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机理（精选九篇）
生态机理 篇1
1实施生态认证制度的必要性
生态认证源于公众对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他们希望在获得产品需求满足的同时,不要对资源和环境造成过大损失,因此愿意承担环境溢价来达到生态补偿和环境保护的作用。但产品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消费者很难清楚地知道他们所使用的产品是否来源于环保投入较多、可持续发展理念较强的公司。
为了购买到适当的产品,消费者需要在购买前进行频繁的信息搜索,这样将产生很高的搜索成本( 即信息成本) ,进而增大最终的购买成本,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效率。同时,在有限理性的情况下,消费者不可能具备了解所有商品的知识和能力。尤其在社会物质产品日益丰富的情况下,商品种类日益增多,对产品质量的判断不能仅凭直观的感觉,很多看起来很好的商品质量反而很差,因此需要很多专门检测手段来检验商品的质量。为了准确方便地甄别商品,消费者会要求生产者提供商品的内部相关信息,但即使生产者向消费者提供了相关产品信息,消费者仍难以判断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为了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效率,就必须缓解信息不对称现象,建立使消费者易于获取信息的信号传递机制是实现的方式之一。由于消费者的有限知识和有限成本,信息获取和信息传递的效率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购买决策和购买行为的实现。因此,消费者需要寻求的是一种权威可信的“信号”来指导其购买行动。生态认证作为来自于第三方的信号,不仅具有一定客观性和独立性,还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成为产品质量甄别的重要手段。生态认证之所以要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生态认证结果的公正性和透明性,给消费者一个公平可靠的评价结果,提供必要的“购买信号”,减少消费者寻找适当产品的搜索成本,有效节约时间和精力。因此,生态认证也被视为提供了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通过对生态信号的显示和甄别,向消费者有效地传递产品质量的相关信息。
近年来,西方环境敏感性国家要求进口的产品一定是经过生态认证的产品,形成了绿色贸易壁垒,外贸型的企业要获得国际市场准入资格,必须申请生态认证才能进入国际市场。因此,生态认证也可看作是打破绿色贸易壁垒、增强企业经营水平、提升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的有效工具。
2生态认证信号传递机理与均衡分析
生态认证信号传递是指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 企业方) 采取生态认证行动,向信息劣势方( 消费者) 发送相关信号,用以回避逆向选择,改进产品在市场上的认知和运行状况。信号传递的模型由经济学家迈克尔 ·斯宾塞第一个提出,本质上是一个动态的不完全信息对策[2]。需要注意的是,信号传递是有成本的。正是因为需要传递信号的行为人在可能的信号传递之中发生的成本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保证了信号传递的有效性。
从实践视角看,生态认证信号可帮助显示企业的经营水平状态。由于生态认证是通过企业自愿参与认证,努力达到认证标准,最终获得合格证书和标签的过程,目的是保护生态平衡,促进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认证的实施过程中,为了达到认证标准,企业必须不断地改善和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即表现出实施生态认证的成本与其经营水平呈反向变化的特征。 因此,经营水平较高的企业通过生态认证的成本要低于经营水平低的企业; 反之,经营水平较低的企业通过生态认证的成本要高于经营水平低的企业。即生态认证作为一种基本信号工具,把企业视为信号的发送方, 把消费者或顾客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作为信号的接收方,纠正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防止市场失灵或市场运行的低效率对企业经营过程造成的伤害[3]。因此,通过生态认证制度,可将不同的企业区别开来,形成一种市场信号显示,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达到对生态认证信号的有效甄别。
从理论视角看,生态认证信号的传递,帮助甄别市场交易中没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为减弱非对称信息对自己的不利影响,能顺利区别出不同类型的交易对象。 罗思切尔德和斯蒂格利茨[4]在进一步发展了阿克洛夫、斯宾塞的研究成果后,认为通过一定的合同安排, 缺乏信息的一方可将另一方的真实信息甄别出来,实现有效率的市场均衡。罗思切尔德的研究发现,在信号传递模型中存在非均衡路径,非均衡路径上的后验概率具有任意性,从而对不同的后验概率会出现不同的均衡,结果只存在唯一的分离均衡。
为了更容易理解生态认证信号传递机制,本文假设市场上只有两类企业: 经营水平高的企业 θ = 2和经营水平低的企业 θ = 1。企业类型只有企业知道,消费者不知道。经营水平高的企业所占比率为a∈[0,1], 则经营水平低的企业的比率为1 - a。企业可选择不同层次的认证体系,用s∈[0,]表示。生态认证的成本与认证企业的经营水平和申请的认证层次有关,用C( s) 表示,当企业不进行认证时,C( s) = 0。通过生态认证并能被识别的产品可获得的价格支付为p( s) 。企业的预期产出函数为:
假设企业的效用函数U( p,s) = U( P - βθC( s) ) , 这里U( p,s) 关于价格p是严格递增的,关于认证层次和成本s是严格递减的[5]。其中,βθ分别为 β1、β2,表示经营水平低的企业和经营水平高的企业申请不同等级的认证而付出成本增长的斜率。令 β1> β2,即假设经营水平低的企业的认证成本要高于经营水平高的企业,这一假设意味着在几何图形中,经营水平低的企业的无差异曲线处陡于经营水平高的企业的无差异曲线 ( 图1) ,就会导致前者的边际替代率小于后者,即MRScp1< MRScp2。
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企业知道自己的类型,为了获得更高的效用,可选择申请生态认证的形式向消费者传递经营良好的信号,消费者根据观察到的信号来修正自己关于企业类型的“信念”( 即主观概率) ,并由此决定自己的购买行为,从而达到精炼 贝叶斯均 衡[6]。假定企业属于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先验概率相等,令μ( s) = μ( θ = 1 | s) 为当观察到企业选择认证层次为s时,利益相关者认为企业属于低经营水平的后验概率,则1 - μ( s) 为属于高经营水平的后验概率。 那么,在不完全对称信息情况下,精炼贝叶斯均衡可界定为: 存在一个预期的产品支付函数p( s) 、一个生态认证标准体系s*( θ) 和一个后验概率 μ( s) ,使( P1) 给定P( s) ,S*最大化Uθ( P( s) ,s) ; ( P2) P( s*) = u ( s*) s1*+ ( 1 - μ ( s*) ) s2*; ( B) μ( s) 与贝叶斯法则相一致。
在信号传递机制下的利益相关者“信念”表面,当s≥ s*时,认为产品的生产企业是高水平企业; 而当s < s*时,则产品的生产企业为低水平企业。这种“信念”决定其购买决策和支付意愿,支付函数为:
在消费者反应函数既定的条件下,企业的生态认证的决策目标为追求其效用的最大化,在不考虑企业的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企业选择生态认证时,要满足条件,U( P2- βθC ( s ) ) - U ( P1) ≥0,可得出式中,U( P1) 表示不进行认证时的效用; 相反,若满足条件U( P2- βθC ( s) ) - U ( P1) ≤0时,即时,则选择不 认证。即是企业是否选择生态认证的临界点。由于β1> β2,且C( s) 为单调递增函数,所以当s≥s*时,消费者认为企业为低经营水平的后验概率 μ( s) = 0,即认为所有的企业都是经营水平高的企业; 当企业提高认证层次及标准时,会导致成本C增加,但信息的不对称使消费者无法做出更细致的区分,因此对所有s≥s*的认证企业,支付不变都是P = P2,理性的企 业只会选 择的认证水平; 当时,即时,认证成本较低,高水平企业和低水平企业都将选择申请认证。不过,低水平企业虽然会付出较高代价以达到认证标准,但通过认证后由于禀赋原因,经营水平无法真正提升,对环境的破坏仍然严重,这时的认证信号机制就失去作用,市场失灵现象无法改善; 而在区间内,两类企业会做出理性的选择,经营水平较高的企业会选择为最优分离均衡点,因为该点明显地将其与低水平企业区分,而低水平的企业会选择作为分离均衡点,因为这时的认证成本最低,效用最大。因此,在该区间内信号传递机制生效,产品市场效率得到改善。同时在该区间内, 对不同的产品价格函数存在多个分离均衡,但在综合考虑了消费者的购买效用和企业的效用,在不对称信息下,两者博弈的结果可得到唯一的均衡点。
用V( s) 代表消费者购买认证产品和非认证产品获得的效用,则效用函数表示为:那么两类企业在分离均衡区的博弈矩阵分别为表1和表2。由于在均衡区域内,,可判断消费者和经营水平低的企业的博弈均衡策略为( 购买,不认证) ,消费者和经营水平高的企业的博弈均衡策略为( 购买, 认证) 。
可以看出,虽然在分离均衡区域即内,存在无数个分离均衡,但如果消费者和经营水平高的企业能 意识到这 样一种情 况,即只要满 足这个条件,经营水平低的企业就不会申请生态认证,这时的分离均衡可进一步精炼成唯一的分离均衡[7]。即经营水平高的企业进行生态认证, 而经营水平低的企业则选择不认证,产品市场的信号将进一步明确化。
通过以上讨论说明,生态认证作为第三方认证制度,实质上是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判断企业是否经营良好的信号,使消费者能根据观察到的信号对其行为进行修正,从而做出理性的购买决策。对生产者,因为生态认证的信号传递作用,他愿意投资生态认证,使自己区别于经营水平较低的生产者。
3结论与建议
生态认证作为一种生态保护的市场制度,其价值在于通过认证标签传递了一种信号,将产品的来源和质量予以区分,帮助消费者降低信息成本,将生产者与竞争对手区分出来,减少了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本文在明确生态认证必要性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生态认证的信号传递机制,揭示出生态认证信号的显示机制和甄别机制融合特征。其中,信号显示机制反映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水平高低,而信号甄别机制说明在分离均衡存在的情况下,将不同产品或厂商有效区别的内在原理和过程。
生态认证信号传递机制的揭示,有利于相关企业实施生态认证制度,进而有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然而,若要生态认证制度的信号传递机制能正常发挥作用,提升信号传递机制的效率,保证信息的权威和真实,就需要公平性和可信性框架的有效支撑。
从公平性视角看,需要加强对生态认证市场公平性的监督和规范,保证实施生态认证的企业应获得的利益和享受的成果。如企业与认证机构联合欺诈,将虚假的生态认证信息传递给消费者,将误导公众,继而彻底摧毁消费者对生态认证制度的信赖。从某种程度上,这将是对主动自愿实施生态认证企业的最大不公平。对生态认证市场的监督和规范,可从三个层面来做: 一是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要严格审核认证机构的认证资格,谨慎审批; 建立日常监管机制,加强对认证机构的监管; 同时,制定奖惩措施,根据生态认证产生的外部影响进行奖惩,提高认证机构,审核人员违法违规的成本,降低其违规动机。二是国家相关部门承担相应的监管职能,包括定期和不定期地监督、 管理认证机构的工作质量和规范认证产品的流通市场。三是生态认证的利益相关方加强对认证的过程、 产品的流通过程,以及产品市场的交易进行监督。
从可信性视角看,需要加强现有生态认证制度的体系标准、审核过程,保证实施生态认证的企业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首先,健全生态认证标准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要不断参与国际认证活动,按照国际化标准修订生态认证标准,使我国的认证体系能与国际接轨,并被认可。生态认证只是一种市场机制,遵循自愿原则,在市场失灵或环保意识不强的情况下,市场很难发挥作用,这时就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引导和约束生态认证行为,保证生态认证作用的发挥。其次,加强对生态认证相关利益主体的审核过程。生态认证审核过程主要是对相关利益主体,包括认可授权机构、认证机构、审核人员,进行执行认可制度的情况、 从业人员的工作情况、从事认可活动的情况等自我清查; 或由认监委对认可机构的报告做出评价,向相关人员了解情况等方式,对认可授权机构进行监督。认监委对认证机构的监督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认监委直接抽查; 第二层是地方质量技术部门的监督; 第三层是来自认可机构的监督[8]。审核人员是直接从事有关认证的工作人员,审核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是其工作质量和信誉的保证,对审核人员的监管要从两个方面进行: 一是加强对审核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包括对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的培训,提高审核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诚信意识、创新意识,对其进行严格的专业评定、聘用和考核,提高他们的使命感和奋斗意识; 二是建立监督反馈机制。严格审核人员的纪律,加强社会各界的监督力度,通过定期收集社会各界反馈的信息,提升审核人员的素质和业务能力,保证认证工作的质量。
生态工业园区的构成机理和推进机制 篇2
生态工业园区的构成机理和推进机制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生态工业园区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全面分析,提出在生态产业园区领域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生态产业园区的组成要素和原则以及可行性分析理论和方法、管理措施和保障机制等重点难点问题,并提出了今后研究内容方面的建议.
作 者：崔铁宁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100022,南开大学,天津,300071 刊 名：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英文刊名：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年，卷(期)：2008 “”(3) 分类号：X21 关键词：生态产业园区 构成机理 推进机制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 篇3
摘要：文章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解释了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要素形成离心力和向心力，两者相互作用、循环积累，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空间经济学其他原理也能对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均衡点选择以及临界值等问题做出解释。因此，改变离心力和向心力可以改变生态环境被破坏的速度，合理利用外部环境的冲击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应该改变人们对生态破坏的预期，转变“重经济、轻环境”的观念。
关键词：空间经济学；经济增长；生态环境
一、 经济增长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
从工业革命至今，全球经济一直处于高增长的状态，经济增长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提高了技术水平，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我国为例，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 300万元，按照改革开放后的增长速度及不变的人民币汇率计算，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GDP将会达到12 000美元（蔡昉，2013）；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资源消耗等问题愈发严重。根据2011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3年～2010年，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年增长率平均为14.9%，废水排放量增长率为4.3%；从图1可见，1990年以来，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石油及其他液体燃料消耗大幅度上升，如果继续以此速度消耗能源，到2035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液态能源消耗国。面对这种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趋势，社会各界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原因展开了激烈讨论，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但也有少部分学者对此持有乐观态度，认为当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后，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改善。
早在200年前，马尔萨斯就认为，人口增长如果不受控制，将会以几何级数增长，但是土地的收益是逐渐递减的，生活资料最多以算术级数增长，最后会引发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经济持续增长 （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2007）。二十世纪后期，人们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一步进行了讨论，最为著名的是罗马俱乐部，其代表人物Meadows在1971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他认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粮食、污染、资源这三个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增长是有极限的，应该采取零增长的策略（张云飞，1989）。丁任重（2005）认为，生态系统本身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外部干扰因素会引起生态系统的变化，但是系统经过自我调节后又会恢复原状，若是外部干扰过于强烈，破坏了生态系统，那么系统会发生失衡现象，工业化严重破坏了环境的修复功能，导致环境恶化。
但是，也有学者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持乐观态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Grossman和Krueger，他们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程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随着经济的增长会出现先恶化后改良的趋势，及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
钟茂初（2005）对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了质疑，认为由于污染可以转移，这一原因将造成Grossman和Krueger实证得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根本就不会出现，同时环境污染的形式非单一，以“森林覆盖率”作为环境质量的指标欠妥。
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活动是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所以控制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对减轻生态环境破坏起到一定的作用。然而大部分学者是从某个方面（土地、粮食、资源等）出发解释经济增长为什么会造成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系统性的分析促进经济增长的不同因素如何影响生态环境。部分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然而数据的选取一般是针对部分国家，很少从全球角度出发，因此缺乏长期、全面的分析。
空间经济学综合了区域科学、国际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用来研究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并可以从比较开阔的视角研究区域收敛和非均衡发展问题。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就处于一种非均衡发展的状态，从两者之间关系来看，经济越来越发达，而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从空间角度看，发达国家生态环境有所改善，而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因此，利用空间经济学的某些原理，可以比较全面的解释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本文将从空间经济学的集聚原理出发，总结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阐明这些因素如何相互影响、循环积累进而影响到生态环境，试图利用这种影响机制，调节这些因素的增长速度，进而提出一些对生态环境有益的建议。
二、 用空间经济学相关原理解释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各国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在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控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也成为了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下面将通过空间经济学相关原理分析上述因素通过何种方式共同作用以确定均衡状态，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是如何决定的。
1. 即使外部力量不发挥作用，内部力量也会使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达到一种均衡。空间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活动受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同作用而在某区域聚集与扩散过程中，向心力与离心力会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而减弱，但离心力减弱的会比较快（安虎森和蒋涛，2006）。同理，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自然资源和生态容量的有限性是最主要的成本，随着自然资源的逐渐减少和生态容量的逐渐饱和，资源的成本逐渐上升，这时，经济增长的离心力增加的会比较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会减缓。具体而言，当自然资源较为充裕、生态容量未达到饱和时，资源的成本较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因素会发挥巨大作用，经济得以快速增长，同时带来的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速度上升。现在，自然资源已经大量减少，资源成本越来越高，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损失越来越大，这时资源匮乏、环境管制等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会发挥其作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因素归根到底都要依靠自然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随着自然资源减少速度加快，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逐渐下降；随着经济规模扩大，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会越来越严重，这时阻碍经济增长的力量会发挥主导作用。当两种力量达到平衡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将固定下来，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也将达到一种均衡。
2. 各种力量的相互联系及积累决定了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梁琦和刘厚俊（2002）对空间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可以说明区域经济的演化。生态环境问题也是各种因素循环积累的结果。生态环境的离心力包括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同时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速度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产业结构变迁、自由贸易、公共政策等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使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速度加快。除了直接影响外，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各因素循环积累对生态环境破坏速度产生影响。具体而言，技术进步还会通过提高工业比重等方式使得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剧；人力资本还会挤出生态资本的投入，并加快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速度，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会提高技术水平，但是也会通过污染转移的方式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自由贸易也会通过污染转移的方式破坏落后地区的生态环境；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公共政策主要用于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些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可能通过提高工业比重、污染转移等途径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同理，对生态环境有利的因素也会循环积累，并与离心力相互作用，使得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或高或低。
3. 如同空间经济学中的区位粘性一样，经济增长有一种“路径依赖”。Douglass（1990）发现在空间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活动具有一种区位粘性，这是路径依赖的结果（Anas et al.，1996）。经济增长方式也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诺斯认为，经济和政治制度一旦走上了某条道路，它会沿着既定的道路发展下去，借助外部力量才可以扭转这种路径依赖（吴敬琏，1995）。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其粗放的发展模式也带来很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但是，由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既定模式，所以对其形成了“路径依赖”。内部力量很难改变这种状态，只有遭受到突然的经济危机、环境恶化导致疾病等事件时，这种“路径依赖”才可能有所减缓甚至结束，这时，抓住时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缓经济速度，生态环境也会有所改善。
4. 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态度对生态环境具有很大影响。当存在多重均衡时，现实经济会做出选择，这时，历史、人们预期、偶然事件等会起到重要作用（Dixit， A.K. & Stiglitz，J.E，1977）。安虎森、蒋涛（2006）认为在一般情况下，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存在多重长期稳定的均衡，进而出现不同产业分布相互叠加的情况，当人们预期发生变化时，经济系统会发生变化。同理，人们会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有诸多预期，当预期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对自己影响不大时，人们将会热衷于经济增长带来的各种福利，而不会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只有大部分人预期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对自身将会产生影响时，人们才会减缓经济增长步伐，转向保护生态环境。
5. 在某些临界状态下，人们对环境管制的态度将会发生变化。Krugman（1991）在阐述运输成本和企业关系时认为，当运输成本较低或太高时，企业的生产和区位关系不大，只有当运输成本处于某个临界点时，运输成本的变动才会导致产业区位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为追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福利，普遍降低环境管制标准来吸引高利润企业，部分高污染企业在这些地区或国家落户。如果逐渐加强环境管制，短期内或许对污染转移影响不大，但是当到达某一临界点时，污染企业将会对此有较大反应，要么撤出，要么通过提高环保技术等方式减少污染，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善起重要作用，进而改善全球生态环境。
三、 结论与启示
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各种因素循环积累如何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内部力量如何使得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破坏达到一种均衡；其次，本文认为如同空间经济学中的区位粘性，经济增长有一种“路径依赖”，人们的观念如何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最后，在某些临界状态下，人们对环境管制的态度会发生变化。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内部力量虽然可以使得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破坏达到一种均衡，但是我们仍然要对资源开发和利用加以控制，争取以合理的速度发展经济，较少地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最直接的方式是提高自然资源的成本，使得人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争取在达到均衡状态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尽量低。
2. 与罗马俱乐部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人类可以合理利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因素，改变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争取对生态环境较少形成不利影响：（1）当经济规模超过生态承载力时，可以通过控制促进经济增长因素的增长速度或开发速度等方式让均衡经济规模变小，直到生态承载力之内。（2）控制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和规模最直接的方式是公共政策，如果公共支出减少用于公共投资的比重，经济增长速度势必将会减小，对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也会降低；用于提高环保技术的人力资本比重的提高也会降低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加大环境管制力度也可以降低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也可以直接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3. 改变人们对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预期，让人们意识到短期内自己也会付出代价，经济增长的重要程度将会有所下降。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继续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政府、企业、居民以及环保团体之间要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宣传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严重后果；提高对高污染行业的税收，专门设置环保基金，以补偿当代人对后代环境的破坏，让当代人同后代人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和环境破坏的风险。
4. 合理利用经济危机等外部冲击的机遇。经济危机等突发事件虽然导致经济受到冲击，但是也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因为经济危机能够淘汰掉一部分生产技术落后的企业，并可能对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构成威胁。这时国家可以抓住机会，宣传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使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理念在群众中得到普及。引导企业合理利用资源、引进先进环保的生产方法，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绿色、环保的增长模式。
5. 环境管制与生态环境保护。环境管制通常在短期内收效甚微，甚至没有效果，这时要考虑到临界状态。应该继续稳步提高环境管制标准，并适当的减少对高污染型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减少高污染行业的转移；同时，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环保技术，促进本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加强联系，共同加强环境管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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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机制、评价方法与政策工具研究”（项目号：13&ZD158）。
作者简介：张彩云（1987-），汉族，山东省潍坊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研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田荣华（1986-），汉族，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经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
生态机理 篇4
一、生态产业链的内涵与本质
目前对于生态产业链 (Eco-industrial Chain, EIC) 的内涵与本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尹琦与肖正扬 (2002) 认为“EIC一般是指, 依据生态学的原理, 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为宗旨, 为提高资源基本生产率和根据社会需要为主体, 对两种以上产业的链接所进行的设计 (或改造) 并开创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系统的系统创新活动。”这一定义的着力点在于系统创新。
王兆华 (2002) 则从资源循环的角度对EIC进行了界定, 他认为“EIC是指某一区域范围内的企业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以资源 (原料、副产品、信息、资金、人才) 为纽带形成的具有产业衔接关系的企业联盟, 实现资源在区域范围内的循环流动。”
其实, 我们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定义EIC, 关键要体现EIC的基本内涵, 首先, “链”的思想。EIC不是由单一企业而是由关联企业构成的“链”, 由上下游“链”上不同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等分工不同的企业构成的一个“食物链”, 它们发挥着协同效应;其次是“循环”机制。EIC与传统产业链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依据生态学原理建立的, 传统产业链是“资源—产品—废物”单向线性运行方式, 而EIC变成了“资源—产品—再循环”, 增加了“循环”反馈机制, 目的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以及减少废弃物排放从而提高生态效率。因而EIC虽然是一个闭环型循环系统, 但它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而是一个不断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的开放的耗散系统。
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EIC是指在EIP的关联企业, 依据生态共生原理, 以实现经济与生态双赢为目的, 以工业代谢的副产物为纽带, 从而使生产者-消费者-消解者构成具有积聚效应的产业网络组织。EIC是社会生产市场化、规模化、可持续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也是工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作用的结果。EIC使各自为战的分散社会生产聚集成结构合理、搭配适当、组织协调、发展平衡的产业共同体, 对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与传统的线型经济相比较, EIC具有非常明显的自身优势。EIC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不能只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后果是环境恶化、资源匮乏, 这样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建立多级交叉, 能源与资源可以梯级利用的网状EIC, 可以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恶化的矛盾, 实现人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EIC是一种产业组织的创新, 这种创新的实质是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达到企业目标和责任的全程式管理, 也可以对新的具体资源进行有效整合, 并对目标制定等方面进行细节管理。通过构建EIC来组织生产, 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它使得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和高效的利用, 进一步优化了资源的配置, 促进了产业园区的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
二、EIC促进EIP发展的机理模型分析
EIC能否有效地建立并发挥作用, 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有效的内在运行机制。我们可以从EIC上下游企业合作积聚的角度来分析它对促进EIP区发展的机理模型。产业集聚使企业更有利于取用资源而节约成本, 共享的基础设施和辅助性服务, 还能使企业更容易分享到技术溢出效应所带来的好处。正是由于产业积聚的这些特征, 使得EIC对EIP的成长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EIC对EIP区发展的推动作用。
1. EIC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对EIP成长的促进作用
EIC上的企业是通过互相利用副产物而关联在一起的。EIC上的每个单元连接起来的纽带就是副产物。各企业单元通过吸收上游企业废弃物为自己的生产原料, 再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供应给下游的企业为原料链接在一起的。它的核心就是要仿照自然生态系统那样来规划生产活动, 通过企业之间的耦合来达到物质与能量的梯级循环利用。
EIC的下游企业以上游企业的副产物作为自己的原材料, 这种EIC带来的产业集聚使其原料获得的空间距离是非常短的, 大大缩减了原材料的运输费用, 并且这种近距离的运输, 让原材料在运输途中的损耗降到最低, 并且免去了运输途中担心原材料发生意外而产生的保险费费用和增加对环境破坏的可能。而且这种运输成本的降低, 不单单只体现在运输费用等方面, 它更体现在大大所缩短了企业获得原材料的时间, 缩短了企业的生产周期和交货时间, 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了时间和成本的优势。
2. 分享EIC带来的技术溢出
EIC与技术创新是相互结合发展, 互相促进的。EIC有助于技术创新, 而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又会进一步促进产业园区的发展。在EIC这个特殊的产业园区中, 技术溢出效应所带来的利益, 驱动着新的厂商加入到EIC中。下面以图示的形式来对此进行阐述。
假设园区开始只有一个厂商 (如图1) A, 根据市场供需关系, 确定其产量为Q, 此时的成本-产量曲线为P0, 单位生产成本为C0, 并且企业的生产对外部环境产生的是负的外部性。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 政府开始立法, 强迫企业将其外在的不经济内部化。企业此时在生产的时候就多了一项生态成本。如果企业还想维持原来的产量Q, 则需要增加资本的投入, 这样成本-产量曲线就变成了P1, 单位生产成本就会提高到C1, 企业利润减少, 由此给企业带来的利益损失是矩形C1ABC0的面积这么多。
为了研究分析的方便, 我们仅以EIC上的企业AB来进行分析。假设园区开始只有一个厂商 (如图1) A, 根据市场供需关系, 确定其产量为Q, 此时的成本-产量曲线为P0, 单位生产成本为C0, 并且企业的生产对外部环境产生的是负的外部性。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 政府开始立法, 强迫企业将其外在的不经济内部化。企业此时在生产的时候就多了一项生态成本。如果企业还想维持原来的产量Q, 则需要增加资本的投入, 这样成本-产量曲线就变成了P1, 单位生产成本就会提高到C1, 企业利润减少, 由此给企业带来的利益损失是矩形C1ABC0的面积这么多。
假设这时有另一个企业B进入了该生态园区, AB两个企业组成了EIC。B企业通过一项技术, 将A企业的废弃物转化为自己的生产原料 (如图2) 。P0代表B企业不加入到该EIC中从外界直接购买原材料的成本-产量曲线, P1代表B企业加入到该EIC中, 以技术变A企业的废弃物为自己的原材料时的成本-产量曲线。则矩形C0ABC1就是技术溢出效应给B企业带来的利益。
引入了B企业后, A企业也分享了技术溢出效益所带来的利益, 如图3所示:
图3是在图1的基础上多增加了一条成本-产量曲线P2。P2就是引入B企业后A企业变动后的成本—产量曲线 (这里我们假设副产物是以很低的价格出售给B企业的, 但如果企业是以补贴给B企业, 让B企业利用A企业的废弃物的话, 则平均成本高于C但是一定会低于C1) 。由图可知, 引入B企业后, A企业也分享了技术溢出效益所带来的利益, 即矩形C1ACC2的面积。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EIC构建对生态园区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益, 无论对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 都会带来利益。A、B两个企业通过分享技术溢出所带来的收益, 使A、B两个企业的成本降低, 利润提高。别的企业看到了这个好处, 也会积极的要求加入到该EIC中, EIC上的企业逐渐增加, 技术溢出效益所带来的收益的涵盖面积进一步扩大, 就又促进了企业不断的集聚到EIC。如此循环下去, 直至形成该EIC的最佳规模为止。
3. 降低合同的履约成本
EIC是一种特殊的生产组织方式。EIC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生了问题, 都会导致整条EIC无法运行下去。因此, 合作伙伴之间的彼此忠诚履约率对于EIC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形成产业园区后, 由于EIC上的企业都处于同一个园区中, 彼此之间的接触较多, 时间长了, 就比较熟悉。这样就为更好地履行合约, 提供了很好的“软环境”。彼此都是比较熟悉的人, 任何人的违约都会很快的传遍整个园区, 这就降低了人们为了短期收益而做出有损他人利益的事情的几率, 而且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好沟通。发展比较好的丹麦的卡伦堡EIP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卡伦堡是丹麦一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工业小镇。大家在这个镇上居住的时间都比较长了, 彼此之间都非常的了解, 而且小镇还会定期举行聚会, 这样更促进了大家的交流。园区EIC上的很多事务都是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达成的, 并且其履约率远远高于一般公司以合同的方式建立合作方式的履约率。这完全是由于“产业积聚锁定效应”, 它增强了对任何欺诈行为的惩罚力度, 限制了人们为了短期利益的投机主义行为。因此, 这种“产业积聚锁定效应”促进了EIC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结论
经过多年的发展, 我国一些传统的产业园区已经日益的显示出了它的弊端。传统产业园区的高经济增长伴随着高资源消耗和高污染排放, 随着全球资源价格的上涨和国家对污染排放标准的提高, 以往的竞争优势已经被高原材料采购成本和高污染治理费用所抵消。EIC这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可以很好地解决资源价格上涨和企业生产所带来的环境外部性等问题。如果能够将EIC与传统的产业园区结合起来, 利用传统产业园区良好的文化氛围、基础设施等, 构建新型生态产业园区, 既可以解决了传统产业园区所面临的困境, 又能发挥生态产业园区的优势, 终将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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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机理 篇5
一、国外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概念界定
国外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是个比较狭义的概念。国际上比较有影响的对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概念界定有两个,一个是RUPES项目的界定,另一个是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的界定。
1. RUPES认为(Noordwi jk et al.
,2005),生态环境服务付费(PES)应该具备以下四个条件:(1)现实性,即该机制手段是基于某种现实的因果关系(如种树有固碳和减缓温室效应的作用)和基于对机会成本的现实权衡。如有研究者提出,在寒温带种树会加剧而不是减缓温室效应,那么,排碳企业为寒温带种树而支付的费用,就不能叫做生态环境服务付费。(2)自愿性,即付费的一方和接受费用的另一方在这个机制中所做的,是充分知情下的自愿行为。(3)条件性,即付费是有条件的,付费的条件是可监测的。有合同约束,达到什么条件就付多少费。(4)有利于穷人的,即该机制应是促进资源的公平分配,不致使穷人受损。
2. 国际林业研究中心(CIFOR)(Sven Wander,2005)的界定,生态环境服务付费(PES)应是:
(1)一种自愿的交易。(2)明确定义的生态服务(ES)或可能保障这种服务的土地利用。(3)至少有一个生态系统服务购买者和一个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4)当且仅当服务提供者保障服务的供给(有条件的)。
目前国际上己有的生态环境服务付费中的生态环境服务可以分成四类:流域生态服务、森林的碳汇、生物多样性和景观。其中,大部分生态环境服务付费案例都是针对流域生态服务的。
二、PES的作用机理
生态环境服务付费(PES)致力于创造新的市场资金用于自然保护。在明确环境服务的提供者和受益者之间关系的前提下,通过模拟市场交易来筹集资金,实现改善环境服务供给的目标。
1. 生态环境服务市场。
由于生态环境服务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特性等原因,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大部分环境服务没有进入市场,没有纳入私人部门决策体系,导致环境经营者很少愿意管理生态环境用于提供环境服务。在生态环境服务付费制度中,资金从环境服务的受益者(如水资源消费者)中征集起来或重新分配,并直接支付给服务的提供者(如上游流域土地管理者),环境服务市场因此而形成。建立环境服务市场可以提供对环境服务的经济激励,采取适当的经济补偿方式以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外部性,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2. PES项目的出售者和购买者。
生态服务的购买者也就是事实上的生态服务的使用者或者是生态服务使用者相关的第三方。一般来说,潜在的生态服务的出售者是土地拥有者。无论出售者是谁,PES项目要找出低成本的提供者。
生态有偿服务制度的难易程度通常取决于所涉及的人数(或单位或组织的数量)。由于生态服务的提供者需要接受补偿,因此便于管理的人数和存在管理他们(和进行支付)的机制是相当重要的。
必须明确的是,如果项目参与者是自愿的,生态服务的出售者不会接受低于他们提供服务成本的支付,在一定条件下确保他们能后遵守项目的合同,实现PES项目的目标。
3. PES项目机制的建立。
PES项目机制不是有政策制定者或者是经济学家创造出来的,而是基于受益者付费的原则形成于特定的地理、经济、社会环境之下。PES项目的形成必须有以下3个基础:(1)定义、测量并量化生态/环境服务;(2)确定方案中的参与者,并与之进行沟通;(3)建立偿付标准和偿付机制。另外,需要从一开始就广泛的向当地利益相关者咨询;除了以现金形式的偿付外,其他形式的如培训、技术转让、投资社会事业(医疗和教育等)可以作为补充的手段;政府的角色是非常显著的,政府可以作为生态环境服务的直接购买方,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允许市场交易的环境。
4. 生态服务付费的作用机理分析。
PES项目充分考虑当地的情况,基于受益者支付的原则,对土地利用产生的外部性和提供的生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建立清晰的因果联系。
如以森林保护为例,通过建立PES项目,使森林管理者得到一定的补偿,如图右边的柱形面积所示,森林管理者会获得更大的净利润(森林保护收益加上生态服务付费补偿)。这样,下游用户也可能受益,因为他们参加生态有偿服务所支付的费用要少于因森林被转化为牧场给他们造成的损失。由于PES项目的存在,使得下游受益者向上游森林土地管理者的转移支付成为可能,整个社会的福利(或经济福利)也有所增加(用上、下游用户的福利总和加以衡量)。
而若是没有生态环境服务付费制度,这种情况则不会发生。当然,任何有效的生态有服务付费制度都取决于上游和下游的利益与成本的大小。对于下游用户而言,他们应承担所需支付成本,避免如不支付造成的损失,并获得净效益。同样,对上游土地管理者而言,得到生态补偿后的境况至少要与转变土地用途的效果一样好。
三、PES在中国应用的启示
1. 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是基础。
PES项目以环境市场为基础,环境市场机制是环境管理部门通过经济刺激手段,直接或间接调控管理对象的行为。因此,环境市场机制成功与否,取决于市场的完善程度。而且,明晰的产权是使生态补偿机制长久叫持续的前提。
2. 决定因素是经济收益。
生态环境服务制度应被看作是一种通过改善当前的环境资源管理(同时也避免环境损害),避免未来更大损失的方式。如果那些影响环境服务供给的经济活动能够产生高额利润(如园艺或蔬菜种植),通过生态有偿服务使他们改变生产行为将比较困难。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应考虑上游地区维持或转变为良好生态环境的机会成本。这样才会是个对上游(常常是贫穷地区)人的制度安排。
3. 要将生态补偿与扶贫相区别。
中国生态环境脆弱县中贫困县占51.4%。这种贫困-生态脆弱往往处于长期的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大多数生态补偿项目都在这些生态脆弱地区,项目的实施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贫困状况。但如果一个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为主要目的的生态补偿项目演变成一个以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为目的的扶贫项目,这将可能产生鼓励生态破坏的负面效应。
摘要：生态环境服务付费(PES)是一种将环境服务非市场的、具有外部性的价值转化为对环境保护者财政激励的方法。本文以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概念入手,以其基础理论为支撑,简要的分析了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并就中国应用生态环境服务付费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生态服务,生态环境付费,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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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机理 篇6
1 财务生态系统的作用机理
1.1 财务生态系统内部协调机理
如何保持财务生态系统的内部协调是财务生态系统研究的重要问题。财务生态系统的协调运作包括财务系统内部各“生物”要素间的相互协调、各“生物”要素与内部环境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协调。
具体来说,财务生态的协调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财务结构必须保持合理性。财务结构不仅对财务部门本身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还间接影响整个财务生态系统的发展。二是财务部门与其所在公司其他各部门的协调。三是财务系统各“生物”要素与内部环境的协调。四是财务系统各“生物”要素与其所依赖的外部环境的适应与和谐。
首先,财务结构的合理性。财务结构是通过财务指标来反映的,主要是资产、负债之间的一些比率关系。财务结构就相当于自然界中能源的比重,自然界中能源之间的比重是否合理会严重影响到生物的发展,可能会造成“营养不良”。同样财务结构是否合理也会影响财务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成长。整个财务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的基础就是财务结构的合理性。
其次,在财务生态系统中,财务中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系统内部其他各部门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财务中心与其他各部门之间不断进行着信息的传递、转化和反馈,并且进行资金的分配。财务中心只有和系统内部各部门协调运作,才能促进整个财务生态系统的运行和进化。
再次,财务系统各“生物”要素与内部环境之间存在协调性。当今社会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公司文化主要是靠知识组织起来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对整个公司进行管理,是公司的一个指导方向。公司文化可以指导财务系统各“生物”要素的创新方向,培养高素质人才,只有各“生物”要素与内部环境协调一致了才能加速财务生态系统的进化。
最后,财务系统各“生物”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协调性。正如自然界任何生物生存和发展都由其自身和其所处的环境共同决定一样,财务系统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以自身建设为基础,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所处的外部环境。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财务生态的结构优化、功能强化,效率提高,反之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会影响到财务生态的内部结构变化,并产生弱化生态功能,削弱整体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甚至破坏财务生态平衡的影响。因此财务系统各“生物”要素和外部环境之间的作用与影响是双向的,我们既要关注财务生态内部的各“生物”要素的生存和发展,又要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影响。
1.2 财务生态系统中各“种群”间相互关系
物种是基本的分类单元,能相互繁殖、享有一个共同基因库的一群个体,并和其他物种生殖隔离。种群是在一定空间中生活、相互影响、彼此能交配繁殖的同种个体的集合。[1]
在财务生态系统中,财务中心、生产中心、营销中心、人力资源中心、董事会、股东大会等都是不同的“物种”。但是当我们研究某个特定公司的财务中心、营销中心、董事会、股东大会时,它们就是特定公司这个区域内不同的“种群”。这些“种群”是由相同“物种”不同类型的个体组成的,例如,财务中心包括成本控制中心、预算控制中心、资金控制中心等。营销中心包括市场分析中心、营销战略中心、营销执行中心等。
1.2.1 种间正相互作用
1)原始合作。
原始合作是指两个生物种群生活在一起,彼此都有所得,但二者之间不存在依赖关系[2]。
以内部审计与其他被审部门为例。内部审计作为公司内部一个部门,不参与具体的管理,而是站在相对独立的立场,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济活动等一系列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价。内部审计活动会涉及到公司内部各个部门,如财务中心、生产中心、营销中心、人力资源中心等。内部审计和被审计部门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依赖关系,各自有着不同的管理目标,但是它们都存在于一个财务生态系统内,它们之间是一种原始合作关系,内部审计不能参与具体管理活动,否则会降低内部审计的独立性,影响内部审计的质量。
2)互利共生。
互利共生是指两个生物种群生活在一起,相互依赖,互相得益[2]。公司财务生态系统中有不少互利共生的关系。以下仅举两个例子说明。
①生产中心、营销中心、财务中心与人力资源中心之间互利共生作用。这四个部门作为公司的核心部门,掌管着公司的经营运作和人力资源。这四者就相当于鱼与水的关系。生产中心生产的产品要通过营销中心销售出去才能将货币资金收回,财务中心再将这些货币资金根据从市场上获得的信息重新分配给这两个部门,使他们的运转不间断,更快地将产品转换成货币资金。对于营销中产生的应收账款和生产中产生的成本费用等都要由财务中心来解决。而人力资源中心是进行人员配置和激励的重要部门,薪酬管理和这三个中心都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这四者之间出现不协调状况,那么,公司的运作就会产生问题。同时,在财务管理的活动中,财务预测、财务决策与财务预算都不只是由财务中心孤立进行的,往往是需要这四者共同配合来完成的。所以,这四者的配合与协调直接影响着公司的生存与发展。②董事会、股东大会与监事会之间的互利共生作用。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它由全体股东组成,对公司的重大事项和经营管理有决策权。董事会是公司的常设权力机构,由部分股东构成,是股份公司的权力机构和领导管理、经营决策机构。董事会代表是全体股东的利益进行领导和决策。监事会是常设监察机构,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全面的监督,包括调查和审查公司的业务状况,检查各种财务情况,并向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提供报告,对公司各级干部的行为实行监督,并对领导干部的任免提出建议,对公司的计划、决策及其实施进行监督等。董事会和监事会都向股东大会负责。它们三者之间是一种紧密合作的关系。公司的最终决策是通过在这三者之间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慢慢协商、调整而形成的。
1.2.2 种间负相互作用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种间负相互作用包括竞争、捕食、寄生及偏害等。由于经济的发展,财务生态系统在进化过程中逐渐趋向成熟,种群间在自然选择下逐渐相互适应,负相互作用也就逐渐过渡为正相互作用,现在种间的负相互作用主要表现为竞争。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竞争指两个或多个种群争夺同一对象的相互作用。竞争的对象可能是食物、空间、光及矿物营养等。竞争的结果可能是:两个种群形成协调的平衡状态,或者一个种群取代另一个种群,或者一个种群将另一个种群赶到别的空间中去,从而改变原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群结构。一般可把竞争区分为干扰竞争和利用竞争两种类型。干扰竞争指一种生物借助行为排斥另一种生物使其得不到资源。利用竞争指两种生物同时竞争利用同一资源。[2]在公司财务生态系统中也存在着这种竞争关系。以下举两个例子说明。
①生产中心、营销中心、财务中心与人力资源中心之间的竞争。以上我们讲到它们是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可是同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关系,只是这种竞争关系相对而言比较弱。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争夺食物是常见的,空间、光等的竞争相对来说较少,只有几种植物之间会产生此种现象。在财务生态系统中,生产中心、营销中心、财务中心与人力资源中心竞争的对象就是“能源”,主要是资金,因为在公司内部,资金是有限的,而这四个部门的周转都需要资金,所以他们之间会形成竞争,不过,若是它们四者之间协调得好,这种竞争就不是单纯的负相互作用,就会慢慢的趋向正相互作用,这也应该是财务管理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②董事会、股东大会与监事会之间的竞争。董事会、股东大会与监事会之间的更多的是一种责、权、利的竞争,虽然各自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保证公司的良好发展,可是,他们之间也会由于责、权、利的配置不当,而发生冲突。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协调也是公司良好发展的重要基础。
1.3 财务生态系统与财务生态环境关系
财务生态系统和财务生态环境之间的作用与影响是双向的,一个良好的财务生态环境是财务体系功能发挥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反之,则会对财务体系造成很大危害。而财务生态系统的运行也会改变财务生态环境,只是这种改变是缓慢的。弄清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可以促使公司重视环境研究,以更好地利用有利的环境,规避不利的环境,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
1.3.1 财务生态环境对财务生态系统的影响
1)公司文化对财务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它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财务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财务生态系统中毕竟含有人的因素,公司文化对公司的员工有一种内在的号召力,能把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的目标和理念逐步统一到一个一致的发展方向上,能够促进财务生态系统的内部协调与发展。
2)政府管理部门对财务生态系统起着外部监督作用。例如,税务机关拥有税务管理权、税务征收权、税务检查权、税务违法处理权等,税务机关必须引导公司依法纳税,接受公司的纳税咨询服务,对公司的偷税、漏税行为进行惩治。通过这种监管能够规范公司的纳税行为,增强公司的纳税意识,端正公司的纳税态度,降低公司的违法成本,保障公司的健康发展。
3)法律环境是财务生态系统运行的一个范围基础,在这个法律范围内的运行属于有效合法的运行,而在这个范围外的运行是要受到惩罚的,就像自然界一样,违背了自然规律就要受到惩罚。
4)金融市场是公司重要的投资融资场所,可以为上市公司财务生态系统提供更丰富的能源。当公司缺乏资金时,可以到这个场所来融资,融资的方式有很多,发行股票、债券或者通过金融中介进行贷款等。金融市场通过利率的上下波动和人们投资收益的变化,能够引导资本流向最需要的地方,从利润低的部门流向利润高的部门,从而实现财务系统财务资源的优化配置[3]。而且,金融市场还可以为公司财务生态系统提供财务决策所需要的重要信息。
5)经济环境主要是社会经济形势和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经济形势会影响公司的财务决策。例如,通货膨胀时期,公司必须加强收入、成本的管理,更加强调使用套期保值等风险管理措施来减少损失。国家经济政策也会影响公司的财务决策。例如,国家的信贷政策会影响公司的筹资方案,当信贷政策放松时,公司可以更多地选择银行贷款。而当信贷政策紧缩时,公司只能更多地选择股权融资或者发行公司债券等融资方式。
1.3.2 财务生态系统对财务生态环境的影响
1)公司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形成与财务生态系统是密不可分的,系统内部长期形成的一些管理惯例以及一些管理理念都会不断地注入到公司文化中去,不断改变着公司文化,但这种改变是逐步并且缓慢的。
2)财务生态系统中的一些需要分解的成分,可能不能完全被系统内部的分解者所分解,而一些残余的成分就会被外部环境所容纳吸收,从而对外部环境产生一定影响。比如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各个公司内部审计查出的普遍性问题会影响外部审计的工作重点和实施计划,再比如公司纳税中存在的共性问题会成为税务机关监控的重点等。
3)法律环境也不是一层不变的,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财务生态系统的运行会暴露出一些法律方面的不完美的地方,那么国家就会对法律进行修订和完善。例如,我国的税法修订,增加或是删减税种、提高或是降低税率都会考虑到公司财务生态系统运行中暴露出的税务问题。就好像人类在不破坏大自然的情况下,适当的对自然进行一些改造,会更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
4)金融市场和上市公司息息相关,公司财务系统出现诸如财务信息虚假、财务业绩大幅度下滑、公司新的股权增资方案出台等问题,都会对金融市场产生影响,有时甚至是重大影响。例如,香港百富勤破产导致香港恒生指数跌破8 000点大关,给金融市场带来了重大影响。
5)财务生态系统的发展是否良好会影响社会经济环境,各个财务生态系统中的商品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状况等也会影响社会经济环境。比如公司的发展趋向于资金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这就会严重影响到劳动力各层次的需求状况,进而会影响到国家的一些经济政策,例如引进人才政策,招商引资政策等。
2 结论
保持财务生态系统的内部协调——财务结构合理性、财务部门和公司内部其他职能部门间的协调、财务系统内“生物”要素和公司内部环境间的协调、财务系统内“生物”要素和公司外部环境间的协调,才能实现整个财务生态系统的协调。而财务生态系统中各“种群”间存在着正相关作用和负相关作用,公司要充分认识这两种作用的本质,并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才会合理配置财务资源,更好地发挥财务管理的作用。并且财务生态系统和财务生态环境之间的作用与影响是双向的,一个良好的财务生态环境是财务系统功能发挥的基础条件,反之,不良财务生态环境则会对财务系统的良好运行造成很大危害。同时,财务生态系统的运行也会改变财务生态环境,只是这种改变是缓慢的。弄清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可以促使公司重视环境研究,以更好地利用有利的环境,规避不利的环境,从而作出正确合理的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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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机理 篇7
关键词：城市河道,污染,生态浮床
城市的形成和河道的发展密切相关, 城市河道是城市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城市河道对城市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仅可以起到运输的作用, 同时可以蓄水排涝, 还有美化环境的作用。随着服务行业的发展, 河道还具有旅游娱乐的功能。然而,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对水资源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带来了水质恶化的问题, 河道污染越来越严重。近年来, 河道污染给人们的发展带来巨大威胁, 因此, 如何恢复河道生态成为河道修复的重点问题。
1 生态浮床技术以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1.1 生态浮床技术
生态浮床技术又称人工浮床技术, 主要是运用无土栽培技术, 以水生植物为载体, 利用水体空间生态位和营养生态位的原则, 实现物种间共生关系, 建立高效的人工生态系统, 用来减少水体污染的负担。生态浮床技术对于改善生物结构, 增加生物多样性, 净化水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生态浮床技术的净化原理在于两点, 一是利用水生植物的根系吸附水体的悬浮物, 在形成生物膜后可以代谢水中的污染物, 另一方面它具有遮挡阳光的作用, 抑制浮游生物的生长。
生态浮床按照功能分为三类, 分别是:消浪、水质净化和提供栖息地。外观上有三角形、长方形以及圆形等。目前用于净化水质的浮床是有框架形, 这种浮床一般由框架、浮体、基垫以及固定装置等几部分构成。
1.2 生态浮床技术的优点
生态浮床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应用, 目前已经较为成熟, 在国内外湖泊和河道污染水体修复中大量应用, 在降解水体污染、美化景观等方面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表现出以下优点:
(1) 在水体污染现场进行, 不受水体深度、透光度和富营养化程度的限制, 特别适合城市水体富营养化的治理;
(2) 费用低廉, 与传统治污技术相比, 生态浮床工艺可节省一半以上的建设费用, 并且建成之后, 维护费用比较低;
(3) 创造生物的生活空间, 浮岛本身具有遮蔽条件, 构成鱼类、岛类生息的良好生境;
(4) 改善景观, 美化城市环境。可以通过浮岛种植一些观赏性的植物, 营造水体景观;
(5) 浮床上的生物终端产品能产生经济效益, 易被治理者和地方政府所接受。
1.3 我国生态浮床技术存在的问题
经过不断地发展, 我国的生态浮床技术在完善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1) 推广比较困难。与湖泊河流相比, 城市河道的水流、温度、风速不同, 水体的富营养化程度不同, 难以制定一个统一的技术标准。
(2) 难以进行机械化操作。生态浮床位于水流上方, 日常的管理活动都是在水面上进行的, 机械化操作不易于进行。
(3) 施工周期长。浮床需要现场种植, 种植的植物需要一定的生长周期才能达到修复河道的目的。
(4) 抗灾害能力弱。浮床上种植的水生植物以及水生蔬菜一旦受到风浪的袭击, 难以抵抗。
(5) 使用空间小。目前对浮床技术都应用在面积比较小的水面上, 难以达到对大面积河道的修复效果。
2 生态浮床技术对城市污染水体的净化机理
生物浮床技术对城市污染水体的净化机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氨素去除机理
污染水体中一般含有大量的氮, 这些氮有4种存在形式, 分别为有机氮、氨氮、亚硝态氮以及硝态氮。其中, 城市河道里含有的有机氮以及氨氮最多。生态浮床技术通过多种途径去除水体中的氮气。当氮随着污水进入河流以后, 在浮床系统中与植物以及微生物发生一系列化学、物理和生化反应, 使水头中的氮素脱离。
2.2 磷素去除机理
水体磷的去除主要是依靠植物的吸收、沉淀以及吸附作用和微生物固定这几种方式。水体中磷的存在形式主要是聚磷酸盐、正磷酸盐和有机磷。聚磷菌对于去除水体中的磷具有很好的作用。聚磷酸产生依赖于水体的质量, 它需要有一个好的氧气交换条件实现好氧和厌氧的交替出现, 以及浮床植物的光合反应、暗反应交替进行。这是生物除磷的机理所在。植物对磷的吸收很慢, 但是利用浮床植物的吸收确实有很好的效果。
2.3 水体CODmn去除机理
浮床系统对CODmn的降解主要是依靠植物根系的生物膜以及植物根系附着的大量微生物活动来完成。而溶解氧为微生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影响了有机物的降解, 因此对CODmn的降解表现为对好氧的降解过程。浮床植物上附着的藻类和微生物对CODmn的讲解有显著的作用。植物根系附着大量的藻类, 它们通过光合作用消耗水体中一部分的有机物, 能够净化水体。
2.4 改善水体p H值
生物浮床是河道污染治理的一项重要技术, 一方面, 可以通过浮床植物吸收富营养水体中的营养物质, 另一方面, 浮游植物可以通过光合作用以及呼吸作用改善水体的p H值, 促使水体污染物的分解和转化。
2.5 植物种植密度控制方法
生物浮床植物种植密度也会对水体产生影响, 具体的说是对水体溶解氧浓度的影响。当水生植物的种植密度比较适宜的时候, 植物有很强的供氧能力。
3 结束语
城市污染河道的修复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通过生态浮床技术利用水生植物能够对河道污染起到修复的作用。植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 生物浮床技术利用生物的吸收、吸附以及降解和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减少污染水体的有害物质, 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尽管我国对生物浮床技术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将生物浮床技术发展成熟, 满足城市污染河道水质修复的目的,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胥丁文, 陈玲娜, 马前等.生态浮床技术的应用及研究新进展[J].中国给水排水, 2010, 26 (14) :11-15.
生态机理 篇8
植物固坡作为本世纪最热门的环境岩土工程专业技术之一, 被广泛应用于水土流失、边坡失稳、沙漠化和扬尘等地质和生态环境的治理。
1 边坡绿化的设计原则
边坡植物防护的主要目的是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通过人为的培育特定植物来固土护坡、防止冲刷, 美化环境。其设计原则是采用以水土保持为主, 兼具生态景观效果边坡防护。以林草植物为主进行生态模式配置, 发挥各类植物在防风固土上不同的优势, 尽量减少水土流失, 改善边坡景观。
在植物种类的选择时要注意满足植物种类的多样性, 尽量让多科属植物共同生长, 形成复层生态景观群落, 增加植被的有效覆盖面积和单位体积土体内根系集度。
2 根对边坡稳定性作用的影响因素
根系对边坡土层的加固作用与根的生长状态、根在土中的含量和根的强度等因素有关。
1) 根的生长形态。
植物的根根据其生长形态可以分为三类:须根、侧根和垂直根。根的生长形态决定了它对维持边坡稳定所起的作用, 如侧根和垂直根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研究发现, 含有较多的垂向根系的植物, 对提高土体抵抗浅部滑坡破坏的能力有显著增强。
2) 土中根的含量。
某一深度土层中根的含量越多, 根对土的加筋作用的效果就越强, 边坡稳定性就越好。衡量根在土层中的含量的指标是“根的面积比率” (Root Ar-ea Ratio简记为RAR) , 指在一个土层断面上根的截面面积与总断面面积的比率。
3) 根的强度。
根的直径与强度成反比, 即直径越大根的强度越低。研究数据表明, 随着直径的增加, 根的强度有所降低。根的直径与抗拉强度之间有如下关系式:
式中: Tr———根的抗拉强度 (MPa) ;
D———根的直径 (mm) ;
n、m———对于给定树种的经验系数。
同样RAR的细小的根相对于粗大的根, 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因此根与土体之间的摩擦力较大, 加筋效果也就越明显, 土抵抗剪切破坏的能力也就越强。
3 植物与土相互作用的力学模型
一株植物的根系总是长短不一的, 短根系仅仅对浅层土体有效, 而长根对浅层和深层土体均有效。依据植物根系这一分布特点可知, 不同深度单位面积根的集度是不一样, 因此植物对表层土体的加筋作用更加明显。将土体视为加三维加筋土来分析其应力状态:根系的加筋作用为土层的稳定性提供了附加的“粘聚力” Δc, 它不但使原土体的抗剪强度增加了Δc, 而且又限制了土体的侧向膨胀, 使σ3增大到σ′3, 在σ1不变的情况下使最大的剪应力减小, 稳定性增强。这两种作用使边坡土体的抗剪强度提高, 地表承载力增加, 如下图所示。
4 固坡植物的选择
固坡植物的选择不仅要满足生态形态和景观的要求, 而且还要与建植目标一致, 一般常用的植物种类有野牛草、狗牙根、紫花苜蓿、草木樨、葛藤等。
5.1 因地制宜的选择固坡植物
不同地区的气温、降雨条件不同, 选择适合当地气温条件的植物是关键环节。
参考当地多年平均气温记录, 筛选生长条件能满足其最高最低气温区间的植物, 这关系到栽种的植物能否安全越冬越夏, 顺利成活。一般在南方应选择暖季型植物, 百喜草、狗牙根、假俭草等。而在北方应选择冷季型植物, 如草地草熟禾、野牛草、白三叶等。在冷热过渡地带, 可选择冷季型草中的高羊茅和白三叶。如果条件允许, 本地植物也是不错的选择。在该植物固土性能基本满足的前提下, 本地植物能够最大限度的存活, 不需要太多的后期养护, 是最经济实惠的选择。
4.2 根据地形选择固坡植物
由于地形的多样性, 我们在设计不同种类植物的配置上必须做到因地制宜, 搭配合理。对于较缓的坡面, 护坡的目的仅仅是防止表层土粒被雨水带走, 形成冲沟, 则应该选择根系短而多, 覆盖面积大的植物:对于较陡的土石坡, 稳定坡体为第一目的, 则应该选择根系延伸较长的植物。
4.3 采用混合播种技术
一种植物往往不能完全达到各个方面的设计目的, 因此, 我们需要将不同种植物的优势结合起来。狗牙根有良好的护坡功效, 但绿色期短;而高羊茅护坡效果好, 绿期也长但是不耐热。白三叶护坡效果较差但是覆盖好, 能美化环境。而且, 单一植被也有易于退化、抗病抗灾能力弱的缺点。所以, 在设计时, 我们可以采用多种植物混合播种的技术, 以增加植物的多样性, 这能有效提高工程的可靠性和美观度。
5 总结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对周围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采用生态固坡方法加固边坡是一种趋势。但是现在的生态固坡还仅仅是作为一种辅助性办法来使用, 没有定性定量的数据和计算方法来支撑其作为一种主要承力手段。我国对植物固坡的研究起步较晚, 但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资料的累积, 植物固坡的方法会被逐渐在更多场合被应用。
摘要：根据生态护坡工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 初步介绍植物根系与土体的作用机理, 提出因地制宜的选择植物种类和搭配方法, 给各位生态护坡工程的从业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护坡,植物选择,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1]封金财, 王建华.乔木根系固坡作用机理的研究进展[J].铁道建筑, 2004 (3) .
[2]张弦, 陈强.高速公路边坡植物固坡技术探讨及工程应用[J].公路交通科技:应用技术版.
[3]周跃, 等.乔木侧根对土体的斜向牵引效应:原理和数学模型[J].山地学报, 1997, 17 (1) :4-9.
[4]宋云.谈植物固土的边坡稳定机理[J].森林工程, 2004, 9 (20) :5.
生态机理 篇9
1 江河源区高寒草地生态系统现状
1.1 草地退化和沙化严重, 荒漠化加剧
近期的遥感和地面调查结果显示, 江河源区的草地出现了全面退化的趋势, 中度以上的退化草地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50%～60%, 已沦为次生裸地或利用价值极低的“黑土滩”退化草地约占整个退化草地面积的40%, 并呈逐年加快的趋势。
1.2 水土流失日益加剧, 湖泊萎缩及湿地退化, 生态平衡失调
“江河源”区是目前全国严重的土壤风蚀、水蚀、冻融地区之一, 受危害面积已达1 075万hm2, 占江河源区总面积的34%, 且中极度、强度、中度侵蚀面积已占侵蚀总面积的61.3%。其中, 黄河流域区水土流失面积为754万hm2, 多年平均输沙量达8 814万t;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达321万hm2, 多年平均输沙量达1 303万t;澜沧江流域区水土流失面积也达240万hm2。多年来, 沼泽低湿草甸植被向中旱生高原植被演变, 大片沼泽地消失, 泥炭地干燥并裸露, 导致沼泽地水源涵养功能降低。大量的水土流失、湖泊萎缩及湿地退化, 不仅使“江河源”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而且严重威胁着长江、黄河中下游的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的发展。
1.3 草地鼠、虫害增加
据统计, 江河源区发生鼠害面积约644.4万hm2, 占江河源区总面积的17%, 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33%, 黄河源区有50%以上的黑土型退化草地由鼠害所导致。鼠害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牧草, 同时鼠类的啃食、掘洞等活动造成了大面积的裸地, 加速了黑土型退化草地发生。
草原毛虫和蝗虫是危害草原的另一重要因素。近年来在环青海湖周围, 青南高原高寒草甸上的草原毛虫危害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虫害发生的草原有50%～80%的牧草被害虫掠食, 严重地区的牧草被全部吃光, 玉树州草原毛虫危害面积40.14万hm2, 每年被毛虫啃食损失牧草达3.6亿kg, 相当于22万只羊单位一年的饲草量。
1.4 草地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和人为破坏, 致使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种类和数量锐减, 稀有动植物种类减少, 甚至消失, 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加快。目前青藏高原受到威胁的生物物种占总物种的15%～20%,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15%。随着高寒生物物种资源的濒危与灭绝, 这种适应于高寒生境的遗传基因也受到了威胁, 严重破坏了草地生态平衡, 阻碍了草地畜牧业高效、持续、协调发展。
2 江河源区生态环境退化成因、机理与生态过程
草地退化是草地生态系统逆行演替的一种过程, 具体表现在植物及土壤质量衰退、生产力经济潜力及服务功能降低、环境变劣, 以及生物多样性或复杂程度降低, 恢复功能减弱甚至失去。许多研究者认为, 高寒草地的退化是自然因素之间, 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之间综合作用的结果。
2.1 人为因素
超载过牧是导致植被退化的主要原因。近50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随着牧民定居、草场承包到户、牧区医疗卫生条件改善, 加之国家宽松的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 江河源区人口增加很快, 牲畜发展迅速, 导致对江河源区草场造成过度利用。另外, 牧户定居和牧场承包到户等政策性措施, 使畜牧业生产单元缩小和分散, 草场的放牧半径缩小, 在居民点附近、放牧密集区及饮水区人畜活动频繁, 雪灾时在轻灾区牲畜过度集中, 加之牧户的抢牧、乱牧及暴牧, 以及各级政府及牧民对保护草场和治理生态环境缺乏足够认识和重视, 导致对草场的不合理利用, 使得原本脆弱的草地生态系统不堪负重, 最终大部分草场遭到严重破坏。
过牧还引发了高原冻土区突出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冻土环境是很脆弱的生境, 很多情况下是不可逆的, 一旦遭到破坏则很难恢复, 尤其在极不稳定的岛状冻土区内, 对外界条件变化的反应更加敏感。随着人口和牲畜数量的增多, 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破坏力度加大,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高原冻土的退化。例如, 在青藏高原所穿越的多年冻土路段, 公路的改建及沥青路面的铺设已使60%～70%路段下的冻土呈垂向不衔接状, 形成厚度达6.0 m左右的融化夹层。冻融过程的改变也和植被的衰退相互加强, 如地温升高、地表变干和裸露、地下水位下降, 进而引起植物群落的逆向演替 (湖塘和洼地中的水生植物群落向湿、中生植物群落演替, 沼泽化草甸向草原化草甸转化等) , 从而加速了草场的退化进程。
人为的其他活动, 如采金、修路和挖药等, 使江河源地区许多草场遭到了严重毁坏。无序采金使曲玛莱县30.33×106 hm2的草场遭到彻底破坏, 形成了砾石戈壁和沙漠化土地, 仅1988年6万多名采金者涌入曲玛莱县进行采金和砍挖灌木, 约有4.4×104hm2草场被毁。据有关资料, 玉树和囊谦两县为扩大耕地面积, 于1958—1962年开垦1万hm2草场用作耕地, 因干旱、多风和土壤沙质大, 被开垦地土壤肥力仅保持2～3年时间, 之后粮食产量极低, 大多数已被弃耕成为荒漠地。
2.2 自然因素
该区草地生态系统极其脆弱, 对外界环境条件变化异常敏感, 气温升高等气候小幅变化会对区域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受全球气温增暖影响,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江河源区气温也在趋暖化。江河源区近几十年来气候变化十分显著。据青海省气象局对果洛、玉树两州9个典型地区40年来气象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江河源地区年平均气温变化倾向率为0.019℃, 明显高于全国平均值0.011℃。从降水倾向率来看, 40年来冬春两季降水量呈明显增加趋势, 夏季呈减少趋势, 秋季变化不明显。干燥指数分析发现, 20世纪70年代以后该区域开始干旱, 90年代后明显趋于暖干化。气候的异常扰动变化对草地植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物种丰富度、牧草生育期、草群结构、产草量和群落演替等方面。整个江河源区的暖干化气候导致产草量下降, 草群矮化, 草畜矛盾加剧, 为草地退化演替提供了条件。这种气候扰动变化对广布于该区的高寒草原和高寒沼泽化草甸植被生长极为不利, 气温升高, 干燥指数增大, 造成了该类型植被因干旱而退化。另外, 这种气候变化趋势也影响该区域的冻土分布, 导致多年冻土退化, 使植物根系层土壤水分减少, 表土干燥, 沼泽疏干;冻土层的上界下降为鼠虫的越冬生存提供了温床, 加速了鼠虫害的形成与发生, 并使土壤结构、养分发生变化, 从而使沼泽植被衰亡, 草甸消失成为荒漠, 高寒沼泽化草甸草场演变为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化草场等。
2.3 鼠害加速了草地退化进程
江河源区鼠害的发生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 超载过牧所导致的中轻度退化草地, 为害鼠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地和生存环境, 为鼠害进一步猖獗创造了条件。江河源区绝大部分退化高寒草甸都不同程度与鼠害有关, 过牧引起的草地退化, 若没有伴生鼠害出现, 一般不容易演变为裸土化。尽管江河源区人口密度低 (小于2人/km2) , 草地面积大, 但由于草场承包到户导致家畜数量的急剧增加, 加上草场季节分布不平衡和人为的草场不合理利用, 导致该区域绝大部分冬春草场超载过牧严重, 造成植被退化, 继而引发严重的鼠害。所以, 鼠害是该区草地初始退化的一个伴生产物。
鼠虫害加速了草地退化进程。鼠虫啃食牧草、挖洞造丘, 破坏原生植被, 导致生态系统原有生物群落结构发生变化, 草地生产力下降, 土壤坚实度下降以及土壤理化性质和营养元素发生变化, 风蚀、水蚀和冻融过程得到加剧, 促使江河源区大面积草地变成秃斑裸地及“黑土滩”。总之, 青藏高原严酷的气候等自然环境造就了江河源区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在草地日趋退化状况下, 温度变化, 风蚀、水蚀、干旱和冻融等过程的自然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显突出和重要。
2.4 高寒草地植被和土壤退化生态过程
随着高寒草甸退化程度加大, 植被覆盖度、草地质量指数和优良牧草地上生物量比例逐渐下降, 草地间的相似性指数减小, 而植物群落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则随着退化程度加大。随着退化程度加剧, 杂草生物量增加显著, 莎草和禾草生物量减少显著, 分布在各层的植物根系量越来越少, 地下根系具有浅层化特点。中度退化草地的土壤种子库密度最大, 随着草地的退化程度加大, 土壤种子库密度下降。土壤中微生物三大类群及微生物总数在未退化高寒草地的数量显著大于退化高寒草地。三种退化草地中土壤微生物数量以细菌占绝对优势, 地上植被的变化往往改变了土壤环境特征, 进而引起土壤微生物数量变化。随着草地的退化程度加大, 土壤理化性状恶化, 其中土壤有机质、速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以及土壤坚实度、湿度都减小, 土壤容重增加, 土壤速效氮含量在极度退化阶段不能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随高寒草甸退化程度加大, 有机质含量在表层土壤中流失严重。
3 江河源区植被恢复的技术集成和有效途径
3.1 遵循自然规律, 因势利导
在江河源区植被恢复的过程和实践中需要遵循自然规律和因势利导的原则, 根据草地退化的具体原因、退化程度、退化草地气候条件、地势和水源地等具体情况采取单一或综合措施因地制宜地进行恢复治理, 才可以避免盲目行为, 节约成本, 最大限度地恢复退化植被而不破坏原有植被。
3.2 封育
封育措施是恢复和提高退化草场生产力的有效手段。由于其投资少, 见效快, 已成为当前退化草场恢复与重建的重要措施之一。草原围栏建设作为“四配套”建设项目之一在江河源牧区大面积推广使用, 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该措施一般在中轻度退化草地上实施, 效果较明显。研究表明, 封育处理对退化矮嵩草草甸的恢复效果明显, 优良牧草比例和草场质量明显提高, 草场退化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
3.3 防治草地鼠害
草地害鼠的防治是草地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大多数工作均集中在药物灭鼠方面。我们在果洛州玛沁县的试验也说明, 植被经人工治理后对草原主要害鼠———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在防治中, 应根据鼠危害程度、面积和害鼠种类, 制定详细灭治规划, 达到防治目标。坚持用生物防治法, 提高灭效并有效保护鼠天敌。同时, 对草地因地制宜地进行施肥、灌溉、补播和灭杂等改良措施, 不给鼠害的大发生提供栖息地环境, 促进草地的良性发展, 达到综合防治草地鼠害的目的。
3.4 建立稳产、高产的人工草地
开展种草养畜, 建立稳产、高产的人工草地, 有效减轻天然草地的放牧压力, 这种“以地养地”的模式是解决草畜之间季节不平衡矛盾的重要措施, 也是保证冷季放牧家畜营养需要和维持平衡饲养的必要措施。
3.5 防治结合, 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