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伦理（精选五篇）
乡村伦理 篇1
一. 走向颓废的乡村道德伦理
“在作品《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中, 作者对改革开放持有赞扬的态度, 主张改革的道路虽然艰难曲折但前途很光明, 不过在赞赏的另一面, 作者对改革而生的种种弊病也提出怀疑和思考”[2], 例如在小说《怀念狼》中揭示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一定要正确的处理好经济、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秦腔》中作者把以前对弊病的怀疑变成了现实,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写了许多关于家长里短的乡村日常生活, 作者通过这些“鸡零狗碎”的故乡情事透射出变化不息的时代, 给乡村传统道德伦理带来的巨大冲击。曾国藩在《家训》中认为, 孝悌乃家和之方, “家和则福生, 若一家之中, 兄有言而弟无不从, 弟有请而兄无不应, 和气蒸蒸而不兴者未之有也;反之而无不败者, 亦未之有也”。[3]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 曾国藩兴家治家的理念在于一个“孝”字, 怎样尽到“孝呢”?在物质上提供关怀外, 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给予真诚的关怀, 真真正正的使父母的心情得以愉悦;怎样做到“悌”呢?曾国藩对它也有独到的见解, 认为不能仅仅停留于“兄友弟恭”、“爱之欲其富, 亲之欲其贵”[4]上, 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要德业相劝, 过失相规, 这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伦理道德不仅在封建社会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而且也是我们今天中华民族得以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美德, 然而在贾平凹的《秦腔》中这种美德却犹如瓷瓶一样被摔得粉碎。
在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夏氏长辈中, 传统道德文化精神非常明显。在作品中, 夏天仁已经去世。他为了母亲在大病时赶快得以痊愈, 跪在地上祈祷苍天, 愿意把自己的寿命减去十年给患病的母亲, 结果苍天应验, 天仁的母亲存活下来, 自己却过早的离开了人世。这种至孝的道德行为如同其名,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后辈是怎么尽孝的呢?君亭的父亲去世后, 他很长时间不去父亲的坟上看一看, 更不用说父亲的坟被老鼠掏了个深洞, 遇到下雨天就直往坟里灌水, 最后, 还是几个叔修理了坟穴。
夏天义是村里的老干部, 在村里颇有威信, 可是在家却要忍气吞声, 五个儿媳妇常常在赡养老人的问题上发生口角, 连在怎样处理老人的丧事上都力争三分毫不谦让, 生怕自己吃亏。夏天义为淤“七里沟”, 五个儿子和妯娌之间首先考虑的不是应怎样减轻父亲的重担问题, 而是在考虑自己的面子问题。
夏天智得绝症而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来自于生理的原因, 而是来自于心理。夏风与白雪婚姻关系的破裂早已使夏天智积怨成疾, 夏风在年三十不顾一切的离家出走, 这种不孝行为使夏天智的脸面很是过意不去, 使他的身心遭到极大的重创, 加速了他走向死亡的速度。
兄弟之间的感情更是丑陋不堪。“金、玉、满、堂”和“瞎瞎”这五个兄弟之间为了一点点自身利益就怨声不止, 特别是在给老人摊派粮食上那是斤斤计较, 何有“兄友弟恭”之德。而长辈夏天智为了兄弟们的身体健康, 深夜到两位哥哥住宅旁埋下“大力丸”以此来保佑他们能活的更长久。一反一正, 我们由此可以很清晰的看出道德在两代人身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
传统的婚姻美德在现代化生活方式追求中被击垮。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在庆玉身上, 他置传统婚姻美德于不顾, 为了自己的一时快感, 竟然把自己的身份和家族的尊严抛诸脑后与黑娥乱搞在一起。庆玉置公德于不顾, 抛开菊娃与亲生女儿的感情公然地与黑娥结为夫妻;三踅在村里蛮横、霸道, 依靠自己是砖窑老板的身份霸占了白娥, 还不知天高地厚, 恬不知耻的在众人面前公开狡辩, 说“自己的老婆是块荒地, 光播种不收获, 我这是借地播种”;白娥也不知羞耻, 不知道什么是女人的贞洁, 她成全了三踅又接着勾引引生;雷庆和梅花夫妻俩视钱如命、爱贪小便宜, 终因贪污票款而被公司开除;羊娃在城里打工挣不到钱, 公然抢劫, 还杀人灭口, 最终难逃法网;夏雨和金莲的侄女放纵不羁的恋爱;陈星和翠翠在夏天智丧事期间无视丧事礼节偷空“干事”, 事后翠翠和陈星张口要钱, 青年人的恋爱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
二.对乡村道德伦理的反思
清风街原来的纯洁朴素的道德伦理在追求个人利益的价值观中已颓败不堪。传统优良的家长制度在青年人的眼中如同空气一样对他们已失去了约束力。兄弟之间情谊淡薄, 大家庭分化, 小家庭脆弱, 亲情疏远, 离婚率加剧, 保守了几千年的贞节、诚信、孝道、仁慈等道德伦理观念在现代的开放意识的袭击下处于风雨飘摇中。作者以“仁义礼智”为夏家四兄弟的名字, 细观全文, 这四人代表了一种传统伦理道德, 然而在作者的笔下, 夏天义过早的去世, 夏天义的不得善终, 夏天礼的暴死, 夏天智的重病而死, 在这些巧妙的处理中暗示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的社会转型中的溃败。同时作者以无比强烈的责任感痛斥了为了当前的经济利益而昧着良心赚钱的人, 刻画了其丑陋的嘴脸, 特别是对肉欲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作者在家乡中出生又在乡土中长大, 多年的乡土养育之情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然而, 中国农村的凋敝以及由他而生发的传统伦理道德的衰落, 在作品中和作品外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这使他感到无比的疼痛和凄凉。他何以表达?他只能怀着矛盾的心里淌着苦涩的汗水用混浊的血泪写成了这部作品《秦腔》, 以表达自己对乡土忘却的回忆。
贾平凹在《秦腔》后记写到, 改革开放“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 ……可农村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 国家的注意力转到了城市, ……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 旧的东西稀里哗啦的没了, 像泼出去的水, 新的东西迟迟没来, 来了也抓不住, 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的吹, 农民是一群鸡, 羽毛翻皱, 脚步趔趄, 无所适从, 他们无法守住土地, 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 虽然他们是生命, 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那儿都是难活”[5], 农民在农村改革和现代化改造中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破坏, 根本原因在于自我欲望的满足和自我为中心利益的保护、自私自利的文化观念破坏了乡土本真的一切, 挽歌继续唱下去吗?乡土怎样拯救, 作者把现象客观呈现给人们, 以启发对乡土关怀和支持的人的思考和探索。
摘要：贾平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乡土作家, 他的作品主要阐述了自己对商州故土的浓郁情结, 这些作品主要通过作者独到的见解和深刻地笔触鲜明地反映了社会变革下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而今, 作者贾平凹把叙事的视角放到自己的村落, 写出了一部新作——《秦腔》, 在这部小说中, 作者秉着凄凉、无奈的情感对处于变革时期下的乡土——清风街进行了独到的叙述, 特别是对转型下的乡村伦理道德的裂变, 以此表达了作者对乡土问题的思考和关注。
关键词：贾平凹,秦腔,乡村,道德伦理,挽歌
参考文献
[1]贾平凹.秦腔·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5版, 第563页。
[2]李莉.乡村现代化遭遇的困惑——来自《秦腔》的报告[R].海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 第5期。
[3]曾国藩.曾国藩治家全书[M].长沙:岳麓书社, 1997版, 第239页。
[4]戴素芳.论曾国藩家训伦理的思考和现代意义[J].伦理学研究, 2003年, 第5期。
潦寒乡村伦理小说系列之——赌咒 篇2
“要钱哩！”梅子冷冷地说。
“要啥钱哩！”小秋像电击了一样，惊觉地说。
“啥钱，去年你们家买车借的钱，还没有还完呢！”
“怎么没有还完，去年年底俺家的猪卖了，我让家邦给你们送去了。怎么着，还要？”小秋说完，用眼斜瞪着家邦。家邦一脸的窘迫，顿时不自在起来。
“啥时候还了？没有还呀！年底没有见你们还！”梅子有些不知所措。
“家邦，咱卖了猪，我不是让你把钱还他们了吗？”小秋感觉像挨了一棍，追问家邦。
“噢，是！我好像记得是还了。”家邦瞅了瞅盛气凌人的小秋，赶紧又去瞅梅子。
“还了，我怎么不知道，也没有听山河说过。”梅子看了看家邦，又瞅了瞅小秋那张脸，厌恶地说。
“家邦，你到底还了没有，我可是亲手把钱给你的。”小秋双眼盯着家邦，像审犯人一样。
“噢，噢，是呀！我还他们了，我还他们了。”家邦有些慌乱，说着扭起身子想走。
“你干什么去。一个大男人怕一个女人。你到底还了没有？”小秋说着想上前拉家邦，看家邦不动了，自己也停了下来。“我就说是还了吧，你还来要！”小秋说完，故意把嘴角向上翘了翘。
“家邦哥，你什么时候还了，我咋不知道？”梅子盯着家邦，脸开始涨红。
“还了，我还给山河了。他还推辞了好一阵子。我还给他说，亲兄弟，明算账，下次，我有什么事还找你们借。”家邦尴尬着说时，还故意朝梅子眨了眨眼。
“我说是吧，俺家才不会赖你们那几百块钱呢，不像有些人，不怀好意。”小秋说完，特意冷笑了两声。
“还了，好！”梅子气得说不出话来，掏出手机拨号。响了两下，手机那端响起山河的声音。“山河，家邦哥借咱的钱，还完了没有？”梅子说时，故意声音提得高高的。
“没有吧，我印象中没有。”电话中有些嘈杂，仍能听清。“那，他怎么说还过了。”梅子大声问。“胡扯哩吧，还没有还咱俩会不知道？”山河本想再说什么，电话里嘈杂声越来越大。梅子把电话挂了。
“什么家邦哥，你是干什么的我还不清楚。”小秋没有听清楚山河在手机里说的什么，故意奚落梅子。
“我是干什么的也不像有些人，赖账，八百块钱没还，硬说还了。”梅子断定家邦没还，狠狠地甩出了这句话。
“你说谁赖账？我不知道你俩干什么哩！山河不在家，你让俺家家邦今天帮你抬麦袋子，明天帮你修药桶，你为啥老是趁我不在时找他，你以为我不清楚？”小秋上次因为这事和梅子吵架时，被家邦强行拉回去了。这次，终于找着机会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们欠钱不还，还骂人！”梅子像被人扇了一耳光，气得有些结巴。
“谁骂你了？谁做什么了谁心里清楚，老天爷在看着呢！”小秋拍着大腿，开始发飚了。
“你是干啥哩，又抽什么风？”家邦看小秋那撒泼样，急忙上前拉她。
“谁欠钱不还，老天爷看着哩！谁说亏话，老天爷也看着哩！”梅子看着小秋那撒泼的悍相，开始猛烈地反击了。
“你拉我干啥？你到底还了没有？还了，为什么人家还撵着屁股要？”小秋说着，张开大嘴号啕起来。
“还了！我要是没有还，出门让汽车轧死！”家邦看小秋哭了起来，慌神了，指了指眼前的车子，赌咒说。
“听见了没有？我们是赖你几百块钱的人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啥哩！”小秋听完安邦赌的咒，扯起嗓子大喊大叫起来，惹得半条街都听得见。
“你们要还了，我污赖你们没有还，出门让俺一家三口都被车轧死！”梅子瞅着出来看热闹的街坊邻居，再也忍不住了。
“呸！赌咒不灵，放屁不疼，我不知道你是干啥哩？谁不知道你，有名的破鞋！”小秋一边挣脱安邦，一边扯着嗓子喊……
第二天中午，梅子扎了一个写着“欠钱不还非说还，赌咒灵验人死完”的草人，挂在大街的歪脖子柳树上往上浇热水时，安邦已经去城里了……
刚从车站出来，路过顺河路小学，安邦正迟疑是不是先给山河打个电话时，一辆白色的帕萨特轿车发疯了一样呼啸而来，一个穿遛冰鞋的小孩子顿时吓傻了。来不及多想，安邦一个箭步把吓傻的小孩子猛推到了路边，自己却被撞个正着，手机摔出去五六十米远……
“见义勇为”的典型，追授为“共产党员”。市领导批示要对安邦舍身救人的事迹好好宣传一下。记者到村里了解情况时，正碰上疯疯癫癫的小秋。“明明是还钱了，怎么还是把安邦给撞死了。老天爷，你要是长有眼，那么多坏人咋不撞死哩？老天爷，你要是长有眼，那么多坏人咋不撞死哩？”
乡村伦理 篇3
一、父子、夫妻:家庭伦理道德的失序
家庭伦理这一概念涵盖两个方面, 第一是以家长与子女的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宗代问题;第二是性的问题, 家庭是由男女两性结合而建立的, 在这里表示肉体方面的“性”和表示精神方面的“爱”这二者关系的重要性。
在肖卫国与肖宗耀这对父子关系上, 欲望和“父法”的纠葛成为了故事的叙事起点, 故事开篇就为我们描述了肖宗耀唐突地请假回家, 面对父亲时的冰冷的态度引发了人们对于他们父子关系的好奇, 而在后续的故事中, 导演透过肖卫国和别人喝酒的聊天告诉观众, 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肖卫国“父权”的控制力断送了肖宗耀“城市憧憬者”的前途, 将他安排到离家不远的地方工作。“父法”的严苛加上父亲的社会地位, 让肖宗耀在得知女朋友怀孕时, 无法理智地处理, 这也是导致肖宗耀在误杀白虎后一心想要远走的动机。
在家庭男女关系上, 丽琴的感情生活在电影中被描述得最为详尽。陈自立因为在外挣钱有道, 加上农村中“夫权”的地位, 让虽然残疾的他对妻子进行频繁的家暴并毫无羞耻心地搞外遇。男性群体之所以将权利凌驾于女性群体之上,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矛头指向资本主义, 认为男性统治女性是资本统治劳动者的结果。①习惯于依附于男人的丽琴, 在丈夫身上找不到依托, 所以和婚前有感情的王宝山产生了不正当的关系。更可悲的是, 当陈自立“死”后, 家中没了男丁的丽琴变得身单力薄, 只能依靠向她示好的大壮给陈自立操持后事。在农村男性独有的“夫权”控制力和处于被动地位的农村女性, 让原本独立的个体在生活上无法独立, 不得不寻求可能的依靠, 因而造成家庭伦理道德沦丧。
二、村长、村民:阶层身份下道德伦理的反思
纵观影片, 不难发现在农村这个小社会中也存在有明显的阶层身份的不同, 掌握权力的村长肖卫国、拥有钱财的陈自立以及无权无财的底层农民, 导演用符号性语言建构了一个农村社会, 他们的阶层差别透露出导演对农村道德伦理的反思。家中一排排的勋章、放在丝绒盒子里的奖章, 都象征着肖卫国这位退伍老兵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而不贪财、一直为村民做实事的好名声, 更让肖卫国稳坐村长的位置而享有了权力。然而目睹了儿子无意中杀人的肖卫国, 开始利用自己的权力为儿子掩盖事实, 面对闭塞的乡村, 肖卫国村长的身份让他拥有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 当棺材又被从黄欢家送回去的时候, 副手问肖卫国是不是要报警, 肖卫国的拒绝容不得一点怀疑。法律的缺失让基层政权异化, 导致罪恶的蔓延, 村民对村长的依赖, 让肖卫国一次次地逃开法律的制裁。
白虎在街上看到的陈自立厚实的钱包以及黄欢家装饰齐全的屋子、干净敞亮的院子, 这些都是陈自立财富的象征。以男性为劳动主力的乡村, 金钱的持有必然让男人在家中的地位高于妻子, 然而金钱致富的同时, 带来的也是家暴和淫欲。农村封闭的旧传统让女性失去了自由, 金钱虽提高了生活质量, 却也扩大了人心中的欲望, 违背了道德伦理。
而影片中白虎的哥哥白国庆和她的妻子就是最底层农民的象征, 破旧的土坯房、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要债的几经翻腾也找不出一点值钱的东西。面对白虎的欠债, 无计可施的白国庆利用村中无人认领的尸骨假装弟弟已死从而换来安宁。最底层农民穷困而卑微的形象在白国庆的身上显而易见, 他们不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 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 生存就是他们活着的唯一目的。
三、结语
家庭伦理的失序和社会伦理道德的混乱, 让原本表面平和的村庄深陷迷雾。在远离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小山村, 无法主宰自己生命的村民在面对生死时, 更多的是妥协而不是反抗, 物质匮乏下灵魂的萎缩, 让人们渐渐失去了抱负。《心迷宫》叙事的精彩也无法隐藏故事内里对现存乡村伦理的批判, 而我们也从影片中领会到导演意在引导观众关注、反思农村现状的良苦用心。
注释
乡村伦理 篇4
“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小说家和现实结缘之后的虚构创造。”[1]在《桥溪庄》中,作家将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有机结合,艺术地再现了工业化的发展致使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黔北农村遭受到毁灭性污染,村民身心健康遭受破坏的生存现状。这篇生态道德小说被评价为是一部当代农村的苦难寓言,具有很强的警世意味。“桥溪庄这地方最富有的就是灰尘了。每天,厂那两根巨大的烟囱把如巨蟒般的黑烟送上天空,把半边天空熏黑了不说,还永不休止地漫撒灰尘。桥溪庄刚长出的草芽,还没看清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样哩,就让灰尘把眼活活盖住了。”桥溪庄是一个省道旁边的移民村庄,几十户村民为了到公路边的水泥厂打工挣钱而迁移到那里。由于水泥厂对自然环境的长期污染,各种怪现象在桥溪庄接连出现:“六年前,桥溪庄开始了它不下雪的历史。桥溪庄人看着雪花在自己眼睛前飘啊飘啊,却总不飘到桥溪庄来。也就是从那时起,桥溪庄的雨也渐渐地少了,开始还下些小雨,后来连小雨也少了。”而且人们还惊恐地发现,男人患上不育症,女人怀的是气胎。大家认为这些奇怪现象的出现是由于神灵的惩罚,于是凑钱修庙塑观音菩萨像,但这并未奏效,悲剧继续在桥溪庄上演,村民陷入一种由生育危机带来的恐慌与焦虑中。此外,空中的废气,地上的垃圾,河里的污染物等也都在逐渐侵蚀着人们原本健康的身体。水泥厂表面上给贫困的村民带来了物质收入和现代交通,实则不仅使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而且给他们造成了不幸的生理缺陷和巨大的精神痛苦。
在生存需求与情感需求无法满足的情况下,桥溪庄人们在生理、心理和行为上都发生了强烈的异化。雪果因为恋人雪朵的离去和死亡而癫狂,妻子田妮因忍受不了他的粗野蹂躏离家逃跑,更致使他精神彻底崩溃,甚至心理变态强暴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并因此被父亲李作民剁掉一只脚掌。接着,母亲喝敌敌畏自杀,妹妹雪豆也疯癫失踪……王华在谈到《桥溪庄》的创作时提及,这种毁灭性的家庭伦理悲剧其实是有生活原型的。
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家园》表现了在现代城市文明冲击下的家园失落与心灵隐痛。自愿赴死成为干尸 “曹操”的依那,原本是黑沙钢铁厂的老工人陈卫国。因为被工厂“双解”(解除合同解除工龄),为争取权益,他和其他工友一起静坐示威,后来又与总公司的保安队发生冲突, 引起双方伤亡。惹上人命案子,儿子与之断绝父子关系,又被医生告知已到癌症晚期的陈卫国,“心如死灰地走向一个自以为是通向死亡的地方”,却在无意中来到了一个叫安沙的村庄。安沙庄空气清新,山清水秀,民风淳朴,如同人间天堂,“连死亡都那么有诗意”。陈卫国“学会了安沙的语言, 还学会了划竹船”,以依那这个名字开始了一种安宁祥和、 返璞归真的新生活。在小说中,陈卫国身患绝症隐喻了现代人类的心灵危机和现代城市的灾难命运,而安沙庄让他“原本被判了死刑的生命奇迹般茂盛起来”,则象征着人在回归到自然本真后的一种重生。
当因为修水电站而要整体搬迁,安沙人在黑沙人的诱惑下离开家乡,前往一个“没有竹林,没有水湾,也没有河滩, 房子是水泥和砖块砌成的,很潮湿……”的地方。在冰河庄, 他们被迫去接受和一种和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由最初的好奇向往到随后的惶惑不安,他们渴望重回自己的家园, 可是那座美丽的村庄已经沉在了水底。安沙人已经无家可归,曾经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和谐相处只能成为他们心中美好的回忆。
莫言曾经说,“一个有良心、有抱负的作家,他应该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进行写作,为人类的前途焦虑或是担忧。他苦苦思索的应该是人类的命运,只有这样的写作才是有价值的。”[2]随着城市工业化的日益发展,农民因为工厂的占用失去了土地,开始进城谋求生计。他们没有明确的身份归属, 既无法回头去过当初乡村的简单生活,又难以在繁华的城市中站稳脚跟。他们无论选择进城打工还是迁移到其他地方, 都终将被家园所遗弃,身体无处栖息,灵魂无所皈依。作者充分揭示了这些“边缘人群”在生存空间迁徙后处于无根处境的失落与茫然心态,促使我们作出思考与质询,即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否要以人与自然的失衡、心灵家园的失落为代价?如何化解现代文明的伴生问题?在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底层人物应该作出怎样的生存选择?
《傩赐》写的是极度贫困的傩赐庄“一妻多夫”的奇特婚俗。外乡女子秋秋,虽然腿有残疾却美丽动人,自私的兄长为了自己成亲把她卖给了傩赐庄。秋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老二雾冬生活了一个月后,才发现自己是岩影、雾冬和蓝桐三兄弟共同凑钱娶进门的。虽然三兄弟都爱她,但她爱的是老三蓝桐,讨厌大哥岩影。在回到娘家求助未能得到哥哥的帮助后,秋秋决定去告傩赐庄的人。最后的结果是由村长陈风水做主,让秋秋只跟雾冬和蓝桐两个生活,岩影凑的彩礼份子钱由二人负责归还。为了过上正常的生活,秋秋和蓝桐拼命赚钱来还债,她甚至在怀孕后还偷偷去煤矿挖煤,终于导致流产。在筹划和蓝桐逃跑时她又发现自己怀上了雾冬的孩子,经过痛苦的挣扎,秋秋选择“跟我的娃的爸过一辈子”,永远地留在傩赐。不幸的是,雾冬去挖煤还钱又造成了半身瘫痪,大哥岩影默默照顾雾冬一家人,放弃了要回份子钱。当蓝桐从山外赚钱回乡后,秋秋宣布自己将和雾冬、 岩影一起生活,因为她知道蓝桐的心“并不属于这里”。当蓝桐准备再次离开时,村长陈风水领着“一片高高矮矮的娃娃”下跪请求蓝桐留下,是走还是留,作者没有让蓝桐作出明确决定,小说就此结束,却引人深思。
傩赐是一个偏远贫困的地方,傩赐人养不起牛,娶不起媳妇。在蓝桐心中,自从体会到自己“作为一个山野穷人的轻贱,自卑就深深植进我的骨髓,美丽女人就成了天上的云朵,离我那么遥远”。傩赐人的共妻习俗是因为贫穷,几兄弟才能凑齐彩礼钱。秋秋进门后,蓝桐隐约看到了未来的模样:“那就是像我爸或者像高山叔他们那样,一辈子守在傩赐这个地方,和自己的兄弟共同守着一个女人,度一段奇形的人生。”因为秋秋,三兄弟互相猜忌、敌视、争夺、斗殴,对他们来说,“面前的这个猎物,是三个人的”,但他们又都想据为己有,三兄弟为了秋秋而反目。鲁迅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我们看到,在傩赐这个地方,亲情、爱情,甚至连做人的尊严都在生存的困境中难以保全,人性在极度的贫困下产生扭曲,手足之情也在共妻的习俗下被破坏;秋秋则感到荒唐、羞耻,极力抗拒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样的社会悲剧并非虚构,作者曾表示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正安县的一个偏僻村庄,这个村庄因为很贫穷,留下了几百个光棍,写作《傩赐》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去关注这样一个群体”,了解他们的苦难与不幸。
《花河》以上世纪的时代风云为背景,刻画了花河岸边形形色色人物的命运与相互关系,展现了社会变革下黔北乡村的历史画卷。一场突如其来的“鱼鳅症”使白芍和红杏失去父母,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十三岁的姐姐白芍心机过人, 为了和妹妹能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她没有按佃农父母在世时的安排嫁给佃户王虫,而是谋划把自己嫁给一个“一直被她们称为王土爷的地主”,成为他的“二婆子”。为此她将庄稼全卖了,以人身还债的方式带着妹妹红杏到王土家干活抵租,想方设法引诱王土,最终达到当他小老婆的目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中,白芍却因为地主婆的身份成为专政对象。在新的生存危机下,白芍重新审视了当年被她拒绝的贫农,现在的民兵队长王虫,又处心积虑地嫁给他,为自己找到新的保护伞。她“理智地”认为自己“10多年前选择王土是对的,现在选择王虫也是对的。”小说在政治运动的大背景下,表现人在绝境中的趋利避害,表现了真实的人性异化过程。白芍对妹妹从保护、防备到陷害,对王虫从嫌弃到讨好、顺从,她身上的自私冷酷、精于算计,都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
在《花河》中,还写到了地主王土想要和自己家佃户的哪一个小媳妇睡觉就睡觉,只要在事后写上一个免去一季租子的白条即可。而佃户们的女人则为了免租出卖自己的身体,并表现出一种坦然。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当衣食难以保障时,道德感、羞耻心就无足轻重了, 人性的扭曲其实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自然环境的恶劣,物质生活上的匮乏,文化的落后封闭, 城市文明的冲击,种种现状使农村苦难深重。作家不动声色地向我们展现了那些焦灼的心灵、负重的感情、扭曲的人性, 使我们感受到一种让人窒息的震撼,对历史进行反思,对社会现实产生忧患意识。
乡村伦理 篇5
一、社会伦理中的乡间田野想象
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缓慢,甚至直到现代中国大部分地方还保留了较为纯粹的乡村社会结构,吴越地带也不例外。 乡村社会结构模态使吴越民间普遍注重乡族情谊,讲究忠孝节义、知恩图报等传统伦理。郁达夫生长于江南农村,乡村的伦理文化给他留下根深蒂固的印象,吴越文化的伦理观念成为他观察社会的出发点。郁达夫青年时期游历现代都市,体验了乡村与都市的双重文化变奏。然而在以都市为背景的小说中,都市伦理却被他用作乡村伦理的反面,以乡村伦理的淳朴反衬都市的丑陋。郁达夫无意于像沈从文一样热衷于两种文化的对比,他这么做无非想表明吴越乡民对乡村伦理毫无理由的固守姿态。
《微雪的早晨》描写了乡土风习浸染下的社会伦理。史家屯村庄读书人很少,村里人非常尊敬朱君的勤俭尚学。先生鼓励他继续求学,陈家老头儿也慷慨资助。乡民以朴素同一的价值取向、情感模式守护民间文化理想,营造出全乡亲如一家的伦理世界。乡野之民的淳朴伦理观念与乡情弥漫的乡村民间文化形态激荡互生,土生土长的人们沐浴田野之风, 自动生成内心的道德情感体系以规约伦理价值取向。显然郁达夫颇为欣赏乡村社会不计私利、重情重义的民间文化生态,正是这种乡间情感纽带让他觉得温情脉脉。与乡土社会超越群体结构的同一道德规范相比,异质人口杂居的都市社会“规范结构的异质性和分离性,造成没有一个单一的监督和控制行为的道德秩序”[1],伦理联系缺失使人们隔膜疏远甚至对立。《在寒风里》主人公便经受了此遭遇。“我”从乡村来到上海,脱离乡土社会之后“我”感到孤立无援,在都市的大环境中遭人冷落猜忌,被诬为宵小之徒。都市社会不讲情义, 按权力等级安排成员在身份社会中的阶位,上层阶级操纵权柄肆意重构社会秩序,社会暴力之下伦理秩序与合理结构解体,导致伦理价值失范。从乡间出来的读书人在上海这样的都市社会中势必处于底层,以往靠人情获得的无条件支持便不复存在。
自然,小村庄里也有上下尊卑的阶层之分,处于社会底层的往往是下人奴仆。与都市社会不同,乡村社会等级森严的主仆关系被披上忠孝节义的外衣,恶主刁奴的现象被义仆孝奴的形象所取代,生动折射出民间的伦理价值观念。《在寒风里》描绘了乡土中国的旧式大家庭,刻画了乡土社会的伦理面貌,其中义仆这一特殊的伦理主体凝聚了乡民情怀,展现了乡土民间的道德风貌。族里房长使坏,长生便为“我”抱不平并去信相告,对主人尽忠。为“我”父亲的死,长生在空屋守孝两月;为“我”祖母送葬,长生哭送了好几里路,长生所作所为堪称孝仆的典范。长生与小主人胜似兄弟的伦理情谊超越了阶级局限,是乡村社会伦理的曲折反映。他缩衣节食赠钱予“我”,待“我”如亲生兄弟,贵义贱利,高风亮节。乡里多称扬他对东家尽心竭力的好处,长生所为呼应百姓心声,成为乡村民间精神的履践者。
忠仆义奴的知恩图报源于乡间世俗的报恩文化,而报恩行为的思想圭臬在于是非善恶与忠孝节义等伦理规范中,报恩是民间社会伦理实现的重要途径。于父母长辈,报恩即行孝尽善;于相交同道,报恩即酬恩知遇;于偶然滴水之恩,报恩是行善积德的众生福泽。吴越民间关于报恩的故事多有传诵,西湖民间传说白娘子为报恩永镇雷峰塔的红尘往事使报恩有了超越三界的先例。郁达夫游诸暨刘龙坪时,便记下了晋时刘龙子钓于五泄化龙飞去,而于每年清明归来为母扫墓的传说。可见吴越民间的报恩文化已内化于作者意识之中。
乡村社会阶级观、道德观在古朴淳厚的乡情乡风中美化,显现出合乎人情恩义的伦理内涵,乡土社会知恩图报的伦理氛围熏陶渲染着乡民,积淀于乡民的文化心理结构,这一影响甚至延续到了都市之中。即使在沪上,《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与乡下来的陈二妹也彼此安慰亲如兄妹,沉潜于心的伦理道德涌现,都市中俨然出现了一个小乡间社会。
至于杭州这样一个古朴的都城,其社会形态不是作为现代化的都市而言,郁达夫侧重表现其乡村形态,使其在作品中成为与都市对立的大的乡村。为了突显乡野性,故事往往安排在荒山野岭,立足乡土民间立场,伦理视野聚焦在奇闻异事多发的场所。《十三夜》中化外之地上演了一出酬恩知遇的旧戏。明天启间,西湖名妓杨云友以诗书画三绝名噪于西泠,因深受画家董其昌的知遇之恩,死后其情不泯,穿越时空与现代青年画家陈君结下梦幻缥缈的二度姻缘。荒岭古寺旁一场托于报恩的热恋自由大胆任情任性,暗合了蛮荒之域的原始气息。
在郁达夫看来罪孽滋生的土壤并非发育于荒山,都市才是孕育邪恶的温床,都市社会的魔爪伸入荒野,城郊惨剧背后潜藏的是都市社会的罪恶。都市社会人们彼此之间缺乏联系,“社会解组的程度愈高,越轨行为就愈多”[2],伦理道德溃败成为必然。葛岭下智果寺旁的人性惨剧与上海霞飞路小洋房的人伦闹剧如出一辙。《秋河》中政治家庭秩序上的逾矩越轨构成伦理失控的现实图景。文弱女学生被督军强取豪夺满怀冤屈一心复仇,妇德与贞节等伦理禁忌在都市社会的残酷法则中瓦解,邪恶势力破坏了正常的伦理生态,公理缺失是乱伦的罪魁,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折射出都市社会人性异化伦理失常的现实惨象。
邪恶势力等外来威胁渐渐侵犯破坏乡间田野的伦理生态,伦理主体对伦理道德的遵循在邪恶势力的发酵中不期然酿成惨剧。郁达夫在《皋亭山》中记载吴越杭城皋亭山的传说,“金人来侵,村民避难入山,向晚大家回村去宿,独倪夫人怕被奸污,留居山上,夜间为毒蛇咬死,人悯其贞,故立庙祀之。”国土入侵乡土遭戮,乡野伦理并未沉沦消散,倪夫人固守忠贞节烈伦理始终不忘“忠于夫家忠于所在村社乡镇乃至国家”,因为“家、乡、国从儒家社会伦理的角度看是不可分割的”[3],一朝身死摆脱了触犯禁忌的伦理焦虑,也为乡村伦理注入了现实的忧伤。即使面对破坏势力的威胁,吴越乡民始终固守孕育于乡野的淳朴伦理观念,伦理主体的执念可见一斑。
郁达夫在恩仇交错的伦理文化中透视人情变故,表达对恩义忠贞等伦理规范的坚持。“海派文化的基质是吴越文化”[4],郁达夫笔下从乡间来到上海的民众在内心深处顽固地保留着吴越民间的乡土情结。都市社会的罪恶横行无忌,郁达夫则固执地在化外之地偷偷上演一出调和恩仇的戏剧。托于报恩的执恋与现实伦理的失序在冲突中不断交融,最终使恩情与死亡获得了相互成全的结局。
二、家庭伦理中的两性关系表征
不同于中原的千耦其耘,吴越境内江河湖泊纵横交错, 土地被大大小小水系所切割,吴越先民只能在有限的单元土壤上劳作,于是形成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的文化特征。在吴越伦理观念中,家庭成为伦理主体的活动中心。郁达夫小说中,家庭伦理在两性纠葛中的消解与建构,贤妻形象的在场与缺席对家庭伦理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慈母形象的登场与异化又使母子关系 / 夫妻关系产生错综变化,揭示出家庭始终是作者关注的焦点。
张扬大胆的两性恋爱带来家庭伦理的悬置与伦理意义的清除,家庭伦理规范在遭遇背弃与毁坏时显示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南迁》中伊人与女子同病相怜而彼此爱慕,自由恋爱的幸福未领略,肺炎的加重使他自顾不暇,自由恋爱的两性伦理无果而终。疾病使伦理主体遭受被毁灭的威胁, “隐喻了作为伦理主体的不完整性,也隐喻了这种关系的 ‘病态’”[5],这种自由伦理的病态源于夫妻伦理体系的违背, 脱离家庭伦理模式的情感发展因家庭伦理结构的残缺而胎死腹中。《微雪的早晨》中朱君对已婚妻子不满,享受不到夫妇的天伦之乐,他爱慕另一女子惠英,放弃家庭婚姻掉在恋爱里,而他所谓的爱情因惠英嫁给军阀受到莫大的嘲弄。惠英步入了家庭生活,他却精神错乱发狂致死。朱君漠视伦理秩序做出破坏家庭伦理的行为,他企图以自由恋爱的幌子放弃原有家庭,他的死亡是对家庭伦理关系夭折的补偿与陪葬。杭州民谣“若要夫妻同到老,双照井中照一照”反映了吴越人民对家庭生活和谐稳定的期望以及对有损夫妻感情破坏家庭伦理行为的否定与摒弃。
不遵夫妇之道的两性纠葛源于人们对伦理囚禁的反抗。 吴越本土文化中抑情非性的伦理内涵往往“停留于主流文化、书面文化”[6],而在现实生活方式上,吴越民间又以家庭为表现中心,歌颂家庭生活的婚姻幸福。吴越民间故事《雷峰塔》、《陆游与唐婉》均以家庭为核心场所,描述爱情与婚姻并存的情感世界,阐述两性和谐的婚姻理想。郁达夫在《茑萝行》中叙述包办婚姻的情感体验,通过伦理的压抑与释放,探寻现实家庭婚姻与理想爱情之间矛盾解决的切入点。只不过现实过于残酷,郁达夫最终的结论是浪漫爱情只能向妥协于现实婚姻,在夫妻之间相濡以沫的家庭生活去体味彼此慰藉的温情。在《茑萝行》中,主人公屈服于牢不可破的乡间风习, 勉强应承父母之命,感性生命被伦理囚禁,于是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对待绵羊般憔悴柔顺的妻子,可妻子优美的灵心又使他不得不爱,旧式婚约的伦理压抑随情感释放而消失。然而,家庭伦理的和谐遭到了社会压迫的吞噬。他在外碰壁十分惦念妻子,预备送妻子的礼物苦熬后仍进了当铺。他因外界攻击与失业焦虑在家发泄,妻子受尽虐待后被折磨得住了院。主人公将夫妻矛盾归结于社会与双方长辈,包办婚姻的伦理束缚使他忽视了家庭幸福,夫妻情谊的重拾又让他承担起无力养活家人的伦理自觉,显现了他为温情伦理关系所作的努力。在伦理的囚禁与释放中,主人公努力寻找爱情与婚姻的平衡点,虽然他没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但作者建构和谐家庭伦理的企图已昭然若揭。
此外家庭生活中贤妻形象的诞生暗含了内在的伦理诉求,既有家庭内部伦理建设的役使,也有外部社会的文化驱动。吴越民间故事《白蛇传》中蛇妖为报恩顺从民间的家庭婚姻伦理,之后施草药为民治病与盗仙草救夫,以贤妻形象为人称诵;吴越古迹沈园壁间所题《钗头凤》悼念了贤妻唐婉的爱情悲剧,郁达夫小说塑造了合乎家庭伦理的贤妻形象。《茑萝行》中灵心优美的妻子使主人公度过心地最纯洁的日子, 品尝了从未感受过的纯洁的爱情,情感与灵魂净化,在苦难的日子里获得人性的升华。反之,妻子形象的缺席破坏了家庭伦理结构的完整性,夫妻之间的伦理联系消失,伦理主体处于无序状态,导致伦理价值的失范。《银灰色的死》中Y君因妻子死亡的伦理创伤漠视生存价值,堕入淫乐邪游的颓废深渊,吞咽下失去家庭伦理净化提纯的恶果。《青烟》中于君的妻子尚在人世却分隔多年,夫妻相见不相识,于君预知与妻子永无相聚之日,家庭分崩离析难以重组的伦理缺陷使他无所眷恋投水而死。《微雪的早晨》中朱君的妻子因童养媳身份未获丈夫认可,妻子的隐性缺席导致家庭伦理的悬置,情感亏空终结了伦理主体的感性生命,朱君精神错乱发狂而死。
夫妻伦理结构的缺憾使家庭生态满目疮痍,慈母形象的登场则在一定程度填补了家庭伦理的空缺。吴越民间有许多慈母形象,吴越古迹岳王庙中所书“精忠报国”正是家国情怀的岳母为爱子刻下的教导。《纸币的跳跃》中描绘了母子至深的亲情,以母子关系丰富了家庭伦理的情感内涵。文朴闲居在家,母亲用无限的爱惜之情抚平他伤痛的哀感。文朴重病缠身,母亲取出贴身小袄袋的钱让他治病,以母性治愈儿子的身心病痛。《碧浪湖的秋夜》中厉鹗凶悍暴戾的妻子奔回娘家,慈爱的母亲与他一同守着清贫生活,母慈子孝的家庭氛围弥补了夫妻失和的伦理缺憾。厉鹗来到湖州后,友人为他撮合了静默端庄的贤惠妻子,厉鹗得以享受琴瑟和鸣的夫妻生活,慈母的伦理责任最终让位于贤惠的妻子。
贤妻良母担当互补替代的伦理责任,维持家庭伦理机器永久运作,母子关系与夫妻关系因温情伦理的建构产生联系,却又牵扯出新的纠葛。吴越民间故事《陆游与唐婉》中母子孝道与夫妻恩义的对立使主人公深受为血缘舍姻缘的伦理创伤,吴越民间奉祀的丁姑更是因不堪夫家婆婆笞捶而死。[7]《茑萝行》中母亲不满“我”与妻子暗地通信,因“我”一回家就躲到妻子房中而大加咒骂,为子与为夫之道产生冲突。 儿子漂泊在外难以尽孝,妻子在家替其受罪被母亲虐待,慈母形象开始异化。《在寒风里》中大家庭衰败没落四分五裂, “我”长年迁徙流寓居无定所,虽与老家断绝关系,却思及老母患病出于孝道回乡,不料母亲一味毒上骂与驱赶,责难 “我”未尽孝道,母子关系决裂使“我”连妻子都不再去探望便懊恼离家。母子矛盾祸及了夫妻情分,“我”在不能尽孝的痛苦中斩断了夫妻情谊,受到双重的伦理创伤。然而小说结尾处“我”仍带上祖宗神堂,甘愿去守护颓败的家庭伦理。同样, 老仆长生也执着守护根深蒂固的伦理联系。长生目睹了一个大家庭六十年来的悲欢大事,背负着自家的家庭伦理同时也身处主人家的伦理纠葛中,受到了强大的家族伦理的同化。 爱妻夏姑死后他染上疯症,而“我”父亲的死又触动了他对爱妻的悲悼之情,之后他还替“我”祖母送葬。四位哥哥精明计算争夺家产,长生却无私地把节省下来的钱赠送给“我”,替 “我”背祖宗神堂到上海,与辗转流离的“我”有了藕断丝连的伦理交集。母子关系与夫妻关系纠葛缠绕,引起家庭伦理结构往复回环的崩塌与建构,矛盾纠葛的不断出现与平复,在伦理主体执着守护中,引来家庭伦理的重生。
三、生存伦理中的政治表达
上古时期华夏部落首领禹忧惧吴越地区文明程度将超越中原,于是借机除掉了吴越氏族头领,良渚文化产生断层; 春秋战国时文种辅佐越王卧薪尝胆复仇成功,之后却被越王构陷所杀,与之相反功成之后洞穿时世远离权力中心隐迹江湖的范蠡得以颐养天年,成为民间歆羡的榜样。历史上吴越地区发生的这些政治事件成为民间百姓的集体无意识,形成了吴越民间社会普遍对政治的陌生,导致吴越之地“政治伦理因素的制约力不如北方”[8]。民间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的薄弱影响了吴越地区的意识形态,民众表现出对政治的无知与抗拒。在他们看来对待政治应像对鬼神一样心存畏惧,然而政治一旦袪魅民众却又利用 / 戏弄它。吴越社会对政治的矛盾心态与民间对待龙王的态度非常相似:平时对其敬而远之, 然而一旦生活需要又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种态度充分表现了吴越民间的生存哲学———相比于虚幻政治理想的信仰,人们更注重现实世俗生活。郁达夫对此深有感受。
《出奔》描写社会变动频发,军队过境谣传背景之下,江浙富户只顾避一时的风雨,不思国事纷纷外迁。吴越百姓这种只考虑个体安危而漠视国家命运的行为正是民间社会生存哲学的写照。不可思议的是在动乱的年代本欲逃离是非之地的地主千金婉珍遇见了满怀革命热情的青年,因为对方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论,打动了她革命的念头。然而与其说是对革命的向往倒不如说是对爱情的憧憬让婉珍参加了北伐。因此在两人分别时,个人的情事早就压倒了政治的激情,她幻想的只是晓风残月的杨柳岸旁与情人的浪漫约会。风月花柳的哀景与革命的火热图景格格不入,妄想成为革命者的婉珍不曾挣脱内心本性,无意识的文化自觉使她在自我陶醉中与所谓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革命无法拯救婉珍对世俗红尘的耽恋,反而让她自以为是地曲解革命加深对政治的背叛与背离。
政治伦理体系的内在缺陷似乎使吴越百姓本能地对政治消极倦怠,然而吴越民间的活力因素又令吴越人民在远离政治时立足自身处境另寻积极的生存之法。中华民族生活在浩瀚的大自然中,以诗性智慧应对自然,吴越地区在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时,便有了稻作农业,“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9],形成了与自然极度和谐的生产思维方式,以审美诗性融入自然。《东梓关》便以水墨画似的笔法描写徐竹园居处安然平和的自然环境,正是这种天然之境使徐竹园在济世救民的大梦破灭后虽绝意仕进仍能积极生存,整日采药试药, 远离政治生存环境开拓自然生存空间。《烟影》中富春江的山水足以让人看不起富贵神仙,秋水、秋山、苇丛、村落构筑了宁静安详的美好家园,几处午饭的炊烟在晴空里缭绕,流水人家的自然生存环境养育了千家万户。吴越百姓以积极的态度寻求自然生存方式,最终与和谐安宁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自然生存空间的维持在动荡的政治环境下备受挑战。大规模的战争给民间百姓带来了水深火热的生存体验,朝野之争牵连甚广,政治权力变动引发的战争祸及民众的生存处境,破坏了亲和自然的民间生存方式。《微雪的早晨》中兵士驻扎到了天宁寺这一清净之地,军阀官僚侵占尽了百姓的儿女田庐,民众苦不堪言,祥和的乐土竟是生命苦难的渊薮。《烟影》中年年不息的内战养成了一群恶毒成性的东西,奸淫掳掠,放火杀人,害得民不聊生,文朴因烽火连天担忧为乱兵所杀戮,“北不能顾妻室,南不能归故里”。政治权力的抢夺殃及了安稳的民间生活,战争的痕迹烙印在民众的心灵深处,民众饱受水深火热的生存苦难,文朴同样无力顾及日常的家庭,家园只是个体怀恋的存在。《出奔》中国民革命军的到来掀起轩然大波,南城西城外的两条水埠,驻满了杂七杂八装载军队的兵船,军阀蹂躏下的浙东农民惶惶不安。国民革命军自诩正义的革命并未送来任何幸福,却使百姓徒增精神重负甚至危及了个体生存。
不义之战令兵与民生死难料,兵不像兵,匪不像匪,民也不能安心为民。国家的腐败、朝廷的颓靡引发民众对政权的极度不满,战争造成的生存悲剧最终引发民间反抗。然而,百姓对黑暗政治的反抗有时只会加重苦难,不得其法的抗争未必能够成全他们的出走与逃离。《秋河》中军阀恶行的直接受害者终于不堪强迫戏弄而决意复仇,但所有的反抗都是徒劳,沉溺于生不如死的处境中,逃离暴虐政治的渴望终究只是留存于想象中的幻境。《烟影》中文朴命运多舛,他即使死, 也不愿为禽兽不如的军人所杀,宁愿于月白风清的夜晚死在波光粼粼的海上。被迫求死的极端抉择是对战争无情的控诉,也是与自然生死与共的宣誓。顽强抗争的生命活力在自然的恩赐下显露了朴拙天然的姿态,弱小的百姓在与自然的交往与对话中寻得了远离苦难的精神出路。依托自然的反抗不再充满绝望,百姓坚持了民间生存之道,亲近自然以逃离政治。
政治环境战争环境与自然环境一同渗入了民众的生存空间,人们在生存困境的悲剧体验中进行政治权力的民间反思,将霸道之战纳入吴越民间政治伦理视野,深恶战争对自然生存方式的破坏,吴越文化对政治的有意疏离也是受政权变动、战乱迭起的祸毒产生的后续效应。疏远权力中心而企求自然庇护,这样遗世独立的民间为弱小百姓遮挡了暴风雨,更以宽容博大的胸襟接纳了权力争斗中的落败之徒。郁达夫在《皋亭山》中记载金人追小康王至皋亭山,半山娘娘一把泥沙便撒瞎了金人的眼睛,使小康王躲过一劫。小康王身处权力的漩涡性命堪忧,逃往民间方能避祸存身,半山娘娘即象征了民间的强大力量。《西游日录》中则记载了吴越天目山流传的昭明太子的传说,梁昭明太子受宫监鲍邈之谮,惭愤不见帝,心血枯而双目俱瞽,后取天目池水洗之,双目复明。昭明太子遭政治倾轧祸及自身,民间之水治愈了他的双目,涤净了他的忧思。权力斗争的痛楚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民间水土是疗愈身心病疾的良药,昭明太子终于在民间重获自在之身。《瓢儿和尚》中提到骆宾王起兵失败后逃于佛门为僧的典故,小说主人公同样因革命不如意避隐为僧,感叹“当旅长真没有做和尚这样的自在”,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令他看穿了战争本质,一心抽身而退。瓢儿和尚远离政治不问世事, 时常背两个木瓢到山下挑水,吃着自己用葛粉做的干粮,重温平和亲近的自然生存之道。徘徊于战场与民间的切身体验使主人公反思战争的祸患与个体生命的艰难存活,在民间山水的感召下及早避过随时爆发的惘惘威胁,主动将生命平安送往自然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