈,博弈的结果可以实现集体理性。这时双方政府可以采取触发策略来惩罚不供给的行为,即若博弈一方发现对方采取不供给策略,那么他将在以下各阶段博弈中均采取不供给策略来惩罚另一方的行为,威慑对方,以实现(供给,供给)的均衡结果,提高各方的福利水平。

由于博弈重复无限次,若政府A在第一阶段博弈中采取不供给策略,其收益为b4,政府B将采取触发策略,此后各政府都将采取不供给策略,各政府的收益均为b2,政府A的预期收益:

若政府A与政府B都采取供给策略,则各期收益为b1,政府A的预期收益为:

其中&为贴现率,只有当C>B时,即&>(b4-b1)/(b4-b2)=γ时,政府A才会选择供给策略,实现收益最大化。同理,此时政府B也会选择供给策略,实现自身最大利益。其中γ是政府A和政府B实现合作供给策略导致帕累托改善发生的最小值,该值由博弈内生决定[3]。通过公式γ=(b4-b1)/(b4-b2),我们可知r值受b1,b2,b4三个值的影响。在&不变的情况下,b1越大,即双方都选择供给策略时的收益越大,γ值越小,双方均选择供给策略的几率越大。若b2越大,即双方选都选择不供给策略时的收益越大,γ值越大,双方均选择供给策略的几率就越小。在γ值不变的情况下,若&越大,双方联合供给的几率就越大,同理若&很小,双方都倾向于不供给。实际上,贴现率&反映的是政府A与政府B对未来利益的重视程度,若政府对未来的利益很重视,&就比较大,政府就比较讲信誉,重视未来的长远利益,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就很大。

3 区域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区域内各地方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必然是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因此,需要选择合作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突破“囚徒困境”,实现从“双输”走向“双赢”,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使区域合作供给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共识。为此,必须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3.1 树立地方政府间重复博弈和相互信任的观念

地方政府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博弈不是一次性静态博弈,而是连续的动态博弈。随着博弈持续、反复地进行,地方政府将会意识到双方的“不供给”策略会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他们将放弃“搭便车”的行为,选择“供给”策略,获取长期收益。在持续博弈过程中,政府间过去合作的经验会逐渐在政府间产生相互信任和依赖,信任与合作的观念将深入人心,成为该区域的一种非正式制度。一旦这种非正式制度形成,在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下,在地方政府官员有限任期内的有限重复博弈中,各地方政府会选择“供给”策略,避免陷入“囚徒困境”。因此,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应该要树立长期合作和“共赢”博弈的观念,积极努力地创造合作的氛围和条件,使信任和合作成为该区域的一种文化。

3.2 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完善地方政府的利益表达机制

地方政府在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博弈过程中,即使有合作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意愿,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其它政府的行为不能准确被观察到,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失败,陷入“囚徒困境”,损害区域整体利益。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加强信息交流,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及时掌握区域内其它地方的信息[4]。完善利益表达机制,构建表达各方利益的平台。首先,地方政府要充分披露自己的信息,不要隐瞒或者是歪曲报道对别区有利,而对本区有害的信息。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认识到通过合作可以提高本地区和区域整体的利益。积极构建信息流通网络,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信息渠道了解对方的信息以及发布本地的政策和信息。其次,建立各地方政府表达利益和交流信息的平台,如建立区域内政府高层官员定期交流和不定期交流的制度,举行地方政府高层官员的会晤,使各地方政府对区域公共物品供给的融资出资比列,利益分配等进行磋商,进而达成一致意见。

3.3 通过订立合同来约束政府的行为

在有限任期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合同来约束政府的行为,通过“奖励合作、惩罚竞争”来纠正政府行为的偏差,使地方政府选择有利于区域整体利益的策略,实现区域整体利益和地方政府个体利益的统一。假设合同对采取提供策略的一方施与奖励,奖励为收益的m倍。同时,为了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给予采取竞争策略的一方以惩罚,惩罚为收益的m倍。为了实现联合供给区域公共物品,惩罚的力度m要足够大,使得任何一方选择不供给策略都是劣策略,实现(供给,供给)的纳什均衡解。双方建立合同之后的支付矩阵为:

当b1>(1-m)b4时,即m>1-b1/b4时,供给策略是占优策略,改变支付之后的博弈突破了“囚徒困境”,约束了政府的“搭便车”行为,促进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提高了区域公共物品的供给。实际上,在这里合同起到的只是一种威慑作用,因为当m>1-b1/b4时,政府都采取了供给策略,合同上所说的惩罚并没有实施,只要合同的约束力继续有效,合作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4 结语

区域公共物品自身特性一方面决定了区域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使区域内地方政府的供给陷入“囚徒困境”。提供的“必要性”和提供的“囚徒困境”之间的矛盾导致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因此,如何提高区域公共物品的供给,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成为当前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对此,本文运用博弈分析原理,深入剖析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认为地方政府应该通过树立重复博弈和相互信任的观念、加强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完善地方政府的利益表达机制、订立合同约束政府的行为、建立区域合作协调机构和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以实现合作供给区域公共物品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吴长剑,谢礼圣.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研究[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7(4):87-89.

[2]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4.

[3]高伟生,许培源.区域内地方政府合作与竞争的博弈分析[J].区域经济,2007(5):132-134.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 篇2

公共政策不确定性的出现

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已经成为实现公共利益、从事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公共政策对于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按照戴维·伊斯顿的定义，所谓公共政策就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一个或者一些利益主体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制定得到自己预期的结果，取决于自身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状况。一项公共政策的提出、制定、实施是相关利益主体互相博弈的结果。公共政策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对各种利益矛盾进行协调处理和重新界定。通常来说，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具有稳定性的特点，这一特点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

然而，在当今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分化的背景下，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变得日益复杂，这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果表现出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因此，如何控制甚至消除由利益博弈带来的公共政策的偶然性或者不确定性，提升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和解决公共问题的绩效，是公共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来，一些地方发生的与公共政策制定相关的几起事件，直接印证了这种利益博弈的不确定性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如宁波px项目事件、四川什邡钼铜项目事件以及江苏启东排污项目事件，乃至2007年的厦门px项目事件、2009年的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这些事件的起因、过程、结果都大同小异：要建某一大型重化工项目，由于民众顾及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项目遭到民意反对，博弈数日，事件升级，地方政府做出妥协，项目下马或暂时终止。社会舆论对此普遍认为，这些地方性公共政策制定的结果与地方政府的初衷截然相反，不是“双赢”，而是“双输”。这种结果具有典型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是作为公共政策制定主体的地方政府未曾预料到的。

公共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主体的多元性、复杂性，利益博弈的途径的多元化，利益博弈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博弈主体的参与不充分等因素都是导致公共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主体是多元的、复杂的。从宏观层面看，公共政策制定的利益博弈主体基本包括了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具体来看，这些宏观的利益博弈主体又各自包含更为具体的内容。

从国家层面看，在我国，利益博弈主体主要有执政党、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除此之外，人民政协、事业单位、行政性公司、某些社会团体等都可以从“公共”的角度参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政策主体。这些都是公共政策制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主体。在西方国家，公共决策的效率和执行效果取决于行政领导。在我国，政府是公共政策的核心主体。在日常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完全一样。地方政府更直接地与公众进行接触和沟通，他们具有执行、制定双重身份，因而更能体会到公共政策中的要义及其所存在的失误和问题，从而为修订、完善公共政策做准备。中央政府则更多地是针对宏观的、涉及全球、全国的公共问题进行决策。

从社会层面看，利益博弈主体主要包含公民个人、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当今社会，普通民众作为多元利益主体之一，有着日益清晰的利益诉求。他们已经意识到，在利益博弈过程中，要想实现社会价值分配的预期效果，就必须强化自己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民众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体现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向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

利益集团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一定社会群体或团体成员的利益。他们通过参与政策的运行来表达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要求。在中国，传统的利益集团往往代表着年轻人、妇女、工人、科学研究人员的利益，比如“妇联”、“共青团”、“工会”等等，都是带有半官方性质的群众团体，也是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主要利益博弈主体。

非政府组织也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主体。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可以弥补现有体制的不足，发挥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主体的应有作用，更好地维护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促进多元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环境保护、落后地区扶贫等主要公共政策领域，非政府组织显示出了自身特殊的优势和重要影响力。

从市场层面看，企业是最核心的利益博弈主体。比如，在当前形势下，房地产商是一个最具有公共政策影响力的利益主体之一。因为房地产是在过去十几年间资源积聚速度最快、资源积聚规模最大的一个领域。同时，房地产商也是较早以自觉的意识甚至集体的力量影响政府政策和社会风向的一个群体。除房地产商之外，其他一些重要国有企业，特别是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体制内的重要力量，他们依据自身的优势，不断对有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力，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也非同一般。

现代社会的利益主体不仅是多元化的，而且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现代社会是开放社会，不同的利益博弈主体为了自身利益，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一种特定的资源配置机制，有关利益分配的公共政策制定已经不再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意志，而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和市场的利益博弈。利益博弈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不仅使得公共政策制定这一利益博弈过程呈现出复杂多变的状况，而且也使得利益博弈的结果变得难以预料。

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博弈的途径是多元的。这种参与途径的多元化也是导致公共政策偶然性或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公共政策制定的实际看，这一多元化的利益博弈途径包括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两个方面。

所谓制度化参与就是在体制和法律范围内的利益博弈。制度化间接参与途径有很多方式。这其中包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这一制度化途径主要是通过选举代表参加国家、地方定期或适时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国家、地方的发展方针、政策，间接影响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调整；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间接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各民主党派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人民的利益、要求，通过政治协商会议表达社会各界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协调各方群众的利益。公民通过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过程，把自己的意愿诉求转化成政协委员的提案、建议，从而影响政策过程；通过参加社团活动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把对有关政策的建议、要求经过一定程序反馈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

制度化直接参与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通过听证、信访、公示、政务信息网等途径搜集、征求有关政策相对人意见的活动，给政策相对人直接、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比如，通过听证制度参与政策过程。公众借助听证程序直接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中，直接向政策制定者反映自己的意愿，影响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政策制定者通过听证会收集到较为广泛的、直接的、真实的信息，并据此作出政策调整修改的决断，从而准确协调各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要求；民众通过政务信息网参与政策过程。这是政府政务公开和政策民主化的制度安排，也是公民直接参与政策过程的一种制度性参与方式；民众通过信访制度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信访制度已成为我国基本的民意表达制度之一，是我国公民表达愿望、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渠道。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是与制度化相对的，是非主流的公共政策参与途径，但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也很重要。比如，民众借助特殊的社会关系网和非正常的手段对政策施加影响。民众通过亲缘关系、朋友熟人关系等社会关系干扰政策的制定、执行、调整，让自己的观点在政策方案里得到体现，使政策偏离原定目标；有些利益集团通过个别游说、私下接触甚至行贿操纵政策，使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产生变通，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使公共政策失去公平与公正；个别民众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抗议、示威、静坐甚至游行等较激烈的参与方式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通过极端的方式影响有关公共政策的形成。

利益博弈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信息不对称。公共政策是一个政策信息不断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信息和基于信息的判断是整个政策系统有效运转的基本动力。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与政策信息之间的紧密关系必然要求政策主体和政策目标群体迅速、全面、真实、准确地掌握各种信息。在我国当前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外生性不对称信息和内生性不对称信息都普遍存在，但后者表现得更加突出，特别是作为普通民众的公共政策目标群体无法对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具体政策行为进行有效的事前预测、事中观察和事后监督。这两种形式的信息不对称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并且会对政策实践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公民个人相对于政府而言在信息量和信息处理能力方面仍处于劣势，公民参与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府的信息发布、接受和反馈情况。由于受传统等级结构的影响，公共服务理念得不到完全落实，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对权威的屈从会导致信息被扭曲。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博弈主体的参与不充分。这一方面是因为有关利益博弈主体的参与能力不够。传统文化的一元价值取向，扼杀了群众的创造精神，使得依赖、盲从的政治心态成为群众的心理痼疾，政治参与的盲目性凸显。公众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不够高，很多公民没有掌握基本的民主生活技能，相当一部分公民对政治参与的权利和义务所知甚少，不知道应该如何参与。另一方面，一些强势利益博弈主体有意控制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重要信息，一般的利益博弈主体了解不到这些重要信息，无法为自身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博弈提供有利支持。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大体有三种：双赢、有输有赢、双输。一般看来，双赢的结果是每项公共政策的一个最优目标。因此，如何消除消极影响因素，使得公共政策的利益博弈结果向着双赢的方向发展，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尽力控制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力争形成绩效最大化的公共政策。

如何形成绩效最大化的公共政策

协调好不同的利益博弈主体的利益关系。当前，社会利益关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社会利益格局出现了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差距扩大化甚至利益冲突激烈化的趋势。如何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协调好利益博弈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公共政策制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实现利益博弈的制度化。以制度为基础的利益博弈是市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条件下，利益博弈将成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一种常规化做法。对此，不仅要不失时机地为利益博弈主体提供利益表达的渠道，同时，更需要为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提供可遵循的规则，由此保障利益博弈能够健康、有序地进行，以促进相对和谐的利益关系格局的形成。

要切实利用好现有的利益博弈主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途径。从已有的经验看，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听证会以及社会公示制度都是保证公共政策制定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举措，而且实践证明，这些措施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已经显示出了预期成效。但是，这些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形式主义、走过场的问题。为此，要完善决策的论证制度，在设计方案时，除了组织专家进行一般的可行性论证外，还要组织与前述论证专家不同的另一批专家进行不可行性论证（或方案风险分析、方案抗风险分析），并同时作为决策方案报评（议）、报批的前置条件。要在决策体制中成立决策评议委员会，起到进行民意调查、反映民心、集中民智作用；完成决策议题的初审、决策方案设计承担组织（人）的初定；对决策设计组织（人）的调查行动进行指导；对决策方案设计组织报来的决策草案进行评议和审查；对有疑点的决策草案组织二次抗风险分析。决策评议委员会开会时采取民主集中制方式，少数服从多数进行决定。同时，要广泛开辟各种渠道，如接待日、协商对话、举报制度、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热线、电子信箱、网上博客等，将更多现代化信息载体和手段有效运用到有序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来。

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为基础，实现信息公开透明。已经实施了近10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们建设透明政府的重要基础。完善办事公开制度，国家机关的活动应进一步透明化，信息应进一步公开，公众知情权应进一步落实。如尽快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活动的公开化和透明化，加快实现财政预算的公开、人大代表的联系方式公开、立法公开听证、公民自由旁听人大会议辩论等。特别是在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要尊重民众的知情权，让公共政策的相关方清楚了解公共政策制定的相关内容和制定过程，解决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持。

公共政策制定中利益相关者博弈分析 篇3

关键词：公共政策制定;博弈分析;房地产政策1.公共政策的概念和相关主体

1.1公共政策的概念

不同学者对于公共政策的概念认定略有差别。威尔逊认为其是由具有立法权利的政治家制定，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法规。国内学者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权利机关在政治过程中为解决公共问题所做出的选择。美国政治学家戴维对公共政策的概念阐释包含了两个层次的表达，一方面是利益，另一方面是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政策制定是针对社会公众利益进行协调的过程。

1.2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相关主体

首先是制定者。一般而言，市场运作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政策决策体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房地产政策制定最突出的利益相關者。其中，其关键性作用的是中央政府中的政治首脑，其是指副总理以上级别政府官员，权利和责任并行，决策制定往往基于对全盘的考虑。在房地产政策制定过程中，政治首脑起到了明确目标和变更政策的作用。其次是执行者，也就是地方政府。把公共政策付诸于现实的人就是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者会根据自身情况，考虑利益有意识地运用各种策略执行政策。因而，政策制定者和政策执行者之间的利益也许会存在冲突性。最后是政策对象，房地产政策对象涉及受众较多，且较为复杂。当房地产政策出台的时候，所有的相关群体都希望自身成为政策的最大受益方。

2.房地产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分析

鉴于各方利益的冲突性，各方会为争夺自身利益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博弈。下文以房地产政策为例，分析各方是如何进行博弈的。

2.1 案例说明

2014年继济南取消房产限购后，半年后，房产限购政策路径越发明晰。对于济南而言，酝酿数月的限购松绑政策出台后，楼市热度上升。2014年全国有接近30个城市或取消限购政策。在2014年11月，央行下调利息，网上纷纷调侃“买房可省一辆车”，在政策刺激下，楼市整体飙升。

2.2 房地产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

公共政策制定目的在于协调各方利益。在房产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都会为使得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博弈。其中，中央政府代表社会总体利益，在制定好房地产政策后，转交于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考虑自身需要，选择性下达政策于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在接收政策信息后，为了取得地方政府的保护，最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保持一致步调，以利益联盟的形式执行中央下达的一部分房地产政策或者是抵制中央的政策。

2.3 三方的博弈关系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

基于利益得失的考虑，地方政府会对中央的政策策划一系列的应对对策。双方都会把政策效用作为行动依据，成本、收益的不用是双方选择的行动组合的差异导致的，通过博弈均衡结果便得以产生。中央政府考虑整体利益制定决策，地方政府则代表着局部地方利益，地方政府在执政政策时，往往以地方利益作为参数。由于二者在某种情况下会存在冲突，博弈便产生。

（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利益博弈

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所结成的利益联盟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是基于双方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中央政府博弈可能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强行执行，第二种是非强行执行。二者结合而成的利益联盟博弈可以选择主动接受和不接受。举例说明，虽然国家一再调控房价，控制房价一度高居不下的态势。然而，不少二、三线城市与房地产商结成利益联盟继续出台鼓励房价上涨的政策。

（3）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利益博弈

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的利益博弈是建立在地方政府利益和房地产商利益的区别性之上。地方政府是为了最大化地方利益，房地产商则处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管理者，具有垄断权利，影响着房地产商的开发行为，而房地产商则通过投资行为推动地方发展。在市场萧条时，地方政府可以选择鼓励房地产商加大投资。而当市场过热和投资过热时，地方政府为了防止地产泡沫，往往会选择抑制政策，使得市场回归常态。

3.结论

综上所述，在房地产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利益方为了追求各方利益，会在房地产政策制定过程中进行博弈。由此可知，无论是利益的分配还是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动态化的过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群体在政策制定系统中放入自己的利益要求，政策制定者通过考察自身利益需求，协调和博弈各方复杂的利益关系。（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经济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伍启元.公共政策（上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2]朱志宏.公共政策概论[M].台北：三民书局，1983

[3]宁骚.公共政策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4]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5]孙光.政策科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6][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M].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7]林志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取向与公共政策[J].理论月刊，2001（8）

公共物品博弈 篇4

1. 公共物品理论的简要评述

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指出，所谓公共物品是指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认为，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中的任何个人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不被该集团中的其他人消费，这类物品便属于公共物品。布坎南在《民主财政论》中认为公共物品是任何由集体或社会团体决定，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或劳务。此后的经济学家更多引用“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等理论模型论证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必要性和私人供给的低效率，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可有效地解决搭便车的理论使“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成为一种教条，使得对私人也可以提供公共物品的研究完全被忽略。

根据经济学原理，由于私人物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特点，在完全信息的前提下，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对私人物品所进行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而公共物品因为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特征，且容易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如果用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提供公共物品，其结果要么是供给短缺，要么是消费闲置。因此。公共物品的提供只能由政府通过区别于市场机制的需求显示偏好和税收实现。

2. 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理论的简要评述

由上述的分析中看出，由于公共物品的特点，如果用市场进行配置，引入私人提供会出现各种“不效率”。以下笔者从“囚徒困境”和“追求集体利益困难性”两个角度做简要的评述。

(1) 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则是广被引用的博弈论模型之一。它描述的是无法相互沟通的个人之间出于自身理性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往往并不符合双方(或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一两难处境。运用到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中，囚徒困境表明，尽管提供公共物品会给双方都带来更大的利益，但是理性的个人还是会选择不提供公共品。以下引用一个普遍被使用的，用来说明公共物品私人提供会是一个“囚徒困境”的例子。假设同一楼层的住户甲和乙面临着是否出资安装防盗门的决策，安装成本为200元，两人从防盗门中得到的满足(安全)都是150元，若两人共同出资安装，则双方分摊成本，即各出100元;若只有一个人出资，则需独自出资200元。双方的支付矩阵如表1:

个人往往有很大的诱惑去搭便车，因为若自己出资而对方无动于衷的话，那么自己的效用水平非但低于对方，而且还有负的效用水平。没有谁愿意自己出资、对方坐享其成而使自己的效用水平下降。另一方面，若对方出资而自己不出资，则可坐收渔利，获得最高水平的效用(150)。当双方都这样理性地算计并行事时，该公共产品就不会提供出来，结果就是集体的低效用水平。把这种博弈扩展到多个人的情形，仍会出现相同的结果。

(2) 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追求集体利益困难性”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对个人追求他们集体利益的困难性，做了一个与囚徒困境博弈密切相关的考察，对集团理论中“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会自愿地为促进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的乐观主义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收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每一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使集团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

因为这些原因，政府对公共物品提供进行强制性干预就是必然的。公共物品理论也因此成为政府微观经济干预最充分的理由。

二、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有效性分析——博弈论的扩展

在博弈论中，若存在一种策略，不论其他局中人采取何种对策都最优，可称为“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若每个局中人都有占优策略，则该对局存在“占优均衡”(D o m i n a n t Equilibrium)。囚徒困境模型中每个局中人都有占优策略，即不合作(上例中的不出资)，因此，(不出资，不出资)这组策略就是占优均衡。但是，在现实中，占优均衡并不总是存在。人们往往并非只是在要或不要两个极端之间进行抉择。博弈论的发展为公共物品私人自愿提供的思路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想。

1.“囚徒困境”下的重复博弈

以上的分析是建立在双方只进行一次博弈的前提之下，但在现实的公共物品中，往往是连续的，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不断地进行博弈。因此引入完全信息下的重复博弈来分析：

(1) 有限次重复博弈

根据逆推归纳法，设博弈重复进行n次，先分析博弈的最后一个阶段。因为在最后一个阶段博弈时，无论先前博弈的结果如何，在不再有下一次博弈的情况下，实现自身当前利益的最大就是第n次博弈的惟一原则。因此，双方又回到了上述的第一种类型的博弈(见表一)，也就是，双方必然采用惟一的纳什均衡策略即(不出资，不出资)。再倒推到第n-1个阶段。博弈双方都肯定知道他们的行动对第n次回合的行动没有影响，也就是说不管在第n-1个阶段，博弈双方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第n次博弈的最优策略肯定是(不出资，不出资)，因此第n-1个阶段仍将采用上述的纳什均衡策略。由归纳法容易验证，各博弈方在每次博弈时都采用(不出资，不出资)策略。因此，当博弈次数为有限时，重复本身不会改变(不出资，不出资)的均衡结果。

(2) 无限次重复博弈

前部分已经证明有限次重复博弈的结果不理想，以这种博弈为原博弈的无限次博弈的结果是否会有不同，也就是当n→∞时，即博弈次数是无限次时的结果如何。

无限次博弈同有限次重复博弈重要的区别在于：无限次博弈没有结束重复的确切时间，也就是最后一次博弈。而存在最后一次博弈正是破坏重复博弈中博弈方利益和行为的相互制约关系，使重复博弈无法实现更高效率的关键问题。

无限次博弈必须考虑不同时间得益的价值差异和贴现问题，因为重复博弈的每次重复有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这意味着不同阶段的得益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分。由于心理作用和资金有时间价值的原因，不同时间获得的单位利益对人们的价值是有差别的，忽略这一点就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分析结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引进将后一阶段得益折算成当前阶段收益(现在值)的贴现系数。

设贴现系数为μ，即下一阶段的收益是现在值的μ倍。设某一博弈方的各个阶段的收益分别为π1，π2，π3，…，πn，…，则其总收益的现在值为：

在该博弈的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假设双方都采用如下的触发策略：先试图合作，第一次无条件选择“出资”策略，如果对方采取的也是合作态度，则坚持选择“出资”;一旦发现对方采取的是“不出资”策略，则以后永远选择“不出资”策略进行报复。

因而有以下的博弈过程：

由于在某个阶段出现与(出资，出资)不同的结果以后A将永远采用“不出资”，此时B也只有一直选择“不出资”。因此B对A触发策略的最佳反应策略的后半部分与触发策略的后半部分是一样的。

为分析方便，笔者使用代数式代替表1的数字，有如表2:

(1) 其中ΔR是在对方采用“出资”而我方采用“不出资”是增加的收益;

(2) R-ΔR1

假设A在第一阶段选择了“不出资”(此时B采用“出资”策略)，则在该阶段多得了ΔR的收益(见表一)，但以后引起B一直采用“不出资”的报复，自己也只能一直采用“不出资”。因此B以后每个阶段的得益将会是R-ΔR2。总得益的现在值为：

如果A在第一阶段选择了“出资”，则在该阶段的收益为R(此时B也选择“出资”的策略)，下一阶段又将面临同样的选择。因此，从第二阶段开始的无限次重复博弈的结果与从第一阶段开始的无限次重复博弈的结果完全相同，即n→∞与n-1→∞的效果相同。因此，当第一阶段的占优策略是“出资”时，整个无限次重复博弈的总收益的现在值为：

此时比较两者大小，当π出资>π出资时，即：

解得。即当μ*满足该条件时, A将在第一阶段采用“出资”策略, 否则, 采用“不出资”策略。上文已经述及, 从第二阶段开始的无限次重复博弈的结果与从第一阶段开始的无限次重复博弈的结果完全相同, 因此A在第二阶段也同样会选择出资”策略, 第三阶段也是如此。依此类推, 只要A采用上文所述得触发策略, 在μ*满足上述条件时, A的占优策略始终是“出资”。又由于博弈方B的触发策略同A相同, 可以同样得到B采用出资”或者“不出资”策略的决定条件μ*’。

因为A, B的地位是对称的，当双方都满足各自的决定条件后，“出资”都成为了双方的占优策略。因此，(μ*，μ*’)为双方无限次重复博弈的纳什均衡。同时也是一个帕累托最优。

显然，当远期利益对于A, B越重要时，即μ*和μ*’越大，就越容易形成合作，走出“囚徒困境”，实现纳什均衡和帕累托最优。

因而，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在长远的情况下，如果双方看重长远利益，则由私人部门提供公共物品是有效的。

2. 智猪博弈

康恩斯和桑德勒(Cornes and Sand1er，)的研究发现，公共物品的均衡供给不会为零，但要小于帕累托最优供给，两者之间的差距随社区居民人数的增加而扩大，而供给不足的程度与效用函数的特征有关。此外，供给不足的程度会随着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而减弱。在收入分配极度不均时，只有高收入的居民提供公共物品，低收入居民只是搭便车者。可证明，收入平均分配下的纳什均衡供给小于收入分配不均时的纳什均衡供给。这表明，当收入分配不均时，公共品的自愿供给可能变成一种智猪博弈。

假设在一个村庄里，住着两户人家，一个很富有，朋友也很多;另一个则相对贫穷，几乎没有朋友来访。此时需要在门前修建一条马路。于是出现了一个由谁来出资的博弈。如表3:

其中RA是在修好马路后，很多朋友来访的收益，RB在修好马路后，朋友来访的收益。显然RA>>RB;

C为修马路的总成本;如果两人都“出资”，则各承担一半;

CO为穷人B“出资”所带来的机会成本，由于这部分资金对于B而言十分重要，因此会出现RB-C-CO<0。

从表三中可以看出, 当A采用“出资”时, 由于, 所以B因该采用“不出资”策略，而当A采用“不出资”策略时，由于RB-C-CO<0，因此B的策略还是“不出资”。因此，“不出资”是B的占优策略。同样可以分析得出，A的占优策略是“出资”，因此该博弈存在纳什均衡，即(出资，不出资)。同样，该均衡也是该博弈的帕累托最优。

因此，当双方的所得收益分配出现不均时，有可能出现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而且供给量会随着所得收益分配的不均而增加。

3. 斗鸡博弈

在另一些情况下，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可能是一个斗鸡博奔问题。考虑两家的地产有一个共同的边界：G有一只山羊，它会走进邻居D的园子里，吃蔬菜和花草。D有一只狗，它有时会闯入G的地产吓唬山羊，致使山羊不产奶。若修建一道篱笆，把这两块地产隔离开来，就可以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假设双方初始禀赋相同。若无篱笆，D和G享有的是某一效用水平。修筑篱笆，每个人的效用水平都比无篱笆时高，即便他们必须由一个人单独支付所有的成本时，也是如此。这就是一个斗鸡博弈。如表4:

在这里，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出资，不出资)和(不出资，出资)，即别人出资自己就不出资，别人不出资自己就出资。尽管方格1的选择也能使福利最大化，且显然较公平，但它并不构成一个均衡。因为如果他们能说服对方承担篱笆的全部成本，G或D的处境将会更好(即一方可以通过其他策略改进自己的收益)。说服对方的一种方式是引入动态博弈，即自己先进行决策，事先表态自己不会出钱修篱笆，从而使邻居坚信，他的选择余地就在方格2和方格4之中，对于对方而言方格2比方格4要好，因此自然就选定方格2。

因此在斗鸡博弈之中，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结果也可能出现。

三、结语

公共物品理论的现代扩展表明：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提供公共物品，但公共物品却并非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由于物品的排他性与非排他性并不是一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它可以看作排除别人享用该物品所需成本的一个连续函数，因此现实生活中符合萨缪尔森“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严格定义的物品少而又少。传统理论的特定假定导致了“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果。

然而，在更一般的理论框架中，结果并不如此确定。即使在“囚徒困境”的情况下，其重复博弈的结果也证明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有效性。考虑到不同个人从公共物品中获得收益的差异足够大，一些人从自己的付出中得到的利益期望值可能超过其成本。这样相关的博弈结果就有可能是纳什均衡。利他主义和动态博弈的存在意味着公共物品合作提供的可能性。

摘要：公共物品理论的现代扩展表明, 并不是所有的公共物品都是由政府提供。本文通过对博弈论理论的扩展, 分析了私人供给公共物品的有效性。“囚徒困境”的重复博弈结果表明, 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作用下, 博弈可以走向帕累托最优条件下的纳什均衡;智猪博弈的结果则表明, 在双方由于提供公共物品的收益分配不均时, 会出现纳什均衡, 私人提供公共物品也是有效的;而斗鸡博弈及其动态博弈结果同样论证了, 公共物品私人提供的有效性。

关键词：私人,提供,公共物品,博弈

参考文献

[1]P.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4 (36) .387-389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56-120, 189-231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4年

[4]郭少新:地方公共物品的私人供给分析[J].生产力研究, 2004, (9) :71-78, 90

[5]刘志铭: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与合作生产:理论的扩展[J].生产力研究, 2004, (3) :24-26, 28

[6]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5年

[7]布坎南.民主财政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年

[8]华民:公共经济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6年

[9]蒋洪:财政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年

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博弈研究 篇5

我国气象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包括各级政府及其气象部门等,要实现服务投入均等化的目标就需要划清中央与地方政府权责,并保证同级气象部门与同级政府通力协作。而这就涉及到各方的利益博弈,只有当各方的行为均达到博弈均衡,实现自身利益的最优化,才能减少各方因摩擦冲突而增加的服务成本,统筹各方资源,合力提高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的均等化程度。

一、文献综述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客观要求。气象公共服务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是均等化的重点目标,但我国气象公共服务在概念、特征、现实情况、制度安排等理论层面仍研究较少,加之我国气象公共服务的供给涉及多项制度安排,缺乏社会群体的参与,使得实现气象公共服务均等化困难较大。秦大河(2004)提出,气象服务一般指由政府相关部门或私人出资生产提供的,由全民共享的气象产品或服务。和文农(2007)指出气象公共服务的特点是政府负责性、公平性、公益性和普惠性,并认为可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气象公共服务与低层次消费需要有直接关联;二是人们无差异地消费气象公共服务。毛予晖(2012)认为气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把那些尚未达到均等化提供状态的气象公共服务转化成均等提供或将尚未达到社会均等化受益程度的气象公共服务转化成社会均等受益的过程。姜海如(2012)从政策安排的角度指出推进实现气象公共服务均等化重在建设,而加快构建我国气象防灾减灾服务体系则是实现公众气象服务均等化的基础。由于我国气象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涉及政府和气象部门,因此,二者间的合作投入以及制度协调是实现均等化目标的关键,这就涉及双方乃至多方的博弈均衡。Smith和Price在他们发表的创造性论文中首次提出演化稳定策略概念,标志着演化博弈理论的正式诞生。Perry则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讨论了在谈判成本固定时,双方轮流出价的博弈模型。Nash提出的“纳什均衡”则为非合作博弈的一般理论和谈判理论奠定了基础,它是指个体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可以达到的一种均衡状态,此状态下个体无法通过单独改变其策略而增加自身收益。具体在气象公共服务上,宋晓丹等(2011)认为气象公共服务面临着经济发展利益和个性化气象服务的双重利益博弈,且在利益博弈中总是被忽视和牺牲,必须通过气象法的合理修订,为气象公共服务提供更加充分和合理的制度保障。郑旭晖(2012)认为推进气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多方共同发力,健全以法律为保障的、围绕公众需求的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气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体系。陆林(2013)指出我国气象公共服务能力的建设,需要破除政府的缺位和机制体制障碍,解决气象部门与社会公众在公共气象服务中的联动和参与不足问题,协调政府、气象部门、社会公众间的行为并达到均衡。

综上所述,对气象公共服务及其均等化的制度研究多倾向于理论探讨,较少涉及对现实情况及制约均等化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气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研究不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在实现气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博弈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是强势群体,在均等化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大多单一地强调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而忽略了其与其他主体间的合作。因此,本文结合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供给与监督所涉及角色均为政府部门的现实,从气象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现状的制度缺口入手,综合分析现状的制度根源,构建包括上级政府、同级气象部门与同级政府在内的三方博弈模型,对实现气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制度安排进行研究,并最终给出实现均等化目标的政策制度思路,为实现全国范围内气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理论参考。

二、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现状

气象公共服务投入是指为生产一定数量的气象服务和产品而投入资金、劳动力、土地、技术资料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对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的分析,要结合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协调、服务水平相对滞后等现状,依据投入主体、投入目的、投入的实现途径等要素综合分析。

1、区域间服务质量差距大

尽管西部地区在地质灾害防治投资和项目个数上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但2013 年西部地区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却远高于其他两个地区。另外从表1 的比值项目来看,东、中、西三地区的系数分别为4.80、8.68、0.73,此系数说明地质灾害防治投资对于灾害损失的控制作用,且系数越大说明防治投资实际产生的效果越明显。因此,尽管西部在以地质灾害防治为主体的气象公共服务方面投入最多,但实际产生的防治效果却最差。考虑到东部地区地方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总支出较大、我国中部地区地质灾害发生频率较小等客观因素,本文认为我国的气象公共服务在地区间质量差距较大。

(注:地方财政气象事务支出统计口径为地方财政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决策数;比值=地区地质灾害防治总投资/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数据来源: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统计年鉴整理。)

2、城乡间机会均等难贯彻

气象公共服务的获取渠道也是服务投入的重点内容。如今电视是社会大众获取相关气象服务的主要途径,有95.3%城市公众和97.6%农村公众通过电视获取气象公共服务信息。除电视外,部分比例的农村公众还通过手机短信(36.9%)、广播(24.2%)、电话(8.6%)、报刊(7.7%)和网络(4.5%)获取相关服务。但我国仍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尚未实现电视、广播、通信网络的全覆盖。例如2007 年云南省电视普及率为98.3%,广播基本达到全覆盖,但考虑到其25%的设备损坏率,即其尚未实现通信网络的全覆盖。农村地区气象公共服务传播渠道的不畅,是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非均等化的体现。

3、服务投入滞后发展需要

我国目前仍有0.36%的居民无法接收到以气象预报为主的基本公共气象信息,而这些人群大多分布于经济水平较落后的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要经济发展方式的地区。在部分农作科技化水平不高的地区,农民对气象预报的依赖程度大,缺乏作业指导的农作往往使农民难以获得较高的收益。同时,部分地区提供的气象公共服务以基本的气象预报为主,居民对气象实用技术、科研成果和技术咨询等服务的需求难以被满足,严重制约了相关行业的经济发展。而气象公共服务投入的目的即为产出质量俱优的服务,因此,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与发展需求不协调是投入不足的另一种体现。

4、缺乏特色制定的灵活性

我国地理气候差异大,公众接受的教育程度不一,使得不同地区、不同居民在应用气象服务的需求度和使用能力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因人而异”和“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的缺失最终导致同一气象公共服务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居民群体所产生的效用明显不同。而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投入的实现途径,即投入主体是谁的问题。单一地由政府部门提供资金,再由它根据计划的要求向气象部门进行注入,最后由单一的气象部门使用生产资金进行服务生产,必然导致气象公共服务的多样性较差,难以指导民众生产。

三、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非均等的制度原因

1、政府工作考核指标亟需调整

前文已经提及,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的主体分为资金投入主体和生产资金投入主体。其中,政府是资金投入主体,地方政府为服务于当地的气象公共服务投入提供基本的资金保证;而同级气象部门则是生产资金投入主体,它是将政府的投入转化为各种具体的物质的生产要素,使生产和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基于资源投入主体与资源使用主体的分离,如何考核资源使用效率便至关重要。尽管我国经济正在转变发展方式,但大部分政府的考核指标仍以GDP为主,这必然导致公共服务的供给难以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提供以气象公共服务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是一项实施难度大、成本高、绩效不显见、民众获益难以量化的工作,加上公务员任期五年制的现实,当期政府往往更愿意将资金用于修路、建楼等城市建设。所以,当GDP增长成为政府工作主要考核指标时,气象公共服务等公共服务必然会被置于次要位置,相关的财政投入也必然会减少,气象公共服务的供给难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也便随之产生。

2、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执行不畅

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考虑到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截止到2012 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达8.5 万亿元,对西部地区实施倾斜的转移支付政策缩小了三大经济区域之间的财力差距。但在区域内,转移支付制度未能实现均衡供给,特别是西部地区。2011年底,我国东部、中部、西部拥有的气象台站数标准差分别为21.74、40.83、96.86,可见我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未能有效地降低中部、西部地区内部省市用于气象公共服务的财政水平的差异,特别是西部地区。

3、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执行偏颇

以南京市为例,2013 年南京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达到全市固定投资的69%,而部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对固定投资依赖较强,一旦没有气象雷达等大型气象探测设施的支撑,决策气象信息的准确性将很难保证。2013 年南京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共计831.31 亿元,但浦口区等非中心城区预算收入仅为199.01 亿元,占比23.91%。考虑到东中西部地区政府财政和产业结构等的差距,本文认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具有较强的城市偏向性,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乏定量且强制性的制度保障,城乡公共服务的“二元化”不利于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的获取。

4、公共服务投入缺乏民众参与

我国气象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各级政府,这使得部分资源较紧缺的政府难以提供针对地方情况制定的特色气象公共服务。尽管政府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但政府仍会考虑自身利益。因此,仅靠政府单面的服务支撑难以提高气象公共服务的质量,市场机制的缺乏导致相关社会群体参与服务供给的积极性无法调动,因而也就难以保证气象公共服务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作业人员的需求。

(注:数据来源:《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9—2012》。)

四、气象公共服务投入的三方博弈模型

前文已经指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具有“GDP优先”的特点,同时区域内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执行不畅,此处涉及上下级政府两个博弈主体;另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的执行不畅则涉及气象部门与同级政府间的合作程度。因此,本文三方博弈模型的主体分别是上级政府、同级气象部门与同级政府三方。

1、模型构建

本文在博弈模型(见表2)中,假设上级政府对于另两个群体之间的合作投入多少可选择监督或偶尔监督,概率分别为Qr和1-Qr,而监督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概率分别为Qs和1-Qs。另,同级气象部门(i)与同级政府(j)间可选择合作并多投入,或不合作但少投入,概率分别为Qc和1-Qc。

此模型中,Ce表示当上级政府对i和j进行监督时所耗的行政成本及相关监管费用;Vi和Vj分别表示当上级政府监督成功时,i和j若能达成合作并一致多投入,此时双方所能得到的财政支持以及声誉利好等;Qi和Qj则分别表示为若监督成功,但双方属于不愿积极合作只是少量投入情况下所受到的相应责罚,包括财政支持减少等;Vi'和Vj' 表示当上级政府监督不成功时,i和j只就部分问题进行合作并且投入,则双方所能得到的收益将小于Vi和Vj;Sg表示监督不成功,而双方也不愿进行合作,只是少量投入时,则上级政府需额外承担的社会影响,此时i和j也会受到相应的责罚,即为Qi和Qj。

2、模型求解

(1)上级政府的博弈均衡。给定i和j多投入的概率Qc,则上级政府进行监督或偶尔监督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V1)和E(V2):

当上级政府进行监督或偶尔监督的预期收益相同时,则达到了博弈均衡,即E(V1)=E(V2),此时可得:。所以,此时i和j选择多投入的概率与上级政府的监管费用Ce呈负相关关系,与上级政府监督成功的概率Qs呈正相关关系。对i与j进行监督时,应从降低监管费用Ce和提高监督成功率Qs着手。

(2)气象部门的博弈均衡。给定上级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Qr,则i选择多投入或少投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V3)和E(V4):

当i选择多投入或少投入所能取得的预期收益相同时,则达到了博弈均衡,即E(V3)=E(V4),此时可得:。前文已经提及,Vi'必然小于Vi,所以(Vi'-Vi)必然小于零。此时上级政府选择监督的概率与其监督成功率Qs呈正相关关系,与i仅少量投入时受到的惩罚Qi呈正相关关系。当希望提高上级政府监督的概率时,应从提高监督成功率Qs和i受到的惩罚Qi着手。

(3)同级政府的博弈均衡。与i相似,给定上级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Qr,则j选择多投入或少投入的期望收益分别为E(V5)和E(V6):

当j选择多投入或少投入所能取得的预期收益相同时,则达到了博弈均衡,即E(V5)=E(V6),此时可得:。此时,结论与气象部门的博弈均衡相同。

综上所述,上级政府、同级气象部门(i)、同级政府(j)的三方博弈均衡解为:

3、模型均衡解分析

(1)上级政府均衡解的意义。当给定同级气象部门(i)和同级政府(j)多投入的概率Qc时,上级政府将以或的概率对i和j间的利益矛盾进行监督,以促进双方进行合作并多投入,使得总体利益最大化;若上级政府以或的概率对i和j间的利益矛盾进行监督调解,说明上级政府愿意多投入资源促进矛盾化解,实现最大化社会效益;若非政府组织或的概率对i和j间的利益矛盾进行监督调解,说明上级政府对于矛盾的解决缺乏力度,不愿进行投入。所以,如果希望上级政府监督i和j并促进双方合作,则可考虑以下几方面:一是增加上级政府对i和j在多投入情况下可以获得的各项支持;二是加大对双方在少投入情况下的惩罚力度,减少相应的资源补助;三是通过建立完善的调解与仲裁法律法规,必要时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提高监督成功率。

(2)i与j均衡解的意义。当给定上级政府进行监督的概率Qr时,同级气象部门(i)和同级政府(j)将都的概率进行多投入;若则说明i与j选择多投入的可能性较大,而当时则说明i与j选择少投入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如果希望i和j积极选择合作并多投入,则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提高上级政府进行监督的效率,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及监管费用;二是增加最坏情况下上级政府受到的各种声誉、公信力、财政的损失,促使其努力提高监督成功率。

五、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均等化的对策

由前文可知,在上级政府、同级气象部门和同级政府的三方博弈中,要使各方均获得最佳效益,上级政府需要积极作出调整,这就要求上级政府努力保证监督成功的概率Qs,并增大监督不成功且i和j仅较少投入时需额外承担的社会影响Sg,同时尽可能降低监督成本Ce。

1、统筹制度安排均衡,推进服务投入均等

在实现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均等化的过程中,各项制度安排的协同均衡是实现目标的保障;另外,制度安排的均衡也有助于提高上级政府监督成功率Qs、增大成本Sg并降低监督成本Ce。具体地,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明确气象公共服务的目标体制模式,要以国家关于公共服务的基本政策为导向,以国家关于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财政投入制度以及人事制度等的改革为条件,避免现行气象公共服务制度安排与其他制度的不匹配;就近期可操作性,要明确与事业单位改革相适应的气象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同级气象部门与同级政府间要加强交流合作,减少博弈冲突,逐步理清不同气象公共服务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安排上的要求,并努力实现制度安排间的统筹均衡,降低制度摩擦成本和服务交易成本,保证上级政府的监督成功率Qs。

2、关注公共服务投入,提高监督成功概率

上级政府需要改变以GDP为主要指标的考核方式,多将本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与资源投入水平纳入绩效考核,引导下级政府关注气象公共服务投入,促使政府与气象部门积极选择在气象公共服务上多投入,尽量避免“少投入”情况下的双方博弈,从根本上提高上级政府的监督成功率Qs;建立并完善考核、监督的法律法规及人员队伍,从法制、组织、措施方法上提高监督成功率Qs;积极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将“事权与财权统一”的要求法律化、规范化,做到监督常态化,避免出现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的脱节。

3、落实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失责惩罚力度

我国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区域内,尤其是基层行政单位难以执行,因此,加强对下级政府财政转移落实的监督,杜绝一些地区出现的将中央转移支付留在省级政府的现象十分必要。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要加大对各级政府在转移支付执行情况上的监督,对未贯彻的各级政府,其上级政府要在财政预算、项目审批、负责人晋升等方面受到“惩处”,即主观地增大各级政府的社会成本Sg;其次,应提高民众享有高水平公共服务的意识,引导民众监督政府行为,鼓励民众就服务投入不足、制度执行不畅等现象向媒体进行曝光,客观地提高政府的社会成本Sg。

4、鼓励群体参与供给,降低政府监督成本

仅靠政府气象部门为整个地区提供服务难以保证服务质量,且仅靠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和气象部门进行监督,监督成本必然很高,这显然与前文提及的降低Ce的要求相悖。因此,气象公共服务的供给必须引入社会力量,调动社会群体参与服务投入与监督的积极性。具体地,政府可以通过有偿购买、特许经营、政府参股等方式获得社会群体提供的气象服务产品,以此调动社会群体对公共服务事业参与、监督的积极性,提高上级政府监督成功率Qs的同时,降低上级政府监督所耗的行政成本Ce;上级政府本身要加强行政效率建设,整合管理资源,规范监督行为,改善行为方式,努力形成办事高效、公正透明、监督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这是降低政府监督成本Ce的根本。

六、结论

本文综合考虑各方对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的研究与现实情况,指出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的非均等化现状,并分析了其中的制度原因,即政府工作考核指标缺乏全面性、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执行不顺畅、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执行偏颇、服务投入缺乏社会群体参与。同时,结合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政府主导、投入缺乏等特点,本文引入上级政府、同级气象部门与同级政府建立三方博弈模型并寻求均衡解,通过对均衡解的分析,指出上级政府应利用其特殊地位,积极调整影响同级气象部门与同级政府合作概率的因素,即Qs、Sg、Ce。具体表现为:在制度安排层面做到博弈均衡,降低制度摩擦成本;转变政府绩效考核方式,提高政府监督成功率;落实区域内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不严格执行此制度的相关方的惩罚力度;鼓励社会群体参与服务供给,降低各级政府监督成本。

在冲突双方博弈的基础上引入上级政府这一角色,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气象公共服务特点的充分考虑,弥补了仅涉及同级政府和气象部门博弈模型的局限性,使得本文中的模型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为实现我国气象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理性思考;同时,从影响合作投入概率的因素着手,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以制度均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均等化对策,是本文一次有益的探索。今后将更多主体,包括政府财政部门、监督检查部门、第三方非政府组织、群众等引入模型,分析多方行为的利益博弈,将会对我国气象公共服务投入均等化的实现提供更多现实性强的参考,加快“覆盖城乡、公民人人共享”目标的实现。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实现气象公共服务投入均等化的制度要求,指出我国现存的非均等化问题:区域间服务质量差距大、城乡间机会均等难贯彻、服务投入滞后发展需要、缺乏特色制定的灵活性;然后通过建立涉及上级政府、同级气象部门与同级政府的三方博弈模型,指出上级政府要从提高监督成功率、加大惩罚力度、降低行政成本三个方面着手,促进同级气象部门与同级政府积极开展合作与投入;最后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以制度均衡保障目标实现、关注气象公共服务供给、落实区域内转移支付、鼓励社会群体参与服务投入的建议。

公共物品博弈 篇6

一、利益集团的概念界定

美国学者戴维·杜鲁门认为:“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通过和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其要求, 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的利益集团。”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 要成为一个利益集团, 必须具备三个要素:首先是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其次, 集团成员具有共同的利益或目标;最后, 它们为了共同目标向政府机构提出要求或施加压力, 使政策符合它们的利益。

二、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利益集团

政治系统的主要功能, 就是根据社会系统的需求, 通过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 对各种资源或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希尔斯曼称政策制定为“政府的产品”, 它包括法律、法院的判决、总统的政策、行政系统的规章, 以及做出决定之后所采取的行动。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 各种利益主体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 使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复杂化。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利益集团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一) 政策制定者。

政策的最直接制定者便是政府, 具体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中拥有决策权的部门和领导者。政府决策部门和领导者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涉及到的利益一般包括国家、社会与民众之间的利益, 全局与局部之间的利益, 长期与短期的利益, 本部门与他部门之间的利益, 以及决策者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利益。仅从此意义上理解, 政策制定就是政府权衡比较各方面利益的过程。

(二) 政策执行者。

政策执行者大致包括:政策实施部门和拥有实施政策权力的公务员。政策被最终确定后, 要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实施将政策转变为现实。这部分利益主体在主要利益方面与政策制定者基本一致。但需要指出的是, 政策实施部门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可以在不违背原有政策的情况下, 从本部门的实际出发执行政策, 维护本部门的利益。因而, 政策执行者也被归为一类利益集团。

(三) 政策对象。

政策对象是指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时, 其利益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受到影响的那部分群体。政策对象一方面是政策制定的客体, 它必须去接受政策;另一方面又是政策制定的主体, 不是被动地接受政策, 而是主动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施加影响。在所有的利益主体中, 这一部分最纷繁复杂。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发展, 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为了方便对政策过程进行分析, 政策对象可以划分为获利者、受损者和利益未受损者。

三、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

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过程。“一个完整的政策制定过程的周期包括以下五个阶段:提出问题和政策构想;拟定各种供选择的政策方案;政府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反馈、评估和修改政策。在这个长期的政策制定周期中, 政府是‘直接的决策者’, 而参与和影响政策制定的则还有其他各种力量和角色, 例如企业界、金融界、法律界、基金会、大学、新闻界、文化机构以及民间组织 (妇女、种族、民族团体) 等。政府作为‘直接决策者’处于政策制定的后期阶段, 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机构则积极参与前两个阶段, 并且发挥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可见, 政策是集团之间、集团与政府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

(一) 提出问题和政策构想

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为了获得公共资源、争取政府的支持, 不同政策对象之间的博弈。由于政府手中掌握着公共资源, 几乎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希望获得这些资源以实现本集团利益的最大化。然而, 社会问题是纷繁复杂的, 并不是每一个社会问题都能提升到公共政策的高度。因而, 利益集团就会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制度内和制度外的手段表达自己团体的意愿, 使本集团的问题上升为公共问题从而进入政策议程。某一集团利益的扩大必然是建立在另一集团利益减少的基础之上的。因而, 潜在的利益失去者则会呼吁政府采取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在潜在的利益增加者与失去者之间就形成了争取政府的博弈。

(二) 拟定各种供选择的政策方案

这一阶段仍然是不同政策对象之间的博弈, 是前一阶段的延续与深化。某一社会问题进入了政策议程并不代表某一集团利益的增加、另一集团的减少。相反, 它意味着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正式开始, 是向对方“宣战”的信号。为了取得政策制定者的信任与支持, 各利益集团必然动用各自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优势, 提供令政策制定者满意的方案。同时, 在博弈过程中, 各利益集团又必然互相抨击敌对方案的劣势, 费尽心思找寻其缺陷。这一点也正是最优方案形成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对方认识到本身方案的缺陷之后, 利益集团必然改进原方案, 从而提出了更好的方案为政策制定者参考决策。

(三) 政府制定政策

当一个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考虑的公共政策问题之后, 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就主要在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对象之间展开。从最优与理想模式上看, 政府的政策制定部门在考虑公共政策问题时, 应该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全局利益、长期利益。政策方案正是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些利益。然而从现实意义上看, 政府制定政策时往往考虑的是短期的局部的利益, 而且更注重本部门的利益。因而, 在符合公共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前提下, 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对本部门有利或者没有利益冲突, 该政策则会被优先制定;如果政策的制定对部门利益有损害, 则会拖延制定, 直到不得不制定的时候。对于这些部门的当权者来说, 由于他们可以利用个人权力影响政策的制定, 以个人决策代替集体决策, 所以他们就成为影响政策制定的关键。追求个人和部门利益最大化会使他们做出不符合公共利益但损失较小的公共政策, 以谋取利益。而作为政策对象的利益集团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 会对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 避免政策制定者片面追求自身利益, 这恰恰也是对政策制定者的一种约束与限制。另一方面潜在的利益获得者为了获得利益、争取政府的支持, 会向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有利于自身的详细的情报和资料, 让政策制定部门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 从而影响政府政策制定部门制定的政策, 形成向利益获得者倾斜的政策方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 它会对政策制定者在做出决策时产生偏见, 但更为重要的是, 它能够为政府提供了充分的资源和详细的信息以及技术支持, 为政策制定者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的结果 (即公共政策) 往往是几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关系的妥协产物。从这一点来看, 政策制定过程又是利益综合的过程。

(四) 执行政策

政策执行过程就是政策实施部门具体落实政策方案, 将政府的资源投入到政府确定的政策对象, 并监督其按照政府的要求从事活动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博弈主要在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实施部门以及政策对象之间进行。

当公共政策制定出来进入实施阶段时, 政策实施部门会先评估该政策对本部门及部门所属的下属单位是否有利。如果该政策确实对本部门所属领域的发展有帮助且对部门也有一定的好处, 该政策在这一部门就会得到迅速的执行;如果该政策对于本部门所属的领域没有太大帮助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 政策实施部门则会抵制, 消极地变相执行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对此形象的描述。此外, 政策实施部门在实施政策时总是倾向于追求部门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当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为自身谋取利益的行为被放大、动机膨胀而又不能被制度所约束时, 就很可能使政策主体或政策过程违背公共性原则, 使公共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对象的利益集团恰好能够有效地弥补限制这一缺陷。在政策被实施的过程中, 政策对象不是被动地接受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影响, 而是积极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对政策的执行施加影响, 以此来获得一定的收益 (利益失去者减轻利益损失也是一种收益) 。正是政策实施部门与政策对象之间的博弈, 防止了政策执行偏离既定的目标。

(五) 反馈、评估和修改政策

在评估过程中, 政策制定部门、政策实施部门、政策对象对于政策的评估往往具有不同的标准, 因而这也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政策制定部门关心的是政策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并获得了预期的效果;政策实施部门关心的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 政策是否使本部门及本部门所属的领域得到了预期的利益, 至少确保利益没有受到损害;而对于政策制定部门和政策实施部门的掌权者来说, 政策的制定或者实施是否有利于其政绩的增加和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关键所在。政策对象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是否得到了满足。例如:对于某些地方政府, 政策执行的效果明显不好, 但为了地区利益和自身的政绩而掩盖真实现象, 虚报政绩、欺上瞞下。相反, 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 将效果说得其差无比的也大有人在。此可谓报忧不报喜, 其目的正在于争取政策制定部门更大的资源投入与支持。政策是具有连续性的, 未来相关政策的出台必定与之前所实施的政策效果有关,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因素。如果按照已经扭曲的政策效果来制定下一个政策的话, 下一政策的公正性、公共性将无法得到保障。此时, 如果强有力的利益集团能够集中本集团的利益诉求, 运用各种资源表达其利益诉求, 对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施加压力, 那么政府追求私利的欲望与程度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从上述政策制定的五个阶段来看, 作为政策对象的利益集团与政策制定者以及政策实施者之间的博弈是保障政策制定公正性, 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关键。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四、我国利益集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 我国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利益集团, 但这些利益集团并没有沿着利益集团成长、发展的正常轨道前进;相反, 却是脱离了正轨, 引起了许多消极影响。它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涉外利益集团的强势发展。

各国在华商会通过母国政府或政治游说, 收买、利用高干子女、亲属, 或聘请一些部门领导与职员做咨询师, 获取咨询费, 或将相关课题并配以丰厚的课题经费, 给予各大部委研究机构与学者等途径, 对相关部门决策与立法施加巨大影响。致使我国大量政经信息外泄、经济高度对外依赖、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受损、外企长期获得“超国民待遇”, 造成了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之间的不平等竞争。

(二) 国有垄断企业的超强地位。

金融、能源、邮电、运输、基础建设等领域的国有垄断企业, 长期依托行政垄断, 拥有强大的博弈能力。为维护龙头地位、持续获得垄断利润, 有些垄断企业甚至在政界、学界、传媒网罗代言人, 影响、操纵话语权, 极力排斥行业竞争与民营经济介入, 以本行业的特殊情况为由要求从相关法律政策中得到豁免, 维持垄断。

(三) 弱势群体无法形成有力的利益集团整合表达其利益。

最典型的莫过于农民工群体。农民工群体有着广泛的利益需求。自始至终, 农民工的利益一直得不到保障, 受到侵犯。它有着强烈的需求组成有力的集团, 表达、实现其利益, 但是却始终没能形成。究其原因, 归根到底是缺乏经济的基础。

(四) 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规则不够健全。

听证会制度是各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一种基本形式, 然而许多听证会只是有名无实, 流于形式。首先, 听证会通常必须提前一段时间发布举办的时间、地点、事项。而许多听证会往往是在举办的前一天才通知, 至使许多利益相关者无法参加。其次, 参加听证会的资格条件限制不规范, 导致部分利益相关者不能参加。最后, 即使利益相关者都能出席, 并做出详细的理由陈述, 然而, 其听证会的结果很有可能不予考虑, 对于听证会的结果毫无影响。

五、结语

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健的角色, 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 它也有着不小的危害。因此, 在利益集团的发展过程中, 政府必须加以引导, 确保其沿着正确的路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

[2]David B·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Alfred A.Knopf, Inc.1st ed.1951.

[3]张旺.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中的弊端[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J].1999, (2) .

[4]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5]利益集团的谋利捷径[J].科学决策月刊, 2007, (1) .

非均衡博弈与社会公共组织发展 篇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开始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多元化格局开始形成,由此我国进入了利益博弈时代。正如孙立平所说,“在一个利益分化和利益博弈的时代,任何一个具体的经济社会事物都可以成为一种利益,从中滋生出一群分享这种利益的人,并围绕这种利益进行博弈[1]。”

1 利益群体博弈所具有的非均衡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在社会科学视域内,利益群体博弈模型可以用来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组织之间的各种关系,如合作与冲突,从而为分析社会事实提供一种新的,具有很强分析力的视角。这主要得益于罗伯特·奥曼、赫伯特·迪金斯等学者的杰出贡献。奥曼的著作涉及博弈论的几乎所有领域,特别是对于博弈论的核心概念“共同知识”和“信息”的深刻洞见,提出博弈论实际上是一种“交互的决策论”的观点,即一个人的行为依赖于他的所知,然后又依赖于他知道其他行为人知道他的所知,这个交互过程直接决定了博弈行为的进行。而他提出的关于重复博弈的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中的许多现象以及纷繁复杂、充满冲突和合作现实生活[2]。赫伯特·迪金斯等学者则在计算机仿真实验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构建社会群体中合作和利他行为的演化博弈理论模型,利用强互惠的概念解释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行为[3]。正是基于这些学者的开创性的研究,加上20世纪晚期以来以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兴起,我们得以认识到组织运行和发展的动力根源于其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

从根本上说,利益博弈是市场经济和利益分化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主体多元化所造成的社会群体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前提下,社会结构必然呈现出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导致我国利益群体博弈关系的复杂性[4]。这种复杂性最显著的特征是,处于中国转型期的利益群体博弈是一种非均衡博弈。当然,这里所说的非均衡博弈与博弈论中的术语“均衡博弈”并不是相对应的概念。所谓均衡博弈,就是指在博弈过程中各参与人形成一种博弈均衡,“在一策略组合中,所有的参与者面临这样的一种情况:在对方策略确定的情况下,每一个参与者的策略都是最好的,此时没有人愿意改变自己的策略[5]。”均衡博弈因此指的是一种动态过程,强调的是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的一种相对均衡的态势。而非均衡博弈则指的是博弈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由于在所处的地位、所占有的资源等方面所具有的差异,而形成了对参与者特别是处于劣势的参与者的策略选择和博弈结果的约束。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利益群体之间的非均衡博弈具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首先是各利益群体的博弈能力严重不均等,由此导致了在博弈过程中强势利益群体对弱势利益群体的博弈优势;其次是参与博弈的各利益群体在资源、权利的占有上存在明显的不平等;最后,在非均衡博弈中,处于优势的强势群体的博弈策略对于弱势利益群体利益实现施加强势制约,而后者却无法对前者实施有效的影响[6]。

而这种情况的产生,根源于中国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在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强化,以及中国所致力于的制度变迁的进程中,社会利益分化日趋强化,社会公众被纳入不同的利益群体,并且这种利益格局是有差别的。而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利益差别,从质的方面来说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所产生的,受现行法律法规保护的合理合法的利益差别;二是违背公平竞争原则,通过各种违法手段攫取暴利而产生的既不不合理也不不合法的利益差别;三是由于某些法律法规或制度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导致的虽不违法但不合理的利益差别[7]。对利益差别的这种划分,实际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严重不均衡的利益格局形成的原因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差别必然存在,而且也是合理的。但是由于我国协调利益差别和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尚不完善,使得各利益群体利益表达能力的失衡,在自由竞争中形成的利益差别被不正常的强化。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利益群体通过强强结合等形式,得以有能力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其利益不但得到制度性的保障,而且利益在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激励下被放大。而对处于弱势的利益群体来说,由于利益诉求机制的缺乏,被进一步边缘化。这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利益格局正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累积的结果。

当前利益群体博弈的非均衡性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必然带有一定的不合理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均衡性作为差异的题中之义,在利益群体博弈过程中,具有其积极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组织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所必须。

2 非均衡博弈对于社会公共组织稳定运行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并称为现代社会三大组织系统的社会公共组织,其存在和运行的最重要基础和动力在于个体行为者行动之间因互利而相互依存,或因冲突而矛盾斗争所形成的相互影响[8]。社会公共组织是嵌入在社会这个纷繁芜杂的复杂巨系统之中的,与社会中其他要素如政府、企业乃至个人构成一种共生关系。因此,社会公共组织的运行和发展必须依赖于与其他组织或个人的互动,在当前形势下即是就各自的利益诉求展开博弈。

社会公共组织的运行和发展,必须满足基本的利益诉求,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最低的利益诉求包括合法性的获得、资源的获取以及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合法性是指社会公共组织需要获得国家制度、社会成员的认可,资源的获取是指作为非营利机构的社会公共组织需要从外界获取开展组织活动的各种资源型要素,而自主性则是指作为一个非自足的主体的社会公共组织脱离其资源提供者的控制的一种欲求。社会公共组织作为当前中国社会利益博弈格局的重要参与者,其利益诉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社会公共组织需要与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博弈。

因此,社会公共组织运行和发展实际上是其与其他利益主体进行非均衡博弈的结果。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是N人M次博弈。要描述这种博弈非常复杂,而探求这种博弈的具体过程也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本文所探讨的是非均衡博弈对社会公共组织发展的作用,因此可以将这个N人M次博弈转化成是以社会公共组织为中心的二人多次博弈结构,即依据不同的利益诉求将社会公共组织所参与的非均衡博弈分解为其与多个单独的利益主体所进行的博弈。

从博弈论的视角来考察组织,核心在于要说明博弈不仅将有助于组织的稳定运行,而且也要说明博弈将为组织的发展提供某种契机。但经典博弈论无法做到这一点,经典博弈论早期主要关注的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单次博弈,如博弈论中最广为人知的“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囚徒困境”博弈的结果是向“纳什均衡”点收敛的,对博弈各方来说,不合作是最优策略。从长远来看,这种博弈结果是不利于整体收益的增进的。在社会公共组织与其他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如果都当作是一次博弈,则双方都将采取不合作,结果是组织无法有效实现其利益诉求,从而走向衰亡。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利益群体所参与的博弈是多次博弈的,即博弈是持续进行的。

在利益博弈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博弈必须演化出某种规则,使得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博弈参与者的博弈策略都趋向一种被称为是“演化稳定策略”的方向。“演化稳定策略”的好处是使社会公共组织在面对相同的情势时都将采取在某种程度上与习俗相似的策略习惯,这种习惯,即使使得社会公共组织可能无法获得最优结果,但是由于从外界获取的资源是持续的,从而有助于社会公共组织运行的稳定。演化博弈论的观点认为,在博弈过程中只有在两个博弈参与者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才可能演化出某种“演化博弈策略”。博弈参与者的差异构成了一种不对称性,从而衍生出一种状态。一旦双方都锁入这种状态,任何一方偏离这种演化稳定均衡的参与者所得都要比原来少。而当前利益群体格局的非均衡性正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不对称局势,因此使得社会公共组织在与某一特定类型的博弈对手时都采取大致相同的策略,从而保证了组织的正常运行。以当前社会公共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的非均衡博弈为例。改革开放后,政府组织出于各种需要放宽了对社会公共组织的管制,社会公共组织有所发展,其与政府组织博弈才具有现实可能性。社会公共组织和政府组织握有不同的资源,这些资源恰好是对方所需要满足的利益诉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9]。同时由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不均衡性,导致了二者在博弈能力和策略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利益主体的政府组织是社会资源的最大占有者,其对于制度性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使得政府组织成为利益博弈中处于最有地位的参与者。而社会公共组织尽管所掌握的资源———公信力、获得资源的能力等———使得其重要性正在逐渐增加。但是短期内并不可能改变与政府组织博弈的劣势地位。这些差异导致在社会公共组织与政府组织的博弈中,政府组织的主动性和优势是倾向性的,社会公共组织只能采取消极性策略。但是,这种非均衡博弈所导致的结果却是有利于社会公共组织本身的正常运行的。政府组织作为强势的一方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存在提供合法性制度支持,而社会公共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与政府组织的博弈所采取的将始终是遵从策略,从而获得其制度合法性。

社会公共组织与其他利益博弈参与者之间有着很多先天的差异,这些差异为演化出某种稳定的均衡策略有一定作用,但是目前对于社会公共组织运行的“演化稳定策略”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由于利益格局导致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性为社会公共组织持续获得某种资源提供了保障。但是,由于目前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非预期的结果,也是在创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加以改进和调整的,必将为一种更合理的利益格局所取代。从目前的这种非均衡状态演化到另一种状态,意味着社会公共组织在与其他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演化稳定策略”将不再适用,为了保障自身的运行和发展,社会公共组织必须要在新的不均衡状态下演化出新的“演化稳定策略”,这不仅意味着博弈规则的改变,还意味着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的改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从目前的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改变,将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契机。

3 当前的非均衡态势向另一种态势的转变将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某种契机

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及其所导致的利益群体博弈的非均衡性,被视作是社会转型中的一种不正常现象。但是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非均衡性符合演化博弈论中关于“演化稳定策略”的形成中对博弈参与者需存在差异的要求,因而有助于社会公共组织在与某一特定的利益群体博弈时采取稳定的策略并持续获得某一特定资源,从而保证了组织运行的稳定。而从一种非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非均衡状态的转变有助于新的“稳定演化策略”的形成,因而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契机。

当然,以上的分析并不否认学术界对于目前存在的利益群体格局的非均衡性的消极作用的讨论,而只是从另一个角度阐发了利益格局的非均衡性对于组织运行和发展的积极功能。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特定产物,这种不健康的利益格局非均衡性必将在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为一种更合理的利益格局所取代,不过,历史地看,新的利益格局也仍应该是非均衡的。

摘要：转型期中国进入利益群体博弈时代。本文分析了利益群体博弈所具有的非均衡性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利用演化博弈论的观点讨论了这种非均衡博弈对于社会公共组织稳定运行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并指出,从当前的非均衡态势向另一种态势的转变将为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提供某种契机。

关键词：非均衡博弈,社会公共组织,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立平.博弈——断裂社会的利益冲突与和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0.

[2]郭其友、张晖萍.罗伯特·奥曼的博弈论及其经济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5,(5):75-76.

[3][美]赫伯特·迪金斯,萨缪·鲍尔斯.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一个超越经济学的经济分析[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33-45.

[4][8]杨博文.论利益群体非均衡博弈及社会公共组织的复杂性[J].系统科学学报,2007,(4):59,60.

[5][美]约翰·纳什著,张良桥,王小刚译.纳什博弈论论文集[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11-12.

[6]任娟,杨博文.试析利益群体的非均衡博弈[J].甘肃社会科学,2007,(2):56.

[7]邵艾青.辩证法视域中的利益差别与均衡博弈[J].唯实,2006,(1):3.

公共物品博弈 篇8

城市道路交通方式主要包括常规公交、城市轨道交通、出租车、私家车、摩托车、自行车、步行等方式。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以价格低廉、容量较大、线路固定、人均占用道路面积小以及环境污染小等优点成为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是提高道路使用效率,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的有效方法之一。

本文将居民的出行方式归纳为公共交通方式出行与非公共交通方式出行两类,通过出行者选择出行方式时的博弈,分析出行方式选择的演化规律,为合理居民出行方式结构、制定公交优先政策提供依据。

1 模型的建立

出行者外出选择出行方式时是否选择公交出行是一个决策问题,这与出行者的决策心理以及出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关(如小汽车出行比例的不同会导致出行者之间相互干扰程度的不同)。引入下列符号:

S表示出行者可能的出行方式策略集合,S=(s1,s2),s1表示优选公交出行方式,s2表示优选公交以外的出行方式。

E表示出行者获得的盈利,是指在既定出行方式选择下出行者的得失情况,也即在一个特定的出行方式组合下出行者获得的效用大小。出行者i出行时选择的各种出行方式组合的盈利可以用如下收益矩阵表示

式中:E(s1,s1)为出行者i出行时选择公交出行,其他出行者出行时也选择公交出行,出行者i的盈利;E(s1,s2)为出行者i出行时选择公交出行,其他出行者出行时也选择非公交方式出行,出行者i的盈利;E(s2,s1)为出行者i出行时选择非公交方式出行,其他出行者出行时选择公交出行,出行者i的盈利;E(s2,s2)为出行者i出行时非公交方式出行,其他出行者出行时也选择非公交方式出行,出行者i的盈利。

将出行在出行时间、出行舒适度、出行费用等的综合评价值看作是盈利,则出行时间少、出行舒适度高、出行费用低则盈利大,反之盈利小。令

E(s1,s1)=U,E(s1,s2)=M,E(s2,s1)=V,E(s2,s2)=N.

出行者的决策行为处于动态变化的环境中,在决策的过程中,出行者选择不同出行方式将会获得相对应的盈利,并且在每一次决策后,出行者通过不断的学习积累,了解得到对自己最有利的出行方式,并动态调整自己的出行方式选择,从而尽可能高的提高自己所能获得的效用。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后,一种决策策略采纳范围的变化将会引起出行者盈利的变化(增加或者减少),从而使出行者的出行方式选择分布适宜“优胜劣汰”的发生演化规律。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出行者群体,不是单个的出行者,假设选择公交出行方式驾驶员的比例为x;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驾驶员的比例为y,根据演化博弈论可知

式中:W(s1),W(s2)分别为策略s1和策略s2的适应度函数;珨W为平均适应度。

式(5)和式(6)分别反映了出行者出行方式选择随时间演化的过程,两式的联立得到出行者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该模型较好地体现了出行者群体选择出行方式行为的动态变化与调整过程,体现了个体行为形成集体行为的过程。

2 模型分析

由于x是选择公交出行方式的驾驶员的比例,y是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的驾驶员的比例,因此,x+y=1,只要对x进行分析即可。由于M、N分别是在其他出行者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而出行者i选择公交出行方式和非公交出行方式的盈利,因此,近似认为M=N,则式(5)可以化简为

6)(7)式中x∈[0,1],依据上式可得该微分方程的解集。如图1所示,对于不同的U、V进行分析。

2.1 U>V

此种情况表示出行者选择公交出行方式比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的盈利多。图1中所示曲线,分别对应于U=1.1V、U=1.3V以及U=1.5V时的情况,可以发现,如果选择公交出行方式能使出行者获得比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更多的盈利时,选择公交出行方式的出行者比例会趋于100%,并且如果选择公交出行方式的盈利越多,比例趋向于100%的速度就越快。

2.2 U=V

此种情况表示出行者选择公交出行方式与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的盈利相等。此时6)x=0,因此,出行者是否选择公交出行方式只与初始条件有关。

2.3 U<V

此种情况表示出行者选择公交出行方式比选择非公交出行方式的盈利少。选择公交出行方式的出行者比例会渐渐趋于0,此时交通系统的整体运营效益会下降,道路拥挤加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出行者选择出行方式的过程是动态变化的,在短时间内选择的出行方式是比较固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不断积累,在更加了解各种出行方式总体情况下,会不断修正自己的出行策略,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效用。如果选择公交出行方式而使出行者的盈利变少,就会影响出行者公交出行方式的信赖,在导致单个出行者出行方式改变的情况下,出行者群体的出行方式将演化为一种不良的宏观结构。因此,如何提高公交出行方式的服务,将关系到交通出行方式的健康发展。演化稳定状态有趋于好的状态发展,也有趋于不良状态发展,由于系统内部个体的数量较大,并且行为方式比较复杂,使得很难对个体的行为进行直接的控制,因此,需要研究系统演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通过对这些关键因素的调节,提高公交出行方式的服务,进而达到促使交通出行方式健康发展的目的。

3 结束语

本文根据出行者对于出行时决策选择出行方式心理,借助演化博弈论建立了出行者的公交出行方式选择演化模型,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出行者选择公交出行方式的演化规律,对相关交通控制策略的制定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摘要：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方式或者其他出行方式对于出行者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行者依据所获得的信息修正自己的行为策略。应用演化博弈论对出行者的出行方式选择进行分析,建立出行方式选择的演化模型,分析该模型并提出改善交通出行方式结构的策略。

关键词：出行方式选择,博弈,演化,交通出行结构

参考文献

[1]李玲,李军.综合成本下城市公交出行方式与线路选择[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1,33(6):68-84.

[2]于胜武.基于居民出行方式选择的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8.

[3]周雪梅,张显尊.基于交通方式选择的公交出行需求预测[J].同济大学学报,2007,35(12):1627-1631.

[4]贲金锋.市场行为的进化和控制——一个出租车市场的例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8,18(7):30-36.

[5]Hofbbauer J,Sjgmund K.Evolutionary games and popu-lation dynamic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6]John Maynard Smith.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J].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7]孙会君,四兵锋,吴建军.城市交通中两种出行方式比例分配问题研究[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08,8(4):77-82.

公共物品博弈 篇9

关键词：优化设计,博弈理念,博弈关系,城市公共设施设计

城市公共设施项目的完成需要运用较长时间, 从设计单位设计以及施工方建造到投入使用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同时各工程项目之间存在繁杂的关联而相互影响, 项目一旦竣工, 一定时间内将保持不变。倘若在项目竣工投入使用时才觉察其设计功能的缺陷, 那么后期针对该项目而进行的改建、修复等行为虽能提高其功能, 但也将造成建设成本的提高。当今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多从项目的经济、管理等方面考虑, 很少考虑不同用户之间的交互作用。城市公共设施的真实使用个体有着明显的博弈特征, 使用方通常有着不同的决策目标与类型, 且不同的使用个体有自身的行为偏好与利益目标, 这些决策因素使得使用者的决策行为相互影响, 因此会有不同的博弈状态。

1 博弈论

1.1 定义

博弈论又叫对策论, 英文为“Game Theory”。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指局戏和围棋这两种娱乐竞技游戏, 另一种解释为赌博。日常理解中的博弈, 字典中解释是竞争者根据一系列的规则相互出招一场竞争。百度的解释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 是运筹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主要是针对具有竞争性质的现象而研究的一种数学理论及方式。通过思考游戏中的人的预测与现实行为且进一步去研究其优化的策略。本论文所涉及的博弈论则与后者相似, 即解释和理解人们在实际行动中会采取的行为, 预测人们在某种特定情况下将如何行动, 以及指导人们在特定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在博弈中, 竞争或竞争各方各有不同的目标和利益, 各方必须考虑各种可能的行动计划, 并试图选择最有利或最合理的解决方案。

1.2 相关文献研究

博弈论作为一门学科被成功地运用于在经济管理等各个不同领域, 与此同时也被广泛运用到到工程领域。Chiu CP与Lai SK[1]对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和城市居住环境的关系展开了研究, 在前人已有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了计算机模拟分析方法, 且对设施的选址问题进行了实际论证分析。论证结果表明了“针锋相对”的策略比他策略更加有效;D.Ary A.Samsura、Erwin van der Krabben和A.M.A.van Deemen[2]研究的土地与房地产开发问题表明博弈理论在确定土地和房地产开发项目中能有效地地界定相关关键性的策略决策。且通过案例分析, 同时也指出了博弈分析中存在的局限性。尽管博弈分析存在局限, 但是在空间规划方面, 博弈理论建模方法仍然是有效的决策工具。

博弈理念应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已有研究成果, 出现在城市交通方面比较多。如Rolf Kunneke和John Groenewegen等研究城市交通系统的出行者与私家车司机间的交互博弈行为[3];Bell与M.G.H.[4]以及这两人与Cassir[5]创建的来衡量交通网络可靠性标准的两人非合作博弈。Zhou et al.创建了一个二交通收费博弈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 该模型中交通运营商和乘客间存在博弈行为, 交通运营方是在斯坦科博格形式中的决策先导, 通过改变出行方式来实现乘客对运营者的决策反应。从而运输运营者能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来改变乘客的效用水平, 最终实现自身竞争优势。

这说明, 现有的博弈理论已有运用在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中。但该理论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项目的选址、融资、经济、管理和社会环境因素对城市公共设施的可持续影响以及城市公共设施的修复与更新。然而, 这些研究很少考虑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阶段。

2 我国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的博弈关系分析

根据博弈分析, 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涉及的利益关系主要有三方, 分别为政府、设计方和潜在的使用者。本文讨论的博弈关系主要从设计方展开, 因此包含了两个博弈关系, 即政府与设计方之间的博弈关系、设计方与使用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2.1 设计方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

设计单位与政府在整个博弈过程中可分为两部分, 即前期的竞标阶段和政府监督审查阶段。

2.1.1 前期的竞标阶段。

在此阶段, 政府通过前期调研, 确定基地用途, 估算项目所需的经费后面向社会招标项目设计单位, 并要求设计单位给出可行方案及给出设计预算。设计单位通过对基地的调研和设计进行竞标并取得经营权。此博弈的过程中, 双方信息对称, 因此我们可以用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理论来分析第一阶段的设计单位与政府的博弈问题。此博弈的关键是设计单位所提交的信息是否属实, 其将影响政府选择较优的设计单位。因此政府与竞标设计单位在前期竞标阶段的博弈关系图如图1所示:

2.1.2 政府监督审查阶段

竞标成功的设计单位获得进一步设计资格后, 政府对设计单位的设计进度和质量进行定期的考核, 通过考核结果决定对设计单位给出修改意见或者进一步深化设计的策略行为。在此策略之前, 政府通过将项目第一轮设计与第二轮进行比较, 查看是否已解决第一轮出现的设计问题和指导意见。经过考核, 对设计单位所提供的设计成果进行评价。若政府审查评委给出清楚明朗的指导意见, 则设计单位能很好的理解并有效率的解决问题并完成设计;反之, 则对设计单位理解产生误解甚至走向错的设计思路, 导致设计单位反复修改方案且不一定能按时完成设计。在此阶段, 政府重点是给出合理的指导意见能促进设计单位有效率的甚至更好的深入设计, 因此政府与设计单位的在监督审查阶段的博弈关系图如图2所示:

2.2 设计师与使用者之间的博弈关系

设计单位在取得投标胜利后,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修改和深化设计且施工后进行运营。设计并施工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必然会让出行者产生出行选择。因此, 设计师与使用者之间的博弈为:设计成果投入使用, 使用者对其设计的功能各方面进行感性判断, 并进行效用分析, 若出行者对该服务设施方满意度较高, 则会选择去往之处, 反之则会选择其他出行地点, 其中出行目的地主要是指文化设施、体育设施等学习娱乐设施。另外, 出行者在初次体验过城市新建公共设施后之后, 对新建设施进行评价并对该处今后是否到往已有定论, 使用者的使用感受是可以看作设计师的设计成果是否成功检验标准之一。

设计师在对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时需要从人、城市环境和公共空间三者的关系出发, 对这三者构成的环境与活动场所采取系统研究, 以便进行恰当的设计和安排, 使公共设施符合人的行为和活动需求, 并与周围环境构成协调的关系, 以有利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流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发展。因此, 在考虑方案以及设计过程中, 设计师应遵循的基本信条是使用方便、结构合理、材料适宜、技术精良和形式美观[6]。

因此, 该博弈关系的重点是设计师在进行设计阶段是否考虑周全设计要素各方面, 使城市公共设施既能满足使用功能, 又能达到美观等功能。设计师与使用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如图3所示:

3 基于博弈论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分析框架

从博弈的角度看, 一旦确定了城市公共设施项目的环境和性质, 确定了不同策略下出行者的支付函数, 确定出行者的行为选择就能看成是在既定的框架下的博弈问题。倘若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阶段就可以照顾到涉及的相关使用者的博弈行为, 那么就能采用博弈理论中“前向展望, 后向推理”的思维逻辑策略, 分析城市公共设施的设计, 不可置疑的能较大程度地提升城市设施功能, 切实做到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

若从城市公共设施设计角度出发, 充分考虑相关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的博弈行为。充分考虑到项目一旦建成并投入运营, 相关使用人群只能在给定的城市公共设施下, 按照各自的利益诉求, 达到博弈的均衡状态。城市公共设施的功能性质在博弈均衡状况中可当作是涉及相关使用方的博弈行为的变化因素。如果功能属性不合理, 使用者的博弈均衡将处于低效率, 那么就表明城市公共设施项目设计不合理。然而, 城市公共设施项目通常会消耗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资源, 且施工时间较长, 如果项目可以在设计前期就采用模型分析和系统仿真的方式, 考虑公共设施使用者的博弈特征, 那么无疑会减少巨大的浪费, 提高城市建设的效率和科学性。因此, 在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前“前向展望”的理念运用对后期使用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同时在此基础上要结合“后向推理”的逻辑 (图4) 。对相关使用人群行为的博弈分析和模拟, 如果博弈均衡结果处在低效率的状态, 那么需重新调整公共设施设计方案的属性, 在能达到的技术、资金预算和相关法规限制的前提下, 确定项目参数的指标值的优化以达到优化设计的目的, 使城市公共设施项目功能最优化。

4 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加深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不断加快, 需要对城市的公共设施功能不断完善。采用博弈理论, 从设计角度分析项目设计阶段存在的博弈关系, 运用“前向展望, 后向推理”博弈分析的方法, 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博弈行为, 避免以往出现的工程本身质量合格而城市公共设施功能效率低下的情况屡次出现。将博弈论运用到城市公共设施设计中, 权衡利弊且考虑周全, 节省了以往后期因设计功能的不合理需要改建、修复所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节约成本的同时也更好地实现了城市公共设施设计的优化, 使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功能达到最大化。由此可见, 采用博弈论实现对城市公共设施设计具有显著的特征和作用, 可以提高城市建设的科学性, 促进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1]Chiu CP, Lai SK.An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of negotiation strategies of siting NIMBY facilities[J].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Planning&Design.2009, 36:6

[2]D.Ary A.Samsura, Erwin van der Krabben, A.M.A.van Deemen.A game theory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land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processes[J].Land Use Policy.2010, 27:564-578

[3]Rolf Kunneke, John Groenewegen, Claude Menard.Aligning modes of organization with technology:Critical transactions in the reform of infrastructure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2010, 75:494-500

[4]Bell, M.G.H..A game theory approach to measuringthe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of transport networks[J].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 2000, 34 (6) :533-545

[5]Bell, M.G.H., Cassir, C..Risk-averse equilibriumtraffic assignment:an application of game theory[J].Transport Research.2002 (Part B) , 2002, 36 (8) :671-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