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外贸易研究论文

2022-07-03

【摘要】宋元时期，随着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造船业与航海术发达，港口与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并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其中香料在海外贸易中数额巨大、品种繁多。本文试从史料记载、贸易发展、沉船遗址等多方面探讨宋元时期福建海外香料贸易的发展。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宋代海外贸易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宋代海外贸易研究论文篇1：

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海洋经济意识培养

摘要：海洋经济不仅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海洋经济发展的高峰，在历史教学中借助相关视频、图片资料感知宋元时期海洋经济发展的繁荣，构思海洋经济意识教育的教学设计，有助于學生认识和理解海洋经济的重要性，进而培养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

关键词：历史教学海洋经济意识教学设计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可以依托历史课程丰富的课程资源培养学生的海洋意识。在2019版普通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外历史纲要》中加强对中学生的海洋权益教育作为教材编写的基本原则贯穿始终。发展海洋经济，就是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培养中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就是在新一代青年人身上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因此，培养中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已是历史教育工作者必须履行的职责和使命。笔者选取新高中历史教科书“辽宋金夏元的经济与社会”一课宋元时期海洋经济的发展，使中学生认识到在我国古代就有发展重视海洋经济的先例，以古思今，培养中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

一、什么是海洋经济意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推动海洋与陆地的资源及空间开发协同，从整体上提升海洋经济活动的战略地位。可见，发展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重要的发展战略，发展海洋经济必须强化国民的海洋经济意识。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教授王继民认为：海洋经济意识是民众对海洋资源、开发、生产、消费四个方面的性质、规律、价值和作用的反映和认识，表现为民众在这些方面的知识、态度和行为①。笔者认为培养中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就是提高中学生对海洋开发、利用及通过海洋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作用的认识水平，包括海外贸易及国内长途海运为经济、社会、意识领域内带来的一切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表现为中学生在意识领域里应该具备发展重视海洋经济的思想意识。

二、如何培养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

1.立足教材，构思海洋经济意识的教学设计。

在统编版教材《中国古代史》中海洋经济的教学内容主要体现在本课及第四单元清王朝设置广州为通商口岸中，在人教版中海洋经济主要体现在必修二的经济史中，相比统编版教材而言，人教版中海洋经济的教学内容相对着笔较多。统编《中外历史纲要》以通史式叙事框架为主，内容多以宏观叙事为主，在“辽宋金夏元的经济与社会”一课中海洋经济意识教育内容在教材中体现在宋元时期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城市的发展—经济重心的南移这三个板块中，教材编写时对宋元时期手工业发展中的海洋经济意识的内容描述为：“宋元时期，瓷器大量出口海外，成为继丝绸之后中华文明新的物质象征。”②仅用29个字带过。在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中提道：“海外贸易非常繁荣……主要外贸港口有广州、泉州、明州等。”在教材第62页的第二段文字中体现出来。在经济重心的南移中主要介绍元朝开辟了长途海运航线，主要作用是运送江南地区的粮食，并附有元朝运河、海运路线图。可见新教材对于宋元时期海洋经济的教学内容比较全面，但着笔不多，色彩不够浓厚。因此，笔者借助相关资料对本课海洋经济意识教育进行了教学设计，使学生感知海洋经济带来的繁荣景象，理解海洋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及重要性，提升对海洋经济的认知水平进而培养中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在教学设计中以播放古沉船“南海一号”视频资料为切入点，导入新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感知这一时期已经存在海外贸易，发展海洋经济自古以来就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教学过程中以海洋经济的外贸发展的作用及海洋经济国内发展的作用展开教学，并在此过程中设计问题与策略，通过小组合作学生逐步认识到发展海洋经济亦是促进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手段之一，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海洋观和家国观。

2.借助视频、图片资料，培养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

课堂伊始，笔者选用了音视频切入提升兴趣、选用图片展示凸显宋代海洋上的发展，通过分析视频、图片材料及在对知识剖析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

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宋元时期瓷器远销海外，成为中国出口海外的象征，笔者整理了一艘在南宋初期沉没的古沉船“南海一号”。通过多媒体设备选取了湖北卫视聂文讲述的“南海一号”古沉船，播放南海古沉船的基本资料，并在观看结束后，在多媒体上展示“南海一号”船上瓷器的精美图片（如下图所示），并分析“南海一号”古沉船发现的意义。

通过观看视频资料，教师引导学生分析，“南海一号”上的瓷器在对外出口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它为什么会成为中华文明出口货物的象征？答案是“南海一号”是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发现的，且船上载有大量精美的瓷器，这些外销瓷器主要由江西景德镇为代表的五大名窑瓷器构成，每套瓷器都精美异常，可见当时瓷器占对外出口的货物的比重非常大。此外，“南海一号”古沉船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因此，瓷器成为出口海外的象征。“南海一号”的打捞为宋元时期瓷器远销海外成为出口货物的象征提供了实物实证，使学生直观感知到我国古代就有海洋上的经贸往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

3.设计问题与策略培养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

问题1：宋朝时期海外贸易发展为何如此兴盛？其作用是什么？

策略1：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主要是通过海外航线的拓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实现的。因此，为了便于学生感知宋元时期的远洋航行与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领略宋元时期在海洋上取得的成就，笔者采用替代式的教学策略选用如下历史地图和文字材料逐步分析理解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及作用。替代式教学策略主要是教师指导学生学习，替学生处理教学信息，虽然在传统教学中比较常用，但能够帮助知识储备有限和学习策略不佳的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替代式教学策略不能被忽视，值得借鉴。

教师呈现宋朝对外贸易路线图（如上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宋朝海外贸易交通路线远达南亚、非洲地区，宋朝拓展海上交通航线与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发展海洋经济。在历史地图中直观感受宋朝远洋贸易发达的交通系统，为培养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奠定基础。

教师应用替代式教学策略通过相关材料呈现宋朝时期海外贸易兴盛的繁荣景象，重点分析海外貿易兴盛的原因及对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在引导学生分析问题中培养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

材料一：宋代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贸易港的数量、繁荣程度和管理制度都超过前代……北自京东路，南自海南岛，港口以十数，数量有明显增长。

材料二：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航道的改善，……中国商船开始向阿拉伯海西岸及更广范围航行，与红海沿岸及非洲东海岸开展了直接贸易。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至少在六十个以上。宋代进出口商品种类明显增加，数以百计……商人贩运的规模、朝贡往来的数量、政府的抽买数额都显著增加。……对外贸易重心已经完全转移到东南海上，西北丝路独占鳌头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

利用海港数量的增长、贸易航线的拓展及商品种类的增加，学生能够深切感受到宋代海洋贸易的兴盛。其次，教师结合教学内容引导学生综合整理材料信息，可以得出海外贸易兴盛的原因：一是宋代造船业和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指南针的发明更是为远洋航行提供了可能;二就是现实的需要，宋朝时期农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剩余产品增多，因此，一部分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到国外进行贸易获取利润。三是政府的支持，宋朝海外贸易为宋元两朝带来可观的外贸税收。宋代在广州、杭州、明州设置市舶司，专门从事管理外贸，并设置了广州、泉州、明州等二十多个港口。为宋朝海洋贸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通过对宋海洋贸易兴盛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出海洋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税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字材料和宋朝对外贸易路线图展现宋朝外贸的兴盛，逐渐引导学生理解宋朝海洋经济的发展的原因及重要作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

问题2：元时期海洋经济的国内发展的作用是什么？

策略2：宋元时期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的“粮仓”，粮食一年两熟到三熟，贸易发达。南方经济实力逐渐超过北方，南北经济差距拉大，为将南方的财富、粮食运往北方，元朝时期重新开通了大运河，并创造性地开辟了长途海运航线，发展海运。笔者主要利用资料研习教学，使学生学会运用历史材料分析问题，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能力，结合教材内容引导学生分析文字材料，使学生认识海运不仅是连接汉蒙的桥梁和纽带，而且为元朝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维护了元朝这个庞大帝国对南边汉族的统治。

材料一：海运不仅盘活了忽必烈执政困局，亦使我国一直沉寂落后的漫长海岸线突然活跃起来。沿海经济蓬勃生长，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与东南亚、西亚以至北非的海上贸易航线变得枝繁叶茂，建立通航贸易关系的多达120个国家和地区。海上丝绸之路，因元代海运的勃兴，变得日益清晰和强大……这些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呈现出令人惊喜的蝴蝶效应，也为忽必烈的勃勃野心添注了无法遏制的膨胀元素。

材料二：据《大元海运记》《元史·食货志》统计，海运运粮数量呈阶梯式蹿升，最多时一年可达350万石。途中粮食损耗由最初的25%下降到1%。海上漕运从此成为关乎元大都存亡的经济命脉。

——摘自郭欣：《元代海运：北京的生命线》

从宏观角度切入，以元代依托海运向北元大都运送了数以万石计的粮食为例，到沿海城镇的发展分析元代海运的繁荣景象及积极作用，展现海洋经济的活力，使学生感受到海运不仅成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维护了国家的政治统治，发展海运就是发展海洋经济的体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通过分析使学生理解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及发展海洋经济的必要性，培养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

问题3：纵观宋元时期的海洋贸易不论对于国外还是国内，海洋贸易都为宋元时期带来非常可观的税收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巩固了统治。那么宋元时期海外贸易还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对今天发展海洋经济有何借鉴之处呢？

策略3：通过开展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探索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带来哪些新的观念和思想？探究式教学主要是教师通过给学生一些事例和问题，让学生通过阅读、观察、思考、讨论等途径主动探究、自行发现并掌握相应的原理和结论的一种方法。为使学生对这段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加深对海外贸易发展的认识，这里，我们组织学生通过观看《走向海洋》的纪录片，了解我国进行远洋航行的历史，并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学生讨论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带来哪些新的观念和思想呢？对今天发展海洋经济有何借鉴之处？通过学生探究讨论，小组合作回答之后，综合整理可以得出：海外贸易使得中国第一次以金融管制的方式操作国事，达到富国的目的。市场的观念被引进中国。通过海外贸易宋元时期中国获得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海洋权，而公平的自由贸易原则是第一原则③。到今天，公平的自由贸易原则依然是指导我国进行海外贸易的准则，可见，古代的海外贸易的原则与观念对我国今天发展海外贸易依然有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今天我国海外贸易的规模已非古代宋元时期可比，但发展海外贸易依然是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不可被忽视，不仅是历史的选择而且是现代发展经济的必需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感悟到海外贸易不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种观念，海外贸易不能简单地通过经济计较得失，更重要的是促进实现富国强国。我们应该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历史，理解历史与现实。

三、结语

本课设计旨在使学生认识到宋元时期海洋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理解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体会海洋经济的发展繁荣对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稳定国家统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培养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海洋观和家国观。在历史教学中适当引入一些有利于海洋经济意识培养的视频、图片和文字材料，不仅能够补充教材中海洋经济意识的内容，还能够进一步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设计问题与策略不仅能够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还能够锻炼学生自主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引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海洋经济意识。由此得知，在历史教学中将海洋经济意识的教育内容有意识地融入平时教学各个环节，精心设计，不失为一种简便易行的培养学生海洋经济意识的方法。

注释：

①赵婧.切实提高海洋经济意识的影响力—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研究专家访谈[J].中国海洋报，2018（6）.

②张海鹏，徐蓝.中外历史纲要[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

③http：//cctv.cntv.cn/lm/renwendili/index.shtml

参考文献：

[1]朱子彦.元明时期的海运与海禁[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2]郭欣.元代海运：北京的生命线[J].北京日报，2017-5-13.

[3]霍贺.浅析宋代的对外贸易[J].青海社会科学，2006（1）.

[4]苏丹，王文辉.经济思想渗透历史教学的探索——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为例[J].中学历史教学，2017（2）.

作者：冯永彤

宋代海外贸易研究论文篇2：

宋元时期福建的香料与海外贸易

【摘要】宋元时期，随着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造船业与航海术发达，港口与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并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其中香料在海外贸易中数额巨大、品种繁多。本文试从史料记载、贸易发展、沉船遗址等多方面探讨宋元时期福建海外香料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宋元；福建；香料；海外贸易

宋元以来，各时期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北宋时期，宋太宗曾派使者“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番”[1]。南宋时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影响，全国税收总数大降，朝廷财政收入受挫，这迫使南宋政府不得不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南宋政府曾采取奖官的办法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如《宋会要辑稿》载：“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番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的，拥有天然的海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福建宋元时期对外贸易较前代更加繁盛，进口香料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本文试从文献记载、港口发展、遗址发现等方面来探索宋元时期福建的香料与海外贸易。

一、宋元时期福建造船技术与航海术的发展

福建先民沿海而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制作舟楫。至宋元时期，福建的造船业发展迅速。当时，福建所造的船只数量多、船型大，而且设备精良，性能好，适于远洋航行，其造船工艺技术在中国位居前列，“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2]。此外，在朱彧的《萍洲可谈》、吴自牧的《梦梁录》、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都有关于福建海船的坚固性、稳定性、水密隔舱技术等相关内容的描述和记载。宋代官府还专门在福建设“造船指挥所，所费甚广”[3]。

福建泉州的造船业发达，宋人谢履的《泉南歌》中曾提及“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船通夷域”，元代也曾有“中书遣使者造海舟十五艘，期五十日成”的记载。[4]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土一艘宋代沉船（图1）。其船型为沿海四大船型“福船”类的前身，它是一艘尖底造型、多根桅杆、三重木板、隔舱数多、容载量大、结构坚固、稳定性好、抗风力强，宜于远洋航行的海上运货船。[5]该船是福建本地制造[6]，水下残长24.2米、最大残宽9.15米、残深1.98米，复原后其长度应为34米、宽度为11米、深度为4.21米。[7]

此外，福建的福州、漳州等地也是先进的造船中心，绍兴二十九年（1159），“沿海八县造六十只，费五万余缗”[8]。福建宋元时期造船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连“金人所造战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数（教）打造”[9]6。

福建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术的进步，为宋元福建海外香料贸易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宋元时期福建各港口海外贸易情况

宋元时期，由于造船技术和航海术的发展，福建的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泉州港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大港之一。出海贸易的除福建海商外，还有不少外国商人，“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0]。“雍熙年间（984-987）有僧啰护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国人。”[11]86南宋人赵彦卫记载，在宋宁宗开禧（1205-1207）之前，大食（阿拉伯）、波斯、三佛齐、占城、高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船都常到泉州贸易。[12]

福州虽不及泉州繁荣，但在宋代也是海外商船经常出入之地，天禧三年（1019），“马亮言，福州商旅林振自南蕃贩香药回”[13]。古诗中也出现形容福州海外贸易盛况的诗句，如“南来海舶浮云涛，上有游子千金豪”[14]。漳州在海外贸易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诏，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今以下项香药止禁榷广南、漳泉等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条法。如违，依条断遣”[13]。

泉州、福州、漳州各港口的发展为福建海外香料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中又以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最为繁盛，大量香料通过这些对外贸易港口进入福建。

三、福建宋元海外香料贸易概况

据《诸番志》《马可波罗游记》等相关书籍记载，当时我国海外贸易交往已经畅达东西两大洋，东至日本、朝鲜，南往菲律宾、占城、新马南海诸国，西抵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等地。而这时从泉州港出发的贸易航线主要有东、南两条，往南，经南海，越马六甲海峡，过苏门答腊，横渡印度洋，再经印度南端，越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各国和非洲东海岸的许多地区；往东，经明州越东海、黄海到高丽（朝鲜）和日本诸岛（图2）。宋代与泉州贸易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分布于东亚、南亚、西亚、东非[15]，泉州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到元代则发展到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在对外贸易的商品中，香料数量较大[16]，建炎四年（1130），泉州抽买乳香13等、86780多斤。[17]4537-4538而福建地方政权向中央进贡的贡品中也有香料的相关记载，建隆四年（963）陈洪进向北宋朝贡，“是冬，又贡白金万两，乳香、茶药万斤”[18]。以下就福建与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香料贸易情况作简要介绍：

（一）与高丽的香料贸易

福建与高丽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海上交通，商人贸易往来频繁。《高丽史》记载，自1012年到1278年的266年间，宋商人赴高丽者达129回、5000余人。据《诸蕃志》中所载，新罗（即高丽）“地出人参、水银、麝香、松子……”，其中就有香料商品。除海外香料贸易外，朝贡也成为香料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如，“元至大元年（1308），马八（儿）国王子孛哈里遣使来献银丝帽、金绣手箔、沉香五斤十三两、土布匹……”[19]。

（二）与中南半岛的香料贸易

中南半岛的占城“地产名香、犀象、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绝少，无羊豕蔬茄，人采香为生”[20]。香料是占城对外贸易商品之一，其输出香料主要有暂香、乌里香、生香、亚湿香、除佛手香、麝香木。占城与福建贸易往来频繁，北宋泉州商人邵保先至占城贸易[21]，后又“以私财募人之占城”[22]。连占城向宋朝“朝贡”时，都是福建海商充当向导，使臣和朝贡的物品也都是搭乘福建海商的船只而来。绍兴二十五年（1155），占城进奉到泉州的香料包括沉香390斤、附子沉香150斤、上笺香3690斤、中笺香120斤、笺香头块480斤、笺香头239斤、上速香3450斤、中速香1440斤、象牙168株、澳香300斤、犀角20株、玳帽60斤、暂香120斤、细割香180斤、乌里香55020斤。[13]

中南半岛的另一个国家真腊也是久负盛名的香料生产地，其盛产的香料主要有沉水香、黄熟香、速香、暂香、生沉香、生香、安息香、除脂拂手香、麝香木、金颜香、笃耨香。香料是其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北宋政和年间，来自真腊的南蕃舶抵泉州贸易。[23]元代与真腊的海上航路依然保持通畅，“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期境也”[24]。

（三）与马来半岛的香料贸易

位于马来半岛的佛罗安、登流眉、单马令等地也与福建有着密切的海上贸易往来。佛罗安出产速暂香、降真香、檀香等；登流眉出产白豆蔻、笺香、沉香等；单马令出产降真香、速香、黄熟香头等；彭坑出产黄熟香、打白香、粗降香；凌牙门、丁家庐出口降真香等；吉兰丹输出粗降真香。[25]

（四）与马来群岛的香料贸易

马来群岛的三佛齐是福建商人海外贸易的中转站，是沟通中西贸易的交通枢纽。“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26]，三佛齐“地亦产香，气味腥烈，较之下岸诸国，此为差胜”[27]。两宋时，阿拉伯的大食国将上等香料运往三佛齐，三佛齐再将这些香料销往中国。（1）

阇婆是东南亚最强盛的国家，出产的香料有檀香、茴香、丁香、降真香、胡椒、肉豆蔻等。北宋初年，有建溪“主舶大商”毛旭多次到阇婆贸易，并且，由于毛旭的鼓励和引导，阇婆统治者于淳化三年（992）派遣使团前来宋廷朝贡。[28]14092《元史》说，中国商人赴爪哇，“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后至其国”[29]4664。

除三佛齐、阇婆外，须文达剌的粗降真、蔷薇水，渤泥的降真香、玳瑁香、沉水香、龙脑香、速香、暂香、蕃沉香，文老古的丁香等香料都是与福建进行贸易的商品。

（五）与南亚的香料贸易

宋元时期，泉州与印度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海上贸易往来。香料贸易商品有来自南毗的乳香、木香、胡椒，古里佛的胡椒、蔷薇水、乳香，细兰的粗细香，朋加剌的丁香。福建海船“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苏门答腊西北）博易住冬”，待到第二年，再乘印度洋东北信风而至印度、阿拉伯诸国。[30]

（六）与西亚、非洲国家的香料贸易

南宋时期，泉州港兴起，大量来自阿拉伯的商人到泉州经商和定居。绍兴年间（1136），“大食蕃国蒲罗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31]。从大食输入的香料有金颜香、血碣、没药、龙涎香、蔷薇水、栀子香、丁香、苏合香、安息香、乳香。

东非的索马里一带是香料、象牙的重要产区，素有“香料之角”的称号。赵汝适在《诸蕃志》中称柏培拉为“弼琶啰国”，说它“……产龙涎、大象及大犀角……亦多木香、苏合香油、没药、玳瑁至厚，他国悉就贩焉”。该地出产的香料通过阿拉伯半岛的港口及三佛齐，运至泉州、广州等港口。[25]

由上，宋元时期与福建有香料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众多，主要来自占城、三佛齐、渤泥、阁婆、真腊、大食等，进口的香料的数目也相当可观。宋元时期，福建的海上贸易达到鼎盛时期，香料是贸易的大宗，它们通过海上贸易或朝贡的方式进入我国，而福建作为海上交通要道，为香料的输入提供了便利通道。

四、从宋代沉船看福建香料贸易

前文提及的1974年泉州湾后诸港出土的宋代海船，被称为宋末元初时期的“香料船”[5]，该船中发现的香料实物和数量为我们再现了宋代福建海上香料贸易的辉煌。这艘运货船发现的香料木和药物数量很多，其中香料、药物有香料木、胡椒、槟榔、乳香、龙涎等，又以香料木最多，胡椒次之（图3）。

香料木出于全船各舱，出土的香料木总重量（未经完全脱水）达4700斤，经初步鉴定，有降真香、檀香、沉香等多种。胡椒出于船舱底部的黄色泥渣中，已收集的有5升左右。出土最多的香料木和胡椒等都是我国从南洋诸国进口的大宗货物。[5]胡椒是当时海外贸易进口的重要商品之一，往往利润丰厚，东南亚爪哇等地是其重要集散地。元代运抵泉州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细，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32]。

此外，香药也是主要的贸易品种，香药为香料所制作，笔者认为应属香料范畴。《宋会要辑稿》载：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从占城运进泉州的商品，仅香药一项即有沉香等七种，共六万三千三百三十四斤，玳瑁六十斤之多。宋朝初年，泉州进口的香药种类达44种以上。[13]南宋绍兴三年（1135）进口香药约200种。[33]元代《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到：“爪哇产黑椒、肉豆蔻、荜登茄及其他种种香料。……刺桐及蛮子商人在此大获其利。”这艘海船出土的大量香药与这一时期相关资料的记载吻合，为研究宋代福建香料贸易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五、小结

宋元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政府大力扶持和发展沿海的对外贸易，位于沿海的福建地区在这一时期造船业发展迅速、航海技术发达，开辟了多条远洋航线，这都为海外香料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迅速崛起的福建泉州港，商贾云集，海外贸易兴盛，与众多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不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在沉船发掘中，我们都可以看出香料在海外贸易商品中品种多、数量大，经多条海上贸易航线进入福建地区后，转而向中原地区销售或是以贡品的形式进入中原王朝，成为皇室贵族的专享物。上层贵族对香料的喜爱也促进了海外香料贸易和朝贡贸易的发展。

注释：

（1）据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志物·乳香》载：“乳香一名熏陆香，出大食之麻啰拔、施曷、奴发三国深山穷谷中。其树大槩类榕，以斧斫株，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成块。以象辇之至于大食，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故香常聚于三佛齐。”同书卷下《金颜香》载：“金颜香正出眞腊，大食次之。所谓三佛齐有此香者，特自大食贩运至三佛齐，而商人又自三佛齐转贩入中国耳。”

参考文献：

[1]脱脱.宋史·卷186[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吕颐浩.忠穆集·卷二[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

[3]廖刚.高峰文集·卷一·乞罢造海船札子[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

[4]宋濂.宋景濂未刻集·卷下·赵侯神道碑铭[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

[5]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报告编写组.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J].文物，1975（10）.

[6]叶文程.从泉州湾海船的发现看宋元时期我国造船业的发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4）.

[7]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海湾宋代海船发掘与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

[8]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4·版籍类·海船户[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

[9]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30[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

[10]苏轼.东坡全集·卷56·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

[11]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天竺国[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赵彦卫.云麓漫抄·卷5·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

[1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4]刘弇.龙云集·卷6·送陈师益还建安[M].影印文渊阁.

[15]黄德旺.浅谈福建海上丝绸之路与泉州港[J].福建文博，2009（4）.

[16]林蔚文.试论宋元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几个因素[J].福建文博，1984（2）.

[17]脱脱.宋史·卷185[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8]徐晓望.闽国史[M].台北：台湾五南出版有限公司，1997.

[19]郑麟趾.高丽史·卷33·忠宣王一[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5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20]周必大.岭外代答·卷2·占城国[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3[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2]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2[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

[23]洪迈.夷坚三志已卷·卷9·婆律山美女[M].民国涵芬楼.

[24]周达观.真腊负土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5]廖大柯.福建海外交通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26]赵汝适.诸蕃志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7]周去非.岭外代答[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8]脱脱.宋史·卷489·阇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9]宋濂，等.元史·卷210·爪哇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30]赵汝适.诸蕃志·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1]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32]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第82章[M].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

[33]傅宗文.刺桐港史初探[M].海交史研究，1991（2）.

作者：姚沁

宋代海外贸易研究论文篇3：

探讨浮梁瓷局性质兼论元代官窑

摘要：浮梁瓷局作为元代唯一官方制瓷机构，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专为烧造元朝宫廷用优质瓷器所设。但是跳出简短的史料记载和为数不多的考古发掘材料，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浮梁瓷局实际上与当时的海外贸易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很有可能是作为当时元朝官府海外瓷器贸易的主要商品生产机构和管理机构，而宫廷用瓷只限于每批次的上乘产品，仅占很少一部分。

关键词：浮梁瓷局；将作院；海外贸易；商品瓷器

浮梁瓷局的功用、性质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前人关于这一问题已经有较多的成果，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浮梁瓷局是税收机构[1]，第二种观点认为浮梁瓷局是烧造宫廷和官府用瓷的机构[2]，还有一种观点是在第二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兼烧贸易用瓷[3]。从时代环境和具体历史事件分析，浮梁瓷局的性质可能有不一样的解读。

一、浮梁瓷局的具体情况

史书中关于浮梁瓷局的记载有限，《元史》中关于浮梁瓷局的记载在卷八十八《志第三十八·百官四》“将作院”条下：“将作院，秩正二品，……至元三十年，始置院使一员……浮梁磁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

关于这段记录，学界曾有过争议。一是将作院的成立时间，此前学者认为“至元三十年始置院使一员”一句应断为“至元三十年始置，院使一员”[4]，认为将作院应晚于浮梁瓷局的设置时间的至元十五年，此前的浮梁瓷局隶属于工部。但是后来有学者提出断句应为“至元三十年，始置院使一員”[5]，将作院应与浮梁瓷局同时设置，并得到大多数学者认同。

二是浮梁瓷局辖下户口的问题。元代手工业实行匠籍制度，分为系官人匠、民匠和军匠。浮梁瓷局的瓷工为系官人匠，那受瓷局管理的人口有多少？《元史》载：“凡匠官，至元九年……已受宣牌充局使者，比附一百户之上局使资品递降，量作正九资品。”[6]浮梁瓷局为正九品，所以有学者认为瓷局管理的人口应为一百户左右。但也有学者认为《元史》编写时间为明代，记载可能出现纰漏，并根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分析浮梁瓷局真正管理的人口应为五百户之上，一千户以下[7]。笔者认为后者更为可信，《元典章》成书于元延祐七年（1320年），记录了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到元延祐七年间元政府颁布和制定的各项典章制度，其记载是相对可信的。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归纳出几个重要信息：浮梁瓷局与将作院同时设置，并最终归属将作院管辖；根据元胡行简《将作院题名记》载，将作院是管理制造宫廷用品的机构[8]，所以浮梁瓷局也应该是为宫廷制造提供瓷器的机构；另外，浮梁瓷局管理的人口应为五百户至一千户，制造瓷器的规模相当大。

然而，在讨论浮梁瓷局的性质前还需观察它的管理模式。《通制条格》卷三十《营缮·造作》载：“各处管匠官吏、头目、堂长人等，每日绝早入局监临人匠造作，抵暮方散。”[9]根据元朝的条例，浮梁瓷局的管理官员必须每天到瓷局监工巡视，直到太阳下山才能下班。这说明瓷局每天都在运作。根据上文，浮梁瓷局管辖的人口为五百户到一千户。如此庞大的群体，且坚持每天不间断地生产瓷器，生产出来的量应该是非常庞大的，必定远超正常的宫廷使用需求，因此，将浮梁瓷局简单地理解为专门为宫廷生产瓷器的机构似乎不合理。《马可波罗游记》也记载：“元代皇帝御用餐具是漂亮的镀金的金属制成品。”[10]也就说明并非元朝宫廷的所有日常用品都是瓷制品。即使是为了扩大生产基数，以求百里挑一，为宫廷提供瓷器，那剩下数量庞大的瓷器又到哪里去了呢？这就要跳出史料记载和为数不多的考古发现，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分析。

二、元代的海外贸易

蒙古人重商，这与其民族历史和性质相关。他们在还没统一中国前就十分重视贸易：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立互市于颖州、涟水、光化军”；中统二年（1261年），世祖下诏赦免人宿州贸易的南宋私商七十五人，“还其货，听榷场贸易”[11]。统一之后，元朝更是积极拓展海外贸易：元初设八处国际贸易港，后期并为三处。至元三十年（1293年），《市舶则法》二十三条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海外贸易法规[12]。这些举措极大拓展了此前中原王朝所有的海外贸易市场和路线，而且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官方贸易尤为兴盛，见于史籍的如下。

（1）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船为官有，本为官出[13]。这种官本商办的形式在当时被称为官本船，属于官商的一种新形式。

（2）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三月，尚书省建议：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军二百，专运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世祖钦准[10]。

以上的史料都表明，元代官方的海外贸易相当繁盛，尤其是官本船贸易，一度垄断了海外贸易的市场份额。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官本船是“船为官有，本为官出”，“本”应指“本钱、成本”，也就是海外贸易所需的成本和本钱。从严格意义上说，船上的商品货物也属于海外贸易的成本，联想当时海外贸易的大宗货物是茶叶、瓷器等，可知作为成本的瓷器也由官方提供。此外，官本船的贸易只需“选人入番，贸易诸货”，说明船上的货物商品等都是已经备好的，只需有人操作就可以，进一步印证官方海外贸易的瓷器由政府提供。

三、浮梁瓷局在海外贸易中的角色

兴盛的官方海外贸易需要大量瓷器。前文已经提及浮梁瓷局每天都在大规模生产瓷器，而且规格相对较高，除了供应宫廷所需瓷器外，还应剩下数量庞大的瓷器，而这些被挑选剩下的瓷器应该就是官本船上作为成本的货物的重要来源之一。元初，蒙古人大量沿袭宋制，也就沿用了宋代的官窑制度。宋代官窑之一的汝窑曾规定“供御拣选方许出卖”[14]说明官窑在经过挑选以后剩下的产品是可以用于贸易的，而元朝应该也继承了这一做法。这也能很好地解释了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大量元代规格较高的瓷器的现象[15]。

有学者可能认为，如果浮梁瓷局主要是为了海外贸易而设立的，会与其隶属将作院专门为宫廷制造瓷器的性质相悖。但实际上，一方面文献只对将作院作了“其治以供御者，专领之将作院”的定性，而浮梁瓷局只是“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虽瓷局隶属于将作院，但是否是一个专门性质的机构仍有待商榷；另一方面，文献只提到各供御的器物“专领之将作院”，即宫廷用品的唯一来源是将作院，也就是说只要满足宫廷用瓷的唯一来源是浮梁瓷局这一条件即可，海外贸易与宫廷造办没有冲突。

另外，除了沿袭宋制之外，浮梁瓷局为海外贸易服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海外贸易能带来丰厚的利润。元朝税率“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细物出口十抽一、进口十抽二；粗物出口十五抽一，进口十五抽二”[12]对出口有政策优惠，官本船“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13]官方抽成颇丰。再加上官本船的垄断和数量庞大的货物资源，丰厚的利潤使得有元一代都积极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元初百废待兴，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民生，急需庞大的财政力量支撑，常年征战的元军费耗资甚巨，所以在立国之初就设置了浮梁瓷局烧造瓷器，除了一部分供给宫廷，其余大量的瓷器专供海外贸易，以获取丰厚利润恢复经济，充实国库，这应该才是设置浮梁瓷局的重要原因。

四、结语

浮梁瓷局作为元初设置的官方烧制瓷器的机构，实际上并不是专门为宫廷烧制御用瓷器的，而是专门服务于日渐开展的海外瓷器贸易。设置瓷局，一方面是对前朝官窑制度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筹措资金，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因此有元一代大力推动海外贸易，并以官本船的形式开展官方贸易，这种“船为官有、本为官出”的官本船需要大量的官方瓷器作为贸易品，浮梁瓷局因其辖下的瓷匠人口众多、产品基数大，除了满足宫廷需要，还有大量剩余的产品可供贸易，便成为官方海外瓷器贸易的主要供货源，同时，这种专门为贸易服务的功能也并不与其宫廷唯一瓷器提供者的身份相冲突。-

作者简介

韦其坚，1996年2月生，男，汉族，广东信宜人，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考古。

参考文献

[1]余金保.元代“枢府”款枢府釉瓷烧造年代及有关问题[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2（3）：52-55，180.

[2]徐长青，余江安.湖田窑考古新收获[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2）：48-59，158.

[3]侯孟超.浅析元青花在国内的流布[J].文物天地，2016（10）：108-111.

[4]江建新，江建民.浮梁磁局及其窑场与产品探[J].南方文物，2008（1）：57-61.

[5]石守谦，葛婉章.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2001：242.

[6]（明）宋濂.元史·卷八十二·志第三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6：1061.

[7]曾令怡.浮梁磁局大使和督陶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4）：63-71.

[8]余金保.关于元浮梁磁局若干问题的补充[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1）：133-141，163.

[9]黄时鉴.通制条格[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337-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