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演变机理（精选九篇）
内在演变机理 篇1
关键词：日本,流行语,类词缀,特点,内在演变机理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日本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对于此类转变的直接体现便是流行语。日本流行语在其国内有着普遍的应用,这一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主要是通过研究,能够了解日本现代社会的发展。但对于流行语的认识要具有全面性,因此,本文对其类词缀的特点及内在演变机理进行了研究。
一、日本流行语类词缀的特点
1. 类词缀
类词缀主要是指对自由语素进行自由地运用,此类语素具有一定的实在意义,通过语义的虚化,并与其他词语进行结合,从而实现了新词的创造。现阶段,关于类词缀的研究虽然广泛,但主要侧重于英语、汉语等,对其研究的成果较多,其论述也较为深入。
关于汉语的研究,语素中很多属于类词缀,但其有前缀与后缀之分;关于英语的研究,主要内容为英语类词缀的生成机制,具体内容包括隐喻、转喻与词汇化等,三者对于英语均有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英语类词缀的发展。
通过对类词缀的研究,发现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虚拟化,体现在其语义方面;其二,独立性,主要体现在其形式方面;其三,较强的类推性、粘附性与能产性等。[1]
2. 日本流行语类词缀
现阶段在日本,流行语在不断更新,对其创造的速度十分惊人,通过研究,日本流行语基本源于类词缀,因此,二者有着紧密的联系。当自由词素经过词法化后,会逐渐演变为纯词缀,而自由词素与纯词缀间的转变会经历不同的阶段,这一阶段便属于类词缀。类词缀中的语素语法化程度有所不同,其中程度最低的为接近自由词素的类词缀,而程度最高的为接近纯词缀的类词缀,但前者具有较强的实在意义,后者的实在意义相对较弱。
日本流行语类词缀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其一,位置的固定性。如今,日本流行语的类词缀在位置方面较为固定,据调查,它主要位于词根的前面或者后面。
其二,功能的标志性。据统计,日本流行语类词缀在功能上具有明显的标志性,主要是指流行语的类词缀词性十分明确,同时词性较为固定。在流行语中这一特点最为显著的便是名词性类词缀。
其三,明显的能产性。类词缀出现后,能够快速地创造新词,因此,其构词能力较强,同时,它也能够促进同类词的生成,因此,其能产性十分突出。
其四,偏弱的变化性。部分日本流行语的类词缀在不同的年代,其词性存在一定的差异。某一类词缀,其出现时,可能是褒义词,但随着时代的变化,该词可能转变为贬义词,同时贬义词也可能转变为褒义词。例如,X子,它最初是指女孩的意思,但目前,它是指让人讨厌的女孩。
其五,词义的虚拟化。随着词语的发展,某些词的词义可能出现变化,此时的变化可能不明显,也可能是巨大的。[2]
二、日本流行语类词缀的内在演变机理
1. 隐喻
隐喻对于日本流行语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力量。例如,日语中的鬼X,其意义是指疯狂或者超出一般的意思,因此,“鬼买”是疯狂购买的意思。此类类词缀的发展主要是凭借隐喻实现的。
日本流行语类词缀在隐喻方面的研究,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
一方面,音同形同义异,此时的类词缀在语音、书写形式上具有相同性,但在词义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词义的转变主要是文化的演变造成的,词汇的意义逐渐具有了创新性与时代性。例如,殉职,原义是指因公而牺牲的人,但在流行语中是指失去心爱的东西。
另一方面,音同形异义异,此时的类词缀仅在语言方面相同,但书写形式与词义两方面均有明显的区别,其中表现最为显著的是汉字词汇。例如,污蔑,原义是指渎职、贪污等,但演变后,在日本流行语中是指污食,即被污染的食物。
2. 转喻
转喻主要是指转体概念与目标概念二者的转换,它主要是利用某一事物对另一事物的代替实现的,它对于日本流行语类词缀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意义,促进了词汇意义的演变,在具体的转换过程中,其意义主要是由事物的凸显性决定的。
3. 类推
类推主要的作用是规范类词缀,将不规则的类词缀形式进行统一,主要的方法为仿造。类推类词缀可以在同一类型中运用,也可以对新类词缀进行构建。
综上所述,流行语类词缀具有诸多的功能,其对于日本流行语的泛化与创生有着显著的、积极的作用,大量的新词在类词缀的基础上出现,新词对于日语的结构、语法与词义等诸多方面均有一定的影响。相信随着对其研究的日益深入,日本流行语类词缀的特点及内在演变机理的认识将更加全面与系统。
参考文献
[1]邵文怡.日本流行语类词缀特点及其内在演变机理[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32(02):29-31.
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内在机理初探 篇2
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内在机理初探
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原因有多个层次.中国的孔子、孟子、康有为和欧洲的亚当*斯密,分别在不同的`层次上做出了代表性的探索,但都存在不足之处,尤其在以下三个方面需进一步探讨:同情产生的原因;道德欣慰感产生的原因;负面感情产生的原因.
作 者：宫振胜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师范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山东,青岛,266071 刊 名：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EACHERS COLLEGE QINGDAO UNIVERSITY 年，卷(期)：2003 20(4) 分类号：B82-02 关键词：道德品质 同情 道德欣慰感 负面感情 善写作教学改革内在机理探析 篇3
一、写作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一）学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需要。
语言表达和交流是提高学生语言素养的重要途径。它是一个让学生了解世界、了解自我和创造性表达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的写作教学工作者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关注学生的思维世界，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能力，鼓励学生自由、有个性、有创造性的表达，为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时代的需要、观念更新的需要。
我们必须针对写作教学中存在的困境进行探讨，摒弃以文为本、一言堂、拘泥于条框的陈旧作法。自古以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作教学也应贴近生活要有时代的气息，要反映当今新常态下教育理论与方针，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与时俱进。为此，须注重学生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写作教学内在机理需要改革。
教学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写作教学的成败。长期以来，为应付考试的语文写作教学高投入、低产出、费时、低效一直受到社会的关注，也一直困扰着广大语文教师。学生的写作能力难以提高，更是语文教学不理想的体现。值得每一位写作教学界的工作者反思与探讨。
二、当前写作教学存在的“教”与“学”的困境
时下为“应试”而转的教学，兼之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道统观念，致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违背了写作的内在规律，剑走偏锋。
（一）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写作教学，既费时更费力
教学工作者常常想方设法发挥应试机制下的命题作文，一道题，一次作文，课堂完成。为了达到训练的目的，采取格式固定、结构三段论、程序化，让教育的客体——学生被动接受应试思想与应试的理念。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突击提高受教客体的写作水平。这种忽视拥有丰富思想情感又具备特殊性的教育客体的现象，长此以往就会造成思想肤浅、个性受抑。即使教师注重文章的技巧训练、方式讲究、题海战术，也扭转不了传统写作教育所造成的沉疴。受教客体“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现象；受教客体绞尽脑汁，闭门造车的抑郁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习作缺乏生命力、矫揉造作、内容空洞，没有真实的生活感受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模式训练难显成效。
面对与素质教育相悖的考试机器的日趋强化，教师们对此毫不否认：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写作教学陷入了一种僵化的训练模式。写作教学工作者常在慨叹之余，默认这样的事实：通过精选例文、范文让学生熟悉甚至背诵下来，然后依据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等的写作模式去依样画瓢。开始觉得行之有效，因为符合了传统的写作教学大纲，但在教学程式化的引导下，学生很难延续这样的写法。这种忽略了学生个体特殊性的写作要求，致使文章难有个性特色，只能是千遍一律，人云亦云。
三、当前写作教学中“学”的困境
作为教学主体的学生，其个性多彩多姿，其作文也应绚烂多彩，而一直以来并非如此：
（一）真性情的泯灭
究其原因，由于写作教学形式高于内容，学生产生心理依赖和盲目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创造性人格和创新能力被无形的扼杀。为此，教学写作专家温儒敏教授几番感慨，多次呼吁：写作是一种全面反映学生的语文素养的最佳形式，语文教学的人文性在写作里尤为出色。然而，时下写作正在这一显著处截然背离了学生的写作自然成长的规律与心理认知。现在教学写作与人类认知的规律相反，误入歧途，迷失在混乱的应试模式下。不见了人性的各种活动表现，这是学生写不出真性情之病根所在。
（二）创造力的扼杀
学生平时按照考试指挥棒的要求，追求标准答案，想象力、思维都受到限制。为了应试，学生放弃了追求自然，体验生活的机会，心性过早被机械式训练替代。在心中吟唱的声音，却失去了测试的机会，失去了生活的培养。学生只能隐藏潜意识的创意和创造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写作也就很难出现个性飞扬，（三）激浊扬清，祥云遨游的大好局面。
由此可知，正是因为写作这一创造性的活动脱离了生活，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忽略了写作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等同的事实。因此，我们必须探索写作教学的规律，并寻求相应的策略
“理”的语义演变及其内在联系 篇4
关键词：“理”,语义演变,和谐
一、“理”的语义系统的发展演变
“理”是由玉、里二字组成的形声字。其最初的语义指的是“雕琢、加工玉石”。《说文解字》释为:“治玉也。从玉, 里声。”
“理”的原始涵义, 随着人类社会活动范围的扩大, 不断地被引申发展。“理”有着更加丰富的语义信息。
治玉时要根据玉石的纹路来琢磨成器, 所以“理”又有“玉石的纹路”的意思。《淮南子·览冥训》:“璧袭无理。”
由于事物都具有其自身的条理, 因此, “理”可以由“玉石的纹理”引申出“物质组织之纹理”的意思。《易传·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
“玉石的纹理”一般都有一定的秩序, 故“理”进一步引申为“条理”的意思。《荀子·儒效》:“井井兮其有理也。”
事物总是在其自身应有的条理秩序内运动变化, 因而, 理又可以引申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法则。”《管子·四时》:“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 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
此后, “理”的内涵更加丰富, 逐渐发展, 后来延伸到哲学、美学、文学等方面。
作为哲学范畴的“理”, 起源于战国中期。《孟子·告子上》:“口之于味也, 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 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 有同美焉。至于心, 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然者何也?谓理也, 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 犹刍豢之悦我口。”这里的所谓“理”是仁、义、理、智, 包容了整个伦理道德原则, 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
佛学认为“理”是心灵与外界和谐统一的内心活动, 也是精神超脱的一种境界。《佛德篇序》:“行化在理, 理在于心。”佛学所强调的“悟”, 是人类自身的生命体验, 进一步加强了人类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统一, 为修辞范畴的“理”向其他领域发展奠定了基础。
“理”在美学方面的拓展始于庄子。《庄子·天下》:“判天地之美, 析万物之理。”庄子将“美”、“理”并论, 使哲学范畴的“理”向美学范畴转化。进入美学领域后, “理”的语义指称“审美创造和审美判断的根本原则”。审美是一项融主客观为一体的创造性思维活动, 是客观事物与审美感官的和谐统一, 这就使得作为审美创造和审美判断原则的“理”的语义超越了以往的“有序性”、“合规律”涵义, 进而表示各种事物的和谐, 其语义也指向了更为广阔的审美领域。“理”开始应用于人物品鉴、文学品评、书画评论和乐论等方面。
中国古代有比德的传统, 玉在古人眼里是美的象征, 所以由“玉”衍生出来的“理”关乎人的性情和品质。于是, “理”便作为鉴别人物的才性和品质的重要标准而存在。刘邵《人物志·九征》谈道:“性情之理甚微而玄, 非圣人之察, 其谁能究之哉﹗”用于人物品藻的“理”, 其语义指向了更深层次的人物的内在情志和本质性的东西。
文学反映生活, 从自然景物到社会人事, 皆各有其象其理, 作者因物感言会意, 故论文言“理”是必然的事。文学语境中, “理”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作为审美感觉存在的理。王通《中说·王道》:“言文而不及理, 是天下无文也。”二是作为审美认知存在的理。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长于理则言有物, 长于法则言有序。”
中国的绘画与书法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线条艺术, 都讲究各线条之间的和谐统一, 因此, 具有“有序”、“和谐”涵义的“理”也广泛应用于画论和书论中。书画之“理”, 仍是以“理”的“有序”、“和谐”作为其基本内涵, 不过, 不是仅仅通过视觉感知, 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创作主体内在的主观体验, 是线条流动展现出的内在生命的和谐节奏美。
画论之“理”, 是画家的主体感受和外部客体有机结合的表现, 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共鸣, 是天地万物和谐共处体现。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遍观众画, 唯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 对之令人终日不倦。”“理”也是品评书法艺术优劣高下的一个重要依据, 是融主客观为一体的和谐、美好的体验, 是审美情趣和审美标准。张怀瓘《书议》:“理不可尽之于词, 妙不可穷之于笔。”
音乐属听觉艺术, 它要求曲调的节奏、韵律要如玉石的文理那样和谐有序, 故乐论也讲“理”。《孟子·万章下》:“集大成也者, 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 始条理也;玉振也者, 终条理也。”这里的“理”是音乐的韵律美和节奏美的一种表现, 是一种可以通过听觉感知, 并在心理上唤起的对音乐旋律内在的生命律动的审美感受。“和谐”仍是其最本质的内涵。
综上所述, “理”由“治玉”这一含有“使和谐”、“使有序”的动作到成为以和谐为其内涵的哲学、文学、美学范畴, 并广泛运用于人物品鉴、书画评论、诗文品评等各个审美领域, 成为表达客观事物与创作主体内在和谐统一的审美感受和审美鉴赏标准, 其间存在着语义关联, 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逐步丰富、逐步发展起来的。发展轨迹大致可以归纳为:
“治玉/玉石的纹理”→哲学领域的“秩序、规律”→艺术领域融主客为一体的和谐体验和审美感受。
二、玉石加工之“理”与艺术之“理”的语义关联
(一) “理”从最初的动词“治玉”到成为哲学、文学、美学范畴, 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人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知和审美能力的增强, 而且显示了“理”的范畴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理”的涵义既复杂又丰富, 它能广泛吸收各个时期经实践而概括为时代的精华以及范畴的成果, 而转化为理自身的意蕴。“理”的语义演变是一个不断丰富的动态过程。
“理”字最早见于《诗经》:“此基乃理, 爰众爰有。”“乃疆乃理, 乃宣乃亩。”此处的“理”是治理土地的意思, 是人类通过自身的活动赋予事物以有序性的行为。它仍是在其原始的意义上使用, 没有偏离最初的表示动作行为的语义特征。
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对“理”进行了不同的阐释, “理”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理”进而成为了哲学、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
汉以后政治秩序普遍被看作是道德秩序的延伸, “理”也就被赋予道德含义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鉴蔚为成风, “理”被用来品藻人物。自此, 中国古人对“理”所承载的“有序”、“美好”的语义特征有了更加自觉的认识。
隋唐时, 佛学盛行, 佛学把“理”看成是“佛性”, “佛因”, 强调“理”重在自我的体悟和参禅, 为“理”的意蕴融入了浓厚的主观色彩, 也加强了人自身体悟的自觉性, 为“理”的范畴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生长点。
宋代, 理学高度繁荣, 是那个时代的大合唱的主唱者。在理学的影响下, 文学、美学层面的“理”成为那个大合唱的一个声部。宋诗以其特有的“理趣”扬名于中国文坛;书法创作以其高超的线条艺术不露痕迹地将“理”和“趣”融为一体;园林创作以其小小的空间为世人展现了宇宙万物的无穷之“理”。
宋以后, “理”的范畴也是在吸收了时代文化后继续深化, “理”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理”的语义演变是一个不断继承与创新的过程, 体现了各个阶段的时代特征;“理”的语义演变历程也是中国古人在日常的劳动、生活中不断发现规律、探索规律的过程, 是人类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的结果。
(二) 不论是工艺美术还是音乐、绘画、书法、文学, 都需要遵从一定的规律, 贯穿“理”语义发展过程的和谐精神, 注定了“理”具有和谐、有序的基本特征。
工艺美术领域的雕琢、加工玉石, 需要按照玉石的纹理来进行精心的创作, 而玉石的纹理是有其自身的秩序的, 雕琢玉石要依据玉石的纹理, 遵从客观事物的规律。这是一种主客体一致的伟大工程, 还要融入作者自身的主观感受, 按照创作者所认为的美感进行创作, 这就要求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和谐。
音乐是乐曲借助乐器按照一定规律进行演奏, 使乐音有强弱、高低、急缓的节奏变化, 以此来表达人类对人生、宇宙万物的思想感情的一种听觉艺术。中国古人一直将“乐为天地之和”视为音乐的起源和本性。《吕氏春秋·大乐》:“声出于和, 和出于适, 先王定乐, 由此而生。”《荀子·乐论》:“乐也者, 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 理之不可易也者。”音乐这种艺术是古人借用音符表达自己对人生之奥妙、万物之和谐的领悟。人和乐器合一, 感情与乐音一起流淌, 是音乐的本质和核心。
绘画、书法也不是随心所欲的涂鸦, 同样需要措置搭配, 强调笔墨是中国书画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作品就是要求平面布局中的点、线、色等和谐统一, 笔墨的浓淡枯润要适当, 要给人予美好的视觉感受。绘画、书法不仅讲究线条的空间分布, 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人与自然、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
文学也是一种艺术创造, 文学创作者根据自己的内心感受、文学体验, 将符合审美标准的创作形象和思路诉诸笔端。文学创作过程中十分强调措辞的分寸, 注重音韵的和谐, 讲究表达的含蓄委婉, 也是一种物我合一的艺术创作。
“理”的美学观念植根于中国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理解, 以农耕为特征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人对自然的态度。中国古人认为, 人和大自然不是对立、分离的, 而是和谐统一的。因此, 都将天人合一的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重要支柱, 将身心与宇宙的冥合视为人生的极致, 将和谐视为美的最高标准。
(三) “理”语义系统的发展演变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语言中的映照, 是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审美理想的折射。
纵观“理”语义演变的过程, 我们可以把“理”的语义分为三种类型 (如下表) , 这三种类型的“理”无一不是天人合一的观念的写照。“天”在汉民族的印象中是至高无上、神圣的, 天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于是崇天敬神成了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 九霄之上有玉皇大帝的宫阙“紫微垣”, 那里等级森严, 从上至下各司其职, 到处都是一派和谐有序的景象。古人认为既然天庭有天的规律, 那么自然界应该有自己的规律, 人类世界也应该有人的职分。
中国古代是以农耕为主的农业型社会。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在黄土地上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他们与养育着他们的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他们接触最多的是自己脚下的那片土地。在日复一日的劳动、生活中, 他们不仅摸索出了一套增产增收的劳作方式, 而且在劳动中自觉地产生了审美观念。他们懂得了把土地分为一垄一垄, 于是也便有了土地空间布局的井然有序。井田之“理”是中国农耕文化在物质文化中留下的关注客体和谐的文化信息。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 注重体悟。外在世界的有序给人予爽朗的感觉。人们在生活中自觉地借鉴这种经验去发现自然的有序、整齐, 感受自然的和谐美好, 进而不断地去改变社会, 完善社会, 以期建立一个如古代神话中所传说的人间天朝。
理性精神的滥觞, 促使人们将天地之和视为美的朦胧理想, 将人与天和谐统一、物我合一作为审美的最高理想。社会要和谐就必须有一系列的礼义秩序, 人际关系要和谐就必须有一套品藻人物的标准, 审美对象要和谐就必须具有能使感官产生美的感受的外观形式, 艺术活动要和谐就必须使审美主体与客体要合为一体。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面镜子, 并不是凝固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 词汇的内涵也逐渐丰富。“理”语义的发展演变是人们在已有的语言材料的基础上, 根据已有的知识水平、生活习俗和道德标准去展开联想, 并加入了一些富有时代内涵的结果。“理”凝固了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它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语词中的折射。
三、结语
“理”由工艺美术领域的“加工玉石”这一动作行为到成为哲学、美学、文学的一个重要修辞范畴。这是一个由浅到深、由表及里的过程。“理”依据各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思维结构, 来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内容。“理”的语义演变, 是一种运动的、不断完善的变化过程, 是中国古人的人生经验和审美心理在时代背景下的映射。“和谐”是“理”演变历程中的实质和核心。和谐精神规定了各个领域的“理”都要注重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外延和内涵相协调、相一致。
参考文献
[1][汉]许慎著.说文解字[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6.
[2][战国]庄周著.张耿光译注.庄子全译[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3][三国]刘邵.人物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4.
[4][战国]庄周著.张耿光译注.庄子全译[Z].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5]刘熙载著.徐中玉, 萧华荣校点.刘熙载论艺六种[M].成都:巴蜀书社, 1990.
[6][唐]张彦远著.范祥雍点注.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7]刘诗.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管窥[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内在演变机理 篇5
一、审计“免疫系统”论的内在机理
审计“免疫系统”论的内在机理在于通过审计发现问题、依程序解决问题以及完善自身系统。
1. 通过审计发现问题。
通过审计发现问题就如同审计的监督职能, 它是审计“免疫系统”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重要前提, 主要通过识别、揭示被审计单位违法违规、损失浪费等问题并在审计的职权范围内对其进行处理, 核查被审计单位遵守法律法规和提高绩效的情况, 从而保障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且, 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政治制度体系中内生的“免疫系统”, 主要是维护和促进国家政治制度中的责任关系的履行, 关注的是政府对社会公众的责任。因此, 审计机关要切实加强对重点部门、重点资金、重点项目的监督, 及时发现经济社会运行中存在的重大经济犯罪、重大违法违规、重大决策失误、重大损失浪费、重大损害群众利益等方面的问题, 更好地发挥“免疫系统”的功能与作用。
2. 依程序解决问题。
依程序解决问题就如同审计的稳定职能。依程序解决问题是审计发挥其“免疫系统”功能与作用的重要手段。对于通过审计发现的问题应该按照相应的程序对其进行处理。对于可能出现的风险也要运用合理的手段, 消除产生风险的根源, 防患于未然, 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于违法犯罪行为要利用法律赋予的职责, 依照程序对不合法的经济行为作出处理, 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 维护法律权威, 保障国家安全。
3. 完善自身系统。
审计工作开展过程中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而问题的解决可以给审计工作带来一定的经验, 充分利用已有的经验和审计成果处理审计问题, 不断完善自身系统, 以便促进审计工作的有序进行和更好地发挥审计的功能, 更快捷、更方便地组织审计工作。完善自身系统是审计发挥其“免疫系统”功能与作用的重要途径。通过解决已经发现的问题, 进一步延伸并强化审计作为“免疫系统”消除隐患的功能;通过审计成果及时揭示可能存在的风险, 及时反映涉及宏观经济及其管理、体制机制、政策措施等方面的问题, 提出对策与建议, 改善宏观调控, 确保宏观经济健康运行。通过审计报告, 对审计机关的年度工作成果进行归纳和汇总, 利用已有的审计成果, 不断完善自身“免疫系统”, 促进审计监督功能的发挥和相关法规的完善, 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审计“免疫系统”论的创新
1. 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理论建设的创新。
审计“免疫系统”理论赋予了审计本质和审计功能新的内涵, 审计范围、审计视角和审计作用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进一步推动了审计基础理论的研究, 是审计基础理论的系统创新, 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计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1) 审计“免疫系统”论系统回答了审计的本质问题。对审计本质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明确审计的职能定位, 充分发挥审计的职能作用。当前学术界一般将审计的本质定义为一种活动或者行为, 而审计“免疫系统”论认为国家审计本质是国家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审计“免疫系统”论是对审计本质的重新定位, 这种重新定位基于一种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它将审计置于社会经济的大背景中去分析其本质, 探究经济社会发展与审计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基本规律, 将审计本质定义为“免疫系统”, 更准确地界定了审计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审计本质问题的思考, 是审计理论结构和实践服务的基础性、首要性问题, 它影响甚至决定着审计目标、审计功能、审计任务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2) 审计“免疫系统”论科学阐释了审计的职能问题。审计“免疫系统”论把人体免疫系统所具有的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监督三大职能巧妙地引入审计工作, 形象生动地阐述了现代国家审计应该具备的职能, 赋予了现代审计更加丰富的内涵, 审计“免疫系统”论认为审计不但应具有监督、评价、鉴证等一般的审计职能, 同时还兼有诊断、预警、防御、修复等特殊职能, 同时认为审计工作要具有承担经济社会免于内外部组织和个人侵犯的能力。审计“免疫系统”论有关国家审计职能的学术观点丰富了国家审计基础理论, 且与审计本质一脉相承,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3) 审计“免疫系统”论全面解答了审计的目标和作用问题。审计“免疫系统”论认为监督、评价和鉴证不是目的, 审计更重要的目标应是帮助被审计单位建立一种比编报审计报告等更有价值的管理体制, 这种体制应能成为被审计单位自我抵抗“病毒”侵害的防线。如何维护社会和国家的安全, 保障国家利益是审计人员应该重点关注的。这一理论表述强调了审计“免疫系统”对经济社会系统的作用, 从更宏观的角度阐析了审计的目标和作用, 比学术界既有的审计目标理论更宏观, 反映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审计的要求。审计“免疫系统”论强调了国家审计“免疫系统”的整体作用, 更加突出预见、预警和修复的作用, 发挥国家审计的“免疫”功能, 同时增强经济社会自身的“免疫力”。
(4) 审计“免疫系统”论扩大了审计理论的研究领域和基础体系。审计“免疫系统”论的提出使得审计理论研究由经济领域向经济社会领域扩大。该理论认为国家审计关注的重点是经济运行是否会带来社会问题, 其中包括关系民生安全、环境安全、金融安全等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国家安全问题, 审计理论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大, 不仅包括传统的财政财务收支活动, 而且包括经济社会运行的其他方面, 涉及政治活动、社会发展、法制建设、文体建设等诸多领域。
审计“免疫系统”论扩大了审计理论的基础体系, 使得审计学更具有综合性和交叉性, 该理论认为审计的学科基础和理论基础不仅是会计与审计、财务学科, 也包含了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程学等各类技术科学。
2. 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功能发展的创新。
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指出, 审计的本质是国家经济运行的“免疫系统”, 把人体免疫系统所具有的三大功能巧妙地引入审计工作, 从而形象生动地阐述了现代国家审计所应该具备的作用, 赋予了现代国家审计更加丰富的内涵。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国家审计功能的发展创新主要有:
(1) 审计具有抵御功能。防御功能是指审计工作要具有承担经济社会免于内外部组织和个人侵犯的能力。审计机关作为保护市场经济有序进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通过法定的依法审计活动, 及时发现和抵御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侵蚀, 维护宏观经济政策和法纪规章的严肃性, 同时审计机关要尽早预测到社会可能出现的风险, 消除产生风险的根源, 维护良好的财经秩序和良好的发展环境, 从而保护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又好又快和可持续发展。
(2) 审计具有稳定功能。稳定功能是指审计工作要具有发现和清理不法分子和违法违纪问题的能力, 稳定自身的机能, 并能够根据经济社会外部的变化和内部的需要, 及时改革完善和恢复。坚持以真实性、合法性审计为基础, 通过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或国有经济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效益性进行审计监督, 严肃查处重大违法违规和经济犯罪问题, 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与此同时, 审计工作应该对宏观经济管理和微观经营管理提出改善、加强、提高和促进其发展的建议, 以维持国家经济秩序, 保障经济环境稳定。
(3) 审计具有修复功能。修复功能是现代审计的高级功能, 修复功能能够排除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风险的隐患, 系统地排除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故障。通过依法严格审计, 对审计中发现的制度性缺陷和问题进行反馈, 比如问责制度、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等, 促进对相关制度进行重构与创新, 从而促进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更高层面上实现财政财务等财经制度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4) 审计具有预警功能。审计是预警系统, 即国家审计具有示警功能, 是风险的“传导器”, 能够及时、灵敏、准确地报告或报警, 提供风险信息, 提示党和政府对所面临的风险或潜在风险予以足够的关注, 促进风险防范和应对措施落实, 并提供消除风险的“目标参数”。
审计“免疫系统”论各功能相辅相成, 共同协调经济活动中的各种关系, 它与经济大系统肌体相连, 解决审计工作中的各种矛盾, 维护国民经济发展秩序。
3. 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工作发展的创新。
审计“免疫系统”论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发展理念和可行的设计思路。审计方法创新有利于审计工作的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精确化, 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长期以来, 审计基本上把重点放在事后审查、揭露问题上, 而在审计“免疫系统”论下, 审计要预防、揭示和抵御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这时的审计以主动预防为主, 审计人员应该尽早发现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风险, 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建立起审计作为维护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的免疫系统与审计自身免疫系统相结合、查处问题与追究责任相结合、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审计工作体系。作为审计基础理论的最新发展, 审计“免疫系统”论必将对审计工作的创新提供理论源泉和精神动力。
审计“免疫系统”论对审计工作和审计人员的业务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审计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审计人员关注的领域更多, 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应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新理论要求审计人员不能仅从被审计单位的微观视角考虑问题, 而应站在国家的高度, 从宏观的视角考虑问题, 审计价值取向要维护国家安全, 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促使审计成果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来英.审计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研讨会综述.审计研究, 2008;5
[2].沈言.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基本内涵和实现路径.现代审计与经济, 2008;6
[3].付忠伟等.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审计月刊, 2008;12
[4].宋常.“免疫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国家审计.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9;1
[5].李凯.从公共受托责任演进看国家审计本质变迁——兼论审计“免疫系统”论.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9;1
电子竞技体育的内在作用机理分析 篇6
博尔格谈论起梦幻足球对爱好者们的观念转变, 当他满怀信心却输掉比赛的时候, “我想如果你扔出一个大码数, 对一些人而言, 不至于是大的损失”。但像博尔格这样真实比赛的运动员来说, 会被人怨恨, 周末会有无数这样的言论缠身:博尔格 (扔出368码数) , 虎队的帕尔默 (401码数, 6次触地得分) , 杰森 (11次得球, 209码数, 2次TD) , 以及豹队的史密斯 (8次得球, 153码数, 3次TD) , 在比赛中大显身手。我知道所有这些运动员足够自信, 他们现在也充满激情, 也正如他们的梦幻“所有者”一样在庆祝。博尔格可能以相同的方式看待电子竞技选手与真实体育运动员。但是他对电子竞技选手的理解, 讲述, 评价标准, 观众表现及电子竞技选手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他评价的方式是从传统的体育观众, 典型美国人, 以及20世纪早期世界大学生足球比赛比赛的角度出发。但是电子竞技的观众却将自己沉浸于电子竞技的团队, 选手以及比赛本身之中。就像体育精神遍布整个赛场一样, 评价形式没有必要被比赛的输赢结果操纵。一些粉丝会被某个足球俱乐部深深吸引, 是由于俱乐部没有竞争史, 或是其竞争史已被转化为文化资本。“贝比鲁斯魔咒”无疑就成为了波斯顿红袜队的文化资本, 其粉丝团现在很是兴奋, 并达成一致认为, 他们比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更加成功, 更加讨厌纽约洋基队。游戏玩家有充足的时间与之前并不认识的其他玩家相识和建立长久的联系。由于很多游戏联赛很多年基本都是同一批玩家, 他们就可以在想赢得冠军的选手和联赛排名靠后但感情深厚的选手之间加剧竞争。
相反, 由于媒体、商业和其他方面的曲解, 电子竞技在其价值理念, 逻辑和比赛规则方面与真实的体育多多少少有些不同。就像希维尔和巴特勒 (音译) 所说, 在真实体育和电子竞技之间, 团队或者选手的表现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 有些与此相反的情况却真实存在着:比如美国职业橄榄球联赛中, 在团队输的很惨, 基本没有希望赢得比赛情况下, 四分卫就变得相当重要, 因为他必须每次都很准确地传球。在此过程中, 他不仅要尽量扩展开自己身体, 还要提醒他的接球员扩展开身体。球员的这些表现在希维尔的文章中得到了证实。电子竞技的参赛选手常常是知识渊博, 受过良好教育, 对体育一腔热情的专业玩家, 而非根本不关注体育领域、将体育定位成运动员、球队、分数、比赛的有顺序的组合, 或是根本不喜欢体育文化的门外汉。西普曼引用福克斯体育台斯劳尼克关于电子竞技影响的评论:电子竞技非常有趣, 即使联赛根本不存在, 它也使我们更加深入接触到了此领域。电子竞技世界把喜好相同个人和整个团体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也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大家庭。然而, 还有一些更惊人的例子。一些球员在真实的比赛中变现很差, 守不住自己的位置, 但是他们在梦幻游戏中却发挥着积极和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脱节在美国职业橄榄球电子竞技联赛中更加明显, 它为传统意义上的消极悲观的数据统计赋予了积极的价值意义。比如电子竞技比赛中的漏球、没接稳球、错误传球、丢分, 都会像触底得分那样被欢呼庆祝。S
参考文献
[1]黄璐, 李颖, 陆艳婕.体育媒体研究报告的网络资源举要与分析[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9 (6) :60-64.
[2]黄璐.对《让数字演绎体育无限精彩》中若干问题的质疑[J].体育学刊, 2005, 12 (5) :136-138.
[3]黄璐, 张玉明.电子竞技运动若干理论问题商榷[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7, 19 (2) :6-8.
[4]黄璐.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西方体育媒体理论发展的宏观比较[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1 (1) :41-47.
[5]黄璐.论体育赛事的内涵[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 2005, 17 (6) :12-13.
[6]黄璐.新闻媒体建构国家认同的价值发现[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 2013, 29 (1) :7-9.
[7]肖威, 吴本连.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施策略[J].体育学刊, 2013 (1) .
内在演变机理 篇7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到来, 人类社会已经迈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在这一新的经济形态下, 知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并将继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后成为决定组织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资源。然而, 技术变革的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企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核心能力作为企业独特拥有、使企业具有竞争优势的内在能力资源和区别于竞争对手的知识体系, 在企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联盟则是企业构建核心能力的新途径, 企业越来越意识到仅凭自我创新和自我积累寻求生存和发展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本文在分析核心能力的知识性基础上, 探讨了知识联盟中协同创新与核心能力、核心刚性的关系, 进而剖析了入盟企业核心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
1 核心能力的知识性分析
1990年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 (C.K.Palahalad) 和哈默尔 (G.Hamel) 发表了划时代的文章《企业的核心能力》, 指出核心能力是组织的积累性学识, 特别是关于协调不同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的学识, 它是一个企业所具有的在本行业独树一帜、难以复制模仿的能力[1]。之后, 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该理论进行了研究, 出现了基于技术观、文化观、资源观、知识观的核心能力。由此, 核心能力理论兴起, 并被誉为是企业战略理论在90年代的最新进展。随着“基于资源核心能力理论”的提出, 人们对企业的研究开始从企业的外部转向企业内部, 试图从内部寻找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 这为打开企业“黑箱”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基于资源观的企业理论往往把所有的东西, 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都往“资源”这一概念中放。随着研究的深入, 人们对企业内部资源中知识重要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 “基于知识”的核心能力理论逐步替代了“基于资源”的能力理论成为研究的主流。
实际上, 核心能力这一概念从诞生起就打上了深深的知识的“烙印”。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定义中的“生产技能”、“技术流派”、“积累性学识”等关键性字眼, 无论从中文还是从英文原文理解, 都是“知识”的一种。哈默尔 (1994) 在其与亨尼 (A.Heene) 共同主编的《基于能力的竞争》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毫无疑问的, 一种核心能力无疑包含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 企业相对于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能力就是企业的隐性知识[2]。”作为知识观核心能力的代表, 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教授巴顿 (L.Barton, 1992) 明确地指出, 核心能力是使企业独具特色并能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知识体系[3]。
2 知识联盟中协同创新与核心能力、核心刚性的关系
2.1 核心刚性的界定及其成因
核心能力理论认为持续竞争优势之源在于核心能力, 然而“物极必反”, 当核心能力发展到极致, 就形成了深深地刚性。巴顿 (2000) 把核心刚性定义为:核心能力 (容易) 形成核心刚性, 其中最普遍也是最不被意识到的原因之一是过分强调目标。并从知识角度指出了核心刚性的4个特征:对以往经验的盲目迷信、企业内部限制创新、限制未来进行创新性试验、从企业外部吸收的知识被滤除[5]。这是因为: (1) 核心能力是知识和技能的组合, 而知识具有边际搜索倾向和路径依赖性。由于有限理性, 人们在面对外界不确定环境时总是采取试错的搜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搜寻总是从“边际”开始, 即在原有方案的“附近”寻找新方案。边际搜索倾向在企业的集中表现就是企业往往不自觉地陷入某个理论范式之中, 寻求边际上的改进, 从而导致企业的低效率。企业知识的增量知识严重依赖于存量知识。知识的发展按照一定路径进行并形成一种技术范式, 这种范式具有自我强化作用。尽管随着环境的变化, 这种核心能力价值已经逐渐变少甚至已无价值, 但由于难以形成新范式, 从而导致企业陷入核心刚性。 (2) 核心能力是一种成功的惯性, 往往使企业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在已知或可感知的成功因素上, 忽视对“虽然重要但不是十分迫切”或“非主要方面”的创新活动的资源投入, 这种观念的束缚很容易导致企业对环境变化的敏感度降低, 对创新活动范围加以限制, 从而丧失机会。
2.2 知识联盟中协同创新与核心能力、核心刚性的关系
维娜·艾丽在《知识的进化》一书中指出:“核心能力是使企业持续开发新产品和开拓市场的特性。”从定义出发, 我们认为核心能力能够产生经济租金。但曾经给组织带来巨大成功的核心能力, 经历一定的发展时期后, 就会演变为核心刚性:锁定旧核心能力, 阻碍创新, 束缚核心能力的更新与重建。安迪·格罗夫称之为“成功的惰性”。它不是个别现象, 而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因而, 一方面是组织经过多年积累形成的特有的知识体系, 即核心能力;另一方面它使组织往往固守自己的优势, 对外界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反应迟钝, 有意排斥其它方面知识与能力的培养。对此, 组织需要在核心能力两面性之间保持平衡。
从知识的角度来看, 核心刚性的形成源于组织知识体系没有随外界环境变化做出及时调整。核心能力的形成过程也伴随着核心刚性的生成。由于知识的外溢性, 作为核心能力来源的核心知识也会具有生命周期, 当它最大化满足需求时, 这种知识就会在确定的空间就趋于老化, 如果组织不能在知识老化的拐点A之前产生新的突破 (图1) , 形成新的组织, 否则会丧失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存在从形成、维持到侵蚀的周期过程。而且, 核心能力的更新周期会伴随着竞争的激烈而不断缩短, 随之竞争优势也正在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被创造出来又被侵蚀掉。只有通过不断创新, 对核心能力进行更新和发展, 才能长期保持持续存在的竞争优势。可以说, 创新是核心能力的动力源。“熊彼特冲击”导致的“创造性破坏”与企业的知识优势密切相关, “创造性破坏”将重新定义企业原有的核心能力, 使企业原有的核心能力会受到严重削弱甚至完全丧失。
从历史上看, 现有的核心能力, 从本质上讲都是组织不断学习和积累的结果, 核心能力也是从学习过程中提炼发展起来的。因为学习是创新的前提, 学习的过程即是知识的获取、处理、存储和应用的过程。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逐步积累知识、经验和技能, 为形成新的核心能力奠定基础。借助组织学习加强创新行为, 不但可以促使组织勇于面对变化, 还可以能帮助其培养核心能力, 避免形成核心刚性。核心能力通过创新产生, 反过来创新又依赖于核心能力, 创新与核心能力发展过程是互动的。莱纳德 (D.Leonard, 1998) 在其著名的《知识喷泉:建立和保持创新来源》一书中强调了核心能力与创新的密切关系, 她认为, 企业的核心能力是企业快速将技术转换到产品和服务中的能力, 核心能力在知识和技术创新中产生, 取决于企业对知识的拥有和利用。创新的作用就好比新陈代谢, 它的存在构建了组织要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能力, 它的存在不仅是企业研发能力的核心基石, 而且增强了企业的应变能力以及组织协调能力。
由上述分析可知, 核心能力具有动态性, 当企业现有的核心能力与外界不相适应时, 核心能力就会演变成核心刚性。企业要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就不能只享受核心能力的益处而不受核心刚度的困扰, 更不能只重视核心能力的培养而忽视核心刚性的形成。借助于创新对核心能力的更新和发展, 促进核心能力的螺旋上升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在快变的市场环境中, 希望通过隔绝机制来维持自身竞争优势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3 入盟企业核心能力提升的内在机理
企业生存和发展之本在于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能力, 保持其持久的竞争优势。知识联盟作为企业寻求竞争优势的一种工具, 它到底是如何提升入盟企业的核心能力的呢?也就是说, 核心能力在知识联盟中的提升机理到底是什么?
核心能力的本质在于知识。那么, 企业要提高核心能力, 其实质就在于提高企业知识存量的同时, 加强对存量知识的激活和应用, 最终将其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 从知识活动系统的视角考察, 在知识联盟的协同创新过程中, 不仅有知识的生产活动、知识的传播活动, 也有知识的应用活动。而对于企业而言, 知识的生产、知识的应用最终目的都在于增加企业的知识存量, 提高企业的知识积累。因而, 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一是知识的积累过程;二是知识的应用过程。因此, 入盟企业为提升核心能力而进行的知识活动也可以分为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两个层面。知识积累是知识应用的前提, 而知识应用则是对存量知识的操作, 将组织知识库的知识转化为产品和工艺的创造力[5]。对入盟企业而言, 知识积累与知识应用二者互相促进、互为基础, 是以产生协同效应, 促进其核心能力的提升。
一方面, 入盟企业的知识存量伴随着知识联盟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而得到不断地提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创新和发展与企业知识基础之间的“知识缺口”;另一方面, 入盟企业将联盟知识与企业原有的知识存量融合, 可以激活企业的原有知识, 并将其附加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中, 转化为商业优势, 这体现了企业对知识的应用。入盟企业核心能力提升的过程, 就是在知识联盟中不断扩大自身知识存量并不断激活内外部知识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过程。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这两个过程的协同发展, 才能保证企业核心能力的不断跃迁。一般而言, 知识积累的过程是渐进的, 不易为外界所觉察;而知识应用则是显性的, 易为外界所觉察, 可通过研发、产品和服务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
根据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水平这两个维度, 依照其水平高低可将入盟企业分为4种类型:“低积累弱应用”型、“高积累弱应用”、“低积累强应用”型、“高积累强应用”型。入盟企业核心能力提升的过程也就是从低积累弱应用过渡到高积累强应用的过程。具体来讲, 入盟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考虑:一是联盟层面, 知识联盟协同创新活动中联盟知识的生成;二是协同创新过程中入盟企业自身的知识学习和内化创新的过程。
3.1 第一层面 (联盟层面) :知识联盟协同创新活动中联盟知识的生成
具体来看, 在知识联盟中, 由于知识的互补性, 盟友之间的知识协同可以生成新的知识, 即联盟知识, 这些知识的形成可以通过知识聚合、知识重组和知识激活3种方式来实现 (图2) 。联盟知识的生成无疑增加了企业的知识存量, 为应用知识奠定了基础。
3.1.1 知识联盟协同创新中的知识聚合
随着知识分工的发展, 不同组织间都将积累越来越多的相关知识, 从而进一步加强它的比较优势。知识聚合将企业各自原有的知识系统进行补充。同时, 也为企业知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外部知识库和一个知识提升和拓展的机会, 从而极大限度地提高了专门知识的投资效应, 克服部分组织知识能力过剩所带来的资源浪费。
3.1.2 知识联盟协同创新中的知识重组
知识重组的实质是在原有知识基础上对知识的再利用。在知识联盟的协同创新过程中, 存在着组织之间有效的知识转移活动。借助于知识联盟, 相对比较成熟的知识可以在联盟内部运动, 知识得以超越组织的边界, 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其价值, 从而实现相关知识的重组, 从而有效地拓展新的知识。知识重组通常有两种结果:一是原有的知识通过与其它知识要素的组合, 具有比过去更高的生产效率;二是知识的重新组合可能带来全新知识, 并由此形成新的产品和新的市场。
3.1.3 知识联盟协同创新中的知识激活
知识联盟的协同创新能够通过知识互动增加知识激活的机会, 产生边缘知识或者原有价值低的知识升级为价值高的知识。知识激活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知识联盟中, 知识要素流动加剧, 各类知识相互碰撞概率增大。由于创新多出现在知识与知识的交界处, 因而, 知识联盟中知识的充分运动, 就为知识的彼此激活创造了条件, 增加了新知识产生的机会;二是这种激活是指原有的低价值知识通过与来自其它知识要素之间的重新组合, 形成新的生产性知识的过程。
企业借助知识联盟这一平台和“激发器”, 进行相互交流和学习, 通过共享对方的知识和相互启发、探讨, 通过知识聚合、知识重组和知识激活3种方式产生了联盟知识, 这些新知识对联盟来说是联盟的创新成果, 它们只有通过知识联盟这一平台才有机会获得。这里既有显性知识, 也有通过“干中学”、“做中学”获得隐性知识。
3.2 第二层面 (入盟企业层面) :入盟企业自身的知识学习和内化创新的过程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 其职能就是将输入的各种资源转化为人们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企业组合资源的过程, 实质上就是知识积累和知识应用的过程。在这一层面, 入盟企业的任务尤为重大。它不仅需要把从知识联盟这个“激发器”中获得的新知识 (包括联盟知识和企业所需的盟友知识) 内化, 完成知识从个体知识到群体知识和组织层次知识的上升, 而且还需要将新知识与原有知识进行整合, 融入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去。这体现在企业发展的各个层面, 见图2。而联盟知识则有可能使企业获得对某些技术的突破的优先转让权。
在将联盟知识和盟友知识内化到企业知识库的过程中, 这些知识除了包含着大量的编码知识外, 还包含着未编码知识。编码知识和未编码知识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转移的。编码知识可以通过正式的文字材料和标准化的语言较为容易地转移到企业内部并与企业原有的知识相结合而上升为组织知识, 为企业知识库增添新的内涵。而未编码知识的内化过程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它经历了从个体未编码知识向个体编码知识, 再到群体知识的转化过程。一旦这些知识编码化成功, 盟友知识和联盟知识就能够很容易的、低成本的转移。这些知识仍然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 必须将这些知识融入到组织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当中, 才能变为现实生产力。同时这些知识又能通过“干中学”、“做中学”转化为隐性知识, 成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基础, 因为这些知识不容易被竞争对手获得, 即使有员工流失到其它企业, 竞争对手也必须花时间才能获得这些隐性知识。
因而, 企业有可能依靠这些知识在短时期内走在竞争的前列。而在知识联盟中, 如果企业善于学习、愿意学习, 那么它对知识的获得是持续不断的。图2中入盟企业内在活动中有一个从市场调研※研究培训※生产※销售的过程, 这一过程是企业运用其内外部知识, 包括运用从联盟中获得的知识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不同于传统理论所认为的创新是一个单向线性的过程, 而是呈现出相互反馈、相互交流的网络化状态。企业的创新可能源于市场调研、研究培训、生产、销售的过程的任意一个环节。在这些环节中, 知识活动持续开展, 知识在各环节大量的交流、反馈, 从而达到知识共享, 互动学习的目的。
在图2的知识活动中, 入盟企业内部通过吸收大学的知识和联盟的知识, 根据市场、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企业各环节的需要, 与企业自身原有的知识相整合, 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知识存量, 而且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力和学习能力, 推进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 并通过溢出反作用于知识联盟, 形成知识流。入盟企业在知识联盟中正是通过这种知识的交流互动形成了核心能力积累过程中的知识流, 这种知识流能够推进企业核心能力的不断发展, 最终为入盟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知识的溢出效益。增值了的知识主要是隐性知识, 增值了的知识一方面通过积累成为企业的内部资源, 让企业的核心能力得到了增强, 隐性知识的积累过程正是彭罗斯强调的知识积累过程中的内部化进程。另一方面溢出成为企业外部资源的一部分。从企业角度来看, 企业由于使用了外部资源, 可能会导致企业将有价值的知识传递给其要素投入者, 有可能对其不利, 但在知识联盟中, 则可避免这种情况。
核心能力是核心技术的基础, 核心技术又是核心产品的基础。入盟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必然会生成组织的核心技术, 并通过企业组织的战略构架、资源投入、规模化与范围化经济战略生产和经营, 把最终产品推向市场的消费者, 实现顾客的价值。正如凯恩斯所言, 一切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以消费为唯一目的。所以企业的能力也可以以其能为消费带来多大利益为最终标准, 即增加多少“顾客认知使用价值”, 这才是核心能力的实质意义。在知识联盟中, 这种学习活动是伴随在联盟运行的始终的, 由此形成了从“顾客认知使用价值”到技术和知识, 再到能力的循环。由于新知识不断融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 从而推动了企业核心能力的不断提升。而核心能力又是竞争优势的支撑, 在知识联盟中入盟企业核心能力的提升必然也会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W.M.Cohen, D.A.Levinthal.Absorptive capacity:Anew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 35:128~152
[2].G.Hamel, Competitionfor competence andinter-part-nerlearning within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ummer Special Issue, 1994, 12:83~103
[3].伦纳德.巴顿.知识与创新[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0
[4].L.D.Barton.Core capabilities and core rigidities:A paradoxin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Special Issue:Strategic Process:Manag-ing Corporate Self Renewal, 1992, 13:111~127
内在演变机理 篇8
关键词：产业集群,协同知识创新,内在机理,知识转移,知识创造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产业集群已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这种以“地理集聚”、“弹性专精”为特征的集群,无论是在美国硅谷、德国巴登—符腾堡、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地区,还是在我国的中关村和其它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都表现出极强的竞争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并未能掩盖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缺乏有效交流与合作的问题,若不能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将会影响集群整体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产业集群研究的焦点已从过去关注“弹性专精”的生产方式向目前关注集群内部企业间的知识互动、学习和创新行为等动态性要素转移[1]。由于集群内外环境的复杂多变,知识创新过程的持续性和复杂性,以及集群知识分布不均和企业知识结构的异质性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企业单靠自身的力量难以在知识创新上取得突破。所以,集群企业之间加强交流与合作,增进互信,进行协同知识创新就成为当前尤为迫切的需要。而影响产业集群协同知识创新效果的因素及其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因此有必要在深入研究产业集群与企业协同知识创新内涵的基础上,从集群企业协同知识创新的形成机理、合作机理、知识转移与知识协同创造机理等方面深入分析其内在机理,以揭示其活动本质与规律,从而为集群企业开展协同知识创新活动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1 集群企业协同知识创新内涵分析
1.1 产业集群的内涵
产业集群是企业在空间上的一种聚集现象。迈克尔·波特(Micheal Porter)把产业集群定义为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互相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它包括上下游产业的公司、互补产品的生产商、专业化基础结构的供应者,还包括专业化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技术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2]。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MDO)认为,产业集群是生产和销售一系列相同或相关的产品而面临共同的挑战和机遇的企业在部门上和地理上的集中[3]。上述定义虽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包含了以下重要涵义:企业和相关机构组成主体,处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由于具有在以完整产品或服务为主线上的联系而呈现在一定区域内的集中。根据以上定义,笔者认为,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产业集群是指一系列处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和机构,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配送、销售和服务等方面存在交流与合作,并能在技术与知识创新等方面进行协同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集聚体。产业集群企业的可持续创新发展,对加强和改善企业协同知识创新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从目前国内产业集群的现状看,所涉及的产业一般都是与具体产品相关的产业,如运动鞋(福建晋江),手机(广东深圳),低变压器(浙江温州),缝纫机(浙江台州)等具体产业。因而其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一般较小,有的只是城市里的一个区域(如北京的中关村),有的则只是一个镇(如浙江大唐镇织袜),而广东的某些地区则已发展成一镇一品的模式。产业集群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相对于分散的企业来说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它为集群企业提供了大量交流的机会和丰富的异质知识资源,使企业得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
1.2 协同知识创新的内涵
关于协同知识创新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未给出一个统一标准的定义。本文借鉴文献[4]的定义,即协同知识创新是指以动态能力为指导原则,以核心企业为主导,以提高核心企业与协同链整体的动态能力和可持续竞争优势为目标,由核心企业与多个利益相关的企业或机构合作开展的知识创新活动。该定义强调了以协同链整体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加强协同单位之间知识创新合作的重要意义。
协同知识创新的内容包括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业务流程的改进、管理方式的转变和新技术知识的商业化等方面的合作。企业通过协同知识创新可以降低其研发成本,获得更多的知识资源,分担独自创新的风险,获得可持续竞争的优势。值得指出的是,产业集群作为在相关产业上具有紧密联系的企业和机构的集聚体,为协同知识创新提供了更为有利的合作环境和条件。由于产业的相关性和地理位置上的相对集中,使得企业之间可以更方便和深入地开展协同合作的各项活动。
1.3 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协同知识创新内涵
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协同知识创新是指以集群内部核心企业为主导,结合其他协同企业或机构组织,以合作共赢为目标,在构建产业集群协同链或网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集群内的知识资源和能力,发挥整个集群的集体智慧在创造和应用新知识方面的巨大潜力,不断提升产业集群整体持续竞争优势,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环境的动态复杂变化。该定义强调了在协同知识创新过程中由各协同单位所组成的集群整体的协同效应,揭示了协同知识创新需要处理的3种关系,即企业与集群内其他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核心企业与协同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个体与集群整体之间的关系。
2 集群企业协同知识创新的内在机理分析
所谓内在机理是指为实现系统的某一特定功能,系统中各要素的内在工作方式以及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规则和原理,它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基于产业集群的企业协同知识创新活动的内在机理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即集群企业协同知识创新的形成机理、合作机理以及集群企业知识的转移与创造机理。
2.1 集群企业协同知识创新的形成机理
集群企业的协同知识创新作为一种新的创新模式,其活动开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要实现资源的集聚。创新资源是形成创新能力的基本要素,除了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主要资源外,还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制度和政策等环境资源[5]。集群企业的协同知识创新需要这些资源作为后盾,而产业集群的形成恰好集聚了这些资源,并且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企业知识创新的主体是人才,产业集群集聚优势可为集群企业的人才创造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把各类人才吸引到同一个地方,将使集群内的企业更易获得其所需人才。产业集群不仅有利于企业成员快速成长,而且企业间的相互依存和扶持也增强了企业知识创新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产业集群中企业的集聚,能够形成对某类产品或技术较大规模的需求,使集群通过对某些专用设备的使用,形成多项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成为可能。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设和使用,因为专业性以及大型设备和设施只有在具有一定规模需求的条件下,才能降低其使用成本。对于提升产品或服务所需的技术,有些是自身研发难以完成的,需要集群内多家企业联合起来共同研发,进行协同知识创新。
2.2 集群企业之间的合作机理
在产业集群这个协同团队中,既包括核心企业和各协同企业,也包括协同机构如政府、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与中介机构等。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引导集群企业经营活动方向,比如通过制定多项优惠政策为高科技产业提供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保障,吸引高级知识型人才,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大力发展。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集群提供大量的核心知识和人才,例如,斯坦福大学作为硅谷高科技产业集群内的一所知名高校,拥有雄厚的科研和教学实力,为硅谷集群输送了大量的知识和人才。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则为集群企业提供各种服务,例如,由政府和协调机构成立的行业协会能够协调解决集群内部冲突、调解纠纷、协调成员得失等问题。
但是,集群中需要有核心企业的领导,以使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合作能够高效、有序地开展。核心企业一般是资金和科研实力较为雄厚,知识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其主要作用是带领各协同企业进行知识创新,或者为集群企业的知识创造活动提供一个平台。协同企业在核心企业的主导下,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合作网络,各成员可以各种形式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如企业之间通过开展联谊活动等形式,加强员工之间的信息沟通。协同单位之间还可以共同开发具体的特定项目,这样就可以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也可以加深企业间的交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集群内建立一个协同知识创新系统,该系统以信息网络技术为基础,是一个可供各协同组织进行知识交流与共享,协同创造新知识的技术支撑平台。同时,核心企业要发挥其科研和资金优势,在集群内引领创新活动,通过协同知识创新系统,整合集群的知识资源,充分发挥协同各自的独特资源和能力优势。当然,在协同合作过程中,需要建立起和谐的团队合作文化氛围,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并协调好知识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确保协同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
例如,2004年台湾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入我国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深圳,推出了MTK手机生产平台,成为深圳手机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该平台即向厂商推广“Turn-key”模式,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它颠覆了以往的游戏规则,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在联发科推出这一平台后,深圳手机企业的生产流程转变为:生产商看中最近流行的某款手机,就买下交给专业手机设计公司研究。设计公司经过分析后,会出具一份包括主板设计、软件设计和机构设计的“仿制报告”,这一过程需要8天。设计方案敲定后,接下来的10天就根据此报告设计主板、开列零部件采购清单,进行软件编写,让各项功能顺畅衔接。第18天就能够提供第一套样机给客户,并动察市场的反应。如果客户认为可行,下单订货,一般在第45天就可以批量交货。联发科推出的MTK手机平台极大地降低了手机制造业的技术壁垒,以往国外专业手机制造商对手机生产的技术垄断被迅速打破。由于MTK平台下较好地封装了手机内部核心部件之间的技术细节,新进入的手机生产企业只需在此基础上,对局部的模块进行组合与更新,就可快速地推出新的手机。这不仅降低了手机制造的进入门槛,同时也为手机制造企业将深圳附近的电子器件加工能力进行有效整合创造了条件。[6]
围绕着MTK平台,深圳涌现出了一大批手机生产厂商、手机设计公司、整机贸易商、零部件供应商等,它们互通有无、彼此委托、共同开发、协同作战,实现了时效短、投入少、产出快、效益好的产业链运作,构成了一个高效的低成本灵活生产系统。在这个手机集群中,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起到了核心企业的作用,各协同单位在其提供的平台下细致分工、重组技术、整合知识,进行协同知识创新。集群企业迅速地将知识转化为技术并转移到生产,对市场做出及时反应,生产出大量物美价廉的手机,成为我国手机市场的中坚力量。
2.3 集群知识转移与创造机理
相对于企业自身而言,动态联盟的目的是快速高效地完成市场机遇所赋予的任务,其知识活动具有针对性,侧重于通过对现有多种优势知识进行整合和重组来创造知识[7]。由于集群是一个“弹性专精”的系统,随着专业化分工,企业所掌握的知识程度将会逐渐加深。如果把不同组织的协同视为一个动态联盟,则集群内知识的整合与重组就需要进行有效的知识转移。所谓知识转移[8]是指对知识有需求的节点组织,通过知识探索,寻找到其他节点组织的相关知识后,知识源将知识有效地传递到需求方,需求方进而将其应用到自身的业务运行或决策中。在这一系列的复杂过程中,实现集群内部知识的有效转移与创造。20世纪90年代Nonaka等人对知识转化与生成过程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9],其主要成果包括企业知识创新的SECI螺旋模型以及知识生成的平台Ba。笔者结合其观点认为集群企业内存在知识转移与创造的两条路径(如图1所示),并构建了集群协同知识创造机理图(如图2所示)。
在路径1中,知识创造首先在集群企业内部发生,通过企业内知识转移实现从个体到企业整体的知识共享(Ⅰ);此后,通过协同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等方式,企业内创造的知识通过组合与外化,被转移到集群网络中的其他企业中(从Ⅰ到Ⅱ);在这一转移过程中,情境式的学习转变为社会互动式的学习,实现了企业之间的知识创造(Ⅲ);各企业根据自身的能力与知识基础对获得的知识进行重组,整合形成新知识的创造(从Ⅲ到Ⅰ)。在路径2中,知识创造首先在企业内部发生和转移(Ⅰ);其后,企业通过组建动态联盟或合作开发等方式,进行集体知识创造(Ⅳ);当企业间知识创造实现后,这类知识通过内化和外化被传播到其他集群协同企业中(Ⅲ);各协同企业通过内化所转移的知识实现了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从Ⅲ到Ⅰ)。所以,在新知识的协同创造过程中,知识转移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基础环节。
产业集群知识资源既有来自集群外部的知识,也有集群内部已有的知识,而集群企业则是其最主要的知识拥有和创造主体。开展协同知识创新需要有效地组织协同单位发挥各自的创造作用,同时还要适当地从集群外部的社会网络中汲取新的知识到协同合作团队中来,以弥补集群内部知识的不足,并为集群整体提供创新灵感。政府、高等院校、相关企业、行业中介以及核心企业通过信息网络技术或其他途径从协同链、外界环境或彼此间获取所需知识,它们之间进行知识转移与学习互动活动的动态情境就形成了知识生成平台Ba。知识生成平台Ba为协同单位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共享知识的平台,类似于前面案例中联发科推出的MTK手机生产平台。协同单位可以在这个Ba上按合作契约要求交流和共享知识,当现有的知识不断碰撞并产生共鸣,思想火花不断汇集时,新知识便应运产生。如在联发科推出的MTK平台上,有众多的手机设计厂商推出自己的手机功能模块,各个模块的内部设计都是不同的。有些手机生产厂商在处理好不同模块接口问题的基础上对现有功能模块之间的组织联系进行了创新性的重组,由于各个模块是被封装起来的独立结构,它们之间的组合联系方式并不会影响到模块功能,因此便生产出了不同类型的功能强大的手机。
由此可见,集群企业协同知识创新的形成机理、合作机理和集群知识转移与创造机理这3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统一的关系。形成机理为集群企业开展协同知识创新创造条件和提供依据;合作机理为它们提供可选择的合作路径和知识创新的协同环境;知识转移与创造机理则从知识流的角度阐明了新知识的协同创造过程,解决了集群企业为适应环境动态发展变化的需要,协同创造其所需新知识的问题。因此,这3者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集群企业协同知识创新活动的内在机理。
3 结论
(1)集群企业协同知识创新是在产业集群内部知识资源和动态能力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而产生的,通过协同链或协同网络,实现知识的共享和协同创造,有利于充分发挥协同单位的集体智慧,提高其知识创新能力,增强其对环境动态复杂变化的适应能力。
(2)在集群企业的协同知识创新活动中,要通过建立有效的协同知识创新的形成机制,创新所需的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各种资源进行有效聚集,努力为协同创新活动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3)建立协同合作联盟是集群内各单位进行协同知识创新的有效形式,核心企业要起到应有的组织和领导作用。为了提高协同合作的有效性,在合作机制上应注重协调好知识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各单位在保护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不受威胁的前提下,要合理地协调和兼顾好各方的利益关系,以最大效率地发挥集群企业协同知识创新活动的协同效应。
(4)集群内知识的转移是新知识协同创造的重要基础,协同网络的构建加速了知识的转移。企业通过对集群内多种优势知识按一定规则和标准进行整合和重组,可更有效地实现集群内知识的转移,创造出各种新知识,并最终将新知识转化为技术用于生产新产品或提供更好的服务。
参考文献
[1]郁培丽.产业集群技术知识创新系统演化阶段与路径分析[J].管理学报,2007,4(4):483-487
[2]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3]刘春芝,姜莹,索柏民.基于产业集群的知识管理模式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32-33
[4]李朝明,黄利萍.动态能力、协同知识创新和企业持续竞争力的关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7(21):17-20
[5]尹晓芬.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机理研究[J].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4):52-55
[6]徐乾.产业集群中的知识传播与企业竞争优势研究:深圳手机产业集群的案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7(1):160-164
[7]赵大丽,孙锐.动态联盟企业间的知识活动分析[J].技术经济,2008,27(12):19-23
[8]霍明奎.基于知识流动的产业集群知识创新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0,23(2):36-38
[9]NONAKA,KONNO N.The Concept of“Ba”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Knowledge Creation[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98,40(3):40-54
内在演变机理 篇9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 城市逐渐成为竞争主体。为了能够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地方化的竞争优势, 城市必须更加依靠自身独特的个性, 而创意则是彰显城市个性的重要方式。同时, 在城市从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转变下, 创意也是城市重生的唯一途径。因此, 从长远来看创意城市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鉴于创意城市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巨大经济效益, 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城市都将创意城市的构建作为城市发展和重生的一种模式, 我国也不例外。上海、北京、深圳、杭州、成都、长沙、西安等沿海中心城市和内陆中心城市纷纷上马, 制定出各类创意产业的发展规划。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相对滞后的情况下, 国内各大城市只能盲目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忽视了“背景迁移”以及必要的可行性论证, 最终导致“一窝蜂”的创意城市建设。这种跟风和趋同式的创意城市建设带来的只有重复建设引起的严重浪费和无序竞争。因此, 如何构建具有个性文化的创意城市是我国目前研究的重点。
内陆辅助城市是基于城市的区位特点和功能优势而划分, 相对于沿海中心城市和内陆中心城市而提出的。目前, 我国内陆辅助城市大多分布在二三线城市, 尤其是三线城市。与沿海中心城市和内陆中心城市相比, 内陆辅助城市既不似沿海中心城市那样能够集聚大量创新资源, 也不似内陆中心城市那样位于区域经济的中心位置, 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但在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上却大多有着独特的特色, 而这正为创意城市的构建提供了一个不可缺少的“文化个性”———地方文化资源。
2 地方文化资源与创意的互动机理
地方文化资源是指特定区域下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其中精神财富包括地域文化、生态文化、民间民俗、名人文化、军事文化等, 而物质财富主要是文化的实物载体, 如服饰、美食、手工艺品、历史遗存、地标建筑等。就理论而言, 地方文化资源和创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见图1) 。
2.1 地方文化资源为创意的发展提供原料
在众多创意资源中, 地方文化资源是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其他资源相比, 地方文化资源具有双重优势:一是绿色环保性, 地方文化资源不会枯竭, 反而会随着创意者的无穷创造而增加其开发利用价值;二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 地方文化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 只要在政策的许可范围内, 社会各界均可以自由的进行多形式、多角度的整合开发。鉴于地方文化资源的自身特色以及其使用的便捷性和低成本, 从目前创意城市的发展情况来看, 地方文化资源是创意发展不可缺少的原料之一。
2.2 创意促进地方文化资源附加价值的转化和实现
在后工业化时代, 经济对物质要素的依赖将逐渐减少, 而对文化的需求则逐渐增加, 因此对地方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和开发, 是实现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将地方文化资源置于创意的视阈下, 通过创意的驱动, 能够赋予地方文化资源更鲜活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这样既推动了地方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又可以进一步的转化和实现地方文化资源的附加价值。
2.3 地方文化资源与创意的融合有助于丰富创意城市的内涵
目前, 国内外学者对创意城市的分类是广泛和复杂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创意网络”将创意城市分为设计、文学、音乐、民间艺术、电影、媒体艺术、烹饪美食7个领域, 接受并批准世界各个城市的加盟申请, 其中设计的申请城市最多, 竞争日益激烈。作为创意城市的两个基石, 地方文化资源和创意, 如能有效的融合在一起, 则可丰富和扩大创意城市的内涵, 催生新的创意城市发展理念。
3 内陆辅助城市构建创意城市的内在机理
3.1 国外构建创意城市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3.1.1 创意城市的起源。
构建创意城市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John Ruskin和William Morris所创立的文化经济学 (Sasaki) 。其后, P.Geddes和L.Mumford再将John Ruskin和William Morris的思想引入到创意城市的研究中。虽然创意城市在学术界已有初步研究, 但对其内涵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一致结论。Sassen指出创意城市应有蓬勃发展的艺术和文化行业的存在以及文化和服务业创造就业岗位和产值的能力。Leadbeater and Oakley指出创意城市应有顾及全球与本土需要的资源分配政策的影响力。Landry则认为城市要达到复兴, 只有通过城市整体的创新, 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城市的创意基础、创意环境和文化因素。因此, 任何城市都可以成为创意城市, 或者在某一面上产生创意。
3.1.2 构建创意城市的理论发展。
关于如何构建创意城市, 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切入, 阐述了构建的类型以及所需的基本要素。Peter Hall在《城市的文明》中指出:创意城市古已有之, 但高度保守、极其稳定的社会, 或者所有秩序已消失殆尽的社会都不是产生创意的地方。拥有高度创意的城市, 在很大程度是那些旧秩序正遭受挑战或刚被推翻的城市。从创新角度, Hall将西方城市历史划分为“技术-生产创新”时代、“文化-智能创新”时代以及“文化-技术创新”时代。当前, 新的文化工业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动力和创新方向, 城市文化的力量正取代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而日益占据城市经济发展的主流。但Hospers认为Hall的研究说明创意城市是属于每个时代的一种现象, 但没有一个城市总能永久展现创意的。因此, 根据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 Hospers将创意城市归纳为4类:一是技术创新型城市, 这类城市多为新技术得到发展或者甚至技术革命的发源地;二是文化智力型城市, 这类城市偏重于“软”条件, 例如文学和表演艺术;三是文化技术型城市, 这类创意城市兼有以上两类城市的特点, 技术与文化携手并进, 形成了所谓“文化产业”;四是技术组织型城市, 这类城市偏重于创新性的解决因人口大规模聚居给城市生活带来了种种问题。同时Hospers认为城市创意的形成依赖于集中性、多样性和非稳定状态这三大要素, 其中:集中度能够带来人们信息交流和社会交互所必需的集聚效应, 使得城市中创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多样性能够带来动力, 使城市生活更加繁荣, 是创意城市产生的丰厚土壤;非稳定状态是引发创意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历史上, 在充满危机、冲突和混沌的时期, 城市表现出最大的创造性。例如, 1600年前后的阿姆斯特丹, 19世纪的维也纳、伦敦和巴黎等。Landry指出人员品质、意志与领导素质、人力的多样性与各种人才的发展机会、组织文化、地方认同、都市空间与设施、网络动力关系等七大要素能增加城市创意形成的机会。Florida则认为构建创意城市的关键要素是3T, 即技术 (technology) 、人才 (talent) 和包容度 (tolerance) , 其中:技术是一个地区的创新和高科技的集中表现;包容度可以定义为对所有少数民族、种族和生活态度的开放、包容和多样性;人才则指那些获得学士学位以上的人, 即他所谓的创意阶层。但Glaeser否认Florida提出的“创意资本”会产生“波西米亚效应”。他坚持真正有效的因素是3S, 即技能 (skills) 、阳光 (sun) 和城市蔓延 (sprawl) , 其中, 阳光主要是指气候等自然因素, 城市蔓延主要是指居住条件等社会环境。而Carta更加强调软实力的作用, 提出3C理论, 即文化 (Culture) 、沟通 (Communication) 和合作 (Cooperation) , 认为3C是创意城市形成的必备特征。
3.1.3 构建创意城市的实践启示。
从具体实践来看, 由于各自资源禀赋、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对城市发展关注点的不同, 目前世界各国城市构建创意城市的路径也不尽相同。
从创意动因来看, 创意城市的构建可分为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模式。内生型的创意城市大多天生具备一定的创意土壤或氛围, 通过市场导向, 由下而上的自发形成创意城市, 如伦敦、纽约、巴黎等国际性大都市以及波洛涅、圣达菲等富有创造性的中小城市。外生型创意城市的发展路径与内生型截然相反, 大多通过政府主导, 自上而下的主动推动创意城市的形成, 如布宜诺斯艾利斯、蒙特利尔、神户、名古屋等城市。
从创意主体来看, 创意城市的构建主要受到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制约, 因此可分为市场导向型、政府主导型和混合导向型3种模式。单一的市场导向型或政府主导型使用较少, 更多的是考虑市场和政府的不同功效, 选择使用混合导向型的发展模式。
从创意内容来看, 创意城市的构建可分为技术创新型、文化智力型和文化技术型3种模式。技术创新型的创意城市通常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产业, 并带动与高科技产业相关的服务业乃至整个区域的发展, 如柏林、硅谷。文化智力型的创意城市相比更偏重于文化, 如文学、音乐、民间艺术等领域, 代表性城市有蒙特利尔、圣达菲、墨尔本等。这类创意城市建构初时大多选择单一领域率先发展, 然后逐步延展至其他领域, 最终形成多种创意特色并存的综合性创意城市。而文化技术型的创意城市兼有以上两类城市的特点, 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携手并进, 形成“文化产业”, 如设计、电影、媒体艺术等产业并呈集群化发展趋势, 代表性城市有伦敦、纽约、东京等。
从创意氛围来看, 创意城市的构建可分为单一文化型和多元文化交融型两种模式。单一文化型的创意城市通常其城市的主导文化氛围相对浓厚, 虽有一定的外来人口, 但其带来的外来文化尚不能对城市的主导文化产生影响, 如大阪等城市。而多元文化交融型的创意城市其文化通常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其中外来人口所带来的外来文化也在城市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如香港、新加坡等城市。
3.2 内陆辅助城市构建创意城市的内在机理分析
基于上述国外构建创意城市的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出, 构建创意城市并不是一些发达城市的特权, 除了伦敦、纽约、巴黎等国际性大都市外, 一些中小城市, 如圣达菲、波洛涅、约翰内斯堡等依据自身地方文化特色也构建成创意城市,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因此, 我国内陆辅助城市也可以效仿国外中小城市的做法, 积极构建创意城市, 从而推动城市的发展和重生。基于创意城市自身的特点和内涵, 内陆辅助城市构建创意城市的内在机理如图2所示。
创意氛围是构建创意城市的前提条件, 创意氛围的浓厚与否决定了城市构建创意城市的路径是内生型还是外生型。内生型的创意城市, 如伦敦、纽约、巴黎、东京、上海等国际性大都市, 大多具有创意资源集聚的优势, 通过市场引导自发地由下而上推动创意城市的构建, 政府主导力量相对较少。但对国内其他城市, 尤其是内陆辅助城市而言, 尚不具备形成创意城市的内生优势, 这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引导, 从战略高度考虑和实施创意城市发展的计划和措施, “后生”的培养创意氛围。但是单一的依靠政府又势必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这对经济实力相对落后的内陆辅助城市尤为不利, 而且从政策的制定到贯彻执行需要较长时间, 执行效率相对低下。因此, 在主导力量的选择上应更侧重混合导向型模式, 即政府和市场共同营造创意氛围, 引导创意城市的建设。但是随着创意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创意城市的构建中需要更加重视市场力量的发挥。
从创意城市的内涵来看, 创意城市的构建不仅仅是由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展推动的, 而是集创意人才、创意产业和创意生活于一体的。对于内陆辅助城市而言, 创意人才、创意产业以及创意生活的构建不应盲目跟风, 趋同式的发展, 而应适当结合地方文化资源, 突出城市自身的特色。
3.2.1 创意人才。
创意人才是构建创意城市的源泉。从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 所有的创意城市无一例外地将创意人才的吸引、培养和激励机制作为构建创意城市的措施之一。沿海中心城市和内陆中心城市因其天生的地理位置以及自由开放的制度环境, 容易吸引并留住创意人才, 而内陆辅助城市中虽然也不乏科教大市, 科技人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 但却存在人才流失、高层次人才不足的局面。因此对内陆辅助城市而言, 创意人才的吸引、培养和激励尤为显得重要。
3.2.2 创意产业。
创意产业是构建创意城市的主要载体。创意产业是构建创意城市的基石, 一方面城市的创意氛围推动了创意人才和创意产品的集聚, 从而形成了创意产业;另一方面创意产业的发展和集聚又推动了城市的创意氛围, 最终形成了创意城市。
从创意产业的内涵来看, 创意产业的类别较多, 因此创意产业的遴选和培育应与城市的资源条件相对应, 尤其是贴合地方文化的特色, 并且满足整个创意产业链的要求。同时, 创意产业不是静态不变的, 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产业, 因此在培育创意产业的时候还应关注创意产业的成长轨迹, 而不是一成不变孤立地发展。
从创意产业链来看, 企业是创意产业的主体。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有着天然的内生动力, 政府的作用只是从外部刺激、增强企业的这种力量, 而不能够指望取而代之。相比沿海中心城市和内陆中心城市, 内陆辅助城市大多缺乏大企业, 尤其是龙头企业, 因此在创意产业的培育中更应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 而中小企业自身灵活性、高效率和适应性的特点, 也具有较强原始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3.2.3 创意生活。
创意生活是构建创意城市的后备保障。创意生活主要源于创意意识, 而创意意识又源于城市的危机感、城市的地方归属感以及城市的组织能力。其中:城市的危机感是决定创意意识的关键, 只有不满足于现状、保持危机感, 才有源源不断的创意意识;城市的地方归属感指的是城市居民将创意与自己紧密的联系一起, 视自己为创意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城市的组织能力是指城市中的个人或机构等每个层面都有将源源不断的创意意识付诸于实践的能力。
除了“软件”, 创意生活也离不开“硬件”的支持, 即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包括信息和交通设施、休闲设施、艺术文化设施和教育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不仅有利于培养富有创意能力的创意人才, 营造适合于创意人才和创意产业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 而且也有利于形成繁荣的创意产品消费市场。相比沿海中心城市和内陆中心城市, 内陆辅助城市仍处于工业化大生产时代, 其经济实力和相关基础设施较为落后, 不利于创意人才和创意产业的集聚, 但内陆辅助城市寻求自身突破, 赋予城市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创意意识较强, 凭借着浓郁的创意意识再加上切实可行的政策计划, 激发创意, 从而推动创意城市的形成。
3.2.4 地方文化资源。
地方文化资源是构建创意城市的个性特色。从城市发展的历史来看, 内陆辅助城市大多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 同时也是经济发展重镇、艺术文化之都和军事要塞等, 如江西的“瓷都”景德镇、湖北的宜昌、湖南的株洲、四川的都江堰、河南的开封、河北承德、云南大理等, 渊源的地方文化及其文化遗存既提供了创意发展的原料, 又为这些城市构建创意城市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个性。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 目前内陆辅助城市对于自身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仍相对薄弱, 需要进一步深度发掘, 从而推动创意城市的构建。
4 内陆辅助城市构建创意城市的对策探讨
内陆辅助城市不似沿海中心城市和内陆中心城市, 天生具有一定的创意氛围和创意能力, 因此在构建创意城市时更应考虑城市自身的资源条件, 紧扣地方文化, 顺应当前经济发展潮流, 建设一个有特色的创意城市。
4.1 积极营造创意氛围
对内陆辅助城市而言, 创意氛围的营造离不开政府和市场共同努力, 其中政府力量占据主导地位, 市场方面主要是运用经济杠杆检测政府政策的效应, 亦或是运用市场竞争机制完善政府宏观调控缺陷。
但在政府主导的过程中, “全面撒网”已经不再必要, “有的放矢”才是上策。就创意氛围而言, 政府应从创意产业链的角度营造创意氛围。在孵化器、公共研发平台、风险投资、产权交易、法律服务等创意产业链中, 政府的政策设计应围绕整个创意产业链最薄弱的环节展开, 从而盘活整个创意产业链。此外, 建立公司化营运机构来代替政府单一的行政指导。发达国家创意城市建设的经验启示, 由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个人共同出资设立公私合营的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创意城市建设的具体运作, 这种营运方式一方面可以调动民间力量, 协调各方利益, 从而能够集中力量、高效地推动各种计划和措施的实施;另一方面又能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从而提高政府, 尤其是内陆辅助城市推动创意城市建设的积极性。
4.2 吸引和留住创意人才
与培养创意人才相比, 吸引和留住创意人才对内陆辅助城市而言尤为重要。因此, 内陆辅助城市应效仿一些先进城市的成功做法, 一方面创造自由、开放又有保障的制度环境, 鼓励创新, 吸引并留住创意人才;另一方面通过举办数量繁多而又丰富多彩的文化创意活动, 如节庆、研讨会、论坛、会展、竞赛、比赛等, 发现和培育创意人才, 提高其创意设计水平。
4.3 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和集聚
对内陆辅助城市而言, 中小企业是创意产业的主体, 因此应重点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措施应涉及到企业经营各方面, 包括产品的孵化、知识产权保护、企业经营、市场开拓等, 尤其是针对中小企业最薄弱的环节, 如融资支持;另一方面重视企业家在创意产业中的核心作用, 鼓励企业家的创新活动, 健全企业家创意的支撑服务体系, 完善企业家成长环境, 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
当然, 创意产业的形成不是由一个或几个创意企业的发展而推动的, 而是要形成产业的集聚, 通过集聚继而产生群聚效应、产业链效应、放大效应、技术成果溢出效应等。产业集聚主要来自市场机制作用, 政府管理机制不宜过强, 否则会使得市场机制作用弱化, 企业在竞争力上失去活力, 行业发展逐渐疲软, 长久而言反而不利于创意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4 将创意融入城市生活
在工业化大生产时代, 城市生活面临着越来越棘手的城市问题, 创意不乏是一个解决城市问题的良径, 因此创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城市精神, 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对内陆辅助城市而言, 推动创意不仅仅依赖于硬件的完善, 更重要的是创意意识这个“软件”的培养。要善于利用城市的文化资源, 丰富业余文化活动, 激发创意的产生, 推动创意主体的多元构成, 实现创意无处不在。
4.5 深度开发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
地方文化资源是内陆辅助城市构建创意城市的内在优势, 如何确保和提升这个内在优势, 这就要求地方各界, 包括政府、行业、企业、学校、个人等都应加大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 完善各级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基础设施, 深度挖掘地方文化资源的内涵, 充分开发地方文化资源, 增强地方文化的软实力、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并将地方文化资源有效地与创意人才、创意产业以及创意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而推动创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摘要：从创意氛围、创意人才、创意产业、创意生活、地方文化资源等五个方面阐述内陆辅助城市构建创意城市的内在机理, 并相应的提出积极营造创意氛围、吸引和留住创意人才、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和集聚、将创意融入城市生活以及深度开发和利用地方文化资源等对策。
关键词：创意城市,内陆辅助城市,地方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战略研究组.2010国家创新体系发展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1
[2]韩静.构建创意城市的理论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 2010 (3) :112-113
[3]韩静.创意型城市的构建模式及选择路径探讨[J].商业时代, 2010 (16) :132-133
[4]甘霖, 唐燕.创意城市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化构建[J].国际城市规划, 2012 (3) :54-59
[5]刘平.国外创意城市的实践与经验启示[J].社会科学, 2010 (11) :26-34
[6]徐凤兰.地方文化资源与创意经济发展—以浙江宋城集团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 2008 (9) :63-66
[7]HALL P.Cities in civilization[M].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98
[8]GENT-JAN H.Creative cities:Breeding places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J].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Policy, 2003 (16) :143-162
[9]LANDRY C.The creative city:A toolkit for urbaninnovators[M].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