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精选十篇）
宋代城市 篇1
一、北宋东京治安背景
建隆元年 (960年) , 北宋王朝建立。在继承前代经济的基础上, 农业、手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导致城市商品经济活跃。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东京的娱乐生活和活动场所增多, 原有的坊市制管理制度崩溃, 进而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 从而引发了许多治安问题。
1. 坊市制度崩溃。
宋朝初年, 城市体制仍然沿袭唐朝的坊市制度。坊市制度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对城市生活加以限制的封闭型管理体制。市民居住区为坊, 商业区为市, 居民区和商业区截然分开。居民的“坊里”和店肆集中的“市”, 四周都筑有围墙, 所有门户均设专人把守, 早晚定时启闭, 夜间不准出入, 而且民居、店肆只许开在坊市围墙以内, 不许当街开门。坊市制度的优越性, 不仅能使城区整齐划分, 井然有序, 而且方便了城市的治安管理, 但这一制度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及城市的发展, 越来越显得保守和僵化。
当时, 繁华的东京市场不但打破了地区的限制, 而且打破了日出开市、日落闭市的规定, 不仅有白天开放的日市, 而且还出现了夜市、早市、季节市、专业市等不同种类的市场, 使整个城市成了一座不夜城。除了不同的各类市场, 丰富的都市娱乐活动也是以前少有的[1]。
2. 城市经济繁荣。
北宋时期, 都城东京不仅是全国最大最繁荣的城市, 也是全国最大的旅游城市, 常常吸引外地的游客来此游乐。此外, 东京还经常聚居了一大批饥民, 少时数百上千, 多者数万。东京人口最多时有百余万左右。富民巨贾, 汇聚于此。东京城行业众多, 彩帛、占卜、典当等行业十分发达, 经久不衰,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妓院, 专供贵族、富人寻欢作乐[2]。
3. 社会秩序混乱。
繁华的商业带来的公共秩序也是十分混乱, 一些商贩买卖货物, 以假充好, 骗取钱财, 被群众痛斥为“白日贼”。依靠商业为生的牙人也遍及全城, 他们勾结官吏, 侵渔百姓, 哄抬物价, 走私漏税, 滋扰市场。一些官吏也常借助权势发财, 他们相互勾结, 在东京城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 有的武装走私, 偷税漏税;有的贱买贵卖, 牟取暴利。比比皆是的茶楼、酒肆则为无技无能、好吃懒做的闲人提供了生存娱乐的场所。茶馆、酒楼为了招揽生意, 公开在店内安置妓女, 以吸引顾客。安置妓女的茶馆, 当时称为“花茶坊”。一些浪荡子弟, 为妓女而来, 追欢买笑, 搞得茶楼酒肆乌烟瘴气, 一片混乱。纨绔子弟、市井无赖、闲散军卒, 聚集于此, 滋扰之事频频发生。
4. 恶性案件不断。
由于东京城内存在大量的无业游民, 再加上一些逃兵、无赖等亡命之徒, 组成不少团伙, 形成了东京的地下黑社会。恶性案件频频发生, 拐骗儿童, 沟渠中奸污妇女, 浴堂中杀人卖肉者, 比比皆是。陆游也曾记载:“京师沟渠极深广, 亡命多匿其中, 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 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 常有之, 虽才尹不能绝也。”[3]
5. 火灾频频发生。
北宋东京城内, 也是栋宇密接, 略无容隙, 人口稠密, 成分复杂。因此, 无论是无意的失火, 或是人为的火灾都特别多, 这给城市居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宋代史籍中就有京师多火的记载, 归结这一时期多火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 居民稠密, 灶台相接, 不易隔离。一户失火, 必定延烧一片, 而且难以扑灭。第二, 民多板壁之居, 很少砖瓦之舍。第三, 通宵夜市, 烛尽乱抛, 最易失火。第四, 奉佛鼎盛, 家家作佛堂, 彻夜烧灯, 不作停息, 无疑会引发火灾。北宋东京火患频繁发生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人员伤亡。更有一些亡命之徒, 趁火打劫, 一批投机商人则利用灾情, 趁此将衣、粮、建筑材料囤积居奇, 牟取暴利, 大发火灾财, 这更加重了灾难。频繁发生的火灾, 不仅危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也严重干扰了东京正常的治安秩序[4]。
二、宋代厢坊制城市治安功能
1.“厢”的设立。
早在宋初至道元年, 太宗即命参知政事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80多个, 傅宗文先生认为此时极可能按新颁坊名首次建立厢坊制度[5]。
明道年间, 鉴于京师居民增多, 民事纠纷日繁, 开封府职责过重, 御史张奎曾奏请“置内外左右厢受事判官”, 以分厢处理职权范围内事务, 盖因此类民事烦琐, 士人多耻为之, 旋即罢废。至英宗治平年间, 由于汴京人口愈益臃肿, 开封府及两赤县实难应付, 遂续置受事判官于诸厢, 至此, 厢官终于得以接管诸厢公事, 从而获得行政上的独立权。
2.“厢”的结构。
厢的办事衙门, 称厢公事所, 设巡检使一员, 为该厢官长。吏官有街子、都所由、行官、厢典等。厢官的设置大致以所辖坊数和户数的多寡而定。厢下设有巡铺, 是基层治安机构, 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东京“每坊巷三百步许, 有军巡铺屋一所, 铺兵五人, 夜间巡警收领公事”[6]。
东京军巡铺兵全由禁军充任。东京军巡铺既按坊巷三百步许而设, 又冠以坊名, 根据东京坊数, 大体可推知军巡警之数量。军巡铺的职责很广泛, “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 或有闹炒律公事投铺, 即与经厢察觉, 解州陈讼, 更有火下地分, 遇夜在官舍第宅名望之家伏路, 以防盗贼”[7]。
军巡铺与厢之间, 还设有军员、节级等官员, 通过他们起连接作用, 将厢与军巡铺连成一体, 组成金字塔形的管理模式。
通过十厢分制, 东京城区基本上被纳入治安管理范围以内, 星罗棋布的军巡铺, 加强了基层治安力量。相比之下, 城郊的治安力量显得非常薄弱, 在城郊置厢已十分必要。外城以外的市区, 原来分属于开封、祥符两县。真宗大中祥符元年 (1008年) 十二月, 置外城外八厢, 特置厢吏, “命京府 (开封府) 统之”。天禧五年 (1021年) 将外城外八厢改为九厢, 共管十四坊。其名称及所管坊数如下:京东第一厢一坊, 第二厢一坊, 第三厢一坊。京北第一厢二坊, 第二厢一坊。京西第一厢二坊, 第二厢二坊, 第三厢二坊。京南厢二坊。外城以外各厢所管坊数较少, 是由于城外人口稀少而地方辽阔的缘故。正是这样严密而完善的治安体系才确保了东京城社会秩序的稳定。南宋定都临安之初, 就将原先钱塘城东西两厢改组为行都四厢, 后来又陆续增至九厢, 即宫成厢、左一南厢、左一北厢、左二厢、左三厢、右一厢、右二厢、右三厢、右四厢, 另外, 郊区也设城南厢、城北厢, 稽查地方治安[8]。
另外, 宋代一些繁华的城市中也设厢, 如淮南东路楚州即设西北两厢, 温州城外有“四厢八界”。靖康以后, 各城市中厢的设置更为普遍。《宝庆四明志》载, 宁波罗城有四厢:东南厢、东北厢、西北厢、西南厢, 厢下有坊。《宝庆续会稽志》载, 绍兴分为五厢。《志顺镇江志》载, 镇江府“宋分左右厢官, 以任郡事, 旧志弗载, 其详不可得闻”[9]。所有这一切, 无不反映出宋代以厢坊制度进行城市治安管理的状况。
3. 厢官的职责。
史载的有关厢官职责:其一, 估计居民物力多寡, 以划分坊廓户等。宋代城镇坊廓户皆由诸县三年一造版籍, 推排物力, 升降等第, 送州府覆校, 即缝保存, 以便作为赋役、科配之依据。所谓“估计家业”, 当指此而言。其二, 负责处理民事纠纷, 但仅限于一般讼诉, 即“杖六十以下罪听决”。其三, 设法方便病人医治。这在人口密集的都市中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北宋政府十分重视医学事业和医疗设施的兴建, 并创设了出售成药的官营惠民局, 分布城内。这一方便居民的创举, 很受欢迎, 时人谓之“货药济四方, 甚盛举也”。其四, 防止火灾, 救火抢险。由于街市的兴起, 街巷建筑非常密集, 一旦发生火灾极易延烧, 因而“京师火禁甚严, 将夜分即灭烛”, 负责防火防灾成为厢官的重要职责。其五, 督察盗贼, 维持治安, 但这不是厢官的基本职责, 只是督察不测而已[10]。
厢坊制适应了坊市制崩溃下的城市管理要求, 并比坊市制更有利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 厢坊制的实施也使宋代城市超越了城垣的限制, 而使之在空间的外延上拥有了发展的主动权。宋代开始实行的厢坊制, 对后世的城市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杨瑞军, 略论宋代厢坊制度[J].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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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2[M].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宋代坊市制度解体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篇2
1.城市格局的改变
北宋初年。东京的城市结构仍沿袭唐代实行的坊市制度，市民居住区为坊，商业区则有东、西市，居民区和商业区保持着明显的区别。这种坊市制度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上对城市生活加以限制的封闭式管理体制。
虽然坊市制度给城市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始终局限了城市的发展，是一种障碍。城市中新的行市与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是市，居住区和商业区交叉存在，并逐渐连成一片，大街小巷的交通网也逐渐形成，居民众多的小巷不再相互隔离而是直通大街，从而使大街小巷的畅通结构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坊里结构。在这种厢坊制下，商业活动便突破了汉唐时期坊市的限制，店铺可以四处开放，大街小巷铺席林立。甚至还有夜市、早市出现。市的时空限制都被打破，城市经济职能增强，商业得到较大发展，我国古代商业文化最为繁盛的一个朝代。
商业中心不规则化。坊市制度之下，东西二城各一个商业中心。坊市解体后，商业空间的等级层次体系都发生变化。公共休闲娱乐空间扩大。瓦子，酒楼，茶肆等进行娱乐活动和伎艺。城与市真正得到融合。城市不再是是单纯的政治、军事中心，而且成为经济、文化中心。3.人口剧增，人口结构改变。
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由于租佃契约关系的盛行，农民人身自由加强，流动人口增加，大量农民涌入城镇，使宋代城市的人口有了大的进步。同时，居民成分有了改变。从前大多是为政治军事职能服务的官僚、地主和军队，工商业者较少。随着坊市制度的解体，城市中以商为业的居民人口增多，安置了剩余劳力。4.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旧城难以容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外发展。环城草市的发展使得城市外围人口增加，商业活动增多。两宋政府将这些环城草市当做城市的一部分进行管理。5.产生了市民阶层，冲破等级的束缚。2.城市治安管理得到加强
【1】社会环境复杂化，人口流动性加强，流民大量增加，容易引发城市治安问题。公共秩序混乱，恶性案件易发。政府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增加了独立一级的治安管理机构——厢。【2】卫生环境恶化，容易发生火灾。严格管理灯火，设都巡检，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和消防队。
宋代城市 篇3
关键词：宋代；商人；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4；C912；C91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21
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结构变迁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范畴，往往被看作是社会变革的指示器。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宋代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颇为显著的朝代，其中商人阶层的社会流动尤为引人注目。
一、宋代商人实现上行流动的主要路径
（一）科举入仕
宋代打破了唐时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1]的法律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2]4490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至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苏辙就曾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3]
科举入仕向普通民众的开放实际是国家把政治权利这样一种社会稀缺资源从贵族官僚手中向下移动的结果，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了这一权力转移的最大受益者。虽然科举制表面上为全体民众开辟了一条竞争性的社会升迁渠道，但这样一种从“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凸现了教育在社会地位取得中所具有的传承功能，即出身透过教育而影响社会地位的获取，如父辈拥有较多的财富可以提供给下一代比一般贫寒家庭更好的教育，下一代自然具备比贫寒家庭出身的人更多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几率。虽然在这一地位达致的过程中，更多地还将取决于个人的资质、努力程度等，但无可否认，经济基础是获取良好教育的前提。特别是这种以科举应试为目标的漫长教育，如果家庭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那一般是难以承受的。尽管宋代政府为士人应举提供了免费膳宿的官学，宋代史籍上也有读书人依靠富人资助而中举的事例，但这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则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家庭供养。所以，占有财富而没有特权的商人在科举竞争中的确比其他出身贫寒家庭者具有更强的优势，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清代的沈垚曾言：“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4] “商之子方能为士”， 沈垚用语虽嫌过重，但确是反映了宋代以来商人阶层财富力量的增長及因此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变迁之大概。
因此，科举入仕对商人的开放使读书应举成为宋代商人实现向上流动的一条重要管道。如北宋时的显官许骧、冯京皆为商人家庭出身。检诸宋代史籍，商人弃贾就儒、育子入仕的实例绝非少数个案，而几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洪迈的《夷坚志》中先开设酒店、后弃商中进士的王育卿[5]还有曹州商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堂，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杰、倣举进士第”[6]潞州商人张仲宾， “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7]等。
（二）与官僚、宗族及士人联姻
商人阶层与现任官员、宗室、士人阶层联姻是商人改变自身及家族所属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另一重要途径。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8]，这清楚地表明了五代以前世人的婚聘重门第、尚阀阅，而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议亲贵人物相当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其中，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对此，时人颇有论述。蔡襄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9]司马光则直言：“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10]《婚仪上》宋代婚姻重财，而商人作为财富力量的代表，自然在以财买婚、攀附上层时得以大显身手。
宋代商人以财买婚，通过与官僚、宗族、士人联姻进而跻身上层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其中最为显赫者当属开封尉氏县的茶商马季良，因为娶了真宗刘皇后之兄外戚刘美之女，获封光禄寺丞[11]2279，还有苏州商人朱冲，其家族内“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12]而宋代商人买婚于宗室以提高自己身份地位更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史载开封大商“帽子田家”“家凡十县主，每五千贯买一个”[11]11264，而“大桶张家”更是凭借其财势“至有三十余县主。”[13]
除了与官僚、宗室联姻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与未来的官员攀亲也是商人们乐此不疲的事。于此，表现较为典型的即是宋代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宋人朱彧对此曾说：“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13]
《礼记·婚仪》上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清楚地表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不在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它更多的是关系到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日后家族的荣耀发达，因此婚姻是两姓两家彼此间的经济交易行为和政治融合行为。宋代是婚姻不论阀阅的时代，在世代相袭为主要特征的门阀世家逐渐消亡的情况下，商人阶层与官僚士大夫、宗室、士人等上层人士联姻已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双方结为秦晋之好显然都是以功利主义目的为取向的。宋代在商品经济繁盛、财富力量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官僚、宗室与商人联姻是这些传统社会上层人员在富贵难以两全的情势下以贵博富以保持家道不堕的不二法门；而商人作为新兴成长起来的社会财富力量的代表，他们千方百计与社会上层人士攀亲则是其以富买贵以提高自身阶层地位、实现家族向上攀升的重要途径，双方各有所求，从而达成了默契。只不过中国民间俗语所说的“门当户对，结为姻眷”[14]由汉唐时的门第、家世、身份之等级观念而变为权与钱的结合、富与贵的交换。但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宋代表现在婚姻关系中的这种权与钱的交换行为是身份等级制度式微的表现，它打破了士庶不婚的传统，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由“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门第等级婚姻状态向着“婚姻不问阀阅”的平等方向发展，从而成为了宋代社会历史进步与社会向近代文明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捐纳买官
宋代商人阶层实现向上流动还有一个重要而普遍的途径，就是直接以钱买官或向官府进纳钱粟得官。
两宋三百余年外患频仍、战端不息，政府军费支出浩瀚，出于财政上的需要，政府卖官、民间买官乃应时而生，从而使捐纳买官成为了商人阶层登进出仕的另一重要阶梯。宋徽宗大观四年就有臣僚上奏言：“朝廷以三路财用少乏，边储未丰。近年以来，出颁假将仕郎等告牒，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凡富商巨贾，乘时射利。”商人依仗财势纳粟入官“遂致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已仕者约以千计，见在吏部以待注拟者不下三百人。是皆豪猾兼并之徒， 屠沽市贩之辈”[2]3618宋室南渡之后内忧外患相继，费用百端，更是为商人捐钱买官大开方便之门。南宋时，富商之家不仅继续以财入官，甚至在军队之中、政府出使随员之列也出现了他们的身影：高宗绍兴十七年就有臣僚上奏云：“今日官户不可胜计，而又富商大业之家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幸补官，及假名冒户、规勉科须者，比比皆是。”[2] 4880
捐纳买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弊政，一向为人所诟病，其所带来的社会恶果自不待言。然而，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捐纳买官是平民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与阶梯，官是从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需要出发，民是从向上登进的富贵实益着想，双方出于各自的需要，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社会契约式的互惠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诸如血缘、身份、等级等原来紧绷在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禁锢被逐渐打破，使商人等这样一些原本出于社会下层的人通过财富登上高位成为可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平民阶层的上行流动，而且捐纳作为社会流动工具的有效性甚至超过了科举。捐纳买官和宋代以来普遍推行的科举制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具有较大的平民性：制度设计是向着除了奴婢、罪犯等“贱籍”以外的所有民众开放的。但相较于科举出仕学力和财力必须同时具备而言，捐纳买官者只要具备一定的财力，均可出入仕进，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捐纳买官所具有的平民性特征比科举入仕更为广泛，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
二、宋代商人积极入仕的社会学分析
宋代以来，商人通过科举入仕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垂直流动，从而社会上出现了“士多出于商”这一现象，此点往往被很多学者作为宋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论据而加以引证。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士多出于商”这一表征之下潜藏的恰恰是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相分离的实质。
在社会学中，财产（经济）、权力（政治）、声望（社会）是划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三个维度，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其社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官—民二重结构，整个社会呈现出官与民这两种有明显地位差异群体的對称模式，其中官僚阶层是控制社会资源的最主要群体，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政治分层而非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即社会地位区分的主线在于政治权力，而财富收入则变为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因素。”[15]
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的确使商人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地位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其财富之显，更是令世人称羡不已，但是宋代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与其经济实力相比，二者仍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远没有达到与其经济地位相对等的地步。
首先，宋代的很多大商人在经济地位方面虽是腰缠巨万的富者，但在政治地位方面仍然较为低下，特别是当富者与贵者发生冲突时富者往往不得不屈服于贵者。据《宋史》上记载，宋仁宗时，广州南海主簿苏缄就对一个不尊重自己的豪商樊氏施以杖责，“樊诉于州，州召责缄，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16]13156虽然宋代社会财富力量的崛起已使人们在富与贵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但从根本上说官本位的根基并未发生动摇。
其次，宋代商业的繁盛虽然使人们普遍认可了商业能够为国致富的理念，但商人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其职业声望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中仍较为低下，商人远没有拥有与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相匹配的荣誉与声望，社会舆论多强调的是商人欺骗、奸诈的一面。商人不仅在伦理道德上遭到贬低，就是在劳动价值的实现上也被认为不如其他阶层。宋代富商李迁之自己都认为“士非我匹，若工农则吾等也。”而工与农“所食皆不过其劳。今我则不然。……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则过之，我有惭于彼焉。”[17]商人不仅在社会角色的定位上无法与士阶层相比肩，而且农本利薄、商末利厚的差异也使商人不自觉地认为在自身劳动价值的体现上有愧于农、工。
因此，尽管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士尊商卑仍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于商人而言，经商只可作为谋生乃至发家致富的手段，而要实现光耀门楣、扬亲显祖这一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的终极价值目标，还是只有通过入仕做官以改变自身的所属阶层这一根本之道。所以 南宋临安的“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18]北宋高官许骧，其父许唐“尝拥商资汴、洛间，见进士辍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因不复行贾，卜居睢阳，娶李氏女，生骧，风骨秀异。唐曰：‘成吾志矣！”许唐为其子骧延请名师，希冀日后能有所成，就是源于一个“思教子以兴宗绪”[16]的理念。扬州高邮富商徐成甫就曾感叹：商人家庭“子当读书，女当嫁士人”[19]，这或许代表了宋代一些商人在拥有财富后共同的人生价值追求。对于中国的商人们而言，其人生的指向选择不是如西方商人那般充满了对商业利润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是不约而同地回归科场，把通过教育科举实现入仕做官作为自己的人生依归。
可以说，正是由于宋代商人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错位必然促使其凭借手中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社会流动中率先谋求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宋代以降，商人及商人家庭出身之人之所以在整个社会向上流动中的比例较高，应该说正是因为商人阶层本身的社会地位较低，商人及其子弟更可能具有超越自身所属阶层低下地位的“地位冲动”。再加上在已拥有的财富力量的支持下奋发努力，从而改变自身所属阶层，成功地实现向上的垂直流动。
三、商人社会流动与宋代社会结构的变迁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商人的社会流动是一种社会的整合方式，是自汉唐时期以来，封闭、保守的社会结构在面对着中唐以始商品经济的勃兴、商人力量的壮大这样一种外部压力时所作出的一种自我调适、自我进化。
首先，包括商人在内的平民阶层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身的身份、地位，实现个人及家庭、家族的向上垂直流动，使宋代的社会等级秩序有所松动，从而使整个宋代社会呈现出开放性、流动性和平民化的特征。
宋代社会流动的增加使社会从一种代代相袭的复制式分层结构转变成为代际对流的替代式分层结构。特别是科举制的普遍推行，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种可以不受家族、身份、血统的限制，而通过自身的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机制，这无疑与前此把人们终身乃至世代束缚于同一社会地位层次，整个社会犹如一潭死水的固化式分层结构截然不同，它代表着人们实现自身价值与自我发展的希望。不唯如此，宋代平民阶层通过考试应举实现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指向的是一种平等性的原则。科举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不仅打破了身份性的屏障且又加以锁院、糊名、誉录等方式体现了考试的公平性原则，使得寒秀之士有凭借自身的学识、才能决胜场屋的公平竞争机会。
其二是商人等平民阶层的上升流动部分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等级金字塔的构成方式。社会阶层构成的原理从重视身份、血统让位于以个人能力、业绩为标准，使宋代官僚阶层的构成具有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征。
这种统治阶层构成成分的重新编制，虽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民二元等级结构，占据金字塔顶端的统治阶层仍是社会的极少数，构成金字塔底部的平民阶层仍是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总体，统治阶层仍然是财富、权力、声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占有者。但是官与民之间的关系不再像前代社会那样尖锐对立，在二者之间有科举制度、捐納制度等通道，因此金字塔顶端与金字塔底部之间的关系主要地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对立的尖锐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而变成了一种开放式的层级关系。
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统治阶层构成的固化，而且这种固化的被打破，使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从此都具有了一个长期的、合理的、可预期的期望，期望着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艰苦奋斗实现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荣誉和理想，从而使个人为改善自身地位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与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总目标达成一致。宋代社会与前此社会相比，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这不能不说是与宋代以来的这样一种流动的、开放的社会分层体系有着极大的关系。
此外，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官—民二元结构层级排列的等级金字塔中，作为官僚队伍主要后备力量——士阶层的社会构成的变化。
以科举制为中心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得在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职业分野外，除了士阶层，农、工、商阶层实际上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期望：读书应举实现从民到官的跃迁。而要促使此目标的达成，由民而士的流动就成为一个必经的阶段，由于取士名额的有限及科场竞争的异常激烈，使得由民到官的流动在规模上反倒不如由民而士的流动那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士仍为四民之首，其社会地位仍然高于农、工、商，但是任何阶层只要愿意从师为学，都可为士。至此，士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变化，士庶暌隔、泾渭分明的情况已渐行渐远，士阶层已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处于不断流动、变化中的阶层。正是这样一种变动造成了在中国传统官—民二元层级排列的垂直模式中，出现了一个以士为中心，农、工、商为外围而不断注入其中的类似于中间等级的阶层，当然，在这样一种由民而士的流动中，财富是培养子弟为学的必要后盾，因而包括商人在内的富民阶层成为由民而士流动的主体。
而另一方面，在宋代商业兴盛之下，社会逐利之风甚嚣尘上，由士而商的现象也颇为多见，这些掌握着财富、知识并在地方上享有一定威望的群体，似可把他们看作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社会等级金字塔的中间部分。正是这样一个流动不滞的阶层，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在官与民之间建立了一种富有弹性的整合机制，从而保障了社会的平稳运行。
其三，商人阶层在实现向上流动与社会各阶层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扩大了商人的社会人际网络，拓宽了商人阶层与社会各层次之间的接触界面，从而加强了社会的整合程度。
商人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商人为了逐利而四处奔走，是传统社会最为活跃的人群，然而在宋代以前，当社会处于一种代代相承的凝固分层结构时，商人阶层在婚姻、友谊等较密切、持久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表现出的主要是与本阶层成员及与自身社会地位相似的农、工阶层之间的互动，而与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社会上层的接触与联系除了商品交换关系外则较为稀少、薄弱。宋代以来，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流通渠道较为通畅，商人通过与士人、官僚阶层的联婚、交友或捐资买官、跻身仕林等方式不仅扩大了作为个体的商人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且更具有社会意义的是，实现了向上流动的商人在改变了自身社会地位的同时，其个人人际关系网络也随之跨越了社会分层的界线而与社会上层人员有了密切而持久的关系。但是，商人的向上流动并不意味着其与原来同阶层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与其较为密切和稳固的社会关系，会随着其地位的上升而终止，相反，作为成功实现了向上垂直流动的商人或其子弟，很可能会成为联系商人与社会各阶层的桥梁和纽带，促动世人增强对商人的理解，弥合社会各层级之间的隔阂，从而达到社会整合的作用。
就宋代的情况而言，事实也正是如此。商人作为宋代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升期的群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仅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商人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人们的社会生活受到了商人的诱导而逐步脱离了以农为本的传统，追商逐利的风气至为盛行。而更有积极意义的是，商人向上流动造成了宋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士商相混、士商融通使士阶层成为了商人的代言人，商人的思想及利益诉求往往通过士大夫们的口笔表达出来，“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观在士大夫的笔下遭到了彻底的颠覆，陈耆卿提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能有易之者也。”[20]而叶适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1]可以说，宋代“新四民”观的出现和“工商皆本”观点的提出，既是宋代商品经济划时代发展的大环境下社会流动对商人等平民阶层开放的动因，同时也是商人向上层流动后导致重农抑商等传统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二者是互为因果的。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些反传统观念在宋代的出现，在意识和价值重构上对中国传统社会步入近代文明更有着先期导向的作用。
在此，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商人及其子弟通过向上流动渠道进入官府，不仅改变了官僚系统的构成成分，在统治阶层内部注入了异质的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商人出身的这些异质力量进入官僚系统之后，由于其自身所自然携带的商业气息，他们给政府带来了民间商业兴盛的现实价值观念，而且他们为了保障个人家族商业的兴旺与顺利，往往不自觉地承担了整个商人阶层代言人的角色，不时替商人争取权益，使政府在制订商业政策时也实行了一些保护和奖励商业发展的政治法律措施。应该说，这些有关商业法律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基于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现实环境，但是如果没有代表商人阶层利益者的推动，这些法律政策恐怕也是难以贯彻执行的。而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惠商”、“恤商”的政策法律氛围下，造就了宋代商品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的辉煌地位。而至于不少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商人的由商而仕、跻身上层，使得商人产业资本转化步履维艰，以至于难以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的观点，笔者认为，在此实可将之视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不是非此即彼，只是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罢了。
注释：
①社会流动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于1927年提出的。社会流动可分为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其社会地位上下变动的垂直流动和从业领域转变的水平流动。相对而言，垂直的社会流动对社会阶级、阶层的影响最为巨大，与社会的分层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本文把关注点放在宋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上。
②在洪迈《夷坚志》中，类似的例子不少，如《夷坚甲志》卷三中的《宗立本小儿》；《夷坚甲志》卷七中的《潘君龙异》；《夷坚支庚》卷第五中的《武女异疾》；《夷坚支癸》卷第八中的《游伯虎》；《夷坚三志王》卷第四中的《湖北稜睁鬼》；《夷坚志补》卷第二中的《吴任钧》等均有相关记载，兹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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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叶 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273.
宋代茶文化与宋代士大夫意识 篇4
(一) 天人合一的饮茶环境与宋代士大夫平淡清远的价值取向。
宋代士大夫不喜宫廷贵族繁琐奢华的饮茶方式, 而是崇尚自然, 讲求茶事活动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 以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僧敲石里火, 瓶汲竹根泉。” (赵湘, 《饮茶》) 用敲石取火煮茶, 自有一番古朴自然的审美情趣在里面。“过岩逢石作, 寻水到源回。天籁吟松坞, 云腴溢茗杯。宫城才十里, 导骑莫相催。” (宋庠, 《自宝应逾岭至潜溪临水煎茶》) 作者不辞劳苦, 寻水煎茶, 在大自然中静静感受茶的醇香, 聆听天籁之音, 流连忘返。“山寺碧溪头, 幽人绿岩畔。夜火竹声干, 春瓯茗花乱。兹无雅趣兼, 薪桂烦燃爨。” (梅尧臣, 《茶灶》) 诗人携带便携的茶灶, 在山寺溪头, 在岩畔, 夜火竹声, 春瓯茗花, 雅趣横生。“稽山新茗绿如烟, 静挈都篮煮惠泉。未向人间杀风景, 更持醪醑醉花前。” (晏殊, 《煮茶》) 唐人以“对花饮茶”为“杀风景”之事 (1) , 而此诗的茶学意义正是在于不论其方式是否“杀风景”的旷达胸怀。“强拈茶碗对梅花, 应是花神笑我多。” (吴芾, 《梅花下饮茶又成二绝》) “不置一杯酒, 惟煎两碗茶。须知高意别, 用此对梅花。” (邹浩, 《同长卿梅下饮茶》) 玉洁冰清的梅花与玉骨冰肌的佳茗相映成趣, 茶的清香在梅花的暗香浮动之中更加令人陶醉, 两种脱俗的意象融合, 使得品茶之事更为高雅, 文人的心灵也更加纯净。
宋代士大夫受儒道释三家合流蜕变的影响, 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趋于自然适意, 在审美情趣上也由唐代的热情奔放、雄浑豪放, 转为平淡高逸、幽远高雅。宋人在精神追求和艺术理想上多追慕魏晋风韵, 超然旷达, 宁静淡泊, 意态雍容。宋代士大夫就这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在袅袅茶烟熏陶下, 忘却世俗烦忧, 得以平淡澄静。
(二) 精细雅致的茶事活动与宋代士大夫的诗意人生
宋代饮茶方式比唐代更精细雅致, 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北宋中期以前, 还是多种饮茶方式并存。蔡襄的《茶录》出现之后, 末茶点饮的方法很快就在宋代茶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茶录》为宋代的点茶法奠定了艺术化的理论基础, 而徽宗的《大观茶论》则对点茶之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从这两部茶书中我们可以窥见宋代点茶法的全貌。 (2)
点茶的程序包括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碾茶时需快速有力, 罗茶的罗底要“绝细”, 候汤需顾及选水和烧水两方面, 熁盏有助于激发茶香, 最后的点茶可用茶匙或茶筅, 每一步都很深入细致, 每一步都体现着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黄金碾畔绿尘飞, 紫玉瓯心雪涛起。” (范仲淹, 《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碾深罗细, 琼蕊暖生烟。” (黄庭坚, 《满庭芳·咏茶》) 宋代士大夫在细碾慢罗、汲泉煮水、点茶调膏的过程中, 静养身心, 享受人生, 一方面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优游闲雅的风范和从容不迫的心态, 另一方面显示了宋代士大夫的诗意生活, 他们在品茗的同时也在品味苦涩的人生, 在苦涩的人生中扬弃悲哀, 获得内心的平静淡然。
(三) 茶的自然淳真之美与宋代士大夫的尚雅心态
茶生于灵山秀峰之中, 蕴天地之精华, 承雨露之芳泽, 品性高洁、自然淳真。宋代文人崇尚自然, 喜欢茶的天然真味。“茶实嘉木英, 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 清堪掩椒菊。” (秦观, 《茶》) 秦观对于茶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 他反对在茶中掺杂其他香料之法, 以保持茶的本色真香。“要知冰雪心肠好, 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 从来佳茗似佳人。” (苏轼, 《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 宋代饼茶焙干之后会用蜡状的粥液结面保存, 在点茶的时候需轻轻刮去饼茶表面的膏油。苏轼崇尚的是冰雪心肠的佳茗, 而非经过膏油粉饰的“美人”。
“此等莫与北俗道, 只解白土和脂麻。” (梅尧臣, 《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 “老妻稚子不知爱, 一半已入薑盐煎。” (苏轼, 《和蒋夔寄茶》) “精金不受钏钗辱, 瑞草何曾取膏腹。乳花粥西名已非, 荐以羊肪何太俗。” (刘一止, 《允迪以羊膏瀹茗饮吕景实景实有诗观赏仆意未然輙次原韵》) 对于宋代士大夫来说, 在茶中加入姜和盐会破坏茶的自然真香, 而像北方少数民族那样加入羊肪更是俗不可耐, 不可理喻。
宋人喜爱茶的同时也是在欣赏自己的高品逸情。宋代士大夫崇尚的雅不仅反对尘俗, 而且包含对自然淳真的崇尚, 顺应自然, 顺应天性, 这也是中和的哲学思想。
二、宋代茶文化与宋代士大夫意识
(一) 茶的清净缓释与宋代士大夫的凝炼自省
陆羽的《茶经》中说:“茶之为用, 味至寒, 为饮, 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 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3) 诗词中有“睡魔遣得虽相感, 翻引诗魔来眼前。” (释智圆, 《谢仁上人惠茶》) “一杯永日醒双眼, 草木英华信有神。” (曾巩, 《尝新茶》) “洗涤肺肝时一啜, 恐如云露得超仙。” (吕陶, 《答岳山莲惠茶》) “何须魏帝一丸药, 且尽卢仝七碗茶。” (苏轼, 《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 茶具有提神、明目、清热、醒酒、轻身换骨、延年益寿的功效。这正与宋代士大夫的凝炼自省相契合。
宋代文化是相对内倾、封闭的文化, 宋代文人也喜静不喜动, 内敛、保守, 也更加理性, 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追求内敛的主体人格的自我完善, 反对纵情任性。宋代士大夫就是在这样淡淡的茶香和浓厚的书卷气息中敛情约性, 反思自我。
(二) 茶的高蹈脱俗之美与宋代士大夫的适意乐道
“森然可爱不可慢, 骨清肉腻和且正。” (苏轼, 《和钱安道寄惠建茶》) 苏轼以拟人的手法把茶比作“风味恬淡, 清白可爱”的高蹈不俗之士。“玉骨冰肌体自轻, 非关茗饮觉神清。” (李之仪, 《饷茶不容少待二绝》) “玉角苍坚已照人, 冰肝寒洁更无尘。” (毛滂, 《德清五兄寄清茶》) “凤凰山畔雨前春, 玉骨云腴绝可人。寄与青云欲仙客, 一瓯相映两无尘。” (毛滂, 《送茶宋大监》) “形模正而方, 气韵清不俗。故将比君子, 可敬不可辱。” (袁燮, 《谢吴察院惠建茶》) “洁躬澹薄隐君子, 苦口森严大丈夫。” (岳珂, 《茶花盛放满山》)
在宋代士大夫的眼中, 茶或是玉洁冰清、可人无尘的佳人, 或是气韵不俗、森严淡泊的君子。茶的这种高雅脱俗之美与宋代士大夫适意乐道的精神相契合。不俗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境界, 而适意乐道正是宋代士大夫追求高尚人格中所具备的胸襟怀抱。宋代士大夫乐道, 故能摒弃物欲, 闲适自得。纵使在政治上失意, 他们仍能坚守独立的人格操守。
(三) 宋代士大夫在品茗反观过程中的人格升华
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精英群体, 担当着历史和现实赋予的使命。由于宋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 宋代士大夫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并在儒学复兴背景下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和忧患意识。
“饮罢清风生两腋, 三山去人疑咫尺。便欲携公封事叩玉扃, 为问苍生几时得苏息。” (刘才邵, 《谢萧元隆贤良惠小团》) 诗人在品茗飘飘欲仙之时, 仍能想到“苍生几时得苏息”, 表露出关心民瘼的一片赤子之心。“饭囊酒瓮纷纷是, 谁赏蒙山紫笋香。” (陆游, 《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 用“蒙山”和“紫笋”比喻优秀人才, 这是陆游对南宋朝廷用人不当的谴责。
宋代国势的衰弱、政治的保守、军事的无力使得宋代士大夫不得不返归内心, 甚至想要归隐山林。他们在山林、清泉边品茗、清谈, 本想逃避现实, 却在品茗中进一步认清现实。一杯杯香茗不但可以抚慰宋代士大夫失落的情绪, 而且可以使其保持清醒反思现实。宋代士大夫正是在品茶的过程中提升境界, 升华人格。
摘要：宋代既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又是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茶与文人有着难解之缘, 宋代的士大夫一方面是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 一方面又是著名的茶客。茶文化由于士大夫的推崇更加繁荣, 而宋代士大夫的人格也在品茗过程中得到升华。
关键词：宋代,品茗风尚,士大夫,茶文化,士大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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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诗词 篇5
1、《水调歌头》
宋·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雨霖铃》
宋·柳永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
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
方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
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
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待与何人说！
3、《蝶恋花》
宋·柳永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
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
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4、《念奴娇·赤壁怀古》
宋·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5、《贺新郎》
宋·苏轼
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
晚凉新浴。
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
渐困倚、孤眠清熟。
帘外谁来推绣户？
枉教人梦断瑶台曲。
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
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
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
又恐被、秋风惊绿。
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
共粉泪，两簌簌。
6、《一剪梅》
宋·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7、《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宋·辛弃疾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8、《青玉案》
宋·苏轼
三年枕上吴中路。
遣黄耳、随君去。
若到松江呼小渡。
莫惊鸥鹭，四桥尽是，
老子经行处。
辋川图上看春暮。
常记高人右丞句。
作个归期天已许。
春衫犹是，小蛮针线，
曾湿西湖雨。
9、《临江仙》
宋·苏轼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已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
倚帐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10、《清平乐》
宋·晏几道
留人不住，醉解兰舟去。
一棹碧涛春水路，过尽晓莺啼处。
渡头杨柳青青，枝枝叶叶离情。
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
11、《生查子》
宋·晏几道
关山魂梦长，鱼雁音尘少。
两鬓可怜青，只为相思老。
归梦碧纱窗，说与人人道。
真个别离难，不似相逢好。
12、《鹧鸪天》
宋·晏几道
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
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13、《虞美人》
宋·晏几道
一弦弹尽仙韶乐，曾破千金学。
玉楼银烛夜深深，
愁见曲中双泪、落香襟。
从来不奈离声怨，几度朱弦断。
未知谁解赏新音，
长是好风明月、暗知心。
14、《青玉案·元夕》
宋·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
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宋代谣言“正人主” 篇6
宋仁宗庆历年间，谏官王素听朝内外有人谣传说，武将王德用向皇帝进献了几个美女，竟然被宋仁宗“笑纳”。王素也不去调查核实，立即在朝会上就此事批评宋仁宗耽于美色。宋仁宗颇不高兴地说：“这是内宫的事情，你从何得知？”王素说：“我是谏官，规谏乃职责所在，哪怕是对于风闻之事，也可知无不言。陛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追问从何得知呢？”宋仁宗听后，呵呵一笑说：“确有其事，几位美女在朕左右，颇为亲近，难道有什么问题吗？”王素急忙回答说：“倘若疏远，倒也无妨。我之所以提出此事，正是担心陛下与她们过于亲近啊。”宋仁宗听了王素的话，忽然有所醒悟，吩咐近侍，对王德用进献的美女，每人打发300贯钱，立刻把她们遣散出宫。
可以看出，王素规谏皇帝，不过是道听途说的谣言罢了，王素既不核实，又不隐讳，还直截了当向皇帝提出批评，要求糾正，难道王素胆大包天？其实，并非王素的胆子就真的那么大，王素这么做，不过是执行了宋朝的一项监察制度——“风闻言事”制度而已。宋朝为广开言路，实现规谏皇帝、纠察百官的目的，吸收了历代优秀的监察制度，允许言官“风闻言事”。正如王安石所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他人规谏或弹劾，不实者将获罪；而言官即使失实，也不追责，不用担心秋后算账。言官没有后顾之忧，他们的批评、意见便如雪片一样飞向了皇帝的案头，谣言在这种时候由民间进入了庙堂，由耳语变成了文字，既能“正人主”，又能“绳百僚”，上上下下闻之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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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 篇7
一、宋代的酒文化
宋代酿酒业的繁盛与水稻的广泛引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割麦种禾, 一岁两熟”让酿酒的原料有了充足的保证。其次, 酿造工艺理论已初具雏形, 专著数量也有了明显增长, 包括苏轼《东坡志林》、朱肱《北山酒经》、李保《续北山酒经》、范成大《杜海酒志》等, 宋代是中国历代王朝编撰制曲酿酒工艺理论最多的一个朝代。再者, 宋代是唯一从始至终实行专利榷酒政策的封建王朝, 酒类的生产、销售、分配等环节进行国家经济干预专卖政策。宋代酒税收入约为宋代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宋酒品种琳琅满目, 酒家数量不胜枚举。据《酒名记》记载, “天下名酒100多种。按酿造方法可分为酿造酒、蒸馏酒和配制酒三大体系。酒家不胜枚举,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仅汴京城内有正店72家之多, 其余脚店不能遍数。不仅是繁华京城, 乡村偏远村野也有很多酒店。上到社稷祭祀, 小到百姓宴饮, 可以说宋代是一个全民尚酒的时代。
二、宋代酒具陶瓷造型
正所谓“美食美器”, 伴随着酒的生产制作不断发展, 饮酒器皿的设计、制作也逐日发展提高, 陶瓷酒具造型的变迁按其功能可以分为三类:盛酒器、储酒器、饮酒器。储酒器, 是长期深埋地下发酵或短期储藏酒水而用的酒器, 除了流行于唐代的罐、瓮, 还有适用与储酒、量酒的新酒具梅瓶;盛酒器具有玉壶春瓶与葫芦瓶:玉壶春便于把持酒水不易洒出。葫芦瓶便于执拿同时能防止酒香挥发;斟酒器, 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执壶、注碗是集温酒、斟酒于一身的酒具;饮酒器以杯类为主, 类型包括:圆口杯、花口杯、带把杯、高足杯。
三、宋代酒文化因素影响下的陶瓷酒具造型
1. 饮酒之风对陶瓷酒具种类及产量的影响
从《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众多书籍、诗文的记载, 不难看出宋代酒的大量酿造, 酒楼林立、饮风盛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 不同的饮酒环境与场所需要大量与之相配的储酒器、饮酒器, 从数量、品种等方面促进了宋代陶瓷酒器的生产与制作。宋代的各大窑系为了满足各阶层人民饮酒的需要, 烧制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风格迥异、造型多变的陶瓷酒器。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 官窑、汝窑、龙泉窑耀州窑青釉瓷系, 定窑白釉瓷系, 景德镇青白瓷系, 磁州窑的釉下白底黑花瓷系, 以不同的工艺、造型、釉色和装饰百花齐放的征占陶瓷酒具不同阶层的市场空缺。
2. 饮酒环境对陶瓷酒具造型的影响
东京梦华录中描述酒楼中的情景写到:“大抵都人风俗奢侈, 度量稍宽, 凡酒店中不问何人, 止两人对坐饮酒, 亦需用注碗一副, 盘盏两副, 果菜碟各五片, 水果碗三五只, 即银近百两矣。”对坐一词, 说明了食客人视线和器皿部件的细节关系。宋代饮酒环境已不同于唐代普遍使用的低矮食桌, 而是使用的桌子;椅子与凳子等坐具也为了方便垂足而坐而增加了高度。这种垂足而坐的饮酒方式改变了前朝食客与食物处于同一水平高度的状况。人们拿壶从手捧壶为手执壶, 壶身逐渐变得修长, 把手空间也渐加大, 更加方便坐拿。置于桌面使用的酒具造型如执壶、玉壶春瓶、葫芦瓶造型相对唐代变得瘦削而精致。宋代的饮酒方式, 使得功能细化、种类完善的酒具出现在宋人的餐桌上。
3. 酒饮类型对陶瓷酒具造型的影响
在蒸馏酒普及前, 宋代的酒饮类型以黄酒为盛。黄酒是经发酵而成的复杂有机液体, 新酿之酒往往口味粗糙, 香味不足, 故需“陈酿”。经过贮存之后的黄酒, 酒性柔顺, 酒味温和, 酒体醇厚。
储酒器:宋代多采用小口、短颈、溜肩、长腹, 小足的梅瓶
存储, 以荷叶、竹壳等封口, 防止酒液挥发。到了南宋时期, 梅瓶的形制逐渐减小, 从侧面反映出此时酒质的提高, 饮用量减少, 不再需硕大的形体。
斟酒器:五代前后开始, 饮用黄酒多选择温饮。因为温过后黄酒中含有的少量甲醇、糠醛、丁醛、戊醛、乙醛等有害物质会随着温度蒸发掉。温过的黄酒更加甘爽醇厚, 芬芳浓郁, 并且能够减少头晕, 有活血化瘀、驱寒除湿的功效。注子与注碗便作为专用的温酒器具应运而生。在造型方面, 温碗的造型均依注子的尺寸形式而定, 多为莲花状。注壶盖合紧密, 防止酒香挥发和倾倒时酒液溢出。器盖多堆塑动物形态的盖钮, 既美观, 又便于拿取, 实用美观。
饮酒器:相对于其他酒具, 饮酒器因直接对嘴饮用。故其受酒质的影响更为显著。在饮用果酒、发酵酒、黄酒为主的北宋酒杯形制相对较于蒸馏酒普及的南宋形制缩小2-3cm左右。而南宋时期的杯形大多被元代延续下来。说明南宋时期的酒类品种与元代时期的酒类大约一致, 都饮用酒质较高的蒸馏酒。
四、结语
宋代的酒具作为一种独特的实物载体, 蕴含了宋代造型艺术、工艺技术、社会风俗、审美意识于其中, 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具体体现。宋代酒具是认识宋代浓厚的饮酒风尚的重要窗口, 其形制发生改变与其所承载的物质是密不可分的:陶瓷酒具产量的提升, 细节的改变, 新造型出现等各个层次都受到酒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是宋代陶瓷酒具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朱肱.北山酒经[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3]周密.武林旧事[M].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4]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M].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1.6
宋代城市 篇8
一、文献、史料丰富
作者在写作此书之前作了大量地收集和阅读工作。在该书的的附录1中, 将所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分为古籍原典和现当代论著两大部分。其中, 古籍原典又分为丛书集、单行本。丛书集上至汉魏六朝, 下至宋代所有丛书集中的笔记小说, 共381本; 单行本有50本。现当代论著包括专著、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外文与译文三个大类。其中, 专著有34本, 不仅有古文献史料研究:郑长玲《陈旸及其<乐书>研究》、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等, 也有历史类专著:包伟民、吴铮强《宋朝简史》、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史》等, 还有专项研究:周贻白《中国戏剧史》、胡忌《宋金杂剧考》等;学术论文34篇, 既有宋代音乐研究:李咏敏《宋代民俗音乐研究》、张晓兰《缠令考论》等, 又有域外音乐研究: 王小盾、刘玉珺《从<高丽志·乐志>“唐乐”看宋代音乐》、赵维平《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等;学位论文15篇, 其中博士论文11篇, 硕士论文4篇, 学位论文主要有对宋代笔记的研究, 如孙励《宋代笔记分类考辨》、邹志勇《宋人笔记中的诗学讨论热点研究》, 还有宋代音乐研究, 如张国强《宋代教坊乐制研究》、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外文与译文2篇:Rulan Chao, Song Danasty Soureces and Their Interpretion, First edition publish by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Reprint edition publish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3;[韩]宋芳松著, 金成俊译《从音乐史学角度探渤海国音乐——以日本六国史为中心》。
附录2中, 收录了一些文中未直接抄录引用, 且不太受关注的, 但与该书密切相关的笔记音乐文献。第一部分是宋代笔记中的文献, 有关于政治杂剧的文献 (《闲燕常谈》、《倦游杂录》、《贵耳集》、《桯史》、《四朝闻见录》、《清坡杂志》、《齐东野语》、《可书》、《江表志》) 、有关于杂剧其他表演内容的 (《云麓漫钞》、《杨文公谈苑》、《爱日斋丛钞》、《东京梦华录》、《王文正公笔录》、《闻见近录》、《简赘笔》) 、有关于传统歌舞文献的 (《癸辛杂识》、《负暄杂录》、《墨庄漫录》、《齐东野语》、《石林燕语》、《武林旧事》、《云麓漫钞》、《癸辛杂识》、《因话录》) 、有关于古琴文献的 (《能改斋漫录》、《水燕谈录》、《觉撂杂记》、《续演繁露》、《宜州家乘》、《续湘山野录》、《春渚纪闻》、《老学庵笔记》、《续墨客挥犀》、《扪虱新话》、《困学纪闻》、《宋朝事实类苑》、《续世说》、《绀珠集》、《琴书类集》、《志雅堂杂钞》、《云烟 过眼录》、《商刻东坡志林》、《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桯史》、《西溪丛语》、《六一诗话》、《云麓漫钞》、《贵耳集》、《云麓漫钞》、《浩然斋雅谈》、《齐东野语》、《国老谈苑》、《茅亭客话》、《避暑录话》、《四朝闻见录》等) 、有关于驱傩音乐活动的 (《淳熙三志》、《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梁录》、《演繁露》) 、有关于外域音乐的 (《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老学庵笔记》、《虏廷事实》、《画墁录》、《燕北录》) 。
二、对既成音乐史实的新认识
历代研究宋代音乐的文献主要是以《宋书·乐志》、《文献通考·乐考》、《宋会要辑稿》、《玉海》等文献作为史书音乐文献的主体, 作者将大量散落于音乐文献之外的音乐笔记放在音乐史的视野中, 对其进行系统发掘。在发掘的过程中发现新材料, 解决困惑已久的问题。展开对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补史阙和文献互证研究。
以唐代《霓裳羽衣曲》为例, 今人对其研究多集中在它的创作产生过程、表演情况等, 一般认为它在宋代的出现, 是宋时的音乐家姜夔在湖南长沙乐工的故纸堆中发现的商调《霓裳曲》十八阙, 均有谱无词。作者在研究宋代笔记时, 发现宋代参与《霓裳羽衣曲》记录和考辨的笔记至少17种。包括李上交《近世会元》、葛立方《韵语秋阳》、欧阳修《六一诗话》、周密《癸辛杂识》、苏轼《渔樵闲话录》、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张唐英《蜀梼杌》、佚名《江南余载》、郑文宝《江表志》、龚明之《中吴纪闻》、周密《武林旧事》 等。作者首先对这些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 通过对这些文献真实性的考察, 认为“《江表志》、《江南余载》、《蜀梼杌》都不约而同记录了《霓裳》在这段时期演出的事实, 恰与李煜《昭惠后诔》所述互证。此外, 《近世会元》成书与范仲淹的木兰堂观《霓裳》诗产生于同一时期, 两者都叙述尚有《霓裳》的存在。两例文献也可进行互证。”[1]接着, 将文献史料与宋代笔记中的《霓裳》文献进行了总的考察, 认为“五代十国时期, 宫廷和贵族家中仍有《霓裳》的歌唱和舞蹈部分流传。北宋时期, 《霓裳》的曲破部分仍存在于宫廷和民间, 散序部分则已不存见。南宋时期, 民间仍有《霓裳》乐谱, 姜白石按谱得《霓裳中序》, 而宫廷中依然可唱可奏《霓裳中序》, 舞蹈部分则已失。但从北宋中期至晚期, 乐人根据遗谱或文学描绘仿制《霓裳》的行为偶有存在, 宋代《望瀛》、《献仙音》二曲是《霓裳》遗曲的说法也比较普遍。由于《霓裳》的流传始终在较小的范围内, 因此, 《演繁露》作者程大昌等人未曾见过《霓裳》的演出, 并依据白居易诗歌中提到的《霓裳》少见而判断此曲在宋代失传, 也是可以理解的。”[2]
宋代的耍令和番曲也是同样的例子。耍令与番曲是与诸宫调、唱赚、叫声、嘌唱并列的几类宋代新兴歌唱艺术形式, 但, 前两者较少受到关注。笔者通过对《都城纪胜》、《武林旧事》、《演繁露》、《癸辛杂识》中对“耍令”的考证, 认为“耍令是一种市井的、民间化的俚俗音乐, 盛行于瓦舍勾栏的伎艺乐人歌唱当中, 用于歌唱时可与嘌唱、叫果子等为一体, 其中亦含有节奏明快、活泼朴野的外族音乐成分。”[3]番曲怎是通过对《独醒杂志》、《西湖老人繁盛录》等文献的考证, 指出“番曲是对流传于宋代中土的女真族、契丹族音乐的改称, 其歌唱时又被称为番歌, 演奏时又被称为番乐, 女真族的歌曲《蓬蓬花》、《异国朝》等以及被中土汉化的队舞《诸国朝》等都是番曲, 其在中朝受欢迎的程度较高, 且屡遭朝廷禁止。”[4]
三、指出补史阙的部分
作者认为宋代笔记的撰写, 不外乎就是补史阙、谈资助、示劝诫、解疑惑等, 而其最大的目的就是补史阙。宋代笔记从时间、空间、地域、音乐形式来说, 较官方史书有着补史之阙的历史意义。
除前面提到的耍令、番曲之外, 该书还指出笔记中关于古琴的的记录, 认为史书中的古琴文献“多集中于宫廷雅乐中的古琴境遇、琴在雅乐登歌中的使用。”[5]而笔记中则有“古琴琴律之法、琴的古老渊源、琴的文化象征意义等。而笔记古琴文献, 涉及宋代古琴的民间收藏和转让、古琴制作和斫琴名手、琴曲解题和考辨、琴乐演奏和审美、琴人音乐活动等, 他们多角度反映了宋代士人的古琴文化生活及古琴在送人生活中的繁荣图景, 因而在古代琴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6]
关于宋代乐曲的记载。作者统计了史书与笔记所载乐曲的名录, 列出宋代笔记《武林旧事》中, 卷一、卷八、卷七共记载宋代乐曲94首, 其中《宋史·乐志》记有34首。除《武林旧事》外, 其它如《梦窗稿》、《吹剑录》、《梦梁录》等笔记, 共计乐曲170首, 而《宋史·乐志》载有53首。并且部分文献对乐曲的使用、创作情况等有较详细地记录。由此可知, 官方记载的乐曲连笔记所录乐曲的一半都不到, 因此, 笔记乐曲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宋代俗乐曲的宝库。
作者指出《武林旧事》里有两份保存完整的教坊乐人名单, 包含了南宋教坊乐人人数规模、部色编制、身份构成,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并且还从《武林旧事》、《都城纪胜》、《云麓漫钞》等宋代笔记中, 找出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都市乐人称谓“路岐人”、“赶趁人”、“打野呵”等, 坐着还整理出来了“打野”、“散乐”、“行首”、“水仙子”、“卖客”、“擦坐”、“荒鼓板”、“挂牌儿”、“下番”的称谓。
四、不足之处
该书在第一章用表格和柱式的研究方法, 总结除了宋代音乐笔记较之前代:志怪音乐文献撰述减少, 学术摘录和考辨性音乐文献增多。但是, 却并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五、结语
史料挖掘和整理是任何史学研究的基础, 没有史料的研究, 只能称之为空谈。宋代笔记近五百种, 与音乐有关的至少有181种。作者不仅查阅了这些笔记, 而且还涉及与之相关的专著、学术论文、学位论文, 共381种。作者在这样工程浩大的情况下, 不畏艰难, 出色地完成了有关宋代音乐笔记的整理。开拓了我们在南宋世俗音乐生活方面的认知, 也使得在宋代音乐的研究方面有了进一步突破。
摘要：《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是一本关于宋代音乐文化研究的书。该书由序、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撰述特点及其史料价值、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叙述内容及其史料价值、结论、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及后记八个大部分组成。笔者通篇拜读后, 对其进行整体析评。
关键词：《宋代笔记音乐献史料价值研究》,音乐研究,音乐评析
注释
1[1]曾美月.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58.
2[2]同上, P63.
3[3]同上, P121.
4[4]同上, P207.
5[5]同上, P151.
宋代客户地位探究 篇9
一、宋代客户的政治地位
客户随着生产资料占有形态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魏晋至唐宋前期的佃客与客户是国家赐给公卿俸禄的一部分，属于国家农奴分配制下的一种分配制度。
1. 客户的政治地位。
随着土地的兼并，均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迅猛发展，兼并的浪潮无情地吞并了大批自耕农的生产资料，迫使其离乡背井，成为寄人篱下的“浮客”或“客户”。按唐代的户籍管理法，“客户”住经一年以上，自购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勒一切编为百姓。客户的分配制度暂告结束。客户开始自己去谋求生存的条件和场所，法律上承认其独立的地位。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三月的敕令：“其浮寄人户有桑田者，仍收为主户。”可见浮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主户。
随着土地的高度兼并，均田制的破坏，客户和地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日益松驰，客户的政治地位较前代有了显著的提高。
(1)宋代客户取得了与地主阶级同为国家编户的权利。
唐代的客户最先只是客籍户，贫困破产的小农冲破封建国家禁止脱户的罗网，逃往他乡，借以摆脱国家对他们的直接控制。由于长期坚持逃亡之斗争，至武周、玄宗之世，唐廷被迫允许他们可以就地落籍，公开承认其合法的存在。两税法实行后，只以资产多少定税，而不问地域上的主客之分，遂在原则上消除过去以地域户籍为标准而区分的主客差异，有产的客户原则上成了两税户，身为佃农、雇农的客户不是税户，也没有列入国家的正式户籍。
赵宋立国后，把客户登录簿籍，从而成了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他们的户籍权得到了承认，同别的编户有了平等的关系。宋代客户已被正式编入国家的户籍之中。
(2)宋代客户可以转化为主户。
由于客户独立的户籍，因此宋代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朝廷统计户口数字常将主客户分别统计。这两大类户籍的划分标准主要是根据有无财产、要不要交纳两税而定的。所谓税户者就是有产之人，所谓客户者就是无产侨居者。但是如果主户破产丧失了土地，就降为客户。相反，如果客户购买几亩田地勤奋耕作，节衣缩食，家有盈余，或开垦几亩田地之后，就可以转化为主户。
二、宋代客户的经济地位
1. 宋代客户与地主是一种契约关系，享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
随着均田制的瓦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把客户锁死在某一家或某一姓的土地上的制度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人身依附关系大大减弱，主客户之间以租佃契约为纽带，拥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佃客的被剥削和被奴役，限制于契约范围之内。田主超过契约范围的行为是不合法的或不合理的。客户租佃土地时，需要订立租佃契约。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下诏，令：“各路州的民户，其中有想耕种而缺乏子种和土地者，……分给大片土地，但须订立明确的契约，举借种粮，及耕种的时间，等到秋收时按契约来分配收成。如果收后佃户不愿继续承佃，需求退佃和迁徙，地主不得无理拦阻。”
通过以上诏书就很容易看出宋代客户有迁徙和退佃的自由。
为了缓和主客户之间的矛盾，宋政府和地主阶级都调整了他们的剥削策略，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客户提高经济地位。主户便使用小恩小惠来笼络客户，他们还适当地“爱护客户”、“存恤客户”。南宋初年乐清知县的袁采这样说：“大家依靠客户之力来耕田，怎能不以他们为重?遇其有生育、婚姻、建造房屋、死亡等当酬之。耕耘之际，不惜一切地向他们借贷，少收其息。亲之爱之，待之如骨肉，他们可是我们的衣食之源啊。”
2. 宋代私属客户负担国家赋役。
北宋客户不像前代部曲那样“随主属贯”、“别无户籍”，而是称作客户，与主户一样登记在政府的户口簿上，并与主户一并合称编户，他们不像前代部曲只是地主的私属，不仅和地主发生关系，而且和封建国家发生关系。前代部曲系“不课之口”、“附者皆无役”，北宋客户向封建政府纳赋应役，体现他们确实进入了编户的行列。
由于宋代“田制不立”土地兼并异军突起，大批自耕农破产导致佃农数量锐增，为了保证国家赋税收入，强化中央集权，迫切需要他们为国家承担赋役，而契约关系下的客户依附关系的松动恰恰为封建国家变需要为可能和现实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回想前文“税户”的含义，便是有产者———主户，客户与主户履行同等义务，能说他们的经济地位没有提高?
3. 客户除了耕种某个地主的田地外，还可以被别人佣耕，甚至可以流向农业部门以外的职业。
宋代是社会分工日益深化的时代，摆在客户面前可供选择的职业行业有很多种：有契约制下的佃农;有依附与地主的田客;有小手工业者;有商品流通领域的小商贩或各种艺人及一身兼并数业的“多种经营者”。
如有的客户，在农闲时还兼营商贩。如“郑四客，台州仙居人，为林通叛家佃户，在农闲时经常外出作丝织品的买卖”。
商贩虽多次遭到地主阶级思想家切断“逐末”之途的威胁和恐吓，更甚的是统治阶级的无情欺诈和刻剥，但这也是客户经济地位提高向封建政府的传统统治发出的挑战和进攻，同时也是客户经济地位提高的印证。
三、宋代客户的法律地位
在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紧密结合的魏晋南北朝，部曲作为地主的私属，地主可以自行处置;而在土地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相分离的北宋，佃户成了国家的编户，因其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高其法律地位也有所提高，地主再也不能像魏晋南北朝时一样随意私设公堂任意处置客户了。他们的权利在北宋的法律中得到了明确的保护。
1. 一般地主无权私自处置佃客，须交官府处理。
魏晋隋唐时期的客户和部曲可以充当赏赐品，可以受到庄园主剜眼、截肢的残害，到宋代佃客则是不能随意杀害的。
如地主不能直接制裁佃农，而应该交由作为地主阶级统治机关的封建国家去制裁。旧制，童仆有犯罪者，允许私自黥其面。帝(太宗)谓：“童仆皆是雇佣的良民也。”诏：“凡盗主财物者，杖其即可，勿私自黥面。”
童仆的政治地位较佃农又低一层，北宋政府在法律上尚且不允许地主对他们擅自用刑，至于客户那就更可想而知了。
2. 官僚地主也不能“私设公堂”处置家奴，否则被看作无视国法，一律论处。
正因为有这样的法律原则，所以我们在史籍中看见了一些地主因为打死佃客而受到惩罚的记载。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因“宰相陈执中之妾捶挞女奴迎儿致死”而酿成了一场规模不小、历时甚久的官场风波。其时，开封府内，“道路喧腾”：朝廷上下轩然大波，弹劾之官、谏议之官，如赵抃、欧阳修等，纷纷上书弹劾。赵抃说：“即使女奴原本有罪过，自当送官断遣，岂可随意使用匹夫之暴力，失大臣之体，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要求将陈执中的擘妾阿张“擒拿官府，以正典刑”;并且认为，无论如何，“执中不能无罪”要求罢其相位。有人甚至声称：“执中可斩。”在众压力之下，陈执中本人“亦自请求入狱”。直至“执中去位，言者乃至”。到执中死时，礼官还指责他。一个位在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宰相对于一名小小女奴，尚且不能“私第决罚”、“而应送官断遣”。宰相家里打死女奴，宰相本人居然遭受了这么多的非议、责难，这般区区小事竟成了宰相去位的主要原因，何堪地主能“私设公堂”处置客户呢?这何等准确地说明了客户法律地位大大提高了。
四、结语
由上观之，宋代客户被正式编入户籍;自己若能勤于耕田，便可由客户转化为主户;租佃契约的实行使客户和地主的依附关系大大的减弱;客户除了耕种某一个地主的土地外，还可以被其他人庸耕;甚至有的客户在农闲时可兼营商贩，同时封建国家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来保护客户的权利，这说明宋代客户与前代部曲相比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法律地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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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元脱脱撰.宋史.食货.中华书局, 1977.
宋代官邸制度研究 篇10
中国古代官邸制度存在大约有2000多年, 最初实行官邸制度是在秦汉时期, 只不过当时不称为“官邸”, 而是一般称为官舍, 常与官衙挨得很近。之所以为官吏提供官舍, 是因为古代做官有“回避制度”, 不允许官吏在出生地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 避免亲朋好友邻里的请托徇私枉法, 所以古代经常有“千里去做官”的说法。任官回避制度草创于西汉时期, 并在东汉桓帝时期, 出台了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三互法”, 就是“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后汉书·蔡邕传》有记载:“初, 朝议以州郡相党, 人情比周, 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 禁忌转密, 选用艰难。”东汉后回避制度被不断发展完善, 唐朝制定了较为完善的《回避条例》, 不许官吏任“本郡州县及邻本郡县官”;到宋代被细化为籍贯回避、亲属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四类。“回避制度”规定的官员异地做官, 就要求朝廷必须考虑异地官吏一家老小的住房问题, 于是就有了官舍。随着历史朝代的更替, 官邸制度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从最初的秦汉时期完全由政府免费为官吏提供住房, 发展到唐朝时改为一般不为京官提供免费住房, 而到宋朝时不仅继承了唐朝的做法, 而且进行了一定的发展和完善, 做到了官员住房的多元性, 管理上也有了一定的进步, 可以说宋代的官邸制度颇具代表性, 很有研究的必要。
一、宋代官邸制度的主要做法
1. 京官不提供免费官舍。
宋代沿袭了唐的做法, 一般不再为京官提供免费住所, 京官可以自己买房。但京城的房价很高, 如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翁彦国说过一句话:“京师户口日滋, 栋宇密接, 略无容隙。纵得价钱, 何处买地?”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京城的房子很贵, 一般官员是买不起的。
当然也有例外, 就是皇帝可以特别赏赐一些位高权重、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大臣, 一般指皇亲国戚和极少一部分高级官员。如北宋画家王诜在熙宁二年 (1069) 娶了英宗女儿蜀国大长公主而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 皇帝特赏赐其一所占地几十亩的大别墅;在北宋煕宁七年 (1074) , 邵亢因为是宋神宗藩邸时的旧臣, 作为资政殿学士、吏部侍郎、亳州知州的他得到了皇帝恩赐, “即其乡造宅五十间赐之”;建炎三年 (1129) , 枢密郑某死后, 宋高宗为安抚家属“特赐田十顷, 居室五十间, 以抚其孤”[2]454。宋徽宗兴建豪华宅第赐给宠臣, 每座宅第, 用费都达百万贯[3]157。可见, 如果是皇帝赏赐的住处, 一般都是比较宽敞和豪华的。
既得不到皇帝的赏赐又买不起房的京官可以租住政府房子。宋朝大多数京官都是租房过日子。苏轼的弟弟苏洵曾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 通过“我生发半白, 四海无尺椽”可以看出其一生都在出租房里度过, 到老也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在这里并不只是因为苏洵官职低买不起房子, 比他职位高的人同样也买不起房子。欧阳修曾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依然写出“我老未有宅, 诸子以为言。东家欲迁去, 余积尚可捐”的诗句, 说明作为这一级别的官员同样也只能租房住。北宋宰相寇准为官四十年, 被称为“无地起楼台”的宰相, 依然终生四处租房借居。但需要说明的是, 这样做虽然能够节省国库支出, 但却增加了工作的不便。据叶梦得的《石林诗话》描述, 如果有紧急公文需要办理, 而各宰相已下班回家, 按制度还得军政两府 (即宰府、枢密院) 的首长连署才能生效, 就要由吏员拿着公文挨家去请各位首长签字, 耽搁时间而且又容易泄露机密。于是在神宗元丰初, 始建东西府于右掖门之前, 每府相对四位即四套“单元房”, 俗谓之八位。从此两府首长才有了建在皇城区的官邸。但能够住进“两府八位”的毕竟没有几个人, 除了少数有钱的京官, 大多数京官都是租住在国家的房子内。
2. 地方官部分提供官舍。
宋朝官制规定, 地方官三年一任, 在京官员亦更迭不定[4]337。因此, 大多官员外任时也就是非京官不会置备房产, 而是居住官舍, 国家提供官舍里面的设施也是根据官员级别的高低有着明确的规定。能够居住官舍的一般都是实权部门的官员, 而对于那些徒有虚名、实受监管的官员国家是不提供住处的。《事实类苑》卷十一记, 北宋名相寇准被贬为衡州司马时, 当地官员不给他分配住房, “百姓闻之, 竞荷瓦木, 不督而会, 公宇立成”。另外, 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被贬雷州时“不许居官舍, 遂嗽民屋”。宋朝冗官现象严重, 仅北宋时期官员就达到57万[5]108, 庞大的官员群体, 使政府难以设置相应的官舍, 同样当官不是人人都能住在官舍的。剩下的地方官员只能租用政府的房子, 宋代袭唐旧制“屋宇并官所造”, 但在管理上比唐代先进, 从中央到地方, 都有专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的“楼店务”, 也叫“左右厢店宅务”, 其功能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楼店务”有完全的管理权, 所有的官舍的修缮出租都由其统一管理, 由于权力比较集中, 所以相对来说也滋生了一些腐败, 如不送礼托关系, 官舍的维修就会一拖再拖, 或者租用官舍时花一样的租金却分配给破旧的房子住。南宋度宗时期的诗人方岳, 由于清正廉洁, 在知南康军任上得罪了权臣贾似道, 被移治邵武军。方岳人还没到邵武, 朝廷邸报却提前到了, 地方上对这种失势的官员向来不待见, 而方岳明知是这种情况却还不肯送礼打点下, 到了邵武就问:我的房子在哪?多少钱一个月?快领我去。面对这种状况, 管租房子的小吏非常生气, 直接给他安排了一个很破的房子, 而且一住就是三年。要知道这房子有多破, 可以看看他写的诗, “僦舍真如百漏船, 一番风雨一骚然”。从这个角度来说, 宋代成立了专门管理公家用房的“楼店务”虽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管理过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方面的建设。
宋代在制度上规定修缮官舍或租用的公房必须逐级申请报“楼店务”, 如果等不及自己修会受到处罚。宋仁宗亲政以后, 晏殊做了总理大臣, 由于他非常清廉, 所以他没有以权谋私去盖自己的豪宅, 而是也和别人一样住公租房。无奈公租房年久失修, 而要报请“楼务店”维修恐怕要很长时间, 而且他也担心由于他的职务关系, 别人会趁机讨好他而浪费国家的钱, 所以他就烦请手下的士兵帮助修理。这样就有一些和他政见不一样的官员如孙甫、蔡襄到皇帝面前弹劾他, 说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为此, 仁宗皇帝对晏殊进行了降级处分, “坐是, 降工部尚书、知颖州”。可见自己掏钱修官舍在当时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活儿。
3. 官员家属可同住。
在秦汉时朝开始向赴任官员提供官舍时, 家属并不能同时入住, 官舍只是赴任官员办公的地方, 到西汉后期已形成一定惯例, 家属自然而然随同入住, 到宋朝时承前朝惯例, 家属可以同时入住。《宋书》卷四十一有记载由于刘翘时任晋陵郡功曹, 其子宋武帝生于“丹徒官舍”;《宋史·孝宗纪》有记载记宋孝宗“生于秀州青杉之官舍”, 其父赵子时在秀州居官;《成都文类》有记载司马光出生于郫县官廨, 是因为当时其父担任该县县尉;《曲洧旧闻》卷三有记载, 欧阳修也是在其父担任绵州司户参军时, “生于司户官舍”的, 后人还把这个住宅改为“六一堂”, 以示纪念。可见当时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 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家属随同入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记载“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 据此可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 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4. 退休后须搬离官舍。
官邸或官舍所有权属于国家, 官员只有居住权和使用权, 却没有处置权。如果离任后, 必须从官邸中搬离。有《宋史》记载:“衍清介不殖私产, 既退, 寓南都凡十年, 第室卑陋, 才数十楹, 居之裕如也。”这里的衍指杜衍, 宋仁宗特召为御史中丞, 丞相退休后都要搬离官邸, 其他官员更要严格遵守此规定。退休之后的住房问题, 一般由自己解决, 而且还有一定规定不能违反。如南宋时期规定, 官员退休后, 三年内不允许在任职地居住, 如果在当地有亲戚或财产, 三年后也不允许居住, 否则判处一年有期徒刑[6]35。除了必须搬离官舍外, 还要求官邸配备的设施要全部留下。据《萍洲可谈》记载, 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退休后, 他的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旧藤床带回家, 后来“郡吏来索, 左右莫敢言”。由此可知, 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 也是宋代的规矩, 即使贵为宰相, 亦不得违反。
二、对宋代官邸制度的思考
宋代官邸制度是对以往官邸制度的继承基础上加以发展的, 做到了官员住房的多元化:皇帝赏赐、入住官舍、自己买房、租用公房, 既体现了统治者们对官员们的照顾和体恤, 又从制度角度进行设计来进一步规范官员的住房, 为国家节省了开支, 对于从不动产角度来预防官员腐败有着一定的意义, 确确实实起到了一定的防范皇家资产流失和官员腐败的作用, 从这一层面来说, 宋代官邸制度的推行是有着一定积极的意义。另外, 宋代成立了专门管理官舍和公房的“楼店务”, 专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 体现了比较先进的管理理念。
当然, 宋代官邸制度是建立在皇权第一的基础之上, 所以运行过程无不体现皇权至上、为封建的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 在制度运行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首先是没有十分明确入住官邸对象, 对入住官员等级及哪些家属可以入住都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 提供的官舍过多, 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其次是建完官邸之后, 后继的管理和维修还不十分到位, 由于没有专项维修基金, 所以官舍的维护要层层上报申请, 有的需要十几年才能修好, 官员住的并不好, 而且在维修的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监管易滋生腐败。再者, 建立在皇权至上基础上的宋代官邸制度, 在制度推行过程中重视人治忽视法治, 如官邸的入住、跟随的家属、搬离的期限等都存在特赦的情况, 严重影响制度的权威性。最后, 宋代官邸制度在运行中缺少相关配套机制体制, 如信息公开制度、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等, 所以运行起来无非是为了巩固少数上层皇族的根本利益, 把住房制度变成统治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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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凯, 等.从中国古代官吏的低薪看高薪养廉的制度瓶颈[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05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