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活动（精选十篇）
宋代活动 篇1
一、宋代市井音乐活动发展原因
市井音乐活动与宋代社会背景环境息息相关, 市井音乐发展离不开政治、经济等社会大背景的支持, 主要体现在: (1) 政治基础: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而经济的发展也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2) 经济基础:宋朝为了缓和财政赤字, 对商业活动持宽容的态度, 因此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繁荣, 为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瓦子、酒肆茶馆等综合服务性的活动也迅猛发展, 为市井音乐活动发展提供了舞台, 再加上宋代取消了坊市分离的市制为坊市合一的市制, 城市的数量激增, 各个地方流动人口涌入城市, 成为市井音乐的有力的观众和艺术载体。 (3) 阶级基础:宋代政治当局羸弱无能, 贵族阶层衰弱, 庶民地位凸显出来, 音乐活动的中心也从宫廷转到民间。 (4) 文化基础:宋代从统治者到民众都比较重视读书, 对佛教、儒家、道家, 以及各种思想、艺术等学派的思想能够兼收并蓄, 这为艺术文化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
因此, 政治环境的稳定和宽松, 商品经济的发展, 贵族阶级的衰弱, 庶民地位的提高, 思想文化的活跃等为宋代市井音乐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机。那么宋代市井音乐的活动具体的发展状况如何?我们可以从瓦子、酒肆茶坊、节庆音乐等主要的音乐活形式看宋代市井音乐活动的发展状况。
二、宋代市井音乐活动种类
1. 瓦子。
瓦子, 又称“瓦舍”、“瓦市”、“瓦肆”, 取“瓦舍”主要是按照其勾勒的特征。《梦粱录》解释瓦舍为人群容易聚也容易散开地方。瓦子是各种商铺与娱乐活动的综合商业场所, 设有勾栏或者游棚供艺人演出。勾栏是瓦子中艺人演出的固定场所, 乐棚在勾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瓦子非常普遍而且规模宏大。《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京都开封瓦子的规模:街南有桑家瓦子, 靠近街北是中瓦、小一点的是里瓦, 这些瓦子中有大小勾栏五十多座。勾栏有瓦子、莲花棚、牡丹棚, 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 可以容纳数千人。有研究者以一般勾栏能够容纳五百名观众计算, 就北宋汴京瓦子大体能容6—8万名观众, 可见规模之壮观[1]66。南宋临安瓦子的规模也非常浩大, 《西湖老人繁胜录》就有相关记载:临安比较有名的瓦肆有清冷桥畔的南瓦、众安桥的北瓦、三元楼的中瓦、三桥街的大瓦等, 其中北瓦最大, 内有勾栏十三座。瓦子勾栏的兴起是宋代市井音乐繁荣的体现。除了瓦子中有专门的勾栏、乐棚之类, 在节日或者庆典活动时, 寺庙、街巷等也常常设勾栏、乐棚进行表演。瓦子遍布全国, 不仅大城市有, 中小城镇中瓦子也是随处可见, 瓦子勾栏音乐活动主要是市井音乐活动, 体现了宋代市井音乐的繁荣。
瓦子中的表演形式非常丰富, 《东京梦华录》记载主要的音乐形式有小唱、诸宫调、嘌唱、舞旋、杂剧、说诨话、影戏等艺术形式[2]44, 大概可以归说唱音乐、杂剧、器乐三种主要类型。瓦子中艺人各有所长, 如小唱比较有名的艺人有徐婆惜、李师师等, 诸宫调有名的艺人有孔三传, 嘌唱出名的有张七七、安娘、琼奴等。瓦子中也有许多乐器表演的节目, 《都城纪胜》记载有细乐、清乐、小乐器、鼓板等演奏形式, 器乐演奏或独奏也是文人雅士非常热衷的娱乐活动。瓦子主要的观众是平民百姓, 主要是城市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 他们是瓦子中最基础、最主要的支持者, 瓦子也吸引了其他阶层的人, 例如士大夫、纨绔子弟和军官等, 当然随着城镇的发展, 从各地涌入城市中的流动人口, 也成为市井音乐的有力的支持者。在瓦子中表演的艺人主要有歌伎、农村艺人、宫廷乐工等技艺精湛的艺人。歌伎主要表演小唱、嘌唱、散乐、舞旋、叫果子等节目, 比较出名的歌伎如李师师。农村艺人凭借高超的表演才能在瓦子中占有一席之地, 表演形式有说唱, 如来自民间的孔三传创造了大型说唱音乐诸宫调。宫廷乐工也常常到瓦子中表演, 表演艺术有杂剧、歌舞等节目, 乐工高超的技术提高了市井音乐水平, 比较有名的是曾任宫廷杂剧艺人的丁仙。瓦子音乐具有职业化、专业化、广泛交流与激烈竞争等特点, 是宋代市井音乐活动的主要形式, 对宋代音乐文化的兴起与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
2. 酒肆茶坊。
宋代城镇中喝酒饮茶的习俗非常流行, 这是宋代经济繁荣的表现。酒肆即卖酒的地方, 分为正店和脚店, 正店经营酿酒、批发和零售, 脚店则是从正店批发后再零售, 北宋时正店就有七十二家, 北宋时酒肆由官府控制[3]33。酒肆为了招揽客人设有音乐表演活动,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北宋酒肆歌伎唱歌为客人喝酒助兴的情形:下等的伎女不招自来, 在酒席前即兴唱歌, 客人给些小钱打发才离开, 称之为“札客”、“打酒坐”。北宋时酒肆中卖艺的主要是歌妓, 他们虽然卑贱, 但是技术高超, 表演形式多样。到南宋酒肆音乐活动更加繁荣, 主要表现为表演艺术更加丰富, 有歌唱、乐器独奏、合奏和杂剧表演。南宋不但有官方酒肆, 也有装修奢华“酒器悉用银, 以竞华侈”的私人酒肆, 其规模和丰富的表演不亚于官方酒肆, 当时比较有名的有“熙春楼”、“三元楼”等。除了饮酒之外, 饮茶的习惯在宋代也非常盛行, 茶坊随处可见, 茶坊中也设有歌伎表演来招揽客人, 《武林旧事》中描写了茶坊、八仙茶坊等各种不同规模等级的茶坊“靓妆迎门, 争妍卖笑, 朝歌暮弦, 摇荡心目。”到了南宋茶坊里不仅有音乐表演, 还增加了学习乐器与唱歌内容, 吸引了不少富家子弟来学习, 称为“挂牌儿”。一般来说酒肆茶坊消费比较高, 是供富人消遣的地方, 平民很少去。
3. 节庆音乐活动。
中国人历来很重视民俗节日, 每到重要的节日都会举行一些庆祝活动, 而在这些庆祝活动中音乐表演不可或缺。正月十五元宵节就是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 北宋时元宵节的庆祝活动从冬至到正月十五达到高潮, 期间有各种奇能异术, 歌舞百戏表演, 热闹非凡, 嘈杂的声音十余里都能听到, 有打球和踢球、走绳索爬竹竿、吞铁剑等丰富多彩的艺术表演。节日期间皇帝有时也会出宫观看表演, 宫中教坊的人也到宫外进行表演, 所谓真正的与民齐乐。到正月十六至十九日赏灯时, 音乐活动达到高潮。
清明节在宋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节日不仅有取新火与祭祀先人的习俗, 也有踏青郊游的习惯。踏青活动少不了载歌载舞的艺术表演。《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清明节人们踏青的情形:郊外热闹如同城市一样, 在芳树下, 园圃间, 摆放了酒杯和盘子, 人们举杯欢庆。都城院子亭落到处都是唱歌跳舞的人, 到日落人们才回家。《梦粱录》记载了南宋人们郊游的情况:都城的百姓都纷纷出宫, 歌声鼎沸锣鼓喧天, 东京的金明池也未必有这样的盛况。不知不觉中已经很晚, 当落日的余晖倒映在水上, 月亮挂在柳梢上, 歌声依旧清圆、嘹亮, 经久不息。这种清明踏青活动在元宵节收灯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元宵节之后大家争先恐后地出城全民齐乐。由此可以看出在重要的民俗节日中, 音乐活动参与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 组成了最有人文气息、民族特色的市井音乐活动。
4. 流动演出。
宋代城镇中除了瓦子、酒肆茶坊等固定的市井音乐活动场所之外, 街头流动的艺术表演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街头表演的艺人称为“路歧人”, 艺术形式称为“打野呵”。街头表演没有固定的表演场地, 在城市中任何可以设场的空地都可见路歧人的表演。《武林旧事》记载都城可以玩耍的宽阔的地方、城墙下空地, 甚至连皇城司马道、候潮门外殿司教场, 都有来自各地的路歧人表演, 其他街市, 像这样的空隙地方, 也有很多路歧人表演。虽然路歧人的技艺不如瓦子、酒肆中的艺人技术高超, 但是也不乏技术精湛之人, 技术高超的艺人也有招入宫廷中进行表演的。
三、宋代市井音乐活动特点
市井音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与古板、严肃、空泛宫廷雅乐之形成鲜明的对比。艺术形式有舞蹈、嘌唱、影戏、小唱、杂扮、诸宫调、南戏讲史、傀儡、杂剧等, 演出形式包括了歌舞、说唱、戏曲、木偶戏、杂技等各种艺术类型[4]43。表现的内容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特别是平民的生活也被搬上了舞台。宋代市井音乐商业气息也非常浓厚, 许多的私伎和路歧人的演出活动常常以雇佣的方式进行演出, 雇佣歌伎在宋代非常普遍;专门演出的场所和演出专营者也为市井音乐商业化发展提供可能性。除此之外, 最重要也是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世俗化, 主要表现在艺人和观众主体的民间化、演出场所的民间化、音乐表现以市民的审美趣味为目标[5]2006。
摘要：宋代市井音乐是中国音乐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时期—由宫廷音乐向世俗音乐转变, 这种转变给中国音乐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市井音乐具有多样性、商业性以及世俗化特点。
关键词：市井音乐活动,社会背景,发展状况,发展特点
参考文献
[1]陈薇.宋代市井音乐文化考略[J].兰台世界, 2009 (14) .
[2]宋代宫廷贵族音乐的衰落与市民通俗音乐的繁荣[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2) .
[3]何丽丽.宋代市井音乐文化的形成与形态[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6 (1) .
[4]庾莉萍.宋代市井音乐生活的画卷[J].艺术科技, 2007 (3) .
宋代活动 篇2
关键词：宋代；商人；社会流动；社会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K244；C912；C912.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21
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结构变迁有着紧密联系的社会范畴，往往被看作是社会变革的指示器。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宋代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颇为显著的朝代，其中商人阶层的社会流动尤为引人注目。
一、宋代商人实现上行流动的主要路径
（一）科举入仕
宋代打破了唐时 “工商之家不得预于仕”[1]的法律规定，商人子弟读书应举已不在法令的禁止之列，到了英宗年间政府更是下诏：“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2]4490这等于说国家从法律上、制度上承认了商人的入仕权。至此，科举制度成为了普通民众实现向上流动的阶梯和重要管道，苏辙就曾说“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3]
科举入仕向普通民众的开放实际是国家把政治权利这样一种社会稀缺资源从贵族官僚手中向下移动的结果，其中，富民阶层（平民地主和商人）成为了这一权力转移的最大受益者。虽然科举制表面上为全体民众开辟了一条竞争性的社会升迁渠道，但这样一种从“血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仕”的人才选拔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凸现了教育在社会地位取得中所具有的传承功能，即出身透过教育而影响社会地位的获取，如父辈拥有较多的财富可以提供给下一代比一般贫寒家庭更好的教育，下一代自然具备比贫寒家庭出身的人更多获取较高社会地位的几率。虽然在这一地位达致的过程中，更多地还将取决于个人的资质、努力程度等，但无可否认，经济基础是获取良好教育的前提。特别是这种以科举应试为目标的漫长教育，如果家庭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那一般是难以承受的。尽管宋代政府为士人应举提供了免费膳宿的官学，宋代史籍上也有读书人依靠富人资助而中举的事例，但这毕竟是少数，而更多的则是只能依靠自己的家庭供养。所以，占有财富而没有特权的商人在科举竞争中的确比其他出身贫寒家庭者具有更强的优势，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财富为自身和下代子弟提供良好的教育，进而蟾宫折桂，成功实现整个商人家庭的社会流动。
清代的沈垚曾言：“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4] “商之子方能为士”， 沈垚用语虽嫌过重，但确是反映了宋代以来商人阶层财富力量的增長及因此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结构变迁之大概。
因此，科举入仕对商人的开放使读书应举成为宋代商人实现向上流动的一条重要管道。如北宋时的显官许骧、冯京皆为商人家庭出身。检诸宋代史籍，商人弃贾就儒、育子入仕的实例绝非少数个案，而几成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洪迈的《夷坚志》中先开设酒店、后弃商中进士的王育卿[5]还有曹州商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堂，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杰、倣举进士第”[6]潞州商人张仲宾， “因尽买国子监书，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7]等。
（二）与官僚、宗族及士人联姻
商人阶层与现任官员、宗室、士人阶层联姻是商人改变自身及家族所属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另一重要途径。
郑樵在总结唐宋之际婚姻观念的历史变迁时说，隋唐以前“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而五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8]，这清楚地表明了五代以前世人的婚聘重门第、尚阀阅，而宋代门阀世族政治的消亡反映在人们的婚俗观念上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士庶不婚的陈规被打破，婚姻重科举进士，婚姻论财，议亲贵人物相当等社会现象在宋代普遍出现，其中，特别是世人嫁娶尤重钱财成为一时之尚，对此，时人颇有论述。蔡襄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9]司马光则直言：“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10]《婚仪上》宋代婚姻重财，而商人作为财富力量的代表，自然在以财买婚、攀附上层时得以大显身手。
宋代商人以财买婚，通过与官僚、宗族、士人联姻进而跻身上层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其中最为显赫者当属开封尉氏县的茶商马季良，因为娶了真宗刘皇后之兄外戚刘美之女，获封光禄寺丞[11]2279，还有苏州商人朱冲，其家族内“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12]而宋代商人买婚于宗室以提高自己身份地位更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史载开封大商“帽子田家”“家凡十县主，每五千贯买一个”[11]11264，而“大桶张家”更是凭借其财势“至有三十余县主。”[13]
除了与官僚、宗室联姻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与未来的官员攀亲也是商人们乐此不疲的事。于此，表现较为典型的即是宋代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宋人朱彧对此曾说：“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13]
《礼记·婚仪》上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这清楚地表明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不在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它更多的是关系到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日后家族的荣耀发达，因此婚姻是两姓两家彼此间的经济交易行为和政治融合行为。宋代是婚姻不论阀阅的时代，在世代相袭为主要特征的门阀世家逐渐消亡的情况下，商人阶层与官僚士大夫、宗室、士人等上层人士联姻已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双方结为秦晋之好显然都是以功利主义目的为取向的。宋代在商品经济繁盛、财富力量崛起的历史背景下，官僚、宗室与商人联姻是这些传统社会上层人员在富贵难以两全的情势下以贵博富以保持家道不堕的不二法门；而商人作为新兴成长起来的社会财富力量的代表，他们千方百计与社会上层人士攀亲则是其以富买贵以提高自身阶层地位、实现家族向上攀升的重要途径，双方各有所求，从而达成了默契。只不过中国民间俗语所说的“门当户对，结为姻眷”[14]由汉唐时的门第、家世、身份之等级观念而变为权与钱的结合、富与贵的交换。但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宋代表现在婚姻关系中的这种权与钱的交换行为是身份等级制度式微的表现，它打破了士庶不婚的传统，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由“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门第等级婚姻状态向着“婚姻不问阀阅”的平等方向发展，从而成为了宋代社会历史进步与社会向近代文明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捐纳买官
宋代商人阶层实现向上流动还有一个重要而普遍的途径，就是直接以钱买官或向官府进纳钱粟得官。
两宋三百余年外患频仍、战端不息，政府军费支出浩瀚，出于财政上的需要，政府卖官、民间买官乃应时而生，从而使捐纳买官成为了商人阶层登进出仕的另一重要阶梯。宋徽宗大观四年就有臣僚上奏言：“朝廷以三路财用少乏，边储未丰。近年以来，出颁假将仕郎等告牒，比之往岁，不啻数十倍。凡富商巨贾，乘时射利。”商人依仗财势纳粟入官“遂致此流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已仕者约以千计，见在吏部以待注拟者不下三百人。是皆豪猾兼并之徒， 屠沽市贩之辈”[2]3618宋室南渡之后内忧外患相继，费用百端，更是为商人捐钱买官大开方便之门。南宋时，富商之家不仅继续以财入官，甚至在军队之中、政府出使随员之列也出现了他们的身影：高宗绍兴十七年就有臣僚上奏云：“今日官户不可胜计，而又富商大业之家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幸补官，及假名冒户、规勉科须者，比比皆是。”[2] 4880
捐纳买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弊政，一向为人所诟病，其所带来的社会恶果自不待言。然而，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捐纳买官是平民阶层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手段与阶梯，官是从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的需要出发，民是从向上登进的富贵实益着想，双方出于各自的需要，形成了一个类似于社会契约式的互惠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诸如血缘、身份、等级等原来紧绷在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禁锢被逐渐打破，使商人等这样一些原本出于社会下层的人通过财富登上高位成为可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平民阶层的上行流动，而且捐纳作为社会流动工具的有效性甚至超过了科举。捐纳买官和宋代以来普遍推行的科举制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具有较大的平民性：制度设计是向着除了奴婢、罪犯等“贱籍”以外的所有民众开放的。但相较于科举出仕学力和财力必须同时具备而言，捐纳买官者只要具备一定的财力，均可出入仕进，从而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因此捐纳买官所具有的平民性特征比科举入仕更为广泛，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
二、宋代商人积极入仕的社会学分析
宋代以来，商人通过科举入仕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垂直流动，从而社会上出现了“士多出于商”这一现象，此点往往被很多学者作为宋代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重要论据而加以引证。但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士多出于商”这一表征之下潜藏的恰恰是商人社会地位不高，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相分离的实质。
在社会学中，财产（经济）、权力（政治）、声望（社会）是划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三个维度，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其社会结构是一种典型的官—民二重结构，整个社会呈现出官与民这两种有明显地位差异群体的對称模式，其中官僚阶层是控制社会资源的最主要群体，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政治分层而非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即社会地位区分的主线在于政治权力，而财富收入则变为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因素。”[15]
宋代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的确使商人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社会地位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其财富之显，更是令世人称羡不已，但是宋代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与其经济实力相比，二者仍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其社会地位的提高远没有达到与其经济地位相对等的地步。
首先，宋代的很多大商人在经济地位方面虽是腰缠巨万的富者，但在政治地位方面仍然较为低下，特别是当富者与贵者发生冲突时富者往往不得不屈服于贵者。据《宋史》上记载，宋仁宗时，广州南海主簿苏缄就对一个不尊重自己的豪商樊氏施以杖责，“樊诉于州，州召责缄，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杖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16]13156虽然宋代社会财富力量的崛起已使人们在富与贵的价值取向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向，但从根本上说官本位的根基并未发生动摇。
其次，宋代商业的繁盛虽然使人们普遍认可了商业能够为国致富的理念，但商人作为一个职业群体，其职业声望在社会主流价值观中仍较为低下，商人远没有拥有与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作用相匹配的荣誉与声望，社会舆论多强调的是商人欺骗、奸诈的一面。商人不仅在伦理道德上遭到贬低，就是在劳动价值的实现上也被认为不如其他阶层。宋代富商李迁之自己都认为“士非我匹，若工农则吾等也。”而工与农“所食皆不过其劳。今我则不然。……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则过之，我有惭于彼焉。”[17]商人不仅在社会角色的定位上无法与士阶层相比肩，而且农本利薄、商末利厚的差异也使商人不自觉地认为在自身劳动价值的体现上有愧于农、工。
因此，尽管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士尊商卑仍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对于商人而言，经商只可作为谋生乃至发家致富的手段，而要实现光耀门楣、扬亲显祖这一中国传统社会家庭的终极价值目标，还是只有通过入仕做官以改变自身的所属阶层这一根本之道。所以 南宋临安的“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18]北宋高官许骧，其父许唐“尝拥商资汴、洛间，见进士辍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因不复行贾，卜居睢阳，娶李氏女，生骧，风骨秀异。唐曰：‘成吾志矣！”许唐为其子骧延请名师，希冀日后能有所成，就是源于一个“思教子以兴宗绪”[16]的理念。扬州高邮富商徐成甫就曾感叹：商人家庭“子当读书，女当嫁士人”[19]，这或许代表了宋代一些商人在拥有财富后共同的人生价值追求。对于中国的商人们而言，其人生的指向选择不是如西方商人那般充满了对商业利润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而是不约而同地回归科场，把通过教育科举实现入仕做官作为自己的人生依归。
可以说，正是由于宋代商人其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错位必然促使其凭借手中强大的经济实力在社会流动中率先谋求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宋代以降，商人及商人家庭出身之人之所以在整个社会向上流动中的比例较高，应该说正是因为商人阶层本身的社会地位较低，商人及其子弟更可能具有超越自身所属阶层低下地位的“地位冲动”。再加上在已拥有的财富力量的支持下奋发努力，从而改变自身所属阶层，成功地实现向上的垂直流动。
三、商人社会流动与宋代社会结构的变迁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商人的社会流动是一种社会的整合方式，是自汉唐时期以来，封闭、保守的社会结构在面对着中唐以始商品经济的勃兴、商人力量的壮大这样一种外部压力时所作出的一种自我调适、自我进化。
首先，包括商人在内的平民阶层通过各种方式改变自身的身份、地位，实现个人及家庭、家族的向上垂直流动，使宋代的社会等级秩序有所松动，从而使整个宋代社会呈现出开放性、流动性和平民化的特征。
宋代社会流动的增加使社会从一种代代相袭的复制式分层结构转变成为代际对流的替代式分层结构。特别是科举制的普遍推行，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一种可以不受家族、身份、血统的限制，而通过自身的刻苦学习、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机制，这无疑与前此把人们终身乃至世代束缚于同一社会地位层次，整个社会犹如一潭死水的固化式分层结构截然不同，它代表着人们实现自身价值与自我发展的希望。不唯如此，宋代平民阶层通过考试应举实现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指向的是一种平等性的原则。科举制度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不仅打破了身份性的屏障且又加以锁院、糊名、誉录等方式体现了考试的公平性原则，使得寒秀之士有凭借自身的学识、才能决胜场屋的公平竞争机会。
其二是商人等平民阶层的上升流动部分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社会等级金字塔的构成方式。社会阶层构成的原理从重视身份、血统让位于以个人能力、业绩为标准，使宋代官僚阶层的构成具有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征。
这种统治阶层构成成分的重新编制，虽然没有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民二元等级结构，占据金字塔顶端的统治阶层仍是社会的极少数，构成金字塔底部的平民阶层仍是社会中占绝大多数的总体，统治阶层仍然是财富、权力、声望这些社会稀缺资源的占有者。但是官与民之间的关系不再像前代社会那样尖锐对立，在二者之间有科举制度、捐納制度等通道，因此金字塔顶端与金字塔底部之间的关系主要地不再是对立的关系（或者说这种对立的尖锐性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而变成了一种开放式的层级关系。
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统治阶层构成的固化，而且这种固化的被打破，使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从此都具有了一个长期的、合理的、可预期的期望，期望着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艰苦奋斗实现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荣誉和理想，从而使个人为改善自身地位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与实现社会良性运行的总目标达成一致。宋代社会与前此社会相比，呈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这不能不说是与宋代以来的这样一种流动的、开放的社会分层体系有着极大的关系。
此外，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官—民二元结构层级排列的等级金字塔中，作为官僚队伍主要后备力量——士阶层的社会构成的变化。
以科举制为中心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得在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的职业分野外，除了士阶层，农、工、商阶层实际上分享着一个共同的期望：读书应举实现从民到官的跃迁。而要促使此目标的达成，由民而士的流动就成为一个必经的阶段，由于取士名额的有限及科场竞争的异常激烈，使得由民到官的流动在规模上反倒不如由民而士的流动那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士仍为四民之首，其社会地位仍然高于农、工、商，但是任何阶层只要愿意从师为学，都可为士。至此，士的社会构成发生了变化，士庶暌隔、泾渭分明的情况已渐行渐远，士阶层已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个处于不断流动、变化中的阶层。正是这样一种变动造成了在中国传统官—民二元层级排列的垂直模式中，出现了一个以士为中心，农、工、商为外围而不断注入其中的类似于中间等级的阶层，当然，在这样一种由民而士的流动中，财富是培养子弟为学的必要后盾，因而包括商人在内的富民阶层成为由民而士流动的主体。
而另一方面，在宋代商业兴盛之下，社会逐利之风甚嚣尘上，由士而商的现象也颇为多见，这些掌握着财富、知识并在地方上享有一定威望的群体，似可把他们看作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社会等级金字塔的中间部分。正是这样一个流动不滞的阶层，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在官与民之间建立了一种富有弹性的整合机制，从而保障了社会的平稳运行。
其三，商人阶层在实现向上流动与社会各阶层分化组合的过程中，扩大了商人的社会人际网络，拓宽了商人阶层与社会各层次之间的接触界面，从而加强了社会的整合程度。
商人的职业特征决定了商人为了逐利而四处奔走，是传统社会最为活跃的人群，然而在宋代以前，当社会处于一种代代相承的凝固分层结构时，商人阶层在婚姻、友谊等较密切、持久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表现出的主要是与本阶层成员及与自身社会地位相似的农、工阶层之间的互动，而与身份地位比自己高的社会上层的接触与联系除了商品交换关系外则较为稀少、薄弱。宋代以来，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流通渠道较为通畅，商人通过与士人、官僚阶层的联婚、交友或捐资买官、跻身仕林等方式不仅扩大了作为个体的商人自身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且更具有社会意义的是，实现了向上流动的商人在改变了自身社会地位的同时，其个人人际关系网络也随之跨越了社会分层的界线而与社会上层人员有了密切而持久的关系。但是，商人的向上流动并不意味着其与原来同阶层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那些与其较为密切和稳固的社会关系，会随着其地位的上升而终止，相反，作为成功实现了向上垂直流动的商人或其子弟，很可能会成为联系商人与社会各阶层的桥梁和纽带，促动世人增强对商人的理解，弥合社会各层级之间的隔阂，从而达到社会整合的作用。
就宋代的情况而言，事实也正是如此。商人作为宋代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升期的群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仅社会各阶层对商业、商人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人们的社会生活受到了商人的诱导而逐步脱离了以农为本的传统，追商逐利的风气至为盛行。而更有积极意义的是，商人向上流动造成了宋代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士商相混、士商融通使士阶层成为了商人的代言人，商人的思想及利益诉求往往通过士大夫们的口笔表达出来，“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观在士大夫的笔下遭到了彻底的颠覆，陈耆卿提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能有易之者也。”[20]而叶适更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1]可以说，宋代“新四民”观的出现和“工商皆本”观点的提出，既是宋代商品经济划时代发展的大环境下社会流动对商人等平民阶层开放的动因，同时也是商人向上层流动后导致重农抑商等传统观念发生变化的结果，二者是互为因果的。而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些反传统观念在宋代的出现，在意识和价值重构上对中国传统社会步入近代文明更有着先期导向的作用。
在此，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商人及其子弟通过向上流动渠道进入官府，不仅改变了官僚系统的构成成分，在统治阶层内部注入了异质的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当商人出身的这些异质力量进入官僚系统之后，由于其自身所自然携带的商业气息，他们给政府带来了民间商业兴盛的现实价值观念，而且他们为了保障个人家族商业的兴旺与顺利，往往不自觉地承担了整个商人阶层代言人的角色，不时替商人争取权益，使政府在制订商业政策时也实行了一些保护和奖励商业发展的政治法律措施。应该说，这些有关商业法律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基于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现实环境，但是如果没有代表商人阶层利益者的推动，这些法律政策恐怕也是难以贯彻执行的。而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惠商”、“恤商”的政策法律氛围下，造就了宋代商品经济在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的辉煌地位。而至于不少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传统商人的由商而仕、跻身上层，使得商人产业资本转化步履维艰，以至于难以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的观点，笔者认为，在此实可将之视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不是非此即彼，只是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罢了。
注释：
①社会流动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于1927年提出的。社会流动可分为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其社会地位上下变动的垂直流动和从业领域转变的水平流动。相对而言，垂直的社会流动对社会阶级、阶层的影响最为巨大，与社会的分层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本文把关注点放在宋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垂直流动上。
②在洪迈《夷坚志》中，类似的例子不少，如《夷坚甲志》卷三中的《宗立本小儿》；《夷坚甲志》卷七中的《潘君龙异》；《夷坚支庚》卷第五中的《武女异疾》；《夷坚支癸》卷第八中的《游伯虎》；《夷坚三志王》卷第四中的《湖北稜睁鬼》；《夷坚志补》卷第二中的《吴任钧》等均有相关记载，兹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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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叶 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273.
宋代文人钟爱的体育活动 篇3
一、钓鱼休闲、弈棋对子
钓鱼休闲和弈棋对子是宋代文人较为喜好的体育活动项目。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相当注重体育活动对人的重要性，并特别钟情于钓鱼和弈棋活动。在闲暇时间，苏轼喜欢到河边柳荫之下长竿垂钓，其钓鱼的目的并不在于能够真正捕获多少条鱼，而在于感受钓鱼过程中获得的巨大乐趣。苏轼曾在一首诗中说“空钩意钓，岂在鲂鲤”，描绘了钓鱼者没有钓上鱼却依然安心垂钓的情景，表明了钓鱼者安康平和的健康心态和怡然自得的悠悠快意，表明钓鱼活动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享受钓鱼过程中那种悠闲沉静、物我两忘的美好心境。同样，苏轼认为弈棋也是体育活动的重要组成内容，将弈棋描述为“小儿近道，剥啄信指。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认为下棋的目的主要在于享受弈棋过程中的愉悦与快乐，感知的是对弈棋手在噼啪落子声中显示出的那种全神贯注、潇洒自如的神态与动作，以及基于“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良好心态而形成的那种优哉乐哉的醇美意境。
二、安步当车、静坐养生
安步当车和静坐养生也是宋代文人比较喜好的体育活动项目。比如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就认为人最好的强身健体方式就是“劳其形”、“任其自然”，极力倡导安步当车的重要功效。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将古代两位名人夏禹和颜回进行了对比，说夏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他，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而年不过三十”。也就是说，夏禹为了防治洪水和疏通河道，“三过家门而不入”，四处奔波呼走，常年跋涉在荒野之外，劳动赋予了其形体的优美，运动赋予了其身体的结实，最后因此获得了长寿；而颜回呢，由于终日闭门不出，只是端坐读书，既不为追求物质享受而运筋动骨，也不注重养生之术而内费苦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安然度日，但由于长期疏于身体锻练，结果尚未到三十岁便短命过世了，令人叹息啊。通过这两个人在身体锻练观念上的对比分析，欧阳修简明扼要地得出了“劳其形者长寿，安其乐者短命”的强身健体养生观念，提倡“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认为“炼精气，勤吐纳，专于内守”等体育锻练活动，可以达到“全形而祛疾”的好处和结果。宋代文学家陆游也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认为劳作是很好的体育运动。比如他在《扫地》诗中说：“一帚常在傍，有暇即扫地。既省课童奴，亦以平血气。按摩与导引，虽善亦多事。不如扫地去，延年直差易。”认为简单的扫地活动就可以代替较为麻烦的按摩与导引，对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在《种花》诗中说：“荟兰移取偏中林，余地何妨种玉簪。更乞两丛香白合，老翁七十尚童心。”认为即便从事种植花草这样的简单劳作，也能够活动人的筋骨和陶冶人的情操。陆游认为人们应该通过体育运动的形式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从而使自己的身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形成强大的发展潜力和能量。
无独有偶，苏轼也主张人们应该经常参加体育活动。根据其《教战守》一文中的观点，他将天下之势比作一身，认为王公贵人之所以经常生病和弱不禁风，就是因为他们畏惧风雨，养尊处优造成的结果；农夫小民之所以很少患有疾病，就是因为他们不畏风寒，勤于劳动的缘故。为此，他还在与沈括合著的《苏沈良方》中专门提出以清淡饮食和训练气功作为养生保健的重要手段。此外，苏轼对静坐养生的方式情有独钟，认为这种健身方式可以平息人的心态，使人忘却私心杂念，能够遇事做到心平气和、畅然辽阔。为了充分利用这种健身方式，他曾在儋耳专门建立了一座“息轩”，并题诗曰：“无事此静坐，一日是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强调静坐养生的重要性。同时，他主张静坐时要坐姿端正，双目微闭，宁神静志，全身放松，意守丹田，且应有时间上的规定。
三、登山泛舟、竞技运动
除却上述提到的体育活动内容之外，宋代文人还多喜好跋山涉水，畅游自然，并参加各种形式的体育竞技运动。中国地大物博，山水景致优雅，宋代文人比如梅尧臣、王安石、欧阳修、朱熹、陆游、杨万里等都经常通过登山泛舟等形式强身健体。比如北宋诗人梅尧臣就特别喜欢登山运动，他在《鲁山山行》中说：“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意思就是说：出外爬高登山、欣赏山野风光是他最喜好的活动，只见千万条山路崎岖不平，时高时低。沿着一路攀登山峰，就会发现景色随着观看山峰角度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山里人家都在哪里呢？云外传来一声鸡叫，仿佛做出了回答。梅尧臣认为，登山不但可以锻练人的体质，激发人的征服意志，而且可以欣赏到奇美壮丽的景色，使人感到无比的畅快惊喜与心旷神怡，因此特别有助于人的身心健康。又比如南宋思想家朱熹喜欢乘舟旅行。南宋庆元三年，朱熹及其学生黄千、林用中等从闽北乘船南下旅行，并撰写《水口行舟》诗云：“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表明了外出泛舟这种体育休闲活动给人带来的人生感悟。朱熹认为，生活中暂时的风雨与磨难，起初看起来似乎是来势汹汹、不可战胜的，但是，只要人们能够坦然面对，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与之抗争较量，就一定能够战胜艰难险阻，赢得人生的辉煌时刻。他的这些观点充分表明了文化体育休闲活动在增强人的体质、培养人的意志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关于竞技运动在宋代文人中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享有“寿星诗翁”之称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了。尽管他一生生活坎坷、饱经风霜，是在“三日无诗却堪忧”、“六十年间万首诗”的勤奋状态下度过的，但却依然活到了八十六岁的高龄，而这正是与他养生有术、喜爱体育运动分不开的。关于自己喜爱体育运动，陆游在《春感》一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少年狂走西复东，银鞍骏马驰如风。叉渔浪藉漾水浊，猎虎蹴踢南山空。射堋命中万人看，球门对植双族红。”由此可以看出，踢玩蹴鞠活动和观看蹴鞠比赛是陆游的特别喜好，其《晚春感事》诗云：“少年骑马入咸阳，鹘似身轻蝶似狂；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该诗中提到的蹴鞠，就是古代的足球运动。在这首诗中，陆游追忆往事，描述了自己在咸阳城中观看足球比赛时的空前盛况。因此说陆游是个古代足球的高级运动员和痴迷粉丝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分析陆游热衷于踢蹴鞠的原因，就是他认为这项体育活动既能够为他带来强壮的身体，也能够为他带来开心的快乐，可谓是身心两方面都能够以此得到彻底的放松。
四、武术健身、兵器训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文人也不乏舞枪弄棒的习好。比如陆游壮年时就曾参加到抵抗金兵侵略的军旅生涯当中，“上马击狂胡，下马草战书”，以武健身、骑马围猎一直是他坚持不懈的体育锻练项目。他曾耻笑城里那些寻花问柳、夜夜笙歌的纨绔子弟说，“寄语长安众年少，妓围不似围猎豪”，由于始终坚持身体锻练，虽然年纪到了80岁，他的身体却依然结实健康，谓之“八十老翁顽似铁，三更风雨彩云归”。
又比如南宋文学家辛弃疾也是文武双全。他自幼拜师学武，喜欢打沙袋来练习腿力。从军后则每天早晨坚持在军营当中抛扔沙袋、肩扛石担、挥枪舞剑、骑马射箭。史书上记载说辛弃疾“肤硕体胖，目光有棱，红颊青眼，壮健如虎”，也就是说他的身体非常魁梧，强壮如虎，可见体育活动带给他多么强壮的身体素质。
摘要：宋代时期, 众多文人雅士在闲暇之余, 往往喜欢参加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 或者强身健体、或者修身养性, 留下无穷逸事与佳话。探微宋代文人所钟爱的体育活动, 便于人们学习和借鉴, 增强体育健身意识, 提高个人身体素质。
关键词：宋代,体育活动,文人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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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谣言“正人主” 篇4
宋仁宗庆历年间，谏官王素听朝内外有人谣传说，武将王德用向皇帝进献了几个美女，竟然被宋仁宗“笑纳”。王素也不去调查核实，立即在朝会上就此事批评宋仁宗耽于美色。宋仁宗颇不高兴地说：“这是内宫的事情，你从何得知？”王素说：“我是谏官，规谏乃职责所在，哪怕是对于风闻之事，也可知无不言。陛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必追问从何得知呢？”宋仁宗听后，呵呵一笑说：“确有其事，几位美女在朕左右，颇为亲近，难道有什么问题吗？”王素急忙回答说：“倘若疏远，倒也无妨。我之所以提出此事，正是担心陛下与她们过于亲近啊。”宋仁宗听了王素的话，忽然有所醒悟，吩咐近侍，对王德用进献的美女，每人打发300贯钱，立刻把她们遣散出宫。
可以看出，王素规谏皇帝，不过是道听途说的谣言罢了，王素既不核实，又不隐讳，还直截了当向皇帝提出批评，要求糾正，难道王素胆大包天？其实，并非王素的胆子就真的那么大，王素这么做，不过是执行了宋朝的一项监察制度——“风闻言事”制度而已。宋朝为广开言路，实现规谏皇帝、纠察百官的目的，吸收了历代优秀的监察制度，允许言官“风闻言事”。正如王安石所说：“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他人规谏或弹劾，不实者将获罪；而言官即使失实，也不追责，不用担心秋后算账。言官没有后顾之忧，他们的批评、意见便如雪片一样飞向了皇帝的案头，谣言在这种时候由民间进入了庙堂，由耳语变成了文字，既能“正人主”，又能“绳百僚”，上上下下闻之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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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瓦舍勾栏”中的体育经济活动 篇5
一、宋代“瓦舍勾栏”的繁华
宋代城市商业经济繁荣, 大量商业游民阶层的出现, 使市井娱乐发达起来, 城市游艺区———瓦舍里的勾栏剧场应运而生。瓦舍的本意为“来时瓦合, 去时瓦解”, 原来是一种供艺人卖艺、小贩营销的易聚易散的场所。基于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 瓦舍逐渐增多, 这种场所在城市里变得相对固定起来[1]78。在瓦舍中, 设置了有花纹图案的栏木或绳网, 把表演者与观众隔开, 这即是“勾栏”。一座勾栏相当于一个简单的戏台。北宋时, 东京的瓦舍就很兴盛, 到了南宋, 仅临安城瓦舍即达23处之多。瓦舍数量之多, 表明该时期城市里聚集了大批职业艺人, 对杂技艺人来说, 瓦舍是其表演的宝地。瓦舍勾栏的出现与发展, 为杂技在民间的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瓦舍勾栏的演艺形式灵活, 节目丰富, 表演内容中百戏杂技仍占重要地位。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 在北宋崇宁大观年间 (1102—1110) 的开封瓦舍中, 流行着说书、唱曲、杂剧、体育及杂技等类节目, 而以杂技节目最为丰富, 如翻跟斗、走索、手技、足技、刀牌对打、口技、动物戏、滑稽等, 其百戏汇集, 表演精彩, 可谓杂技艺人向世人贡献技艺的较好环境。南宋时期, 城市瓦舍中的表演门类分工更细。据宋代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 临安城中瓦舍的著名节目有“子弟散乐”、“作场相扑”、“踢瓶弄碗”、“傀儡”、“打硬”、“杂扮”、“教飞禽”、“装神鬼”、“乔相扑”、“踢弄”及“学乡谈”等。除了单纯的杂技之外, 还有杂剧、灯谜、游戏等表演、展览内容, 还可以演皮影戏。有的艺人固定在一个营业场所, 如南宋女说书艺人小张四郎, 一辈子在一座勾栏里说书, 也是当时新出现的一种作艺和经营方式[1]78。
为了扩大影响, 提高声誉, 在瓦舍勾栏中做献艺表演的杂技艺人也兴起了以锣鼓喧叫招徕过客的办法。有的还贴出红绿招纸, 写上演出节目, 以起“广告”的作用。至元代, 城市瓦舍中的演出采用这种形式宣传的更为普遍, 甚至还出现了勾栏门口有专门吆喝以招揽看客的形式。这说明在当时的营业演出中, 相互竞争不仅反映在技巧的精彩上, 也表现在宣传上。
在都市的瓦舍里, 除了勾栏的表演以外, 还设有专门的娱乐场地。据《西湖老人繁胜录》和《武林旧事》留下的记述, 游人可以在“宽阔处踢球、放胡哮、斗鹌鹑, 又有“且立标竿射垛, 及秋千、梭门、斗鸡、蹴鞠诸戏事”。在瓦舍里游人验资入座, 可以在观赏各种技艺、表演之余, 进行各种游戏活动。宋代城市中, 瓦舍勾栏里的杂技表演虽然有相当高的水平, 但并非所有的艺人都有此机会。绝大多数杂技艺人只能在闹市、街头、广场、集市等临时场所献技谋生。
二、“勾栏瓦舍”中典型的体育经济活动
1. 乔相扑。
乔相扑是一种由相扑演变而来的娱乐性体育活动。乔相扑即用巧妙的乔装形式, 把相扑这个古老的游艺项目十分幽默风趣地保留在杂技舞台上。具体的表演方式是:预先用棉花、稻草扎成两个较真人略小的偶人上身, 并着以彩绘的衣服, 面部加以化装。其下部的衣服相连, 形成一个套子, 俨然是两个扭抱在一起相扑的斗士;表演者隐藏在偶人下面的衣服套子中, 背负着两个偶人的上部, 两偶人的上部双手连接成互抱的姿势, 表演者的双手穿着一双靴子, 作为一个偶人的双腿, 而自己的一双真腿则作为另一偶人的足部。这样, 表演时表演者的双手 (双脚) 着地, 演出两个斗士互扭、互抱、前掳、后挂、抱腰、盘腿等摔跤的种种解数, 给观众以真实之感。在经过种种激烈拼搏回合后, 演员起身露出真相, 令观众捧腹大笑。这种形式的节目表演往往给观众以轻松的快感[2]65。
宋代由于相扑活动极为盛行, 与之相关的乔相扑这一以滑稽幽默为特点的杂技节目也甚为流行, 并出现了很多以表演乔相扑而著名的艺人。根据《武林旧事》中的记载, 当时在临安从事乔相扑的名艺人有元鱼头、鹤儿头、鸳鸯头、一条黑、一条白、斗门乔、白玉贵、何白鱼、夜明珠等。当时还出现了一些固定形式的乔相扑节目, 如乔三教、乔迎酒、乔亲事、乔乐神、乔捉蛇、乔学堂、乔宅眷、乔像生、乔师娘、独自乔等, 反映出乔相扑这一杂技艺术形式的盛行和丰富多彩。
乔相扑的表演分为文武两项内容, 文相扑以文滑稽的形式刻画人物, 它往往抓住生活中的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人和事加以夸张表演。武相扑则以武滑稽的技术表演为主, 有时还伴以“巨人侏儒、戏谑为偶”。这类乔相扑杂技节目形式至今在表演舞台上还有所反映, 如滑稽杂技表演中的“抢椅子”、“打死人”等节目, 在技巧上就用了许多摔跤的动作。而“假人摔跤”这一形式, 更是对宋元时期杂技舞台上乔相扑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2. 杂手艺。
在北宋的瓦舍勾栏中, 一生专以手技表演的艺人, 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张臻妙、温奴哥、真个强、没勃脐和小棹刀等人。至南宋时, 著名的杂技家姚润、赵喜等都是抛接器物的能手, 并在圣寿节等大型活动中反复出场。除了单纯的跳丸与跳剑技巧, 一种新的手技形式鼓棒更是推陈出新, 颇具创意。其中著名的手艺有以下几种: (1) 鼓棒, 最初叫“弄花鼓槌”, 是一种表演抛接器物的手技[2]65。在演出中, 要求艺人的手、眼、身、耳、步等保持高度的统一, 由于它将锋利的短剑和圆丸改为五光十色的鼓棒, 使艺人在表演中不仅少了危险性, 同时, 还能增添许多优美高难的动作, 给人以艺术的感受, 以至连庙宇中的和尚, 在寺院举办佛事时也以耍鼓棒技艺来增加人们的兴致。宋人俞文豹在《吹剑录》一书中记载说, 每当出殡之夕, 就有“少年僧出弄花钹花鼓槌”, 参与其间。 (2) 杂旋。杂旋, 主要指当时的转盘, 这类手技在汉魏时期的考古资料中就有发现, 这时, 其道具更为多样化。根据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的记载来看, 除盘子之外, 艺人通常选择的道具还有碗、盆等。 (3) 弄斗。弄斗是现代抖空竹的祖先。由于其表演性极强, 因此深受观众的喜爱。宋代的弄斗源自于古老的陀螺游戏, 随着材质的改变, 以及新的技巧产生, 弄斗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娱乐性体育活动。 (3) 弄枪。这一手技, 是从传统的跳丸、跳剑技巧衍化出来的。与弄花鼓槌相比, 枪身较长, 枪尖又非常锋利, 表演者不仅有危险性, 且难度较大。表演过程中, 艺人们为了增加危险的气氛, 多是赤膊上阵, 手中拿一卷状物, 而有数位艺人则持枪矛站在离他不远处, 并将枪矛向他身上投掷过去, 他却从容地将枪矛一一接入卷状物内, 这类技艺与唐代裴曼将从数十丈高处落下的剑接入手中鞘内的绝技有些相似[3]23。
3. 踢弄。
随着手艺的发展, 足上功夫也在不断进步。尤其是因为市场竞争激烈, 民间艺人为了赢得市场青睐, 不断地设计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从而推动了杂技体育的发展。宋代主要的踢弄类体育有踢碗、踢瓶、踢磬、踢钟、踢缸及踏跷、蹬人、蹬桌、蹬梯等, 可以说是无所不踢, 踢踢精彩。具有典型性的则有以下几种: (1) 踢鞠。宋代人喜欢蹴鞠是众所周知的。因此, 在宋代的杂技体育中也有蹴鞠活动的身影。民间艺人为了迎合观众, 创新了“骁色”、“白打”等高难度的蹴鞠技艺, 由于其具有高度的技巧性和表演性。因此, 比一般的蹴鞠活动更加受到关注。同时, 踢鞠表演的盛行, 也激发了其他种类的踢弄技巧发展。宋代有一种十分惊险的踢鞠表演, 名为“球杖踢弄”, 这是一种将蹴鞠和手杖结合起来的踢弄项目。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述, 当时的踢弄名家在表演时, 手中执棍、棍上顶球, 再用脚将一瓶踢起, 落在球上, 旋转不坠, 其准确的技巧令人惊异。宋代的踢弄在瓦舍勾栏中可谓是一种十分普遍的项目, 而且名家辈出。据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中就记载, 宋徽宗时期的踢弄名家有数十人之多, 其中著名的有吴金脚、耍大头、吴鹞子、孙宽、孙话十五等。这些江湖艺人中有的专攻一艺的, 也有身兼众长的, 使杂技中的踢弄表演更为丰富多彩。 (2) 蹬技, 这是一种由艺人仰卧在特制的座子上或地上, 用双脚表演舞弄承接各种道具的技巧。主要道具有瓶子、盘子、缸及钟等, 有的还以“一托来长短, 亭柱来粗细, 油红画金的棒子”作为蹬承的道具。在表演中, 艺人还蹬出各种花样, 使道具在脚心上、脚背上及脚趾上旋转, 令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时至今日, 杂技节目中的蹬技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新道具、新技巧、新形式不断涌现, 甚至发展出了蹬人的形式, 表现了蹬技的多彩与丰富。金鸡竿、投坑、跳索等。
“瓦舍勾栏”作为宋代民间技巧体育最为重要的表演场所, 同时也是娱乐性体育最为重要的消费场所, 其对于宋代体育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宋代体育经济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而言, 是宋代经济繁荣在体育领域内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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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明上河图》看宋代踏青活动 篇6
关键词：《清明上河图》,宋代活动,踏青,郊游,体育休闲
在《清明上河图》中, 以人们在汴河两岸的活动为主线, 来阐述当时我国人类的城市生活。从画作中, 我们可以发现人们的活动有很多休闲活动的项目。比如清明时节人们踏青、扫墓, 以及郊游、赶集等。其中, 踏青活动是一场盛局, 下面, 我们重点来研究一下《清明上河图》为我们所展现的踏青活动, 进而来看宋代踏青活动的整体内容及其所包含的意义。
一、宋代郊游踏青活动盛况
1. 传统的踏青活动。
踏青活动, 是我国民间一种传统的习俗活动, 人们习惯于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感受春天的勃勃生机与美好景象, 也因此, 很多诗赋作品都是在作者踏青、出游的活动中触景生情而产生的。郊游踏青是自古以来形成的一种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 这种活动一直被传承下来,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春游。在宋代的时候, 还称之为“踏春”“、放春”。《清明上河图》上为我们展现了很多与踏青郊游活动有关的内容, 比如荡秋千、放风筝、下棋、射箭、钓鱼等等。由此可见, 在宋代的时候, 郊游踏青这项活动在传承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发展, 使其更加丰富, 更加繁荣。
2. 踏青活动与《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段描绘了东京都城郊外的自然风光, 也展现了人们在野外踏青的情景。画面描绘的是薄雾轻轻笼罩着远处稀疏的树林, 枝丫上嫩黄的新叶在远处看得朦朦胧胧, 几家农舍还有小桥、流水、扁舟, 呈现出一副春回大地的美好景象;两位农夫赶着毛驴从远处走来;路上还有一顶轿子, 上面用杨柳还有一些鲜艳的花作为装饰, 轿子里面坐着一位妇人, 后面跟随着骑马的和挑担的侍从, 这一群人是刚刚在郊外踏青扫墓归来。
画面中景色的描绘, 以及人物的描写, 都突出反映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性以及特定的风俗习惯, 拉开了画面中“上河”“、出游”“、踏青”、“扫墓”活动的序幕。清明时节, 虽然春寒料峭, 但大自然已经是一派万物复苏的景象, 到处都充满着盎然的春意, 人们也都纷纷踏足外出, 观赏春天的美景, 感受春天的气息。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人们也都在这美好的春光里享受和陶醉, 放松自己的心情, 为新的一年开个好头。清明时节, 出来郊游踏青, 不仅可以陶冶人们的情操, 增进身心健康, 还能够获得很多娱乐精神的享受。《清明上河图》中呈现的景象都是十分热闹和繁荣的, 这充分地显示了当时人们的都市生活的丰富多样性以及踏青活动的规模之大, 乐趣之多。
《东京梦华录》中对于宋代东京风俗人情的记载中也有这样的内容“:都城人出郊, 士庶阗塞诸门, 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 往往就芳树之下, 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 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 遍满园亭, 抵暮而归。各携枣锢、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 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 四垂遮映。”这上面描述的出游踏青活动以及繁荣的景象与《清明上河图》所呈现出来的完全一致。还有很多作品也都生动地描述了清明时节的美景, 以及出外踏青的仕女, 柳永的一首《木兰花慢·清明》, 最为形象地表现当时踏青活动的规模盛况, 他描述郊游踏青的仕女多得竟然使路边的坠珥、翡翠遗落得到处都是, 我们都可以想象当时的场面是如何繁华、盛大及热闹非凡了。这些都反映出了当时宋代京城人民郊游踏青活动的盛况[1]67。
二、探究宋代踏青活动繁荣的原因
宋代的踏青活动属于体育休闲文化的范畴, 当时宋朝的统治十分稳固, 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较快, 政治稳定, 市场繁荣, 为人们提供了很好的生活空间和活动氛围, 在这种情况下, 体育休闲活动以及体育文化才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宋朝时期, 统治者与人民的阶级矛盾不再那么尖锐, 而且在农业、手工业方面采取了很多鼓励措施, 减轻了民众的生活负担, 为人们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稳定了统治秩序, 也为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统治者所采取的很多发展经济的新措施, 也都为广大百姓谋取了福利。社会局面也越来越稳定, 很多活动形式和内容也都流传到民间, 与民同乐的祥和气氛更是为出游踏青活动的进行提供了前提保障。因此, 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在一个全盛期, 当时的北宋都城东京又作为一个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空前地繁荣, 这都为宋代踏青活动等体育休闲文化提供了发展的有利条件。
另外, 当时宋代东京地区有很多名苑家园, 亭榭、楼阁、寺庙都各具特色, 因此, 这些秀丽的建筑也为踏青活动提供了必然的选择, 很多达官贵人、富商以及京城的民众都会将这些场所作为踏青游赏的圣地。后来, 伴随着射箭、摔跤、武术、放风筝、赛马和举重等一些活动形式的不断出现和加入, 宋代人民的郊游踏青和体育休闲活动内容日渐丰富, 发展也越来越繁荣[2]。
三、宋代踏青活动的正面效应
从《清明上河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宋代的踏青活动以及各种体育休闲活动的形式多样, 且具有时代特色, 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为人们的身心带来了乐趣和享受, 在另一层面上, 也推动了北宋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带动了东京城市相关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从《清明上河图》中, 我们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作坊和店铺, 以及华丽的、酒楼等, 由于踏青活动规模的盛大以及热闹的场面, 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 很多店铺已经不能满足踏青游客的需要了, 因此, 在当时, 又兴起了早市和夜市, 这在无形之中就促进了北宋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3]105。
伴随着踏青活动的发展, 以及活动内容的增加, 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全新的文化节目以及民俗活动。《清明上河图》上呈现的民俗活动为我国北宋时期节日以及体育活动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宋代踏青活动以及相关体育休闲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的功能, 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 也为人们带来精神享受, 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这样有利于提高全民的文化修养和整体素质, 也有利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从而巩固政权的统治, 为国家的长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郊游踏青作为一种主要的休闲方式, 成为当时人们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样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为他们带来精神上的享受, 还可以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舒活筋骨, 回归大自然, 有益于强身健体和陶冶身心, 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还可以增进人们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形成良好的社会交往氛围, 为北宋京城繁荣的节日活动形式奠定了经济、政治基础[4]43。
综上所述, 从《清明上河图》中, 我们可以看出宋代的踏青活动以及体育休闲活动的发展十分繁荣, 这也成为我国传统的民俗节日和文化传统, 与当时北宋社会经济的昌盛是密不可分的。踏青活动也是宋代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满足, 也使北宋京城的繁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 踏青活动是当时宋朝的一项重要活动形式。体育活动与休闲娱乐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是全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组成部分。因此, 我们探寻古代的体育休闲活动, 并继承这些民俗节日, 使之发扬光大,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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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茶文化与宋代士大夫意识 篇7
(一) 天人合一的饮茶环境与宋代士大夫平淡清远的价值取向。
宋代士大夫不喜宫廷贵族繁琐奢华的饮茶方式, 而是崇尚自然, 讲求茶事活动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 以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僧敲石里火, 瓶汲竹根泉。” (赵湘, 《饮茶》) 用敲石取火煮茶, 自有一番古朴自然的审美情趣在里面。“过岩逢石作, 寻水到源回。天籁吟松坞, 云腴溢茗杯。宫城才十里, 导骑莫相催。” (宋庠, 《自宝应逾岭至潜溪临水煎茶》) 作者不辞劳苦, 寻水煎茶, 在大自然中静静感受茶的醇香, 聆听天籁之音, 流连忘返。“山寺碧溪头, 幽人绿岩畔。夜火竹声干, 春瓯茗花乱。兹无雅趣兼, 薪桂烦燃爨。” (梅尧臣, 《茶灶》) 诗人携带便携的茶灶, 在山寺溪头, 在岩畔, 夜火竹声, 春瓯茗花, 雅趣横生。“稽山新茗绿如烟, 静挈都篮煮惠泉。未向人间杀风景, 更持醪醑醉花前。” (晏殊, 《煮茶》) 唐人以“对花饮茶”为“杀风景”之事 (1) , 而此诗的茶学意义正是在于不论其方式是否“杀风景”的旷达胸怀。“强拈茶碗对梅花, 应是花神笑我多。” (吴芾, 《梅花下饮茶又成二绝》) “不置一杯酒, 惟煎两碗茶。须知高意别, 用此对梅花。” (邹浩, 《同长卿梅下饮茶》) 玉洁冰清的梅花与玉骨冰肌的佳茗相映成趣, 茶的清香在梅花的暗香浮动之中更加令人陶醉, 两种脱俗的意象融合, 使得品茶之事更为高雅, 文人的心灵也更加纯净。
宋代士大夫受儒道释三家合流蜕变的影响, 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趋于自然适意, 在审美情趣上也由唐代的热情奔放、雄浑豪放, 转为平淡高逸、幽远高雅。宋人在精神追求和艺术理想上多追慕魏晋风韵, 超然旷达, 宁静淡泊, 意态雍容。宋代士大夫就这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在袅袅茶烟熏陶下, 忘却世俗烦忧, 得以平淡澄静。
(二) 精细雅致的茶事活动与宋代士大夫的诗意人生
宋代饮茶方式比唐代更精细雅致, 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北宋中期以前, 还是多种饮茶方式并存。蔡襄的《茶录》出现之后, 末茶点饮的方法很快就在宋代茶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茶录》为宋代的点茶法奠定了艺术化的理论基础, 而徽宗的《大观茶论》则对点茶之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从这两部茶书中我们可以窥见宋代点茶法的全貌。 (2)
点茶的程序包括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碾茶时需快速有力, 罗茶的罗底要“绝细”, 候汤需顾及选水和烧水两方面, 熁盏有助于激发茶香, 最后的点茶可用茶匙或茶筅, 每一步都很深入细致, 每一步都体现着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黄金碾畔绿尘飞, 紫玉瓯心雪涛起。” (范仲淹, 《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碾深罗细, 琼蕊暖生烟。” (黄庭坚, 《满庭芳·咏茶》) 宋代士大夫在细碾慢罗、汲泉煮水、点茶调膏的过程中, 静养身心, 享受人生, 一方面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优游闲雅的风范和从容不迫的心态, 另一方面显示了宋代士大夫的诗意生活, 他们在品茗的同时也在品味苦涩的人生, 在苦涩的人生中扬弃悲哀, 获得内心的平静淡然。
(三) 茶的自然淳真之美与宋代士大夫的尚雅心态
茶生于灵山秀峰之中, 蕴天地之精华, 承雨露之芳泽, 品性高洁、自然淳真。宋代文人崇尚自然, 喜欢茶的天然真味。“茶实嘉木英, 其香乃天育。芳不愧杜蘅, 清堪掩椒菊。” (秦观, 《茶》) 秦观对于茶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 他反对在茶中掺杂其他香料之法, 以保持茶的本色真香。“要知冰雪心肠好, 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 从来佳茗似佳人。” (苏轼, 《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 宋代饼茶焙干之后会用蜡状的粥液结面保存, 在点茶的时候需轻轻刮去饼茶表面的膏油。苏轼崇尚的是冰雪心肠的佳茗, 而非经过膏油粉饰的“美人”。
“此等莫与北俗道, 只解白土和脂麻。” (梅尧臣, 《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 “老妻稚子不知爱, 一半已入薑盐煎。” (苏轼, 《和蒋夔寄茶》) “精金不受钏钗辱, 瑞草何曾取膏腹。乳花粥西名已非, 荐以羊肪何太俗。” (刘一止, 《允迪以羊膏瀹茗饮吕景实景实有诗观赏仆意未然輙次原韵》) 对于宋代士大夫来说, 在茶中加入姜和盐会破坏茶的自然真香, 而像北方少数民族那样加入羊肪更是俗不可耐, 不可理喻。
宋人喜爱茶的同时也是在欣赏自己的高品逸情。宋代士大夫崇尚的雅不仅反对尘俗, 而且包含对自然淳真的崇尚, 顺应自然, 顺应天性, 这也是中和的哲学思想。
二、宋代茶文化与宋代士大夫意识
(一) 茶的清净缓释与宋代士大夫的凝炼自省
陆羽的《茶经》中说:“茶之为用, 味至寒, 为饮, 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 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3) 诗词中有“睡魔遣得虽相感, 翻引诗魔来眼前。” (释智圆, 《谢仁上人惠茶》) “一杯永日醒双眼, 草木英华信有神。” (曾巩, 《尝新茶》) “洗涤肺肝时一啜, 恐如云露得超仙。” (吕陶, 《答岳山莲惠茶》) “何须魏帝一丸药, 且尽卢仝七碗茶。” (苏轼, 《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 茶具有提神、明目、清热、醒酒、轻身换骨、延年益寿的功效。这正与宋代士大夫的凝炼自省相契合。
宋代文化是相对内倾、封闭的文化, 宋代文人也喜静不喜动, 内敛、保守, 也更加理性, 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追求内敛的主体人格的自我完善, 反对纵情任性。宋代士大夫就是在这样淡淡的茶香和浓厚的书卷气息中敛情约性, 反思自我。
(二) 茶的高蹈脱俗之美与宋代士大夫的适意乐道
“森然可爱不可慢, 骨清肉腻和且正。” (苏轼, 《和钱安道寄惠建茶》) 苏轼以拟人的手法把茶比作“风味恬淡, 清白可爱”的高蹈不俗之士。“玉骨冰肌体自轻, 非关茗饮觉神清。” (李之仪, 《饷茶不容少待二绝》) “玉角苍坚已照人, 冰肝寒洁更无尘。” (毛滂, 《德清五兄寄清茶》) “凤凰山畔雨前春, 玉骨云腴绝可人。寄与青云欲仙客, 一瓯相映两无尘。” (毛滂, 《送茶宋大监》) “形模正而方, 气韵清不俗。故将比君子, 可敬不可辱。” (袁燮, 《谢吴察院惠建茶》) “洁躬澹薄隐君子, 苦口森严大丈夫。” (岳珂, 《茶花盛放满山》)
在宋代士大夫的眼中, 茶或是玉洁冰清、可人无尘的佳人, 或是气韵不俗、森严淡泊的君子。茶的这种高雅脱俗之美与宋代士大夫适意乐道的精神相契合。不俗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追求和精神境界, 而适意乐道正是宋代士大夫追求高尚人格中所具备的胸襟怀抱。宋代士大夫乐道, 故能摒弃物欲, 闲适自得。纵使在政治上失意, 他们仍能坚守独立的人格操守。
(三) 宋代士大夫在品茗反观过程中的人格升华
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精英群体, 担当着历史和现实赋予的使命。由于宋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 宋代士大夫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并在儒学复兴背景下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和忧患意识。
“饮罢清风生两腋, 三山去人疑咫尺。便欲携公封事叩玉扃, 为问苍生几时得苏息。” (刘才邵, 《谢萧元隆贤良惠小团》) 诗人在品茗飘飘欲仙之时, 仍能想到“苍生几时得苏息”, 表露出关心民瘼的一片赤子之心。“饭囊酒瓮纷纷是, 谁赏蒙山紫笋香。” (陆游, 《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 用“蒙山”和“紫笋”比喻优秀人才, 这是陆游对南宋朝廷用人不当的谴责。
宋代国势的衰弱、政治的保守、军事的无力使得宋代士大夫不得不返归内心, 甚至想要归隐山林。他们在山林、清泉边品茗、清谈, 本想逃避现实, 却在品茗中进一步认清现实。一杯杯香茗不但可以抚慰宋代士大夫失落的情绪, 而且可以使其保持清醒反思现实。宋代士大夫正是在品茶的过程中提升境界, 升华人格。
摘要：宋代既是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又是文人士大夫的黄金时代。茶与文人有着难解之缘, 宋代的士大夫一方面是一流的文学家、艺术家, 一方面又是著名的茶客。茶文化由于士大夫的推崇更加繁荣, 而宋代士大夫的人格也在品茗过程中得到升华。
关键词：宋代,品茗风尚,士大夫,茶文化,士大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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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活动 篇8
关键词：宋朝,读书,出版,印本时代,社会风尚
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之前, 文化主要依靠手抄书籍来进行传播, 不仅费时还容易出现抄错的现象, 严重影响文化的传播。自宋代印刷传媒“印本”的出现, 不仅改变了我国文化传播的局限性, 而且引起了宋代读书的热潮, 形成独特的宋代读书风尚。
一、宋代印刷传媒“印本”的发展史
宋代的雕版印刷术, 不仅促进宋代文人对书籍的阅读热情, 更是形成了当时独有的阅读风尚, 大大提升了我国宋代时期文学发展的进程。印刷传媒中活字印刷术的出现, 不仅突破了既有文学作品的保存媒介, 更是带动了文本大规模普及的先程, 使宋代步入了“印本”时代, 也给宋代的文化带来了飞速发展。在宋朝统治者“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之下, 更是造就了读书人的大量出现, 引起了当时出版业的空前繁荣, 使读书成为宋代时期的一种风尚。宋代不仅是雕版印刷术的鼎盛发展时期, 印刷传媒“印本”的出现, 大大转变了我国的图书出版形态, 使得书籍的传播更方便, 更是引起宋代的读书风潮, 皇帝亦是身先垂范, 不仅读经研史, 更是以国家政策引导全天下人读书, 更是以“满朝朱贵紫, 尽是读书人”[1]来劝人以读书的途径入仕途。印刷术在宋朝的传媒效应中“, 印本”书籍的大量传播提高了人们读书意识, 而且也加速了我国读书环境的变革, 读书已成为人们走向富贵的黄金大道。宋代雕版印刷的发展中, 包括官刻、私刻、民间刻等形式, 这些都扩大了宋代对书籍知识的传播, 而且书籍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泛, 对我国文学的传播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宋代雕版印刷传媒“印本”, 不仅增加了插图艺术, 提升书籍的可阅读性, 而且书籍的印刷中还出现诸如历史故事、技术著作等, 也都配有插图;宋代“印本”更是在官府的庇佑之下, 不仅以官方名义传播, 还使“印本”书籍也传播到国外, 而且随着“印本”书籍数量以及种类的加大, 书籍的质量、装订也在不断地提升, 为宋代人们的阅读带来很多便利, 提升人们的阅读热情, 也使宋代形成其独有的读书风尚。
二“、印本”给宋代读书带来的便利
宋代印刷传媒“印本”的出现, 为当时人们的阅读带来很大的便利。“印本”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传统读书的繁琐, 而且还大大提升了书籍的传播速度, 人们通过纸质“印本”就可以了解书中事物, 不仅轻便而且还易于保存, 因此“, 印本”传媒的出现为宋代的读书人士带来很多的便利。“印本”在雕版印刷中不仅印制快捷, 而且还减少了传统手抄书籍中出现遗漏、误抄、抄错的缺点, 提升了书籍的准确性, 使得人们学习到正确的知识, 提高全民的素质。而且在宋代印刷传媒中“, 印本”的出现还实现了书籍知识的大范围传播, 使得传统的小范围传播状况得到改变, 促进了知识的传播, 文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也更加的方便。“印本”书籍的出现, 还方便了书籍的保存, 使得人们对书籍的热爱得以长存, 将知识长久地流传下去, 就如在欧阳修《李秀才东园亭记》中“独城南李氏为著姓, 家多藏书, 训子孙以学。”[2]欧阳修对于“藏书万卷”的笃深感情, 不仅是文人对知识的尊敬, 更是体现出宋代文人对读书的热爱。宋代印刷传媒“印本”, 使得宋代的图书出版步入高潮, 不仅成为宋代文化传播的主流, 更是引领了当时人们的读书风尚, 为宋代文化发展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宋代印刷传媒“印本”之下皇帝带头读书
宋代印刷传媒“印本”的出现, 也因宋代皇帝对读书的嗜好而得到更广的传播。宋代皇帝以身作则, 不仅垂范读经研史, 而且他还在政策中去引导人们去读书, 更是以“满朝朱贵紫, 尽是读书人”之语, 去提示人们可以通过读书来进入上层社会, 因此宋人也从这样的政策激励下更加发奋读书。宋朝统治者“以文化成天下”[3], 使得宋代“印本”书籍得到广泛的传播, 而且“印本”书籍的获得也比较方便, 更是促进宋代读书风尚的形成。在宋代史学家范祖禹的记录中, 就有关于宋朝皇帝爱读书的证明, 而且宋代“印本”书籍更是涉及多个学科, 在皇帝的引导之下, 也间接提升全民接触知识的广度。比如宋太祖不仅自己读书, 而且他还设法去引导武臣读书, 他还多次对臣下说“:他无所爱, 但喜读书[4]”, 可见皇帝对读书的热爱。《太平御览》的记载中“, 日进三卷, 朕当亲览。”皇帝不知疲倦地阅读书籍, 还给自己安排固定的读书时间, 即便有时因为有事耽误了读书, 他还会在自己的闲暇时间将书本知识补回来。宋真宗时期, 他在读书上更是有明确目的, 不仅在闲暇时间手不释卷, 而且他还十分关心官僚家孩子的教育, 还写有《劝学诗》“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有女颜如玉”, 鼓励人们去读书, 这样就能实现自己想要的生活。也正是在宋代皇帝对于读书的诱引, 不仅提高了人们读书的热情, 而且宋代“印本”书籍的出现, 也给人们获取书籍知识带来很大的便利。
四、宋代勤学苦读世风与“印本”传媒
在宋代印刷传媒“印本”的出现之后, 不仅给书籍的传播带来很大的便利, 同时也促进了当时人们的读书风尚。宋代人在“印本”书籍中刻苦阅读, 不仅成为人们的精神信仰, 读书更是成为人们的爱好, 尤其是在与朝廷政策的结合, 更是引领了当时人们的读书风潮。比如在《嵩书》的《灵绪篇》中收录了“任生读书嵩山, 拒仙女求姻”[5]这样的民间故事, 大概意思是, 一个男的在读书时, 即便是身穿漂亮衣服的仙女三番五次求爱, 也是不能改变年轻男子读书的意念。还有就是宋代朝廷用人看重高学历, 因此人们需要通过读书来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 因此这也促进了人们对“印本”书籍的需求, 人们对读书的追求, 不仅加大了书籍的印制量, 而且在印刷传媒技术的创新之下, 更是提升了人们需求的供给, 使得宋代的读书风气更为繁盛。
在宋代范仲淹就是刻苦读书的范例, 有人说范仲淹曾在醴泉寺的僧舍中读书, 每天勤奋读书“, 夜或昏怠, 辄以水沃面。往往粥不充, 日昃始食”, 这些都能体现出其读书的用心。也正是他如此读书的苦心, 才造就了范仲淹“以天下家国为己任”的信念, 同时也在告诉人们, 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是可行的, 也就进一步引起更多人对书籍的阅读与关注, 从而也促使宋代印刷业的发展。“印本”传媒作为书籍传播的最好手段, 还以其图文并茂的形式, 还包括多个学科的知识内容, 满足人们对知识的需求, 同时也方便保存。
宋代“印本”书籍的传播之胜, 使得当时社会中读书更是蔚然成风, 不仅书香弥漫, 而且还使文人学士之间可以相互感染, 从而宋代人才精英辈出。比如晏殊“、南宋四大诗人”杨万里、王安石等都是宋代著名的人物, 在各自的领域创造着文学的传奇。“印本”书籍促进了宋代文学思想的传播, 使得宋代文人的作品得以更广远的传播。而且宋代书籍也影响了更多人的思想, 比如陆游就在13 岁时特别喜欢读陶渊明的诗, 他在读书中收获了很多的乐趣, 以至于陆游在80 岁时还坚持挑灯夜读, 不仅在书籍中收获对人生的感悟, 更有对信念的坚持。宋代庞大的读书群体, 造就了更多的买书人群, 不仅促进了宋代印刷传媒的发展, 而且宋代“印本”书籍更是极其方便了人们的阅读, 人们不惜花钱买书, 更有为读书不惜举债的精神, 体现出宋代人们的读书风尚。
五“、印本”引起宋代的读书风尚
印刷术的发明是文字媒介传播史中的转折, 雕版印刷传媒“印本”的出现, 它使书籍的出版告别了传统的抄写时代, 对当时士人读书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打破了我国古代少数人对于知识信息的垄断, 使得读书可以传播到更广的范围人群中去, 为宋代开启公共读书教育而提供了充分的基础, 使得读书者可以事半而功倍, 给宋代人读书创造了更为便利的契机。宋代印刷传媒“印本”对文学的激荡, 不仅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还对当时的文风士习也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宋代印刷传媒“印本”, 不仅提升了人们对于阅读的兴趣, 而且其便于携带、便于阅读等优势, 大大提升了人们对读书的追求, 使人们更容易对读书产生兴趣。而且随着宋代雕版印刷的日渐普及, 印本图书的出版更是空前繁荣, 不仅皇帝也嗜好读书, 而且当时也引起文人学士的读书热潮, 促使“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观念在民间广为流传, 读书在宋代印刷传媒的影响之下, 已经与人们的生活融为一体。宋代“印本”的出现, 转变了传统的读书模式, 不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提升书籍的可读性, 而且更是以其方便的特点引领更多的人阅读书籍, 提升了人们阅读书籍的便利性。宋代雕版印刷术的产生, 影响了宋代的读书风尚, 不仅促使当时人们热爱阅读, 更是提升了宋代的文学水平, 使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位置, 形成自己独特的诗词文化。
由上可知, 宋代雕版印刷对文学传播以及中国文化的传播发展都起到很大的推进作用。印刷作为宋代图书传播的媒介, 不仅使宋代形成新的读书风尚, 而且印本还改变了传统书本的缺点, 使书本便于携带, 成为宋代知识传媒中的新宠, 促进了宋代文人对于书本知识的交流。雕版印刷中印本的出现, 使宋代的文学中诗、词以及散文等方面都别具特色, 不仅促进我国宋代文学在世界的传播, 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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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金银工艺 篇9
宋代金银器的加工工艺种类很多，其中既有承自前朝的传统工艺，也有本朝创新的工艺门类。宋代金银器中，承自前朝并用得最多的是传统的捶揲工艺，早在三星堆的金人面和杖首上就可以看到，但这种工艺在当时仍处于从属地位。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银盘，河北定县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龙形金饰片都已采用捶揲技术。所以捶揲技术并不一定是公元七世纪才传入中国的，只是在唐代金银器中更多出现的是代表波斯文化的立体捶揲造型工艺，它可形成独特的造型或浮雕式的图案效果，如唐代金银盘中徽章形纹样中凸起的龟、狮多是用此法做成。
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步，以模具即用模冲工艺来进行复杂器形或纹饰的制作。如江苏溧阳平桥宋代银器窖藏中出现的各种花式盏和桃形杯，以及四川彭州金银器窖藏所出的筋囊式瓜棱壶，如果没有模具成型工艺，很难想象这些器物能达到这样准确和传神的地步。福建泰宁窖藏所出的具有高凸特征（其中的瓜果纹为立体装饰并高出盘沿）的荔枝瓜果纹盘，与溧阳平桥窖藏出土的一件完全相同，都是用捶揲工艺对器物进行立体化装饰的典型实例。
宋代创新的工艺，最典型的是连接工艺和模压工艺。连接工艺一般有焊接、铆接、套接、捆扎工艺（可见浙江宁波天封寺塔地宫发掘报告中图二○套兽与风铎，用细银丝将套兽与风铎捆扎在银殿挑出的屋角上）等，其中最能反映宋人思维方式的是套接工艺。宋代金银器的套接工艺也有不同形式，一种是仿木构建筑中榫卯结构的卡接或插接形式；另一种是利用大小口的套接形式。前一种在浙江宁波天封寺塔地宫发现的银殿上可见到。后一种见于浙江宁波天封寺塔出土的六面七层银塔、陕西白水妙觉寺塔中发现的六面金银幢塔，它们的做法是在层与层之间、屋檐与塔身之间都使用了大小口套接的工艺。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宋代金银器皿上所施用的夹层套胎工艺。它是将金银模压成型或捶揲成型并装饰好纹样的两个大小相近的杯盏器胎按外大里小的顺序套接在一起，在口沿处通过卷折等方式将两层胎合并在一起，形成整体的外观，其内部则因为两胎之间的大小差异会形成中空的防烫夹层。其实物有江苏溧阳平桥南宋窖藏发现的鎏金乳丁纹银簋、四川彭州金银器窖藏中发现的螭龙纹夹层银杯。这种工艺具有时代标志性，只有在宋元时期才可以见到，唐代以前和元代以后均未见到。
另一种具有宋代特点的金银工艺就是模压工艺。我国最早的模压工艺实物是在战国晚期。1957年陕西神木县纳林高兔一座战国晚期匈奴墓葬中出土的金银牌饰上使用了模压工艺。模压工艺易与模冲捶揲工艺相混淆，事实上，两者的工艺效果虽然十分相近，但工艺过程完全不同。模冲捶揲工艺是在造型时利用模具辅助而捶打成型的方法，属锻打成型技法。在金相显微镜下，其内部结构会呈现出不均匀的反复叠打折皱的密集分布状况。模压工艺是利用一个或两个陶制或石制模具通过延压甚至是热压的方式而成型，在金相显微镜下，会呈现出结构弹性变化的状态。模压工艺不仅可以处理单面形，还可以制作出两个具有对称性的形体，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其连接在一起而构成一个完整封闭的立体形状。如浙江宁波天封寺塔地宫所出银殿殿脊上的鸱吻、四川彭州金银器窖藏中的象钮银执壶中的象钮都是用这种方法做成的。这种工艺的形成与金银本身良好的延展性及宋代金银器的商品化有一定的关系。使用范铸工艺虽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耗金量大及器物过于厚重都是它的不足之处。
宋代金银工艺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化、民间化和生活化的特征。
一、民族化的金银工艺文化
在宋代，耗金量大、工艺厚实的金银铸造工艺已经不再普遍使用，取而代之的主要是以模压成型和捶揲成型为主的工艺。此外，以银代金而降低成本的鎏金银器，在宋代也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青睐。同时，宋代特有的夹层套接工艺以及高浮雕凸花和立体装饰工艺，为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工艺注入了民族化的新活力，并为元代以后金银器工艺的发展奠立了基础。因此，可以说宋代金银器工艺是在唐代及此前历代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而来，但它在融入民族文化、实现工艺本土化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崭新的风貌。宋代金银器虽不及唐代那样丰满富丽，然而其典雅秀美的独特民族风格与宋代艺术的总体风格却是相一致的。
相对于后世而言，宋代的金银器工艺要比唐代影响更大。唐代产生的金银器皿虽然号称鼎盛，但受异域文化的影响较深，在早期，很多金银器都呈现出异国情调。从唐晚期至宋，金银器的审美风格逐渐完成从华丽繁复向清秀细腻的转变。到宋代，金银器生产几乎鲜有异族的特点，广泛出现的民间金银器更加凸显了华夏民族的文化风貌。如宋代金银器在器形上更加生活化，为适应人们生活之需而花式繁多，尺度与比例精准雅致。宋代金银器的纹饰在总体上以清素为主，虽没有唐代那样的夸张华美，然而其洗练精纯亦非唐人所及。与唐代的金银器相比，宋代金银器更能体现中华民族的精思巧作。
二、民间化的宋代金银工艺发展趋势
宋代的黄金与银相比，毕竟数量少而珍贵。为了既满足对贵金属的追求又面对实际，一方面，满足黄金减重的工艺开始出现，如唐代杯盘类器物多采用铸造成型工艺，而宋代则创造了夹层套接工艺，达到了用金量少、造价相对低廉，但在外形上同样显得厚重的目的；另一方面，宋代有选择性地放弃了昂贵的金器，而是量力而行地追求造价相对低廉、同时亦颇具高雅文化意味的银器。银的价格不贵，却也在贵金属之列，很适合民间消费的档次及需求，投合了市民与文人的消费和审美口味。考古发现也提供了宋时银器皿、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多并远超金器和金首饰数量的实证。
宋朝，由于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达以及对金银需求的激增，各种承袭于前朝并且散落于民间的打金技术得到汇聚、弘扬和发展。同时，随着金银工匠从官营作坊向民间作坊的转移，从生产地区向消费地区的流动，客观上推动了金银制作技术的传播，促进了宫廷金银工艺向民间金银工艺的转变，加速了整个宋代金银器从繁复的工艺风格向简约的民间工艺特质的转变，如宋代出现的一定数量的素面金银器物就是一个证明。这一时期，各地金银器制作业十分兴盛，有个人店铺铭款的金银器显著增多，成为宋代金银器的一大特点，有的甚至还錾刻制造工匠或制造商的名款，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宋代金银器制造技术趋向民间化的过程。
三、生活化的金银工艺装饰
宋代金银器的工艺装饰是贴近宋人生活的，具体表现在：
1、器物造型接近自然
宋代金银器的造型多玲珑奇巧，新颖雅致，具有更多的生活情趣。最典型的是宋代出现了一批特有的像生器物，如江苏溧阳金银器窖藏中出土的葵口盏、带花蕊的花式盏；福建泰宁窖藏所出的寿桃杯、瓜形杯；四川彭州金银器窖藏所出的利用多种工艺制作的瓜形银壶等。
2、装饰纹样贴近生活
宋代金银器在纹样结构上，已经引入中国画的置景方式，通过图形的位置设计，把同一场景中的不同层次、不同地点的景物表现成更具情趣的日常生活立体景观。如彭州金银器窖藏中发现的银碗，内壁錾刻成立体的莲荷纹，碗心置一小龟浮游其中，显得生机盎然。许多器物更多地采用芍药、梅花、菊花等日常生活中可见的四季花卉作为纹样，如江苏镇江博物馆藏瑞果纹鎏金银盘上捶制有寓意多福多寿、多子多孙的石榴、香瓜、荔枝等图案。
宋代活动 篇10
一、文献、史料丰富
作者在写作此书之前作了大量地收集和阅读工作。在该书的的附录1中, 将所参考和引用的文献分为古籍原典和现当代论著两大部分。其中, 古籍原典又分为丛书集、单行本。丛书集上至汉魏六朝, 下至宋代所有丛书集中的笔记小说, 共381本; 单行本有50本。现当代论著包括专著、学术论文、学位论文和外文与译文三个大类。其中, 专著有34本, 不仅有古文献史料研究:郑长玲《陈旸及其<乐书>研究》、李方元《<宋史·乐志>研究》等, 也有历史类专著:包伟民、吴铮强《宋朝简史》、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史》等, 还有专项研究:周贻白《中国戏剧史》、胡忌《宋金杂剧考》等;学术论文34篇, 既有宋代音乐研究:李咏敏《宋代民俗音乐研究》、张晓兰《缠令考论》等, 又有域外音乐研究: 王小盾、刘玉珺《从<高丽志·乐志>“唐乐”看宋代音乐》、赵维平《亚洲的音乐史料及其历史研究状况》等;学位论文15篇, 其中博士论文11篇, 硕士论文4篇, 学位论文主要有对宋代笔记的研究, 如孙励《宋代笔记分类考辨》、邹志勇《宋人笔记中的诗学讨论热点研究》, 还有宋代音乐研究, 如张国强《宋代教坊乐制研究》、康瑞军《宋代宫廷音乐制度研究》;外文与译文2篇:Rulan Chao, Song Danasty Soureces and Their Interpretion, First edition publish by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Reprint edition publish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3;[韩]宋芳松著, 金成俊译《从音乐史学角度探渤海国音乐——以日本六国史为中心》。
附录2中, 收录了一些文中未直接抄录引用, 且不太受关注的, 但与该书密切相关的笔记音乐文献。第一部分是宋代笔记中的文献, 有关于政治杂剧的文献 (《闲燕常谈》、《倦游杂录》、《贵耳集》、《桯史》、《四朝闻见录》、《清坡杂志》、《齐东野语》、《可书》、《江表志》) 、有关于杂剧其他表演内容的 (《云麓漫钞》、《杨文公谈苑》、《爱日斋丛钞》、《东京梦华录》、《王文正公笔录》、《闻见近录》、《简赘笔》) 、有关于传统歌舞文献的 (《癸辛杂识》、《负暄杂录》、《墨庄漫录》、《齐东野语》、《石林燕语》、《武林旧事》、《云麓漫钞》、《癸辛杂识》、《因话录》) 、有关于古琴文献的 (《能改斋漫录》、《水燕谈录》、《觉撂杂记》、《续演繁露》、《宜州家乘》、《续湘山野录》、《春渚纪闻》、《老学庵笔记》、《续墨客挥犀》、《扪虱新话》、《困学纪闻》、《宋朝事实类苑》、《续世说》、《绀珠集》、《琴书类集》、《志雅堂杂钞》、《云烟 过眼录》、《商刻东坡志林》、《铁围山丛谈》、《独醒杂志》、《桯史》、《西溪丛语》、《六一诗话》、《云麓漫钞》、《贵耳集》、《云麓漫钞》、《浩然斋雅谈》、《齐东野语》、《国老谈苑》、《茅亭客话》、《避暑录话》、《四朝闻见录》等) 、有关于驱傩音乐活动的 (《淳熙三志》、《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梁录》、《演繁露》) 、有关于外域音乐的 (《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老学庵笔记》、《虏廷事实》、《画墁录》、《燕北录》) 。
二、对既成音乐史实的新认识
历代研究宋代音乐的文献主要是以《宋书·乐志》、《文献通考·乐考》、《宋会要辑稿》、《玉海》等文献作为史书音乐文献的主体, 作者将大量散落于音乐文献之外的音乐笔记放在音乐史的视野中, 对其进行系统发掘。在发掘的过程中发现新材料, 解决困惑已久的问题。展开对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补史阙和文献互证研究。
以唐代《霓裳羽衣曲》为例, 今人对其研究多集中在它的创作产生过程、表演情况等, 一般认为它在宋代的出现, 是宋时的音乐家姜夔在湖南长沙乐工的故纸堆中发现的商调《霓裳曲》十八阙, 均有谱无词。作者在研究宋代笔记时, 发现宋代参与《霓裳羽衣曲》记录和考辨的笔记至少17种。包括李上交《近世会元》、葛立方《韵语秋阳》、欧阳修《六一诗话》、周密《癸辛杂识》、苏轼《渔樵闲话录》、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张唐英《蜀梼杌》、佚名《江南余载》、郑文宝《江表志》、龚明之《中吴纪闻》、周密《武林旧事》 等。作者首先对这些文献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 通过对这些文献真实性的考察, 认为“《江表志》、《江南余载》、《蜀梼杌》都不约而同记录了《霓裳》在这段时期演出的事实, 恰与李煜《昭惠后诔》所述互证。此外, 《近世会元》成书与范仲淹的木兰堂观《霓裳》诗产生于同一时期, 两者都叙述尚有《霓裳》的存在。两例文献也可进行互证。”[1]接着, 将文献史料与宋代笔记中的《霓裳》文献进行了总的考察, 认为“五代十国时期, 宫廷和贵族家中仍有《霓裳》的歌唱和舞蹈部分流传。北宋时期, 《霓裳》的曲破部分仍存在于宫廷和民间, 散序部分则已不存见。南宋时期, 民间仍有《霓裳》乐谱, 姜白石按谱得《霓裳中序》, 而宫廷中依然可唱可奏《霓裳中序》, 舞蹈部分则已失。但从北宋中期至晚期, 乐人根据遗谱或文学描绘仿制《霓裳》的行为偶有存在, 宋代《望瀛》、《献仙音》二曲是《霓裳》遗曲的说法也比较普遍。由于《霓裳》的流传始终在较小的范围内, 因此, 《演繁露》作者程大昌等人未曾见过《霓裳》的演出, 并依据白居易诗歌中提到的《霓裳》少见而判断此曲在宋代失传, 也是可以理解的。”[2]
宋代的耍令和番曲也是同样的例子。耍令与番曲是与诸宫调、唱赚、叫声、嘌唱并列的几类宋代新兴歌唱艺术形式, 但, 前两者较少受到关注。笔者通过对《都城纪胜》、《武林旧事》、《演繁露》、《癸辛杂识》中对“耍令”的考证, 认为“耍令是一种市井的、民间化的俚俗音乐, 盛行于瓦舍勾栏的伎艺乐人歌唱当中, 用于歌唱时可与嘌唱、叫果子等为一体, 其中亦含有节奏明快、活泼朴野的外族音乐成分。”[3]番曲怎是通过对《独醒杂志》、《西湖老人繁盛录》等文献的考证, 指出“番曲是对流传于宋代中土的女真族、契丹族音乐的改称, 其歌唱时又被称为番歌, 演奏时又被称为番乐, 女真族的歌曲《蓬蓬花》、《异国朝》等以及被中土汉化的队舞《诸国朝》等都是番曲, 其在中朝受欢迎的程度较高, 且屡遭朝廷禁止。”[4]
三、指出补史阙的部分
作者认为宋代笔记的撰写, 不外乎就是补史阙、谈资助、示劝诫、解疑惑等, 而其最大的目的就是补史阙。宋代笔记从时间、空间、地域、音乐形式来说, 较官方史书有着补史之阙的历史意义。
除前面提到的耍令、番曲之外, 该书还指出笔记中关于古琴的的记录, 认为史书中的古琴文献“多集中于宫廷雅乐中的古琴境遇、琴在雅乐登歌中的使用。”[5]而笔记中则有“古琴琴律之法、琴的古老渊源、琴的文化象征意义等。而笔记古琴文献, 涉及宋代古琴的民间收藏和转让、古琴制作和斫琴名手、琴曲解题和考辨、琴乐演奏和审美、琴人音乐活动等, 他们多角度反映了宋代士人的古琴文化生活及古琴在送人生活中的繁荣图景, 因而在古代琴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6]
关于宋代乐曲的记载。作者统计了史书与笔记所载乐曲的名录, 列出宋代笔记《武林旧事》中, 卷一、卷八、卷七共记载宋代乐曲94首, 其中《宋史·乐志》记有34首。除《武林旧事》外, 其它如《梦窗稿》、《吹剑录》、《梦梁录》等笔记, 共计乐曲170首, 而《宋史·乐志》载有53首。并且部分文献对乐曲的使用、创作情况等有较详细地记录。由此可知, 官方记载的乐曲连笔记所录乐曲的一半都不到, 因此, 笔记乐曲文献极大地丰富了宋代俗乐曲的宝库。
作者指出《武林旧事》里有两份保存完整的教坊乐人名单, 包含了南宋教坊乐人人数规模、部色编制、身份构成,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并且还从《武林旧事》、《都城纪胜》、《云麓漫钞》等宋代笔记中, 找出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都市乐人称谓“路岐人”、“赶趁人”、“打野呵”等, 坐着还整理出来了“打野”、“散乐”、“行首”、“水仙子”、“卖客”、“擦坐”、“荒鼓板”、“挂牌儿”、“下番”的称谓。
四、不足之处
该书在第一章用表格和柱式的研究方法, 总结除了宋代音乐笔记较之前代:志怪音乐文献撰述减少, 学术摘录和考辨性音乐文献增多。但是, 却并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
五、结语
史料挖掘和整理是任何史学研究的基础, 没有史料的研究, 只能称之为空谈。宋代笔记近五百种, 与音乐有关的至少有181种。作者不仅查阅了这些笔记, 而且还涉及与之相关的专著、学术论文、学位论文, 共381种。作者在这样工程浩大的情况下, 不畏艰难, 出色地完成了有关宋代音乐笔记的整理。开拓了我们在南宋世俗音乐生活方面的认知, 也使得在宋代音乐的研究方面有了进一步突破。
摘要：《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是一本关于宋代音乐文化研究的书。该书由序、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撰述特点及其史料价值、宋代笔记音乐文献的叙述内容及其史料价值、结论、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及后记八个大部分组成。笔者通篇拜读后, 对其进行整体析评。
关键词：《宋代笔记音乐献史料价值研究》,音乐研究,音乐评析
注释
1[1]曾美月.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3:58.
2[2]同上, P63.
3[3]同上, P121.
4[4]同上, P207.
5[5]同上, P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