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电视剧

家庭伦理电视剧（精选十篇）

家庭伦理电视剧 篇1

一、婆媳斗争背后的观念冲突

在家庭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中婆媳关系远比父子、母女和夫妻之间的关系复杂和紧张。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中,这主要与女嫁男家的嫁娶形式和妇女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关系相联系,但随着新时期社会的转型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婆婆和媳妇的地位和关系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婆媳双方都没有完全接受和适应这样的变化之前,必然给婆媳之间的相处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

家庭伦理剧中所展现的各式各样的婆媳争斗从表面上看虽然各有千秋,但往往是由衣食住行、油盐酱醋中的点点小事所引起的。归根结底,婆媳冲突总是围绕着家务活、带孩子、不同的生活习惯等方面而展开的。例如,《婆媳过招千百回》中观念新潮、凡事有主见的二媳妇杨菁菁是个典型的现代新女性,精明干练、自主性强,她的理念是家事、家用都要共同分担,还决定实施一种新观念“周末婚”,那便是只有周末才回家和先生共度,这对于古老观念的婆婆林好来说当然是无法容忍的事情。林好以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告诉菁菁:女人在家里就应该操劳家务、相夫教子、孝敬婆婆,而不是在外头抛头露面。长辈管束儿媳是天经地义的,林好不喜欢菁菁,因为她不守妇道、不料理家务、也不关心家人,整天忙于工作或热衷于交际、打扮、应酬,尤其是她不服从管教,常常对婆婆表现出不恭。林好希望恢复的就是过去婆婆的权威和舒适的生活。而最使林好伤心的是自己的儿子不仅不帮着自己教训儿媳,而且处处姑息纵容菁菁,一点男人的权威也没有:“你这个人心太软,她对你那样不好,你还要替她讲话!我要是你啊,她今晚上回来,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她一顿!”尽管在生物学上林好是女人,在文化上她却恪守着传统伦理中男权统治的思想,以自己做儿媳时所接受的标准来衡量菁菁、要求菁菁,故而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我看不惯你这种女人,你给我滚”。

禁锢欺压女人的思想总是由女人来传播、贯彻的,这是一个极其普遍又令人深思的现象。其实,并非婆婆们当年就真的心甘情愿被自己的婆婆欺压,只是多年“小媳妇熬成婆”的希望支撑着她们忍受的意志。时代在变化,等到她们自己该做婆婆时,现代家庭中婆婆的威风已大不如前,有了资格却无法就位的婆婆们心理上难免失衡。更何况,按照传统的伦理规范,林好们的要求也并不算过分,但接受了现代进步思想影响的儿媳杨菁菁则认为,现代女性在人格上是独立的,忍气吞声的小媳妇时代已经过去,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追求女性的解放、捍卫自己的尊严合情合理,因此没有义务接受婆婆顽固守旧的传统思想和无理管束。拿现代文明的尺度去衡量,杨菁菁的理论好像更为正确。于是,守旧的婆婆与接受了新思想、具备了独立经济能力又管教不了的儿媳发生冲突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儿。由此可见,文化的差异是她们发生矛盾的关键原因:她们属于不同的时代,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判断事物的标准也大相径庭,悬殊的文化观念必然导致冲突的发生和矛盾的激化。从这一意义上思考婆媳冲突,戏剧的真实性、普遍性、深刻性便大大提高。

完全的传统和完全的现代其实都能解决这一矛盾,但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人们在现代文化观念和传统文化观念之间摇摆迷失。婆媳矛盾愈演愈烈正是这一文化现象的突出表现。也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婆媳电视剧的热播,因为它们赋予了观众极大的认同感,许多婆媳都可以从剧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二、观念冲突中的“模范儿媳”形象

在婆媳剧的形象图谱中,创作者意在刻画女性众生相。纵观近几年婆媳剧中婆婆对媳妇的种种要求虽然在细枝末节上稍有不同,但总体来说,都是试图以“三从四德”、贤良淑惠的标准来衡量媳妇的,因为只有在传统道德规范下的女性性格才最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理想要求。

电视剧《婆婆》里主人公赵大妈的形象正是朝着这样的理想不断被打造的。作为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女性,赵大妈的性格各方面都体现了这样的规定:大善大忍,她四十年如一日地照顾管大妈,承受着她的种种刁难;大仁大慈,她不计前嫌护理得肝炎的大儿媳谭超然,拿存折给二儿媳妇还债;大孝,她对自己的婆婆精心照料,和睦相处;大义,怒斥前来追讨高利贷的恶徒,痛打有婚外恋的儿子赵大强;大爱,义务为社区的孩子办“小饭桌”……她希望人与人互相关爱、人与人之间感受幸福,“人不能只为自己活着,心里要永远想着别人,要永远拿善心待人”。上述高尚品格几乎将赵大妈的形象塑造成完人,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在她身上几乎完全具备。这不禁让观众联想到《渴望》里的刘惠芳,尽管两位女性在具体的人生遭遇上有着较大的差别,但在精神深处两个形象却是暗合的。这类符合传统伦理的媳妇形象是顺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因而也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接受和认同。可是,作为她们个体本身而言,要同时满足这些要求是多么痛苦和不易,在换得“好媳妇”名声的同时,她们作出了多少牺牲。可以说,作为女性,她们在男权语境的规则下选择了主动去适应男性社会的需求,因而被奉为当代媳妇的典范,但她们在内心中仍然找不到自我。

站在男性心理需求的角度出发塑造媳妇形象,会发现男性在社会生产活动需要有女性的帮助时他们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把女性视为自己的同类、希望女性有独立性,不要过分依赖男性(1),这集中表现在男性对现代派职业女性的欣赏和追求。《幸福像花儿一样》中的杜鹃以纯朴的气质、独立的个性和对事业的热爱精神吸引和感动了白杨,而不像其他女人那般去巴结和攀附高干子弟,因此杜鹃曾是白杨梦寐以求的妻子形象。然而婚后的生活却让白杨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不断地介意杜鹃的初恋男友林斌的存在,一旦杜鹃和林斌有不可避免的接触时,白杨心里强烈的占有欲便开始作祟。杜鹃为了自己的舞蹈事业暂时不愿意生孩子也成为白杨和其母心中最大的疙瘩。可见,当女性的独立意识中出现摆脱男性控制的因素时,男性会以女性缺少了温柔娴淑为由而不喜欢她们(2),这时他们的心理就有所变化,会期望自己的妻子是传统的贤妻良母。

这种观念外化到婆媳关系中则表现为婆婆总是期望媳妇在经济上尽量独立,而在肉体和精神上要对儿子绝对地依附和服从,因为婆婆永远是“向着”与自己有血亲关系的儿子的。但是,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媳妇往往不甘屈服于男权意志,因而对于婆婆的要求会做出各种形式的抗衡,但又受到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传统伦理的制约,这种反抗很难得到大众的支持,因而是无力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大众对于“模范儿媳”的要求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而矛盾之处则正是现代观念和传统伦理这两种观念的冲突糅杂。

三、男性视野中的观念交锋

婆媳争斗从表面上看只是婆媳两方力量的对峙,其实这其中却暗藏着第三方力量——婆婆的儿子同时也是媳妇的丈夫。这三方力量共同构成了一个制衡的三角形,而最终形成何种局面,决定权仍在这位男性身上。

在电视剧《双面胶》中,上海女孩丽鹃嫁给了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的东北小伙子亚平,受上海文化的熏陶,亚平是个标准的“上海好丈夫”,对老婆嘘寒问暖、端茶倒水,小夫妻亲密无间。但婆婆的到来使温馨的小家庭生活开始发生质变,婆婆封建思想严重,希望以自己的生活观念去改造在她眼里懒惰自私的“上海媳妇”。而这些思想与丽鹃现代的生活方式完全相冲突,婆媳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摩擦不断升级。亚平在其中虽也尽力两头讨好,想缝合双方的间隙,但最终还是在其母的鼓动怂恿下丧失了理智,将拳头疯狂地砸向了丽鹃。从表面上看,亚平如双面胶一般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两面为难,似乎是最无辜和无奈的人,一方是母亲所灌输的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观念,一方是妻子所提倡的平等自由的现代思想。而实际上悲剧正是由亚平内心深处不断地在现代与传统两种价值观念之间摇摆迷失所造成的,他不知道到底该用哪种价值观去评判事情的对错,最终,丽鹃、亚平、亚平妈都成为了牺牲品。

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我们在评判个人时,习惯以独立、自主的现代自我意识为标准;而在家庭观念上,又总是以中国儒家传统伦理观念为主。因此,一旦回到家庭之中,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冲突就会凸显出来,人就不再具有独立的人格,而是被“孝”所统治。儿子亚平所表现出男权的暂时失控并非是对女权(母亲)的服从,而应归结于对“长者意志”(母亲)的屈从,因为亚平妈已成为男权意志的异化。这也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道德之核心观念“孝”的体现,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家庭的男性权威是“孝亲原则下的男性统治地位”(3)。

四、结语

在家庭伦理剧的创作中,对婆媳冲突原因和实质的思考往往能彰显创作者对这一题材把握的深度。以中国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为背景,对婆媳两代女性复杂关系的考察以及对这一蕴含深广文化内涵、透露出女性地位变化信息的家庭矛盾的展示,是众多编剧和导演对现代家庭伦理问题所作的各种影像阐释。因此,要寻找婆媳题材电视剧热播的根本原因,必须深入中国当下文化格局和现实环境中去,从各种文化力量的共同作用中去把握婆媳斗争的深层动因。创作者只有认真解读其内涵,才能在实际创作中把握住婆媳冲突的实质,带给观众精神层面的思考,而不仅仅是流于表面的家庭琐事。

摘要：“婆媳冲突”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不断被古往今来的中国作家所关注,成为一个意味深长、常说常新的文学母题。如今,不少电视剧作也不约而同地瞄准了“婆媳关系”这一敏感而微妙的话题。本文从文化层面分析了家庭伦理电视剧中婆媳冲突和矛盾的社会文化根源,指出婆媳冲突实质上反映了中国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下现代意识与传统伦理观念的冲突和糅杂。

关键词：婆媳冲突,电视剧,现代意识,传统伦理文化

注释

1(2)李岩:《当代夫妻的范式是什么?——对电视剧〈牵手〉的夫妻模式和父权——女性意识的分析》,人民网

剧变时代的家庭伦理 篇2

婚姻中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

婚姻是独立的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这是年轻一代中国人的基本生活信条。在他们看来，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婚姻选择中，应该是居于次要位置的，甚至是庸俗陈腐的。在《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和何建国，这两个社会地位和家庭条件有着巨大差异的个体，就是在大学中自由恋爱结婚。顾小西出身于城市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就衣食无忧，接受着良好的教育；而丈夫何建国则是中国最穷困山区中长大的孩子，父母都是近乎文盲的农民，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了大学。在他们恋爱的过程中，顾小西的母亲曾一再阻挠，她的理由是：“你嫁给了他，就等于嫁给了他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你们俩的结合就是两个家庭的结合，他娶了你，就等于娶了你的一切，包括你的社会关系、你的父母……”

果然，因爱而结合的顾小西与何建国，在后来的婚姻生活中遭遇了种种烦恼。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两个人在生活习惯、生活态度和观念、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标准、对待两性的文化心理等等问题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矛盾。两个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也为此遭遇了重大的挫折。电视剧的作者对于他们的爱情给予了高度的同情，但是，电视剧也如同顾小西的母亲一样，在冷静地提醒着年轻观众：爱情并不是婚姻幸福的切实保障。

这一主题在《中国式离婚》中得到了重申。宋建平是位医术高明、人品很好的大夫，但他的妻子林小枫却总是因丈夫经济条件不佳而轻视他——电视剧开始时，林小枫在医院食堂目睹老院长在排队中突然中风死去，这一场景给了她极大的刺激，也让她充分认识到物质生活不可靠的隐忧。而当丈夫在她的一再劝说下，到了外资医院，赚来了大把的金钱，也赢得了社会地位时，林小枫对小康生活的追求实现了，但是她也发现自己年华老去，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与丈夫的差距愈来愈大，这，也让她滋生出对丈夫的猜忌和不满。《中国式离婚》非常细致地展现了这种因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导致的家庭冲突。这种冲突，不仅毁灭了爱情、家庭，而且几乎毁灭了夫妻本人。电视剧近乎假以自然主义地呈现了这一摧毁的过程，呈现了怨恨、嫉妒如何控制和摧毁了两个人。

不过，也有很多温情的电视剧从另外一个方向展现了爱情和亲情对于维系家庭的重要性。《半路夫妻》就是这样一部。这部直接取材于离婚再婚家庭的电视剧，在普通再婚家庭的现实矛盾的基础上，还设置了再婚夫妻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差异：妻子胡小玲是派出所的民警，而丈夫是进过监狱的无业人员；妻子有受人尊重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而丈夫则一度破产、身无分文。但即使如此，夫妻双方相互扶持，默默奉献。这些久违的美德深深地打动了观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温情，大多是表现在相对贫寒的家庭中。与“贫贱夫妻百事哀”的观念不同的是，电视剧呈现的却是“患难见真情”。

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就乐观地以为穷苦、艰难的家庭里有着更多的温暖和爱情，更不能因此简单地以为仅仅是富裕的生活异化了、扭曲了家庭中温暖的亲情，进而简单地痛恨财富、哀伤和悲叹人性的脆弱。电视剧所面对和处理的问题，要比这种“文艺腔”式的简单批判，要严肃和深远得多。《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终于走出自己设置的自卑和猜疑的陷阱，在公开场合真诚地对丈夫表达了自己的反省；《新结婚时代》中的顾小西和何建国在父母宽容的基础上彼此走向谅解；《半路夫妻》中妻子的坚强、豁达与丈夫的事业成就最终化解了许多家庭矛盾。虽然，这种种结局看上去更像是对观众的安慰，是传统“大团圆”结局的老调门。但其实，如同现实中的夫妻一样，在经过冲突和矛盾之后，生活还会继续。这些大团圆的结局，也是在诉说，婚姻中的双方要更多地理解对方的习惯、历史，事实上也就是要更多宽容地理解了对方所隶属的阶层及其文化。家庭不能是战场，至少在这里没有胜利者，冲突不可能以一方彻底战胜另一方而收场。因此，婚姻中的个人也必须更多地从狭小的个人天地中抽离出偏执的目光，尝试在维护个人独立、小家庭完整的同时，兼顾与家庭相关的社会关系。

男女平等与家庭秩序的重建

男女平等是中国家庭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虽然，在现实中中国女性政治地位偏低、经济实力总体不济、精神与身体诉求被压抑等现象普遍存在，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社会舆论，特别是女性对于男女平等这个目标的正当性的肯定。我们从电视剧中常常可以窥到一些女性与家庭、与社会甚至是与自我的无奈抗争。《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家虽然以AA制的“经济合作”方式持家，但顾小西一直把赚钱过好日子的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从内心深处其实难以体会经济独立的满足感和安全感。《新结婚时代》中顾家阻挠顾小航与简佳的婚姻，娶一个年龄大、历史又“不光彩”的女人，知识分子家庭的成员感到耻辱——但实际上，顾小航也有过很多女朋友，历史也并非“纯洁”，顾家对此却忽略不计。在《半路夫妻》中，胡小玲虽然身份、地位都比刚出狱的管军要好很多，但管军的母亲却也非常不满意胡小玲，这是因为胡小玲是个带着孩子的“二手货”。

在当代中国，大部分女性一方面作为职业妇女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她们应担负贤妻良母角色的要求没有丝毫削弱。在这一巨大的压力下，女性着实会在双重身份下迷失，同时也是在采用双重标准的男性期待中左右为难。无论是林小枫、顾小西还是胡小玲，甚至追溯到1990年的“标准媳妇”刘慧芳，都无法在现实中幻化为男性的梦想。在电视剧中，成家的女性常常是在职业和家庭之间疲于奔命，左右为难。因为无论牺牲哪一头，她们都不会得到幸福，也得不到社会舆论的赞扬和认同。而当她们一方面在社会和家庭之间艰难地维持着平衡，另一方面，她们又突然在丈夫身上发现背叛的因子的时候，她们很容易变得脆弱，也很容易走向偏执。她们可以为了男人、为了家庭有所奉献，但当她们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足够回报的时候，她们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彻底失败。内心的失衡导致她们激烈地、执拗地“算旧账”，和男人进入持久的纠缠，直到自己最珍惜的家庭为之粉碎。女性从捍卫家庭始以家庭解体终的悲惨故事，不断重演。《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可以说就是这一类女性的代表。《中国式离婚》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讲述林小枫如何一步步地走入自己设置的偏执的陷阱，从而为家庭带来了差一点解体的灾难。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林小枫将无尽的烦恼与折磨带给了她的丈夫宋建平，而她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伤痕累累。

如同电视剧中所展现的那样，男女平等的问题在现实中比理论上和书本上复杂得多。经济和社会地位偏低，就业范围狭窄的女性，将更多的情感和精力用来经营家庭。不过，中国的女性并没有像韩日等东亚国家的普遍状况那样，她们并没有因此觉得自己应该从属男性。为了获得平等，女性需要在事业上和家庭中同时付出努力，并应付自如。首先，这使得她们往往是和男性处在对立、争斗的地位，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和家庭秩序已经无法维持，在子女教育、家庭财产处置、甚至丈夫的事业上，女性都有自己的主张，因为在她看来，这是她所经营的“家庭”这个事业的一部分，她的参与和主导是理所应当的。其次，因为事实上在经济上、甚至在情感上女性还并不能完全独立，她们不认为自己应该平等地分担家庭的开支，在某种程度上对男性有所依赖。这种依赖性一方面她们会视为幸福，是男人爱的表示；但另一方面，这又会使得她们在生活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会使得她们对自己不满。第三，更重要的或许是女性的自我挣扎。在中国的家庭剧中，我们看到了家庭和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看到了女性自身的努力，但是更多的看到了女性的失败。家庭的破裂、生活的坎坷让她们不但无法兼顾贤妻良母、“荣誉男性”（honorary males）角色，甚至不能更好地扮演其中一个角色。当电视剧中的女性迷茫、困惑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追问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到底应该怎样做？”“我是谁”的问题是对形象模糊的迷惘，“怎样做”则是对抉择的困惑。

虽然男女平等的提倡在中国已经有了不短的历史，在法律上、政治上、舆论上男女平等已经成为事实或者政治正确的标准。但是，事实上，在女性的内心，什么才是平等，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平等的男女又该如何处理爱情和婚姻关系，如何建立合理的家庭秩序，也并没有解决。在电视剧中，我们看到中国女性的心路历程，但是整个社会和男性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如果只有爱情

三部电视剧中，《中国式离婚》再现了一个家庭破裂的过程；《新结婚时代》展示了三种婚姻的模式；《半路夫妻》则把视点集中在从破裂婚姻家庭中走出的人们如何选择和面对新的婚姻家庭。可以说，三部电视剧剖析了不同形态的婚姻家庭在人生道路中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为我们讨论婚姻家庭的组建和保持与爱情的关系提供了比较典型的案例。

首先，婚姻家庭的组建是否纯粹基于爱情。

自20世纪初，受到西方婚姻自主、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在一些主张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家的推动下，中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萌芽，随后，一种新的观念逐渐占据了婚姻观念的中心位置，即婚姻家庭要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人们更是不假思索地尊奉“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似乎爱情就是婚姻家庭组建和延续的根本。

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完全基于爱情的婚姻并不多见，更多的人，尤其是在成年人的主流意见中，婚姻更多的是出于过日子的需要。在这三部电视剧中，成功的婚姻事实上更多的不是完全发自爱情的。

电视剧早就注意到了爱情和婚姻的复杂关系，并且加以表现。在《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年迈的父亲和年轻的保姆小夏组成家庭，很难说是基于爱情，但是他们确实是有感情基础和现实需要。顾教授同情小夏的遭遇，欣赏小夏的善良、诚实和善解人意，对小夏有着生活上的依靠和寄托；小夏敬重顾教授，同情顾教授老来孤独的境遇。而顾教授温文尔雅、宽厚体贴、睿智博学，也足以博取小夏的倾慕。尽管他们在年龄上相差很大，但他们的结合还是博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同情。

更耐人寻味的例子或许是年轻的简佳与刘凯瑞和顾小航的关系。简佳曾经是刘凯瑞的情人，两个人的关系是基于爱情基础的，但简佳对婚姻家庭的向往，还是让她决然地放弃了这段感情。后来，刘凯瑞的妻子病逝，刘凯瑞再来找简佳的时候，简佳却选择了在她困苦时给了她极大安慰的顾小航。

在这些生活阅历丰富的成年人眼中，爱情的分量变轻了。他们看清了爱情的虚缈之处，对生活的营造更趋向于实用主义；他们彼此克制着爱情的冲动和盲目，更多地考虑婚姻家庭能否遮风挡雨，能否安顿疲惫的身心。

第二，爱情是不是维持幸福婚姻家庭的主要力量。

在1980年代的时候，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讴歌爱情。那时的电影上，常常是自由恋爱的男女在风景优美的海边追逐嬉戏。越纯粹的爱情，越招人爱恋。那时，人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30年后，人们开始反思爱情，因为仅仅爱情非但不能维持稳定的家庭，甚至就连爱情自身也无法捍卫。

《新结婚时代》中的顾小西和何建国是典型的“为爱结婚”，但是由于生活观念的不同，在处理双方父母关系的问题上，两人出现了严重分歧。这沉重地打击了他们对婚姻家庭的信心，甚至不得不以离婚来反省婚姻的意义。《中国式离婚》中的女主人公林小枫应该对丈夫还心存爱意，但是却因为人生观、价值观、情感诉求等沟通不畅，而与丈夫纠纷不断。只有爱情，是无法维持一个家庭的安宁和幸福的。

《半路夫妻》则通过再婚家庭的典型故事，说明了到底是什么因素对和谐幸福起着关键的作用。作品中有一句台词很有代表性：“婚姻啊，一男一女，挺像两个刺猬一块儿过冬，离得太近吧，扎！离得太远了，冷！就得啊一人削掉一边的刺，再贴一块儿，就不扎也不冷了，就得忍点疼。”这无疑符合大多观众的人生体验，幸福的婚姻家庭更重要的要素是体恤、理解、忍耐和奉献。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家庭而言，爱情是不重要的。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些电视剧看作是对那种幼稚的爱情观念在现实中引发的问题的一个反思，对于幸福的家庭而言，光有爱情是不够的，爱情至上或许还是有害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伦理的变迁是这个剧变时代的缩影。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们用自己的生活作为实验场所，在剧变中调适自己的身心，调适自己与爱人、家庭、社会的关系。他们用自己的肉身和灵魂探索着生活的道路，寻求安顿自己生活的方法，这些探索、建设，在电视剧中已经有着充分的反映。我们新的生活法则，也将在这些平常百姓柴米油盐的生活中诞生，而不是在任何别的地方。

家庭伦理电视剧 篇3

一、家庭伦理剧热播的社会背景

无论是从收视率还是观众口碑来看, 家庭伦理剧俨然已经成为各大电视台的金字招牌。在“2011年省级卫视电视剧收视率排行榜”中, 上榜的30部电视剧中, 约有三分之一为该类题材, 其中以讲述婚外情为主题的《回家的诱惑》以3.43%的平均收视率排名第一, 而《裸婚时代》的播出则引发了对爱情、对婚姻的全民大讨论。家庭伦理剧之所以能够在众多电视剧类型中独树一帜, 原因就在于这类电视剧根植于“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所讲述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 通过“柴米油盐”和“鸡毛蒜皮”这些日常小事, 来反映家庭中的各种人际关系。不仅如此, 家庭伦理剧还通过对微观家庭生活的诠释进一步扩大到对社会现象、文化观念的反思, 由小家到大国, 藉由个体家庭伦理映射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家庭伦理剧中呈现的婚姻伦理问题

1、性道德观念淡化

作为婚姻问题的核心, 夫妻双方的情感问题自然成为家庭伦理剧着力捕捉和表现的对象, 而在这其中, 涉及第三者、婚外恋、一夜情等有违传统性道德观念的故事和桥段则一再上演。“性道德观”是一个人整体道德观和妇女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以第三者角色塑造为例, 这不仅是出于剧情发展的需要, 而且承担着更多的文化审美功能, 且创作者对于第三者的态度和评价也发生了不少变化。[1]《蜗居》中海藻走向第三者之路, 是在物质现实的困境逼迫以及报答姐姐恩情的责任心双重趋势下的一种被动选择, 这种情节处理不仅颠覆了传统“小三”破坏他人家庭的可憎面孔, 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观众的理解与接受, 《南方周末》调查显示, 有高达61.14%的网友表示, 可以理解海藻的选择, 宁做二奶不当房奴。

2、物质婚姻倾向严重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变化, 人们对于婚姻关系的看法也正在发生改变, 如今年轻人的婚姻观更加倾向于实实在在的物质, 物质主义已然成为当代婚姻的一个关键词。《裸婚时代》中的男女主人公虽然突破种种阻碍, 坚持选择“裸婚”, 但坚实的爱情基础最终还是葬送在无情的婚姻生活中。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 约有44%的人认为“裸婚”可以获得幸福, 没有物质的爱情更经得起考验;但同样也有44%的人认为“不会”, 连经济基础都没有如何谈生活。[2]由此不难看出人们对于婚姻态度的两难抉择, 追求物质享受, 却也渴望真挚感情, 总是希望获得物质与精神的双赢。

3、婚姻态度非理性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离婚率就一直呈直线上升态势。1980年离婚率为0.7%, 而到了2009年, 部分城市的离婚率已经超过30%。其中, 80后正在成为离婚的主力军, 有近半数的夫妻结婚时间不到3年, 冲动结婚、理性离婚成为他们的鲜明特点。闪婚闪离问题的凸显, 既是转型期社会变革给婚姻稳定带来的巨大冲击, 也是现代人婚姻态度非理性化的集中体现。电视剧《闪婚》讲述的就是因男女主人公“闪婚”而造成几个家庭之间的重重矛盾与冲突, 真实地反映出都市年轻人对待爱情、婚姻的迷茫以及对待责任、压力的无所适从。

4、家庭暴力层出不穷

2002年, 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播出引发社会对家庭暴力话题的热议, 一直以来被视为是家务事、私人化的“家庭暴力”问题也第一次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于公众面前。由于中国人向来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 在这样的思维观念下, 家庭暴力问题在我国一直处于隐性状态, 而近些年来, 随着社会观念的开放以及普法教育力度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家庭暴力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三、当代婚姻伦理问题的社会学反思

1、市场经济对传统婚姻观念的冲击

在计划经济时代, 个人没有可自主支配的生产性资源, 个体的自主性是被压抑和排斥的。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自由、平等、法治基础之上, 人成为经济主体。这一方面带来了人们主体意识的增强, 更加重视个人意愿和个性自由的发挥;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的社会行为和心理需求充满了功利性。这两方面的变化对于传统婚姻观念也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 个体更加关注自我的情感需求, 夫妻双方在婚姻生活中的独立性大大增强。这种转变过分强调个体价值和自我的权利意识, 也可能导致责任意识和义务观念的淡化;第二, 功利化的思想入侵婚姻生活, 婚姻关系变成了通过婚姻关系满足男女双方的情感需求、物质需求、精神需求的共同体, 婚姻日益世俗化、功利化。

2、文化观念转变对婚姻关系的熏染

西方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和文化观念的纷纷涌入, 在带来一些先进文化的同时, 也使我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面临强烈冲击, 比如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性开放等。这些新价值观念的发展, 虽然“为代际民主平等、两性平等提供了现实条件, 但亲子关系依然存在着扭曲现象, 传统孝道的缺失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两性关系则面临着更多的情感危机。”[3]以当下备受关注的奢华婚礼现象为例,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婚礼的排场和形式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3、家庭结构变化对婚姻关系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 我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伦理轴心的位移, 传统家庭中血缘关系重于姻缘关系, 父子关系为家庭轴心, 而如今家庭伦理的中心则是夫妻关系;再者是伦理重心的下沉, 孩子取代长者成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伦理重心。从家庭形式来看, 现代社会除了有夫妻子女两代人组成的核心家庭、多代同堂的主干家庭等传统家庭形式外, 还出现了无子女的丁克一族、享受单身生活的独身主义者以及众多的单亲家庭。这种变化一方面有利于家庭成员的情感交流, 消极方面来看夫妻双方的对外人际交往增多, 生活空间扩大, 也容易导致感情不合, 如果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 就会产生家庭矛盾, 甚至导致婚姻危机。

4、高压生活下婚姻经济学的理性选择

经济学假设人的行为是理性的, 而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是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婚姻经济学, 就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看待和分析婚姻行为的一种理论。从这种理论出发来看待婚姻, 也是一场交易行为, “从寻找恋爱对象到结婚的过程就是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双方需求、认同商品交换条件直到签订交换契约的过程”。[4]“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嫁人就是嫁房子”的社会观点, 可以看出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就是在成本和收益间寻求平衡。

四、结论

家庭伦理剧的视角虽然聚焦于“家长里短”的生活小事, 反映的却是转型期人们婚姻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 这是这种平凡中见深刻、自然中见真实的创作逻辑, 使得家庭伦理剧一路走来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接受和认可。古往今来, 美满的婚姻、和睦的家庭都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应该说, 在社会转型加快的今天, 面对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交流和冲突, 婚姻关系中出现的一些伦理问题难以避免, 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去看待问题, 调适自我。

摘要：在近年来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中, 性道德观念淡化、物质婚姻倾向严重等婚姻伦理问题凸显, 这一方面是与当前的经济转型、文化观念转变、家庭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同时也是高压生活下婚姻经济学的一种理性选择。

关键词：家庭伦理剧,婚姻伦理,婚姻经济学

参考文献

[1]景秀明.解读近年来大陆家庭伦理剧中的“第三者”想像[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2) :32.

[2]“裸婚”为何男女有别——80%男性赞成“裸婚”, 70%女性觉得不靠谱, 中国青年报,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12/24/content_2997991.htm.

[3]汪怀君.试析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擅变仁[J].前沿, 2005 (11) :68.

王志军 打造家庭伦理剧概念先行 篇4

《岳母》走过弯路

我做家庭伦理剧首先都会提炼一个概念，在这个概念下再展开，推动剧情发展。《谁来伺候妈》是讲中国传统的“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故事，这句话是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经验之谈，别管是哪个地域，这句话都基本适用，因为观众认可这种观念，才会愿意看这部电视剧。《岳母的幸福生活》是用岳母的视点讲述婆媳斗，所谓斗就是矛盾冲突，现在表现婆媳之间矛盾的电视剧特别多，太多作品同质化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内容相近，人物定位相近，想要突破就要寻找新的视角。我当时做这个剧的时候还走了一个弯路，就是将故事定位在“有意思的丈母娘折腾富二代女婿”，猛一听这个故事貌似很好，高富帅的“富二代”碰到一个挑剔的丈母娘，为了讨老婆欢心，甘愿承受岳母的折腾。故事大纲都写出来了，但是后来我把这个推翻了，因为家庭伦理剧要符合老百姓的生活价值观与生活经验，如果你愣做现实中没有的价值观，观众就难以接受，这样作品就会远离观众。老人们有一句话，“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女婿去岳母家，一定会被当成贵客，丈母娘一定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招待的目的就是希望女婿对女儿好。我如果做剧的时候反着做，观众就一定会认为这丈母娘有问题，后来我及时调整了故事走向，还是岳母的故事，但主要还是表现婆媳矛盾以及岳母与婆婆的矛盾。

家庭伦理剧最抓观众

以往我做过涉案题材的电视剧，但是这种题材在中国没有土壤，这需要大量的科学依据、侦破手段，才能做到位，美剧做得最好。这种题材到我们这儿就变成警匪正面冲突，还有的演变成谍战剧，这种题材我都做过，但是现在我对家庭伦理剧比较感兴趣。有人问我到底擅长做哪个类型，我觉得一个编剧不能局限在某种类型，就像裁缝，你要做裤子，或者上衣，他都要能满足你。编剧太类型化，容易重复自己。目前广电总局倡导多些现实主义题材作品，还提到要拍观众喜欢看的作品，我非常认同。我做电视剧跟其他编剧不同，是倒着做，就是先站在观众的角度，考虑他们喜欢什么类型。中国的电视剧观众是以亿为单位，我对电视观众有一个定位，必须是根据电视台播出时间来收看电视剧，买套盘或者在线看都不算纯粹的电视观众，电视观众的特点就是35岁以上、中等收入以下，文化水平不高，以家庭主妇与离退休人员为主。这类型的人最关注什么题材？最主要的就是家庭伦理剧。我们做电视剧要明白市场在哪儿，买方是谁，虽然现在视频网站发展很迅速，但是电视台依然是电视剧的最大买家，所以电视剧观众一定要符合电视台的收视群体，我们不可能专门为在线视频播出而做一部电视剧。

中国家庭观念重

家庭伦理剧只有在中国才能发扬光大，电视剧跟经济水平有直接关系，经济水平越高，家庭成员越少，大家相对比较独立。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不是特别高，中国需要家庭、需要亲情、需要这种大家庭的家族伦理观念，中国传统伦理、传统道德观在家庭中都能体现。不发达的国家家庭成员庞大，家庭互相依存能力强，亲情关系要比西方国家浓。家庭伦理剧一定是以后电视剧的主流，因为这个市场最广阔，别管流行哪个类型，每年都会有一两部家庭伦理剧大受欢迎。我做电视剧有一个项目储备，电视剧创作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说一个项目结束了再想下一个项目，那你永远跟不上脚步。现在家庭伦理剧我一年拍两个，五年内都不会重复，比如在地方台播出的《别样幸福》我是以妯娌的视角写，即将于4月16日在北京、浙江、安徽三家卫视同步播出的《谁来伺候妈》是以“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视角写，这部刚刚杀青的《岳母的幸福生活》是从岳母的视角讲的岳母婆媳斗的故事，这三部剧都是不重复的，我不只关注话题，还注重人物关系。目前家庭伦理剧领域我比较关注余淳导演与杨亚洲导演，还有刘惠宁导演、刘江导演、黄力佳导演，他们都做出了很多厉害的作品。

与最合适的人合作

以往编剧是很被动的，投资公司让你写什么你就写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好编剧没有好作品？因为公司给的项目不好。现在编剧应该有点策划能力，要懂点市场，懂点观众心理学，能主导一个好项目。我现在以工作室的形式与银河昊星文化传媒合作，一般都是我提一个故事概念，然后大家一起讨论，这就相当于一个商业项目策划，先做好故事定位，再弄剧本，找制作班底，挑选演员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作为编剧有时候会遇到困境，比如投资方与你的故事理念有冲突，所以能找到一个合作理念特别契合的很难，我比较幸运，跟银河昊星文化传媒的投资人洪总在对待家庭伦理剧上观念特别一致。我们都认为现在公司要以家庭伦理剧为主，一个团队要有创作方向，先把一个类型的剧做好了，打造成一个品牌，再考虑其他方向。

我现在扮演的角色是编剧、策划、监制三者合一，有时候投资方太考虑市场，创作者太注重艺术，在电视剧里如何让两者更好地融合？我就是这个桥梁，从中协调。《岳母的幸福生活》是我们合作的第一部戏，从挑选导演、演员，到组建制作班底，筹备了20天就开拍了，主要演员都是我定的。王丽云老师是非常好的演员，李勤勤很风格化，她们很符合角色特点，岳母是“霹雳手段菩萨心肠”，用一些夸张手段维护女儿的利益，婆婆是努力让自己占上风，但心有余而智力不足，两位演员把人物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挑选柳岩与叶静时有些争议，公司是想投资大点，找个大腕来演，我就跟洪总沟通，演员要符合角色特点，这两个演员很符合我剧本中对80后小夫妻的描写，他们身上有那种80后的自我、感情经历、奋斗的气质。后来洪总很豪气地说：“行，就他们吧，万一这部剧砸了，我就认了。”所以还是要感谢他的胆大，现在从媒体反映来看，用这两个人效果还不错。

家庭伦理电视剧 篇5

一、家庭伦理剧中失衡的“孝悌”伦理

“孝悌”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社会伦理的基本构成要素和连接人际关系最强有力的纽带,对中华儿女的人生观、伦理观和道德观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自然成为家庭伦理剧中展现人物情感纠葛和道德碰撞的一大法宝。然而许多荧屏“孝悌”行为却与古人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孝悌”伦理有着较大的出入,甚至出现严重不对等的失衡现象,突出表现为“重孝轻慈”,之所以如此,与封建统治阶级的蛊惑和政治色彩的渲染不无关系。古人的“孝悌”观念曾一度出现极端化、专制化、扭曲化的趋势,重“孝” 而轻“慈”,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方面,强调臣、 子、妻的卑下和君、父、夫的尊贵,臣对君、子对父、 妻对夫要无条件绝对服从,它们之间都是单向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尤其是在“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孝的责任和义务更是被单向化、绝对化和片面化,片面地要求子对父的绝对孝顺和服从,而不重视父对子的关爱和仁慈。

受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和熏陶,我国的家庭伦理剧便刻画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子女与父母之间、兄弟与姐妹之间,尤其是儿媳与公婆之间因为没有遵循平等互惠和孝慈对等原则而引发的矛盾冲突,它们不仅令人拍案而起,而且甚至成了夫妻反目、兄弟失和、妻离子散的导火索和催化剂。在《双面胶》中,作为大儿媳的蔡姐虽然尽心尽力地相夫教子、伺候公婆、料理家务,但作为长辈的婆婆却没有显示出对晚辈应有的慈爱和关心。 媳妇站在窗户外擦玻璃,她视而不见;儿子去擦,她却紧张地叫他赶紧下来,唯恐他从窗户上跌下去。蔡姐洗碗时不慎划破手指,婆婆不仅没有关心伤势,反而递来一双橡胶手套让她带着手套继续洗。在《新结婚时代》中, 何建国的农村父亲具有根深蒂固甚至偏激的孝道伦理观念,因为生养了何建国还供他在北京读了大学,就要求甚至命令何建国为家里甚至为邻里亲朋作各种贡献—— 出钱给老家盖房子(哪怕建国夫妇不要房子),给只有高中毕业的哥哥找工作(还要求体力轻、工资高),解决表姑父家的迁坟纠纷(哪怕顾小西家没有这方面的人脉),搭救村里因非法营运而被扣的货车(哪怕小西头一天刚流过产),带村里的邻居找小西母亲看病(哪怕她每天要接诊几十上百号病人),甚至要求小西回去给建国嫂子的奶奶哭丧(哪怕小西连奶奶的面都没见过)。 在建国的父亲那里,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儿子和媳妇应该做的,从他说一不二的命令语气“这事你必须给我办成了它”可见一斑,而对小西和小西的家人,他除了指责、 不满就是抱怨,唯独没有慈爱。

除此之外,“兄友弟不恭”作为“孝悌”伦理的不和谐音符,也时常出现在电视观众的视野中,敲打着观众脆弱的神经。在《天真遇到现实》中,乡下的妹妹郑小米不请自来,虽然她已经成家,但考虑到她的经济状况,哥哥郑现实还是同意她与丈夫一起住在家里。后来小米因弄湿了地板而导致嫂子意外流产,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小米没有愧疚,没有自责,没有去向嫂子道歉, 反而采取出走躲避的方式以期逃避哥哥和嫂子的惩罚。 哪怕后来嫂子杨天真被医生宣布将来再也怀不上孩子了, 但考虑到兄妹亲情,郑现实也没有真的把这个多事的妹妹撵走。《新结婚时代》中的顾小西通过自己的关系帮丈夫老实巴交的农村哥哥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却被他嫌弃工作不好,她帮怀孕的嫂子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却因嫂子摔倒流产成了众矢之的和王家人口诛笔伐的对象,与丈夫的婚姻也濒临崩溃的边缘。

因而,不管是“重孝轻慈”还是“兄友弟不恭”, 这种片面、单向、不对等的行孝方式显然与儒学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伦理美德是相悖的, 也与当今社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不吻合,因而不利于和谐家庭关系和良好“孝悌”伦理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孝悌”伦理的现代博弈

(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VS个体自由发展

《孟子·离娄上》指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经·圣治章》也表示:“父母生之,续莫大焉。”说的就是父母孕育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将家族的香火和生命延续、传承下去,否则就是最大的不孝。 只有传宗接代了,只有生命继续了,才能使家族人丁兴旺、生生不息,才能继承先人的志愿,实现对祖辈先人的崇敬和爱戴。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工农业现代化新技术的不断运用,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日趋加快,随着人们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障、社会救助等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教育成本的不断提高,随着越来越多“4+2+1” 倒金字塔家庭结构的形成,古人非常看重的“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观念逐渐在一些年轻夫妻身上得到了削减和淡化。这一观点也在许多家庭伦理剧中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碰撞,在公婆和儿媳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和反差。《双面胶》中的胡丽娟作为新时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儿媳代表,虽然骨子里不排斥为夫家繁衍子嗣, 但更看重人自身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强调要“以人为本”,不能让孩子成为生活的负担。《当婆婆遇上妈》 中的罗佳虽已怀孕,但当自己的事业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时,她选择瞒着公婆去做人流,作为城市职业女性的典型代表,在面临干事业和生孩子这两个选择时,她会毫不犹豫地把事业放在首位,她要追求的同样是个体的发展和事业的成功。与罗佳相似,《宝贝计划》中的陈风, 意外怀孕而自己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于是私自打掉了孩子,还制订了一份周密的“宝贝计划”。这一思潮的不断发展也催生了一系列诸如《宝贝计划》《宝贝战争》 之类的育儿剧,它们真实地再现了丁克家族的悲欢离合和人生百态。

(二)绝对“愚孝”VS父失则谏

作为子女,父母不仅给了自己生命,而且对自己有养育之恩,在这种父母养育子女的亲密家庭关系中,自然会形成子女对父母的爱戴尊敬之情,这也构成了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伦理价值观念。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巩固阶级统治的需要,传统孝道逐渐被封建统治者加以极端化、法制化、专制化、神秘化和愚昧化处理,并逐渐演变成其阶级统治的工具、帮凶和精神支柱, 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于是就有了统治阶级“以孝治天下”“举孝廉”“孝悌力田”的方针政策和“愚忠愚孝” 思想,这种对父辈绝对服从的“愚孝”行为实在令人不敢苟同。其实孔子也是反对愚孝的,学生曾子曾问他: “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孔子连用了两个“是何言欤!” 对无条件服从的绝对“愚孝”进行了完全的否定。除了孔子之外,《孝经·谏诤章》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愚忠愚孝”,提倡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谏诤:“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 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说的就是子女不一定要对父母的所有命令或意志绝对服从、亦步亦趋,关键是看父母的言行是否合乎于“礼义”。合乎于义,则敬之顺之;若不合乎义,则要谏之诤之。否则不义而顺,不义却不诤,则是陷父母于不义,同样是不孝的表现。毕竟父母也是普通人,父母做出的决定也难免会有疏漏、偏颇甚至错误之处。在这一方面,《当婆婆遇上妈》中的儿子陈大可可谓是陷父母于不义的典型,他一味地听从母亲的荒唐决定和意志,在母命有失时不能客观、公正、及时地加以“劝谏”, 导致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牺牲了母亲的健康和声誉,也葬送了自己的婚姻和前程。

(三)“夫尊妻卑”VS“男女平等”

由于受传统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伦理观念,无论是婆婆还是媳妇,都难以逃脱“三纲五常” 对女人的束缚和桎梏,这种“出嫁从夫”“夫尊妻卑” 的宗法等级伦理在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中成为制约传统婚姻家庭关系的普遍意志。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建立在森严的人伦宗法等级秩序下的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秩序逐步被打破,向着婚姻中男女相互关爱、彼此宽容、 共同分担的平等式关系发展”[1],女性的家庭角色定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足不出户、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是兼顾家庭和事业的职业女性,这一转变在许多家庭伦理剧中得到了很好的映射。像《双面胶》中的胡丽娟、《婆婆来了》中的何琳、《宝贝计划》中的陈风、《宝贝战争》中的叶如馨等,她们与男性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 有蒸蒸日上的事业,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她们是美貌和智慧的化身,是职场上令人称羡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而回到家里,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干扰,她们能与丈夫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保持着男女平等状态下的良好夫妻关系。更有一些丈夫,不仅彻底摒弃了大男子主义,而且把“男女平等” 的观念真正落到实处,他们懂得疼爱妻子,自觉承担家务, 甘愿做妻子背后坚实的后盾,像《裸婚时代》中的刘易阳、 《媳妇的美好时代》中的余味等,他们虽然没能干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和成就,却是乐于为家庭奉献和牺牲的模范丈夫,这突出体现了“颇具现代男女平等精神的进步文明”和“婚姻经营的大智慧”[2]。

(四)重孝轻慈VS孝慈对等

“父为子纲”作为约束家庭伦理道德的一大准则, 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父亲作为家庭的大家长, 可以支配子女的人身权、财产权、婚配权,可以殴打子女, 甚至在灾荒年买卖子女。儿子为了行孝,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生命甚至妻儿,如“卖身葬父”的董永、“割股疗亲”的阮与子、“埋儿奉母”的郭巨等,他们的孝心被世人所称颂,但这种过于重孝的极端行孝方式其实歪曲了儒学“父慈子孝”的传统伦理美德。子女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但父母对子女也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慈爱,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相互的、对等的。 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者杜维明先生认为,互惠是支配父子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依据该原则,父亲就应当有父亲的形象,这样儿子才能以一种最适合自我认同的方式去实现父亲的自我理想,儿子的孝被认为是对父亲慈祥的反映,父亲在期望儿子热爱和尊敬他之前,必须为儿子树立起爱人和值得尊敬的榜样。《新结婚时代》 中的公公,一向独断专行,具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自恃生养了何建国并供他读了大学,就要求他甚至儿媳为何家作各种贡献,导致了儿子婚姻的破裂。然而在结尾, 当公公得知小西患有习惯性流产之后,一反往日的作风, 不仅没有怂恿儿子跟小西离婚,反而从老家寻回偏方和中药材。面对已经不是自己公公的何建国父亲,深受感动的小西还是发自内心地道了一声“谢谢爸”,两家人一笑泯恩愁,从此冰释前嫌、其乐融融。一味地重“孝” 而轻“慈”,这种孝道就会因为严重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而失去了得以延续下去的土壤和温床,因而要积极推进孝和慈的对等与互动、权利和义务的协调与统一, 以促进家庭的和睦相处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孝悌”重构的现代价值

(一)有利于促进个体的自由解放和发展完善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意思是子女对父母担负有赡养、照顾的责任和义务,因而父母健在时,子女应避免出远门。孔子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受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落后的交通及通信条件的限制。而如今随着教育机制的不断完善和人们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交通和通信设施的日益发达和便利,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通过上学或其他途径脱离了农村,远离了父母,踏上了工作岗位,成为城市众多工薪阶层的一员,实现了自己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他们的父母也许尚健在,但他们却选择了“远游”。父母不仅不觉得孩子不孝顺,反而大力支持孩子出门打拼,因为他们觉得孩子跳出了农门,有出息有本事,为家族争了光添了彩。家庭伦理剧中就塑造了许多这样的农村儿子形象,我们称之为“凤凰男”, 如《天真遇到现实》中的郑现实、《双面胶》中的李亚平、 《婆婆来了》中的王传志、《新结婚时代》中的何建国等, 他们都有稳定的工作,在城市站稳了脚跟,娶了漂亮的城市媳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的自由发展,对传统的“孝悌”伦理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嬗变和重构。

(二)有利于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睦与健康重组

孝道包含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其中主体是作为晚辈的子女,客体是作为长辈的父母。孝道伦理能否健康有序地传递下去,取决于行孝的双方是否遵循平等互惠的原则,是否保持孝慈对等的良好互动和交流。长辈要想让晚辈对自己孝顺恭敬,首先要身体力行,做到对晚辈的仁义、慈爱,正所谓“父慈子孝”。《颜氏家训》 也认为:“父不慈,则子不孝。”《新结婚时代》中已离婚的何建国夫妇之所以能重新走到一起,与公公最终的宽容、理解和慈爱不无关系;《婆婆来了》中的何琳最终愿意回归家庭,很大程度上缘于婆婆的巨大付出; 而《双面胶》中的李亚平之所以与妻子分道扬镳,与他没有原则地向家里行孝有很大关系。可见,孝的本质是强调主、客体双方的相互责任和义务,仅靠一方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父辈不能因为对子辈有养育之恩而无止境、无条件地向子辈索取回报。丈夫也不能因为尊敬疼爱自己的父母而对妻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只有通过主、 客体双方的共同努力,行孝才能达到最为理想的状态[3]。 也只有通过主、客体双方责任与义务的共同履行,实现平等互惠,才能建立和谐的代际关系和家庭关系,才能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睦与健康重组,才能推动家庭成员的和谐亲密相处。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稳定和长治久安

在儒学伦理中,家庭的和谐与稳定是十分重要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位,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只有家庭稳定了,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由此可见,天下太平缘于国家安定, 国家安定缘于家庭和谐,家庭和谐缘于家庭成员的个人修为,而修身的根本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应做到的“慈” 与“孝”,兄弟姐妹之间应做到的“友”和“恭”。父母和子女双方只有通过孝慈对等,兄弟姐妹之间只有实现平等互惠,方能达到代际和谐与家庭和睦,从而建设一个团结、友爱、和睦、互助的家庭,然后才会有社会、 国家和天下的和谐与稳定。正如《大学》里如是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而, 孝作为“众德之根、诸善之源、立身之本、齐家之宝、 治国之道”,是社会和谐的源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 是国家稳定的法宝。江泽民同志曾提出“以德治国”的方针,胡锦涛同志倡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实都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

总体而言,孝道是维系家庭和睦的纽带,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催化剂,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法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良好道德风尚的巨大推动力。在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在多元文化融合碰撞的现代社会,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在新的起点和现实条件下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传统的“孝悌”伦理进行与时俱进的重构和创新,从而积极推进“孝悌”伦理的良性嬗变,促进温馨家庭关系及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 为谋求人类福祉、寻求世界大同贡献力量。

摘要：在当今社会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由于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人们的家庭伦理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双面胶》《婆婆来了》等一系列家庭伦理剧也开始活跃于电视荧屏上,引发人们对家庭伦理的关注和思考。本文结合这些热播的家庭伦理剧对现代家庭“孝悌”伦理的失衡现象进行挖掘,对“孝悌”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博弈进行探讨,并对新时期推进“孝悌”伦理重构的时代价值和现代意义进行分析和阐述。

家庭伦理剧与接受美学 篇6

一.观众审美接受与平民叙事

平民化叙事是观众审美接受的独特要求。首先, 电视剧的审美接受方式有着不同于电影的独特性。电视剧是在家居环境中观众与荧屏空间面对面、近距离的交流, 观众难以进入脱离实际生活、无功利性的纯粹审美状态, 但同时又潜意识给了观众以亲切感和现实感, 荧屏空间的现实性和生活真实性很容易为观众所接受, 审美主体能够完全融入审美客体之中。其次, 电视剧的审美接受特征, 决定了电视剧创作的叙事生活化、题材世俗化、平民化视角以及注重表达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特征。电视剧审美由观众既有的人生经验、社会经验、艺术审美经验所决定, 个人的、民族的、社会的因素构成了独有的审美期待。就个人而言, 年龄、性别、性情、生活经验、文化等因素制约着审美期待, 同时个人又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 时代的文化思潮和文化时尚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必然或多或少地制约着个人的审美期待, 其审美心理就会烙有传统积淀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例如, 50集电视连续剧《金婚》, 讲述一对夫妻的婚姻故事, 其生动细腻的生活场景、浓郁的生活气息深深地吸引了观众。其中, 反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非常紧张, 佟志与文丽为了一碗白米饭而推来推去, 最后饭都馊了。如此相濡以沫的温情是现实生活中很多夫妻真实故事的写照, 怎能不感染电视机前的观众?

因此, 平民化叙事要求电视剧制作者准确寻找大众最普通的审美需求, 并以平民化视角言说普通百姓生命进程中的悲欢离合, 提升生活的意义和情趣。《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 张大民就是一个有血有肉, 情感丰富的平民形象。他的父亲过早去世, 从小跟随母亲照顾四个弟妹, 一起支撑起艰难的家。生活的艰辛使他“不停的跌倒, 爬起来;再跌倒, 再爬起来”, 顽强执着、坚韧不拔。这个北京杂院中的平民, 也时常耍贫嘴, 贫嘴使他的尴尬与落魄变得理所当然甚至无比荣耀。其贫嘴中包含着狡辩与圆滑, 同时也包含他的机智与幽默, 这就是所谓的平民智慧。又如, 《金婚》中的文丽经常与佟志进行家庭争吵, 由一个讲究生活品位的小资产阶级女性逐渐被磨炼成一个持家有道的贤妻良母, 使她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乐趣和真谛;佟志从一开始的容忍让步到后来的争吵, 从隐忍走向主动与妻子沟通, 也掌握了婚姻生活的主动性, 这两个人的努力坚持和互相理解, 最终使其携手走过了50年的生活道路, 成为令世人羡慕的金婚夫妻。该剧通俗朴实的影视语言, 把观众熟悉的、亲身经历过的生活, 艺术地再现于寻常百姓家的荧屏, 使观众从快感升华为美感, 得到了思想的启迪。特别是那些同样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的观众, 欣赏《金婚》的过程就是回忆自身经历或者身边人经历的过程, 类同的人生体验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审美接受, 自然能够引发他们的审美共鸣。

二.对观众审美心理的顺应与衍变

中国历来崇尚儒家文化、道家思想, 主张善美合一。受此影响, 当代大部分家庭伦理题材作品中也依旧传承着这一思想, 剧集往往通过展现人物高尚的道德情操来赢得观众的情感认同, 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研究观众的审美需要, 不能忽视对观众审美心理的研究。这种心理活动既包括视听结合的审美感知阶段, 又包括充满情感的审美理解阶段。所以, 观众在接受电视艺术时得到的不仅是愉耳、悦目、赏心、怡神的美的享受, 而且在思想、认识、情操、道德等方面也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如电视剧《婆婆》, 歌颂“真善美”, 批评“假丑恶”, 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主人公赵大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 教育儿子, 关爱儿媳, 照顾婆婆, 帮助他人遗孀, 还开一个方便中小学生吃饭的“小饭桌”, 她整日为家人、为邻居、为亲朋忙碌。尤其是二儿媳炒股赔钱, 她拿出自己积蓄为之还债, 二媳妇因行骗入狱, 她仍经常去监狱探望;大儿媳患肝病住院, 她天天打水送饭。赵大妈的勤劳善良、宽厚包容、豁达明理、有情有义、任劳任怨, 是中国普通劳动妇女的一个典型。在外来文化充斥、人类精神迷失的今天, 剧中这种对传统仁善厚德价值观的皈依和确立值得肯定。家庭伦理剧将百姓的俗世真情作为叙事对象, 将人伦之和作为文化诉求, 这不能不说是对电视剧观众审美心理的一种顺应。

在早期反映中国婚恋题材的电视剧中, 第三者往往被置于一种贬斥的态度中。但随着文化语境的逐渐多元与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入, 近年来家庭伦理剧对婚姻危机的探讨也不再仅仅归咎于第三者插足, 而是更多的偏向于挖掘男女双方自身的问题根源, 即社会转型之后, 人的自我建构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冲突。《中国式离婚》, 丈夫宋建平自我构建提升之后, 他感觉原有婚姻是一种负担, 而妻子林小枫无端的猜忌与过度的敏感更带给他巨大的压力, 苦闷的家庭生活成了他焦虑和痛苦的根源。该剧表现的就是男女婚姻在社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的变迁与婚姻生活稳定之间的冲突。可见, 在家庭伦理剧中, 创作者没有给人物简单的道德标签, 也没有简单地将婚姻问题归结为第三者插足, 而是让人物尽情展现, 充分对话, 在碰撞中多视角地探讨婚姻危机, 反思社会文化品格。因此, 家庭伦理剧重在研究观众的审美心理, 从而创作出符合观众“期待视野”的作品, 同时, 观众的“期待视野”也影响着他们对家庭伦理剧的理解和接受。就是说, 观众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群体, 而是一个能动的群体。好的伦理剧会使观众获得满足, 产生共鸣, 有较高收视率。当然, 如果电视艺术能够提供一些超前的观众期待视野, 那么, 二者之间就有互动的升华。

从家庭伦理的角度看娜拉出走 篇7

从家庭伦理看, 近代以前农业社会的家庭伦理关系主要是“夫唱妇随”;夫妻很像合作伴侣, 一起从事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活动, 家庭既是生活场所, 又是工作场所, 无论男女都得为解决温饱问题而披星戴月, 日夕劳作。近代以后工业社会的家庭伦理关系主要是“男主外, 女主内”内外有别的分工合作, 男人外出挣钱养家, 女人留守操持家务, 不用为金钱操心。工业社会留守家庭的主妇, 其家庭地位并没降低, 其社会活动空间也没缩小。当男人不遗余力奔波忙碌, 为家人提供经济来源的时候, 女人亦任劳任怨, 为家人提供温暖的生活环境。在休闲的时候, 女人又可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比如上戏院、看电影、跳舞、逛公园等等, 过去遗留的很多清规戒律都轻松地被抛弃。这样的生活方式, 大致是前工业社会的人们梦寐以求的。“男主外, 女主内”分工合作的家庭伦理关系, 意味着从此以后夫妻双方须得各自独当一面。这种关系真正确立了家庭内夫妻双方的平等关系, 很显然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从这个角度来看, 女性从事家务劳动, 并不意味着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 而是意味着女性从辛苦劳动中解脱出来, 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 这也是真正的妇女解放。

“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伦理模式, 对女性的基本要求就是她应做“贤妻良母”。因为在工业社会中, 家务劳动已不再是单纯为了果腹、御寒, 它也成为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活动方式。比如说, 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 亲自动手, 精心钻研, 为家人提供有营养的食物、合身得体的衣服、各种用品、负责家庭成员的健康、爱护家人等等。任何一个女性, 不论她怎样推脱, 只要做好了这些事情, 她就是标准的“贤妻良母”。近代以后, 人类社会越来越需要女性成为贤妻良母, 需要女性在家相夫教子, 安定家庭, 稳定社会。“以日本为例, 近代推广女子教育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使女子能尽贤妻良母的任务, 承担起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下一代国民的任务。……近代的欧美国家都采用了类似的女子教育方针”。 (1) “1844年的保护女工的工场法以及后来的一系列相关的措施都是朝着已婚妇女退出劳动市场, 回家做专职太太的方向制定的”。 (2) 西奥多·罗斯福曾说过:“如果女性不认识到其最重要的事情是做好贤妻良母, 那么, 我们这个国家就有理由对今后的发展警觉起来” (3) 。女性作为妻子、母亲, 她照顾家庭成员的生活, 为家人营造温馨的气氛, 尽到“贤妻良母”的责任。“贤妻良母”这个词, 作为对女性的最高礼赞, 就是近代社会对女性提出的一种新的伦理道德规范。

“关于《玩偶之家》 (1879) , 过去谈得更多的是剧中的女权问题, 现在人们越来越注意到, 易卜生曾反复强调他在写作《玩偶之家》时并不了解女权主义, 而只是关心娜拉作为一个人的自我实现问题”。 (4) 娜拉很努力地要做一个贤妻良母, 这本是一种很好的自我实现方式, 但假冒签名事件的风波, 却让她发现自己居然做不成贤妻良母, 所以失落了。这大致是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一剧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二

《玩偶之家》展现的家庭生活是美满幸福的:海尔茂夫妇结婚8年, 经济上一直不宽裕, 日子过得却很恩爱。8年后, 海尔茂当上了合资股份银行公司经理, 正像娜拉所说, 终于快熬出头了:“嗯, 托伐, 现在咱们花钱可以松点儿了。今年是咱们头一回过圣诞节不用打饥荒” (5) 。结婚8年来, 海尔茂对娜拉温柔体贴, 宠爱有加;娜拉也很满足, 因为丈夫爱她, 所以她生活快乐。剧中未交代他们婚前的交往, 但从海尔茂甘冒风险为娜拉父亲化解危难的暗示来看, 他和娜拉是相爱的。8年间, 他们只在结婚头一年遇到过一次危难 (海尔茂积劳成疾, 需要疗养) , 这次危难也让娜拉设法化解了。

娜拉是独生女, 从小受娇宠, 性格好, 脾气好。转眼间, 她从无忧少女变成有夫之妇, 她对婚姻充满感激, 诚惶诚恐, 决定全心全意把自己献给丈夫, 他“不赞成的事决不做”。丈夫病重无钱医治, 第一个孩子又快要出生, 她心里很绝望。于是很卤莽地假冒签名借钱让丈夫到意大利疗养。娜拉借钱是瞒着丈夫的, 借的钱也是自己设法悄悄偿还的。8年来, 她通过各种方式挣钱、省钱, 比如包装圣诞礼物、做抄写工作、省吃俭用等等, 只要能还清债务, 她都心甘情愿。娜拉所面临的困难, 对稍有生活经验的人来说, 只是小事一桩, 但对她来说, 却困难万分。因为从小到大, 她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生活阅历。她不善持家, 虽省吃俭用, 处境照样困难重重。所以, 在丈夫眼里, 她是一个好花钱、爱贪吃、不懂事的玩偶妻子。或许因为这样, 海尔茂还更加爱她:懂事的女人令人起敬, 不懂事的女人惹人疼爱。很多男人都喜欢讨一个玩偶式的娇妻, 不论她有多少缺点他都很喜欢, 因为可以对她倍加呵护;这样的娇妻对她慈父式的丈夫也心满意足, 因为感觉生活有依靠。娜拉就是在这样的夫妻关系中力争做好她贤妻良母的角色, 而且一直做得非常卖力。娜拉虽缺乏生活经验, 但8年的生活磨练, 也让她懂事不少, 在与林丹太太的谈话中, 她差不多已是一个懂得体谅、很有爱心的女人;在跟阮克大夫的谈话中, 她也能施展女性的轻浮圆滑, 会撒娇撒谎, 表现出成熟女性的魅力。娜拉本可以利用阮克大夫来摆脱困局, 但她决不会这样做, 她虽有些浅薄淘气, 但骨子里却是高贵的。

娜拉在丈夫面前刻意隐瞒假冒签名的事情, 是煞费苦心的, 一是要顾及丈夫的面子, 二是想让丈夫感激。对假冒签名的事情, 她一直引以为傲, 所以守了那么久的秘密, 受了那么多的苦, 蒙了那么多的埋怨, 她做这一切, 并不只是孩子气那么简单。做贤妻良母, 原本就要求尽心尽力, 任劳任怨。她指望自己的付出能换得丈夫的感激, 必要时他出面担待。至于他可能生气、光火、愤怒、骂人, 那全无预料。面临柯洛克斯泰的揭发威胁, 她心烦意乱, 表面上若无其事, 内心其实很惶恐, 筹备化妆舞会时, 她突然变得风风火火, 那么泼辣, 跟平时判若两人。海尔茂像个呆瓜, 对妻子的变化浑然不觉, 因为在他心目中, 娜拉本就是一个不懂事的妻子, 她的任何表现充其量都只是证明她的不懂事。假冒签名的事情, 对娜拉来说变得越来越糟, 无法控制, 她只盼望有奇迹发生;对海尔茂来说则是不该发生, 难以接受。表面上看, 假冒签名的事情, 并未对他们夫妇的生活造成实质性灾难, 柯洛克斯泰顶多就是让海尔茂知道此事而已。然而, 这件事的妙处也正在这里:对娜拉来说, 这件事的确值得她引以为傲;对海尔茂来说, 这件事的确不该发生。

三

婚姻中总有许多难题, 夫妻必须一一面对, 设法化解。从娜拉的角度看, 她一直在做这些方面的努力。养育子女、操持家务、陪伴丈夫, 从家庭伦理的角度看, 这些都是妇女的基本工作;参加舞会、接待客人、进行社交, 从近代社会分工的角度看, 这些也是妇女的任务之一。至于私自举债与筹款还钱, 实际上仍属于家庭主妇的活动范围。挽救丈夫的性命, 免除丈夫的烦恼, 也是贤妻良母的本份。娜拉如此努力持家, 丈夫居然不体谅, 还出口大骂, 更可气的是“这整整的8年……咱们从来没在正经事情上头谈过一句正经话”。“……咱们从来没坐下来正正经经细谈过一件事”。“你们爱我何尝真爱过我, 你们爱我只是拿我消遣” (245) 。“假冒签名”事件, 使娜拉8年来的怨气突然总爆发, 从这个角度讲, 可以理解娜拉的愤然出走, “要想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环境, 我得一个人过日子, 所以我不能再跟你待下去” (247) 。

娜拉的离家出走, 有许多问题。首先, “假冒签名”的确是一件足以让人身败名裂的事情, 娜拉只从拯救丈夫生命的角度考虑, 从未想过其后果的严重性, 毕竟有欠妥当。其次, 娜拉虽乐于做贤妻良母, 但她只是一种感性的认同, 并没有上升到理性的赞同, 她也从未受过这样的教育。再次, 娜拉认同贤妻良母的伦理规范, 完全以对丈夫的爱为基础, 她对丈夫的爱又完全以丈夫对她的爱为前提。她将爱作为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 以这样的原则来衡量的话, 爱就意味着无条件地奉献一切。既然丈夫爱她, 那就应担当起假冒签名的责任。她从不考虑丈夫是否可以或应该这样做。娜拉从个人的角度、从爱情的角度, 对社会做了错误的理解。她对丈夫的爱建立在对社会的曲解和幻想之上, 一旦粉碎, 她的爱也就随之消散。

至于海尔茂, 首先我们得承认, 他是一位有家庭责任感的丈夫, 对妻子关怀宠爱有加, 为家庭拼命工作, 从品行上看, 奉公守法、做人清白、不偷不抢, 也不吃喝嫖赌。“海尔茂确如娜拉开初所想的那样, 是个好丈夫。他既不攀花折柳、酗酒闹事, 也不伪造证券、巧取豪夺, 甚至在妻子面前显得那么温情、体贴” (6) 。他对娜拉的爱的确属于那种家长式的爱, 不论如何这也是爱的一种, 且娜拉也是乐于接受的, 只要他的爱不因韶华流逝而褪色, 她无任何不满。他们一起生活8年, 已不算短暂, 早过了所谓“三年之痒”、“七年之痛”的调适期。再说, 海尔茂娶了一个自己喜爱的妻子, 平时对她事事迁就。结婚以来, 他也感受到娜拉的爱, 生怕失去, 一直小心翼翼。或许正是如此, 他对妻子不懂事、不成熟、乱花钱之类的缺点, 从不认真对待, 尽管自己挣钱不易。他刚结婚时, 还只是政府机关的小公务员, 职位低, 薪水少, 所以才拼命兼职赚外快。几经努力, 当了银行经理, 颇有苦尽甘来的味道。为讨娜拉喜欢, 给林丹太太安排职位, 顺便辞掉自己素不喜欢的老同学柯洛克斯泰, 大体上也符合情理。

四

对“假冒签名”事件, 海尔茂大致有三种选择:一是原谅妻子, 自己把责任全部包揽过来;二是推得干净, 完全不管;三是指责妻子, 同时设法度过难关。从家庭角度看, 娜拉当然希望丈夫做第一种选择;从社会角度看, 海尔茂则不可能这样做。海尔茂是一个道德上对自己要求很严的人, 他连“来历不明的钱, 一个都不肯要”。男人应该事业第一、名誉至上。至于说推脱责任, 这也不可能。作为自律性很强的男人, 海尔茂自觉对妻子有保护的责任, 所以, 当柯洛克斯泰退回借据时, 他高兴地叫起来:“我没事了”, 这当然包含妻子也没事了的意思。如此来看, 他对“假冒签名”事件的反应是很正常的:对妻子的作为极为不满, 怒极而骂, 同时设法解决问题, 共渡难关。娜拉不懂个中原委, 只因丈夫未合自己理想, 立马感到幻灭, 要离家出走, 这样的反应, 也符合她那娇生惯养的性格。他们的问题出在虽然彼此相爱, 却并不相互了解。作为女性, 娜拉遵循自然的情感法则, 重视亲人与家庭的幸福, 此外的事情一概与她无关;作为男性, 海尔茂遵循社会的理智法则, 重视个人的事业和社会的责任。他们各自有理, 关键在于他们在两者之间没有找到平衡点。他们的社会态度和人生理想存在很大差异, 这种差异并无优劣之分, 只有立场不同。人类社会要正常运转, 须得有各种各样的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 这些规范只要不相互矛盾, 完全可以同时并存。海尔茂对妻子的指责或原谅, 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 用法律的价值规范加以衡量;娜拉对“奇迹”的期盼或对丈夫的不谅解, 也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 用伦理的价值规范加以衡量。他们陷入了简单的“非白即黑”的是非判断中。殊不知, 社会生活是不能用简单的“非白即黑”来衡量的, 在许多时候, 需要含糊暧昧,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察则无徒” (7) 。水太清了, 没鱼生长;人太精了, 也不会有朋友往来。夫妻关系亦然。伦理上的是非判断, 讲究合情合理;法律上的是非判断, 讲究至正公平。所谓合情合理, 大致是方方面面过得去;法律太讲公正严明, 故有不告不理、庭外和解之类的弹性空间。娜拉出走, 分明是不成熟的表现。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 就是回来。’‘还有一条, 就是饿死了’” (8) 。

娜拉尽力想做贤妻良母, 实际距离还差很远。既然选择了婚姻, 就应负起婚姻的责任。人都有缺点, 生活有甘苦, 不能一走了之, 也不可能一走了之。娜拉有三个孩子, 他们需要悉心照顾才能健康成长, 即便为了孩子, 也不应率性出走。林丹太太为了柯洛克斯泰的孩子而主动与他结合, 就出自很高尚的动机;娜拉率性出走是因为未受到良好的教育, 未曾经受生活的磨难, 不懂得人情世故, 缺乏终生教育。巴尔扎克在《两个少妇的回忆录》中描写过两个女子的婚姻。勒南嫁给年纪比她大且她并不爱的丈夫, 但结果她十分幸福;她的女友路易斯虽由恋爱而结婚, 但因过于嫉妒, 结果把婚姻生活弄得十分不幸……勒南在给女友的信中写到:“婚姻产生人生, 爱情只产生快乐, 快乐消灭了, 婚姻依旧存在;且更诞生了比男女结合更可宝贵的价值。故欲获得美满的婚姻, 只须具有那种对于人类的缺点加以宽恕的友谊便够” (9) 。家庭中的许多难题, 要夫妻共同承担。“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分工秩序是近代才确立起来的重大事件。男人在公共领域活动, 负责养家活口;女人操持家务, 负责安顿后方。从人类历史来看, 这是一种高级的生活方式, 一般社会很难达到, 即便达到了, 也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地克服。假若出走的磨练, 能让娜拉慢慢明白这个道理, 及早回头, 不辜负海尔茂的“新希望”, 那也不枉费作者的一番苦心。

注解:

参考文献

①②参见郑杨:“娜拉为何回了家?”, 《社会学家茶座》4 (2008) , 第139-146页。

③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第56页。

④聂珍钊:“不朽的易卜生与易卜生研究新发展”, 《国际学术动态》2 (2007) , 第32-34页。

⑤易卜生:《易卜生戏剧选》, 王忠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本文引用作品均出自此处, 后面只标明页码, 不再加注。

⑥王忠祥:《易卜生》。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年, 第113页。

⑦刘向:“汉书·东方朔传”, 《中华美德书》。上海:上海科普出版社, 2004年, 第171页。

⑧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第159页。

家庭伦理教育的重要性研究 篇8

一、家庭伦理教育

所谓伦理是指人们之间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伦’就其本义来讲, 是‘辈’以及由此引伸出的群、类、比、序等涵义。“‘理’是‘治玉’以及由此引申出的有分、调理、精微、道德等涵义”。所以伦理二字结合起来就是调节人们之间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家庭伦理教育就是家人通过言传身教对家人进行道德教育、性教育, 广义上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它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1) 道德教育, 就是对家人尤其是小孩乃至青少年进行的道德教化, 使其合乎正常的社会道德规范。在我国传统的家庭道德教育里包括孝与慈、仁与礼、勤与俭、兄友弟恭等。在现代的家庭伦理教育里包括权利与义务、赡养父母、遵守法律等; (2) 人际关系教育,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包括和为贵等, 在现代文化包括和睦相处、睦邻友好等; (3) 性教育,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包括三从四德、贞洁等, 在现代文化中包括自由、感情和理性等。

二、家庭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家庭作为个人由来的根源和起点, 古语有云:“三岁看小, 七岁看大”。这说明家庭伦理教育在人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位子。尤其是在今天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国家也逐渐富裕了起来。可市场经济中的观念不断地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利益的最大化, 用利益来衡量做事的标准, 还有随之而来的西方的伦理思想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断地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冲击着我们以往、已有的伦理思想。近来我国社会中不断了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 竟然在家庭中运用了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来赡养父母或养育和培育子女。对于孩子父母也不教他们一些做人和为人处事的道理, 导致孩子畸形发展。因此, 家庭伦理教育尤其在今天显得至关重要, 具体表现在:

1、关系着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

我国从来就是一个讲礼义的国家, 人文科学非常发达, 在传统的伦理道德里不乏有许多的精华, 抛开那些封建的东西, 我应加强继承和发扬, 运用它来为我们树立良好的现代价值。在传统的家庭伦理教育中首先就是父慈子孝, 所谓慈就是慈爱, 即父母以慈爱之心来抚养子女和教育子女, 并且还要承担起养育和教育孩子的责任, 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是义不容辞的。所谓孝就是孝敬、孝顺和恭顺, 就是子女对父母的义务, 不仅要养亲敬亲, 还要顺亲, 不但要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赡养父母, 而且还要对父母温和委婉。其次包括仁与礼, 仁就是仁爱, 礼就是礼节、礼貌和礼让, 这是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再次包括勤俭持家、艰苦朴素, 所谓勤就是勤勤恳恳, 不怕辛劳地靠自己劳动来为家庭和社会创造财富, 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和聪明才智;所谓俭就是俭朴、节省, 使得物尽其用而不浪费。最后是齐家、兴国, 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把立德和立志结合起来。在这么多优秀的传统伦理中它的传承主要是靠家庭来实现的, 因而在家庭伦理教育中传统文化的传承显得非常关键。作为父母或家庭应该以身作则, 做好模范和带头作用。

2、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发展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 家庭的健康和谐发展必将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发展, 而关系到家庭的健康发展中家庭的伦理教育是最重要的因素。从宏观的层面上来讲首先直接促进社会稳定, 一个个家庭通过家庭伦理的教育使得家庭富裕而整洁、文明而开化, 自然起着稳定社会的作用;其次直接推动社会的发展, 一个拥有良好家庭伦理教育的家庭, 向外创造财富, 向内团结, 邻里友好, 呈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 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从微观的层面来看, 家庭伦理教育体现在每一个家庭个体身上, 也间接的体现在每一个社会的个体身上。这样把每个家庭的个人作为出发点, 让每一个个人都拥有良好的伦理道德品质, 能够处理好个人和社会的人际关系, 具有远大的理想, 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3、关系着个人的道德修养

家庭伦理教育本来就是个人、个体的教育。所以个体的道德修养当然主要由家庭伦理教育来承担。而道德修养就是个人通过受教育或个人学习所获得的内在的一种状态, 体现在行为上的君子风度、诚恳待人和宽容大度, 言语上的不讥讽、不嘲笑、关心和体贴人。在传统伦理教育中最强调的就是个人的道德修养, 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 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三戒:少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及其状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及其老也, 血气既衰, 戒之在得。君子有九思:视思明, 听思聪, 色斯温, 貌思恭, 言思忠, 事思敬, 疑思问, 忿思难, 见得思义”。讲的就是君子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和修养, 三畏、三戒、九思, 其中特别是九思更是一个人行为的准则。道德修养不管是在传统还是市场经济的今天都主要是靠家庭伦理教育来完成和实现的, 就一个人来讲道德修养是一辈子的事, 可就其形成是在家庭中完成的。据心理学家的分析和结论, 个人道德的修养主要集中在幼儿和少年阶段。所以家庭伦理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4、关系着合理的性观念的形成

在传统的家庭伦理教育里‘性教育’几乎是一个禁区, 都把‘性’看得隐私和保守, 没有一种明确的教育方法, 直至今天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同时导致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如包二奶、性泛滥、性早熟等。家庭是因爱而缔结的, 对家庭伦理教育的把握, 将关系到合理的性观念的形成。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谈:首先在家庭伦理教育中在婚姻方面强调感情是缔结婚姻家庭的基础, 没有感情的婚姻是苍白的, 应着重培养感情, 以感情来维护婚姻, 不单纯从传宗接代和性的自然满足去谈婚论嫁。其次现代家庭的核心是夫妻关系。这些话虽有些片面, 但不妨包含有一些真理。特别是作为父母一定要恪守夫德妇德, 不做越轨和违法乱纪之事, 以身示范来教育子女, 潜移默化的感召和教育, 让个人形成合理的性观念和性道德。

5、关系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在传统的家庭伦理教育中, 家庭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唯父母是从”、“指父为婚”, 基本上在一些家庭里家人, 特别是子女的前途和命运都是掌握在父母的手里, 有的甚至操纵着他们的生死。在今天的家庭伦理教育里“唯父母是从”得到了根本上的改善, 但每一个人总必须生活在一定的家庭里, 家庭的教育仍影响和关系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一方面家庭伦理教育交给个人以良好的道德品德和个人修为, 使得个人在做人上有德, 在做事上有度, 在面对困难能够很好的克服, 不至于被困难打到;在面对诱惑时能够克制自己和把持自己, 以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另一方面:家庭伦理教育交给个人家人关系和朋友关系的道理, 所谓“家和万事兴”, 家庭是个人事业的助推器, 也同样影响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总之, 家庭伦理教育就是家人通过言传身教对家人进行道德教育、社会规范教育和性教育, 它具有广泛的重要性:它关系着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关系着个人的道德修养、关系着合理的性观念的形成和关系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

参考文献

[1]周中之.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2]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传统伦理对构建和谐家庭的现代价值 篇9

关键词：传统文化；五伦关系；“孝悌”思想；和谐家庭

一、传统伦理的主要内容

中国古代儒家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为“人伦”，把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称为“五伦”。在谈到“五伦”之间的关系时，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儒家看来，修身为修炼个人的品德、情操，是第一位的。修身之后便能和睦家庭关系，家齐，然后才能治理国家，平定天下。他们认为“修身”、“齐家”居人伦之首，是形成全部社会关系和秩序的基础和起点。

以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的五伦为标志，形成了一个“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这五伦关系是任何一个社会、国家、民族、时代的人都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因此中国古人说，“人无伦外之人”，即不存在生活在伦理关系以外的人。除此之外，传统文化中的“孝悌”思想也是传统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格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和谐家庭的内涵

家庭是一个人成长成熟的摇篮，是成就事业的基石，是生活力量的源泉和理想的归宿。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谐，整个社会才会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谐社会需要和谐家庭。和谐家庭就是全家人在人生智慧导航中，通过学习化生存方式，成长为与大自然和谐，与人类社会和谐，与人的心灵和谐的环境氛围。

与大自然和谐体现在有一个生态和谐的家庭生活方式。人类已经明白，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是人类生存之根本。然而今天，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正在大幅度改变，已超出我们的预料。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地球上出现的温室效应、气候异常、海水酸化以及水资源日益匮乏等问题。因此，我们的家庭和谐首先体现在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珍惜，要爱护动植物，有环保意识，节约水资源等，要崇尚科学，让我们的后代也生活在一个生态和谐的环境之中，并做好为之服务的准备。

与人类社会和谐体现在有一个相处和谐的家庭内部互动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等等，和互动关系在家庭之外，包括邻居之间的关系，同学，同事，朋友的市场经济关系等。和家人互动是实现家庭和谐的主要内容。如何形成以夫妻和谐为中心，尊老爱幼为伦理，平等沟通为心灵智慧，融入时代环境为方向的家庭关系是构建和谐家庭的核心内容。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只要家庭和谐幸福，人生就有了归宿，不论做什么工作都会感到精力充沛。要想奏出和谐的家庭乐章，除了需要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丰裕的经济和其他外部条件外，更要靠家庭成员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理解与默契、信任与体谅、习惯与适应、责任与义务。一个家庭，需要所有的家庭成员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共同进步，共创和谐。

三、传统伦理对构建和谐家庭的现代价值

第一，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伦常大道第一伦就是父子有亲。父子关系不是某一个人规定的，它是天然的秩序。目前，家庭代际关系在我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自从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家庭向小型化、核心化趋势转变，独生子女越来越多。随着我国家庭的这些变化，建构新型家庭代际伦理有了现实的可能性。联系传统的伦理与我国的实际国情，我们提倡父慈子孝。传统父子之道可以为家庭稳定和睦提供道义支持；可以激励人们重视道德修养，发挥其社会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从孝敬父母到关爱他人，从和睦家庭到和谐社会，传统的父子伦理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起到促进国家治理的作用，强调要想国治、天下平，前提必须是家齐，而若想家齐，则必须遵循家庭伦理，只有家齐，整个国家才能强盛不衰。

第二，夫妻关系和谐是家庭和谐的核心。众所周知，婚姻关系在家庭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庭和谐必须以夫妻和睦来巩固，因此夫妻关系是一个家庭的核心。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五伦思想之一是“夫妇有别”，即夫妇各有其责，各行其义的意思，也就是为人夫、为人妇应该分别具有的道德要求。我们现代社会应以此为原则来理顺夫妻关系，使夫妻和睦，家庭和谐，乃至社会的和谐。夫妻双方应以德而婚姻，夫要有道义、情义和恩义，妻要相夫教子；夫妻双方要保持互敬互爱，反对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恒”为夫妇之道；“久”为夫妇之义；“去老为乱，纳少为淫，见色忘义，处富贵而失伦谓之逆道”。 夫妇有别，男刚女柔男女各有其职分；夫义妇顺，彼此如朋友，患难与共。夫不应凌抑妻子，妻不应背叛丈夫。今天我们构建和谐家庭，重心学习儒家传统的夫妇伦理，还可以得到很多启示。现代学者蔡元培先生说：“夫妻，这不是骨肉之亲，而生活在一起后，快乐与共，苦共同担，终生不得分离，因此幸福的生活，就是夫妻之间友好相处，夫妻之间相互谦让爱护，否则夫妻之间相处就会很困难，进而家事国事友情都处理不好，这也是一个国家的道德颓废的开始。”

从古至今，中国人一直重视夫妇伦理，从不懈怠。当今国际交往日益密切，国人更应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秉承儒家传统伦理思想的精华，促进夫妻和睦相处，只有夫妻关系和谐了才会使家庭关系稳定，离婚现象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率就会降低，整个社会就会和谐稳定。

第三，长幼关系和谐是家庭和谐的升华。兄友弟恭，长幼有序是中国传统长幼伦理的基本要求。“友”，是对于兄长方面的伦理要求，分而言之就是对于弟小要关心爱护他，要细心教导他，要体贴照顾他，要宽容礼让他，要为他做好模范表率。“悌”，是对于弟幼方面的伦理要求，分而言之就是对于兄长要尊敬顺从。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父母对子女总是无私地奉献，而我们现在孝顺父母则是爱的责任；将来我们也会成为父母，同样会希望我们的子孙对我们孝敬、恭敬，理解我们，懂得爱的奉献和责任，传承和延续爱的品德。

结语：社会上的关系无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要想形成礼敬、尊重的良好关系，就要从家庭道德教育“兄友弟恭”开始培养，就要从兄弟姐妹之间的友爱做起，要做到“兄友弟恭”，兄姐就要发扬风格，主动谦让；弟妹也要顾全大局，尊重兄姐，如果在自己家庭中都做不到不能“兄友弟恭，长幼有序”，在社会上又怎么会敦亲睦邻，为人友善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家庭的今天，发扬中华民族尊长爱幼这一优良传统，对和谐家庭的构建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作者单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管晓静.当今家庭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5（8）.

[2] 闫晓梅.和谐家庭建设与新家庭价值理念的构建[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7（06） .

家庭伦理电视剧 篇10

1《我弥留之际》里人物伦理道德关系

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南方是个理想的神话王国, 种植园和庄园经济以家庭经营为最主要生产方式, 带有一定的封闭性, 隔绝性。因此, 这里的人们尤其注重家庭观念, 家庭是社会的核心, 人们民风淳朴, 接近自然, 生活自给自足, 幸福舒适, 家庭成员之间关系融洽, 其乐融融, 享天伦之乐。然而, 南北双方长久的对峙, 却使这种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彻底的崩溃瓦解, 这在本德伦一家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中的本德伦一家是由父亲安斯, 母亲艾迪、长子卡什、次子达尔, 三子朱厄尔, 小儿子瓦达曼, 再加上女儿杜威德尔构成的一个普通南方贫苦家庭。这是一个爱与理解缺乏的家庭。他们夫妻同床异梦, 兄弟阋于墙, 亲情淡漠。

1.1 夫妻同床异梦慈爱之心荡然无存

安斯作为一家之主, 与妻子生活多年, 在艾迪大限将近, 生命即将终结之时, 非但没有临立床头, 送妻子最后一程, 反而命令自己的儿子, 为了得到三块钱, 拉完最后一车货, 奔赴他乡, 造成母子分离的窘境。他一直盼望着自己家业兴旺起来, 可以有钱给自己配一副假牙, 却在妻子病危之时, 吝啬于诊费, 甘愿妻子忍受病痛的折磨, 也迟迟不愿请医生。当医生皮保迪指责他的自私和吝啬耽误了妻子治病的良机时, 他却借口推托说, “倒不是因为舍不得钱……我只不过老是在这么盘算……她反正是要去的, 不是吗?” (福克纳33) 妻子临死之时, “她的眼光犹如燃油将枯时闪烁的残灯” (37) , 神色并不安详。妻子刚刚入土为安, 尸骨未寒之时, 他就迫切地说, “现在我可以装假牙了” (28) , 还迎娶了一位新的本德伦太太。二十二岁时, 因为一次在烈日下干活犯了病, 于是逢人便说他出了汗便会死, 以此来逃脱承担劳动的义务, 因此他的衬衫上从未有过汗渍。除此之外, 对待子女, 他贪婪, 自私, 懒惰, 冷漠无情。卡什在送葬途中摔断了腿, 他非但没有感到伤心, 关心他, 反而因为卡什不能帮他赚钱而抱怨, 后来还强行拿走了卡什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用来买留声机的钱。在女儿杜威德尔未婚怀有身孕, 情人予其10元钱以备打胎之用应付不时之需时, 身为父亲, 非但没有关心女儿内心的真实感受, 反而罔顾女儿苦苦哀求, 强行“借”走, 还一面哭天抢地, 含冤叫屈, “天底下还有比我更倒霉的人吗?” (118) , 埋怨女儿的不孝。并且, 他蛮横专制, 不经儿子许诺, 强行卖了三儿子朱厄尔心爱的马。

与其相比, 艾迪, 作为家庭女主人, 也一直就像个影子似的人物, 生活在虚无与孤独的梦魇之下, 如同社会的一个“局外人”,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 都如影随形般以一种无形的精神控制驾驭每一个家庭成员。身为人母, 在她身上没有看到旧南方时期的温文尔雅, 贤淑慈爱。她的那种虚无主义和悲观厌世的思想也无不笼罩着整个家庭, 子女们就好似成了“精神的孤儿”:大儿子卡什, 寡言少语, 成天重复着单调乏味的工作, 那就是马不停蹄的为母亲打造棺材;二儿子达尔最后被送进疯人院;三子朱厄尔脾气古怪, 懒惰, 成天东游西逛;女儿杜威德尔与牧师私通, 未婚怀子;小儿子瓦达曼言语混淆, 神志不清, 典型的弱智。为人妻, 她也末有尽到妻子“相夫教子”, “贤内助”的职责。旧南方时代, 女人的本分就是生死都要与丈夫孩子在一起, 对待感情应该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同心同德, 至死不渝。可是, 她在现世中接受了安斯, 心里却饱受巨大的折磨, 不爱自己的丈夫, 认为安斯“仅仅是填补空白的一个影子” (124) , 完全处在她的生活圈子之外, 毫无爱情可言。她坚信父亲的说法, “活在世上的理由仅仅是为了长久的安眠做准备”。 (147) 安斯虽然还活着, 可在她心中已经死了。临终之时, 她留下遗嘱, 要求倾全家之力, 把她的遗体运到30英里外娘家安葬, 于是送葬途中, 几乎全家都被置于水与火的浩劫, 进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当她怀上第一个孩子卡什的时候, 她充满着失落, 恐惧与抱怨, 认为那是结婚的报应。生下第二个孩子达尔之后, 他觉得自己在感情上受到了欺骗, 因此决定要对安斯进行报复, 她报复安斯的方式就是, “让他永远也不知道我在对他采取报复行为”。于是在达尔出生后不久, 要求安斯答应她, 在她死后一定要把她的遗体运回到杰弗生娘家的地方去安葬, 而不愿意和安斯的家族葬在一起, 这严重违反了世俗的纲理伦常。在无边的孤寂当中, 对待言语, 她认为, “话语是最没有价值的”, “生活是可怕的”, (148) 百无聊赖之下, 她与惠特菲尔德牧师产生私情, 生下了朱厄尔作为对安斯的报应, 后来又给了安斯杜威.德尔来抵消朱厄尔, 还有瓦达曼, 用来补偿她从她那里夺走的那个孩子。美国南方向来重视女性的贞操问题, 艾迪的行为是对安斯感情不专的突出表现。

1.2 亲情淡漠子女阋于墙

作为子女, “朱厄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本德伦, 他总是挖空心思的盘算怎样花最小的力气得到一件东西, 虽然一直受到母亲的疼爱, 却绝不会因为要和母亲吻别而丧失赚三块钱外块的机会” (16)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尸体越来越臭, 招来越来越多天上的秃鹰, 达尔于是纵火烧仓, 企图烧毁母亲的棺材, 他说“我无法爱我的母亲, 因为我没有母亲, 朱厄尔的母亲是一匹马” (78) 。朱厄尔和瓦达曼甚至把马和鱼当作自己的母亲。杜威德尔却希望母亲早点死去, 借送葬为由就可达成自己堕胎的愿望。瓦达曼一直以来, 盼着去杰弗生镇, 实则为得到橱窗里的玩具小火车。在他们身上缺乏正常家庭里那种兄弟姐妹之谊。火烧谷仓之后, 妹妹杜威德尔最先向人告密是达尔放的火, 本德伦一家为了免遭牢狱之灾和躲避赔偿财产损失, 一致决定把达尔送进疯人院。安斯同别人一道把达尔推到在地;弟弟朱厄尔把他按倒在地破口大骂“杀死他, 杀死这个狗娘养的” (172) ;杜威德尔生怕自己的秘密泄露, 在抓达尔时, 在别人还没有动手时就“像只野猫似的朝达尔扑去, 对他又是抓又是撕” (173) 。被抓之后, 达尔的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 甚至不清楚自己是谁, 到底存不存在。

因此, 福克纳在本部小说之中, 描绘了一个父不慈子不孝, 兄不友弟不恭, 夫不义妇不顺, 亲情疏离, 彼此猜忌, 温暖缺乏的荒原家庭。在这个家庭之中, 每个成员都狭隘地蜷缩在自己的情感角落, 拘泥于一己私欲之中, 生活空虚, 没有信仰, 默默在苦熬。然而在此背后, 却暗藏着深层次的的伦理原因, 这也为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角度解读此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家庭伦理悲剧成因

聂珍钊教授认为, “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 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文学作品就是通过对人如何进行自我选择的描写, 解决人的身份的问题。关于伦理身份, 其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与生俱来的, 如血缘所决定的血亲的身份。一种是后天获取的, 如丈夫和妻子的身份。伦理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存在的标识, 并需要承担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福克纳曾说, “每个人都属予一个家庭, 必须担负起这个家庭的责任”。在本德伦一家人身上, 家庭关系却出现严重的疏离, 道德伦理出现严重的缺失。无论是夫妻, 父母子女, 还是亲兄弟姐妹之间都仅仅把目光局限于自己的小世界里, 彼此缺乏情感上真正亲密无间的交流与沟通。安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 也没尽到一个好父亲的职责。艾迪也不是一个体贴的妻子和温柔可敬的母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之下, 亲情与温暖几近分崩离析。他们的生活都是默默在苦熬。所有这一切悲剧的根源在于, 家庭成员未能互信互爱, 放弃了自己的伦理身份, 没能很好的分工配合, 履行好自己的伦理责任与义务, 从而造成了正常家庭伦理秩序的混乱。

然而, 聂珍钊教授还强调要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 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去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卡车上运载的本德伦一家其实就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 家庭的社会本质属性决定了它一定会受到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南方战败后, 虚无主义思想滋生蔓延, 再加上传统的妇道观和清教主义的传统, 使妇女的身心受到很大的毒害和摧残, 男方是一个父权制文化观念占统治地位的世界, 妇女不过是处在“第二性”, 从属的地位, 是男权世界的局外人, 饱受灵与肉的摧残。这在艾迪的婚外情, 再加上女儿杜威德尔的未婚怀子两事上得到很好的体现。她们的行为在当时为世人嗤之以鼻, 而她们自身也不断饱受来自于内心的拷问、煎熬与折磨。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艾迪的死其实就是传统价值观的消亡, 也是对整个家庭控制力的消失。

3 结束语

综上所诉, 《我弥留之际》是一部南方没落时期的家庭伦理悲剧, 既是时代悲哀的产物, 也是家庭成员在时代变迁大环境下未能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履行好应有的伦理责任与义务的结果。福克纳“对美国南方社会、对南方的生活方式及其传统的价值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怀着深厚的感情” (肖明翰232) 。因此, 通过描写本德伦一家人的悲剧, 传达了福克纳本人对美国南方传统生活方式和伦理价值观的解体与没落失望无奈的情怀, 同时也深刻揭露内战给人们带来的无比巨大的精神创痛, 和战后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所面临的深刻地生存危机和道德困境。他们一直在苦熬。这也充分体现了福克纳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和对逝去的美国传统文化无限的哀思和眷恋, 那是昔日最古老的荣耀。

摘要：《我弥留之际》是福克纳“神品妙构”和独具魅力的小说之一, 也是一部现代家庭伦理悲剧。该文拟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入手, 着力从伦理选择, 伦理身份, 伦理责任与义务, 等方面来挖掘造成本德伦一家悲剧的根源, 进而来探寻南北内战后, 在社会转型新旧文化冲突的大背景环境下, 福克纳本人的伦理道德期望。

关键词：伦理悲剧,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责任与义务,伦理道德期望

参考文献

[1] (美) 福克纳.我弥留之际[M].李文俊,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