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机理（精选十篇）
社会机理 篇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一组统计数字表示2007年上半年,在全国车市销量同比增长近30%的情况下,小排量车的份额却出人意料地同比下滑了一成多,达11.67%。据全国乘用车联席会的统计,国产轿车平均发动机排量从2006年上半年的1.53L提高到2007年上半年的1.68L,仅一年时间每辆新汽车的发动机排量就提高了0.15L,增长9.5%,于是有专家发出“如果仍不给优惠政策,中国小排量车将在短时间内基本上消失”的担忧。
我国是世界上十大塑料制品生产和消费国之一,使用塑料袋早已成了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全国每天使用的超市塑料购物袋多达10亿个,其他各种塑料袋的用量更在20亿个以上。自2008年6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不再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小排量车价格低廉、能耗较低,对社会对顾客好处颇多,但受到厂家与用户的逐渐冷落。塑料袋受顾客欢迎、商家青睐,生产企业也因其收入颇丰,国家却要进行限制。在现实社会中,诸如此类矛盾的现象层出不穷,而关于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也众说纷纭。笔者从区分产品价值类型的角度切入,深入分析此类矛盾产生的机理,并依此为基础从反映客观现实的角度,为制定引导面向“两型社会”进行产品开发的策略措施提出一些建议。
一、产品价值
从价值工程的角度,产品价值为产品功能与产品成本之比[1]。然而对于进入市场流通的单体产品,涉及到社会、顾客和企业三个不同主体,并且不同主体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社会注重产品的社会价值,顾客注重产品的顾客价值,而企业则注重产品的企业价值,这给提升产品价值的具体实践带来了很大困难。本文引入产品社会价值、产品顾客价值和产品企业价值来分析产品这一载体对应不同主体的产品价值类型,进而为剖析面向“两型社会”的产品价值驱动机理奠定基础[2]。
1. 产品社会价值。
从宏观的角度,产品可看作为实现某种社会功能而消耗社会资源的产物,产品社会价值的高低可以表示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资源紧张和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这逐渐成为产品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指标。产品社会功能是整个社会因产品的使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为了实现产品社会功能,必须耗费一定的社会资源,并且产品的使用和最后的报废也会消耗一定的社会资源。产品社会价值是指产品具有的社会功能与所耗费的社会成本的比值,可用公式(1)表示:
Vps=F/Cs (1)
其中Vps为产品社会价值,F为产品社会功能,Cs为产品社会成本。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产品社会价值应当趋向增加,从而有助于节约社会资源,增加社会财富。
2. 产品顾客价值。
顾客为满足自己的某种需求而需支付一定的成本。纵观整个消费过程,顾客需经历购买前的搜寻、咨询、对比等,购买中的抉择、付款、提货或等待送货、安装等,购买后的掌握使用方法、享受使用效应、投入使用成本等。顾客在购买使用产品过程中获得的使用效用、心理效用叫做顾客效用,如公式(2)表示。
顾客效用=使用效用+心理效用=(使用收入-使用成本)+(心理所得-心理所失) (2)
其中使用收入指顾客通过使用产品而获得的经济增加或境况改善;使用成本指顾客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支付的,除产品价格之外的各种费用之和;心理所得指顾客在购买、使用产品过程中获得的心理满足和愉悦,比如购买方便、产品美学功能、售后保障和使用便利等所带来的心理感知;心理所失指顾客在购买、使用产品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失落和不满感,比如等待时间过长,广告宣传与实际不符等带来的心理感知。
顾客成本指顾客在获取顾客效用时所支付的购买费用,即产品价格。需要指出的是,多数学者把使用成本、心理所失都归入顾客成本,而本文为后续研究的方便,把它们归入了顾客效应。事实上,使用成本、心理所失的增减完全可以看作产品功能实现的产物,产品整体功能的完善及实现程度影响着顾客使用成本、心理所失的增减,从而影响顾客效用。产品顾客价值是指顾客效用与顾客成本的比值,用公式(3)表示:
Vpc=U/Cc (3)
其中Vpc为产品顾客价值,U为顾客效用,Cc为顾客成本。通常,顾客总是要追求较高的性价比,即较高的产品顾客价值。顾客愿意为他们认可的功能,支付相应的价格,并且感觉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
3. 产品企业价值。
一般而言,企业的目标就是追求经济价值,即便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关注自身的社会价值,也是为追求经济价值服务。产品企业价值的大小可以用产出投入比来表示。产出可看作企业销售产品得到的销售收入;投入是指企业为获得销售收入而耗费的包括人、财、物、时间等的资源,这里假设都可换算为货币[3]。
对于单个产品,企业的投入就是企业的所有投入在这一产品上的分摊,从理论上可以计算出来;企业的产出就是产品的销售收入,即价格。那么,产品企业价值就可用公式(4)表示:
Vpe=P/Ce (4)
其中Vpe为产品企业价值,P为企业产出,Ce为企业投入。为实现企业所有者的资产增值的愿望,企业经营者总是希望得到较高的产出投入比。
4. 产品价值的主导型构成。
在理论上讲,对于三种产品价值Vps、Vpc、Vpe的任何一种都有3种变化趋势,即增加、不变和降低。纯粹从排列组合角度考虑,可以得出27种组合方式,见表1。通常情况下,三种价值相对于企业主体的优先次序是,首先试图增加产品企业价值,在进入买方市场竞争时才考虑增加产品顾客价值,在政府、法律或社会的约束下最后考虑增加产品社会价值。这里把某种产品价值的增加称之为某种产品价值的主导,可以分为产品社会价值主导(如组合19、20、21),产品顾客价值主导(如组合25、26、27)与产品企业价值主导(如组合21、24、27)三种。三种产品价值主导的不同搭配叫做三种产品价值主导型构成。
二、产品价值主导型构成的驱动机理
1. 环境-产品黑箱系统。
Vps、Vpc、Vpe体现了社会、顾客、企业三种主体对产品价值追求的不同侧重点。短期内,企业为追求产品企业价值,可能会忽略产品顾客价值,更可能会忽略产品社会价值;顾客为追求产品顾客价值,希望降低产品企业价值,在一定阶段会忽视产品社会价值;而长期对产品社会价值的忽视,使得环境恶化,最终影响产品企业价值与产品顾客价值的实现。因此,为更好地探讨不同产品价值主导下的内在驱动机理,有必要引入另外三个主体:环境、专家和政府。这里的环境专指自然环境,它与产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系统[4]。环境所能提供的资源决定和约束着产品实体的构成,产品实现其社会功能所消耗的能源来源于环境,产品排出的废物和报废所剩的残骸最终回到环境;从环境资源到形成产品,专家(科学家)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产品对环境的影响方面专家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所制订的政策法规主导着产品对环境资源的消耗类型,也决定着Vps、Vpc、Vpe的相互关系。环境中的资源经过由专家、社会、政府、企业、顾客构成的黑箱系统形成了产品。黑箱中各元素的相互作用结果决定了Vps、Vpc、Vpe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产品对环境的影响,也影响着环境与产品关系的变化。
2.黑箱内部作用机理。
假设环境、专家、社会、政府、企业、顾客为x1、x2、x3、x4、x5、x6,可以通过以下矩阵来表示环境以及黑箱系统诸要素在产品方面的相互影响关系。
其中fij(i=1,…,6;j=1,…,6)表示要素i对j要素的影响,影响有强弱之分,它由要素i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5]:内部方面,存在着要素i的不同子系统对要素j在不同方面的多种影响关系;外部方面,处决于其它各要素对要素i的综合作用所产生的对要素j的影响,可用公式(5)表示:
fij=Fi1(fij1,fij2,…,fijn,…)+Fi2(Xi) (5)
其中Fi1表示要素i对要素j的内部影响函数,fij1,fij2,…,fijn,…表示要素i的不同子系统对要素j在不同方面的多种影响关系;Fi2表示受其它外部要素影响的要素i对要素j的影响函数,Xi表示要素i的行为方式是其它要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可表示为公式(6):
其中rj代表外界要素对要素本身的影响权重。把公式(5)带入公式(6),得到公式(7)。
可以看出,要素i受外界其它要素的综合影响与三个部分有关系,即外界要素对要素i的影响权重rj,外部各要素自身的不同子系统影响和外部各要素受外界的影响。其中Xi是Xj的函数,表明了黑箱系统内各要素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它们环环相扣,相互嵌套,相互影响使得黑箱系统更加复杂。这客观上要求针对具体问题,展开缜密研究,抓住主要矛盾,忽略次要矛盾,寻找解决问题突破口。
注: “↗”表示价值增加,“→”表示价值不变,“↘”表示价值降低。
3. 环境-产品黑箱系统的灰箱化。
因为产品是由企业研发生产销售的,所以企业在决定产品价值的主导型构成时,除考虑自身因素外,还受其它外界因素的影响。结合要素相互影响机理分析,上述黑箱系统可以灰箱化为图1。其中f15表示环境对企业的影响,f25表示专家对企业的影响,f35表示社会对企业的影响,f45表示政府对企业的影响,f55表示其他企业对拟研究企业的影响,f65表示顾客对企业的影响。外界各要素对企业的综合影响X5可以表示为公式(8)。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X5除了取决于外界各要素子系统对企业内部各个环节的影响外,还取决于构成社会的各界对环境的影响X1,各界对专家的影响X2,各界对社会的影响X3,各界对政府在产品方面施加的影响X4,各界对其它企业施加的影响X5,各界对顾客施加的影响X6。
4. 调整产品价值主导型构成的思路。
企业需要在综合考虑X5和自身对产品各环节的影响后决定产品价值的主导型构成。据公式(8),对应rj较大的fj5的变化可以改变产品价值的主导型构成。假设通常情况下灰箱系统的各要素xi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总是在权衡外界影响Xj和考虑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调整自己的行为,调整对企业的作用fj5。因此,调整产品价值主导型构成的步骤如下:(1)确定产品价值主导型构成的调整目标;(2)寻找在外界综合影响X5中较大的rj,确定重要影响要素xj,此处称之为总目标的核心影响要素;(3)确定能够促进调整目标fj5产生的Xj;(4)寻找在外界综合影响Xj中较大的权重,确定重要影响要素,此处称之为总目标的关键影响要素;(5)重复(3)(4)两步依次寻找较次关键因素,直至所谓的关键要素对于目标影响可以忽略;(6)从核心要素开始突破,利用关键要素对核心要素影响的调整,逐渐影响其它要素相互作用,形成良性循环,从而达到调整目标。
对于拟确定产品价值主导型构成的企业,可以采取德尔斐法或借鉴成功国家经验来从环境、专家、社会、政府、企业、顾客中选定核心要素。一般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影响通过政策法规来发挥作用,具有强制的性质,对企业的影响权重较大,特别对企业生产产品的一些技术性能具有规制作用,因此可以把政府作为影响企业行为的核心要素。而对于影响政府行为的关键要素,不同的国家具有极大的差异,有的是上级政府,有的是社会大众,有的是相关专家。如果假定是专家,还需进一步考虑能够促使专家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其他要素。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抓住主要,忽略次要,通过主要影响次要,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实现调整目标。
三、产品价值主导型构成实现思路
1. 面向“两型社会”的产品价值主导型构成。
“两型社会”是“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简称,“两型社会”的实现首先要注意的是产品社会价值的提升;而企业出于赢利的目的,只有在企业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下,才有动力提升产品社会价值。然而,要想实现产品企业价值,在竞争日益激励的市场中,只有产品顾客价值得到保证,才能实现产品企业价值。因此,“两型社会”背景下,对于企业来说,就形成了产品社会价值是前提、产品顾客价值是保证、产品企业价值是目的的格局,建设“两型社会”就是要把企业忽视产品社会价值的行为调整到自觉实现理想主导型构成的行为上来。
2.实现思路。
根据前面分析步骤,建设“两型社会”要求理顺作为核心要素的政府对企业的影响f45,根据公式(5),可得到公式(9)。
f45=F41(f451,f452,…,f45n,…)+F42(X4) (9)
为确保政府对企业影响f45的有效调整,根据函数F41,政府相关部门应在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通过采取法律和行政综合措施,促使企业降低资源消耗强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获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通过对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有效监控,将企业和顾客活动规制在环境容量限度之内,减少污染产生量,实现排放无害化,降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另外,为保证向“两型社会”的平稳过渡,很有可能须经过产品社会价值不变的组合10-18和产品社会价值增加的组合19-22、25几种过渡阶段,这需要政府采取经济等其它手段来补偿Vpc或Vpe的降低,增强企业和顾客建设“两型社会”的积极性。根据函数F42,需调整外界对政府的综合影响X4,另据公式(6)得公式(10)。
X4=r1f14+…rjfj4+…+r664 (10)
寻找对政府在企业产品政策方面最大的影响权重rj,据此确定关键要素xj,然后对fj4进行调整。假定关键要素是专家,同上述过程,根据专家对政府影响f24的表达式,也需要考虑其他影响要素,以建立促进专家良知起作用的机制,促使专家把环境恶化所产生不利影响的信息真实地传导到给企业、社会,从而给政府施加影响。最终通过抓住灰箱系统中起核心作用的政府这一突破口,辅以建立促成专家良知作用发挥的机制,加上由其引发的社会舆论对政府施加的压力,促进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激发企业研发生产销售满足组合23、24、26、27的产品。受其影响,企业方面应增强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产品开发的理念、目标、内容、方法和流程进行变革,积极实施创新观念指导下的面向“两型社会”的产品开发。
四、日本促进节能环保型产品的联动机制
日本企业之所以积极发展Vps、Vpc、Vpe并重的产品,即节能环保型产品,是由于受到了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的双向驱动。内在动力是指在全球化时代日本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外部压力主要是政府、专家、行业协会、媒体、NGO组成的联动机制,而政府在其间起着主导作用[6]。
1. 日本政府。
针对节能环保,日本政府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管理体制、健全的法规体系、精细的财税补贴、严格的奖惩措施。并且大力推广节能环保产品,在制造环节,实行“领跑者”制度;在销售环节,实行“节能型产品销售商评价制度”;在消费环节,实行能效标识制度。
2. 日本专家。
资源极度匮乏的日本能够在战后短短的几十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包括科学家在内的日本专家功不可没。他们在资源利用、降低能耗、产品可靠性设计、资源回收的硬性技术方面领先于世界,在质量管理、生产组织、物流运转等软性技术方面理念务实、方法可行,在普通民众日常节约所需的实用技术方面换位思考、精细至极[7]。
3. 日本社会。
日本自然条件客观上决定了日本社会节能环保风尚的形成,也决定了日本国民节能环保消费理念的形成;行业协会在督促企业自律,媒体舆论压力在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甚至影响其生存方面的力量巨大;非政府组织又非常善于利用和影响媒体,为环保和节能推波助澜。
4. 日本企业。
日本大多数企业都将节能环保限制细化到生产、运输和产品使用的具体环节,通过技术创新和良好的售后服务或回收体系建设促进节能环保目标的落实,企业内部大都建立了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推进机构。例如,松下公司从1991年就开始实施了从规划、设计阶段对产品环境影响进行事前评估的“松下产品影响评价”制度。根据其中的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结果,分三个层次认定通过环境友好设计而开发出来的绿色产品。欧盟的ROHS指令生效后,松下公司启动了不仅在欧盟境内、而且向全球销售的所有产品也一律不使用特定化学物质的全公司项目。2003年3月末,松下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完成了无铅焊锡的引进工作。
5. 现实结果。
日本成为世界上推进节能环保方面最先进的国家,从1973年至2003年,日本的单位GDP平均能源消费指数下降了37%。日本产品大行其道,近年来尽管通用、福特等世界著名汽车制造商的销量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滑,但丰田、日产、本田等日本主要厂商的节能环保车却一直旺销。
参考文献
[1]胡树华.产品创新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8-23.
[2]Deng hengjin.The Approach to simultaneouslyIncreasing Product Value,Customer Value andEnterprise Value[M].PROCEEDINGS OF THE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PRODUCT INNOVATION MANANGEMENT,2007:17-22.
[3]张彩江.复杂价值工程理论与新方法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67-81.
[4]Bebb Lawson.Develop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in organizations:a dynamic capabilities approa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1(5):101-112.
[5]Kenneth B.Kahn.the PDMA handbook of newproduct development[M.]JOHN WILEY&SONS,ING,2006:56-70.
[6]包月阳.节能与环保:联动机制是如何形成的[N].中国经济时报,2007-04-12.
设备润滑机理 篇2
1 流体润滑 摩擦表面完全为连续的润滑剂膜所分隔开，由低摩擦的润滑剂承受载荷，磨损轻微，
流体润滑包括以下四种:
1) 流体动压润滑 依靠运动副两个滑动表面的形状，在其相对运动时形成一层具有足够压力的流体膜，将摩擦表面分隔开的一种润滑状态。
2) 流体静压润滑 利用外部的流体压力源或供油装置，将具有一定压力的流体润滑剂输送到支承的油腔内，形成具有足够压力的流体润滑膜，将表面分隔开并承受载荷的一种润滑状态，又称为外供压润滑。
3) 流体动静压润滑 兼有流体动压和流体静压润滑的作用，可使支承表面之间在静止、启动、停止、稳定运动或是工况交变状况下均能保持流体润滑作用，
4) 弹性流体动压润滑 两相对运动表面间的弹性变形与润滑剂的压力-粘度、温度-粘度效应对其摩擦与油膜厚度起重要作用的润滑状态。
2 混合润滑 同时有以上几种润滑状态存在的情况。
3 边界润滑 摩擦表面的微凸体接触较多，润滑剂的流体润滑作用减少，甚至完全不起作用，载荷几乎全部通过微凸体及润滑剂和表面之间相互作用所生成的边界润滑膜来承受。边界润滑膜可分为物理吸附膜、化学吸附膜、化学反应膜、沉积膜及固体润滑剂膜等。
乡村社会冲突发生机理与管理研究 篇3
关键词：乡村社会；社会冲突；发生机理；冲突管理
乡村社会冲突分为村庄内部冲突与村庄外部冲突。村庄内部冲突包括了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冲突以及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冲突两类，村庄外部冲突指村庄与政府、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与基层组织的紧张和冲突不断增加，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严重动摇。[1]
一、文献综述
“社会冲突”最早始于西方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达伦多夫认为主体之间目标存在不相容差异的一切关系都是社会冲突关系，科塞对冲突的定义是“价值观、信仰以及稀少的地位、权力和资源分配上的斗争”。达伦多夫强调冲突的公开斗争属性，而科塞则进一步强调冲突的心理因素，“冲突”的外延得到延伸。
我国学者对冲突的定义往往更加强调冲突产生的原因，社会学者党国印给出冲突的定义是“当事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但不能完全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自愿达成交易契约的状态”，自愿交易不能达成，即冲突的存在。[2]姜建成认为“社会冲突是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双方或多方的行动方向、目标不一致，并且相互对抗的一种社会互动形式”。[3]我国学者将冲突产生的原因往往都归结于对利益的追求。
而关于“乡村社会冲突”的概念，可以进一步借鉴赵树凯的观点，赵树凯在《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一书使用了“农村冲突”和“村庄冲突”来描述发生在乡村社会的冲突，将村庄冲突分为村庄内部冲突和村庄外部冲突，村庄内部冲突包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冲突以及村民与村庄干部之间的冲突，调查发现村庄内部冲突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而村庄外部冲突有上升趋势，这里的村庄外部冲突指农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1]
“冲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冲突，这类冲突具有内隐性，往往不受重视，另一方面是公开表现的冲突，公开表现的冲突是心理上的冲突的外化，这类冲突更加突出，更易得到重视，往往也是社会热点问题，因而也是学术界研究重点。
我国学者对社会冲突的研究主要将其置于社会转型背景下进行，贾高建从社会转型视角对社会冲突根源进行分析，认为社会冲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正在发生的社会转型触动了原有的既定利益格局而引起的社会冲突，另一种是由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脱节而引起的社会冲突，提出要根据社会冲突产生的根源针对性地采取对策。
社会冲突具有的对抗性特征使得其成为治理的课题之一，学者在探索治理路径的同时，往往先对冲突原因进行分析。蒋俊杰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发现，区域间的公共政策差异、政府部门间的碎片化管理、行政体系内信息的纵向控制、利益补偿中市场机制和公民参与的缺失是中国社会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
社会冲突带来各方面负面影响，政府需要对此进行管理。学术界认为政府对农村社会冲突采取的主要策略是妥协。张世勇等人提出在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农民“闹大”和政府“兜底”共同构建了当前农村社会冲突管理的一般逻辑。
二、冲突形成过程
（一）内隐性冲突形成
乡村社会冲突产生的前提是村民对外在某一事件的不满，由此产生乡村社会冲突的心理因素。外在事件是乡村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赵树凯指出，90年代村庄内部冲突原因主要有收费、干部不公、财务不公开、经济发展、计划生育问题等。到2003年，由于税费改革、村务公开、计划生育政策转变等原因，村庄内部冲突有所减少，但是村庄外部冲突却越来越多。
赵树凯在对20个乡镇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在2009年发生在三个乡镇的三个群体性事件都是因为土地征用补偿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政府征地速度在加快，土地作为农民的重要资本，引发的冲突也就越来越多。除此之外，村庄外部冲突的关键问题还体现在土地问题、干部腐败问题、环境污染和侵害问题、宗教问题、村级选举问题、黑恶势力问题、公共服务问题和税费问题等。而这些问题伴随着社会转型与政策完善，还不能得到有效迅速的解决，而村民对现状又有所不满，于是在心理上产生不满。
乡村社会冲突产生原因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进行剖析。一方面，从利益诉求者角度看，冲突产生于利益诉求者对既有利益的不满，期待通过冲突来提高自己的所得利益；另一方面，从管理者角度看，冲突产生于管理者的功能失灵，使得利益诉求者有所不满，期望通过冲突来有效解决问题。
（二）外显性冲突爆发
当村民因利益受损带来的不满情绪无法得到平息，就会向外在寻求宣泄，冲突得以外化，形成有形的公开性事件。理论上说，村民可以通过制度化渠道和非制度化渠道两种方式进行利益表达，而在实践中，村民往往采取非制度化渠道进行利益表达。一方面，村民的文化水平有限，对制度化的渠道并不了解，难以操作。另一方面，制度化渠道自身效力不高，繁琐的程序与低效的办公使得急于解决问题的村民放弃制度化渠道。因此，农民在卷入冲突中，往往采取“闹大”方式。“闹大”就是围绕解决某些社会矛盾冲突问题而形成的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博弈逻辑。“闹大”的方式则多种多样，主要有上访、制造舆论等，上访说明问题已经超越村庄管理本身，制造舆论是为了给政府施加压力。有调查表明，超过50%的农民工愿意通过罢工、游行、示威、静坐、堵马路、集体上访等方式进行利益表达。
当外在事件作用于村民，与村民期望形成反差后，村民感到利益受到损害，形成内隐性冲突，便会寻求最有效或最方便的解决途径，和平方式往往不能满足村民的利益需求，冲突就具有了公开性特征，得以外显。外显性冲突不是村民的必然选择，村民在尝试合作式解决心理冲突时，可能会被动陷入外显性冲突中。而随着“闹大”事件越来越多，村民看到了“闹大”事件解决问题的高效性，更多采取“闹大”策略，以往村民选择“闹大”是在有限选择中作出的选择，是为最有效地解决问题，现在，“闹大”甚至被不法分子利用形成产业链，而村民本身并非为破坏政治，在某些情况下，“闹大”还是村民的一种被动选择。
（三）政府反应
以乌坎事件为例，政府采取了稳定第一的策略，对村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却没有高效处理，导致事件恶化。市政府在乌坎事件中管理不力，处理重点在于平息外显性冲突，忽视冲突产生的根源，直到省政府做出反应，从根源上处理，才平息了冲突。政府在冲突面前，采取的策略往往是“兜底”，急于解决外显性冲突。但是，政府在面对外显性冲突时，并不总是选择妥协。在赵树凯调查的三个群体性事件中，两起事件的结局是政府妥协，提高了补偿标准，一起事件的结局是上访组织者被抓，农民妥协，事件平息。
政府的定位是服务于公共利益，而在外顯性冲突发生时，往往急于解决外显性冲突，而忽视了对村民利益的保护，使得内隐性冲突仍旧存在，再次爆发外显性冲突。而政府在本身存在不合法性时，更易采取妥协策略，忽视对冲突根源的解决，极有可能导致外显性冲突再次爆发。
三、结论
乡村社会冲突产生根源于制度和政策等外在条件的缺陷损害了村民利益以及村民对利益的期望过高两种情况。这种实际与期望的落差使得村民产生内隐性冲突，内隐性冲突积压到临界点，村民就向外表达利益诉求，和平方式无效的情况下，就会产生外显性冲突。政府面对外显性冲突，往往急于平息，而对冲突的根源处理相对落后，极易再次引发外显性冲突。（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参考文献：
[1] 赵树凯.乡镇治理与政府制度化[M].北京：商务出版社，2010.
[2] 党国印.发展与冲突：一个理论假说与经验实证分析[J].社会学研究，1998（4）.
社会机理 篇4
摘要：强弱关系命题是社会资本理论中一对重要的理论命题。虽然强弱关系命题所述各异, 但都遵循有一定的机理和路径。一是受相应的文化制度的制约, 不同的文化制度背景命题的有效性不同。二是遵循人类交往的同质性原则, 人们更多的时候是和自己相类似的人交往。三是“结构洞”的作用, 占据桥梁位置的人具有更显著的控制性。
关键词：社会资本,强弱关系,同质性,结构洞
参考文献
[1][美]林南著, 张磊译.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和行动的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2月, 第1版
[2][美]边燕杰著.张文宏译.找回强关系: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J].国外社会学, 1998, 2.50-65
社会机理 篇5
【关键词】大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同机理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6）11C-0042-02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问题给予了关注。然而，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内涵、认同现状、实现路径等方面，专门针对大学生群体，研究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形成机理的较少。因此，本文从大学生价值观认同的心理过程出发，探讨大学生如何生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内涵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本质和内涵，学术界主要从价值认同的视角进行阐述。价值认同是价值主体对于某种价值观念、价值目标的趋向、接受和践行。价值认同是一种集体意识，它是人们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或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作为追求目标，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价值主体对于价值目标的追求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转化为具体动机，激发和支配实践活动。因此，价值认同不仅包括个体的模仿、内化过程，同时也表现为一定的行为和实践选择。价值认同具有互建构性，即它是在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相互沟通和交流构建起来的，是社会成员一致的看法和感情。因此，价值认同的实现离不开社会成员的交往互动，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价值导向，是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指导作用的价值观念。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指社会成员通过生产活动、交互活动，逐步调整自身的价值结构，以适应、接受和遵循核心价值观，以规范自己行为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是社会成员对于群体和国家的一种情感、认知的归属感，它标志着社会成员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三个倡导”作为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层次
从认同程度来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一）盲目认同。盲目认同是指大学生处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盲目跟风，被动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表现为，大学生既没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念，也没有理性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术界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体上持积极认同，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清晰的理论认知。比如，周古月对武汉某高校的大学生进行调研，结果显示，较少学生能够准确无误地列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涉及的12个价值观。陈世阳选取北京地区10所不同类型高校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程度不高。由此可见，盲目认同是一种停留在表面上、感性上的认同，而非建立在理论认知的基础的接受和理解。
（二）表层认同。表层认同是一种低水平的认同，是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被动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观念。在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等影响下，大学生赞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念。然而，这种认同只是表层上、学理上的认同，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导致认识和实践相脱节。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大学生面对个人私利等现实问题时，往往表现出功利化、个人化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进而产生认知和实践的矛盾、认同和践行的不坚决。因此，在表层认同的层面上，大学生并没有从情感上真正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认同的基础也不牢靠。
（三）自觉认同。自觉认同是在主动自愿的基础上，自觉接受、自觉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认同是一种积极认同，它是在理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即大学生不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清晰的理论认知，并且接受和内化为自身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同时外化为实际行动。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的有效引导，不能停留在盲目认同和表层认同的层面上，而是要建立在自觉认同的基础上，使大学生最终确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信念和准则，在行为上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念。
三、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形成
（一）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心理认同过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通过大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来实现的。同时，必然受到社会认同环境的影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成为大学生个体的价值观念并转化为自觉行为，要经过一个接受和内化的过程。因此，认同的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是在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接受赞成并逐步转化为自觉行为的复杂的心理过程。从个体心理的层面来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过程，是由自身内在的“知”、“情”、“意”、“行”诸心理要素辩证运动、均衡发展的过程。
“知”是认知，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理论的认知和理解，包括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科学内涵等。认知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形成价值认同的基础。大学生是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程度如何，关键就在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收和消化。即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越全面、越正确，就越有利于形成理论认同。与中小学生相比较，大学生的辩证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迅速发展，他们会根据自身需求与爱好吸取知识，并用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周围事物。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大学生对外部信息的识别能力较弱，容易受到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和不良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大学生在认知过程中，由于个体识别能力的差异会形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同的理解，进而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同水平。
“情”是情感，是大学生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去认识社会现象时产生的情绪体验。大学生活动领域扩大，情绪情感日益丰富，价值观取向多元化。大学生价值取向选择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从而影响大学生的情感认同。如果大学生在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就容易激发他们产生情感认同。从情感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内化的心理过程，是大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自身的情感体系中，内化为自己的精神需求和价值取向的过程。
“意”是意志。意志是人们自己克服困难，完成预定任务的心理过程，是大学生愿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向，以及在践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大学生在学习任务和实践活动中发展了各种优良的意志品质，一旦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就能表现出巨大的意志力量，从而完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任务和实践活动。
“行”是大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外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是大学生在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的基础上的外在表现。“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根本和归宿。个体的价值认同从获得理论认知开始，经过情感、意志的催化，最终转化为个体的行为，达到了真正的认同。大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精神需求和价值取向，并转化为日常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就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个认同过程。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路径。社会化是价值认同的基本路径。大学生掌握社会生活的各种规范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大学生社会化的过程，而贯穿这一社会化过程的主线就是认同。社会化是个人成为社会一员必然要经历的社会过程。所谓社会化，是指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个体形成适应于该社会与文化的人格，掌握该社会所公认的行为公式。大学生的社会化过程，是大学生自身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社会化的环境主要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因此，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大学生个体与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具体途径上看，大学生价值认同的路径主要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影响等。
1.学校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知识是在互动中传递而被掌握的。从受教育者来看，大学生是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通过自己思想内部矛盾和斗争去选择、接受和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从教育者方面看，教师是培育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教育者。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认知核心价值的主要渠道，但是由于大学生认识能力和活动空间的限制，大学生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认知。因此，在学校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教育要建立全方位的配套教育。除了教学途径外，还要搭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种实践平台，比如班级管理、评优表彰、公益活动、社会调查和党团活动等多种类型的实践形式。另一方面，教师是大学生的榜样，对大学生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培育大学生的价值观认同，也可以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来实现。
2.家庭教育。父母的教育方式及教养态度对子女的人格也有重要影响。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加入自身的文化准则和行为规范，由此对子女的人格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培育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双管齐下。
3.社会环境的影响。价值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受国家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不良的社会风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影响大学生思想观念、价值认同等方面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一方面，国家和社会营造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文化，通过主流媒体和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形式，充分发挥宣传舆论引导作用。另一方面，社会营造良好的道德风尚，大学生通过感知、领悟现实中的场景和身边的优秀典型，切身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和正确性，从而逐步接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参考文献】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编写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2]陈新汉，刘冰，邱仁富.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价值论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
[3]黄进.论核心价值观[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周古月.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现状及教育对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5]陈世阳，夏欢，刘玫.首都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状况调查研究[J].北京教育（德育），2015（Z1）
[6]苏巧荣.大学生心理辅导[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基金项目】南宁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项科研项目（2015XJSZ05）
【作者简介】韦玉梅（1984— ），女，广西扶绥人，硕士，南宁学院讲师。
社会机理 篇6
关键词：SA8000,规模性,外部性,微观机理
一、引言
当传统经济学无法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所带来的诸如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搭便车等问题时,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就变得非常必要。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资本与制度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作为制度分析的工具。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是理解个体如何实现合作、克服集体行动问题以达到更高程度经济绩效的关键。信用、声誉、规则、网络等都是社会资本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斯蒂格利茨(1999)提出,社会资本包括隐含的知识、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普特南(1981)强调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用、规则和网络,它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当个体之间相互信任并做出可信的承诺,以及依赖普遍性规则而不是特定交换关系时,他们就能获得相应的利益。显然,信用是形成和发展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条件。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与ISO9000和ISO14000等国际标准相比,更多地体现了人文关怀[1]。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企业导入SA8000,是向企业员工和社会公众等利益主体提供的信用,同时它成为企业获得信用资本和可持续发展的内源性动力之一[2]。
作为“理性经济人”,企业将在权衡利益得失之后,决定是否导入;另一方面,雇员追求的目标是自身效用最大化,其期望效用不仅包括工资、福利等显性效用,而且还包括地位提升、权益受关注等产生的隐性效用。因此,企业与雇员基于SA8000的心理契约是二者重复搏弈的结果。重复博弈有助于SA8000导入,并通过声誉的累积而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3]。本文从信用资本视角出发,结合规模性和外部性两个范畴,阐释了企业导入SA8000的微观机理。
二、基于信用资本的SA8000导入机理
传统的生产函数将企业的生产要素归结为劳动、技术和资金,并认为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现代企业的发展及其经济绩效表明,许多企业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其实,对于现代企业而言,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传统的经济资本(如劳动、技术和资金等),而且还应把社会信用资本(如履约率、口碑和信誉等)作为一种独立的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4]。
1. 传统企业生产函数及均衡策略
根据古典利润函数模型,企业的利润π满足π=f(x1,x2)-c1x1-c2x2,其中1x,x2定义为企业的两种生产要素,f(x1,x2)为生产要素所创造的价值,1c、c2为企业获得生产要素所需要支付的平均成本。将利润函数分别对1x和x2求偏导数,并令其为零可以得到:
联立(1)式和(2)式可以得出:
(3)式表明当生产要素1x和x2达到某种配置状态,该状态使得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和支付的平均生产成本(或生产要素价格)相同时,或者是当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价格(或企业支付的成本)的反比例时,可以称企业达到了利润均衡点。客观地说,古典利润均衡策略对于指导企业生产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但这种基于个体主义的生产函数已经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和质疑。新制度经济学者詹森、梅克林等认为,企业可达到的最大产出就不仅仅取决于“物质”上的可能,还取决于企业与员工之间基于利益而达成的心理契约。这种心理契约就是信用关系,它是个人与组织之间一种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是决定个人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传统的生产函数对于生产要素投入的界定有失偏颇。
2. 引入信用资本后的企业生产函数及均衡策略
引入社会信用资本后的现代企业依据如下假设构建利润函数[5]。假定其生产函数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即Y=xαsβ,其中x和s分别为经济资本投入要素(人力、资金和技术的总称)量和社会信用资本投入要素量,α和β分别为经济资本投入要素和社会信用资本投入要素的弹性。假设不存在规模效应和外部性条件下,经济资本要素和社会信用资本要素的成本分别为C1和C2,此时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不难得出企业的利润均衡状态为
(4)式是把企业经济资本要素和社会信用资本要素的规模性和外部性作归零处理。事实上,企业信用资本的投入与经济资本的投入一样,均具有规模经济性或外部性。按照Argyris的观点,信用就是说明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心理契约,Levinson等人(1962)提出心理契约是组织与员工之间隐含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的总合,是存在于个人与组织之间的一份内隐协议,协议中指明了在彼此关系中一方期望另一方付出的内容和得到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但包括员工努力工作并对组织忠诚、组织提供工作安定性和长久性的保证等传统心理契约,还包括权益被重视、自主性、公正性、变革创新等现代心理契约。毫无疑问,良性的心理契约会使企业内部交易成本降低,带来直接的内部经济性,同时,有助于打破“熟人社会”的局限,扩大市场交易范围,增加社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克服逆向选择现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由于企业与员工相互期望值的提高而增大企业内在规模效应,并且随着信用成为社会主流资源,正反馈性增强,信用制度运行带来的收益就会抵消其运行的成本,使社会总效益最大化。
假定企业在实现其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生产要素的规模性参数为δ,外部性参数为γ,则经济资本和社会信用资本的单位成本分别为
因此,引入信用资本之后的现代企业利润函数为
显然,当δ≤0时表示生产要素的规模不经济性,δ0表示生产要素的规模经济性(企业由于导入SA8000产生的社会信用而导致的规模性);γ≤0表示生产要素投入的外部不经济性,γ≤0表示生产要素的外部经济性(企业由于导入SA8000产生的社会信用而导致的外部经济性)。
比较(4)式与(7)式可以得出企业引入社会信用资本与不考虑社会信用资本的利润差为:
对∆π加以讨论如下:
(1)当,即规模经济性时,不管导入信用资本的外部性为正还是负,生产要素配比为任意比时,都有即企业导入SA8000必然呈现出强正效应。
(2)当,即规模不经济时,企业导入SA8000的效应会随着δ与γ的关系变化而变化:
其一,当时,导入的外部性不足以弥补要素的规模不经济性带来的负面效应,不管生产要素配比为多少,都有即导入的总效应为强负效应。
其二,当时,导入的外部性能够弥补要素的规模不经济性带来的负面效应;但是,导入产生的总效应依据资源配比xs的关系会出现正、负和中性三种情况:
(4)当δ=0,即导入的规模性为零时,因为存在,所以都有也就是导入的总效应为强正效应。
三、建议
本文从信用资本视角,结合规模性和外部性两个范畴,讨论了企业导入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机理。分析讨论表明,企业行为取决于企业导入社会责任机制后所具有的规模性和外部性的具体特征。当δ0,即规模经济性时,结果呈现出强正效应;当δ0,即规模不经济时,结果随着δ与γ的关系变化而变化:当γ-δ时,结果为强负效应;当γ-δ时,结果依据资源配比xs的关系会出现正、负和中性三种情况;当δ=0,即规模经济为零时,结果为强正效应。正效应表示SA8000导入有利于现代企业的经济增长,只要合理的配置企业的经济资本要素和社会信用资本要素,企业可以迅速实现其经济组织的目标。负效应证明了人类学家对信用资源的认识,即当社会信用资本没有达到一个临界点时,率先导入信用资本的企业所付出的代价会过高,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中性效应与古典的厂商利润均衡理论一致,即说明导入SA8000对企业的经济行为没有影响,不会促进企业的利润增长。
政策建议:(1)提高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同时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完善国家的法制水平;(2)运用激励机制,对信用水平高的企业予以表彰和奖励,发挥见贤思齐和榜样的作用,凸现公众觉察价值;(3)加强雇员维权意识的培养,提高雇用关系的持久性程度和雇用条件的绩效描述的清楚程度;(4)加大执法力度,对损害雇员权益的行为严惩不贷,以增强导入企业的外部效应,实现必要的外部增值。(5)加大新闻监督的力度,以提升企业对整个社会信用资本的整合能力。
参考文献
[1]蔡文之.企业伦理的全球评判.社会观察,2005,(1).
[2]Fukuyama F.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ew York:Free Press,1995.
[3]程云喜.SA8000导入的一个视角:企业与员工的搏弈分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11).
[4]Rousseau D M.Psychological and implied contracts in organizations.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journal,1989,2.
社会机理 篇7
一、相关文献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最早于1924年由英国学者欧利文·谢尔顿(Oliver Sheldon)在其所著《管理的哲学》提出。自此以来,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争论很大,其中最著名的是20世纪30～60年代间伯利(Adolf A.Berle)与多德(E.Merrick Dodd)关于管理者受托责任的论战和伯利与曼恩(Gardiner Means)关于现代公司作用的论战。这些持续很长时间的争论虽然没有定论,却推动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普雷斯顿(Lee E.Preston)与波斯特(James E.Post)提出企业社会响应这一全新概念,80年代卡罗尔(Archie B.Carroll)提出了企业社会表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益相关者理论及企业公民理论的全新视角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主流。
经过数十年发展,企业社会责任这个概念已被理论界和实务界广泛接受。目前形成了颇具代表性的“三个同心圆”概念、“金字塔”概念、“三重底线”、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模型和第三代企业社会责任。1979年Carroll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金字塔”定义,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四层次概念,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四个范畴。这一模式以层级形式排列,旨在显示各种社会责任的不同重要性,其中最基本的是经济责任,其他的社会责任都是建立在经济责任之上的[1]。1971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用“三个同心圆”来定义企业社会责任,内圆是指企业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责任,中间圆是指企业履行经济功能要与社会价值观和关注重大社会问题相结合,外圆是指企业更广泛地促进社会进步的不明确的责任[2]。而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提出的“三重底线”理论认为,企业行为要满足经济底线、社会底线与环境底线,企业不仅要对股东负责,而且要对社会负责,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和三者的基本平衡[3]。迈克尔·波特等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模型,建议从企业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考虑特定企业的战略,阐述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竞争优势之间的逻辑关系[4]。Zadek等通过引入CSR集群(Clusters)概念,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CSR集群可刺激创新、投资和贸易,并能营造良好商业环境,从而提升地区和国家的竞争力[5]。这种与国家竞争力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社会责任被Zadek称为第三代竞争性责任。
在此基础上,欧洲联盟、世界银行、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都对CSR作出了定义。比如,欧盟把社会责任定义为:“公司在资源的基础上把社会和环境关系整合到它们的经营运作以及它们与其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中”。世界银行则把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CSR概念的研究处于引进、消化和吸收西方研究成果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刘俊海[6]、卢代富[7]、李伟阳等[8]、王世权[9]等学者对CSR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但对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多从政府或社会俯瞰企业的单一视角进行研究,从政府、社会、企业三方协同互动视角进行尝试的尚不多见,在企业社会责任要素、内涵和机制等方面仍存在分歧,特别是较少有学者从区域角度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实现机制。因此,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对CSR概念进行深入研究,不断丰富其内容,构建适合中国特定背景的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和机制,是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内涵
(一)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内涵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区域,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除去共性之外更有个性。企业社会责任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首先要符合当时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单靠自身的自觉行为不可能长期有效地实现,必须依靠外部因素的协调和干预来规范和引导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使企业在动态的环境中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从而保持区域责任竞争力的提升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内涵除了包含企业社会责任的一般内涵外,更加强调特定区域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本文把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某一特定经济地理区域内,企业为提升自身责任竞争力,获得可持续发展优势,所负有的促进区域内自然环境、人力资源、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义务。
(二)区域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征
基于上述理论回顾和区域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建设肩负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综合目标。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社会问题,是一个区域整体发展的问题,旨在提升区域责任竞争力,属于Zadek提出的第三代竞争性责任[5]。第二,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区域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需要通过企业、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与合作,实现共赢与和谐。第三,企业自身责任竞争力的提升是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原动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行为特征、效果是实现区域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影响因素。第四,区域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基础十分广泛。包括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公民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战略管理、组织行为、社会网络分析等领域的成果。
三、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
根据系统理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的结构,并在和外界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其功能[10]。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系统,它具有内部相对完善的要素结构,通过与外部环境的物质和信息交流实现系统功能。本文构建的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概念模型(见图1)直观描述了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的基本要素(子系统)、结构和相互作用关系。
(一)机制的要素
从系统要素看,区域实现机制系统共包括责任市场、制度、监督和执行四个子系统(要素)。责任市场子系统包括责任消费市场和责任投资市场,是利益相关者通过市场行为影响企业利润的实现,从而给企业造成压力,并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系统。制度子系统包括政府行政干预与法律两个子系统,是用以约束企业行为,保障企业社会责任正常运行的系统。监督子系统由监督、评价和信息三个子系统组成,是监督企业社会责任执行状况,进行企业社会责任认证和第三方评价,并传递公布相关信息的系统。执行子系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系统,是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的内在机制,它包括企业规模和性质、企业战略、责任能力、经济绩效、企业生命周期、企业伦理准则、企业社会责任文化以及管理者和员工的责任意识等要素。
(二)机制的结构
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各个要素(或者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彼此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结构[10],如图1中CSR系统结构所示(实线表示子系统间作用关系,虚线表示子系统间的信息传递)。
(三)机制的功能
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系统的功能就在于在系统外部环境因素(宏观、区域和微观环境)的影响下,向系统输入国际、国内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跨国企业的要求、经济体制、工业化程度、区域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地方政府转变职能等要素,通过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与作用而输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环境责任、伦理责任、慈善责任和区域责任),形成责任竞争力,使企业可持续发展,最终满足外部环境的要求———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从系统要素看,区域实现机制系统共包括责任市场、制度、监督和执行四个子系统(要素)。
四、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的作用机理
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各个子系统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如何相互作用,是机制的作用机理问题。从图1可以看出,四个子系统之间的总体关系为:区域责任制度子系统和责任市场子系统共同作用于执行子系统,敦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形成良好的责任竞争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监督子系统为各子系统提供执行信息、评价信息和行动参考,并监督系统正常运行。
(一)责任市场子系统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提供动力
责任消费和责任投资是区域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责任市场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市场需求机制,通过责任投资和责任消费等市场行为影响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推动或者拉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Mohr等认为,责任市场的规模以及消费者对责任产品的偏好强度是影响企业策略行为的主要变量[11]。责任投资将投资者的经济目标与他们的伦理、社会和环境观点结合起来,有效地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二)制度子系统提供健全的责任竞争环境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对企业行为的调节还必须依靠行政及制度的力量,制度子系统的作用就是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提供支持和保障,健全和完善责任竞争环境,从而保证整个实现机制的良好运转。通过行政干预和经济调控等手段,利用政策和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范责任消费和责任投资市场,对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施以政策优惠与奖励,对回避或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给予相应惩罚,提高企业的失责成本,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三)监督子系统为区域企业社会责任系统提供监督和信息
首先,监督子系统的主体由政府、媒体、协会、中介机构、绿色和平组织等组织、公众和消费者、高校和科研机构组成,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社会责任监督机制,以及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的完整体系,通过区域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信息传递和激励约束机制,监督、指导和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其次,监督子系统保障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全面性、连续性,向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反馈信息,同时也为其他子系统的有效运行提供必要的信息。
(四)执行子系统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执行
集资源、技术和可持续发展动机于一身的企业作为社会责任行为的决策者和机制的执行者,其社会责任的驱动力包括来自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外部压力指社会压力、政府制度的约束和责任市场的需求,内部动力则是企业对自身经济利益和道德价值的追求。只有当外在压力转换成内在经济动因、符合企业价值观和企业战略,适合企业自身能力,企业才会从被动变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外部的压力、自身发展战略、履责能力和社会责任绩效相互制约相互统一,保障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既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又适应区域发展的要求。同时,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健全的企业价值观和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制度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保障,是内部因素,是其他子系统功能赖以实现的基础。
五、结语和建议
区域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是一个系统、长期和动态的过程,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需要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市场、制度和道德等多种因素的共同驱动作用,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内容也会随着区域发展而不断变化。建立有效的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走中国式的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之路,必须始终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提升企业发展水平、增强责任竞争力,体现对劳工、消费者、社区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维护,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第二,区域企业社会责任推进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建立完善的监督和信息系统。区域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是一项系统工程,企业、政府、媒体、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社会公众等,都是企业社会责任深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一方面,在中国处于转型经济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为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创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动者、规制者和监督者,政府应转变传统的GDP一元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标准与政绩观,提高认知能力、组织能力、决策能力、专业能力和自律能力,认真落实政府部门的服务职能,定位于进行长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整体利益的维护,着力完善并有效执行各种法律、制度,保障其他子系统的有效运行,营造社会责任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另一方面,要建立多方联动和参与的机制,建立完善的监督和信息系统。监督反馈和信息传递是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控制力量,要积极发挥社会团体如环保组织、消费者协会、媒体、工会等对企业的监督作用,建立良好的声誉评价机制、信任机制和公平机制,有效地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第三,针对区域实际,必须制定适合企业发展的社会责任标准。由于各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的不同、企业的行业特殊性、发展阶段性和能力的差异性,在国际国内公认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基础上,制定适合企业自身发展的易于操作和管理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对区域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将有着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社会机理 篇8
1 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社会流动一直是当代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学者对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在于对流动理论的探索和对客观流动现象的分析,社会流动的概念最早是由P.A sorokin提出的,他认为社会流动是处在不同阶层中的人口进行交换,即个体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的移动。Lipset S M&Bendix Reichard[8]也持有相似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分析社会流动时的重点应该是处于社会系统中的个人从原先的职位向更高职位或更低职位的流动。Peter Saunders[9]将社会流动划分成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和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代内流动(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和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四个方面。龚维斌[10]指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变动表现为一部分人退出某一阶层同时另一部分人补充进来,所以当社会位置出现空缺时才会产生社会流动。王宝玺[11]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阐述社会流动性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的改变,其本质是个体的社会关系的变更。庄西真[7]从代际影响的角度提出社会流动性指是上一代人的地位、收入和教育等对下一代人地位、收入和教育的影响程度,且这种影响程度与社会流动性成反比。李许单[12]将职业流动定义为个人在不同类别、不同级别的职业之间的流动,即个人获得新的职业地位的过程,并从流动方向的角度将职业流动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从个体的流动意愿的角度将职业流动分为自愿性流动和非自愿性流动。现有对社会流动性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社会流动性提供了很多借鉴,但是目前社会流动性的研究重点偏向于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和地位上的流动,且尚未形成较为明确和统一的划分标准。
另一方面,经济学界对经济现象做出了许多描述和总结,尤其对经济增长作了大量分析和研究。Tuomas Malinen[13]根据各国收入分配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长期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会阻碍长期经济增长。Barron and X.Sala-i-Martin[14]利用回归方法得出公共教育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的结论。Benhabib and Spiegel[15]指出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主要来源于其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机制是影响国内技术自主创新率和吸收国外新技术的速度。Acemoglu[16]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制度先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认为政治和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起基础性作用。刘伟[17]认为要保持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趋势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根本是将经济增长由短期扩张转变为长期可持续,将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主要依靠扩大要素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要素效率。刘瑞翔[18]等人从最终需求的角度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此外,消费、投资和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沈利生[19]测算了消费、投资和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出目前我国必须提高消费的拉动作用,使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陈锐[20]结合现代经济增长模型指出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是生产发展、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但是对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和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并提出发展中国家必须建立起一种促进科技和创新的内在的稳态的增长机制。这些研究都鲜明地揭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为进一步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借鉴思路。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联系,并作了相关研究,这为分析我国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参考。早在英国“光荣革命”之前,显著的社会流动性就对工业社会的兴盛产生了明显的作用[21]。Benjamin M.Friedman[22]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从而提高社会流动性、促进公民承诺和民主精神。Alfred Marshall[23]认为经济增长与社会的垂直流动高度相关。Daron Acemoglu[24]研究指出精英社会作为一种低流动性的社会形式,不能够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因为精英阶层之外的社会成员缺乏流动机会,抑制其对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缺乏活力。T.R.Malthus[25]认为生活中存在阶层上下调整的可能,人们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而进行的活动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也表明了社会流动性对社会经济的繁荣的影响。蔡洪滨[26]区分了静态的不平等和动态的不平等,动态不平等主要是指社会流动性减弱、社会阶层固化,并指出这就是长期经济增长受阻的关键,并根据Hertz、Tom[27]等人提供的跨国数据作出了社会流动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图,证明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唐世平[28]认为社会流动渠道通过调控地位市场的激励结构影响经济增长,并将社会流动渠道作为支撑社会流动的制度安排,认为社会流动渠道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廉晓梅[29]通过分析区域间的人口流动和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影响关系,提出区域间人口流动的实质是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是导致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王桂新[30]通过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进行划分,分析其外来人口的流动状况,认为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朱韵洁[31]等人分析了流动人口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客观负效应,即流动人口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成本,而实现经济效应最大化的基本途径是减少流动人口的外部不经济。当前关于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研究成果虽多,但对于二者之间的互动机理研究仍需加强,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我国社会流动性和经济增长状况的现状,进一步探讨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作用原理,以期为促进二者更好地相互作用提供借鉴。
2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的发展现状
2.1 社会流动性现状
2.1.1 垂直流动。
本文中将垂直流动定义为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和社会等级上的变化情况,包括从较低的社会地位转向较高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和从较高的社会地位转向较低社会地位的向下流动。近年来我国社会流动被阻滞的现象逐渐显现,主要表现为社会资源向上层聚集,影响正常的社会阶层流动,社会成员在争取向上的社会流动时不仅受到教育、个人努力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还明显受到社会关系、父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等的作用,影响其正常的公平的社会流动渠道。我国目前的阶层流动性减弱,中下层向上层流动的渠道减小,Deng[32]等人根据CHIPS1995和2002的城市数据测算出我国居民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47和0.53,这显示出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减弱的趋势,李力行、周广肃[33]根据CHIPS数据所测算出的1995年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弹性也显示出同样的趋势。父辈在职业、收入和教育方面对子代的影响显著,而且这种代际传递趋势呈加强态势,其本质是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趋势加强,具体表现为收入的代际流动性降低、职业和教育的代际传递固化。
2.1.2 水平流动。
本文中将水平流动定义为社会个体或群体在空间位置上的水平流动,即区域流动。如下表一所示,2009年至2014年,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城镇就业人口增长17.97%,同期农民工人数逐年增加,2004年至2014年,城镇人口从54,283万人次提高到74,916万人次,占总人口比重增长13.01%,活跃的区域流动能够调节人力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增长的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区域性差异更加明显,人才分布的不合理进一步加剧。对流出地而言,大量年轻劳动力的转移使农村出现“空心化”问题,即农村劳动力显现不足,土地搁荒、农业生产设施失修等资源浪费现象等。对流入地而言,大量人口的流入加剧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村居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在承受较高的生活成本的同时难以获得平等的社会保障,涉及到社会保障福利、医疗保健福利、子女受教育、购房等多个方面,同时还容易滋生不良的寻租行为。2013年和2014年的流动人口数量分别为2.45亿和2.53亿人次,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也带来了社会管理上的压力,增加了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
(万人)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2.1.3 职业流动。
职业流动指社会成员在不同职业间的流动情况,即职业角色的转换。如下表二所示,2006年至2013年,我国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结构不断调整,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不断减少,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不断增加,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第一次超过第一产业,反映出近年来社会群体在从事的产业类型(或者说是职业类型)上的流动频繁。另一方面,目前社会成员在职业流动时受到家庭背景、性别、教育、制度等多方面的阻碍,并不能享有完全平等的机会在不同的职业间自由流动。从个人角度来说,受教育程度和从业经验是影响职业流动难易程度的重要因素,高素质的员工更容易实现社会流动,这就给教育程度低的社会成员设置了职业流动的障碍。从制度的角度来说,户籍制度的存在深刻影响了农村居民获得非农职业的机会。此外,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离开原来的职业岗位意味着放弃与原职位相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职位流动的经济成本,对职业流动产生一定的阻力。
(%)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2.1.4 国内外流动。
国内外流动包括境内外定居、学习、旅游等人口流动现象。如下表三所示,2008年至2014年,我国国内外流动频繁,我国出境旅游的人数逐年上升,每年来华旅游的人数呈波动状态。从我国海外移民总量上来看,2000年为549万人,2010年为876万人,2013年为934万人,加之对比出国留学和学成归国的人数,每年学成回国的留学人数明显少于出国留学的人数,反映出了一定程度的人才海外流失现象,且目前存在着显著的移民赤字,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说是不利的。此外,通过分析2005年~2014年10年间的来华留学数据和申请特性,过去10年来华留学人数一直持续增长,2014年来华留学人数将近38万,但来华留学人数增速出现放缓趋势。其中,2013年和去年增速分别为8.58%和5.77%,连续两年增速下降。相比于2005年27.27%的增长率,来华留学人数已经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万人)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2.2 经济增长现状
一方面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长较快、水平较高的状态,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均在9.5%以上,但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波动。如下表四所示,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经济总体上呈现较快发展水平。从数值上看,2008年至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上升,但2012年—2014年GDP增速连续三年低于8%,且2010年—2014年,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于去年同期的增长率呈明显的下滑趋势,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高点12.38%下降至2014年第四季度的7.35%。这说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趋向回落,旧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从三次产业的增长情况来说,从2004年至2013年,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了3%,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下降了3.7%,同期第三产业则显示出较强大的拉动力,其对GDP的贡献率上升了约6.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作用日趋明显,三次产业的结构也在继续调整优化中。另一个方面来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性不足,我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依存性的增长,即主要依靠对外出口和投资拉动,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外需严重萎缩和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失速”风险增大。此外,我国在1994年制定“九五计划”时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取得根本性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情况依然严峻,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资源消耗量大、浪费普遍,加之我国的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的利用率不高,经济增长受到资源和环境的约束,这对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来说是不利的,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我国长期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
3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
3.1 提高良性的社会流动性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
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在阶层、职业或者地区上的转移现象,或者是其社会归属的属性的改变。当社会流动性较高时,可以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即社会成员可以通过接受教育、努力工作、积极创业等多种渠道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平台,有利于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积极进行创新和努力工作,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有利于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当社会流动性减弱时,社会成员的流动渠道缩小、流动机会减少,社会资源被长期限制在相对固定的阶层、群体和区域之内,社会利益固化,不利于阶层、职业和地区之间的人力资源交流,难以实现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当社会流动逐渐减弱时,父辈的教育、收入和社会地位对子辈的教育、收入和社会地位起着更加明显的决定性作用,代际继承性增强,将造成长期的动态不平等,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虽然社会流动性的显著增长在短期内可能会带来波动的不稳定现象,但最终会回归长期的经济发展,因此,必须保持较高的合理的社会流动性,保持社会机会的动态平衡,从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3.2 长期经济增长是良性的社会流动性提高的契机
社会流动的驱动因素有很多,其直接原因是社会阶层、行业、地区之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由于差别的存在,使得社会成员进行相应的流动,实现向等级高、条件好、资源占有丰富的阶层、职业和地区的转移。但社会流动性的根本驱动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带动产业和科技的革新和升级,实现新的社会分工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淘汰落后的行业和生产方式,产生先进的技术和增长方式,这一过程伴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重组和社会分布的改变,即增强了社会流动性。长期经济增长伴随着产业职业的优化、生产方式的升级,对社会整体的结构和分布具有显著的引导,同时从长期来说,经济增长要求社会区域发展的平衡性,意味着社会资源在阶层和地区的分布更加合理公平,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得到改善,这给社会成员在地区间、阶层间和职业选择上进行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契机。但是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完全实现可持续性,必须继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长期经济的健康增长。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下图一所示:
4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
4.1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互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4.1.1 影响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政治因素分析。
为了实现社会合理流动性的提高和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必须重视相应的社会保障、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分配制度、监督制度、管理制度等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在我国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下,社会呈现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且社会资源在城乡的配置上不平等,对农村居民的向上流动设置障碍,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出现明显差距,尚未实现其均衡发展。此外,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尚未健全完善,市场对劳动力的调节能力仍需改善,对社会流动的管理制度应旨在最大程度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公平合理的流动机会和渠道,满足社会成员的流动愿望,并且调节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各地区经济均衡发展。
4.1.2 影响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经济因素分析。
一方面,代际流动受到技术变化的很大影响[34]。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比例改变,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改变了职业的分布,大大加强了社会的职业流动,同时这种产业的调整和科技的进步显著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累积和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也对劳动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刺激社会成员努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适应市场要求。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显著影响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增加社会经济的活力,但收入差距过大时,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巨大差距易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流动困难增加,且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的限制,难以进行充分的人力资本投资,不仅将降低社会的合理流动性,同时也会对人力资本的积累和长期经济增长起到抑制作用。
4.1.3 影响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教育因素分析。
教育通过培养人为社会输出更高素质的劳动力,教育公平不仅是现代化教育的基本目标,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教育和因教育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是现代社会主导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当教育公平时,每个社会成员可以通过教育途径最大程度的实现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更平等地参与社会竞争,为自己从较低社会阶层向较高阶层流动创造条件,此外,教育公平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公平的学习和培训机会,有利于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和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反之,不公平的教育的存在,将会造成社会成员在知识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从长期来看,教育的不平等导致教育在城乡、地区和阶层上发展的不平等,难以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和支持。
4.1.4 影响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社会因素分析。
一方面,社会流动性是衡量社会结构开放或封闭的重要标准。当社会结构相对封闭时,社会流动的渠道受到限制,流动的机会减少,社会流动机制更多地受先赋性因素的影响,社会成员的能动性因素被抑制,经济发展的活力减弱。反之,在开放的社会结构之下,社会流动的机会增多,社会流动活跃,社会成员的自致性因素得以发挥作用,从长期来看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社会公平体系是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社会公平有助于实现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主导地位,为各社会阶层的人员流动提供契机,有助于形成良性开放、公平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同时社会公平体系是缩小发展差距、平衡区域分配、实现长期增长的必要保证。
4.2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分析
根据对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分析,从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四个角度出发,将其细分成政策制度、科技、收入差距、教育公平、社会结构和社会公平这六个角度展开具体分析。这些影响因素从不同的方面共同作用于社会流动与经济的长期增长,使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形成一个动态的互动关系。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较多的动态机会,在社会激励机制的作用下,社会成员为了向更高的社会等级流动,将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新,一方面,增加了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存量,另一方面,有利于人力资源实现最优的配置,这都将反映在长期经济的增长状况上。如图二所示,即表现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图。
5 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建议
5.1 打破制度障碍,促进自由流动
破除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健全和完善社会制度,不仅是提高社会流动性的关键,同时也是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首先,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制度,消除依附于户籍之上的福利、权利等不平等,政策、资源向农村合理倾斜,建全覆盖城乡的平等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制度规范的、健全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保证城乡居民获得平等的自由流动机会。其次,放宽各种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和职业准入限制,使各种教育层次、收入水平、阶层等级的社会群体和个人能够得到相对平等的进入机会,给予他们参与公平竞争的平台和可能性。最后,推进社会资源配置制度改革。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保障充分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同时调整城乡公共服务投入的均衡化配置,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相对公平。
5.2 优化产业结构,创新科学技术
继续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行科学调整和规划,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我国产业机构的转型升级,将经济发展由一、二、三产业协同拉动转变,在大力发展制造业、服务业的同时也强调第一产业的发展,通过科技的创新和进步加快第一产业的先进化和科技化,从而将劳动力合理分配到各国行业中,引导调整劳动力在职业选择中的合理流动和最大程度地利用人力资源。同时要重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政府应继续加大科研经费和教育投入,除此之外,应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教育是人才的基础,并且继续完善人才管理机制,为高科技人才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同时,需要完善科研单位的管理制度,竞争制度,奖励制度,鼓励科研和创新。通过科学技术为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源源不断的动力。
5.3 调节收入分配,增强社会流动
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发社会成员参与的积极性,必须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在保证社会流动性的同时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活力。首先,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提升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拓展劳动者获得收入的渠道,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分配比例,将最低收入控制在合理水平之上。其次,政府应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通过二次分配减少社会贫富差距,实施合理的收入税收制度,从而进一步理顺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最后,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平衡。严格执行国家“限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政策,建立健全公平合理的福利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5.4 改善资源配置,落实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首要条件,是解决公平与效率矛盾的主要手段,教育公平是增强社会流动性最切实有效的途径。我国目前无论在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教育机会和教育水平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阶层差距,必须逐步改善教育资源在地区、城乡和群体之间的分配,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结构,调整教育资源的投入比重,同时对农村、西部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弱势地区实行合理的政策倾斜,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和支持力度,扩大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师资力量的投入,改善教育经费的分配,从而保证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的相对公平,加快这些地区的教育发展,逐步实现我国教育公平在地区和城乡发展的平衡性,通过教育公平增强我国社会流动性,同时有利于实现为我国社会人力资本整体提高,从而促进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
5.5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适应性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改善劳动力群体整体素质,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劳动力的适应性,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一方面,政府应调整物质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格局,将投资重心由物质投资向人力资本投资适当转移,比如教育和健康,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注重劳动力整体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另一方面,个人要加强自身文化资本的投资、建设和积累,个人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树立正确的学习观,重视教育和职业培训,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知识储备和劳动技能。我国当前面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与市场需求出现偏差,会对劳动力流动产生阻碍,也难以满足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要求。
6 小结
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研究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发现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受到政策制度、收入差距、科学技术、教育公平、社会结构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继而提出应该打破制度障碍,促进自由流动;优化产业结构,创新科学技术;调节收入分配,增强社会流动;改善资源配置,落实教育公平;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适应性这五点建议,以实现我国社会流动性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摘要：通过研究我国社会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目前的发展状况,分析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探讨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和社会因素,并构建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图,最终提出促进我国社会流动性与长期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建议,打破制度障碍,促进自由流动;优化产业结构,创新科学技术;调节收入分配,增强社会流动;改善资源配置,落实教育公平;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适应性。
社会机理 篇9
一、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员工、社区和自然环境等要素,它们均对企业的竞争优势产生影响。
1、政府
政府是企业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企业是政策和法律的执行者、建设者和纳税人。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服从安全和清洁条例,避免雇佣中的歧视行为,符合政府规定的污染标准、质量标准,尽可能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促进社会进步。企业对政府除了履行最基本的责任外,还可以通过积极配合与支持政府行为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可以获得政府的高度信任,相应地就会获得政府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政策上向其倾斜,同时对企业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如给予税收、用地、贷款等方面优惠政策,这就使得企业的经济决策活动有了更多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以营造出有利于企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外部环境。
2、股东
股东通过现金、资产或技术合作的方式将其所拥有的资源投入到企业运营中去,以期获得超额收益。因此,企业对股东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即企业首先要履行经济责任,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在社会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公司都不再是一个各自为阵、独善其身的经营实体,它的生存和繁荣离不开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无论是为自身的发展还是为社会的整体利益,公司都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此,股东利益最大化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前者是后者实现的基础,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体现企业经营者个人的道德水准,更能够促进企业自身的发展。不可否认,社会责任活动意味着企业要额外支付成本,但事实上,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一些社会责任活动相当于投资。虽然短期内这种投资或许牺牲了企业的经营业绩,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投资由于改善了企业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吸引了大量人才等,可以增加收益,增加的收益足以抵补企业当初所额外支付的成本。
3、债权人
企业和债权人通过签订契约合同,形成了企业和债权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相对于债权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债权的安全,即能否如期收回债权本金和利息。企业对于债权人的责任,主要集中在还本付息和分红。企业履行对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建立严格的债权人保护制度和企业诚信体系,严格执行企业财务制度,确保投入资金或资产的保值增值,足额按时偿还到期的债务,以及合同所规定的利息,实现双方利益共赢。若企业长期履行债权人责任,则会使得债权人更愿意与企业合作,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货币资源,这有助于提升企业资金的整合支配能力和运营能力。
4、供应商
企业的生存、发展和壮大离不开供应商的大力支持,企业和供应商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只有履行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信守承诺,及时归还货款,才能得到供应商的充分信赖,才能有效避免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企业若一如既往地对供应商履行责任,供应商将视企业为优质客户,企业与供应商保持良好关系,可以增加双方的信任,促使供应商更愿意与企业长期合作,以降低成本,增加企业的动态能力,为企业增加竞争优势注入动力(Dyer & Singh,1998)。
5、顾客
企业社会责任会影响着顾客对企业产品的评价和购买意愿行为,从而影响着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的提升。据Brown和Dacin(1997)的研究,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会影响着消费者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感知。企业社会责任联想可以通过影响公司评价间接地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企业社会责任联想对新产品也有重要的影响。正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联想对企业所有的产品评价都是正面的,而负面的企业社会责任联想对企业所有的产品评价都是有害的。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符合消费者的社会预期时,那将会正向地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评价,产生较高的支付意愿。因此,只要企业在实施社会责任行为的过程中尽量关注消费者的社会期望,则可以提升其购买意愿。Yoon和Canli认为,当企业的产品信息不明确时,消费者可能试图通过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来评价新产品。当消费者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活动做出积极评价时,他们对企业的产品评价也较高。纽约The Walker Group(1995)曾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90%的消费者认为,当质量、服务、价格相同时,他们会购买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声誉最好的企业的产品与服务(Petrich Joseph & Quinn John,1997)。
6、员工
职工是企业发展的支撑力量。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之一,企业对职工的社会责任包括技术培训、福利待遇改进、完善安全生产条件、扩大职工权利、企业环境美化等方面。企业只有履行保护职工生命、健康和确保职工待遇等责任,才能提高他们对企业的忠诚度、向心力,激发职工的潜力和工作的积极性,进而迸发出最大的潜能,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最大价值,提供内在动力(Dutton,Dukerich,and Harquail,1994),导致工作效率和企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Becker & Gerhart,1996)。Peterson(2004)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与雇员之间有着重大的关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如公平薪酬、清洁安全的工作环境、培训机会、儿童照管设施、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分担等,既可以增加雇员士气和生产能力,又能够减少旷工现象及人员的流动。另外,Fulmer和Ballou(2003)以《财富》杂志评选的“美国100 家最适合工作公司”为例证分析雇员对工作场所质量的态度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这100 公司的雇员对工作场所质量都有积极的态度,由此能够增强企业的财务绩效。
7、社区
企业与社区的关系就好比鱼儿与水的关系,鱼儿离不开水,企业一样离不开社区,与社区保持良好的睦邻关系是企业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并构成了企业外部公共关系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社区是企业最稳定的顾客,可为企业提供一定必要的人力,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企业作为法人也是社区的一员。企业承担社区责任可以改善企业与社区的关系,赢得良好的口碑,获得社区的支持,从而有利于企业在当地的立足与长远发展。比如,支援企业所在社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城市建设等;解决所在地劳动力就业和资源闲置的问题;支援社区改善公共环境;捐赠扶助落后地区经济、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大力支持老少边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增加对口支援、定点扶贫等投入。通过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有助于提高企业知名度与美誉度,有助于提高客户对企业的认同感,扩大市场占有率。
8、自然环境
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往往会对环境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如生产过程产生“三废”或噪声污染、最终产品的使用或废弃对环境产生污染、资源消耗大等。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公众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和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成为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企业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已刻不容缓。企业应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通过多种途径来减少环境污染、减少自然资源的损耗。比如,优先使用清洁能源;积极寻找自然资源的替代品以保护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不断加大环保和研发投入,生产绿色产品,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实现自身的绿色健康发展;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以减少资源的消耗,争做低碳企业;积极发挥辐射带头作用,引领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及所在社区成员履行环境责任。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不仅可以改善外部自然环境,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而且还可以降低耗费,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Hart(1995)的研究表明,企业运用污染预防战略,进行技术改造,减少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从整体上可降低成本和节约资源,这些措施成为企业提升环境绩效并改善产业绩效的源泉。Russo和Fouts(1997)认为,采取积极主动的环境政策的企业常常会重新设计生产或派送程序,重组实物资源以减少浪费和提高操作效率。他们运用独立的先进评定手段共分析了243 家企业,结论表明:企业的“绿色成本”有利于产业的成长。同时,Russo和Fouts(1997)的研究还发现,来自环境业绩的声誉将导致对环境事务关心的消费者购买其产品,并且企业可以通过善因营销(Cause-related Marketing)将社会事务投资作为赚取更多利润和获得竞争优势的一种手段。而Jaggi和Freedman(1992)的证实研究充分说明,从长期来看,企业对生态环境的责任能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
二、企业社会责任、资源与企业竞争优势
1、企业社会责任、人力资源与竞争优势
人力资源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基础和根本保障。如何吸引并留住人才、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与创造性,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才在选择工作时,不再仅仅关注薪水、职位、发展机会等,他们更关心未来雇主的社会形象。对于那些经常参与到社会责任事业中的企业来说,它们更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更容易获得人们的好感,当然也更容易招聘到并留住优秀人才。Decllant和Altman(1994)发现,企业的环境业绩是否符合员工的价值理念会影响到员工进入企业工作的意愿。
Turban和Greening(1997)的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型企业比不负责任的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更大。他们还发现一些企业通过宣传他们的企业社会业绩来吸引高质量的员工。例如IBM、GM、Microsoft等众多大型跨国企业在其招聘宣传手册中介绍他们对社区、自然、工作环境、员工多样化、产品与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社会责任活动,以此来吸引高质量的员工。Turban和Greening(1996)通过对633 个组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慈善捐赠能增加组织对应聘者的吸引力。1999 至2001 年美国Aspen学院开展的一项社会创新研究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MBA学生在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与所供职公司发生冲突时会选择另谋高就。世界著名咨询公司Towers Perrin(韬睿咨询)在2007 年针对全球9 个国家10 万名劳动者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影响员工投入的因素中,“企业社会责任”超越“职业发展前景”、“有挑战的工作”、“与上级的关系”等因素排在第三位(邵兴东,2009)。
2、企业社会责任、声誉与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的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声誉有直接的影响关系。Dowling(2004)和Manfred(2004)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声誉(形象) 的重要影响因素。Fombrun和Shanley(1990)认为,投资于CSR活动可能是建立产品差异性和声誉的重要因素,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声誉有正面的影响。Russo和Fouts(1997)的研究发现,如果企业的环境质量较高,则可以通过对顾客购买产生影响的环境控制声誉,从而给企业带来无形资源。Orlitzky等(2003)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及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帮助企业在利益相关者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Williams和Barrett(2000)提出,公司参与慈善活动有助于企业声誉的提高。Carroll和Buchholtz(2008)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声誉的前导变量,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加快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识别”,通过这个过程,利益相关者感受到其个人价值观与公司价值观的融合,促进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良好关系的建立,从而直接或间接提升企业声誉。Antunovieh等(2000)通过分析1983 年到1996 年13 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也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会提升声誉资本的结论。
企业声誉难以创造和模仿,也不可以进行交易,是一种不易获得的资源,被视为为企业提供可持续竞争能力的最重要的无形资源。不过,培养一个良好的声誉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要依靠企业长时期的稳定、持续的投资(Roberts& Dowling,2002)。然而,良好的企业声誉能获得消费者、投资者、潜在和在职员工、供应商、公众等利益相关者的更多支持,进而能给企业带来更多收益。因此,良好的声誉可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Fombrun等(2000)的研究表明,企业从企业社会责任和信息披露中获得效益,是因为它们帮助企业和雇员建立社区关系纽带,成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它们协助企业塑造声誉资本,提升与供应商和政府的谈判能力,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价值,降低融资成本。
另外,企业拥有良好的声誉,可以赢得客户,提升客户对企业的信任感、客户忠诚度和企业产品(服务)的价值。Martensen等(2000)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声誉和形象是客户满意度和客户忠诚度的主要驱动因素。Nguyen和Leb1anc(2001)也认为企业声誉是企业建立客户忠诚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良好的企业声誉能够帮助建立新客户对企业的信任感,加强已有客户对企业信任度,从而提高顾客的重复购买率。
三、企业社会责任、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
1、企业社会责任、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
创新对企业长期发展非常重要,它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企业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等来提高自身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水平,才能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中关于安全生产、三废处理、节能减排等方面的要求给技术和产品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Luetkenhorst(2004)认为,如果企业确立了对其利益相关者如客户、社区、自然环境等履行社会责任的战略,则会不断地改进生产工艺,开发新的生产技术,生产更优质、低成本、安全、环保的产品,从而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水平。Rachel Bocquet等(2011)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为了经济利益履行社会责任的公司在产品和过程的创新上更具有创新力,而那些履行社会责任是为了更好学习的公司采取组织创新。Majumdar和Marcus(2001)认为由于自发性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协调、管理风格等有显著的影响,员工的能力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过程而内化,进而实现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有力保障,通过创新能在竞争中赢得先机,并获得超额利润。因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以通过关注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要求来推动其创新,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2、企业社会责任、危机处理能力与企业竞争优势
危机具有不确定性,一旦发生其后果可能对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造成巨大损害。为避免危机来临时手足无措,企业应加强其危机处理能力,协助企业摆脱困境。有效的社会责任管理有助于企业发现问题,减少运营过程中以及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要求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商机制,实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上的均衡,稳定现有客户,减少客户转移风险,降低寻找新客户的成本,规避由于企业自身原因引发危机的同时还能让企业抵御外力诱发的危机,将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以较强的应变能力自我恢复,甚至可以将危机成本转化为一种新的投资。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常常能获得利益相关者的同情与信任,甚至通过合理的措施处理危机事件后反而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形象和信誉,并因此获得竞争优势。Klein和Dawar(2004)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溢出效应在企业陷入有害产品危机时的作用,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发生产品危机时是有效的“缓和剂”,能很好地影响责任源(内部责任或外部责任)、持续性和可控性这三个要素,从而减少消费者对企业谴责的程度,进一步影响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以及他们的购买意愿。
3、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壁垒与企业竞争优势
1997 年8 月,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组织,制定了SA8000 社会责任国际标准(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其宗旨在于“赋予市场经济以人道主义”,确保生产商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SA8000 规定了企业必须承担对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对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具体问题制定了最低要求,例如禁止雇佣童工和必须消除性别或种族歧视等。它要求企业或组织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必须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SA8000 是继ISO9000、ISO14000 之后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国际性认证标准,SA8000 认证得到高度认可。通过SA8000 的企业,更容易得到劳动者的认同,提高员工的满意度,优化劳动关系,对求职者也具有更大的亲和力,这会直接影响到人才的流向,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或SA8000 达标,会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增加企业产品的劳动成本。但也要看到利用SA8000 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重新设计制造成本的构成是完全可能的。事实证明,企业接受SA8000 的认证和监管,使企业能更好地将精力集中到精益管理、技术研发、成本控制、按时生产等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上,而不是仅仅将竞争力寄托于获得低成本劳动力方面。从长远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而且企业的经济绩效也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国内外大量的实践表明,实施SA8000 标准认证,可和谐劳资关系,提高员工满意度,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和监督成本。相反,则会导致企业管理成本大幅上升,生产浪费严重。
四、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资本与企业竞争优势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Putnam教授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那些可以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一样,也能为企业带来价值增值。而Yli-Renko等(2003)把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企业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其中,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内部存在的,有利于推动企业成员的信任与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从而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
企业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其在生产经营中由于承担社会责任而必需为社会付出代价,这代价可看作为对社会资本的投资。随着承担社会责任的增加,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也随之增加,企业获得的竞争优势也相应增强。一方面,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可获得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原由在于企业为员工提供安全而舒适的工作环境,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素质,与员工签订公平的劳动合同,给员工发放最低限度以上的工资报酬等行为,是企业履行其内部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企业承诺并践行这种责任有利于和员工之间建立互信机制,促进彼此间的协调,信任与协调正是生成企业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企业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的协调沟通、扩大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利用嵌入其中的稀缺资源,形成该企业的内部社会资本。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是一种有用资源,它不仅可以增强组织内部的信任,调动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减少和避免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任意行为,节约企业的内部管理费用,增加企业利润。此外,还有助于企业创造一个建设性的文化氛围和建立共同愿景,以达到建立内部社会网络的目的(Davidsson,et al.2003)。
另一方面,企业履行外部社会责任可获得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积累。若企业承担了外部社会责任,就会在消费者、债权人、供应商、政府以及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中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获得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及其在社会大众中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此可获得更多的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积累。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利于成员间的合作与彼此信任,节省协议谈判、拟订和执行的时间、精力与费用,从而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费用,提高企业的收益。另外,企业外部社会资本还有利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因为,在新经济中,创新主要是通过一种借助动态的生产关系或合作创造价值的网络来实现的,一个运行良好的网络具有的创新能力将超过网络中的个人乃至机构各自具有的能力的总和(Atkinson,et al.1999)。
摘要：企业竞争优势一直是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虽然在学术界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由于都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其观点长期受到争议。文章从多维视角探讨企业社会责任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机理。这些视角包括利益相关者、资源、能力和社会资本,它们是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竞争优势的中介力量。
社会机理 篇10
关键词：社会网络,产业融合,超网络,变分不等式
引言
产业融合创造出新产出,而强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同质业务的强化,网络的涉及范围越广,越有助于行为主体原有业务的连续性和功能的增强。而弱的社会关系水平则会使产业融合产品的功能异质化程度越高,从而能够规避产业功能同质化带来的市场风险,获取规避风险收益和更强的产品附加值。而产品附加值越高,个体所获得利润就越多,产业的创新性、竞争性就越强。
产业融合过程建立信任和认知、规范以及互惠等关系水平,有助于产业融合创新的进行。关系资本越强,产业之间越信任,越促进产业之间技术创新和知识的溢出,并进一步提高融合创新的成功率。因而产业融合各行为主体都应该积极地维持、建立社会“关系”网路,而这些变动又会促进行为主体调整相互的社会关系,但是社会关系的建立、维持与增强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因此,社会关系网络与产业融合网络的互动影响行为主体的收益。本文中的“关系”反映了主体的互动联系和社会资本,“融合”探讨了主体通过关联运作实现创新目标。相同的两个节点产生两种关系,一种是融合关系,另一种是通过两个节点的融合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这两种关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是不断调整的过程。
产业融合网络和社会网络不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且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但纵观现有研究,有不少产业融合研究文献,但把社会网络和产业融合网络整合在一起研究的文献不多。本文采用网络的方法分析产业融合网络和社会网络互 动机理 ,并针对提 出的问题 构建了超 网络模型 ,运用变分不 等式理论 求产业融 合网络和 社会网络 洽合流和超网络的均衡解。 分析得出产业融合是由网络发展演化内在机制决定的。该问题的研究不但为研究产业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也为政府引领的产业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了思路。
一、产业融合———社会关系超网络模型
超网络模型的构建:
本文定义的超网络模型有二个决策变量:hij,sij;
产业融合网络Nb:定义产业融合网络的属性变量 ;
( 1) 主体i和主体j产业融合的水平 :hij;( 2) 达到这种产业融合的水平产生一定的效益:vbij( hij,sij) ;( 3) 建立的hij产业融合的水平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cbij( hij,sij) ;( 4) 维持产业融合的水平hij所需规避的的风险:wbij( hij,sij) ;
社会关系网络Ns:定义社会关系网的属性变量 ;
( 1) i和j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的水平 :sij;( 2) 建立的社会关系所获得的收益:vsij( sij) ;( 3) 建立sij的社会关系需要付出的成本:csij( sij) ;( 4) 建立sij的社会关系需要规避的风险:wsij( sij) ;
超网络中的每个主体i面临目标最优化的决策:
( 1) 水平最大 原则 :;( 2) 收益最大原则:;( 3)成本最小原则:];( 4) 风险最小原则 :
网络中的主体对目标的权重是不一样的σ1,σ2,σ3,σ4;
并且σ1+σ2+σ3+σ4=1;
对网络中的主体最优化的目标为:
整个超网络中的最优化的目标为:
约束条件为:sij∈( 0,1) ,hij∈( 0,1) ; ( 2)
定理1:对所有的hij,sij∈K,寻求最优h*ij,s*ij∈K,使目标函数成立,即在K中求解变分不等式( 1) ,h*ij,s*ij∈K是其解。证明:对所有的hij,sij∈K,我们要找h*ij,s*ij∈K,使变分不等式成立:
其中易知可行集K={K1,K2,K3}={hij,sij/0≤hij≤1,0≤sij≤1,i=1,L,n;j=1,L,n}
是一个闭凸集。
F( X) =[F1( X) ,F2( X) ]
式可以表示为〈F*( X) ,X- X*〉≥0,X*=( h*ij,s*ij)
二、模型结果与分析
模型的分析:
命题1:F1( X*) =0,F2( X*) =0是产业融合和社会关系超网络系统均衡的充要条件。
1.由 F1( X*) =0 可以得到的结论 :
( 1) 产业融合网络构建的初始阶段 ,产业之间相互独立 ,各自提供不同功能的产品和服务,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技术扩散和知识的溢出,一些行为主体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选择了多元化生产路径和方法,提供多种服务,这样一来,一些具有相似产业功能地理位置比较邻近的产业,产业边界逐渐模糊,不同产业之间融合,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并促进创新和技术扩散,这种效应又促进更多行为主体参与进来和开辟市场,增强市场的竞争性。这种业务融合从无到有的过程实质上也是集群内的资源要素整合与扩散的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产业所处环境的开放性,专业化的分工对产业融合的推进扮演关键的角色。
( 2) 网络中的各个行为主体为了构建有效的产业融合水平,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如获取关键知识的成本,知识的共享的成本,共建科研平台的成本。在初始阶段产业融合收益很小,但有些行为主体具有一定的战略意识,他们不仅关注产业融合所带来的短期利益,还注重长期效益。同时预测未来随着产业融合水平的提高,产业的异质性会加强,会带来更大的附加值,为产业主体创造更大的价值。
( 3) 与此同时 ,随着技术扩散和知识的分享 ,构建阶段业务融合网络融合水平的不断提高,超网络中的个体愿意进行业务深度的融合。从模型中我们可以分析出,随着各个节点构建的产业融合网络相对成熟融合水平提高,融合收益也提高,产业融合过程中所需要支付的成本和承担的风险都会增强。这时产业融合过程应注重规避风险。当融合水平加强到一定程度后,会导致过度结构嵌入问题,会降低它的新的融合伙伴选择。
2.由 F2( X*) =0 可以得到的结论 :
( 1) 对于是否建立社会关系 ,构建何种社会关系水平以及如何进行产业融合进行综合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行为主体决策关系属性时需要综合考虑它们之间的影响。行为主体决定是否建立社会关系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需考虑社会关系对业务融合造成的风险,以及产业融合所付出的成本等因素。
( 2) 社会关系是网络中的行为主体获取外部资源的有效途径,产业融合的进程中,产业主体较强的社会关系有助于它获取所需要的资源,加速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的流动,资源要素扩张深化产业融合。而在相对松散的产业网络中,行为主体之间社会关系如果是随机的,短暂的、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会导致机会主义行为发生,不利于其节点制定长期发展战略,使资源配置更合理,分工更专业,同时利益也向着更广泛的方向流动。强的社会关系会增强节点之间的约束力,并使得它 们之间的 关系逐步 趋向于长 期的、互惠 的、规范的方向。
综上所述,从超网络均衡解形式可以看出,产业融合水平以及社会关系的构建以及所产生的附加值对各种成本、规避风险收益的影响决定了产业融合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中流的分布。对于产业融合水平来说,融合水平边际成本、规避风险的边际收益和产业融合的边际价值等因素共同决定着产业融合网络流的分布。同样,对于社会网络中的流来说,获得社会关系的边际成本、构建社会关系的边际收益、构建社会关系的边际规避风险等决定着社会网络流的分布。
三、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产业网络出发,在分析产业融合网络、社会网络互动基础上建立超网络模型,并运用变分不等式法求出超网络的均衡解。该研究成果不仅能够为现实的产业行为主体构建、优化自己的网络提供理论基础,而且对产业融合网络和社会网络互动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建立高质量的社会关系并不是产业行为主体融合最终目标,而应该是通过融合为企业赢得创新性的收益,社会关系水平也会影响着关系成本、融合风险以及融合的非经济的收益。应该事先调研和评估产业的情况,以此确定合适的社会关系水平。
2.政府要注重培育开放的产业环境 ,注重信任机制构建 ,鼓励网络内的节点成员知识共享、技术上联合开发和合作,在利用“关系”获取资源及利用“关系”加强创新,强化超网络创新的调控及指导。
3.不同行为主体应以融合为导向 , 调整原有业务 , 整合技术、物质、人力等资源,在创新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与业务融合相适应的新业务,提供新的产品或服务。从而满足多种消费者的需要,与此同时还必须注重人才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