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简易程序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精选十篇）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 篇1

一、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法理基础

早在2004年, 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 我国一些基层人民法院就已经开始了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试点工作, 如山东省青岛市南区人民法院。[1]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 (2009-2013) 》提出要完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 明确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 制定简易程序审理规则。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并于2011年开始了简易程序的全面试点工作。简易程序之所以为行政审判实践所“亲睐”, 并最终为《行政诉讼法》所确认, 主要是因为其在提高诉讼效益、保障当事人裁判请求权和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一) 诉讼效益的提高

诉讼效益反映了“经济成本与经济收益之间的函数比值关系。一般说来, 比较少的经济成本投入获得既定水平的经济收益, 或者既定经济成本投入达到较大的经济收益, 都意味着诉讼效益的提高。”[2]一般而言, 提高诉讼效益可以通过缩短诉讼周期、简化诉讼规则和降低诉讼费用等方式来实现。与普通程序相比, 简易程序具有诉讼周期较短、庭审规则灵活、裁判文书简化等特点, 能有效提高诉讼效益, 因而为各国司法制度所普遍接受。当然, 需要注意的是, 简易程序并非片面追求诉讼效益、损害程序公正, 其仍要确保当事人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

(二) 裁判请求权的保障

作为一项基本权利, 裁判请求权是指“任何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执时享有请求独立的司法机关予以公正审判的权利。”[3]当事人裁判请求权的行使往往受制于受案范围、诉讼周期、诉讼费用和诉讼的专业化要求等。就简单行政争议而言, 冗长的诉讼周期、繁琐的诉讼规则和较高的诉讼投入往往会成为当事人行使裁判请求权的障碍。从根本上说, 此种诉讼制度侵害了当事人“由宪法保障的利用审判的权利”, “同时, 迫使有资力的人支出不必要的过大费用的话, 这样的诉讼制度也只能说是违宪的。”[4]简易程序在整体上降低了诉讼程序的程式化和专业化水平, 能满足一些当事人快速、简便地解决行政争议的需求, 从而能够保障当事人裁判请求权的实现。

(三) 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审判的作用不仅在于在每一个具体诉讼案件中实现正义, 其对增大社会整体规模上的正义实现也有所贡献, 因此, “有必要从社会的整体规模上计算、比较投入司法的资源和正义生产的总量, 同时与其他社会任务权衡来相对地确定资源的配置、程序的设计以及正义的分配。”[5]现代各个国家和地区均在考量案件繁简程度与司法资源投入合理关系的基础上, 不同程度地设计和利用简化的诉讼程序。就我国而言, 尽管我国一审行政案件数量与一审民事案件数量以及一审刑事案件数量相比有较大差距, 但由于1989年《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普通程序+合议制”的行政审判模式, 行政一审案件基数大、稳中有升, 申诉上访案件多, 非诉执行攀升急等原因, 行政诉讼案多人少矛盾剧增。[6]因此, 有必要改变以普通程序审理所有行政争议的单一格局, 增加简易程序, 实行案件繁简分流, 合理配置司法资源、有效提高司法效率。

二、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立法现状

从总体结构上看, 简易程序被安排在《行政诉讼法》第七章“审理和判决”的第三节, 与第一审普通程序相并列。从具体条文上看, 《行政诉讼法》第82条、第83条、第84条以及第101条对简易程序做出了规定。根据这些条文以及《民事诉讼法》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 可将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法律制度做如下概括:

(一) 适用法院

与《民事诉讼法》不同, 《行政诉讼法》第82条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第一审行政案件都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从《行政诉讼法》的级别管辖规定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是重大、复杂的案件, 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而中级人民法院有权管辖对国务院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和海关处理的案件等。这些案件中案情简单的案件就有可能适用简易程序, 如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的、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案件。因此, 能够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不仅包括基层人民法院还包括中级人民法院。

(二) 适用范围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82条的规定, 简易程序的适用主要包括两种情形: (1) 符合“案情简单标准+案件类型标准”的案件[7]。具体说来, 符合“案情简单标准”的案件应当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的行政争议。符合“案件类型标准”的案件应当为“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案件涉及款额二千元以下的和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案件。 (2) 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即除了符合“案情简单标准+案件类型标准”的案件以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 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 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在以肯定方式规定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同时, 《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简易程序的排除范围, 即“发回重审、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

(三) 审判组织

尽管在立法的过程中简易程序是否要与独任制“绑定”有过争议, 但最终修正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 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即在审判组织上, 简易程序采用独任制。但需要注意的是, 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而非陪审员。

(四) 审理规则

《行政诉讼法》并未直接对简易程序的审理规则做出规定, 根据该法第54条至第66条关于审理和判决程序的一般规定以及第101条关于《民事诉讼法》在行政案件中适用的规定, 除了公开审理、回避和诉讼不停止执行等与普通程序共有的规则外, 简易程序还包括如下特有审理规则: (1) 可以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 但应当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 (2) 庭审活动可以灵活进行, 不必严格遵循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顺序进行。

(五) 审理期限

《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了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为四十五日, 自立案之日开始计算, 该期限为固定期限, 不可延长。如果在规定期限不能审理完结的, 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六) 转换

《行政诉讼法》规定了简易程序的转换规则, 主要包括主体、事由和方式。第一, 在主体上, 《行政诉讼法》仅规定了人民法院以职权转换简易程序的情形, 对当事人的异议权进行了限制。第二, 在事由上, 《行政诉讼法》仅笼统地规定为“不适宜适用简易程序”。第三, 在方式上, 《行政诉讼法》仅规定简易程序可以转换为普通程序, 而不允许普通程序转换为简易程序。

三、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制度的初步构想

从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法律制度的基本情况和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上看, 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亟待进一步予以明确和完善。

(一) 案情简单标准的明确

在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上, 《行政诉讼法》确定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标准。这一规定相对来说较为原则, 尚不足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鉴于此, 可采用两种方式“双管齐下”, 以解决立法过于抽象的问题。一是可以借鉴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有关简单民事案件判断标准的规定, 即“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 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 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 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 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 为司法实践提供统一标准。二是可以采用指导性案例或公布典型案例的方式为简易程序的适用提供示范。

(二) 程序选择权的保障

为确保当事人在简易程序适用上的选择权, 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阐明简易程序的基本规则, 并以一定方式征询当事人 (包括第三人) 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 同时应采用必要措施将此意愿进行固定。一些法院在实践中的做法可以推广适用, 如2011年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就开始以书面形式征询当事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 主要是在送达过程中, 由当事人签署《简易程序适用告知书》, 选择适用简易程序。[8]当事人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 应当在开庭前提出。一旦按照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就不能转为简易程序。

(三) 审理和裁判的简化

《行政诉讼法》对简易程序审理和裁判规则的规定较为简单, 不足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笔者认为, 第一, 可以立法方式认可《通知》中有关简易程序审理和裁判的规定。《通知》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一般应当一次开庭并当庭宣判。法庭调查和辩论可以围绕主要争议问题进行, 庭审环节可以适当简化或者合并。”这一规定具有可行性, 但由于《通知》缺乏立法依据, 因而需要由立法机关将《通知》中的前述规定上升为法律。第二, 可以立法方式借鉴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中有关简易程序的一些审理和裁判规则, 主要是 (1) :开庭前已经书面或者口头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或者当事人各方均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 审判人员除告知当事人申请回避的权利外, 可以不再告知当事人其他的诉讼权利义务。对没有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当事人, 审判人员应当对回避等相关内容向其作必要的解释或者说明, 并在庭审过程中适当提示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指导当事人进行正常的诉讼活动。开庭时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答辩意见归纳出争议焦点, 经当事人确认后, 由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举证、质证和辩论。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无争议的, 审判人员可以在听取当事人就适用法律方面的辩论意见后迳行判决、裁定。如果具有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 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或争议不大等情形的, 人民法院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判决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

(四) 当事人异议权的认可

简易程序在程序规则简化的同时, 当事人的程序保障程度相应降低, 因而需要赋予当事人一定的异议权, 方能确保行政诉讼裁决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鉴于此, 笔者认为立法应赋予当事人对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异议权。具体说来: (1) 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异议权。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 当事人可以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可对其异议进行审查, 异议成立的, 人民法院做出适用普通程序的裁定, 否则告知当事人审查的结果及理由。 (2) 当事人对转为普通程序裁定的异议权。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 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的, 当事人可以对该裁定提出异议。异议成立的, 人民法院继续适用简易程序。异议不成立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审查的结果及理由。

(五) 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衔接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将案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 这就为司法实务中简易程序的转换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 一旦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此前进行的诉讼行为效力如何认定、审理期限如何计算等问题需要立法进一步予以明确。笔者认为, 首先, 转为普通程序的, 在简易程序中已经实施的诉讼行为, 如已经实施的举证、质证的结果在普通程序中仍然具有效力。第二, 转为普通程序的, 审理期限仍然从立案之日起开始计算, 此前经过的期限应当计算在第一审案件的审理期限内。

四、结语

尽管修正后《行政诉讼法》增设了简易程序, 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等内容作出了初步规定, 对诉讼效益的提高、行政争议的多元化解决和当事人的权利救济等具有积极意义。然而,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并未形成完整的程序规则, 诸如案情简单的标准、庭审程序的简化等核心问题亟待有权机关进一步予以明确。另外, 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制度功能不同, 决定了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规则未必都能适用于行政诉讼简易程序。从这一意义上说, 深入探究行政诉讼简易程序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法理, 厘清二者的界限, 为立法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是未来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摘要：2014年修正后的《行政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做出了规定, 为行政诉讼案件的繁简分流和行政争议的多元化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 这些规定仍有模糊和不足之处, 需要从简易程序案情简单标准的明确、程序选择权的保障、审理和裁判规则的简化、当事人异议权的认可、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的衔接等方面予以完善。

关键词：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诉讼效益,程序保障

参考文献

[1]章志远, 朱志杰.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简易程序制度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2 (5) .

[2]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3]刘敏.论裁判请求权——民事诉讼的宪法理念[J].中国法学, 2002 (6) .

[4][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和诉讼[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

[5][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M].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6]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理解适用与实务指南[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7]江必新主编.新行政诉讼法专题讲座[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5.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 篇2

近日，儋州市法院行政庭适用简易程序成功审结了原告周明诉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第三人周兰荪房屋行政登记行政一案，这是该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诉讼的第一宗案件。

2010年4月20日，儋州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周明诉被告儋州市人民政府、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第三人周兰荪房屋行政登记行政一案。原告周明以其未经授权权给任何人转让其合法持有房产证，而被告没有实质审查，就注销其《房屋所有权证》，更名为周兰荪，并给周兰荪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为由，请求法院撤销被告颁发给周兰荪的《房屋所有权证》。

该院受理该案后，承办法官及时与各方当事人联系，了解其诉辩主张、理由、依据。承办法官初步掌握到了被告是依据周明与其弟弟周琦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里的“现将原有在群英区万福七巷12号持证房主周明改为周兰荪”的内容，才给周兰荪颁发《房屋所有权证》的，实际上周明并没有在《房产转让协议》上签名，而是周琦冒用“周明”的名字去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承办法官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深入组织各方当事人到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展开协调工作座谈，在倾听各方当事人的陈述、辩解后，承办法官向双方当事人分析案情，辩法析理，释明各种法律关系，讲明利害关系，明确指出被告的颁证行为系违法之举，法院判决时会撤销被告的颁证行为。经过法官的一翻说法说理，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知道自己工作失误，当场表示要进行整改，自行撤销颁发给周兰荪的《房屋所有权证》;周明当场也表示同意撤诉，调解工作取得了成效。2010年5月13日，周明向儋州市法院递交《行政撤诉申请书》。经过办案法官多方协调，该院受理的第一起适用简易程序行政案件，没有经过开庭审理，原告就撤回起诉，从立案到结案仅用了23天，真正达到了提高办案效率、案结事了人和目的。(郭树护)

儋州法院简易程序适用试点行政诉讼撤诉率创新高

坚持改革创新 力促官民和谐

2010-8-2 9:48:34

今年来，儋州法院行政审判庭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为契机，落实司法为民措施，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行政案件处理的新机制，认真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试点工作。1-6月，共受理行政诉讼案件47件，结案35件，其中采取撤诉方式结案的有19件，撤诉率为54.29%，撤诉率创新高，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认真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强化协调办案理念。今年4月，省高院确定儋州法院为行政诉讼适用简易程序改革试点法院，儋州法院行政庭制定了一系列便于操作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行政案件的每个程序。并要求法官从立案、庭前、庭审三个环节找准协调的切入点，用灵活协调的方式方法妥善处理矛盾。首先是立案疏导，在案件受理前及时与市委、相关行政部门沟通，了解争议焦点，提出解决建议，有针对性地开展协调工作；其次是庭前交流，在庭审前，由主审法官召集各方当事人到法院座谈，分别听取诉辩理由，并根据诉争焦点，捕捉协调契机，提出解决方案；最后是“温和审判”，让法官和双方当事人运用“拉家常”的方式交流，利用融洽的审判氛围缓和当事人对立情绪，为协调做好准备。截止目前，共对9件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原告主动撤诉4件，效果明显。

二、积极探索行政案件处理的新机制，努力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化解“官民”矛盾，维护社会和谐发展。一是针对不同案件、不同当事人，灵活运用和解、协调方式处理行政诉讼；二是对原告起诉的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及原告起诉的理由或诉讼请求明显不当的案件，办案人员依法明确指出其不当之处，做好细致的法律宣传和说服教育工作，动员其撤诉；三是对存在一定问题但又不宜简单判决维持或撤销的案件，或判决后易造成较大负面影响的案件，努力通过庭外协调促使行政机关自行完善或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使行政相对人得以理解，自愿撤诉；四是对一些难以协调、一度进入僵局的案件，邀请庭长、院长出面协调，多元化解决“官民”纠纷，化解行政争议。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适用问题的探讨 篇3

关键词：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程序适用

2014年修正后的《行政诉讼法》，在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和第八十四条明确规定了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情形、审判组织、审理期限、程序转换等具体内容，成为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决的重要手段，为简单行政诉讼案件的解决提供了一条捷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制度的设立，有着诉讼法理基础上的必要性，社会现实基础上的可行性，同时因为是立法上的一次新的尝试，制度方面的规定较为简单，在司法实践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本文尝试对于其中的关键问题进行分析。

一、案情简单标准的明确

《行政诉讼法》在第八十二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案情以“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为标准，同时列举出三种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具体形式。可在司法實践中，该法条的规定还是相对较为原则，也较为简单，很多情况下无法为办案人员及当事人提供明确的指引。为了在实践中更准确的对案情进行认定，弥补法条相对原则简单的不足，笔者提出如下两种建议：一是参考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五十六条有关简单民事案件认定的规定，“简单民事案件中的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我国在行政诉讼中设立简易程序制度不久，因此以民事诉讼作为借鉴，处理行政诉讼中有关简单案件认定的问题，在现阶段应该是可行并且合理的；二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指导性案例的方式，为行政诉讼中简易程序的适用提供指引。虽然指导性案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能直接加以适用，但对于类似案件有着重要的示范借鉴意义，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也可以受益于此。

二、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维护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对于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存在是否可以不经过当事人的同意，而直接加以适用的问题。本文的观点是否定的，为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人民法院应赋予当事人适用简易程序的选择权。一些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经验值得推广，比如2011年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就开始以书面形式征询当事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意见，主要是在送达过程中，由当事人签署《简易程序适用告知书》，选择适用简易程序。同时，为了避免当事人对简易程序不够了解导致缺乏信任，从而拒绝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况出现，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简易程序的基本规则，使当事人对于简易程序具有基本的认识，更加理性地行使自己的程序选择权。

三、简易程序没有扣除审限和延长审限方面的规定

《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三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结。简易程序没有扣除审限和延长审限方面的规定，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会采取协调的方式解决当事人之的纠纷，而协调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如果协调成功则以撤诉的形式结案，如果协调不成功则仍需撰写裁判文书，这就存在延长审限或者扣除审限的需要。但是，目前未有关于扣除审限或者延长审限的规定，法院的司法管理信息系 统也没有这方面的权限，所以，法官在协调案件的过程中如果超过45天的审限就只能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重新组成合议庭再次开庭审理。

四、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转换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在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进行转换衔接的过程中，存在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当事人对于程序转换裁定是否具有提起异议的权利，另一个是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之后，之前已经进行的诉讼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本文认为，应当赋予当事人提起异议的权利，简易程序简化了诉讼中的诉讼程序，也相应减弱了了对当事人程序保障的强度，赋予当事人一定的异议权，有助于保证行政诉讼的公正性。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继续适用简易程序继续进行诉讼。异议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就审查结果和决定理由向当事人进行说明；对于第二个问题，主要涉及重新立案、更换审判组织、重新进行法庭调查、重新开庭辩论的环节，参考我国民事诉讼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由于现阶段我国简易程序转换普通程序是在法院和当事人协同下完成的，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区别对待，但程序转换之后必须要重新开庭辩论则是原则性的。作为诉讼一审程序的核心，只有开庭辩论，才能全面体现和贯彻现代诉讼制度的精神与核心，所以重新开庭辩论在程序转换之后是必要的。

尽管修正后《行政诉讼法》增设了简易程序，但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相关规定并未形成完整的程序规则，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制度功能不同，决定了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规则未必都能适用于行政诉讼简易程序。从这一意义上说，深入探究行政诉讼简易程序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法理，理清二者的界限，为立法完善提供理论依据，是未来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翁岳生.行政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2]李广宇.新行政诉讼法逐条注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 篇4

(一) 概念。行政处罚中的简易程序, 即当场处罚程序, 是指行政机关或法定组织的执法人员对当场发现的案情简单、事实清楚、违法情节轻微、处罚较轻的行政违法行为, 当场作出处罚决定时所适用的比较简单的处罚程序。当场处罚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法定组织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当场处罚是在发现行政违法行为后当即给予的行政处罚, 这是当场处罚与一般行政处罚最明显的区别, 充分保障了行政机关有效进行行政管理的权利, 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二) 适用条件。

1.有法定依据。行政执法人员在作出当场处罚时, 一定要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不能随意处罚。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 对违法当事人不能给予行政处罚。

2.案件简单、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无须进一步调查取证。这是指轻微行政违法案件, 执法人员当场看到或很容易查明案件事实。《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处罚范围, 即使有的案情比较简单, 但超出了此范围, 也不能适用此程序。

3.只能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或警告的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并不适用于任何种类的处罚决定。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3条的规定, 只有两种处罚种类可以当场作出决定, 即警告和罚款;且罚款处罚的幅度也有规定: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罚款, 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 000元以下罚款。

4.简易程序的收缴罚款问题。在执法实践中简易程序有两种形式:当场收缴和罚缴分离。《行政处罚法》第47条有明确规定:对公民或法人 (其他组织) 作出20元以下的罚款当场收缴。但是, 对公民作出21元至50元, 对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21元至1, 000元的罚款, 没有明确规定是当场收缴还是罚缴分离。通过执法实践总结认为:若行政相对人流动性大、没有固定经营场所, 那么不当场收缴罚款, 事后就难以执行, 所以应当当场收缴并出具本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若行政相对人有固定场所, 应当罚缴分离, 到指定银行缴纳。

二、简易程序的原则

行政处罚中的原则, 如处罚法定原则、公正公开原则、过罚相当原则、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原则等, 在实施行政处罚简易程序时也应当坚持。但当场处罚由于其处罚程序的简易性, 所以在处罚原则方面有自己的特点。比如, 当场处罚的特点是程序简化, 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 相应的监督制约机制又比较弱, 所以当场处罚比一般程序中的行政处罚更容易显失公正。所以当场处罚应当严格遵守以下原则:

(一) 遵守法定程序原则。合法的处罚程序是保证行政执法产生法律效力的必要条件, 如果处罚程序违法, 就必然导致行政处罚的无效或被撤销, 同时也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所以, 《行政处罚法》对当场处罚的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

(二) 保障处罚人行使合法权利原则。在行政执法活动中, 被处罚人处在相对弱的地位, 对他们的合法权利必须给予保障。如这一原则得不到遵守, 实施当场处罚即违法。为此, 《行政处罚法》作出规定, 实施当场处罚时,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应当告知被处罚人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理由;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及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三) 效率原则。效率原则是指一切同国家行政管理有关的活动都必须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 用尽可能少的消耗去获得尽可能大的收效。当场处罚制度的建立是效率原则的一个具体要求和反映, 要求实施当场行政处罚的执法人员应具有较高的素质, 并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这样才能高效地完成追究行政违法行为。

(四) 处罚轻微原则。根据我国立法实践, 实施当场行政处罚的适用范围都比较小, 可案件数量又相当多;大多属于案情简单, 社会危害后果不大, 又是容易当场处理的小案件。《行政处罚法》规定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 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 000元以下罚款或警告的, 适用简易程序, 这体现了处罚轻微原则。

三、简易程序在气象执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

在气象执法实践中, 遇到最多的是一些情节简单、处罚较轻的行政处罚案件, 在执法过程中, 适用简易程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执法效率。但在适用简易程序处罚时, 还应注意把握好以下三点:

(一) 简单、便捷并当场作出处罚决定。《行政处罚法》简易程序的设立, 立法本意是要求行政主体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有法定依据的案件, 适用一种较为简单的程序当场作出处罚决定, 以提高执法效率。如果程序繁琐, 不能当场作出处罚决定, 体现不出简单、便捷的原则, 简易程序就失去设立的必要和立法的初衷。

(二) 完善当场处罚事先告知程序。当场处罚也应告知行政相对人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但是, 在目前的气象执法实践中, 事先告知的内容大多是以口头形式作出的, 行政相对人对违法事实有异议, 也是以口头形式提出, 事后发生争议, 难以证明。因此, 即使我们进行了事先告知, 并给予其陈述、申辩权, 也无法以固定的形式将相对人的异议记载下来, 若事后发生争议, 引起诉讼, 我们无法举证事先履行了告知程序。若司法机关以程序不合法为由判决败诉, 我们是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反驳的, 必然承受不利的法律后果。所以说, 在运用简易程序进行处罚时, 完善好告知程序, 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 是当场处罚决定书的必要内容。既然事先告知程序事关当场处罚的合法性, 同时又涉及到当场处罚决定的事实认定, 应提高其形式要求, 采用书面形式, 可以在调查取证的过程中, 通过调查笔录的形式将事先告知程序体现出来。在查清相对人的违法事实后, 告知相对人应当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并告知其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对相对人的态度, 也一并如实记录下来。若相对人放弃陈述、申辩, 由其在笔录上签名认可;若相对人对违法事实提出异议或拒绝签名, 执法人员应在现场进一步调查取证, 把相对人的违法事实彻底查清。这样做既可保证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 又可以防止相对人事后提出没有事先告知时我们有据可循。若引起诉讼, 就有证据证明我们的处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若相对人在陈述、申辩时与我们分歧较大, 则转为一般程序案件处理。

(三) 简易程序的方法步骤。在适用简易程序对相对人进行处罚时, 应按如下步骤操作:一是先说明来意, 做到有礼有节;二是出示执法证件, 表明合法身份;三是依法行政, 指出相对人的违法行为, 说明处罚的理由和依据, 应给予什么种类的处罚;应当罚款的, 应当依法给予多少罚款;四是告知事项。依法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和告知其救济途径, 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五是当场处罚决定书宣告后, 应当场交付当事人一份;同时, 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摘要：《行政处罚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比较原则, 如何在气象执法中适用简易程序, 做到既不违背法律规定, 又简单、便捷, 便于现场操作, 是执法人员在当场处罚过程中应当掌握的。本文就简易程序在气象执法中的适用作一探讨。

关键词：简易程序,气象执法,执法行为,行政处罚

参考文献

行政诉讼的审理程序 篇5

一、行政诉讼的审理程序

这里主要讲两个方面的问题

1、什么是行政诉讼，通俗点说就是民告官。从主体上看，我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明确了行政诉讼原被告主体资格确定的原则。

2、行政案件的审理与民事案件有什么不同，关于举证的问题放在后面，这里着重讲一下行政案件的开庭程序，首先进行职权审查、其次进行事实审查、第三进行程序审查、第四进行法律审查，然后才是归纳争议焦点，进行辩论。

二、行政诉讼的举证原则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制度与民事和刑事诉讼中的“谁主张谁举证”举证原则有很大的区别，行政诉讼当中的举证原则是被告负举证责任，并兼顾原告合理分担举证责任。因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都是具有某种社会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管理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中特殊的地位决定着在行政诉讼当中特殊的举证责任分担。

我们来看一则案例：

2008年6月23 日，被告某乡人民政府以原告史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对原告史某采取强制措施，在原告史某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将原告三轮车一辆扣押。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证人证言，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了该具体行政行为。被告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未向法院提供有关证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对原告采取强制措施没有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应予确认违法。被告在没有法定职权，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扣押的原告三轮车应予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确认该乡人民政府2008年6月23日对原告史某采取强制措施，扣押原告史某三轮车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该乡人民政府将扣押的三轮车返还给原告史某。

这个案件案情清楚明了，乡政府无权去扣押超生户的私人物品。而且乡政府也并未向法院提交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这种行为是合法的。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条规定明确了被诉的行政机关举证责任的内容为：一是事实证据。即被告作为或不作为的事实根据。二是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即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依据。这种提供法律依据的举证，也是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不同于其它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三是程序性证据。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按照先取证据后裁决的行政程序来行使职权。而且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均对举证责任作出了原则规定。也即是由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者为行政机关。如果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

其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的，则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下面说一下有关行政诉讼的举证期限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进一步明确了被告举证的期限及不按时举证的后果，规定被告必须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人民法院举证，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依据，证据。对于原告及第三人的举证期限则无明确的时间限定。也就是说被告十日内不举证，将要面临败诉的风险。

那为什么要规定由被告负担举证责任呢？

之所以规定这种倒置的举证责任规则，主要理由有三点：⑴行政法制化要求行政守法，行政守法在程序上的要求是“先取证后裁决”，即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要充分收集证据，然后根据事实，适用法律，而不能在无证据的情况下恣意行政。因此，当行政争议诉至法院时，行政机关应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如果它无证据只能说明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事实基础。显然是违法的。⑵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以行政行为推定合法为前提的。居于主动地位，是管理者的角色，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无需征得个人、组织的同意，个人、组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是被管理者的角色。因此，在诉讼中行政机关应该为自己的行政行为提供合法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这样才能体现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若要被动地位的原告举证，则会因无法或很难收集、保全证据而败诉，这实际上显失公正。⑶行政机关的举证能力强，能够完成举证的实施，而原告却无这方面的能力。例如有的案件中证据的收集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技术设备才能取得，而原告往往无这方面的能力，而对于被告来说却是要必须具备的能力。如是否对环境造成污染，能否获得发明专利，伪药劣药的认定等，让原告去举证简直是强人所难，也是不可能的。

下面讲一下在行政诉讼中，原告应当如何举证。

还是看一则案例：

原告陈某称因邻居非法占用自己的耕地建房一事多次到被告县国土局举报，但被告未立案查处。遂起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对原告反映的问题进行立案查处。

原告在举证期内未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经原告申请，法院依法调取了该县土地局的来信来访登记材料未发现原告的到访记录。且被告方在收到此案的法院手续后高度重视，对原告所反映的问题立案查处。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原告陈某起诉被告该县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不作为，依法应就其向被告进行过举报、到访的行为事实予以举证，但原告并无证据证明该事实。因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某的诉讼请求。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也应当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尽管行政诉讼中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并不等于原告就不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七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四)

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也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该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作为原告首先要做的就是证明你为什么要起诉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你做了什么样的行为使得你有资格去起诉它。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第一个案例中，史某应当就发生的不法行政行为的事实举证，以证明自己与案件有关联具备诉讼主体的资格。像本案这种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原告应当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因为不作为案件是行政管理相对人因为行政机关拒绝、不予答复、拖延或没有有效履行职责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案件。在此类案件中，行政相对人的申请是行政机关实施一定行为的前提，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申请行为，行政机关拒绝、拖延等不作为当然就无从谈起。因此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需要提供证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侵权而造成损害的证据。行政机关不可能客观公正地对自己的不法行为对别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充分证据。（举例打工者被错误拘留，打工期间日收入五十元略）如果一味地让被告承担该类案件举证责任，对原告来讲更是不公正的。

我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这种举证责任分配有助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就目前来讲，老百姓“不知告、不愿告、不敢告”的现象普遍存在，且在大多数 人眼中，对“民告官”持怀疑态度。因此，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上，应当尽可能地考虑到方便原告的起诉，充分保护原告的诉权，通向法院的门槛不能设置太高，对原告在起诉时的举证责任不能要求太严。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要在书面上大致成立，法院在原告起诉时没有必要也不应当作实质性的审查。

总之我国行政诉讼当中特殊的举证责任分配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相一致，行政诉讼中由被告负举证责任，兼采用原告合理分担举证责任，并互为补充。追求的是行政法治精神与充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相统一的完美结果。

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问题略议 篇6

关键词：刑事诉讼 简易程序 问题

一、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刑事诉讼简易程序，是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所适用的，比普通程序相对简单的审判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特定的轻微刑事案件所依法采用的，由审判人员一人独任审判审理案件所适用的较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诉讼程序。它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仅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案件。

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特点是：第一，只适用于刑事案件的第一审程序。第二，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第三，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必须是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第四，简易程序是对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相对简化。第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中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庭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二、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判：（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二）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三）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同时，于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了不能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简易程序：（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三）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四）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和“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的规定看，只有基层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并且简易程序只适用于第一审程序的第一次审理。

三、我国适用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中出现的问题

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简易程序在提高司法效率、节省司法资源、及时惩治犯罪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便于公诉机关将工作重点放在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上，促进案件质量的提高，强化庭审功能。但从近年司法实践看，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对简易程序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在实践中的诸多不便。

1、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过窄。实践表明，扩大简易程序适用是提高诉讼效率的必然要求，应该进一步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如对于盲、聋哑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也可以尝试适用简易程序，以快速结案，减轻对他们的心理伤害，促进他们悔过自新。

2、简易程序的总体适用率不高。相当数量的案件完全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未适用。

3、对于法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检察院应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简易程序的目的是程序正义和程序经济的协调。程序经济的追求要尽量以程序正义为前提。当然，适用简易程序的被告，其诉讼权利往往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实际上是正义对效益的让步。但这种让步应由案件的被告人来决定。只有把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动权赋予被告人才能确保其诉讼主体地位得到维护，从而体现程序正义。我国现行简易程序将适用简易程序的主动权赋予人民法院，并要求这一程序的适用以人民法院建议或同意为前提，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如果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还可以自行决定放弃适用简易程序转为按照普通程序重新审理。而被告人却即使认为简易程序的适用会使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或裁判会有失公正，也没有要求适用普通程序的机会，从而导致被告人一系列的诉讼权利受到限制乃至剥夺。

4、对简易程序缺乏监督。首先，在审查起诉阶段，办案人员在询问被害人及讯问被告人往往不告知其在诉讼阶段所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使他们没有能够充分享有合法权利和及时履行法定义务。其次，在公诉机关适用简易程序将案件移送法院起诉时，通常不就案情造成的危害结果，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法定或酌定的情节，发表意见和建议供审判人员参考，这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审判机关公正执法。

5、简易程序没有强化辩护律师的作用。与普通程序相比，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更需要辩护律师的参与、指导和帮助。世界上规定刑事审判程序的各国，都强化了辩护律师的作用，在被告人物理情侣时的情况下，法院还会强制为其指定一位辩护律师。例如在英国，“被告人在治安法院出庭，需要有律师为其辩护，如果被告人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请不起律师时，法院要为其提供免费的公派律师”。我国目前的情况表明，国民的法律意识、权利观念还很淡薄，强制性为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尤显重要。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和运转对辩护律师的依赖性大大增加，没有辩护律师的参加指导和帮助，被告人在简易审判程序中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6、简易程序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的规定过于简单，一些环节需要具体的制度来规范。有学者提出用“参与模式”的精神重新设计和改造简易程序。然而，这恐怕一时难以实现。笔者更倾向于在实践中不断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来充实简易程序的内容，增强其可操作性。

參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03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注释本（最新修正版）[M].法律出版社，2012-04

[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4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06

[4]汪建成主编.刑事诉讼法[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论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 篇7

刑事诉讼简易程序, 是一审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时适用的, 同普通程序相比较为简单的审判程序。它是普通程序简化, 仅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 而不适用其他的中高级法院或者特殊的专门法院。因而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相对其他程序来说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在适用这一程序时必须依照它的条件来行使。

二、中外刑事诉讼简易程序比较

简易程序在国外刑事诉讼中没有特别明确清晰的定义, 和最具有代表性的美国、德国、意大利三国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对比。我国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对比美国德国意大利三国, 在概念和适用范围, 具体规定, 主要诉讼主体以及诉讼期限方面都存在不同, 例如我国简易程序不设美国或者意大利式的辩诉交易程序, 亦不设德国、意大利的处罚令程序。各国因国情和法制传统的不同, 所设立法律也会有所差异。各个国家简易程序存在不同, 但也存在许多相似的地方。可谓:各具千秋、既独特, 又相互吸引包容。

三、国内现行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

(一) 适用范围过窄

能够适用刑事简易程序解决的案件范围规定的过于狭窄, 仅限于以下三种:第一是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 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关于公诉案件所谓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没有明确是根据法定刑还是根据宣告刑来确定刑罚, 规定过于模糊。而且如果单从刑罚的轻重作为是不是运用简易程序的依据, 可能会使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积极认罪的一些重罪案件没有办法及时有效审结而仍然需要按普通程序进行, 这很难提高审判的效率。第二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我国刑法规定, 这类案件包括四种, 分别是侮辱罪、诽谤罪;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罪;虐待罪。第三是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二) 简易程序的“简化”功能有待改进

简易程序手续仍然过于繁琐, 容易让检察官、法官失去适用简易程序解决案件纠纷的热情, 现在一个案件的审理若要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需要检察院一方先提起, 再由主办检察官提出, 然后经科长同意, 再报告主管的检察长批准, 然后再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建议来以征得法院同意。同样若是法院一方主动提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申请, 也需要经过主审法官、庭长及院长的层层审批, 然后再报经检察院的同意。所以, 一个案件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其庭审加上宣判的时间可能只有15分钟, 但是庭审前的准备工作却也许要花掉十天半个月时间。这种行政化的审批模式不但不能节省司法资源, 反而可能会产生检察官、法官丧失工作主动性、过分依赖领导的不良后果。

(三) 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换的随意性

关于简易程序向普通程序转换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随意地转换为普通程序的问题!这背离了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意, 不能够充分的发挥简易程序制度的作用!悖离了简易程序制度提高诉讼效率, 节约司法资源的设计原意。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 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 若是发现了不适宜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转化为普通程序重新进行审理。这项制度的设计, 最开始的目的是授予法院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审查权, 是为了保证适用简易程序的正确性。但由于没有严格的限定程序转换的条件, 变相的成为法院拖延办案时间的借口。然而适用简易程序的公诉案件, 审理期限只有二十天。而适用普通程序的公诉案件, 审理期限却有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长。

(四) 被告人的辩护权被忽视

对于非法学专业的人, 被告人一般不会了解自己享有哪些权利, 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应该怎样行使, 特别在放弃某些权利行使的时候并不清楚放弃的后果。而被告人如果行使程序选择权, 就需要充分的了解选择简易程序审理的后果。因此, 就需要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更详细的帮助, 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并辅助被告人做出恰当的选择, 从而在简易程序中为其更好的进行辩护。辩护权在被告人所有的诉讼权利中位于核心地位, 被告人应当有委托辩护人或者由法院指定辩护人为其辩护的权利, 但在践行现行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实践中, 被告人的辩护权经常被忽视。

四、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 不难看出我国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依然存在着问题, 因此, 在学习和实践中仍需要予以完善和改进。

摘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我国司法程序中的经济效率问题也逐渐受到了各界学者重视。我国刑诉简易程序1996年实施, 2012年进行了第一次修改,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大大的提高了办案效率, 减少了当事人的讼累。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在刑事诉讼中设立和适用效率方面与立法的初衷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

关键词：简易程序,诉讼效率,辩护权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 (第5版)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2]何家弘, 刘品新主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3.

[3]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浅析我国家事诉讼程序 篇8

关键词：家事诉讼程序,现状

一、我国家事诉讼程序现状

家事事件诉讼程序是指,在法院审理家事案件时所使用的程序,预防或者处理夫妻、亲子及亲属之间发生矛盾纠纷时应用的程序手段,它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讨论起家事事件诉讼程序,就不能不研究家事事件范围的界定,到底什么是家事事件,虽然在学界一直没有十分清晰的解释说明,但在有关家事诉讼程序的研究中,和家事事件程序密切有关的一个称谓就是大陆法系里的人事诉讼程序。

近几年来,法学专家们也逐渐认同家事事件的连带性、公益性和社会性,但在司法实务里,审判机关还是尚未把家事案件的特殊性理解到位,再加上我国有关家事诉讼程序的立法是空白的,造成此类案件的审理的审判和裁决出现很多不合理现象,这也使纠纷的解决不尽人意。应对总量持续增长的家事案件,为了便于满足家事案件当中当事人的特殊利益需要,正确处理家庭中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提高家事案件的解决质量,我们国家应该借鉴日本、美国等成熟的司法经验,设置适合我国社会现实的家事案件诉讼程序。

二、设置独立的家事诉讼程序的价值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从一方面看,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和家庭方方面面与社会、国家秩序的稳定休戚相关; 从另一方面来看,家庭作为数量庞大的小单位,一旦细微之处出现大量病变和纠纷势必对整个大局的稳定都有巨大冲击,当然也对家庭中的成员有不利影响。所以,在大部分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中,运用法律手段对婚姻继承关系施以正当干预,明确规定成年人成婚后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的《民法通则》上的“社会公共利益”即“公序良俗”。家事诉讼既然处理的是当事人的身份关系,那么受影响的不仅是当事人,也会使其所在的家庭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化,需要有特定的法律对其进行重新组合和调整。通过设置家事诉讼程序规制身份关系上的纠纷,促进社会秩序的高度稳定和谐是家事诉讼程序的社会功能。

家和万事兴是中国传统社会长久以来的美好希冀,在很发达的西方国家有关家事审判的程序已经相当完善,而我国在此方面却是缺失的。尤其在近几年来,在婚姻继承的司法实务领域各种问题频出,纠纷多样化更加大了司法部门的执法工作压力,有司法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婚姻家庭案件年约占民事案件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数量较多而且不断增加,确有必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满足家事调解审判实际需要、符合婚姻审判自身特点的家事诉讼程序。

家事案件纠纷持续呈现增加趋势,每年都有较上年更多的婚姻继承纷争上交至人民法院解决。对于此类案件,如果依旧参照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审判理念去解决,很难发挥司法的效力,也无法达到家事案件审判的价值需求。

家事案件的特殊性要求有专门化的诉讼程序,家事矛盾的解决涉及社会公益,维系家庭的基础是双方平等自愿的婚姻关系,故若双方发生矛盾纠纷,不仅关系到双方以及双方家人的利益,也关乎社会关系的和谐。

在我国尚未设立专门的家事实体法,历史上在清代末和民国政府时期还有家事诉讼程序的立法,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就被忽视了,时至今日依然处在空白状态。用现行的一般民事诉讼程序去解决复杂的家庭关系不免片面,也无法真正追求客观真实的案情,给缓解当事人关系带来阻碍。

三、构建我国家事诉讼制度

通过分析家事事件的特殊性、比较研究外国先进家事诉讼程序以及家事诉讼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现有的条件我国既有历史上的单例家事诉讼传统,又有完备的外国成型资料做参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家事诉讼程序势在必行。

由于婚姻家庭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这一部分的相关规定应该在民事诉讼法中单独一编设置,我国的宝岛台湾地区和德国都采用这类的立法条例。这样一来既有助于保证民事诉讼法的完整体系,又对婚姻继承这类家事事件有具体明确的规范,把两者的联系和差异无缝结合在了一起,又一方面看,中国从未有过家事诉讼立法的先河,独立章节操作上比较容易,只需要对现行的民诉法进行修改即可完成。

目前,我国尚未设置专门审理家事案件的机构和专业人员,接收审理家事事件案件的都是一般法院和普通非专业法官,但就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多,案情也较以往更为复杂多变,因此很有必要给递交上来的案件分门别类。设置专门的机构和法律从业人员去接待婚姻继承案件,这样一来不单能保障审理的专业化水准,也能使审理过程更公平公正使人信服,既提高了诉讼效率又节约了司法资源。

在当今的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家庭矛盾的解决,小细节决定大局势,婚姻家庭的和谐幸福不仅是家庭成员的利益所在,也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本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我国在“以和为贵”的理念下也应该明确解决家庭问题不是追究夫妻、亲属双方或多方当事人之间到底谁有理谁没理的目的,而是为了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去化解当事人间的误会,恢复彼此的关系和感情。参考我国古代家族诉讼传统和国外先进家事诉讼程序完善我国的家事案件纠纷解决机制,推动我国向法治国家迈进一大步。

参考文献

[1]严军,刘琳.我国家事案件发展现状及诉讼程序的独立构建[J].兰州大学学报,2011.

[2]巫若枝.30年来我国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及启示[J].法商研究,2010.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 篇9

案例二:一户拆迁户家有老人、儿子、儿媳三口人, 老人已年逾古稀, 而儿子、儿媳两人是残疾人, 日常生活行动不便。由于没能与拆迁公司就回迁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房屋管理部门对此进行了裁决。该户认为, 此裁决中的回迁房位于较高楼层且没有电梯, 并未考虑到其一家三口的特殊情况, 属安置不公, 遂诉至法院。但法院认为房管部门有权在其自由裁量范围之内裁决安置楼层的高低, 法院对此无权进行审查。

在第一个案例里, 行政相对人虽然申请了行政复议, 可是行政复议机关却没有及时给予答复, 于是行政相对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其目的是想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但由于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 而导致结果不能如其愿。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间不顺畅的衔接关系, 导致了无法有效寻求权利救济途径的现实困境。而在第二个案例中, 虽然相对人选择了行政诉讼, 可是因为该案所诉讼的拆迁裁决仅仅涉及该行政行为的合理性问题, 而这却并非法院的审查范围。因此, 行政相对人也不能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其意欲通过法律途径来保护自身权益的诉讼目的。借由以上两个案例可以看出由于行政相对人的盲目选择把其带入了这样一个维权困境:虽然获得了程序自由选择权, 但其一直试图寻求维护的实体权利却丧失了。以至于行政相对人无法得以实现其维权目的。相反, 若行政相对人选择首先申请行政复议, 如果行政相对人不服该决定, 则依然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通过法院的合法性审查来督促复议机关履行其纠正不当行政行为的职责。由此看来, 法律虽然明确的赋予行政相对人自由选择权, 但行政相对人却因为选择了不同的权利救济途径而导致权利救济的实际效果也不同。

一、困境与反思

(一) 模式概述

1. 自由选择模式。

行政相对人就行政纠纷既可向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又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此种模式下, 法院不能以尚未经过行政复议为由拒绝受理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该模式又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复议结果为终局性的, 即相对人最开始选择的是申请行政复议, 则该复议结果为终局性结果, 而不能再对就同一行政争议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另一种是复议结果非终局性的, 即相对人若对该复议结果不服, 依然可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 复议前置模式。

在此种模式下, 行政相对人就某一行政纠纷必须首先经过行政复议, 若对复议结果持异议, 方可诉至法院。该模式也可分为复议终局型和复议不终局型两种基本类型。法律对复议不终局型的案件类型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如在《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中所列举的内容。1

3. 复议终局模式。

若行政相对人对某一具体行政争议的处理持有异议, 只能选择行政复议这种救济途径, 即使对该复议结果不服, 也不能够诉至法院。这种行政机关所享有的一定的终局裁决权力, 是由我国司法对行政的有限监督所决定的。此种终局裁决权力, 有些在《行政复议法》中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而有些虽然未在法律中进行明确规定, 然而按照其性质只有复议机关才有权力对该行政争议来进行终局裁决。

4. 迳行起诉模式。

面对持有异议对行政争议处理结果, 行政相对人可以不经过行政复议, 而直接选择行政诉讼这一救济途径。表面上看, 似乎该模式限制了对行政复议的选择, 但在司法实践中该模式是可以和行政复议模式并存对。2该模式主要适用于: (1) 行政相对人是否可选择直接提起行政诉讼, 法律法规已经对之做了明确的规定, 而对于是选择行政复议还是选择行政诉讼, 却没有明文规定, 也没有对复议前置进行规定。 (2) 虽然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途径, 但行政相对人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定来寻求其权利救济途径。

(二) 缺陷分析

通过对各主要模式的分析, 可以看出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在程序衔接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 设置的类型过于繁杂, 不能有效发挥权利救济功能。

机制构建的根本出发点是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更有效、便捷的权利救济途径, 而非阻碍行政相对人进行权利救济。但由于我国现行立法中, 法律、法规不同, 其规定的模式也不同。造成设置的类型过于繁多, 除非是专业人士, 否则作为普通老百姓的行政相对人很难了解, 进而会出现不知如何维权的尴尬境地。

2. 缺乏统一的设置标准, 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遵循。

由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者间的衔接关系直接影响着行政相对人能否充分维护其合法权益, 因此, 我国立法应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综观我国相关法律法规, 便发现缺乏统一的内在设置标准。而对于行政相对人如何寻求法律救济, 更是没有一定的规律来遵循。

3. 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存在相互侵蚀现象。

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分立、协调情况可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的衔接关系上得到直接体现。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存在相互侵蚀现象, 便是衔接机制设置不合理的主要体现, 这给行政救济制度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严重限制了救济制度功能的发挥。《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中的规定使得法规也可以成为复议前置模式的规范依据。如此一来, 在司法实践中行政相对人选择权利救济途径的自由程度就被大大限制了, 且增加了行政相对人的维权成本。此外, 复议终局模式违背了司法最终原则, 客观上造成了司法权被行政权所侵蚀。迳行起诉模式的相关规定也体现出这种相互侵蚀的现象。若行政相对人只能选择行政诉讼这一权利救济途径, 那么就意味着相对人对行政复议的自由选择权丧失了, 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了对行政复议制度的排斥与否定, 这无形中导致行政权被司法权侵蚀了。

二、借鉴与启示

各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模式各有不同, 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穷尽行政救济”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诉讼类型决定程序衔接”模式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当事人自由选择”模式等三种典型的模式。3虽然各国模式不同, 设置存在较大差异, 但并无优劣高低之分, 相反, 其所体现出的共性特征对于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重新构架启示意义重大。

(一) 具有明确的设置标准

不管是复议前置模式还是自由选择模式, 各国行政法有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制度设置, 都具备其内在标准的明确性, 即明确规定了当事人何种情形下可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何种情形下须先经过行政复议步骤。德国模式在上述三种典型的模式中所确立的标准最为清晰和直接, 行政复议是否是必经步骤的决定标准是后续的行政诉讼类型。日本和法国对于适用复议前置模式的例外情形, 也从立法上进行了明确规定。美国虽然不同于日本和法国的做法, 但由法院享有此项最终决定权4。若我国立法能够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提供明确的设置标准, 则可以让当事人对法律生出信赖感和安全感。

(二) 坚持正当的设置目标

各国对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的规定各有不同, 但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更充分地维护相对人的权利, 为其提供更有效的救济途径, 这也是选择直接诉至法院还是选择申请行政复议来处理具体行政纠纷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对德国前述制度设计的考察, 其内在基准便体现出来:是否适用复议前置程序, 取决于如何及时有效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该规律都充分体现在上述三种典型模式中, 其共同目的就是为当事人提供无漏洞的权利救济方式。

(三) 充分发挥司法与行政的各自优势

弗兰克福特———著名的美国大法官, 曾提出过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应互相尊重、各自发挥功能优势的观点, 5“穷尽行政救济”模式即是该观点的充分体现。在该模式下, 行政机关可以充分发挥其解决行政争议的职能优势, 也能更好地保护其行政自主权, 并能有效预防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早干预, 从而当行政机关在发挥职能的过程中出现失误时, 可以及时进行自我调整与修正。只有当行政机关无法解决, 需要借助司法力量来处理时, 作为另一救济手段的行政诉讼才有可能被启用。6对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设计, 虽然各国存在较大差异, 但其共同目的都是促进司法与行政优势的充分发挥, 从而更有效的维护公民权利。

(四) 确立并贯彻司法最终原则

《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规定:“公民的法定权利若遭受侵害, 国家应对其提供切实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这是对公民选择司法救济的权利的认可, 同时也确立了原则上只有法院才有权力对任何法律争议进行最终的裁决, 即司法最终原则。在行政法领域, 该原则具体表现为:任何行政行为产生的任何行政争议, 原则上该行政行为都必须接受法院的行政诉讼, 且法院享有最终裁决权。该原则在各个国家的行政法领域中都有体现。在美国, 只有在两种例外情况下行政行为无需接受行政诉讼:1.法律明确规定不适用于行政诉讼。2.行政争议的性质决定其不适用于行政诉讼。在法国, “行政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享有最终裁决权。”7由于各个国家在司法实践中确立并贯彻司法最终原则, 公民对权利救济途径的选择并不会对其合法权益以及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司法最终原则为各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的设置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三、出路与选择

(一) 复议前置类型应明确列举

行政复议案件的维持率和判决改变率在我国目前一直居高不下, 由此可以看出, 行政复议不仅没有充分发挥其制度救济功能, 反而成为了相对人在维权道路上的障碍。因此, 应从立法上对复议前置的类型进行明确规定。主要有:1.修改《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明确规定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才有权力设置复议前置程序的规定, 同时取消“法规”对此项规定的权力。这样可以限制复议前置的范围, 为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的救济选择权提供更有效的保障。2.为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和技术优势, 应将复议前置型严格限定于诸如商标、专利、药品管理、税务、海关等具有极强技术性、专业性的案件。3.对于涉及行政行为合理性的案件, 原则上应复议前置, 避免相对人因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而被驳回诉请, 进而丧失行政复议的机会。

(二) 复议终局型应逐步取消

复议终局型与司法最终原则相违背, 一定程度上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造成不利影响。因此, 应逐步消我国有关该模式的法律法规, 为司法介入行政纠纷提供更多的机会, 从而确立司法至高无上的权威。1.修改《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九条、《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五条, 明确当事人可自由行使选择权利救济的权利, 逐步将废除终局性选择型彻底废除。2.废除《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条第二款及《集会游行示威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对此可以参照《专利法》及《商标法》中有关复审决定终局性规定的修改来进行, 并逐渐缩减《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四项中的的实际范围。3.必须对《行政复议法》第五条的规定进行严格解释, 确保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贯彻落实司法最终原则。4.选择适当时机修订《行政诉讼法》, 让司法最终原则在立法中得以确立, 对于必须排除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 应从立法上作出明确的规定, 同时应严格控制其适用范围。

(三) 迳行起诉型应严格限定

我国关于迳行起诉型的规定, 其立法初衷并不排斥行政复议。同时为避免语言上的误解, 现行立法中关于迳行起诉型的规定应由自由选择型来取代。此外, 鉴于听证程序在我国行政活动领域日益扩大其适用范围, 为避免不必要的重复行政程序, 可考虑借鉴德国《行政程序法》第七十条的规定, 只有经过听证程序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才能适用迳行起诉型。

(四) 自由选择型应积极推行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法上最重要的权利救济机制, 从立法目的来说, 都是为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设置。因此, 立法者应相信行政相对人基于“理性人”的考虑, 当面临行政争议时, 完全可以做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有利的选择。为此, 我国应积极推行自由选择模式, 赋予相对人更多的自由选择救济途径的权利。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自主选择法律程序救济的权利, 在这个日益推崇个人自由的时代, 已渐渐成为各国制度的共同发展趋势。我国目前正处于行政法治初建时期, 行政救济制度的实际效果逐渐减弱。只有给行政相对人以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让其在切身体会中进行对比, 才有可能清楚各种救济方式的孰优孰劣;也只有在行政相对人自由选择的过程中, 通过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 促使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

四、结语

我国对于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构建, 不仅要考虑国家历史政治传统、法律文化传统及国家行政管理模式等, 更应考虑社会成本、国家权力结构设置、公共管理的历史习惯等。且要使此衔接机制获得良态发展, 除了司法制度、行政制度自身的日益完善外, 还需要完善我国的民主宪政。只有这样, 才能在协调的关系中充分发挥各种权利救济制度的救济功能, 妥善解决纠纷, 实现社会和谐。

摘要：综观我国立法, 对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两者间在衔接关系上的规定存在着缺乏统一的设置标准, 设置较为混乱等问题。这不仅阻碍了两者充分发挥其行政救济制度的功能, 无形中也造成了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相互侵害的现实困境。文章在分析我国现状的基础上,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模式, 在目标和标准的设置等层面上进行梳理, 进而对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机制进行重新架构。

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衔接机制

注释

11 谢尚果:《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机制之反思与重构》, 载《河北法学》, 2013年第2期, 第10页。

22 陶元峰:《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衔接关系的现状及检讨》, 载《甘肃联合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年第9期, 第35 -36页。

33 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 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第299 页。

44 王名扬:《美国行政法》 (下) , 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第604 页。

55 [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 王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00页。

66 [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 李克强等译, 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第189页。

探讨股东代表诉讼的程序 篇10

股东代表诉讼又称其为股东派生诉讼, 也就是当公司的正当权益受到他人侵害时, 特别是受到董事 (董事会) 、监事 (监事会)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侵害, 而公司怠于行使权力, 符合法定条件的股东以自己的名义为了公司的利益向侵害人提出的诉讼①。股东代表诉讼最早起源于英国判例法“福斯诉哈博特尔”②.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判例确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对大陆法系影响深远, 并被大陆法系所吸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经营管理公司的权利与机会, 使公司与自己或者与自己的关联公司从事不公平交易, 或者董事等篡夺公司商业机会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失, 上述侵害事实发生以后, 由于董事基于其与侵害人的利害关系, 在董事会中对侵权行为不予主张, 公司的其他股东为维护公司利益, 提起诉讼, 挽回公司的经济损失。这种诉讼是股东以自己的名义, 代表公司的利益提起的, 因此, 称为股东代表诉讼。

二、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

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也就是在诉讼中的地位, 原、被告的法律请求, 诉讼要求。股东代表诉讼是根据股东所在公司的请求权产生的法律救济, 这种权利不同于股东传统意义上的因其出资而享有的股权, 而是有公司本身的权利派生出来的, 而由每个股东行使。

(一) 股东代表诉讼的当事人

在诉讼中必然少不了当事人这个角色, 其在诉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也就是说没有当事人参加诉讼, 诉讼就无法启动, 也无法运行为了能够更好的保护诉讼中当事人的地位和在诉讼中程序的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正当行使对原、被告进行探讨:

1.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原告

提起诉讼的股东在诉讼中为原告。对于股东代表诉讼是为了防止大股东以及控股东权力滥用, 干扰公司的正常经营, 在国外许多国家针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额和持股时间上都做出限制性规定, 明确了股东代表诉讼权是少数股东的权利。

我国从国外立法中借得经验, 并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国情, 事实求是的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司制度, 即股东代表诉讼。笔者认为, 能够代替公司提起诉讼的人只能是股东。对于股东的条件要符合一定的资格, 对于股东的资格区分为两种情况, 即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①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并对原告的资格加以限制。②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作为原告的资格可以限制。

在对公司法律关系调整时, 一定要考虑三方面的利益, 即也就是公司的利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还有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 其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 在各方的利益冲突时, 首先考虑到对外的利益。当公司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要考虑公司是全体股东的公司。股东代表诉讼是维护公司的利益, 但其行使的诉权是自然人个人的诉权, 法人不具有诉权, 都是授予自然人来行使, 因此, 就出现了个人的观点与公司全体股东的观点是否一致的问题。当股东之间意见出现分歧, 或者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相冲突时, 就会发生一些没有意义的诉讼, 干扰公司的正常运营秩序, 因此, 如果让每一位股东行使诉权, 就会使公司经常面临着股东代表诉讼, 这样公司就会因股东的“过分溺爱而死”。因此, 对股东提起代表诉讼资格的限制是很有必要的。

原告股东的代表诉讼并不是其单独享有, 在原告提起诉讼时, 不影响其他符合条件的股东单独行使该项权利。对于其他股东可以参加诉讼, 其参加诉讼既可以分摊诉讼的风险, 也可以使诉讼更具有代表公司利益的广泛性。为减少诉讼劳累, 其他股东在参加诉讼时不应当增加诉讼请求。原告起诉后又撤诉的, 不影响其他股东行使诉权。其他股东对股东代表诉讼的判决应受到影响。

2.原告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资格

我国公司法对起表诉讼的股东既有记名股东, 也有无记名股东。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时, 即使该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并未写入股东名册或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资料, 并且有证据证明其实质股东的资格, 也有权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提起代表诉讼的原告既有普通股东也有特别股东。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与股东表决权是两种平行的公益权, 不得对此类股东以无表决权而限制或剥夺其代表诉讼的提起权。

如果股东提起代表诉讼后死亡或者失踪, 则自然人股东或法人股东就可以继承继续行使代表诉讼。因为股东的继承在取得股份后, 就成为真正原告的公司的新股东, 与代表诉讼就存在着利害关系。

3.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

股东代表诉讼主要是针对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还有他人, 因此, 原告股东起诉时所指向的人员应为被告。在我国公司法中他人指的是除了懂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侵害公司合法权益的人员。虽然我国公司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属于股东代表诉讼的适格被告, 但这些人都可以包含在他人之中。因此, 股东代表诉讼的适格被告人在我国不仅包括公司的内部人员, 也包括公司的之外的第三人, 也就是说凡是对公司实施了侵害行为都可以成为公司的被告。

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 各国两种立法例, 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 被告仅仅是公司的董事、监事、发起人、清算人还有从不法行为中获利的股东, 将股东代表诉讼控制在解决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上。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 被告的范围较宽, 将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扩大到了公司以外的第三人, 起诉原因是第三人对公司形成了侵害, 公司消极起诉, 其可以以第三人作为被告, 由股东主张公司权益。

4.公司的诉讼地位

在股东代表诉讼中公司是直接利害关系人, 但其消极行使诉权, 股东代表公司提起诉讼, 股东追求诉讼的结果, 就是将胜诉的后果在公司中分享, 不过公司对诉讼是处于消极态度时, 不能将其列为原告, 因为这样是不利于推进诉讼的进程。

股东提起代表诉讼, 如其说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利益还不如说是为了维护股东的利益。公司是全体股东利益的承载者, 在股东代表诉讼中, 股东所追求的利益与公司所追求的利益是一致的, 因此, 公司不应当处于被告地位, 也就是说股东起诉公司不是主张利害关系的相对人, 即公司不应处于被告的诉讼地位, 股东所起诉的是控股股东或者懂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以及撤销其损公司利益的行为。

从公司对诉讼的态度和对胜诉结果所承担的角度看, 应当给予公司仅次于原告、被告当事人地位, 也就是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在股东代表诉讼中, 公司应当属于参加诉讼的第三人。

(二) 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

根据2005年公司法的规定, 原告股东可以书面形式请求监事会、董事会、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股东书面请求后不立即提起诉讼的, 或者自收到书面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的, 或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时, 原告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股东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即竭尽公司内部救济规则③。

竭尽公司内部救济规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可以由公司亲自出面提起诉讼的机会, 因为公司毕竟是真正受害人, 即真正的原告。如果公司对股东的建议决定接受, 亲自向责任人提其直接诉讼, 则可以节省因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时间和费用;如果公司不通过诉讼途径 (协商、调解) 能够更好地维护公司利益, 则公司和股东都可以免掉因诉讼带来的劳累;如果股东提出的诉讼请求因缺乏事实和依据, 公司有机会向股东做出说明, 从而避免误会和不必要的诉讼活动。

由于股东代表诉讼是在公司消极行使诉权的情况下发生的, 诉讼法律关系与股东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因此, 股东在起诉前必须履行督促公司起诉的程序, 股东有证据证明公司消极行使诉权的, 股东应当让位于公司, 并由公司直接发动诉讼, 就不必再出现股东代表诉讼。股东督促公司起诉的程序叫做股东代表诉讼的前置程序, 也就是前面说到的穷尽公司内部救济。

经过股东的督促, 公司在30日内未提起诉讼的, 股东可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但是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股东可以不经前置程序直接提起诉讼, 例如, 与侵害公司行为有关的财产即将被转移、行使的权利期间或者诉讼的期间即将超过以及被告即将离境等紧急情况, 须立即提起诉讼。

综上所述, 在公司遇到他人或者公司内部管理人员侵害公司利益给公司造成损害以及及将造成损害的, 股东请求公司提起诉讼在公司怠于行使诉权时, 股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上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因此, 股东为了维护公司的利益可以自己提起诉讼。

摘要：股东代表诉讼是公司赋予股东的一种权利, 也就是股东为了公司的利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的权利。股东代表诉讼最早起源于英国判例法“福斯诉哈博特尔”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判例确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对大陆法系影响深远, 并被大陆法系所吸收。

关键词：股东,代表诉讼,懂事,高级管理人员

参考文献

[1]杜万华, 宋晓明主编.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教材.民商事审判篇[M].1版,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09.

[2]刘俊海.公司法学[M].1版,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12.

[3]吴高臣.有限责任公司法论[M].1版,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