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家庭伦理观差异（精选六篇）
中西方家庭伦理观差异 篇1
1、中国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
“喉舌论”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新闻理论, 而且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更及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不断发生变革。在这变革中, 中国的新闻传播也走过了纠结的里程。但是无论过程如何, “喉舌”二字始终贯穿其中。
从近代开始, 中国就以政党报纸为主, 新闻传媒作为党执政的重要工具之一, 新闻事业也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发展至今日, 一党领导的人人民主专政制度下新闻始终作为党的喉舌也不难理解, 但是不能否定, 我国新闻传媒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舆论工具,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倡导新闻传媒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领公众舆论, 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
2、新闻媒体就像“黑暗中的那盏灯”
美国王牌新闻栏目《60 Minutes》主持人迈克·华莱士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些黑暗的勾当, 而我们的任务并不是制止他们, 而是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我始终认为这句话就形象地体现了西方新闻伦理。
西方国家注重的是事实, 强调事实的客观性。因而新闻报道经常将真实性与客观性联系起来考察, 从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太阳报》时在其出版宗旨里表达了“刊载每天所有的新闻”的态度之后, 以事实报道为核心, 西方传媒在长期新闻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专业主义的新闻报道观念。西方传媒强调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对事实细节的准确观察和描述, 要求站在客观中性的立场。
二、从新闻发展历程分析新闻伦理差异
1、中国新闻“喉舌”论的变革与发展
最早把“喉舌”与传播联系起来是先哲梁启超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1896) 中的文字:“上有所措置, 不能喻之民, 下有所苦患, 不能告之君, 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 而起天下废疾者, 则报馆之为也。”这段话表达了维新派对新闻自由的想往, 希望能够大力发展“报馆”亦作臣民的“耳目喉舌”。
1948年, 毛泽东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 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 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明确了当时纸质媒体依赖政党生存的现状。新中国成立后, 和苏联一样, 为了巩固政权, 中共加强了对新闻的管制, 并逐渐了强化“喉舌”论以确保新闻出版物与党的立场一致。“从媒体的发展史上看, 新中国的传媒业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 传媒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喉舌, 是宣传和发动人民的重要武器。”
“喉舌”论接下来的两次变革在文革前后。文革期间, “喉舌”论的定位发生了变化, 不仅党的机关报要发挥“喉舌”作用, 其他报纸也不允许出现不同的声音。《文汇报》因为大量刊登批评意见, 很多从业人员被打成右派,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驻京办事处主任浦西修、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等人都被划成了“新闻界的右派分子”。文革结束之后, 学术界百废待新, 新闻传媒也向着更自由的方向发展, 1985年, 胡耀邦指出:“我们党的新闻事业, 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 用一句话来概括, 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 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 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
1998年, 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参加一次媒体座谈时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群众喉舌的概念。由此, “喉舌”论被掀开了崭新一页, 日臻完善。
2、西方新闻传播发展与新闻伦理的形成
在西方, 最初的大众传播手段即印刷术的出现, 成为推动民主建立的原始动力之一。当时, 作为新知识新思想载体的书籍承担起批判传统社会的功能。无论在文艺复兴时代、英国革命时代还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都是如此。大众传播越是发展, 越是展示出其威力, 越是促使不同的政治力量力图实现对它的控制。拿破仑已经看到, “三张敌对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所以他极力实现对报纸的控制, 使其为己所用。而面对由政府控制的法国报纸, 德国政治家梅特涅曾感叹说:“法国的报刊值拿破仑的30万大军。”
西方人把言论自由的法律追溯到中世纪的英国《大宪章》和17世纪的《权利法案》, 但真正明确保护言论自由的法律是1791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在英、美、法等国的现代多党制形成时期, 大体上也是报纸开始成为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的时候。民主制度为19世纪兴起的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了政治法律上的保障, 同时,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种新崛起的政治因素和独立的政治势力, 它本身又成为维护、扩大和发展新闻自由最积极的力量。
随着西方资本经济的发展, 西方的新闻媒体在激烈的商品经济竞争中不断革新, 成为了商品经济发展服务的信息媒介, 即一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传递情报、交流信息、获得广告、赚取利润成为其最初的重要功能和任务。而在现代西方社会中, 新闻传播既有文化传播、环境监视、社会调节、娱乐共享的作用, 又在参与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经济的运行等方面, 发挥着独特的社会功能。西方学者曾形象地将大众传播对社会有机体的调节作用比喻为“社会的排气阀”。商业报刊的性质决定了西方的新闻不必须依附政党而生存, 面对新闻事件, 它们敢于说自己的话, 能从更广阔的面客观向受众呈现事实, 因为受众希望看到的就是真实而全面的信息。
三、中西方新闻伦理的博弈
在西方新闻的理论界定中, “喉舌”论并没有得到认可, 而是在新闻传播的普世理念面前黯然失色。在西方, 媒体只是一种传播媒介, 一种工具, 而非某一党派、某一阶层、某一阶级的喉舌。而在中国, “喉舌”论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新闻理论, 而且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更及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不断发生变革。
对此, 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圈子理论”:关于媒体是喉舌的定义有大圈、中圈、小圈之分。大圈是指“凡是媒体都是党的喉舌”这一传统观点, 中圈则缩小了范畴, 以“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来表达, 小圈划定的是“党报党刊是党的喉舌”。李良荣教授认为, 中国进行新闻改革25年来, “大圈”之说已基本消失, 现在“中圈”与“小圈”之间徘徊。在他看来, 当今的“喉舌论”适用于“小圈”, 即对党报党刊实行特殊的政策并给予保护, 以充分发挥“党的耳目喉舌”的作用;而其他媒体则应进入市场接受洗礼。
这一理论将“喉舌”论与新闻自由嫁接起来, 让二者有了很好的契合点, 从这个点出发, 中国的新闻事业可以迅猛发展。
摘要：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 作为人们获取信息重要媒介的新闻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中西方因为历史、人文、地理等因素的不同, 形成了具有不同风格、不同水平的新闻伦理。本文主要通过研究中西方的新闻传播进程、新闻报道来揭示这种差异性。
关键词：新闻伦理,喉舌论,新闻自由,中西差异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J].新闻战线, 1949 (5) .
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 篇2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民族生活方式,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广义上文化是一个民族整体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狭义上文化可以指精神生产及其成果的结晶,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中西方存在很多差异,如家庭,婚姻,语言,行为,处事方式等等各有不同。在此,我们主要研究一下中西家庭的文化差异,通过对两种不同家庭文化的比较,更好的认识社会。
由于文化这个范畴过于宏大，即使是缩小到家庭文化也是过于宽泛，在这里就主要讨论三种最主要的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
首先谈夫妻关系，夫妻的关系首先从婚姻而起，中西方的婚姻观念的差异中西方婚姻观念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婚姻目的的差异。
所谓婚姻目的，即男女双方想经由建立婚姻关系的方式而达到某种预期的结果。中国人的婚姻目的。中国传统的婚姻目的是为家庭而非爱情。《礼记昏义》说：“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婚姻目的是：一是通过联姻合两大家族之优势，扩大亲属同盟，即“结缘”；二是为了男性家庭继承家庭的血统，传宗接代，即“继统”。Ill当然，在现今的中国社会中，这种传统的婚姻目的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男女青年往往选择“爱情至上”的婚姻。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极富传统的社会，要使爱情变为婚姻的主要目的，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1996年在上海、广东、甘肃、哈尔滨四省市的有关婚姻质量的调查，男女因爱情结合成婚姻的只占1／4左右。统计的结果表明：两性因“爱到极点，无法控制”而成连理的仅占2％，在婚前“甜蜜愉悦，彼此相爱”的为25％，56．5％的人在婚前“和睦相处，互有好感”，而“出于无奈，勉强结合” 和“互不熟识，元感情可言”的达到16％。12]2．西方人的婚姻目的。西方人的结婚目的：其一是坠人爱河的恋人希望恋情有个完满的结果；其二，寻找长久的异性生活伴侣，从而使自己在生理上心理上的需要得到满足。西方社会一向注重个人独立性的培养，因此，西方人的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极强。在个人主义极为流行的西方社会中，结婚只是两个个体的结合。而结婚的基础是爱情和两性相悦。在他们看来：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低质量的婚姻。据美国著名的公众意见专家路易斯哈里斯的统计，“83％的美国男女认为，爱情乃是男人和女人结婚的第一位的，必不可少的动力。更有90％的美国人相信，维持美满婚姻的首要条件也是爱情。”131由此可见，追求真爱乃是绝大多数西方人最重要的婚姻目的。
因此，我们说西方人的结婚，是个人的权利；中国人的结婚，更像是对家庭的一种义务。由于婚姻目的的不同致使中西方文化在择偶的标准上也存在显著的差异。中国人的择偶标准。从中国传统的择偶标准来看，最要紧的是身家清白和门当户对。身家清白，往往是男方对女方要求的条件。父母替儿子选媳妇，首先调查清楚女方是否属于本分人家，因为他们认定只有这样人家出身的姑娘将来才可恪守妇遭，孝敬公婆，使家庭和睦。至于门当户对，则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家长替子女择偶特别讲究的条件。在中国古典的爱情小说中，穷秀才和富家小姐的相爱总会遭到最强烈的阻挠；而贫家女想嫁人豪门只能给人做侧室或偏房。现今中国青年男女的择偶标准，虽然不一定严格恪守身家清白和门当户对的原则，但是仍然受到这一原则的影响。现在的男青年找女朋友，多数钟情于那些“贤惠纯情” 的女子。细想一下，贤惠纯情的女子与以前本分人家的姑娘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而作为女方，则更多的考虑男方的经济条件和家庭背景，其次是学历和知识水平，再次才是外在的身材，相貌等因素。” 西方人的择偶标准。西方人的择偶标准和我们实在有很大的差异。“西方人的择偶标准，最主要是两个人的互相契合fcompatibility)，其余的条件像家庭背景、教育程度等因素则可以不在考虑之列。”
因此，一位出身富贵之家的少女在寻觅如意郧君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选择与自己阶级背景相差悬殊的小伙子，其原因可能仅仅是因为被小伙子的幽默感吸引。西方童话中王子与灰姑娘的浪漫爱情故事在西方现实生活中也时有发生。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之所以最终选择出身、相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卡米拉鲍而斯作为自己的爱人，正是因为两人有着契合盼陛格和共同的爱好。
婚姻中的夫妻关系，中式婚姻中的夫妻关系。传统的中国婚姻中，丈夫往往在婚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妻子则是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婚姻结构是由于传统的文化分工造成的，即“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分工。丈夫是一家之主，是全家的顶梁柱，承担着家庭生活的主要经济责任；而妻子的任务是管理家务，侍奉公婆，相夫教子，“男子无妻家元主，女人元夫房无梁”IJ-一丈夫缺少了妻子后，家中元人照管，可能家庭生活会变得杂乱无章，但由于丈夫有经济能力，日子还是可以照过不误的；而妻子没了丈夫，就会断了经济来源，好比房子没了房梁，这种房子却是没法再住下去的。
现代的中国社会，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差距不似以前那么悬殊。如今，女性走出了家庭的圈子，参与社会工作，保持在经济上的相对独立。但即便如此，大部分的妻子仍需要或愿意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自己的丈夫。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经济条件较以往有很大的提高，不少要子回到家中做全职主妇，完全由丈夫供养。对于这些全职太太们，人们总是投以羡慕的目光，称赞她们有福气；但对于社会中出现的极为个别的全职丈夫的情况，大家总是投以鄙视的目光，认为男人围着锅台转是很役骨气的。
西方人的夫妻关系。西方人则认为婚姻中的男女应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用他们的话说：“Husband and wire shouhlbe equal partners．”l’I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工业社会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促使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妇女投身到家庭以外越来越多的领域参加工作、参与交往．由于重新获得为冢庭做出经济贡献的机会，妇女们自然要求自身地位的相应提高。因此，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在西方社会遍布起来。这些女权运动提出了“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纲领，要求妇女在社会中与家庭里取得与男子同等的地位，使妇女从传统的习惯、观念和价值观中解脱出来，实现真正的平等。那么，这种equal-relationship在婚姻中如何体现呢？在西方，妻子和丈夫均可在外谋职，共同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家中的大小事情均由夫妻二人共同商定。对于纷繁的家务琐事，夫妻也共同承担 如果去西方人家里做客，便不难发现，男士下厨房是常有的事儿，他们的手艺可能比妻子还要好。对于照顾孩子的责任，双方也要共同分担 要子元需为照顾孩子而放弃自己的职业角色，丈夫也需承担抚养教育孩子的责任，夫妇同时承担双亲身份，不再有父、母在与子女关系中角色的分担和隔离。如果夫妇双方凶为工作而不能很好照顾子女时，他们会雇用b2JhY—sistei-来代为照顾。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婚姻观念上存在诸多差异。
其次谈亲子关系的差异，谈到这个不得不谈一部关于这个题材的电影《刮痧》，影片主要从“教子”这个角度去反映不同文化冲突的，先谈一下剧情便于大家理解主人公许大同为了自己和洋人老板的所谓“面子”，当着洋人老板的面打了自己儿子一记耳光，非但没有找回自己和洋人老板的面子，还落得一个有严重暴力的恶名，连他的好朋友——就是那个洋人老板都不能理解和原谅他。起因是因为许大同的儿子丹尼斯在和洋人老板的儿子一起玩儿时，互相打闹。洋人老板的儿子来告状，许大同让丹尼斯给人家道歉。丹尼斯拒绝了，许大同怒了，就给了儿子一巴掌。许大同的这一巴掌，第一是为了给自己找回面子。
父道尊严是古老中国千年儒家文化的典型特征。君臣父子，天常地纲，不得僭越。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能不亡。按许大同看来，他叫丹尼斯给小朋友道歉，丹尼斯必须无条件执行。拒绝就是抗命，就是不给自己面子，就是挑战尊严。于是他给了儿子一掌。
许大同的这一巴掌，第二是为了给自己的老板一个面子。许大同在美国混的小有成就，皆因有老板大力提携和扶助，因此他们也成了好朋友。老板的儿子被自己的儿子打了，当着老板的面让儿子给对方道个歉，老板一定觉得很有面子。儿子不听话，挨了打，老板的面子就找回来了。甚至许大同的父亲都当面夸大同这一巴掌打得好，说：“当面教子，背后教妻，”一幅自诩的表情。但许氏父子全都错了。从洋人老板和妻子目睹许大同打儿子那一巴掌时错愕的表情里，观众读懂了，中美两种文化的碰撞和摩擦开始了。
林语堂先生在《脸与法制》一文中说，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既无财产也无地位，但却有的是面子，一旦被人伤了面子，比父母死了还难受。面子几乎统治了中国人的心灵，“人要脸，树要皮”，“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足见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之大之先。
而美国人则不同。美国人不是不讲面子，只是不像中国人把面子摆在那么重要的位置。他们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讲面子。比如在法庭调查时，许大同的老板当着许大同的面，承认许大同打了自己的儿子。事后当许大同责备他“不够朋友”出卖自己时，他嗫嚅着说，“那我也不能撒谎啊”。
造成中美文化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表现在讲面子问题上，更突出了这种差异的互不包容。中国人是一个非常看重集体主义原则的群体，人与人之间讲究和谐，互相依存，互相帮助，这是几千年农耕文明培育的一种生存法则。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生存纽带，维系在上面的人们，无法脱离它的束缚。冲突的结果必然是毁灭现存的秩序，造成生产关系的又一次调整，使得苦难得以无休止的轮回。因此中国人愿意忍让，尊重别人，把和谐看得比天都大，把集体看的比天大，把面子看得比天大，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轻言战端，绝不轻易得罪别人。这也是中华大一统历经离乱，而中华民族一直统一不散的一个重要原因。
许大同想给自己的老板面子，没想到自己落得一个很没面子的结局，他那关于面子的几 乎全是来自中国的理论和做法，使他陷入绝望。儿子被儿童福利局监护；妻子分居；父亲怆然回国，他只能自嘲自己为一堆“臭狗屎”。
《刮痧》所表现的冲突，只是中西文化全部冲突的一个缩影，这种冲突还将长久的继续存在。重要的不是改变，因为无法改变——两个民族几千年形成的思维和认知，只能随着交流的加深而逐渐融合。重要的是习惯和相互适应——当观众们看到影片结尾许大同一家人激情的相拥在一起接受包括公诉人在内的那么多美国人的祝福时，谁能说这不是一种相互适应和融合呢。
接下来总体谈下中西方家庭的差异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是家庭成员的组合状况，它是家庭中的代际结构和人口结构的统一组合形式。中西家庭结构的差异体现了中西家庭观念的不同。中国人重视血亲关系，中国血缘代际关系具有亲合力强、传递力强和持续力强三大特征。但在我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受社会环境的制约或推动，我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巨大变化，主要有以下特征：
（1）家庭规模小型化：核心家庭或小家庭呈上升趋势；
（2）主干家庭（指一个家庭中有两代以上，每代只有一对夫妇）仍占有相当的比例；（3）家庭类型多样化：以核心家庭为主，其它非核心化的小家庭如隔代家庭、丁克家庭、空巢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也正在构成我国城乡家庭结构的重要内容。相比较而言，西方人对于血亲关系并不像中国人那么重视。在西方国家，核心家庭占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主干家庭微乎其微，此外，还有单亲家庭，单身家庭，同居家庭等形式。
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极强。在个人、家庭、团体三者中，家庭占有异常突出的地位。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上，家永远是神圣的、第一位的，个人利益从属于家庭利益（而家庭利益和家族利益紧密相连），而且往往合二为一。在西方文化中，个人和团体占有比家庭重要得多的地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是它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个人。对于西方人来说，人不仅是知识的主体、自然的主宰，更是社会和家庭的主人，在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上，个人的利益和愿望是主导因素，而家庭则是次要的。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角色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家庭对两性制造不同的角色分配，即男性因其“有力”在家庭中是主导者，是经济顶梁柱；而女性天生“柔弱”只可以是依赖者。而且，“父权制”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一般来说，一家之主是家庭里的男主人，女性处于协助、服从的地位。西方文化持有的是性别平等的观点，认为男女的差异不是先天注定的性别差异，而是由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社会要求的差异，才造成了他们之间的不同的角色需要，在家庭中，男女地位是平等，相互尊重各自的价值观，男女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和选择权。亲子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中西方家庭中也有很大差异。在中国家庭中，子女年幼时依赖父母，父母为家庭作出很多的个人牺牲，但同时要求子女更多的服从，遵从家长的权威。在西方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强调自由、平等、友爱。每一个家庭成员，不分男女长幼都平等地享有主人的地位和权利。
家庭教育是整个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但中西方的家庭教育却迥然不同：
教育倾向不同 中国父母重社会教化，轻儿童成长。中国父母十分重视社会适应性的教化，但却常常忽视了从孩子身心发展的需要出发来促进其成长，他们往往按照既定的模式来培养子女，为其成长铺设康庄大道，且外铄各种品行于子女。而西方父母更重视为子女提供一个可以与之抗争的成长环境，并培养他们坚韧的个性和良好的品行，根据社会的变化和子女身心的特征不断地调节和选择自己的培养观念和方式。
教育重心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所彪炳的是生命与道德，十分重视生命、人伦。所以中国父母在教育上历来以道德作为最高价值取向。家长培养孩子修身养性、自我收敛，讲求含蓄，强调等级观念。西方文化所注重的则是知识，培养孩子的兴趣和创造力是西方家教的重心。他们以儿童的心理发展作为最高指向，启发孩子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借由各种天马行空的童话故事，拓展孩子的想象空间，以有利于对知识的创造。
教育方式不同，家庭教育不同于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爱的教育。然而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含蓄的缘故，中国家庭不善于表达爱，情感教育很薄弱。中国父母与孩子的沟通也是极富中国特色，如中国家庭中反复出现的对孩子的命令口语是“不”、“不能”、“不行”、“不要”、“应该”。这都是家长权力色彩的体现。与此相反，西方家庭中父母经常用鼓励性的语言来表达对子女的赞赏。他们会挤出时间与子女交流，倾听孩子的心声，加强心灵沟通，关注孩子的心里需要。
差异的根源，社会结构的不同中国社会结构的根基在家庭，西方社会的根基在个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而重家庭生活，借伦理而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和团体的对立，因而被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方人重集团生活而轻家庭生活，靠宗教（基督教）来统慑个人，凝聚社会，从而确立了个人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因而被称为“个人本位”的社会。
价值观念的差异，传统的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以社会群体作为价值主体，形成了一种群体取向的价值系统。在群体主义影响下，中国人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在必要时可以忽略和牺牲。这种价值观念深深地渗透入中国家庭关系之中。西方文化价值观以个人主义为核心。赞扬人的价值，提倡人的尊严和个性自由发展。如今，个人主义价值观己经渗透到英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西方家庭伦理观差异 篇3
关键词：中西方；善；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95-03
在伦理学中，“善”指的就是大家共同满足，双方能够互相自愿接受话语、行为以及精神上的帮助。性善论是儒家认为的人生而性善，成为政治上“以德治国”的基础，另一方面，性恶论就成了西方政治上进行“法治”的主要源泉。大多数时候，人性的善恶只是存在不同的思想者眼中，也就会有不一样的论断，也许这只是顺手捏造出来的一种表达。既然人性的善恶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异，终归是有其一定的伦理学原因的。
一、中西方伦理学中的“善”
（一）中国伦理学中的“善”
中国文字中的善就是羊进入口里，羊在古代被人们认为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羊是善良温顺的代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善”。儒家思想自始至终占据着中国思想统治性的地位，并通过道德的引导渗透贯穿整个伦理发展历史。作为儒学思想的代表人物，《论语》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孔子认为的“善”是约束人们道德行为的社会规范，更多的则是表现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对于普通百姓，“善”在其日常生活中能够使邻里和睦；对于君主来说，“善”可以稳定社会秩序，体现了君主的仁爱思想，和谐社会也就产生了。
孔子为孟师，思想上对其有一定的影响，孟子在伦理观念上提出了人“性本善”，他认为人性生而为善，具备着向善的意向，这是一种萌芽状态，也就是他所谓的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4个方面的规定使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与仁义礼智“四德”相互对应，四心为四德的开端。拥有四端也只是在可能性的阶段，需要后天的训练，要经过主体主观的努力和其他人员的教化才能达到完备的伦理上的“善”。
“善”经由两位儒家圣贤代表的论述，逐渐形成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中伦理上的“善”，对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西方伦理学中的“善”
西方的伦理思想内容丰富，“善”是其最根本的一方面内容，西方人对其具有科学的内涵认识，就是一种完善的状态，表现为事物各个部分可以相互依存但自身又可以单独存在。西方这种伦理观念下的善就包含了“幸福”“目的善”“真善”：
第一，幸福。在西方人的眼中，幸福是人们感到“适合”最直接的善，所以伦理学中善的观念必须首先是有幸福的内容。在西方人看来，善没有幸福是不可想象的，问题只在于什么样的幸福[1]。目前幸福主义下的伦理学研究中无非有以下3种主流的幸福观：①物质利益带来的幸福到达灵魂上的幸福。②自由下的利己主义带来的幸福。③非理性主义下的个人幸福。有西方人比如康德认为人的自由并不带任何情感意志，单纯地只是一种原则，人们可以一直听它的号令来追求简单的尘世幸福。我们不是彻底否定自由下的幸福，只是希望能脱离形式主义，尽可能地实现这种非理性下的个人幸福。这种幸福观念降低了利己主义下的幸福，建立一个正义合乎人性伦理学的幸福王国，是对人性道德的尊重。
第二，目的善。所有美好的事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也就是“善”。这种状态是就自身而言的，是独立于其他事物的。也就是说，判断一事物是否是目的善，要看其在任何情况下是否都是善的，因为目的善都是绝对的[2]。苏格拉底提出了大自然创造万物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人们干不同的事也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如同人们的灵魂能够得到满足和释放一样。人性道德是目的善的最高阶段，所有的目的都是绝对的善，只是借助的意志手段有所差别而已。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总戴着“合目的性”的眼镜，所以看见的事情都是合乎规律，符合善的观念的。
第三，真善。真善是最高目的善，又被称为“善之真”，是理想型的善，是个人追求的最高的善。这里的真善与中国所讲的至善完全不同，中国的至善是不完整的，片面的，它完全地剔除了个人主义下的至善。西方人所谓的真善是关于人的品性道德的最高阶段，一种终极目标的意识追求，世俗主义下生活的人们是享受不到真善的，现代西方人所宣称的普世道德或普世价值就根本不是古希腊人所提到的这种单纯地达到真善的地步，而只是低级的庸俗的善，一种“乌托邦”。
二、中西方伦理学的内核及其冲突的原因
（一）中西方伦理学的内核
毋庸置疑，中国的伦理学是从儒学开始发源的，儒家思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伦理学的思想根基。儒家思想源远流长，无论是春秋时期孔孟的“仁”“礼”“性善论”还是后来的程朱理学，无一不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它强调的是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集体利益，人是自然中的人，因而儒家文化历来推崇牺牲自己维护家庭和集体利益的道德准则，所以说儒家思想伦理的核心是集体主义思想[3]，也就是说中国伦理学的核心就是一切以集体为重、团体至上。
在古老的希腊时期，伦理学已经诞生并有了丰富的内涵：伦理学是指各种发展变化中的思想理念，道德观念所形成的一系列体系。在各阶段形成了差异悬殊的特点，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西方的伦理学一直强调的是个人利益至上，永远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高点。宗教盛行自始至终重视着上帝给予信仰者的保护和忏悔带来的自律以及神学的他律，启蒙运动后，又迅速恢复到了之前遵从个人利益的阶段，西方伦理学的中心也就放在了推崇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至上。
（二）中西方伦理学冲突的原因
封闭的社会下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体制就注定中国的传统思想必然是保守的封建愚昧的，重农轻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导致简单的物物交换使得人们交流困难，只为了求得短暂的平和。一直以来，中国以血族关系为基础，家族是国家的根基，单纯地依靠家族的聚合，传统的伦理观也只是调和家庭伦理矛盾，家庭道德伦理成为中国社会的首要原则并将父子关系放在伦理道德的首位。
反观西方，其伦理观起源于古老但是思想先进的希腊，那里曾是思想最为发达的地区，独特的位置和环境造就了西方人的商业头脑，很快地便形成了发达的经济社会，商品社会的发展就养成了当地人们利己主义浓重。西方伦理学也就打破家族关系到达国家层面，那么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的利益就出现了冲突，雅典式的国家十分重视个人和集体利益的调节。
三、中西方“善”视角下的伦理学差异比较
（一）中国自然经济体制下“善”代表的保守型以内向中和表现出来的伦理学，西方商品经济体制下产生的“善”代表的开放型以外向竞争表现的伦理学观念
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长时期统治着中国的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基本上不存在复杂的社会分工。少量的商品经济只是凤毛麟角，对中国经济起不了主导作用，更不可能随意改变小生产方式的经济体制，结果只能是人被捆绑在土地上，但又只能这样才能促进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决定了人际交往是保守的、静态的，形成以中和为主流形式的伦理学观念，人们也只能依附于社会群体才能得到思想品德的升华。
西方则完全不同，它重视活力十足的商品经济，随着生产力范围的扩大，生产关系使得人们之间关系密切，不局限在自给自足，而是更加注重物品的交换，脱离了土地对人的束缚。个人的主观意识也进一步被释放，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也就是把他人作为自己发展的手段。由于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人们便被利益驱使去做为自己创造财富的事，极少地考虑群体的利益，竞争也就随之产生，伦理学也就表现为外向开放。
（二）中国的伦理学更加以“善”来调节家族内部关系，西方的伦理学更注重以“善”来调节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关系的调节
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使得华夏先民在进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完好地保存了氏族社会遗传下来的家族血缘关系。所谓家族，是由男女之间的婚媾关系繁殖、衍生出来的社会群体[4]。尊卑有序，长幼有次，君臣父子的伦理观念在封建时期已经很深刻地印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善”在伦理学中只是用来调节这种氏族内部矛盾和关系的方式。协调好家庭伦理，才能推之于社会层面，去适应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
相比于中国，西方的“雅典式”社会显然是打破古老的家庭内部关系而上升到城邦层面，自由人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更为高远。在商品经济下，西方的个人利益必然会与群体利益产生冲突，如果说家庭之间的冲突只是一种简单的金钱财富上的矛盾，那么个人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原因就不局限在金钱上了，还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观念、思想体系等等政治文化方面，所以西方在进行伦理学的研究时就更多地会把重点放在个人和群体国家利益关系的调和上。
（三）人性论比较中西伦理，中国的伦理学中“善”成为判断人性品德的标准，西方的伦理学则完全不同，以感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思想基础，“善”成为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封闭的，它从人性本善到后天道德修养的养成最后再到人性的回归，可以看出道德在人性培养的过程十分重要——是人生目标和价值所在。人在实践过程中会根据自身的生产力水平自行把道德调整到最适合的位置，也就是“善”。孟子的性善论是为了养成善而非利用善，强调人的能动性的发挥。
幸福伦理思想的前提也是人性，但是这里的人性和中国的道德是不一样的，人性成了道德形成的依据。以费尔巴哈“我欲故我在”和黑格尔“我思故我在”为代表的感性和理性主义是西方伦理思想的理论前提，道德是人发展到“善”的手段。目前，西方人性论下的伦理学以人道主义为核心，更偏向实现人的价值。道德不是人的目的，而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手段[5]。西方人擅于把“善”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为资本主义的建设服务，更切合实际，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中西方伦理学上的讨论也均被局限在“善”的伦理学之上，被普遍的认为伦理学就是在讨论“善”在中西方伦理学的差异。不同的是中西方一个把善看作是因而另一方把善看作是果，我们在讨论善的过程中必须辩证地看待善在伦理学中的真正存在价值和意义，要对道德路径和善的对象进行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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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家庭伦理观差异 篇4
1 文化差异现象
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文化差异有不同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心态、审美观念等等。从医学领域衍生的基于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差异现象主要表现在医学体系、医学伦理和医疗保障机制几个方面的不同。
1.1 医学体系
中、西医学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诊治疾病,其基本理论各成体系并有根本差异。中西医学的差异不仅仅是有否实证的科学理念,最主要的是两种文化体系的差别。东、西方文化历史背景是中、西医学形成发展的土壤。公元2世纪,东西方的两位医学巨匠张仲景和盖伦,传承了不同的学术思想,创建了迥异的医学范式,发展和完善了不同的理论体系并拥有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
西医真正的研究对象是致病因子或病理产物,西医只有找到致病因子或病理产物,才能诊断是什么病,才能对症下药。一旦西医确定了致病因子或病理产物,它的治疗目标就始终盯住了致病因子或病理产物,较少再去考虑到人体本身。从本质上看,西医的治疗目标就是把致病因子或病理产物消灭或切除,一旦致病因子或病理产物去除了,就认为病治好了。因此,西医就有完整的解剖学体系。所以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说法。也正是因为它的简单,所以才能够为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
而中医却是治人的医学,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最基本的观念之一。辨证是论治的前提, 而“证”或“证候”作为人体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是中医治疗疾病过程中最需要把握的对象。证候是病人表现出来和医生从病人身上得到的关于病人的生理病理状态及其变化。中医研究的证候中, 一方面含有病人当时的病理状态, 另一方面则更强调证候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变化。高明的中医治病救人, 在诊断清楚病因后, 不是以消除病症为目的的,而是要扶正祛邪。中医相信人体的机能是整体的功能,很多功能只有通过整体才能表现出来,因此它的从业者从来不会去寻找单个器官的机能,也就没有形成完整的解剖学,更没有哪一味中药像西药一样写着治头痛,或感冒,或咳嗽的标签。
1.2 医学伦理
医学伦理研究在许多问题上所存在的纷争,绝大多数都可以由文化差异来解释。而且实际上,即便是医学伦理研究中所体现的不同侧重和倾向,也都是由文化的纷争和冲突交流造成的。与医学伦理研究相联系,文化的地域差异表现为不同国家民族对医学伦理的侧重面的不同,而各侧重面与各个国家民族经济、科技、体制的发展水准相关。在这一方面,中西文化差异更为明显。
如人工流产在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医学伦理道德问题,甚至在总统选举中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及,而在中国人工流产本身很少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来讨论;在决定是否终止临终病人治疗的问题上,美国常常诉诸法律,而中国往往诉诸惯例。另外在医疗决策方面,许多欧美国家一般认为应该由个人决定,即生命的支配权在于本人,而在其他地区则不然,例如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个人与其家庭密不可分,因而我们一般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家属的意愿可以代表患者本人的意愿,因此才有前段时间“孕妇死亡事件”的发生。又如,在对待身患绝症的病人,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医生主张告知病人实情,而中国和日本的医生及患者家属一般不将病情告诉病人。同样在安乐死问题上,很多西方国家认为让个体平静而有尊严的死去是人的基本权利,个人应当有选择生的方式和死的自由的权利,同时认为过多无意义的治疗是社会资源尤其是医疗资源的浪费;而大多数东方国家则基于人情反对安乐死。
1.3 医疗制度
所谓医疗制度,是国家对全民医疗公平性的一种附加在医疗活动上面的一种管理。本来,医疗只是个人行为,有医院有病人就行了。但国家尤其是现代国家对这种活动进行了人为的设计和调整,这才产生了所谓医疗制度或医疗体系问题。但是他们都一定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指国家对全民医疗的公平性进行的一种干预活动。医疗制度不涉及医疗发展水平问题,而是指对全民的健康问题。医疗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与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相适应。东西方经济差异显而易见,但东西方文化差异,尤其是东西方文化深层次的医疗保险制度的文化差异也非常明显。
在西方,医疗制度的建立是在20世纪40,50年代就开始的,此前也没有什么医疗制度。因为害病如车祸、火灾,是一种风险性的灾难,同吃饭不一样。有人很少害病,有人经常害病,这几乎是先天决定的。加上流行病的发生,谁在什么时候害病,害多大的病几乎是无法预期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人能通过自己收入提高或者其他办法来控制的问题。因此,现代西方国家都对医疗实行了国家干预的政策,比如全民公费医疗(比如英国、瑞典等)或者强制性保险加国家补贴(比如美国)。
由于我国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强调人人自省,个人应对家庭及家庭成员负责,在生老病死方面强调家庭责任。家庭成员生病时,首先用家庭的钱看病,不足以支付时,由家庭其他成员接济,再不够时,向亲朋好友借债,日后偿还。加上中医学的特点,除了皇宫具有医院性质的太医院外,绝大部分医生是游方郎中形式,没有形成现代的医院制度。尽管如此,由于中医没有涉及到医疗设备的使用和大型外科技术,治疗成本相对偏低,加上中草药在我国资源丰富,使得这种医疗模式具有很大的覆盖面。因此几千年来,真正意义上的医疗保障制度一直没有产生。直到我国引进西方医学及现代医院制度的建立,才逐步形成了我国现在的医疗保障制度: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在我国发展很晚,在很大程度上还有待于完善,加上这种制度下的公平性和保障性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所以才会出现“看病贵”、“看病难”这一大社会问题。
2 文化差异渊源
以上只是从表层层次阐述了在医学角度上中西文化差异的几个现象。实际上,这些表象只是其民族文化的内容载体,是一个民族文化共性的反映,因此现象背后也必有其源始定因。
2.1 哲学思想
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是主张“天人合一”,天人之学就是探究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认为人体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的宇宙,当出现不和谐的时候,就会出现症状。中医时刻注意到了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因为中医主要运用的是阴阳五行方法论。阴阳五行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并非中医所独有,它作为古代中国人独创的处理事情的哲学思维方法,是古人发明的考虑问题的思维模式。阴阳模式就如同我们幼时常常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两类,但仅仅把人分成好、坏两类明显是不行的,所以古人又天才般将好再分好、坏,然后再分……,一直分到能比较客观公正的去评价那人为止。这是从纵向看问题。从横向来看,考虑事情仅考虑阴阳或好坏两方面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古人又引入了五行,用五行代表一件事情的五个方面从而来简化一件事情之间的复杂关系。由于中医本身是一门带有浓厚哲学思想的自然科学,他是动态的医学,时刻根据病因的发展、变化改变其治疗方法。例如,同样一剂药,不同的水质,水温,服用时间,剂量,药引,配药等的组合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其内在变化非常重视病因的变化,在变化中寻求变化的方法。
西方的哲学是实证论,西方文化主要是理性文化。理性精神弥漫于西方整个近代和现代。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用理性审判一切的时代。”所以西方的哲学是实证论,西方的医学也建立在这种哲学的思想上,更注重本身细节。比如解剖学,那是一点点把人的器官、组织进行定量化分析,包括现代发展起来的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学,能把疾病的分子机制甚至基因缺陷机制都给你分析出来。
2.2 价值观念
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中华民族看重的是群体意识(group consciousness),美国人强调的则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 。中国人的群体意识表现在:注重整体价值,个人应为家庭为社会做贡献,家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群体利益始终高于个体利益。中国人总是把个人利益放置群体之中,也就是在家庭或社会团体中。个人真正的自我实现就在于最大限度的履行各项社会义务。这种意识树立起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家族、社会、国家的强烈的义务感和使命感,自觉担负起各种社会职责,形成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而西方文化把个体主业看作是其核心价值,主要表现在追求个人自由、个人自立、自由思考和选择。个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一个不依赖他人的自主的实体。他不断地按照自己选定的方向前进,实现自我价值。在这种充满竞争意识的价值观的指导下,人人注重自立,也人人感到自危,自我奋斗、自由进取成为人们崇尚的行为准则。由于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就不难理解不同国家对于不同的医学伦理道德问题有不同态度的原因。
2.3 思维模式
中医是朴素的系统论,系统思维是中医特色的实质和核心。中医学不但认为人体是一个整体,而且认为人与自然环境、人的机体与精神也是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与“形神合一”。这种整体论以阴阳五行为其基本理论,用阴阳说明其对立统一,用五行说明其相辅相成与相反相成的关系。中医虽然认识和掌握了一系列系统的特性和规律,但是在细节上却不是很清楚,达不到现代科学的研究深度和精确、严格的程度,所以中医学的系统思维还是朴素的,还只是一种原始雏形,而西医是典型的还原论。分析和还原是西医思维的最基本的手段和方法。这种观点认为任何生物学问题是必须在物理化学的层次加以阐明才算是得到根本解释的,也就是必须还原为物理化学问题。而根据这种观点,整体由局部组成,高级运动由低级运动组成,可一直追溯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因此,自然就会重局部而轻整体,重分析而轻综合,重微细结构而轻相互关联。
中医不可能完全认识和掌握西医学的全部内容,但同样也存在着西医学无法理解和解释的东西,造成这种结果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系统论和还原论思维模式的不同。系统论和还原论思维模式的不同,必然会形成中西医学术差异的内在矛盾。中西医之间存在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不过是系统论和还原论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格拒”的表现。总之,无论是系统论还是还原论都是基于整体论的,只是系统论是在整体论继承基础上的批判,而还原论是在整体论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是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以及继承和批判谁重谁轻的问题,造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模式。
3 中西文化差异的交流
虽然在医学领域,中西文化有较大的差别,但它们之间并非是势不两立、水火不相容的。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早已终结,因此在现代交流和共通的背景下,研习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显得尤为迫切。中西方文化也可以通过相互学习和理解达到共通。首先,中西医学都服务于一定的人类群体,共同推进了不同社会文明的积淀和发展。其次,两种文化的差异也给两者在互为利用、互相借鉴上提供了基础。最后,这种文化的差异也能使我们眼界扩大,比较和认识不同民族文化的不同价值,这对于我们生存状态的改良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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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家庭教育差异之我见 篇5
一、中国家长比西方家长更关心孩子的日常生活
大多数中国家长视孩子为掌上明珠并尽全力为孩子提供优越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中国孩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努力学习并考上重点大学。许多家长对孩子的日常生活安排的事无巨细, 甚至连袜子都不让孩子洗, 这也直接导致了大多数中国孩子生活自理能力较差。
相比于中国家长, 西方家长对孩子的日常生活的照顾就显得没有那么“尽心尽力”了。西方家长普遍认为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有意锻炼他们的独立生存能力。在西方很小的孩子就要自己独立睡觉和吃饭, 摔倒后也要自己爬起来。在锻炼孩子做家务时也会适当给予消费作为酬劳, 在锻炼孩子动手能力的同时培养孩子对劳动价值的意识。
二、中国家长在经济上对孩子更加放任
中国家长一直信奉“再穷不能穷孩子”这一信条。无论处于任何经济条件的家庭都会竭尽所能为孩子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国策, 现在的家庭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孩子, 虽然这样的家庭结构有利于更好地教育和培养孩子, 但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家庭溺爱的发生。孩子在这样的温床里逐渐失去了努力奋斗的信念并对父母过分依赖, 这也是造成当今“啃老族”出现的主要原因。随着我国经济状况的整体好转, 很多家长在金钱上更是对孩子有求必应, 这也在客观上助长了孩子之间的攀比奢靡之风, 并不利于孩子良好价值观的形成。
相比于中国家长, 西方家长的信条是“再富不能富孩子”。很多西方家庭的条件都非常优渥, 但他们却对孩子的经济严格控制。西方孩子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才能获得一定的零用钱。“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石油大王”洛克非勒、“新闻大王”普利策都拥有巨额的财富, 但他们都没有将所有的财产留给子女而是捐献给了社会, 他们认为真正的财富是教会子女怎样自己获取财富, 而不是坐吃山空。
三、中国家长经常体罚孩子
中国孩子对体罚非常的熟悉, 每个孩子尤其男孩子的童年都或多或少伴随着体罚的阴影。中国家长体罚的原因是“不打不成材”。“狼爸”的事件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火爆网络。在体罚式的教育下, “狼爸”的四个子女先后考入北京大学等名牌大学, “狼爸”成为了很多家长眼中的成功教育者并出书来讲述自己的教育心得。“狼爸”的教育方式也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讨论。但也并非所有的体罚式教育都会获得成功, 2011年8月15日广东省徐某因琐事将年仅4岁的女儿失手打死。2012年10月10日, 女孩小如在父亲的“拳脚教育”下死亡, 类似这样的悲剧何时才能停止是急需思考的问题。
相比于中国家长, 西方法律严禁体罚儿童, 甚至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在家在美国都是违法的。在西方, 孩子是具有独立人权的个体, 并不归父母所有, 孩子的身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家长不允许以任何理由伤害孩子的身体, 对于伤害儿童的行为也将予以严惩。
四、中国家长对孩子缺乏尊重
中国家长普遍乐于为孩子规划未来的成长道路。大部分孩子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从考学, 工作, 甚至婚姻都要在父母的规划下完成。久而久之孩子的成长轨迹完全复制了父母的成长轨迹或填补了父母在成长过程中的遗憾。其实多数父母都存有希望孩子能少走弯路, 尽量为孩子安排好一切的美好愿望, 但长此以往, 孩子逐渐失去了自主的意识和能力, 凡事过分依赖父母, 缺乏面对困难和挑战困难的能力和勇气。
而西方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则更加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 充分尊重孩子自己的意愿和想法。让孩子为自己的事情做主, 当然也要承担选择的结果。西方家长同时也充分尊重孩子的隐私, 不能私自随意翻阅孩子的日记等私人物品, 在这一点上也值得中国家长学习和借鉴。
以上提到的四个方面都有值得我国家长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当然我国的教育方法也有很多的优点和长处, 如我国的基础教育和学生吃苦耐劳的学习精神是被世界所认可和赞扬的。但不可否认, 我们的家庭教育还是存在很多的缺点和不足, 只有积极地吸取西方好的教育方式和方法, 才能帮助孩子未来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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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家庭对待老人差异的跨文化分析 篇6
一、历史角度
有史以来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沿着黄河繁衍生息,因此也逐渐形成了群居的生活方式。每个家族里的成员相互依靠,共同劳动,共同分享生活资料。然而作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座落于开阔地域的古埃及吸纳了从四面八方汇集的移民,打破了本地的亲属关系。随着工业的发展,个人意识开始被唤醒,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他们独立自主,而并不是靠依赖于家族和其他人来求得发展。
二、传统文化
1. 和谐
和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2500年来,不管在哪里,中国人都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和居住,具有其独特的民族魅力。“和气生财”,“和为贵”是中国人的对家庭生活的美好追求,是和谐思想的形象体现。家族中四世同堂被人们赞为“天伦之乐”。
不同的是,西方的《圣经》传授的思想是要人类自己依靠自己。《圣经》说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所以人们也不会认为是父母给了他们拥有的一切,所以对父母的养育表示感激也就不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中国老人在一起喝喝茶,唠唠家常,而在西方却很少能够见到好几个人扎堆儿讨论今天的菜是涨价了还是降价了。
2. 等级思想
与年龄紧密相关的等级思想在中国是非常明显的。年老者意味着权威,其他家庭成员应该按照老人的意愿行事。但在美国,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被当做居于家庭独权地位。
3. 孝道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深刻久远的意义。传授孝道的经典著作《孝经》体现了人们对家庭中年长者应该持有的尊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孝顺的人在日常琐事中都要显示对老人的尊敬,对子女的爱护。要教会一个人富有爱心,最好的办法就是教会他孝敬老人。然而西方的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这在西方国家是行不通的。他们会感激父母的给予,但不会把孝敬作为一项义务去履行。
三、教育
中国家庭中,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他们希望子女能够按照他们预先铺好的路顺顺利利的走下去。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曾说过一个人的父母把他比作一块石头,他们在石头上根据自己的意愿画上想要的图画。他做任何事情都是在父母的监督下完成的,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父母则倾其所有,用他们省吃俭用节约出来的钱给他买房购车。即使他没有能力自己独立,父母也心甘情愿为他撑起温馨的港湾来为他遮风挡雨。
但是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人已经年满18周岁却仍然依靠父母就说不通了。从小就受要自己独立的家庭教育,他可以通过兼职努力工作来养活自己,不管有多辛苦,也没人会责怪他的父母无情或不负责任。同样,当父母年老了,他们会被子女送到养老院,而非像中国家庭一样子孙满堂,老人仍和子女在一起,并由子女来照顾。
从我们跨入幼儿园的第一天起,尊老爱幼的概念就在我们思想中根深蒂固。公交车上设有专门为老弱病残孕提供的座位。每次为老人让座,每个人都会就会觉得骄傲。但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如果我们给一位外国老人让座,他可能会因为误解为对他健康状况的轻视而生气。
四、价值观
1. 责任感
一个人出生的一刹那就和他的家庭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作为家庭的一员,他需要为其他成员着想和负责。随着父母的年老,家庭的重任自然落在他一个人肩上。他感觉自己身负重任,需要全心全意通过各种方式让父母开心。为了家人的利益,他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工作,放弃自己的爱好来陪伴家人。然而西方国家对一个人兴趣的重视远远超过他对家庭的责任感,甚至对他的父母。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他步入社会独立闯荡,将年老的父母安顿与养老院中。
2. 以家庭为中心和个人为中心的价值比较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中国人以家庭为中心,重视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西方人推崇个人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例如,英文中要表达在宴会上让客人自便的意思,他们会说'help yourself'而不是'Iet me help you'。由此可见,西方人及其尊重个人想法,然而在中国大家团坐一桌则显得温馨融洽。
在中国大家都普遍认为一个人努力工作是为了家人的幸福,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他的成就不只代表了他的能力,同时还为家庭,甚至为自己的祖先带来不少荣耀,正所谓“光耀门楣”。也可以说一个人的成功是家庭赋予他的使命。中国有句话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密关系形象得体现出来。如果一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么大家难免会认为他自私,缺乏责任感和家庭观念。
相反,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一直受西方人崇尚。不管他做什么,只要喜欢就去做,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喜好,而不用去管别人怎么评论。父母赚钱是为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为子女,更不用说为其他人了。他们并没有义务一辈子为孩子着想,照顾孩子一辈子。所以当一个人达到合适的年龄,他的父母就会放手让他自己决定自己的将来。子女不必为父母担心,而且父母也对子女非常信任,相信他们离开家可以自己打拼得很好。
五、小结
当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家庭里的关爱是一样的。但因为文化和社会差异,家庭对于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中国独特的文化决定了中国人对待老人独特的方式,这样使得老人无论在身体还是精神方面都能够过得非常舒心。中国这个社会大家庭因为充满人们的爱和关心而祥和稳定,毕竟它是由许多充满和谐的小家构成的。对于跨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美国《纽约时报》2009年4月21日报道:到2050年中国正值工作年龄的人口数量和老年人数量之比大概为2:1,而现在这个比例是13:1。这就需要我们年轻人弘扬孝道文化,做好充分准备;不但为老人提供物质上的支持,还要为他们带来精神慰藉。只有中西文化相互借鉴补充,人类社会才会更加和谐进步。
摘要：中西家庭对待老人的态度存在差异,中国人注重尊敬和谐,西方人推崇自由开放。本文从历史,传统文化,教育和价值观角度分析了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