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

宋代文化（精选十篇）

宋代文化 篇1

(一) 天人合一的饮茶环境与宋代士大夫平淡清远的价值取向。

宋代士大夫不喜宫廷贵族繁琐奢华的饮茶方式, 而是崇尚自然, 讲求茶事活动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 以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僧敲石里火, 瓶汲竹根泉。” (赵湘, 《饮茶》) 用敲石取火煮茶, 自有一番古朴自然的审美情趣在里面。“过岩逢石作, 寻水到源回。天籁吟松坞, 云腴溢茗杯。宫城才十里, 导骑莫相催。” (宋庠, 《自宝应逾岭至潜溪临水煎茶》) 作者不辞劳苦, 寻水煎茶, 在大自然中静静感受茶的醇香, 聆听天籁之音, 流连忘返。“山寺碧溪头, 幽人绿岩畔。夜火竹声干, 春瓯茗花乱。兹无雅趣兼, 薪桂烦燃爨。” (梅尧臣, 《茶灶》) 诗人携带便携的茶灶, 在山寺溪头, 在岩畔, 夜火竹声, 春瓯茗花, 雅趣横生。“稽山新茗绿如烟, 静挈都篮煮惠泉。未向人间杀风景, 更持醪醑醉花前。” (晏殊, 《煮茶》) 唐人以“对花饮茶”为“杀风景”之事 (1) , 而此诗的茶学意义正是在于不论其方式是否“杀风景”的旷达胸怀。“强拈茶碗对梅花, 应是花神笑我多。” (吴芾, 《梅花下饮茶又成二绝》) “不置一杯酒, 惟煎两碗茶。须知高意别, 用此对梅花。” (邹浩, 《同长卿梅下饮茶》) 玉洁冰清的梅花与玉骨冰肌的佳茗相映成趣, 茶的清香在梅花的暗香浮动之中更加令人陶醉, 两种脱俗的意象融合, 使得品茶之事更为高雅, 文人的心灵也更加纯净。

宋代士大夫受儒道释三家合流蜕变的影响, 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趋于自然适意, 在审美情趣上也由唐代的热情奔放、雄浑豪放, 转为平淡高逸、幽远高雅。宋人在精神追求和艺术理想上多追慕魏晋风韵, 超然旷达, 宁静淡泊, 意态雍容。宋代士大夫就这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在袅袅茶烟熏陶下, 忘却世俗烦忧, 得以平淡澄静。

(二) 精细雅致的茶事活动与宋代士大夫的诗意人生

宋代饮茶方式比唐代更精细雅致, 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北宋中期以前, 还是多种饮茶方式并存。蔡襄的《茶录》出现之后, 末茶点饮的方法很快就在宋代茶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茶录》为宋代的点茶法奠定了艺术化的理论基础, 而徽宗的《大观茶论》则对点茶之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从这两部茶书中我们可以窥见宋代点茶法的全貌。 (2)

点茶的程序包括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碾茶时需快速有力, 罗茶的罗底要“绝细”, 候汤需顾及选水和烧水两方面, 熁盏有助于激发茶香, 最后的点茶可用茶匙或茶筅, 每一步都很深入细致, 每一步都体现着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黄金碾畔绿尘飞, 紫玉瓯心雪涛起。” (范仲淹, 《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碾深罗细, 琼蕊暖生烟。” (黄庭坚, 《满庭芳·咏茶》) 宋代士大夫在细碾慢罗、汲泉煮水、点茶调膏的过程中, 静养身心, 享受人生, 一方面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优游闲雅的风范和从容不迫的心态, 另一方面显示了宋代士大夫的诗意生活, 他们在品茗的同时也在品味苦涩的人生, 在苦涩的人生中扬弃悲哀, 获得内心的平静淡然。

(三) 茶的自然淳真之美与宋代士大夫的尚雅心态

茶生于灵山秀峰之中, 蕴天地之精华, 承雨露之芳泽, 品性高洁、自然淳真。宋代文人崇尚自然, 喜欢茶的天然真味。“茶实嘉木英, 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 清堪掩椒菊。” (秦观, 《茶》) 秦观对于茶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 他反对在茶中掺杂其他香料之法, 以保持茶的本色真香。“要知冰雪心肠好, 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 从来佳茗似佳人。” (苏轼, 《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 宋代饼茶焙干之后会用蜡状的粥液结面保存, 在点茶的时候需轻轻刮去饼茶表面的膏油。苏轼崇尚的是冰雪心肠的佳茗, 而非经过膏油粉饰的“美人”。

“此等莫与北俗道, 只解白土和脂麻。” (梅尧臣, 《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 “老妻稚子不知爱, 一半已入薑盐煎。” (苏轼, 《和蒋夔寄茶》) “精金不受钏钗辱, 瑞草何曾取膏腹。乳花粥西名已非, 荐以羊肪何太俗。” (刘一止, 《允迪以羊膏瀹茗饮吕景实景实有诗观赏仆意未然輙次原韵》) 对于宋代士大夫来说, 在茶中加入姜和盐会破坏茶的自然真香, 而像北方少数民族那样加入羊肪更是俗不可耐, 不可理喻。

宋人喜爱茶的同时也是在欣赏自己的高品逸情。宋代士大夫崇尚的雅不仅反对尘俗, 而且包含对自然淳真的崇尚, 顺应自然, 顺应天性, 这也是中和的哲学思想。

二、宋代茶文化与宋代士大夫意识

(一) 茶的清净缓释与宋代士大夫的凝炼自省

陆羽的《茶经》中说:“茶之为用, 味至寒, 为饮, 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 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3) 诗词中有“睡魔遣得虽相感, 翻引诗魔来眼前。” (释智圆, 《谢仁上人惠茶》) “一杯永日醒双眼, 草木英华信有神。” (曾巩, 《尝新茶》) “洗涤肺肝时一啜, 恐如云露得超仙。” (吕陶, 《答岳山莲惠茶》) “何须魏帝一丸药, 且尽卢仝七碗茶。” (苏轼, 《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 茶具有提神、明目、清热、醒酒、轻身换骨、延年益寿的功效。这正与宋代士大夫的凝炼自省相契合。

宋代文化是相对内倾、封闭的文化, 宋代文人也喜静不喜动, 内敛、保守, 也更加理性, 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追求内敛的主体人格的自我完善, 反对纵情任性。宋代士大夫就是在这样淡淡的茶香和浓厚的书卷气息中敛情约性, 反思自我。

(二) 茶的高蹈脱俗之美与宋代士大夫的适意乐道

“森然可爱不可慢, 骨清肉腻和且正。” (苏轼, 《和钱安道寄惠建茶》) 苏轼以拟人的手法把茶比作“风味恬淡, 清白可爱”的高蹈不俗之士。“玉骨冰肌体自轻, 非关茗饮觉神清。” (李之仪, 《饷茶不容少待二绝》) “玉角苍坚已照人, 冰肝寒洁更无尘。” (毛滂, 《德清五兄寄清茶》) “凤凰山畔雨前春, 玉骨云腴绝可人。寄与青云欲仙客, 一瓯相映两无尘。” (毛滂, 《送茶宋大监》) “形模正而方, 气韵清不俗。故将比君子, 可敬不可辱。” (袁燮, 《谢吴察院惠建茶》) “洁躬澹薄隐君子, 苦口森严大丈夫。” (岳珂, 《茶花盛放满山》)

在宋代士大夫的眼中, 茶或是玉洁冰清、可人无尘的佳人, 或是气韵不俗、森严淡泊的君子。茶的这种高雅脱俗之美与宋代士大夫适意乐道的精神相契合。不俗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境界, 而适意乐道正是宋代士大夫追求高尚人格中所具备的胸襟怀抱。宋代士大夫乐道, 故能摒弃物欲, 闲适自得。纵使在政治上失意, 他们仍能坚守独立的人格操守。

(三) 宋代士大夫在品茗反观过程中的人格升华

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精英群体, 担当着历史和现实赋予的使命。由于宋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 宋代士大夫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并在儒学复兴背景下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和忧患意识。

“饮罢清风生两腋, 三山去人疑咫尺。便欲携公封事叩玉扃, 为问苍生几时得苏息。” (刘才邵, 《谢萧元隆贤良惠小团》) 诗人在品茗飘飘欲仙之时, 仍能想到“苍生几时得苏息”, 表露出关心民瘼的一片赤子之心。“饭囊酒瓮纷纷是, 谁赏蒙山紫笋香。” (陆游, 《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 用“蒙山”和“紫笋”比喻优秀人才, 这是陆游对南宋朝廷用人不当的谴责。

宋代国势的衰弱、政治的保守、军事的无力使得宋代士大夫不得不返归内心, 甚至想要归隐山林。他们在山林、清泉边品茗、清谈, 本想逃避现实, 却在品茗中进一步认清现实。一杯杯香茗不但可以抚慰宋代士大夫失落的情绪, 而且可以使其保持清醒反思现实。宋代士大夫正是在品茶的过程中提升境界, 升华人格。

摘要：宋代既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又是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茶与文人有着难解之缘, 宋代的士大夫一方面是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 一方面又是著名的茶客。茶文化由于士大夫的推崇更加繁荣, 而宋代士大夫的人格也在品茗过程中得到升华。

关键词：宋代,品茗风尚,士大夫,茶文化,士大夫意识

参考文献

[1]沈冬梅.宋代茶文化, 台北:学海出版社, 199.

[2]朱世英.中国茶文化大辞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 2002.

[3]蔡振楚, 施兆鹏.中国名家茶诗[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4]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95.

[5]马茂军, 张海沙.困境与超越—宋代文人心态——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6]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北京: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1998.

南方文化之崛起与宋代文风之形成 篇2

南方文化的.崛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主要从唐代开始,到宋代就进入了全面超越北方文化的时期.宋代文风的形成,是南方文化鼎盛的一个突出表现,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作 者：田义勇 李灿朝 TIAN Yi-yong LI Can-zhao  作者单位：田义勇,TIAN Yi-yong(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李灿朝,LI Can-zhao(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湖南,岳阳,414006)

宋代民俗文化新探 篇3

关键词：民俗文化 “宋文化” 旅游文化产业

民俗文化是创造于民间又传承于民间的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传统文化现象。民俗文化的范围大致包括经济民俗和社会生活民俗。探求民俗文化， 首先应从物质生活条件着手。宋代的经济民俗主要表现在传统生产方式中所形成的一系列惯制， 它是社会生活民俗的基础。随着社会的进步，中国古老的生产方式已逐渐为一种新的现代大生产所代替，高度发达的生产文明，我们已经不需要那种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原始生产方式了。而社会生活民俗主要包括节庆、婚丧嫁娶、服饰、居住和饮食等习俗，仍然沿用及遗传下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

开封位于华北地区南部的豫东平原，开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有着曾经辉煌的过去，尤其是在北宋时期，被称之为东京，是当时世界性的大都会之一，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表现了当年开封古都的繁华景象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随着开封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民俗旅游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越来越吸引外来旅游者，使得宋代民俗文化重新焕发活力，吸引更多的文人学者去研究探寻。

宋代民俗文化别具特色，从《东京梦华录》、《宋史·礼志》等相关典籍的描述中就可以清晰的反映出。作为开封市旅游文化资源之一的宋代民俗文化旅游，实际上是对宋代民俗文化的继承、发展及创新，我们可以透过开封市“宋文化”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和利用现状一窥宋代民俗文化的独特之处。

一.庙会节庆文化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宋代以祭祀神灵为主的庙会有独特的贸易风情。注梁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大三门交易飞禽猫犬，珍禽异兽。二三门搭建露屋散棚，经营日用杂货、时果腊脯、屏筛竹席和鞍髻弓剑等。而孟家道院经营文房四宝、书籍、古玩、花朵、珠翠、帽子、土物和香药。这种斋敌祀神的庙会集市，为买卖提供了兴盛的财源，成为宋代集市的一种形式。

开封市目前主要有禹王台公园庙会和翰园碑林庙会，已经成功举办多年，极大促进了开封旅游经济的发展。

禹王台公园每年4月都举行“东京禹王大庙会”，热闹非凡。据载，早在北宋时期，作为北宋都城的开封，每年仲春都要在禹王台一带的先农坛举行大型祭祀活动。至明清时代，这项祭祀活动发展为传统庙会，赶会人群“积气成雾，哈声如雷”。东京禹王大庙会的“历史文化之魂”不仅在于它的千年习俗，还在于它的载体——禹王台公园内多不胜数的历史文化遗迹。位于市区东南隅的禹王台公园占地400余亩，古代建筑绵延不断。其中，著名古迹禹王台兀立于高台之上，御书楼、师旷祠、碧霞元君祠、康熙展室、乾隆展室、御碑亭等聚集于高台，共同组成了一步一景、目不暇接的古式建筑群体。东京禹王大庙会除了具备“历史文化之魂”之外，它还具备丰满的“肌体”。

开封翰园碑林春节祭祖大庙会从2000年春节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届，庙会内容从首届单纯的文艺演出发展到现在的节日气氛营造、综艺演出、商业购物文化民俗活动等众多项目。它已经成为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城市旅游庙会，代表了七朝古都开封春节旅游的文化主题形象，也是河南省春节旅游的龙头活动之一。为了促进大宋文化的弘扬，进一步推动大宋文化品牌的建立，2010年开封市委、市政府批准翰园春节大庙会升级为市级庙会，并确定了“大宋年文化”的主题。翰园在双景区（包括万岁山）大宋文化景观性建设基础上，进行宋文化节目内涵的打造。在庙会期间推出了大宋水上秋千、25宋词朗诵会、猜灯谜、对春联等民间游艺活动和大宋民间年俗产品项目，使游客既能静态观赏，又能积极融入到宋文化活动中去。庙会活动内容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迸发出勃勃生机、具有生命力。

二.节庆文化

岁时节日民俗是一座内容充实的文化宝库，它凝聚了历代以来岁时节日文化的精华，表露了人们的性格特点、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有独特的时代特色。千姿百态的宋代岁时节日文化是事象万千的民俗文化的综合展现。节日里饮食、服饰习惯敬神祭祖仪式的民间信仰亲友往来的社会礼俗各种形式的游艺杂技活动等，都是节日程序中的主要文化内容。宋代岁时节日与农业社会形态相适应， 又与地理环境、水源、作物等密切关连， 有很强的季节性。岁时节日又与历史人物、事件有关，具有历史文化的特点。如果说我国的岁时节日在汉代已经定型的话， 那么到了宋代发展得相当完备。宋代的岁时节日有“爆竹声中一岁除”的辞旧迎新的春节、有“ 火树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的元宵节、有“纸钱化作蝴蝶飞，一文不曾到黄泉”的踏青扫墓的清明节、有僧尼以浴佛会以求施利的浴佛斋会，有“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端午节举办的龙舟竞渡、有“妇人好，至夜对月穿针”的七巧节、有家家户户供时果，焚冥衣以“祀分”的中元节、有玉兔东升、临轩观月的中秋节以及重阳节、冬至等佳节。宋代传统节日既有喜庆、吉祥、康泰的内涵，又包含了禁忌、敬神、祭祖的成分，反映了宋人祈求农业丰收，渴望美好生活的愿望，揭示了人们免除灾害和保障身心健康的心理状态，显示了宋人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情趣。宋代的传统节日贯穿于全年的始终，展现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风趣。

节庆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实质就是节庆文化经济化，节庆文化经济化就是利用节日庆典符号的形式和功能为经济发展服务。除了传统的岁时节日的庆祝外，“菊城”开封每年l0月18日至11月18日的菊花花会也促进了当地经贸、旅游等方面的发展。以花为媒、花卉搭台、旅游唱戏的宗旨正在日渐落实。“中国开封菊花花会”如能进一步的优化，必将大大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三.饮食文化

从北宋流传至今的饮食文化久传不衰。有中华一绝之称的“第一楼小笼包子”，“马豫兴桶子鸡”等传统风味小吃，广受欢迎。2006 年，开封第一楼再次入选中华传统老字号，饮食文化已成为产业优势，使第一楼在全国拥30家连锁店，年销售额达2300万元，成为中原饮食的著名品牌。深入挖掘这些传统饮食文化之精华，并不断创新，形成名特豫菜系列产品。

开封的鼓楼夜市非常有名。夜市小吃有“第一楼灌汤小笼包子”、“马豫兴桶子鸡”、“州桥胡辣汤”、“稻香居锅贴”等等，其中最有名的时“鲤鱼焙面”、“套四宝”，它们是豫菜的代表。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拥有千年以上豫菜菜肴有280多28种。每天天刚擦黑，鼓楼夜市就热闹起来，热气、香气四溢。开封的“马豫兴桶子鸡”、“套四宝”等都应该借鉴“开封第一楼”的经营模式，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建立连锁店，或生产便携式的系列产品。开封现在需要一个或多个小吃城，这是一种家庭感、人性化和高雅的饮食享受。目前，开封夜市需要提高档次，美化周围环境卫生，整改小吃硬件设施，改变脏乱差形象，逐步建成洁净、高雅的美食天堂。

宋代人民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过程中， 继承和发展了前代一系列的文化习俗， 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风采。作为开封“宋文化”旅游文化产业资源之一，对于宋代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不能一足而论，有的是其文化内涵单纯某一个层面上的开发，也有的是以一个层面为主、其它层面为副的综合开发，甚至是多个层面综合立体式的开发。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特色开封“宋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豫科鉴委字[2015]第1676号.

宋代文化 篇4

一、宋代的酒文化

宋代酿酒业的繁盛与水稻的广泛引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割麦种禾, 一岁两熟”让酿酒的原料有了充足的保证。其次, 酿造工艺理论已初具雏形, 专著数量也有了明显增长, 包括苏轼《东坡志林》、朱肱《北山酒经》、李保《续北山酒经》、范成大《杜海酒志》等, 宋代是中国历代王朝编撰制曲酿酒工艺理论最多的一个朝代。再者, 宋代是唯一从始至终实行专利榷酒政策的封建王朝, 酒类的生产、销售、分配等环节进行国家经济干预专卖政策。宋代酒税收入约为宋代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宋酒品种琳琅满目, 酒家数量不胜枚举。据《酒名记》记载, “天下名酒100多种。按酿造方法可分为酿造酒、蒸馏酒和配制酒三大体系。酒家不胜枚举,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仅汴京城内有正店72家之多, 其余脚店不能遍数。不仅是繁华京城, 乡村偏远村野也有很多酒店。上到社稷祭祀, 小到百姓宴饮, 可以说宋代是一个全民尚酒的时代。

二、宋代酒具陶瓷造型

正所谓“美食美器”, 伴随着酒的生产制作不断发展, 饮酒器皿的设计、制作也逐日发展提高, 陶瓷酒具造型的变迁按其功能可以分为三类:盛酒器、储酒器、饮酒器。储酒器, 是长期深埋地下发酵或短期储藏酒水而用的酒器, 除了流行于唐代的罐、瓮, 还有适用与储酒、量酒的新酒具梅瓶;盛酒器具有玉壶春瓶与葫芦瓶:玉壶春便于把持酒水不易洒出。葫芦瓶便于执拿同时能防止酒香挥发;斟酒器, 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执壶、注碗是集温酒、斟酒于一身的酒具;饮酒器以杯类为主, 类型包括:圆口杯、花口杯、带把杯、高足杯。

三、宋代酒文化因素影响下的陶瓷酒具造型

1. 饮酒之风对陶瓷酒具种类及产量的影响

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众多书籍、诗文的记载, 不难看出宋代酒的大量酿造, 酒楼林立、饮风盛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 不同的饮酒环境与场所需要大量与之相配的储酒器、饮酒器, 从数量、品种等方面促进了宋代陶瓷酒器的生产与制作。宋代的各大窑系为了满足各阶层人民饮酒的需要, 烧制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风格迥异、造型多变的陶瓷酒器。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 官窑、汝窑、龙泉窑耀州窑青釉瓷系, 定窑白釉瓷系, 景德镇青白瓷系, 磁州窑的釉下白底黑花瓷系, 以不同的工艺、造型、釉色和装饰百花齐放的征占陶瓷酒具不同阶层的市场空缺。

2. 饮酒环境对陶瓷酒具造型的影响

东京梦华录中描述酒楼中的情景写到:“大抵都人风俗奢侈, 度量稍宽, 凡酒店中不问何人, 止两人对坐饮酒, 亦需用注碗一副, 盘盏两副, 果菜碟各五片, 水果碗三五只, 即银近百两矣。”对坐一词, 说明了食客人视线和器皿部件的细节关系。宋代饮酒环境已不同于唐代普遍使用的低矮食桌, 而是使用的桌子;椅子与凳子等坐具也为了方便垂足而坐而增加了高度。这种垂足而坐的饮酒方式改变了前朝食客与食物处于同一水平高度的状况。人们拿壶从手捧壶为手执壶, 壶身逐渐变得修长, 把手空间也渐加大, 更加方便坐拿。置于桌面使用的酒具造型如执壶、玉壶春瓶、葫芦瓶造型相对唐代变得瘦削而精致。宋代的饮酒方式, 使得功能细化、种类完善的酒具出现在宋人的餐桌上。

3. 酒饮类型对陶瓷酒具造型的影响

在蒸馏酒普及前, 宋代的酒饮类型以黄酒为盛。黄酒是经发酵而成的复杂有机液体, 新酿之酒往往口味粗糙, 香味不足, 故需“陈酿”。经过贮存之后的黄酒, 酒性柔顺, 酒味温和, 酒体醇厚。

储酒器:宋代多采用小口、短颈、溜肩、长腹, 小足的梅瓶

存储, 以荷叶、竹壳等封口, 防止酒液挥发。到了南宋时期, 梅瓶的形制逐渐减小, 从侧面反映出此时酒质的提高, 饮用量减少, 不再需硕大的形体。

斟酒器:五代前后开始, 饮用黄酒多选择温饮。因为温过后黄酒中含有的少量甲醇、糠醛、丁醛、戊醛、乙醛等有害物质会随着温度蒸发掉。温过的黄酒更加甘爽醇厚, 芬芳浓郁, 并且能够减少头晕, 有活血化瘀、驱寒除湿的功效。注子与注碗便作为专用的温酒器具应运而生。在造型方面, 温碗的造型均依注子的尺寸形式而定, 多为莲花状。注壶盖合紧密, 防止酒香挥发和倾倒时酒液溢出。器盖多堆塑动物形态的盖钮, 既美观, 又便于拿取, 实用美观。

饮酒器:相对于其他酒具, 饮酒器因直接对嘴饮用。故其受酒质的影响更为显著。在饮用果酒、发酵酒、黄酒为主的北宋酒杯形制相对较于蒸馏酒普及的南宋形制缩小2-3cm左右。而南宋时期的杯形大多被元代延续下来。说明南宋时期的酒类品种与元代时期的酒类大约一致, 都饮用酒质较高的蒸馏酒。

四、结语

宋代的酒具作为一种独特的实物载体, 蕴含了宋代造型艺术、工艺技术、社会风俗、审美意识于其中, 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具体体现。宋代酒具是认识宋代浓厚的饮酒风尚的重要窗口, 其形制发生改变与其所承载的物质是密不可分的:陶瓷酒具产量的提升, 细节的改变, 新造型出现等各个层次都受到酒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是宋代陶瓷酒具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朱肱.北山酒经[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3]周密.武林旧事[M].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4]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M].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6

宋代边塞诗词风格 篇5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国势的强弱也会自然或不自然地渗入文学作品之中，宋朝边塞诗就是很好的例子。

宋代边塞词的美丽与忧伤

同汉唐相比，北宋已不是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其疆域是自秦汉大一统以来历朝中最小的。北方早在北宋开国前就已建有强大的契丹政权，北宋建立时，其北界已经退至今山西的河曲、岢岚、原平、代县、繁峙和河北的阜平、满城、容城、霸州及天津市区一线。

而且在后来宋辽之间的战争中，辽军曾多次南下，最近到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市)。宋军也曾推进到此线以北，但在双方稳定时这样的边界形势并没有改变。西北方，在宋开国后就一直有党项部族不断扰乱宋朝。西南方，一些在唐朝后期就脱离了中央政府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宋朝并没有恢复控制。

南宋的疆域与北宋相比，南部和西南边界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北界因金人的入侵而大大南移。南宋初，金兵一度进到今湖南、江西和浙江三省的中部。1141年，宋金议定以淮河为界。第二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及今秦岭以南。以后虽有局部变动，基本稳定在这条界线。

宋代被称为“边”和“塞”的地方，也不再全是以前人们所通常认为的北方长城，更多的是指当时宋朝国境边界和一些与外族政权发生战争的地方。如此说来，所谓的幸福，只是一种相对而言的传说。

宋词的初期极尽艳丽浮华，流行于市井酒肆之间，成书于五代时期的《花间集》就很明显地展露了词美丽绚烂的文采。

是因为当时幸福指数太高了，所以，热血男儿们都不愿意在边塞上意气风发了?非也!纵观历史，这吟诗作对不仅可陶冶情操，更是一块很不错的敲门砖。在重文轻武并且对外退让的国策下，活在宋代的文人，就没能像唐代文人那么幸运地靠边功入仕。

“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奠定了边塞词在宋词中的地位，使只闻歌筵酒席、都市风情之类词作的世人耳目一新。到苏轼词首开豪放词风，宋词已经不仅限于文人士大夫寄情娱乐之物。而跳脱出歌舞艳情的边塞词，升华为一种代表了时代精神的文化形式。

铮铮边塞词

“靖康之变”打破了宋人“太平也，且欢娱”的盛世美梦，昔日风花雪月的文艺青年们，幡然梦醒。大批有志之士变身愤青在南宋时期发出收复山河的.悲壮之音，但是统治政策的退让与军事力量的薄弱始终影响着文人的创作心理，使他们趋向于柔弱而不是刚强，这种群体性的孱弱心理反映到文学中来，便很难再现盛唐边塞诗人的进取豪情。就宋代边塞诗词而言，盛唐边塞诗之昂扬壮阔确已成为绝响，但中晚唐边塞诗之忧患焦虑、悲愤沉痛，却有所传承，并展现出有别于唐代的独特主题风貌。

南渡词人周敦儒在亲历靖康之难时，将战乱时代漂泊逃难者的悲痛心声抒发于《相见欢》中：“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后人最为熟知的莫过于岳飞，其《满江红》以激愤慷慨而为世人所称颂，词中直指靖康之耻，表达痛失中原之恨，其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二句，抒发了自己渴盼收复失地的志向，全词气势非凡。然而此类慷慨悲壮之声在宋代边塞词中并不多见，岳飞面对胡虏侵吞中原造成的国家丧乱民不聊生，同样发出了“兵安在，膏封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的悲叹。

面对半壁剩水残山，爱国士人忧心如焚，屡屡发出民族危难之声。陆游写下了《关山月》：“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寇传子孙。遗民忍死忘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胡世将在《酹江月》里感慨：“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赛马晨嘶，胡笳夕引，赢得头如雪。”张元幹在《六州歌头》中提问：“叹中原久矣，长淮隔、胡骑纵横。问何时，风驱电扫，重见文明。”

范仲淹可以称为宋代边塞诗人的代表人物。他守卫国家西北边塞的功绩青史垂名，其作于西北前线的词作《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作此词之时，范仲淹已是知天命之年的文艺大叔。在写这首词之前，还有更脍炙人口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年轻时激情万丈，年老后“白发征夫泪”满是凄冷。也难怪比范仲淹小一茬的欧阳修认为这是“穷塞主之词”，大概说的就是，你这范仲淹，作为主帅，不抒发英雄豪迈慷慨之情，却去写塞外凄凉穷愁的景象与思归之心，颇不合时宜。这也正好印证了宋代边塞文艺的这种寂寥和冷清之感。

相对于其他题材来说，边塞词作品数量并不多。“边塞”成为宋代文学中的一个主题，最早是出现在诗歌中，在《文苑英华》卷二百九十九，诗类卷一百四十九，“军旅类”中列有“边塞”一个分目。对于宋词，人们历来多以婉约、豪放两种风格流派来划分。在相关研究中，对于宋代边塞词的作品数量的认定也不尽相同，大致为百余首。

相比数以万计的宋词而言，宋代边塞词的作品数量是极少的，也并未得到时人的重视。在整个两宋时期，都未出现像唐代王昌龄、岑参一样的边塞大诗人。

宋代的边塞词难以再现唐代边塞诗人驰骋沙场、扬威边疆的那种昂扬气势。《望江南》《临江仙》《浣溪沙》《西江月》《秋波媚》等边塞作品中，暂时的万般豪情中夹杂着一丝惆怅和遗憾。因此宋代边塞词中的意象、色彩、所见、所感，无不给人一种凄凉、衰飒的清冷之感。

探析宋代文化背景下瓷器釉色的特点 篇6

关键词：瓷器釉色；文人气质；简约典雅

哲学上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宋代王朝富庶广大，社会稳定，人们安居乐业；加上当时国家推崇重文抑武的治国政策，文人备受尊重，所以整个社会中弥漫着浓厚艺术气息。提起宋代文化，人们不由谈起宋词，其实与宋词齐名的还有宋瓷。宋代瓷器受到各方人们的喜爱，无论君臣还是市民，以及后世的收藏家乃至平民百姓无不为之心动。最能表现宋瓷魅力的莫过于其深幽古雅的釉色。本文将从如下几个方面阐述宋代文化背景下瓷器的釉色特点。

一　受宋代社会现象影响的瓷器釉色

北宋末期至南宋时期一度出现了复古之风，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都具有某种的“复古”倾向。受其影响，宋代帝王及其文臣士大夫开始热衷于分析和研究古代遗留下来的精美的青铜礼器玉器以及古玩字画。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推崇儒家思想，玉器自从春秋战国时期被儒家附会为有君子之德后，一直为士大夫所喜爱。在宋代，人们更将玉作为品格优秀之人的象征，对玉的尊崇由此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时尚。宋代瓷器便吸取其中元素，在釉色上加以表现，最能够体现的便是青瓷。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宋代青瓷出现了许多不同的釉色：景德镇影青瓷，釉质细薄晶莹润泽，颜色似青似白，质感如玉；汝窑青瓷有粉青、豆青、卵青、虾青等色，其特点“釉汁莹厚如堆脂”，釉施较厚，釉层乳浊而不透明，从而产生一种温润如玉的视觉效果；龙泉窑在北宋时多为粉青釉，釉色呈粉润的青绿色，如半透明的青玉，南宋时则呈翠青色，釉色苍翠，类似碧玉的色泽，另外还会在瓷土中加入一定量的紫金土，利于烧成较深的胎色以获得类玉般深邃凝重的质感。这些都显示了当时艺术与文化之间的融合。

此外，宋代文人在美术作品的诠释上也愈加成熟，当时很多帝王中就是造诣颇高的文人、艺术家，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美术领域的发展。随之创新的宋瓷釉色也从中汲取灵感，民间著名瓷窑耀州窑的白釉釉下黑花想必就是受到水墨画的启发，充分体现民间艺术的质朴美，运用了中国画简单写意的绘画特点。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宋代盛行斗茶，标准为茶白为上，茶白是宋人斗茶中崇尚的艺术境界；而文房四宝中的墨在书画家的作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斗茶与书画是宋代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两个元素，磁州窑的白地黑花恰当的反映了当时社会宋人所追求的高尚的生活品质。说起斗茶，在宋代风靡一时，“上至官府，下至闾里，莫之或废”。这是宋代人们安居乐业、娱乐生活丰富化的产物。斗茶首先讲究的是斗茶色，验水痕。“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为了满足斗茶需要，黑盏应运而生。将白茶放在黑釉瓷盏中，黑白就极易显现，胜负一目了然。在宋代黑釉瓷器的烧制中，最有名的当属建窑。宋代经济文化的开放性也促进了黑釉瓷器的发展，建窑黑盏激发了全国南北瓷窑的竞相仿效，并促进了兔毫盏、油滴盏等许多新品种的产生。宋代许多文人还作诗对其大加赞赏：苏轼的“勿惊午盏兔毛斑，打出春罋鹅儿洒”，杨万里的“松风明雪兔毫霜”等等，无不体现了黑釉瓷器在当时受人们喜爱的程度。

二　宋瓷釉色——宋代文人气质的彰显

宋词与宋瓷同音，宋代诗人、文人辈出，王安石、黄庭坚、苏轼父子比比皆是，他们的诗风或拗劲刚健，或雄奇奔放，或奇崛瘦硬，风格各异。这种个性化对当时的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整个宋代文化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宋瓷不同的釉色也大放异彩，打破了以往单一的色调，尤其青瓷系又包含影青、天青、粉青、梅子青……如前面所提到，虽然汝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官窑都烧制有青釉瓷，但釉色却不尽相同，就像天空不同时段、不同季节的颜色变化。另外白釉、黑釉、钧釉变化万千，丰富多彩，不拘一格，争相彰显各自的魅力。宋代诗人虽然极具个性化，但他们又普遍具有沉着的性情以及高远的意趣，这恰像宋瓷的釉色一样，婉约高雅，散发一种安定的元素，使人归于宁静，陶冶情操，令人爱不释手。唐代著名学者陆羽曾在《茶经》中称赞唐邢窑白瓷“类银类雪”，宋代在白瓷的烧制上更是有很大突破，较之前代进一步提高，釉面匀净洁白，带有象牙般的质感，犹如凝脂，白而不冷。正如宋代才人一样，虽追求高雅的意趣，却又不让人感觉生涩。宋瓷釉色令人耐人寻味，单一的釉色并不单调，多彩的釉色却不繁乱，展现一种高姿态的美。

宋代皇帝注意节俭，反对奢侈的生活。我们知道，一般历史上的帝王，执政期间都会为自己大肆修建豪华陵墓，而北宋皇帝规定，在皇帝活着的时候，不许修皇陵，皇帝晏驾之后开始修建，七个月内必须完工。而宋代文人也提倡廉洁清正，北宋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范仲淹《岳阳楼记》中“不已物喜，不以已悲”所蕴含的哲理正是当时帝王所提倡的，寄予文臣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宋瓷的釉色也折射出宋朝社会中良好的风气，白釉瓷器朴素大方，含蓄典雅，自然不做作，纯洁没有瑕疵，人们通过洁净的白色来抒发对朝廷的厚望，期待君臣可以化身正义使者，以维护神圣的帝王形象；青瓷中所力求表现玉的质感，也正是借鉴玉的寓意呼吁宋人要为人正直，有君子之德，具备淡泊名利的文人气质，富有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磁州窑具有代表性的白釉釉下黑花也可以理解为此种涵义，磁州窑为民间著名瓷窑，作品全部来源于生活，散发着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在釉色的处理上，百姓利用这种黑白对比的特点阐述对当时社会的某种寄托，希望帝王与官员能够做到明辨是非，为百姓伸张正义，除恶扬善。这些体现了人们渴望简朴而不简单的自由闲适生活，也正是君臣与百姓努力地追求梦想，我们从历史中看到了宋代王朝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

三　宋代文化背景下瓷器釉色的创新

宋代崇文抑武，因此宋代政治也可成为士大夫政治。两宋王朝的士大夫阶层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组成。宋朝科举制度开放、公正，对考生一视同仁，让更多有知识有才华的人可以参与到科举考试中。这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好学之人不分阶层、长幼、男女，整个宋代的学习气氛浓厚，人们的觉悟整体提高。与此同时，宋代的制瓷工匠也不甘于落后，学习与总结前人传承的技术与经验，并将其融入到自身的实践中，不断力求创新。以下就从几个方面展现宋瓷釉色中的创新。宋代五大名窑中，汝窑、官窑以及哥窑的釉面通常有开片：汝窑为很细的开片；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而哥窑釉面的裂纹最丰富，有纹片极细小如鱼子的鱼子纹、纹片大而呈弧形的蟹爪纹、以及纹片大小相同的百圾碎。开片本为瓷器釉面的一种自然开裂现象。开裂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成型时坯泥沿一定方向延伸，影响了分子的排列；二是坯、釉膨胀系数不同，焙烧后冷却时釉层收缩率大。①这是由于早期人们缺乏对胎釉温度的了解，以致在烧制时产生炸裂现象。但是，宋代工匠却巧妙地利用这种工艺上的缺陷，将其变为瓷器上一种天然形成的装饰。通过掌握开裂的规律，制造一种窑变肌理，获得美妙的艺术效果。这一成就也反映了宋代手工艺人的聪明才智以及乐观的生活态度。

收藏界中盛行有一句话：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钧瓷深受古今人们的喜爱，其魅力毋庸置疑在于丰富多变的釉色。宋瓷釉色在烧制过程中产生两种独特的效果，一种是上面所提到的开片的窑变肌理效果，另外一种就是钧瓷的釉色窑变效果。窑变是指瓷器在窑内烧成时，由于窑中含有多种成色元素，经氧化或还原作用，出窑后釉面色彩斑斓，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当时它本出于偶然，由于呈色特别，又不知其原理，只知经窑中焙烧变化而得，由此得名。②钧瓷在烧制完成前难以预料出窑后的颜色以及效果，具有某种神秘性，“窑变无双”也说明了钧瓷的珍贵。钧瓷的釉色有天青、蓝灰、葱绿、黑绿、月白、紫红、玫瑰紫等等，这些万千变化的釉色丰富了宋瓷乃至整个陶瓷史的色彩。钧窑烧制出的天然釉色反映了当时人们尊重事物的本质，善于发现自然的美。除了以上谈到的两个方面的创新，值得一提的还有龙泉窑在宋代以石灰碱釉的新工艺，制造出堪称极品的粉青、梅子青釉色，如同巧夺天工的人造美玉，润泽光亮，其色泽与质感达到青釉史上的高峰。此外，前文中提到的景德镇影青瓷、建窑黑釉瓷系等，通过材质比例上的调整以及技术上的突破，令人获得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都是宋代工匠创新的成果。

四　结语

宋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为发达的国家，科技突飞猛进，海内外市场得以扩展，国家政局稳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宋代也成为了中国瓷器史上的鼎盛期。宋瓷简约淡雅却富有变化的釉色是代表宋朝文化的一朵绚丽的奇葩。瓷器釉色中所呈现的清秀典雅的艺术气息，恰恰彰显出重文抑武政策下宋代士大夫淡泊名利的文人气质以及追求高雅的审美情趣。洁白纯净的白釉、可与翡翠媲美的青釉、“曜变天目”的黑釉、以及绚丽多彩的钧釉，在整个宋代王朝以及后世大放异彩。正是在宋代繁荣的文化背景下，瓷艺工作者才有更多的机会不断交流与创新，施展智慧、发挥创造力，极大的丰富了陶瓷文化。

参考文献

[1] 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

宋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略 篇7

一、宋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社会背景分析

北宋时期（960—1127），自赵匡胤完成统一大业之后，政治上开始稳定起来，北宋文人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唐末五代之乱时遭受严重破坏的中国社会文化得以开始重建，整体社会文化处于逐步复兴的阶段，在辞赋、绘画、书法艺术等方面成绩卓著，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方面中最为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与此对应，日本当时处于平安中后期时代的藤原贵族全盛时期，其形成的“国风文化”是臻于完善的贵族文化的最佳代表。在这个时期，日本与大陆文化的官方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它主要采取了停止大规模学习吸收海外文化的相对保守的闭关锁国政策，中日两国的文化交往基本处于比较失衡的状态，往来的官方文化交流人员相对较少，但尽管如此，两国民间文化的各种密切交往依然较为频繁。

南宋时期（1127—1279），经过北宋王朝一百多年的建设，整体汉文化获得了复兴，展现出繁荣的状态，特别是以理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完善形成了这个时代具有的基本特色。另外，伴随着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在南宋时代极其兴盛，对中日文化艺术的交流与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与此对应，日本当时处于镰仓时朝，国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新兴统治阶级的武士阶层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采取了门户开放、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包括佛教交流，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繁荣景象。

二、宋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主要涵盖的内容

1. 宋代禅宗。

中国佛教思想对于日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正值我国宋代时期，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开始大量传入日本，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禅僧无准师范，他为日本培养了大批的精通中国禅家文化的佛门弟子，这为今后禅宗在日本的生根发芽打下了坚实基础。随着包含有深刻哲学思想的宋代禅学传入日本，不仅给日本的传统儒道思想施以巨大影响，而且其也广泛融入到日本的文学、艺术等各个文化门类之中。

借助其“以心传心”、“无中万般有”的思想，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学对日本后期文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限于佛教本身，而是渗透到了文学、艺术、美学、茶道等各个生活领域。这种影响的魅力至今依然可见，比如当前十分流行的俳句、能乐、茶道、山水庭园等，都还多多少少保持着禅宗倡导的“无”与“空”的文化精神内涵。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思想对日本作家、艺术家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大画家东山魁夷等都受到了这方面的熏陶，他们在创作时特别强调美是存在于“无我”的境界当中的，一切艺术的真正奥秘实际上就存在于“临终的眼”之中，依旧保持着禅宗思想当中涵盖的“闲寂”、“空寂”等审美情趣观[1]。

2. 宋代理学。

宋代中日交流兴盛时期，也正值理学在宋代思想界和学术界占有正统地位的时期。宋代理学的核心理念和处事方法，与佛教当中的禅宗所倡导的理念十分接近和相似，因此，当时儒禅一致、礼禅融合的思潮非常盛行。借助禅宗的传播，宋代理学也逐渐为日本人所了解和知晓，对宋代理学熟悉和涉猎广泛的日本学界将其称之为“宋学”。

中日两国僧侣都致力于传播宋代理学文化。中国方面，许多高僧比如无准师范及其弟子兀庵普宁等深谙禅林意蕴，具有雄厚而高端的儒学素养，在向日本僧众传播理学时，往往着力于义理的阐述与讲解，探寻的是内心的彻悟与大同，多用儒学语言讲授人的心性之学。日本方面，许多高僧不远千里来到中国摄取宋代理学的文化精粹，其中就包括日本著名高僧、宋学研究家圆尔辩圆。他在中国习得中国佛学与宋代理学的真谛之后，回国后在向日本民众传禅之余，也利用不同场合向听众讲授宋学。1257年，他曾为当时幕府执权北条时赖讲授南宋宝庆绍定年间奎堂居士所作的借儒入佛作品《大明录》。当时有人称圆尔辩圆为日本宋学传入“第一人”，认为其在为日本引进中国宋学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表明日本禅林界讲授宋学经筵有可能最早来源于此。宋学在日本的出现，对于日本镰仓时期武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2]。

3. 绘画书法。

宋代时，佛教与理学相互结合，发展成为禅宗，强调抛弃渐进而倡导顿悟，常说心即为佛，不拘泥于固有的形式。这些思想也体现在了绘画艺术方面。中国宋代的绘画大量输出日本，比如日本水墨画和人物画的产生，就曾受到中国宋代绘画的重要影响，与中国禅宗的关系也是渊源很深的。

在日本室町时代，中国的水墨画风可以说是盛行于日本的画坛。在13世纪之后，日本出现了宗湛、雪舟等禅师兼画师，许多画师本人曾经到中国居住学习和到处游历，汲取中国画家的优点，从其画作中人们还能依稀辨得中国的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中国田园景象。受中国宋代画技影响，日本画界学者在绘画艺术上发展出日本水墨画的新技巧，它反对采用艳丽色彩，强调逸笔草草，不拘形式，以古淡为贵。同时，日本人物画法主要受到中国禅宗佛家人物肖像画的重要影响。宋代中国画家在绘制佛家塑像时一般采用写实画法，线条细腻、刻画柔畅、栩栩如生，具有很强的立体感。之后，日本画界在风格和样式上有效地学习和借鉴了中国的人物肖像画并往往以此作为样板模式，推动了日本人物画注重写实的理念和进程，使之成为长期影响日本绘画艺术的重要形式。

与之对应，宋代时，中国画家也善于向日本学习绘画艺术。比如日本以扇画精致文化艺术而知名，后渐由两国贸易商舶传入中国。“用鸦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极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是关于日本扇画艺术传入中国宋代的最早记载。中国宋代艺术家对日本扇画艺术进行了学习借鉴并得以发扬光大，后期如明代的红金扇、赭红戏画扇，实际上都是受到了日本扇画艺术的极大影响。

除了绘画艺术交流之外，宋代时中日两国还在书法艺术方面进行广泛交流。宋代时中国书法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崇尚个性、注重峻烈、蕴含禅味，日本镰仓时代将中国书法称之为“禅宗体”，将之视为珍品，在日本国内拥有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由于宋代中日官方交往上的客观限制，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僧侣之间的往来具体承担的。但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书法艺术，已经不仅仅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禅僧们直抒胸臆、畅谈人生的最佳表达方式。在日本，书法与佛寺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大批的书法作品一般都是保存在佛寺之中，至今许多佛寺还保留着见证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国宋代高僧的书法作品。

三、宋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对后世深远影响

宋代时期，由于中日两国不同文化背景和采取的不同政策因素，当时迅速发展的禅宗文化、理学观念和绘画书法艺术成为当时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热点。作为知识阶层的日本僧侣携带众多中国典籍回国研读传播，宋代先进灿烂的思想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后续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也因此为日本之后迎来其文化史上的汉学时代———“五山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比如由于模仿了中国宋代禅宗的五山十刹制度，日本僧侣专心致志于诗文研究，史称“五山文学”。五山文学的兴隆是中西方文化结合下日本贵族和庶民之间媾和的特殊产物，对当时及其以后的日本政治、文化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精神影响，也反映了当时禅宗思想对日本国民的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生活的重要影响。比如之后到中国明朝时期，日本遣明使多数都由五山僧侣担任，日本的茶道、花道、书道与香道等也都是随禅宗的发展而逐渐在其国民中流行开来。其影响之深远，为世人之瞩目[3]。

参考文献

[1]杨渭生.两宋时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 2002 (3) .

[2]谭锐.浅析北宋时期中日交往中的“僧侣现象”[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社科) , 2003 (2) .

宋代水上体育文化发展探析 篇8

1、宋代体育文化发展特点

(1) 加快水上运动休闲娱乐化。宋代社会文化风尚向休闲化、娱乐化的转变, 大大促进了水上运动的休闲娱乐化。水上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表演, 即使是竞技的形式出现, 也因市民的广泛参与或观看, 而加重了其休闲娱乐性质。每逢节日, 广大市民倾巢而动, 前往观看水上运动表演, 富有集体广场式的性质, 并且全民参与, 加油助威, 从而将这项运动演变成一种休闲娱乐活动。与此同时, 水上运动的参与者与其活动的举办者, 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趣味, 在水上运动的形式、规则及表现中主动加入了富有趣味性、通俗性、刺激性的因素, 使得水上运动体现出更多的娱乐化性质。宋代时期很多人喜爱水上运动, 不但表现在他们观看水上运动或水上表演的浓厚兴趣, 还表现在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采用某种水上运动形式, 比如游泳、跳水, 作为一种在劳作之余的休闲娱乐方式。

(2) 促进水上运动花样翻新。社会文化风尚的变更推动水上运动不断探索新的形式, 花样翻新, 创造出更有趣、更好看、更能吸引观众眼球的水上运动。为满足市民阶层浓厚的观看兴趣及其通俗的审美趣味, 体验运动者便开发创新水上运动的新花样与新形式。宋代水上运动的形式有很多种, 包括游泳、水秋千、弄潮、赛龙舟、水战表演、水球等等。其中, 水秋千是当时极为流行的水上运动之一, 市民可以将其作为一项健身活动。它创新性地发展了陆地上的荡秋千活动, 将其推广到水面上。具体运动方法是, 用秋千作为一个跳板, 运动者荡秋千到最高处的时候便跳离踏板, 翻个筋斗, 跳入水中。水秋千便是现在花样跳水的雏形。再如弄潮, 是一种富有趣味性与刺激性的水上运动新花样。弄潮者手持小伞在水上浪潮中出没, 迎着劈头而来的浪潮表演各种复杂技艺, 或操纵水上傀儡, 或做其他技艺表演, 花样翻新, 变化多端, 极富挑战性。另外, 还有水球表演、水战表演等都具有花样繁多的玩法。

2、宋代社会风尚变更下水上运动发展的特点

(1) 体育文化特色鲜明。在社会文化方面, 宋代政府采取比较开明的政策, 积极鼓励社会文化的发展。政策的开明对于思想的活跃有一定的促动作用。因此, 当时的市民阶层具有较为活跃的思想与创新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影响着宋代社会水上运动的发展与创新。市民阶级的审美趣味也影响着当时水上运动的发展, 促使其产生出形式新颖且具有趣味性的运动方式。因此, 宋代水上运动在形式创新与技能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在类型方面形式丰富、花样繁多, 新奇与新意层出不穷, 在运动方面技能创新, 具体玩法与运动方式等方面也更加多样化与丰富化。宋代水上运动在社会风尚变革的影响下, 被推到了市民阶层的视野前方, 并以新颖多样的形式与高超的水上技能, 推动了水上运动在创新中发展, 在发展中寻求更多的创新。

(2) 体育竞技与娱乐休闲相结合。体育竞技与娱乐休闲相结合, 是宋代社会风尚休闲化对水上运动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宋代在社会经济方面繁荣昌盛, 发展出形式多样的娱乐休闲活动。水上运动作为一种特殊的体育运动形式, 既具有娱乐休闲的功能, 又可以作为一种专业运动技能来参与竞技。所以说, 水上运动可以将体育竞技与休闲娱乐融为一体, 集于一身, 既可以作为一种强身健体的运动, 又能够发展成为一种体育竞技, 还可以作为一种表演形式而呈现, 为社会大众提供观赏与娱乐。于是, 宋代水上运动实现了体育竞技与娱乐休闲的结合。宋代观潮活动是当时的一大盛事, 既是参与者展示技能、一决高低的竞赛活动, 同时又是供全城百姓游玩观赏的娱乐表演活动, 充分实现了体育竞技与娱乐休闲的融合, 发展出大众体育的形式。

(3) 各阶层广泛参与, 推动水上运动发展。宋代水上运动受到当时市民阶层的广泛喜爱, 在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下走向了它的繁盛期。这是宋代水上运动乃至宋代体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市民阶层的喜爱为水上运动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市民的广泛参与更是对水上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宋代水上体育运动的活动中, 不仅有市民阶层的喜爱与支持, 而且还有来自军人、官僚乃至皇家的喜爱与参与。《东京梦华录》有着这样的记载:“有小龙船二十只, 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余人, 各设旗鼓铜锣。又有虎头船十只, 上有一锦衣人, 执小旗立船头上, 余皆著青短衣, 长顶头, 齐舞棹, 乃百姓御在行人也。”当时军人与百姓共同参加赛龙舟的竞技比赛, 可见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对水上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 并积极参与其中, 有力地促进了宋代水上运动的发展。

摘要：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体育文化发展都对今天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宋代水上体育项目的发展对于今天水上体育项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本文从宋代水上体育文化发展入手, 就宋代水上体育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全面的剖析。

关键词：宋代,体育历史文化,水上运动

参考文献

[1]钞群英.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整合方法的理性思考[J].山东体育科技, 2006, (4) .

从王安石诗词管窥宋代文化 篇9

一、荆公新学反映的儒家思想及社会情况

王安石, 字介甫, 号半山, 封荆国公, 世称“王荆公”。他所开拓的诗学体派被称为“荆公体”。王安石一生主张变法, 提倡儒家思想, 并对儒家经典做了自己的阐释, 著有《三经新义》, 此书是对《诗》、《书》、《周礼》三经的训释。因此与传统儒学相对应, 他的文学主张被称为新学。“王安石文学思想的核心, 一言以蔽之曰:经世致用, 重道崇经”。 (1) 他早年的《忆昨诗示诸外弟》中有:“此时少壮自负恃, 意气与日争光辉……材疏命贱不自揣, 欲与稷契遐相希。旼天一朝畀以祸, 先子泯没予谁依。”少有大志, 希望建立一番功业。在对前人的诗歌评价方面, 王安石是十分尊崇杜甫和韩愈的, 《杜甫画像》中有:“吟哦当此时, 不废朝廷忧。尝愿天子圣, 大臣各伊周。”《韩子》则云:“纷纷易尽百年身, 举世何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未俗, 可怜无补费精神。”这两首诗通过对杜甫和韩愈儒家思想的赞扬, 折射出王安石本人心系天下与黎民的热忱。王安石在答欧阳修的《奉酬永叔见寄》中说:“欲传道义心虽壮, 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 终身何敢望韩公!”可见他的兴趣是在道义上, 他把发扬以孟子为中心的儒家思想放在首位。

学好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忠君即为爱国, 积极出仕、挽救苍生是王安石的主流思想。作为北宋熙宁政坛的核心人物, 他力排众议, 坚决实行变法, 诗作中多写百姓生活的疾苦和他深深的忧患意识, 并反映出北宋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如《河北民》:

河北民, 生近二边长苦辛。

家家养子学耕织, 输与官家事夷狄。

今年大旱千里赤, 州县仍催给河役。

老小相携来就南, 南人丰年自无食。

悲愁白日天地昏, 路旁过者无颜色。

汝生不及贞观中, 斗粟数钱无兵戎。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河北民的苦难境遇, 他们因与辽和西夏相毗邻, 深受侵扰之苦, 宋王朝却搜刮大量的民脂民膏为“岁贡”以求苟安, 百姓自然就有了下文的饥馑、徭役和流亡之苦。黄河以南的景象也是“丰年自无食”, 可见整个宋王朝民生的疾苦。最后通过与唐贞观年间的盛况相对比, 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对北宋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这也是王安石主张变法的一个重要原因。《澶州》《白沟行》等作品也多次阐发了相似观点。《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的下阕:“千古凭高对此, 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 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 时时犹唱, 《后庭》遗曲。”往事如流水, 眼前只有几缕寒烟笼罩着的毫无生机的衰草, 流露出作者对时局的不满情绪。六朝借以荒淫而相继亡覆, 词作中的宋朝统治阶层生活亦奢靡。宋王朝的财政措施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 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 (2) 宋王朝国力衰微, 却在自己的安乐窝里给士大夫们营造出一个貌似太平的氛围, 使诗词得以很好地发展。王安石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故提出变法。尽管变法几经沉浮终以失败告终, 但王安石的做法是有积极意义的, 很多朝臣否定一个又一个的治国建议, 可并没有提出治国兴邦的出路, 王安石至少努力了, 并在诗文创作中反映出了他的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和北宋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折射出的文化现象。

二、王安石诗词中的理禅文化

“理学是儒学发展到宋代的新产物, 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 融合释、道、玄学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学发展起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重要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它肇始于北宋初期, 至南宋而大昌, 明代是它的又一个发展高峰, 故通常称之为宋明理学, 又称道学、新儒学等”。 (3) 宋代的主要文化形态是理学文化, 胡瑗、孙复、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朱熹、张栻等是理学的主流人物。而王安石所倡导的新学, 有人认为是与理学相对立而排除在外的。也有人认为它和苏轼的蜀学一样是理学的非主流派, 只有二程代表的洛学是理学的主流学派。尽管如此, 新学在北宋中后期的思想界仍占主导地位, 并与蜀洛之学相磨合, 从他的诗词中也可以管窥宋代的理禅文化。

王安石虽主张儒家的经世致用, 但他对儒家经典有新的阐释, 同时又吸收了佛老思想, 只要是对社稷百姓有益的思想他都兼收并蓄, 博采众家之长。尤其是在晚年政治失意、隐居江宁的时候, 佛老思想已经成为他思想的主导。此阶段他与浮屠交往甚密, 经常“读佛经、游佛寺、注佛经”。王安石此方面的著作也颇丰。如《谢微之见过》:“此身已是一枯株, 所记交朋八九天。唯有微之来访问, 天寒几夕拥山炉。”“枯株”是典型的佛教意象。王安石晚年以王摩诘自居, 王维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 禅趣、心斋、坐忘等圆照之象是其常在诗中阐发的。苏轼称其为“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虽然王安石的此类诗作不及王维诗歌的画面美, 但对佛家精神的领悟却十分见功底, 如《拟寒山拾得十九首》之十三:“众生若有我, 我何能度脱。众生若无我, 已死应不活。众生不了此, 便听佛与夺。我无我不二, 四天王献钵。”这种对形体、对有无、对佛与众生关系等方面的思考是与佛家苦集灭道四圣谛、色即是空等思想一脉相承的。甚至与西方哲人“我为人人, 谁来为我?人人为我, 我是什么?”的思考在思想上已达到一样高度。又如《题半山寺壁》:“寒时暖处坐, 热时凉处行。众生不异佛, 佛即是众生。”诗中对佛法已有深刻体悟, 达到了禅悦境界。此外, 从《游士山示蔡天启秘校》、《昔日》、《半山春晚即事》、《山行》等诗作和《雨霖铃》、《诉衷情》等词作中皆可看出王安石随缘淡泊的心境。可见佛教禅学思想在宋代文化中的兴盛之至。

禅学关注的是彼岸世界, 以超脱尘世烦恼为目的。理学则以对现实的关注为基点, 以实现自我完善为旨归。王安石的一部分诗是颇有理趣的。如《登飞来峰》:“飞来峰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此诗与苏轼的《题西林壁》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者都是通过对生活中自然现象的观察、思考引申出事物客观规律的哲理内蕴。不管王安石的新学思想是作为理学的非主流学派还是在理学之外, 他的诗都体现了一定的理学特征。因为王安石是生活在北宋大的文化氛围之内, 以理学为主的思想必然会浸润到他的创作中, 从他的大量理趣诗中更能反映出当时理学的蔚然成风。

三、王安石诗词体现的儒道碰撞之火花

王安石的思想虽以儒家入世为主, 晚年学禅学, 但道家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思想也时刻在他的脑海之中。而且二者时常相互碰撞出文学的火花, 他的很多诗作中都能体现这一点。如《雨过偶书》:“霈然甘泽洗尘寰, 南亩东郊共慰颜。地望岁功还物外, 天将生意与人间。霁分星斗风雷静, 凉入轩窗枕簟闲。谁似浮云知进退, 才成霖雨便归山。”政治正得意时写下的《临汉隐居诗话》:“霜筠雪竹钟山寺, 投老归欤寄此生。”及《泊船瓜洲》等诗都写出了道家的无为思想, 以及对江湖生活的向往。可当他真正远离政治之时又想有所作为, 如《万事》:“万事黄粱欲熟时, 世间谈笑漫追随。鸡虫得失何须算, 鹏鶡逍遥各自知。”远离庙堂, 他还是会考虑社稷百姓, 剥开道家的外壳, 在他的内心深处, 儒家的治国平天下思想仍然在。但他复相不到两年, 王安石再次上疏乞求归隐, 选择了清静无为的生活。王安石的这种儒道碰撞思想反映出, 道教和道家思想在宋代虽不及唐代盛行, 但在宋代文化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根植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

好的作品既是时代的镜子, 又能经得起岁月的淘洗。王安石的诗词虽然只是宋代诗词海洋中的一小部分, 但它们如同累累果实挂在文学的枝头, 通过它们可以感受到经过根、干输送的沃土中的养分———宋代高度繁荣的文化。可以管窥宋代士大夫思想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精神, 忘身物外的佛老体悟, 以及耐人寻味的理学哲思。

摘要：王安石是宋代将文学和政治联系得最紧密的政治家及文学家, 从他的诗词可以管窥宋代的社会状况和高度繁荣的文化, 以及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新阐释, 儒释道思想的碰撞与融合, 理学思想的蔚然成风, 等等。

关键词：王安石诗词,宋代文化,儒家思想,理禅文化,儒道碰撞

参考文献

[1]高克勤.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9.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7.

[3]张文利.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8.

[4]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宋代元宵词折射民俗文化探析 篇1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民俗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一提到民俗,我们很自然就会把节日文化与之联系在一起。元宵等岁时佳节,构成了绚丽多姿的风俗长廊,向世人展示出一幅幅生动形象的节日风俗图画。它们独呈异彩而又蕴含着特有的文化内涵,不但具有民俗研究价值,更激起诗人的创作情思,让诗人们写出许多赋咏节日风俗的佳作。

1 元宵词

据不完全统计,宋代节序词共有1310首,涵盖了除夕、元日、元宵、端午、寒食、清明等36个节序。宋代元宵词是宋代节序词中数量最多的一种,据不完全统计有297首,占节序词总数的四分之一。柳永、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等多位词人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融入到词作当中,生动形象的再现节日盛况,谱写出一幅幅动感绚丽的人物风俗画面。

2 元宵词折射的民俗文化

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这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的大节。如火树银花般绚丽多姿,独具风采。那么,为何要叫“元宵节”?原来,古人称夜为宵,正月十五之夜,是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节俗活动在此举行,故称元宵节。而这个节日的主要活动就是在夜晚放灯,所以元宵节又有“上元节”“灯节”“灯夕”之称。

宋代元宵词是宋代节序词中数量最多的一个词种,据不完全统计有297首,占节序词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描写宫廷的元宵词就有26首之多。由于元宵节在宋朝十分的兴盛,不仅放灯时间延长,而且观灯之俗比前代更加盛行,灯笼的制作也比前代更为豪华,规模之宏大,灯事之繁盛,花色之纷繁,技艺之精湛,都是前所为有的。“上元庆赏嬉游夕”(胡惠斋《满江红·灯花》)“烧灯天气最为期”(韩淲《浣溪沙》)其狂欢的场面让人叹为观止。“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鞠,踏索上竿……”,街头巷舍游人不绝。元宵观灯是宋人这一天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人们在灯展之夜纷纷涌上街头、寺院,通宵达旦尽情享受节日的快乐。柳永《迎新春》“庆佳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漂微度。十里燃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晁冲之《上林春慢》“鹤降诏飞,龙擎烛戏,端门万枝灯火。满城车马,对明月,有谁闲坐。任狂游,更许傍禁街,不扃金锁。”写出了元宵之夜万人空巷赏灯玩乐狂欢喜悦的场面。与百姓不同,宋代皇帝观灯形成了一定的礼俗。元宵佳节,要先到寺观行香,再登御楼或东华门的东西角楼,与近臣宴饮。“人报道、嫦娥步月来。凤灯鸾炬,寒轻廉箔,光泛楼台。万年春未老,更帝乡日月蓬莱。从仙仗,看星河银界,锦绣天街。”(赵仲御《瑶台第一层·宫廷元宵》)“灵鳌,擎采岫,冰轮远驾,初上祥云。照万宇嬉游,一视同仁。更起维垣大第,通宵宴、调燮良臣。从兹庆,都俞庚载,千岁乐昌辰。”(赵佶《满庭芳·宫廷元宵》)“九重天上,五云开处,丹楼碧阁峥嵘”宫廷好似仙境,“盛宴初开,锦帐绣幕交横”豪华富丽尽显皇家贵气。应上元佳节,君臣际会,共乐升平。文武百官共庆佳节,“罗绮纷盈,动一部,笙歌尽新声”丝竹管弦齐奏天籁之音,犹如蓬莱宫殿神仙景。“又千寻火树,灯山参差带月鲜明”,“烟收雨歇,天色夜更澄清”成千上百各式各样的灯具悬挂于宫廷之中,通宵达旦灯火通明,犹如春回大地,将整个王城紧紧簇拥。万盏明灯大放光华,彩灯辉映,晶莹绚丽,似万点星雨洒遍夜空。王宫大臣觥筹交错,与天子共享天伦之乐,丝竹管弦歌舞升平响彻都城。

张灯、关观灯无疑是元宵节最主要的节俗,但从元宵词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男女交游极盛。柳永《迎新春·大石调》“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李邴《女冠子·上元》“帝城三五,灯光花市盈路……见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东来西往谁家女……这一双情眼,怎生禁得,许多胡觑。”辛弃疾《青玉案·元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男女东来西往,携手并肩低语,在旧时是大禁。可因为元宵节是全民性的佳节,又是在夜间举行,对于幽居深闺的少女来说,无疑给她们创造了一个自由空间,为平日禁止的男女自由交往提供一次难得的机会。

3 宋代元宵词对民俗文化传播的推动作用

宋代元宵词篇幅有限,对传统节日民俗的描述自然不如一般文章详细、周全,但宋代元宵词作为纯文学作品,也有其长处,是其它文章不可替代的。当我们打开宋代元宵词这个窗口,来观察节日风俗时,或许不能将宋代节日风俗的画卷尽收眼底,但它却以个别表现一般,以精胜多,带给我们无限遐想的空间,帮助我们从文学角度来认识传统的节日文化的精华和真谛,同时更对民俗文化的传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宋代元宵词作为音乐文学,宜歌不宜诵的特点,使吟唱的形式更有利于民俗文化的传播。二是一些著名词人的加入更加促进了宋代元宵词对民俗文化的传播。歌楼酒馆的柳永俗词声传以示,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少游新词不胫而走,青楼闺阁争相传诵,足见传播活动的昌盛。三是与野史札记相比,宋代元宵词的记叙更富于感情化,它往往是词人有感而发、即兴而作,这有利于打动读者,产生共鸣,便于接受。

宋代元宵词作为民间文学,有它传播民俗文化的先天优势。作为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宋代,其繁荣不言而喻,民俗文化更是值得人们考究。宋代元宵词,以宋代节日风俗生活为题材,广阔的民俗文化背景为宋词人提供了创作的契机,加之词人特有的文化气息和诗韵内涵,借助这个特殊的节日,从审美的角度描摹节日民俗事象,把自己的政治感慨和人生感悟渗透到词中,将感情与事物交织在一起。使宋词既流动着生活的真趣,又避免了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琐碎,更加丰富了节序游玩的活动和内容。记载了宋代民俗生活,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宋词“俗”化的理解。

摘要：宋代元宵词是宋词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柳永、晏殊、欧阳修、苏轼等词人以元宵节日文化为题材,将元宵节序的节庆生活加之诗人特有的文化内涵,言简意赅的表达出来。真实的再现了宋代节庆生活的俚俗风貌,是宋代民俗文化的折射。

关键词：元宵词,民俗文化传播,探析

参考文献

[1](宋)周密.武林旧事[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

[2]本表统计数据主要根据南京师范大学《课题组》研制的全宋词检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