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论文

摘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与之相随的是区域差距这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共同问题。控制区域差距扩大，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来自基于政府政策选择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区域财政和税收政策针对的是区域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发展失败领域的调整和引导优先发展区域的优势，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的快速发展。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明清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明清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论文 篇1：

借多重史料拨开“重农抑商”之迷雾

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完整的社会经济运动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组成。“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1]因此，对于社会生产来说，商业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特性，商业规模被限定在较低的水平上。中国古代的“抑商”政策“对生产过程中的交换环节影响较小，而对分配环节作用较大，即社会剩余劳动如何在剥削阶级内部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它在本质上是减少私商所获社会剩余劳动，扩大国家所得份额，即国家从私商那里夺取商业利益”[2]。基于此，笔者尝试从国家税收变动的视角来进行教学设计，引导学生探讨和解释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变化。

由于历史解释以历史叙述为表现形式，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包含史实和解释两部分，对同一历史事物的叙述会有不同的解释。基于此认识，设计了课堂的导入：

当代历史研究者关于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三种完全不同观点：（1）中国古代长期采用抑商政策[3];（2）中国并非是实行一以贯之的抑商[4];（3）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大部分重商[5]。设问：“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引导学生带着疑问回到史料和教材，并指导他们画出“抑商之变的时空轴”。

一、探抑商之源

以战国时期商鞅对待农业和商业的态度为切入点，引导学生以史料为依据，历史理解为基础，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抑商”概念进行历史解释。

农、官、商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合法的谋生职业） 。农辟地，商致（流通）物，官法民。

—— 《商君书·弱民》

根据以上材料提问：商鞅眼中的农商关系？ 学生回答：商业与农业同等重要。教师进一步提问：那么既然商业与农业同等重要，是社会经济发展运行不可或缺的，商鞅为何实行抑商政策？引入下一段材料：

言谈游士事君可尊身也、商贾可富家也、技艺足以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去农……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荒。

——《商君书·农战》

学生可从材料得出商鞅抑商原因：“民去农，不守战，土荒，农殆”，老师加以拓展：农业是当时国家的战略产业和经济支柱，农业人口的多少决定国家赋税收入的多少，商业冲击农业以及可能诱导人们去农从商，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基础。但是商鞅也看到“商致（流通）物”的作用，那么如何发挥“商致（流通）物”作用，又确保小农经济的基础地位？老师继续展示史料：

使商无得籴（买进粮食），农无得粜（卖出粮食）……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

——《商君书·垦令》

设问：商鞅如何抑商？通过研读史料，你对抑商概念有哪些新认识？引导学生分析史料、分组讨论得出结論：（1）战国秦汉时期抑商是抑制民间商业，将商业利益集中于国家之手，退私商而进官商。重农是目的，抑商是手段，必要时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

围绕抑商原因的话题，老师引导学生再次解读古代抑商的概念。

中国古代抑商概念亦有另一层含义：（展示战国、汉代和唐代有关商人的三则史料）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

——韩非《五蠹》

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困辱之……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 《史记·平准书》

工商杂色之流……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新唐书》

围绕三则史料，教师设问：材料反映古代社会对商人什么态度？在哪些方面抑商？若我们对抑商概念进一步完善，你觉得该如何补充？

进而引导学生分析史料、分组讨论得出结论：（2）抑商是对商人政治、社会、法律地位的限制，在全社会形成轻商贱商的思想与观念，以约束人们行为，防止人们“背本趋末”。

但是中国古代抑商政策是处于变动之中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通过连续设问，提升学生的思维层次。

二、析抑商之变

（1）商人地位之变

（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

——《史记·平准书》

宋太宗诏“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科举考试）” 。

——《宋会要辑稿·选举》

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四民异业而同道。

——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

依据三则史料，教师设问：在历史长河中，商人逐渐突破政治、社会、法律等各方面的限制，地位逐渐得到提升，其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经济背景？

幻灯继续展示另两则材料：一是《清明上河图》实物史料，二是“北宋初期商税数额”文献史料。

北宋时各朝商税征收数额从宋初至宋仁宗时期一直呈递年增长的态势：太宗至道中全国商税征收数额为 400万贯，仁宗庆历年间暴增至 2200 万贯，增长指数达到了 550，在当时国家岁入总额中占据了56.4%的比重，达到整个北宋时期商税征收数额的顶峰。

——摘编自《文献通考·征榷考一·征税》

通过引导学生对史料的分析，分组讨论回答之前的问题，再次回归史料，分析历史上不同时期商人地位的变化原因。进而在老师的梳理和引导下探究有关商人地位变化的特点和趋势：

随着商业的持续发展，一元农业型财政向包括商业在内的多元财政方向转变，将商业收入纳入封建经济轨道，商人的社会地位也由贱民阶层转向庶人阶层。

（2）商业政策之变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水陆交通要地），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 《史记·货殖列传》

教师设问：汉初为恢复经济，对私商采取什么政策？ 汉代一直对私商如此宽松、自由放任吗？

（汉武帝时）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煮盐的铁锅）……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铁镣）左趾，没入其器物……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而富商大贾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汉书·食货志下》

教师设问：据材料，概括汉武帝时期如何抑商？汉武帝时期为何抑商？

设计意图：通过分析抑商政策在汉代初期和中期的不同表现，让学生认识到汉武帝抑商政策是“帝国出于财政的考量，以行政手段介入商业，与商人夺利，这才是历代帝国当权者在‘抑商’口号下隐藏的真正利益动机”[6]。

教师继续展示唐代的相关史料拓展学生的认知。

唐朝初期，实行轻徭薄赋，“通盐池、盐井之利与百姓共之”。

——《中国盐业史》

唐高宗时“开永济渠入于新市，以控引商旅，通江、淮之货，以百姓利之”。

——《新唐书》

安史之乱后，平原太守颜真卿“以钱收景城郡盐，沿河置场，令诸郡略定一价，节级相输，而军用赡”。

——《全唐文》

教师设问：以上三则材料，哪些是严格执行抑商政策？哪些是抑商政策有所松动？为什么？由此得到什么认识？

结合学生的回答，教师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思维层次：唐初与唐中后期抑商政策亦表现不同，与汉代一样，在王朝建立之初抑商松动，中后期加强抑商。抑商政策在朝代与朝代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异同？

北宋仁宗时创立了“盐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四贯八百售一钞，至解池请盐二百斤，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都被运之劳”。

——《梦溪笔谈》

宋代比唐代抑商政策表现更加宽松，宋代与明代抑商又有何不同？

宋政府在广州、泉州、福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多次派使臣赴海外招徕外商并管理对外贸易。两宋亦利用民间力量来广招外商，友好往来。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明太祖“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 。

——《明太祖实录》

教师结合此环节的史料教学，引导学生分析和理解宋明清抑商政策的特点：宋代在促进官方海外贸易的同时，放宽民间海外贸易，明代实行海禁，严格限制民间海外贸易。但明代“郑和下西洋”和清“乾隆二十五年发给中国商人的海外渡航证明书”的史实说明清时期抑商政策并不是一味的“固化”不变。

结合之前六则史料的阅读分析，引导学生开展课堂讨论，自主得出探究结论：

抑商政策随时代变迁而变动。抑商政策的调整，实为在政府和民间、官商与私商之间，重新分配既有的社会财富，其目的是为维护统治秩序。

进而向学生抛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实质是什么？

三、识抑商之本

为了让学生更全面认识抑商政策，给学生提供三则看似矛盾的史料来加深理解。

宋太宗下诏“除商旅货币外，贩夫贩妇，纸扇芒鞋及细碎物，皆勿税”。

——马端临《文献通考》

宋代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私自酿造酒曲达十五斤者，处死;私自贩盐十斤者，处死……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上述两则材料体现的商业政策是否矛盾？材料反映宋代推行惠商措施的同时，抑制私商经营某些行业的看似矛盾的措施，其实质是什么？

宋代王安石说“盖制（抑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不通，故制法以权之”。

——《王文公文集》

引导学生分析史料自主得出结论：宽松与禁榷可以并举。在保障政治稳定，财政充足的前提下，放开民间商业发展。“从根本上说，重商、隆商是出于当时国家财政的需要。然而，一旦国家的这种需要不能從与商人分利中得到满足，国家就会对商业直接经营，独占商利。”[7]

最后回扣课堂导入时关于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三种观点：（1）中国古代长期采用抑商政策;（2）中国并非是实行一以贯之的抑商;（3）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大部分重商。让学生自己选择同意哪种观点。让学生认识到历史结论不是固定的单一的，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让学生认识到历史解释对于历史学习的重要性。

在本节课的史料教学尝试中，最后的设问环节：“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认同哪种观点？”笔者并不要求学生得出同一的、固化的认知，而是提示学生：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史料的发现，从不同视角、站在不同立场，运用不同分析方法对同一个历史事物进行历史解释是不一样的。体验在历史理解的基础上，依据史料和理性分析构建自己的历史解释，就像“历史学家一样进行历史思考”，对社会现实发展形成一种持久的理解力，这是我们历史学习的意义价值所在。

当然，“历史解释”核心素养的培养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笔者在试图培养学生构建历史解释能力的同时，甚感困惑的是，如何能让学生在课外，从丰富的史料中甄别和选择有利于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有价值的史料作为支撑，而不是老师搜集选择史料呈现出来给学生;如何提高学生对史料的敏感度和兴趣度，从而推进他们进一步解释历史的思维能力的提升，这可能需要更深层次的史料教学策略来实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2页。

[2]袁林：《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研究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王印：《本思想与中国封建时代的抑商政策》，《史学集刊》2000年第3期。

[4]吴慧：《中国商业政策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页。

[5][7]陈长华：《抑商质疑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史林》1995年第2期。

[6]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

作者：李双娉 胡波

明清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论文 篇2：

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摘 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与之相随的是区域差距这一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共同问题。控制区域差距扩大，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来自基于政府政策选择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区域财政和税收政策针对的是区域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发展失败领域的调整和引导优先发展区域的优势，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的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回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首先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战略布局，区域金融政策和政策效果，然后从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等方面讨论了财政金融政策，以及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笔者认为，国家应大力发展财政和金融政策以应付各地区实际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不能因为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被忽视。尤其中西部地区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财税金融政策；影响

前言

区域经济是“十二五”国家经济结构转型整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区域经济政策、区域基础条件和经济流通体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财税金融政策是宏观调控之一，也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可在经济波动大和经济不景气时期发挥调节作用，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实践证明，从区域经济实际出发，充分借鉴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制定并落实适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可有效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维护社会稳定。

1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因素

1.1 历史因素影响深远

隋唐之前广大的西北内陆地区曾经是相对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基础经济的封建时代区。但从隋唐时期，长江地区已经发展起来，经济发展水平赶超内陆地区。从宋代起，中国的经济重心完全转移到东南地区。明清时代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加上海运贸易的扩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长江第一游泳和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国家实行税收，集体比私人更重要，私人强调外国投资收入负担政策，国有经济，名义税负负担和实际负担率明显高于其他经济副本。不发达地区，国有经济比重不利于企业振兴，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从现代以来，由于海外贸易和对外关系的方便，在东南沿海地区最早的萌芽，因此这些地区的人们有很大的潜力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和开放概念，有工商业传统，成为中国的产业出生地。中国的广大土地上保留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的经济模式和生产方法。

1.2 地理因素的制约

我国从东向西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中西部地区梯度引进的外国资本数量有限，这进一步限制了在这些领域使用普遍适用的税收激励措施政策。使外资规模难以进一步扩大，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限制不发达区域经济增长。乡镇企业和个人民营经济发展的规模及福利水平的差异导致了税收优惠政策的差异。国有经济比例的差异导致税收负担的差异。再从所有制结构分析，发达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国有经济在发达地区的比重低，趋势下降。不发达地区，国有经济比重不利于企业振兴，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1.3 缺乏区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西部自然经济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商品经济开始晚，发展缓慢；加上计划经济的深层基础，计划经济的概念也相应强。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转变其经济运行机制，思想观念更新，变得困难。另外中西部地区位于内陆，外汇不便，贸易、运输投资成本高，投资效果慢，回报率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甚至给予它海上同样的政策，或选择中西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试点地区，是不可能实现与东部沿海地区相同的效益效果。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迅猛，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已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力量。中西部地区由于思想和客观条件在限制中，仍然保持了国有经济的经济结构。由于国有经济承担必要改革成本，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

2 财税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2.1 实体经济利率差异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一般来说，实体经济利润率较高时，其利息率也较高，反之则越低。目前，东部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实际利率已基本实现市场化，具有较强的经济活力，贷款增长也较快，而中、西部地区仍执行统一的官方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利润率较高时，其对资金的需求也越旺盛，同时也可保证信贷资金的盈利性和安全性，也更容易获得银行贷款，而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增长速度较慢，所获得的资金也较少，进而出现越富的地区资金越多，而越穷的地区资金越少。因此，为中、西部经济发展较慢区域提供强有力的政策及资金支持，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迫在眉睫。具体而言，可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的信贷倾斜力度，发挥政策性银行的作用，加大开发力度，通过合理筹资和运用资金落实好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适当增加中长期信贷，在保证重点项目信贷的同时为中、西部地区的重大建设项目提供直接信贷支持；鼓励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建立并完善地区金融组织体系和区域性金融机构等。

2.2 合理的税收设计更利于区域经济发展

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是统一的税收政策及相关法规。这样一来，尽管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但其企业之间的税负无明显差异。即便各地区的税负相同，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竞争和自我发展能力也势必会弱于东部地区。如果中、西部地区的税负更重时，则后果势必更严重。因此，适当调整税收政策可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近年来，实践表明，税收激励可以促进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的政策效果。为了促进中西部地区资源开发，提高区域加工企业的效率，有必要扩大消费税和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适当提高税率。这样既利于地方政府提高收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又可提高本地区资源利用率。

2.3 国家金融政策支持可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我国应及时制定分类区域政策，努力提高区域政策的有效性。根据地区领域经济部门的特点和需求，针对性加强主要功能区的发展具体指导，通过组织区域间经济区条例的制定规划或政策文件，进一步完善国家区域总体发展战略要求，指导当地明确的发展方向。再一方面，实施分类管理，努力加强区域发展协调。专注于不同类型的地区域分类管理，为了发展更好的条件，特别是在一些城市群，大都市区形成广泛，多级，多形态区创造新局面，坚持落实中国扶贫合作。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建立了经济特区，打开沿海城市，实施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了落实减少企业所得税，进口自有设备免征进口增值税，关税，财政折扣，设立专项资金，财政转移支付等特别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利用金融和经济相互作用促进这些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的重要作用。财政和金融政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监管者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发展实际財政资金，适应中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有一个不能忽视的角色。国家应该充分重视金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政治融资发展中西部地区应该处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争取国家政策支持以促进该地区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海强.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的创新发展[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1）：43-45.

[2]高登榜，唐运舒，冯南平，等.促进我国区域产业转移的政策研究[J].江淮论坛，2013，（5）：35-40.

作者：徐雪燕

明清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论文 篇3：

全国期刊民族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论文索引（2016.4～2016.5）

一、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研究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危机事件规避机制探究/罗敏//广西民族研究，-2016，（2）.47～56

当前中亚地区民族宗教问题的特点及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影响与对策/吕超，娄义鹏，熊坤新//贵州民族研究，-2016，（4）.10～17

多源流视角下民族政策变迁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以台湾“原住民族”政策变迁为例/乌小花，周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54～62

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民族问题探析/尹绍伟//贵州民族研究，-2016，（4）.53～56

分析折中主义：构建中国民族政治学理论的新视角——基于西方民族政治学理论范式的探析/王伟//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44～53

各民族相互嵌入发展与新型民族关系的构建/张凤娟//广西民族研究，-2016，（2）.42～46

共识中的差异：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演进的历史考察/田钒平//贵州民族研究，-2016，（4）.1～9

固本扩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理论探讨/李忠斌，李军，文晓国//民族研究，-2016，（1）.27～37

“国家—社会”互构关系视角下的国家治理与基层治理——兼论治理技术手段的历史变迁与当代趋向/杨敏//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2～12

论民族地区社会道德价值观共融/金颜//青海民族研究，-2016，（2）.90～93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失谐与矫正/李玉娟//青海民族研究，-2016，（1）.61～63

论民族自治县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丁志刚，陆喜元，胡志伟//青海民族研究，-2016，（2）.69～75

马克思主义民族融合理论在新中国的发展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轨迹/杨须爱//民族研究，-2016，（1）.1～13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问题论纲/王刚//青海民族研究，-2016，（1）.108～112

民族共生的多维路径/梁玉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11～16

苏联解体中的民族因素对中国有哪些借鉴：何俊芳《族体、语言与政策——关于苏联、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探讨》序言/马戎//青海民族研究，-2016，（1）.87～89

西藏社会稳定发展的法治路径初探/侯明//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22～27

习近平新时期民族工作理论解析/李贽，金炳镐//青海民族研究，-2016，（2）.76～80

新时期“两少一宽”少数民族政策研究：正确认识“三项政策”之三/虎有泽，程荣//青海民族研究，-2016，（2）.81～85

“怨恨”与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民族主义/罗兆麟//广西民族研究，-2016，（2）.36～41

再论“国家—民族”理论/张继焦，柴玲，陈楠，殷鹏//广西民族研究，-2016，（2）.29～35

在协商合作中谋求各民族共同繁荣：内蒙古三个自治旗的建立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周竞红//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6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内涵与特征/王德强，毕跃光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5～10

族际居住格局调整的西方实践和中国探索：兼论如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环境/郝亚明//民族研究，-2016，（1）.14～26

制度公正的文化民族性探析/龚晓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37～43

二、理论综述

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探究/陈天翔，王军//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35～4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援助研究述评/梁立新，郭献进 //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7～21

美国应用民俗学的特质、方法与实践：戈德斯坦教授访谈录/[美] 戴安娜·埃伦·戈德斯坦（Diane Ellen Goldstein），李明洁//民俗研究，-2016，（3）.68～74

民间话语转向：叙事、地方性知识和民俗学的新语境/[美]戴安娜·埃伦·戈德斯坦（Diane Ellen Goldstein）著，李明洁译，李维华校//民俗研究，-2016，（3）.53～67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周星//民俗研究，-2016，（3）.5～14

民族学概念：“从藏彝走廊”到“横断走廊”/陈自升，张德华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11～17

企业人类学：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张继焦//青海民族研究，-2016，（2）.23～27

省思中国人类学的“区域研究”：以问题意识为中心/杨旸，张应强//青海民族研究，-2016，（1）.55～60

王铭铭的“天下观”研究历程与评论/马丹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18～29

习仲勋民族宗教工作经略：以新疆、西藏为中心/张双智，张羽新//青海民族研究，-2016，（1）.96～102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王霄冰//民俗研究，-2016，（3）.15～25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本土化与跨国性：新加坡华人新移民企业家的双重嵌入/任娜，刘宏//世界民族，-2016，（2）.44～53

城市个体化新移民与一个跨族界教会的宗教实践：一项应用并反思宗教市场论的教会拓殖过程研究/聂家昕//青海民族研究，-2016，（2）.23～27

城市化进程中社区民族关系演化的特征与类型分析/刘庸//青海民族研究，-2016，（2）.94～98

城镇化进程汇总的民俗复兴与地方再造：以广东小榄镇“菊花会”为例/李翠玲//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50～54

德都蒙古人洗礼仪式与仪式音乐的文化变迁/崔玲玲//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150～156

东莞大井头女子龙舞文化探析/蒋明智，王爱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55～60

“多元一体”视野下的哈尼族“东来说”：简析历史上融入哈尼族的外来汉族移民/陈燕//贵州民族研究，-2016，（4）.62～67

俄罗斯民族历史：文化类型研究/常丽，高凤兰//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68～172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传统手工艺人的生存与发展：以白村端砚制作为例/何向//青海民族研究，-2016，（2）.65～68

甘宁穆斯林族群与文化的交流通道：“河西民族走廊”的人类学视阈/杨文笔//青海民族研究，-2016，（2）.55～59

公共文化与族群边界：直苴彝族赛装节的族性表达/蒋星梅，张先清//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66～71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纹饰文化传承保护的探讨/臧海波//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44～148

贵州历史生态地名与环境变迁研究：兼及生态灾变救治的文化对策/马国君，杨庭硕//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48～56

赫哲族传统埋葬习俗中死者头西足东事象解析/陈伯霖//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23～127

基于IPA分析的民族地区大遗址景区游客感知研究：以桂林灵渠景区为例/杨姗姗//青海民族研究，-2016，（2）.99～103

家神的较量：湘黔桂界邻地域社会的家族互动与信仰建构/罗兆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57～65

建构与博弈：海外华裔新生代文化认同的场域化形塑/董丽云//世界民族，-2016，（2）.74～83

聚宝城南：“闽南文化生态园”人文区位学考察/王铭铭，[英]罗兰，孙静//民俗研究，-2016，（3）.26～52

跨文化交流对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研究/马冬//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34～138

凉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家具的美学价值研究/罗毅//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49～153

论藏族猕猴崇拜的文化学价值/魏强//广西民族研究，-2016，（2）.79～83

旅居瑞丽的缅甸罗兴伽人生存策略探析/陈春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98～104

芒市傣族村寨的业力论信仰、道德财富观与社会秩序/褚建芳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73～79

蒙古族村落社会富余劳动力群体婚姻家庭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吕洋//广西民族研究，-2016，（2）.73～78

民族地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约因素与现实路径/白贝迩//青海民族研究，-2016，（2）.104～106

明清以降中越边境墟市的发展演变/刘晓聪，陈劲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87～97

亲属化：文化多元型村庄的自我整合机制——基于滇西北茨中村的考察/王晓//广西民族研究，-2016，（2）.65～72

清朝蒙古律“存留养亲”制度形成试探/包思勤，苏钦//民族研究，-2016，（1）.98～106

人畜合一离式游牧与牧区城镇化新探索：以内蒙古四子王旗为个案/王皓田//贵州民族研究，-2016，（4）.45～48

色彩与认知：以羌族的色彩词汇为例/张曦//青海民族研究，-2016，（2）.38～50

生态移民行为选择及其演化：以青海省德令哈市生态移民村为例/隋艺，陈绍军//青海民族研究，-2016，（1）.77～81

时空脉络中的奇香：马鲁古丁香贸易的人类学研究/童莹//世界民族，-2016，（2）.25～34

受善与赌博：从村落斗牛活动看企业家慈善项目的困境/ 刘怡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40～47

佤族布饶支系聚落空间的结构与象征/蒋立松，陆春雪//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67～72

我国边民跨境婚姻家庭的困境与思考：以云南、广西边境地区为例/雷鸣光，王保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18～29

新疆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汉族城市居民的语言使用与族际交往/孟红莉//青海民族研究，-2016，（1）.64～71

仪式场域中女性元素的人类学考察：以广西宁明县海渊茶场瑶寨的度戒仪式为例/许喃奇，陈锦均//青海民族研究，-2016，（1）.55～60

元代于阗人哈八石事迹考述/尚衍斌//民族研究，-2016，（1）.86～97

越南的岱、侬族研究现状与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越南]王金著，黄可兴、阮小姝译//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2）.80～86

直义与转义：山西沁县“铜鞮吴氏人文志”的历史表述技巧/杜婧//青海民族研究，-2016，（2）.28～37

中越边境地区跨国婚姻治理模式分析/谢尚果，罗家珩//广西民族研究，-2016，（2）.57～64

族群发展视域下的维吾尔族人口发展变迁（2000-2010年）基于人口统计数据的分析/李洁//青海民族研究，-2016，（1）.72～76

四、研究动态与书评

倡建研究分析新路径：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介评/关丙胜//青海民族研究，-2016，（2）.51～54

当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热点议题和发展动态/张继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2）.32～39

第三届都市人类学会议暨“城市社会转型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简述/张继焦//民族研究，-2016，（1）.122

第三届中国民族理论与政治论坛：民族政治与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马俊毅//民族研究，-2016，（1）.117～119

东南亚来华留学生的社会交往状况分析：基于15所院校的问卷数据与访谈资料/梁茂春，陈文//世界民族，-2016，（2）.84～92

满族与中华民族近现代史发展关系的主要阶段与基本特征简析/王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3）.30～38

民族人类学理论方法创新发展国际论坛暨纪念费孝通大瑶山调查8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色音//民族研究，2016，（1）.120～121

散杂居民族志：散杂居民族研究的新进展——王希辉新著《从马背到牛背：散杂居蒙古族社会与文化变迁》评介/黄金//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2）.191～193

藏文史籍《贤者喜宴·噶玛岗仓史》的内容及其史学价值/张屹，周润年//民族研究，-2016，（1）.107～116

﹝责任编辑：陆 露﹞

作者：塔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