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贸易论文范文

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海外贸易论文范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宋元时期，随着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造船业与航海术发达，港口与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并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其中香料在海外贸易中数额巨大、品种繁多。本文试从史料记载、贸易发展、沉船遗址等多方面探讨宋元时期福建海外香料贸易的发展。

第一篇：海外贸易论文范文

从《萍洲可谈》看北宋的海外贸易

【摘要】 北宋末年朱彧的笔记《萍洲可谈》记载了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情况，包括市舶司的设置，进口货物的登记、征税、博买等贸易制度，商船出海的时间、习俗，海上航行情况以及海外大国三佛齐在海外贸易中的地位等，是研究北宋海外贸易的重要资料，也是了解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广州海外贸易繁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北宋经济的高速发展，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提高，指南针的广泛使用为海外贸易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统治者鼓励、推动以及实行有利于海外贸易的政策与措施是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保证。

【关键词】 《萍洲可谈》;广州;海外贸易

《萍洲可談》是宋代的著名的史料笔记，共三卷，成书于北宋末年。作者朱彧曾随其父朱服于北宋末年徽宗朝初期在广州生活过一年，目睹了广州的海外贸易情况，并将所见所闻记录在其笔记《萍洲可谈》中，从中可以看到北宋后期以广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情况。

据《宋史·朱服传》记载，朱服于徽宗即位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徙广州” [1]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先公帅广” [2]，崇宁元年（1102年）正月，朱服因作诗有“孤臣正泣龙髯草”句，而被监司定罪，不久“黜知袁州”[1]。从建中靖国元年到崇宁元年，朱服在广州不到一年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朱彧跟随其父有机会耳闻目睹了广州为中心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情况，包括对外贸易机构设置、人员管理、贸易制度、海上交通、航海风俗、海外国家等方面，是我们研究北宋海外贸易的重要资料，下面结合有关记载分述之。

一、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设置、官员及其职能

北宋中后期，以广州、杭州、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发展迅猛。为了更有效地管理对外贸易，宋朝在沿海地区设置“市舶司”作为管理商船、接待外商、征收关税、交易货物的主要机构。

《萍洲可谈》卷二记载，市舶司设市舶使行使职能，由“帅臣漕使”充任市舶使，“帅臣漕使”是指当地的安抚使与转运史。宋徽宗崇宁初年（1102年），广南东路的广州，两浙路的杭州、明州，福建路的泉州各置市舶官，而三方中“唯广最盛”。

朱彧记录了北宋末年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以及官员“市舶使”的设置情况，同时指出当时海外贸易最繁盛的港口是广州。广州是北宋设立最早、最为稳定、贸易量最大的市舶司，开宝四年（971年）春正月，“初置市舶司于广州”[3]，同时设置市舶使、市舶判官进行管理。宋代市舶司的职能包括验货、抽解（征税）、禁榷、和（博）买、发放进出口凭证、接待、管理外商、参与组织祈风典礼等。可见，北宋后期，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管理机构已经很完善，人员配置也比较齐全。

北宋中后期，海外贸易较为发达，朱彧在《萍洲可谈》卷二中详细地记载了广州市舶司对进口商船进行有效管理的程序与制度。海外商船到达广州港后停泊在市舶亭下，五洲巡检司派兵监视登记，这就是“编栏”;然后，市舶司官员“帅漕与市舶监官”验货及其征税，即为“抽解”，税率按照货物的数量与贵重程度收税，细色的珍珠龙脑等小宗货物按照十分之一的税率，而玳瑁、苏木等粗色大宗货物则抽十分之三的税。交完税后，经过政府“官市”和买，也就是“抽外官市各有差”，即各级官府收购之后，剩下的部分，商人可以自由出售。其中重及三十斤的象牙及其乳香等商品属于“禁榷”商品，也就是禁止自由贸易的货物，交完税后，全部由官府和买，“抽外尽官市”。因为“官市价微”便宜，有的时候还拿其他货物顶替，因此，商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尽量回避“官市”，因而将大块的象牙截为三斤以下。

市舶司严厉打击走私，只要未经“抽解”而私自携带货物进行交易，一经发现则没收其全部货物，所以商人不敢违背，“莫敢犯”。这段材料将商船进入广州港后进行货物交易的所有程序交代得清清楚楚，从“编栏”“抽解”“和买”到市场交易以及对走私严厉的惩罚措施，可以看到宋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完善。

为了有效管理外商，据《萍州可谈》记载，广州还设立外商集中居住区“蕃坊”，设置一名“蕃长”，“用蕃官为之”，也就是由外国人担当，管理“蕃坊”内的公共事务，还负责对外招商。同时，也规定了外商一旦违反了当地的有关规定，审判与惩罚的程序与措施。一旦外国商人犯罪，“诣广州鞫实”，由广州市舶司审问核实，罪轻者交由“蕃坊”自行处置发落，一般是“杖刑”。行刑时用藤杖“自踵至顶”抽打，因为外商（主要是阿拉伯商人）“不衣裈袴，喜地坐”，因此，以“杖臂为苦”，而“不畏杖脊”;“徒刑”（拘禁使服劳役）以上的罪行则由广州决断。

二、出海习俗

《萍洲可谈》中也谈及商船出海的情况，当时把商船出海称为“放洋”，船从广州“小海”出来，往南面到溽州，北宋政府还设了三个“望舶巡检司”，用来对付海盗，保护商船安全。商船去时，有寨兵护送商船出海，到溽州做最后的诀别，然后出海。所谓的“小海”是指“广州市舶亭枕水有海山楼，正对五洲，其下谓之小海”，古时，这一带江面开阔，有“小海”之称，溽州也就是今天广州台山市广海镇。商船历经艰险从海外回来到达溽州，就算安全了，大家聚在一起庆祝返航并由寨兵护送回广州市舶亭。

市舶亭上的海山楼是为了迎接或欢送外商而建，每年的十月，蕃船趁东北风回国之前，广州地方官和市舶司的官员，在海山楼上大摆筵席，欢送蕃商回国。放洋前，商船必须到“小海”取足量的水，用来海上使用，因为只有“小海”的水易于保存不腐坏。如果不是“小海”的水或“汲井水”，“久则生虫”。商船出海以及回来皆因风向而定，“舶船去以十一月，十二月，就北风;来以五月，六月，就南风”。每年的五月，地方官都要举行祈风仪式，保佑商船顺利回程，“广帅以五月祈风于丰降神”。丰隆神是掌管广州海上安全的神明，每年的五月，为了保障商船出海返航时的顺利，都要在丰隆神庙内举行祈风仪式。北宋政府官方主持的祈风仪式使得祈风活动由民间习俗向官方活动转变。

商船出海后要经历许多风险，因此，商人常常寄希望于“蕃僧”，因为，传说海上航行遇到危险的时候向空祈祷，这些蕃僧“见于空中，无不获济”，回到广州后，为了感谢蕃僧的保佑，设“罗汉斋”供僧人食用以酬谢。

三、海上航行情况

海上航行时，商船是如何管理的呢？沿途各国又是如何对待商船的？海上航行会遇到哪些紧急情况呢？大海航行中又是如何辨明航向的呢？诸多问题，朱彧在《萍洲可谈》中都有记载，此书为我们了解宋代的海外航行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向为学界所重视。出海经商的船舶一般都很大，“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因为“船大人众则敢往”，主要是海上有海盗，经常抢劫那些去往别国或迷路的商船，不但“尽没其舶货”，而且还把人也卖掉，因此，船大人多，抗风险能力强。另外，沿途所经海外诸国“虽无商税”，没有固定的“抽解”制度，但却必须“献送”，也就是强行拿走一部分，所以船舶小则获利微。

航海期间，为了便于管理，每艘船上推举“巨商”作临时管理人管理船上事务，名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市舶司给这些管理人凭证，他们可以用“杖刑”处罚违纪之人，甚至没收死者的财货。在大商船上，每个商人“得数尺许”的地方，下面用以贮物，晚上则卧其上休息。“货多陶器”“无少隙地”。

行船過程中也会遇到许多风险，海中航行不怕浪高风急，最惧“靠阁”“凑浅”，所谓“靠阁”“凑浅”就是船只搁浅，这是海上航行的大忌，后果严重。有时船忽然漏水，则“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海上航行还会遇到“长百十丈”的锯鳖，此鲨鱼“鼻骨如锯”，能很容易地将船舶截断“如拉朽”。甚至还有“蛟龙”出没，这个蛟龙应是体型庞大的鱼，甚至鲸鱼或鲨鱼，凡此种种都非常危险，多不得脱险。

海上航行最重要的是把握航向才能到达目的地，船上的“舟师”识地理，采用多种方法辨别航向，夜晚“观星”，白天“观日”，阴天晦日不见日月则依靠“指南针”，这是我国古代航海史上运用指南针的最早记录。甚至有的时候“以十丈绳钩，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可见，“舟师”有丰富的航海经验，这也是宋代航海技术发展的有力见证。

四、海外贸易的货物

宋代与中东及南亚等国的贸易商品主要是香料和瓷器，分为出口与进口。从《萍洲可谈》的记载来看，进口的货物主要有珍珠、龙脑、玳瑁、乳香、象牙、苏木、檀香等高档奢侈品，三佛齐“地多檀香，乳香，以为华货”。据宋代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大食各国所产的珍珠、乳香、木香、象牙等，“多运载于三佛齐贸易，卖转贩以至中国”[4]。

出口的货物以瓷器为主，还有金器、银器、锡器、铁器、铜钱、漆器等，“货多陶器，大小相套”，这些瓷器经广州运到南亚、印度、北非等地。2012年从中国南海打捞上来的宋代“南海1号”沉船中有大量瓷器，包括福建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窑及龙泉窑等著名窑口的精美瓷器，所藏瓷器可达八万件。从中可窥见北宋末、南宋初中国瓷器经“海上丝绸之路”外销的盛况，这恰恰验证了朱彧《萍洲可谈》的记载。

五、海上交通中转站——三佛齐

据《萍洲可谈》记载，在南海有许多国家中，其中三佛齐“最号大国”。三佛齐，又称室利佛逝，在宋代，三佛齐的势力范围包括今天马来半岛中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爪哇岛一带。宋代所跨的十世纪至十三世纪，正是三佛齐达到鼎盛时期，成为首屈一指的南海强国和东南亚商业中心。从朱彧的记载中可以得知，三佛齐是北宋末南海诸国中势力最强的大国，“有文书”说明有自己的文字，“善算”，能预知“日月蚀”，说明数学、天文学较发达，多产檀香、乳香等香料。三佛齐处在“诸蕃东西水道之要冲”[5]是南亚、西亚进入中国的必经之路，三佛齐运送乳香至中国，因“香系榷货，抽分之外，尽官市”。三佛齐运往中国的乳香是宋朝禁榷的商品，因此，全部是“官市”博买。

三佛齐处在大食诸国与中国中间位置，不管从大食诸国到中国，还是从中国到大食诸国，必至三佛齐“修船，转易货物”，因此，促进了三佛齐经济的发展，“故号最盛”。朱彧的记载点出三佛齐在东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三佛齐处在阿拉伯各国到中国的中间必经之地，因为距离较远，从中国去往阿拉伯各国的船只必须在三佛齐做修整、补给，该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三佛齐是宋代中国与南亚、大食诸国海上丝路的交通节点。

综上所述，朱彧《萍洲可谈》涉及北宋末期海上贸易情况，包括外贸机构的设置、出海时间、习俗，海上航行的情况，北宋政府对外商的集中管理，商品交易的细节等多个方面，记载甚为详细、全面。《萍洲可谈》中有关记载并没有出现在《宋史》中，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关注。

《萍洲可谈》所记载的北宋中后期广州的海外贸易情况反映了北宋港口贸易的辉煌成就。唐代主要有四大港口，即广州、交州、泉州、扬州，而宋代的港口由南向北，以广南、福建、两浙为中心形成大小不一，层次各异的港口，两浙路以杭州、明州、温州为代表。福建路主要是泉州港，北宋中叶，泉州是“蕃舶之饶，杂货山积”[6]的繁华海港。广南路主要有广州、潮州、钦州、琼州等港口，其中广州港是全国最早设立市舶司的港口，“自北宋初起，广州外贸规模就一直遥遥领先，宋代经济价值最高的乳香、犀角、象牙等舶货主要产自南蕃各国，广州是宋朝获得这些舶货的重点地区。”[7]

在北宋，广州港每年收入占全国市舶总收入的80%以上，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明州、杭州、广州市舶司博买乳香共计354449斤 ，其中“明州所收惟4739斤，杭州所收惟637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348673斤。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 [8]元丰三年（1080年）颁布的“市舶条”甚至规定发往南海诸国贸易通关之权集中于广州。可见，广州港在全国海外贸易中的地位。

北宋中后期，广州海外贸易的繁盛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宋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与航海技术的进步是海外贸易发达的客观因素。北宋打破了唐代的“坊市”制度，居民区与市场区有机融合，宋前封闭的“市”变成了开放的“市”，坊市融合促进了商品流通，在方便市民的同时，北宋的城市经济走向了繁荣，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经济繁荣促进海外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北宋是古代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高度发展的时期，造船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海船的质量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载重量大大增加，制造技术也有许多创新，船的抗沉性与强度得到大幅提升，更有利于远洋航行。指南针运用于航海，使航海业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仅靠星宿与地表目标辨别方向不能满足全天候的航海需要，对于深海航行，指南针变得非常重要，从文献记载来看，指南针在航海中使用最早的是北宋，《萍洲可谈》是指南针使用最早的文献记录。造船业的飞速发展，指南针的广泛运用，使航海活动更加安全和准确，为海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技术保障，推动了宋朝对外贸易的蓬勃兴起。

海外贸易给北宋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北宋政府打开国门，大力鼓励海外贸易，建立了完备的贸易管理制度，在广州等主要港口建立市舶机构，政府主持祈风与祭海仪式，鼓励民间商人与海外商人贸易，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贸易发展的措施。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致力于营造良好的招商环境，制定了吸引外商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法规政策。

总之，北宋经济的高速发展，造船与航海技术的提高，指南针的使用，为宋代的海外贸易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统治者鼓励、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实行有利于海外贸易的政策与措施是宋代海外贸易发展的保证。朱彧《萍州可谈》的记载就是最好的见证。

参考文献：

[1]（元）脱脱.宋史（卷347《朱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004.

[2]（宋）朱彧著，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2）[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3.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M].北京：中华书局，1979：226.

[4]（宋）赵汝适.诸蕃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89.

[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M].北京：中华书局，1999：86.

[6]（元）脱脱.宋史（卷330《杜纯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8520.

[7]章深.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J].广东社会科学，1995，97（5）.

[8]（清）梁廷枏总纂，袁钟仁校注.粤海关志（卷3）[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37.

作者：刘祖铭

第二篇：宋元时期福建的香料与海外贸易

【摘要】 宋元时期，随着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位于东南沿海的福建造船业与航海术发达，港口与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并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往来，其中香料在海外贸易中数额巨大、品种繁多。本文试从史料记载、贸易发展、沉船遗址等多方面探讨宋元时期福建海外香料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 宋元；福建；香料；海外贸易

宋元以来，各时期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北宋时期，宋太宗曾派使者“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番”[1]。南宋时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影响，全国税收总数大降，朝廷财政收入受挫，这迫使南宋政府不得不致力于发展海外贸易。南宋政府曾采取奖官的办法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如《宋会要辑稿》载：“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番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的，拥有天然的海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福建宋元时期对外贸易较前代更加繁盛，进口香料数量也大幅度增加。本文试从文献记载、港口发展、遗址发现等方面来探索宋元时期福建的香料与海外贸易。

一、宋元时期福建造船技术与航海术的发展

福建先民沿海而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制作舟楫。至宋元时期，福建的造船业发展迅速。当时，福建所造的船只数量多、船型大，而且设备精良，性能好，适于远洋航行，其造船工艺技术在中国位居前列，“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2]。此外，在朱彧的《萍洲可谈》、吴自牧的《梦梁录》、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都有关于福建海船的坚固性、稳定性、水密隔舱技术等相关内容的描述和记载。宋代官府还专门在福建设“造船指挥所，所费甚广”[3]。

福建泉州的造船业发达，宋人谢履的《泉南歌》中曾提及“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船通夷域”，元代也曾有“中书遣使者造海舟十五艘，期五十日成”的记载。[4]1974年，在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土一艘宋代沉船（图1）。其船型为沿海四大船型“福船”类的前身，它是一艘尖底造型、多根桅杆、三重木板、隔舱数多、容载量大、结构坚固、稳定性好、抗风力强，宜于远洋航行的海上运货船。[5]该船是福建本地制造[6]，水下残长24.2米、最大残宽9.15米、残深1.98米，复原后其长度应为34米、宽度为11米、深度为4.21米。[7]

此外，福建的福州、漳州等地也是先进的造船中心，绍兴二十九年（1159），“沿海八县造六十只，费五万余缗”[8]。福建宋元时期造船技术已达到了很高水平，连“金人所造战船，系是福建人，北人谓之倪蛮子等三人指数（教）打造”[9]6。

福建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术的进步，为宋元福建海外香料贸易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宋元时期福建各港口海外贸易情况

宋元时期，由于造船技术和航海术的发展，福建的海外贸易达到空前繁荣，泉州港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大港之一。出海贸易的除福建海商外，还有不少外国商人，“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0]。“雍熙年间（984-987）有僧啰护哪航海而至，自言天竺国人。”[11]86南宋人赵彦卫记载，在宋宁宗开禧（1205-1207）之前，大食（阿拉伯）、波斯、三佛齐、占城、高丽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船都常到泉州贸易。[12]

福州虽不及泉州繁荣，但在宋代也是海外商船经常出入之地，天禧三年（1019），“马亮言，福州商旅林振自南蕃贩香药回”[13]。古诗中也出现形容福州海外贸易盛况的诗句，如“南来海舶浮云涛，上有游子千金豪”[14]。漳州在海外贸易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诏，闻在京及诸州府人民或少药物食用，今以下项香药止禁榷广南、漳泉等州舶船上，不得侵越州府界，紊乱条法。如违，依条断遣”[13]。

泉州、福州、漳州各港口的发展为福建海外香料贸易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其中又以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最为繁盛，大量香料通过这些对外贸易港口进入福建。

三、福建宋元海外香料贸易概况

据《诸番志》《马可波罗游记》等相关书籍记载，当时我国海外贸易交往已经畅达东西两大洋，东至日本、朝鲜，南往菲律宾、占城、新马南海诸国，西抵波斯、阿拉伯和东非等地。而这时从泉州港出发的贸易航线主要有东、南两条，往南，经南海，越马六甲海峡，过苏门答腊，横渡印度洋，再经印度南端，越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的阿拉伯各国和非洲东海岸的许多地区；往东，经明州越东海、黄海到高丽（朝鲜）和日本诸岛（图2）。宋代与泉州贸易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分布于东亚、南亚、西亚、东非[15]，泉州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到元代则发展到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在对外贸易的商品中，香料数量较大[16]，建炎四年（1130），泉州抽买乳香13等、86780多斤。[17]4537-4538而福建地方政权向中央进贡的贡品中也有香料的相关记载，建隆四年（963）陈洪进向北宋朝贡，“是冬，又贡白金万两，乳香、茶药万斤”[18]。以下就福建与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香料贸易情况作简要介绍：

（一）与高丽的香料贸易

福建与高丽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海上交通，商人贸易往来频繁。《高丽史》记载，自1012年到1278年的266年间，宋商人赴高丽者达129回、5000余人。据《诸蕃志》中所载，新罗（即高丽）“地出人参、水银、麝香、松子……”，其中就有香料商品。除海外香料贸易外，朝贡也成为香料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如，“元至大元年（1308），马八（儿）国王子孛哈里遣使来献银丝帽、金绣手箔、沉香五斤十三两、土布匹……”[19]。

（二）与中南半岛的香料贸易

中南半岛的占城“地产名香、犀象、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绝少，无羊豕蔬茄，人采香为生”[20]。香料是占城对外贸易商品之一，其输出香料主要有暂香、乌里香、生香、亚湿香、除佛手香、麝香木。占城与福建贸易往来频繁，北宋泉州商人邵保先至占城贸易[21]，后又“以私财募人之占城”[22]。连占城向宋朝“朝贡”时，都是福建海商充当向导，使臣和朝贡的物品也都是搭乘福建海商的船只而来。绍兴二十五年（1155），占城进奉到泉州的香料包括沉香390斤、附子沉香150斤、上笺香3690斤、中笺香120斤、笺香头块480斤、笺香头239斤、上速香3450斤、中速香1440斤、象牙168株、澳香300斤、犀角20株、玳帽60斤、暂香120斤、细割香180斤、乌里香55020斤。[13]

中南半岛的另一个国家真腊也是久负盛名的香料生产地，其盛产的香料主要有沉水香、黄熟香、速香、暂香、生沉香、生香、安息香、除脂拂手香、麝香木、金颜香、笃耨香。香料是其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之一。北宋政和年间，来自真腊的南蕃舶抵泉州贸易。[23]元代与真腊的海上航路依然保持通畅，“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期境也”[24]。

（三）与马来半岛的香料贸易

位于马来半岛的佛罗安、登流眉、单马令等地也与福建有着密切的海上贸易往来。佛罗安出产速暂香、降真香、檀香等；登流眉出产白豆蔻、笺香、沉香等；单马令出产降真香、速香、黄熟香头等；彭坑出产黄熟香、打白香、粗降香；凌牙门、丁家庐出口降真香等；吉兰丹输出粗降真香。[25]

（四）与马来群岛的香料贸易

马来群岛的三佛齐是福建商人海外贸易的中转站，是沟通中西贸易的交通枢纽。“在泉之正南，冬月顺风月余方至凌牙门”[26]，三佛齐“地亦产香，气味腥烈， 较之下岸诸国，此为差胜”[27]。两宋时，阿拉伯的大食国将上等香料运往三佛齐，三佛齐再将这些香料销往中国。（1）

阇婆是东南亚最强盛的国家，出产的香料有檀香、茴香、丁香、降真香、胡椒、肉豆蔻等。北宋初年，有建溪“主舶大商”毛旭多次到阇婆贸易，并且，由于毛旭的鼓励和引导，阇婆统治者于淳化三年（992）派遣使团前来宋廷朝贡。[28]14092《元史》说，中国商人赴爪哇，“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后至其国”[29]4664。

除三佛齐、阇婆外，须文达剌的粗降真、蔷薇水，渤泥的降真香、玳瑁香、沉水香、龙脑香、速香、暂香、蕃沉香，文老古的丁香等香料都是与福建进行贸易的商品。

（五）与南亚的香料贸易

宋元时期，泉州与印度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海上贸易往来。香料贸易商品有来自南毗的乳香、木香、胡椒，古里佛的胡椒、蔷薇水、乳香，细兰的粗细香，朋加剌的丁香。福建海船“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苏门答腊西北）博易住冬”，待到第二年，再乘印度洋东北信风而至印度、阿拉伯诸国。[30]

（六）与西亚、非洲国家的香料贸易

南宋时期，泉州港兴起，大量来自阿拉伯的商人到泉州经商和定居。绍兴年间（1136），“大食蕃国蒲罗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31]。从大食输入的香料有金颜香、血碣、没药、龙涎香、蔷薇水、栀子香、丁香、苏合香、安息香、乳香。

东非的索马里一带是香料、象牙的重要产区，素有“香料之角”的称号。赵汝适在《诸蕃志》中称柏培拉为“弼琶啰国”，说它“……产龙涎、大象及大犀角……亦多木香、苏合香油、没药、玳瑁至厚，他国悉就贩焉”。该地出产的香料通过阿拉伯半岛的港口及三佛齐，运至泉州、广州等港口。[25]

由上，宋元时期与福建有香料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众多，主要来自占城、三佛齐、渤泥、阁婆、真腊、大食等，进口的香料的数目也相当可观。宋元时期，福建的海上贸易达到鼎盛时期，香料是贸易的大宗，它们通过海上贸易或朝贡的方式进入我国，而福建作为海上交通要道，为香料的输入提供了便利通道。

四、从宋代沉船看福建香料贸易

前文提及的1974年泉州湾后诸港出土的宋代海船，被称为宋末元初时期的“香料船”[5]，该船中发现的香料实物和数量为我们再现了宋代福建海上香料贸易的辉煌。这艘运货船发现的香料木和药物数量很多，其中香料、药物有香料木、胡椒、槟榔、乳香、龙涎等，又以香料木最多，胡椒次之（图3）。

香料木出于全船各舱，出土的香料木总重量（未经完全脱水）达4700斤，经初步鉴定，有降真香、檀香、沉香等多种。胡椒出于船舱底部的黄色泥渣中，已收集的有5升左右。出土最多的香料木和胡椒等都是我国从南洋诸国进口的大宗货物。[5]胡椒是当时海外贸易进口的重要商品之一，往往利润丰厚，东南亚爪哇等地是其重要集散地。元代运抵泉州的胡椒“数量非常可观，但运往亚历山大供应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见细，恐怕不过它的百分之一吧”[32]。

此外，香药也是主要的贸易品种，香药为香料所制作，笔者认为应属香料范畴。《宋会要辑稿》载：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从占城运进泉州的商品，仅香药一项即有沉香等七种，共六万三千三百三十四斤，玳瑁六十斤之多。宋朝初年，泉州进口的香药种类达44种以上。[13]南宋绍兴三年（1135）进口香药约200种。[33]元代《马可波罗游记》中说到：“爪哇产黑椒、肉豆蔻、荜登茄及其他种种香料。……刺桐及蛮子商人在此大获其利。”这艘海船出土的大量香药与这一时期相关资料的记载吻合，为研究宋代福建香料贸易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五、小结

宋元时期由于全国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政府大力扶持和发展沿海的对外贸易，位于沿海的福建地区在这一时期造船业发展迅速、航海技术发达，开辟了多条远洋航线，这都为海外香料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迅速崛起的福建泉州港，商贾云集，海外贸易兴盛，与众多国家和地区有着贸易往来。不论是史料记载还是在沉船发掘中，我们都可以看出香料在海外贸易商品中品种多、数量大，经多条海上贸易航线进入福建地区后，转而向中原地区销售或是以贡品的形式进入中原王朝，成为皇室贵族的专享物。上层贵族对香料的喜爱也促进了海外香料贸易和朝贡贸易的发展。

注释：

（1）据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志物·乳香》载：“乳香一名熏陆香，出大食之麻啰拔、施曷、奴发三国深山穷谷中。其树大槩类榕，以斧斫株，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成块。以象辇之至于大食，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故香常聚于三佛齐。”同书卷下《金颜香》载：“金颜香正出眞腊，大食次之。所谓三佛齐有此香者，特自大食贩运至三佛齐，而商人又自三佛齐转贩入中国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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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沁

第三篇：宋代海外贸易与传统对外经济模式的转型

摘要：在两宋政权统治的三个世纪中，我国的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海外贸易也远远超过了前代进入了高峰时期，它不但给宋朝提供了可观的财政收入，也与传统的中国社会彼此有着深刻的影响。海外贸易的繁盛不但使中国千年的传统贸易商路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也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中原王朝传统的对外经济模式的走向。使着宋朝的商业流通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奇特的质变，堪称是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关键词：宋代 海上丝绸之路 对外贸易 经济模式 市舶司

笔者选题的意义旨在通过个案研究探讨宋朝海外贸易与中国传统外贸格局演变的相互影响。宋朝繁盛的海外贸易实现了我国对外贸易重心的转移，巩固了我国在海上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奠定了我国古代海上贸易的基本范围，与宋朝商业经济、社会生活、思想内容等方面有着较为深刻的相互作用，对于中国沿海经济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它极大地适应了唐朝以来中国经济地理的变迁与社会发展的走向。上承盛唐之韵，下启大元之声，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社会迈进的步伐，甚至有可能促进其转型，它的影响涉及中原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且绵远悠长、意义重大。笔者认为其当时的功效甚至可能与今天的对外开放相互媲美，只是限于世界历史形式与具体国情的不同未能有效地改善中央政府的政治地位。但无论如何，宋代繁盛的对外贸易是毋庸质疑的，而且影响之深远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

前人对此研究的范围方面已经涉猎很广很深，宋朝海外贸易的研究自二十世纪初即受到史学界的广泛关注。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与藤田丰八曾就中国宋朝的贸易港口和贸易制度进行系统探讨。国内学者诸如陈尚胜、吴泰等对于宋朝海外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但都局限于贸易制度的硬件方面，对于它与宋朝社会本身的相互影响提及较少。唯有郑学檬先生《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和黄纯艳博士在《海外贸易与宋代海南岛商业的发展》一文中阐述了海外贸易对国内部分沿海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商品生产的增加、农产品商业化的论证，但纵观宋史研究的总体而言，对海外贸易与宋朝商业经济、外贸模式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探讨并不深刻。

针对宋代海外贸易与中国传统外贸经济模式转变的相互关系，笔者对其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梳理。

一、传统商路贸易重心的转移

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黄帝游手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的传说，在先秦时期，通过陆海两路，我国的古代先民们就已经同境外国家、民族展开贸易往来了。

陆路贸易与海上贸易在中国古代的起始时间大体相同，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两种途径的贸易往来也都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的。西汉武帝之后才正式有了“楼船高十余丈”“大艑所出，皆授万斛”的海上交通贸易往来，即“海上丝绸之路”。

但无论是在西汉中期或是之后，两种途径贸易的发展速度却有很大差别。东西方交通路线已经形成，农业、手工业成品与技艺的传播也通过河西走廊在中亚辗转进行。偶发性的海外贸易活动也时有进行但始终不占主导地位。陆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后，自玉门关出西域的南北两道上的商使交属，想望于道。两道并进，络绎不绝，而海上的交往常常是政府使节和勇敢应募者的行为，辗转循案而行，还担心有蛮夷“剽杀人”从而导致“又苦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未还”几乎无人问津的凄清局面，比起西北陆路贸易盛况相差甚远。此后是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期还是隋唐的同一时代，西北陆上丝路并没有阻断，而且规模相比从前都有了较大的扩充，虽然南方六朝的统治下海上贸易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经济重心、政治中心毕竟还在北方，而曹魏、西晋、北朝各政权对外交往仍通过西北的陆上通道。在隋唐统一之后，西北丝路发展的速度更加迅速，因为它们政治中心和主要经济中心仍在北方，特别是作为最大的政治中心与消费中心的首都长安城处于关中，更有利于西北陆上贸易的发展。安史之乱后，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海上贸易发展很快，其中市舶使的派遣就可以说明海上贸易有了与前代完全不同的规模与意义。但它仍属使职差遣性质，并不像西北陆上的互市监那样是管理贸易的专门机构。

故而宋朝之前的陆路外贸历史比海路要丰富的多，到了宋朝，财赋重心与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已经发展到了后期，江南的农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加之五代以来开封城已代替古都长安洛阳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也随之东移，这给海外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不仅使出口商品的供给地转移到了距离港口更近的东南沿海地区，与经济重心南移相伴随的政治中心与消费中心的东移和南移使对外贸易的主要消费市场更接近贸易港口；而且日益繁荣的南方经济也为进出口贸易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腹地与市场空间。所以，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政治中心东移，消费中心南移不仅为宋代海外贸易的日益繁荣奠定了基础，而且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贸易重心的东移。从此以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把独占了千年之久的龙头地位让给了东南海上贸易，陆路丝绸之路往日的辉煌逐渐远逝，以致此后再没有出现。后人有语甚为精湛：“有宋之兴，东南民物康宁丰泰，遂为九围重地，夺往古西北之美而尽有之。是以邹鲁多儒，古所同也，至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诛泗寂然也；关辅饶谷，古所同也，至于宋朝则移在江浙之间，而雍土凉矣”。

二、贸易重心转移后的新现象

传统商路贸易重心的转移表现有很多，其中有五个方面最为重要：

一是进出口商品的主要产地转向了东南地区，苏浙、两广等路的沿海地区，各色各样的外贸港如雨后春笋般沛然而兴，浩瀚的货物通过这些港口吞进突出，其中进口品的运输和销售，出口品的生产和供给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对东南沿海地区城镇的兴衰，交通的发展，市场的发育以及经济结构的变迁都有显著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特别是最能代表中国手工业的瓷器生产主要集中到了沿海地区。例如一种受波斯金属器形制影响的凤头壶，主要是适应丝绸之路的出口需要。宋代主要在廣东和福建的窑址出土，“而在北方宋代窑址中迄今未发现风头壶标本。这与广州、泉州贸易港的对外繁盛贸易有关，同时也看出唐代陶瓷输出是沿西北丝绸之路，宋代以后转移到了海路。”仅次于陶瓷的丝织品外销主要也是由东南沿海市镇供给的，当时福建的丝织品大多运往海外，“凡福之绸、漳之纱绢、泉之蓝……其航大海而去着，尤不可计。”海外贸易这个巨大的市场鼓舞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为生产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比起西汉丝绸之路上“金张掖，银武威”的河西四郡，其繁华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它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反过来也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对沿海城市地区经济结构变化的驱动力很大。一些沿海城市在外贸的促进下出现了专业的生产，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产业链。

二是海路日益成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以及海外诸国交往的主要通道，宋朝出海的船舶非但只是去发展贸易与寻找财富，在政治军事的应用中也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宋徽宗从政和七年（1117年）起，先后数次派人从登州渡海到金，相约夹攻契丹。并于宣和二年（1120年）订立海上之盟。南宋大将张俊也曾派部下出洋，从而求得巨大的海外财富。

三是海上贸易的收入已经具有一定的财政意义，宋政府每年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几十到几百万的收入。宋高宗也曾经说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虽然贸易利润的绝对数量还很有限，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也屈指可数，但贸易品作为一项市场上新兴的大宗商品，需求在日益扩大，成为政府调节市场、调动商人的有效手段，起到其他商品所不及的作用。所以早在北宋初年太宗、仁宗就格外重视，并由南宋统治者所继承。

四是管理海上对外贸易及进口商品营销的整套机构，即市舶司的设置都是根据海上贸易的需要进行的，宋初多由知州兼任。元丰三年改设专官，称提举市舶司，主要职责是“掌蕃获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这样，市舶官职就成为招财聚宝的肥差，极容易衍生贪污舞弊。宋政府对此深有了解，它一方面采取相应的改革举措使市舶事务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又严格规范市舶官员的铨选与考课，规定惩罚条例，采取各种措施激励并监督市舶官员，促进贸易的发展。

五是造船业、航海技术、航海经验在宋代的进步大为加快。无论是对于海外贸易还是东南漕运，船舶的功能是不容忽视的，而东南沿海对外经济模式的转型与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提高是息息相关的。在两宋时期海船在制造技术上有了不少创新，船体更为坚固，防摇减摇，吨位更重且吃水更深，而且指南针运用于航海，特别是航海者航海经验的日益丰富。他们掌握了东至日本、高丽，南至南洋诸国的季风规律，使当时的海运能力大为增强。海运相对于陆运的优势也来越得到较好的体现。海外贸易在航海条件的进步下极大地降低了风险，更扩大了贸易规模，降低了贸易成本。使海上贸易成为比路上贸易更有利可图的事业。一艘海船所载货物常常要超过几支大型路上商队的贸易量。明代邱濬曾比较两者的成本，“河槽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省陆运之费省什七八”海上贸易的规模和发展潜力是路上贸易无法比拟的，这既是贸易中心转移从陆路到海路上的新现象，有极大的推进了商路演变的进程。使之后两种外贸途径的反差呈现了一边倒的趋势。

三、从厚往薄来到争利市舶

在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是一个特殊的经济行业，但相对于自然经济它始终是农业社会中的一个边缘行业。由于它巨大的流通性和对自然经济的巨大瓦解力，常常受到中央政府的强力限制。又由于它是对中国仰慕的海外各国分享辉煌的华夏文明的途径，所以常常被封建统治者作为政治外交的重要辅助手段。但在两宋时期，这些特点表现的并不明显，它成为一个海外贸易发展新时期的开端。所以，宋代作为对外贸易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当之无愧。

从贸易政策发展的历史演进看，历代封建政府对海外贸易的控制是逐步加强的。汉唐时期海外贸易规模比较有限，而贸易政策始终是开明和宽松的，优待来华的外商，惩治干扰贸易的官員，始终没有对海外贸易实行限制。宋朝时期中央政府虽然积极鼓励海外贸易的发展，但也力图通过系统严密的市舶调法将海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最大限度的获取市舶利益。简单的说，宋朝对海外贸易政策的特点是既鼓励又控制。对于海外贸易的重视大大强于前朝，从政府到民间的海商的思想也发生了改变，大体上就是从前代的“厚往薄来”转化为注重实际效益。这也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决定的。

在宋代之前几个较稳定的封建王朝里，无不奉行大一统的原则，把四夷怀服视为国家的荣耀，在经济交往中本着“不与蛮夷争利“的出发点，厚往薄来，轻视经济效益，重视万国宗主的虚名。海外诸国乐于获得丰厚的回赐，争相朝贡。

但是这种“外藩幅凑中国，亦壮观一事矣”的宏大场面的背景到了宋朝有了较大的演变，宋朝严格限制朝贡贸易以减少回赐。因为宋政府始终面临北方强邻的军事威胁，国内的政府效能低下造成了三冗沉重，加上连年战争的损失和巨大的“岁币”负担，宋政府的外交政策显得收缩被动，无法再国际中树立崇高的威望，所以它不再向唐王朝一样是亚洲最大的宗主国，也大大缺少了唐朝统治者的华夷气度，无缘享受万国宗主的荣耀。

在对外贸易的态度上，宋政府一改前朝“厚往薄来”“示以绥怀”的态度和行为，也并没有企图通过对外贸易宣示天朝声威，虚骄观念大为改变，转向的是比较实际的经济效益。宋高宗曾经说过：“市舶之利，颇助国威，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

不过，这一变化对海外贸易的发展并非完全不利的。它同时也使宋政府少了很多重义轻利陈规的约束，付出的贡赐贸易的代价也少的多。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宋政府较其他王朝更多地以功利的目的对待海外贸易，对待南洋诸国、日本等都是来者不拒，并积极投身于进出口商品的营销中去，大并以此大大促进了国内外商业的发展。

宋朝的贸易政策相对宽松，政府制订了管理海外贸易的系统制度即市舶法，并且积极鼓励民间商人出海贸易，对贸易成绩突出的商人给予减税、授官等奖励，对于市舶司的官员也制订了相应的奖惩措施，而且首次被纳入正式的官僚体系之中。总之，宋政府扮演的中原王朝实现了从厚往薄来到争利市舶的演变，它希望通过海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所以积极主动地鼓励外贸发展。

宋政府积极主动的外贸方针和收缩被动的政治外交方针似乎并不协调，但纵观大的历史环境，双方是并行不悖的，因为宋代是中原王朝里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代，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斗争中处于下风，不平等的盟约更是令其出让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权利。宋政府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尽力增加财政收入，以豢养庞大的军队。所以当宋朝统治者看到了前朝所忽视外贸收入时，干脆大大改变了以往的对外经济模式，将市舶收入作为一大利源。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宋政府打开国门，大力鼓励海外贸易，广泛的增加外贸的港口，同海外诸国公平平等地进行贸易，这样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结语

两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东移和消费重心的东移南移，中原王朝对外贸易的重心发生了极大演变，这一方面可以归结为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又要很大归功于宋朝统治者积极的外贸政策。在封建小农经济占主导的中国古代，如此积极而又宏大的贸易实在为数不多。

宋朝繁盛的海外贸易很大程度上依赖贸易商路重心和政府对外态度的改变，沿袭千年的传统对外经济模式有了很大的改观。宋政府一改前朝“泱泱大国”的身份，以一个正式的贸易国身份积极参与对外贸易，不但宋朝本土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外国商人也在贸易港受到了较为合理的抚恤与保护，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所少有。据传国外一位用计量是学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估算，按购买力而言，宋代的人均GDP达到了520美元，是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中最高的。由此可见宋代之富裕可见一斑，所谓“积贫积弱”“三冗沉重”等只是政府效能与政权力量问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直接关系。在两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较之唐代已经有很大提高，抛去国防虚弱的因素，宋朝的综合国力应在唐朝之上的。在海外贸易方面自然有很深的体现。

宋朝的市舶收入较之前代有了很大增加，宋政府从海外贸易中获利途径是多样的，海外贸易在宋代财政上的影响不容忽视。即使如此对于宋政府的财政困难亦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回天之力，更没有改变宋政府在与民族政权斗争中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封建小农经濟占主导的地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宋朝所处政治环境影响的，更直接的是由于统治者的挥霍浪费与不思进取，新兴的海外贸易最终没能促进宋朝的社会转型，也没有挽救两宋王朝灭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最终命运。

南宋王朝灭亡后，元朝政府基本上继承了开放的国策，使中国社会得到了较大发展。令人痛心的是在西欧资本主义萌芽茁壮成长的16世纪及以后，那时统治中国的政府并没有发扬宋元开放的对外方针而是转为保守，宋朝繁荣的海外贸易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了，宋朝积极的对外经济模式又重新被更改，并且趋于封闭，成为中国落伍于世界的先声。当然这是后话，不过每次回首宋朝对外贸易的繁盛时，都是有所触动的，宋朝真的堪称是中国贸易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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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阳（1990年—），河北保定人。西北民族大学2013级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作者：李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