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战略思想

毛泽东战略思想（精选十篇）

毛泽东战略思想 篇1

关键词：毛泽东,战略思想,思想政治教育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

一、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概述

1. 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代表了一个时代, 体现了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 浓缩了战略决策科学的精华。其凭借丰富的内容构成了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完整的科学体系, 体现了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特点, 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最终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

⑴战略思想的内涵。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是其决策思想和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灵魂和精髓是实事求是, 有的放矢;前提和基础是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根本出发点是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着眼点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党的任务;根本方法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指导原则是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指导方针是统筹兼顾, 适当安排;战略艺术是突出中心, 带动全面。

⑵战略思想的主体。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主体体现在其思想内涵中, 同时密切配合中国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 诞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对象和主体。作为战略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即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不难看出广大人民已经成为了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主体,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也指出看战略思想的主体即人民群众。

⑶战略思想的目的、意义。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开创了当代公共行政决策的先河, 实现了各项工作制度化、理论化、系统化, 指引了公共决策创新的根本方向, 为此后公共行政决策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毛泽东同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思想反映了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理想、政治态度和政治要求。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建立的新中国国家政权属于广大劳动人民, 并由人民选派代表来组织和管理国家。由于生存在由乱到治的现实社会背景下, 毛泽东在其毕生的政治论著中都认为: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理想, 只有对中国社会进行彻底改造, 使人们完成内在精神与外在物质的统一, 理想社会才能屹立于现实社会之中。正是基于此,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给人以鲜明的斗争印象。由此, 其开展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相关活动也是围绕斗争展开, 与其战略决策思想相辅相成。

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 并反过来指导实践。在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中, 时时处处体现着政治思想的光芒。毛泽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多层次、多角度的, 可以说涵盖了政治、文化、决策等各个方面, 甚至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无一不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魅力。

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来讲, 其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人们,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涉及到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活动, 整合社会资源, 实现优化配置。

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意义。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能够实现广大人民思想上的大融合、大统一, 有助于全社会进行资源配置, 将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 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这在一定层面也反映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问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是促进思想解放和言论自由, 人民群众能够根据自己需要, 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或建议;二是为生产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使全社会坚定思想, 共同发展进步。

二、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1. 二者的区别

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和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明显的区别, 主要在于:一是产生背景不同。毛泽东战略思想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开展各项斗争的前提下应运而生的, 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一直贯穿革命和建设时期始终的工作;二是表现方式不同。战略思想更多是在战争中体现, 决策的英明、果断, 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是一直持续开展并贯彻施行的;三是理论内涵不同。战略思想更多出于军事理论角度, 思想政治教育则多来源于政治思想角度。

2. 二者的联系

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虽具有明显的区别, 同时也有着内在的联系。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特定的阶段包含战略决策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而战略思想的贯彻实施, 也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支持。通过开展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战争思维和斗争意识, 使全社会统一思想, 这对于各方面工作的开展都具有现实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不例外。

三、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与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际效用

无论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 还是其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都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实际效果和功用。现简要阐述如下:

1. 巩固新生政权, 增强道德教育

毛泽东思想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诞生的, 具有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诚然不可否认其时代性, 但其同样具有着一以贯之的应用性, 甚至可以说在当今社会, 毛泽东战略思想和政治思想同样指引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新中国诞生初期, 面对百废待兴的社会局面, 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策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无疑为巩固新生政权、增强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功效。

2. 维护祖国统一, 促进民族团结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对全社会范围内的统一思想、维护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对于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只有实现了祖国统一、各民族大团结, 才能更好的推进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进步。

3. 奠定理论基础, 指导社会实践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 因此无论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还是政治思想都在理论层面为后续理论提供了基础和指引。在社会实践角度, 需要理论上的支撑, 而毛泽东思想也毫无疑问的在指导社会实践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启示和意义

1. 启示

马克思曾明确指出, 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以人为本, 就是指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 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首先表现在毛泽东思想上, “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我们一定要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自觉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人手, 通过发展经济, 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2. 意义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恰如其政治价值一样是连续的、贯穿始终的。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有“对实践调查的依赖”、“群众路线原则”、“以有效行动、调查和实验为导向”等等。这些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关于政治的基本方法, 即使是在他之后的新的现代化时期仍然发挥着影响”。比如, 毛泽东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依赖于实践, 而邓小平恰恰“为毛泽东思想中实践的首要地位做了杰出的论证”, 并且, 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 政策的制定都是由实践上的考虑而非教条来决定的;再如, 毛泽东强调“以有效行动为导向”, 重视确立一定的中级目标来导引实践活动, 它对于毛泽东之后的政治即1957年之前的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所曾具有的同样的功能;又如, 毛泽东坚持和强调“群众路线原则”, 而当今中国政治在现代化目标的导引下, 政权的政策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群众的首创精神”。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M],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2版。

[2]毛泽东著作选读 (上、下) [M],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3]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Z], 人民出版社, 2001年第1版。

毛泽东战略思想 篇2

——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两文中，看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变化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在他的战略部署和决策之下，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民族的解放。在中国革命战争过程当中，毛泽东虽然不曾开过一枪，但却指挥着千军万马，用他独到的军事战略，引导着中国革命战争一步步走向胜利。然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并非一成不变的，根据战争的形式，他的战略战术，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这也正是他最为高明，最有智慧之所在。

在阅读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两文后，我在此尝试通过分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转变，从而学习其中智慧。

一、两文的基本内容及战略部署

要了解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变化，首先要先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两文的创作背景，及其主要内容。下面，将简述我对此二文背景的了解，及对其中提及的军事战略。

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演讲，本是写给红军大学的教本。当时，正值红军长征结束之际，抗日民族革命之初，毛泽东撰写此文，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争论做出了结论。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毛泽东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的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用于军事领域，产生了他有关战争的哲学，认为：战争有它的一般规律，但是，中国革命战争，更有其特殊的规律，要想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文中特别突出的“战略”两字，强调了战略的重要性。认为：全局和局部是相对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全局无法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由它的所有局部构成。

在文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形势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领导和土地革命四个特点。这些特点，表明红军不能拷贝一般战争和俄国革命以及北伐战争的模式，中国革命战争不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是独特的，需要红军用自己的经验来指导接下来的作战。并由此得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的结论。由此，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并提出，应进行积极地防御，既不可轻视敌人，也不能为敌人所吓倒；做好反“围剿”的准备；适时地进行战略退却等具体战略措施。

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是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当时，八年抗战已经结束，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国革命浪潮高涨，战争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击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阶段。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毛泽东提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并总结了我党我军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经验，制定了在战略进攻的新形势下党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具体纲领和政策。

根据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提出了：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十大军事原则。同时，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大好，在解放区土改的过程中，党内出现了“左”倾的偏向，毛泽东提出在报告中，还明确的指出：要坚决的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否则，虽然总的形势很好，也会招致革命失败。

二、两文中所体现战略思想的改变及分析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两文中，所反映出来的，毛泽东在战略思想上的转变是：从1936年的战略防守，在总体劣势的基本条件之下，进行持久战，在局部寻求突破和胜利，从而，将总体战局引向最终胜利，转变为1947年的战略进攻，在战局占优的形势条件下，继续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推进，不断扩大胜利，直至达到全民族的解放。

毛泽东战略思想产生这样的变化的原因，并非一时兴起，而是通过充分的分析革命战争形势，根据战局状况，而有目的的提出的：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前，中国工农红军，正处于长征结束刚刚结束的时期，红军兵力损失严重，革命力量并不充裕，同时，武器装备也非常落后，而此时，红军所面临的敌人，内有蒋介石的反革命武装，外是装备精良的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样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想要正面迎击，迅速击溃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利用中国土地博大，地形复杂的优势，通过运动战、持久战的形式，“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不断的消磨敌人的战力，再在合适的时机，对敌人进行打击。这样，既能在不断的作战过程中消灭敌人，又能最大程度的保存自己的力量，在总体的劣势当中，逐渐缩小与敌人的差距，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而到了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大力支持，革命队伍得到了极大的扩大，在总体力量上不输于国民党军队，若此时，仍以持久战的方针指导作战，那么必将使得战局被延长，而虽然总体实力相当，但在武器装备上，共产党与国民党仍有着很大的差距，加之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支持，若不能迅速解决战局，极有可能化优势为劣势，因此，不适合再以抗战时期，持久战、消耗战的模式开展战斗。然而，由于国共之间，仍然存在着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因此，也不能掉以轻心，轻易的冒进，也有可能招致局部的失败，导致兵力的损失，从而使得战局向不利的方向发展。因此，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之下，作战必须迅速，使得敌人没有喘息和休整的机会，同时，又不可冒进，打无把握的战斗，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胜利不断扩大，才有可能达到民族解放的最终目的。

在整个中华民族革命的进程当中，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一直都在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与毛泽东本人提出的军事哲学是紧密相关的：战争具有其一般规律，也有着它的特殊规律，必须同时把握了一般和特殊规律，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战争的存在是为了消灭战争，这是战争的一般意义，而中国革命战争存在的特殊意义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下为了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战争。在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战争，注定与苏联以及其他国家不同，因此，不可能照搬别国的经验取得成功。同时，从整体来看，战争的规律是发展的，不同历史条件下，战争的特殊规律又有差别。虽同为中华民族革命，在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因此，不能简单的沿用曾经成功过的战略取得胜利。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制定的不同战略，实际上，也是对他自己的军事哲学最好的诠释。

三、由毛泽东战略思想转变带来的启发

伟大领袖毛泽东，在中华民族革命的历史战场中，以他独到的眼光、过人的智慧以及天才的军事能力，继承发展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精华，广泛吸收西方军事思想成果，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有效结合，建立起了指导中华民族革命战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军事哲学，同时，也引导着中华民族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最终达到了全民族解放的目的。

虽然，当今时代，世界正处于总体和平而局部战争，总体缓和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而局部动荡的形势当中，同时，现代化、信息化的当今，战争的特殊性，也有了极大的改变，毛泽东当年制定的战略方针，都已经无法适应现如今的战争形势，但是，毛泽东的军事哲学，对当今却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不仅仅对于战争，对于现代生活中的种种，也同样适用。

对于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我们而言，战争离我们相对遥远，但是，在我们人生的各个发展阶段中，我们难免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面对挑战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军事哲学思维方式，都能够成为我们应对挑战，解决问题时，可以借鉴的经验。在遇到困难时，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当下的形势和条件，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不照搬照抄他人的经验，也不想当然的将过去的方案翻出来再次使用，这样不仅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更能锻炼自己的能力，解放自己的思维，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成长的机会；同时，学会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遇到一个事物，不要急着用经验去评判，更多的去接触和了解不同的事物，尝试接受不一样的想法，这样人才不会固步自封，视野才会更加开阔，思维才会更加活跃；学会转变思维，当我们的经验无法应对遇到的困难时，要有能够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的能力，不在一个死胡同里打转，而要能够适时转变思维，找对合适的切入点，要有类似游击战术的思维模式，正面击破不行，就从其他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要会将一个大的问题，拆分成几个小的问题，然后集中力量，进行各个击破，从而最终解决问题；此外，应该学会制定合适的计划，处理问题时的计划，就如同战争中的战略方针，一个合适的计划，能够引导我们更好的解决问题，并通向成功，而一个不合适的计划，则很有可能成为我们解决问题路上的绊脚石，给问题的解决，带来消极的影响。

浅析胡主席人才战略思想 篇3

【关键词】人才战略思想 浅析

【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1－0196－01

人才是兴军之本，是推动部队建设创新发展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胡主席人才建设战略思想是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着眼于解决人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着眼于人才队伍的全面发展，就人才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于推动我国人才队伍建设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人才战略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人才是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命脉。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把人才强国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并列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战略，從而提升了人才强国战略在党和国家战略布局中的地位。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我国的人才工作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人才的总量、结构和素质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才流失比较严重，国家的人才安全形势面临较大挑战；对人才工作的投入偏低；劳动力素质不高，高素质人才相对不足，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养造就各类高素质人才，这是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是从根本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二、人才培养要以人为本

胡主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科学人才观，本质上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才观。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对人才建设来讲，就是要充分尊重人才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相信人才、依靠人才、服务人才，真正把人才当成部队建设的生力军，把促进人才的成长发展作为人才建设的关键点。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需要遵循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着眼于推进人才的全面发展，积极营造良好环境。首先要营造“求才、敬才、容才”的人文环境，注重在思想上尊重人才，精神上关爱人才。其次要营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创业环境。在学习、工作、科研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提供硬件支撑。再次要营造争先创优的政策环境。建立完善竞争激励机制，树立良好的用人导向，在奖励、表彰、宣传、晋职调级等方面激励优秀人才，从政策机制上鼓励各类人才奋发有为、建功立业。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得先机、取得主动。

三、制度建设是以人为本的保证

以人为本是人才工作长期坚持的工作准则，要确保以人为本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在建章立制、依法管理上下功夫。首先，要建立以人为本的法规制度。认真总结人才工作，坚持以人才为本的新经验、新做法、新举措，加大改革创新力度，不断加强人才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激励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的建设。通过发挥制度和法规的引导、约束和规范性作用，为人才工作坚持以人为本提供制度保障。其次，要抓好制度的落实。建立人才领导机构，设立人才办公室，定期分析评估人才建设形势。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高层次人才数据库，对人才建设的目标任务、来源渠道、措施办法等作明确规定，为年轻人才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的舞台。再次，要营造和谐竞争环境，人才的选拔和使用要打破论资排辈，做到不拘一格、扬长避短，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真正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和充分施展才能的选人用人机制。

四、人才建设指导原则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统筹抓好以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的各级人才队伍建设。”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主席关于人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着眼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等方面，按照着眼长远、满足急需、突出重点、注重质量、整体推进的思路，为加速国家经济转型、军事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等各个方面，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对于人才建设应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党管人才，坚持组织统揽，坚持信息支撑，坚持科学统筹。以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为核心，以强化人才信息化素养，提升人才保障为基础，努力实现满足急需与立足长远相统一、突出重点与兼顾一般相统一、培养专家型人才与复合型人才相统一，推进人才建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实现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

五、科学发展观强调整体效益观

人才建设必须讲求质量效益，既要重视选拔引进，又要注意抓好培养使用。努力提高人才培养与使用的质量效益，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单位将硕士、博士等人才引来了，却没有使用好，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有的单位一味强调招才引宝，却不注重盘活现有的人才资源，造成现有人才闲置和浪费；人才培养使用效益不高，不仅浪费了资源，而且引发了部分干部工作不安心、积极性不高。效益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是人才建设的内在要求。人才建设效益提高了，一方面意味着投入的减少，即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力；另一方面，意味着“产出”的增多。推进人才战略工程，不仅需要重视选拔引进，还应力求把引进的人才留住，把留住的人才用好，发挥人才建设的效益，关键是把人才用到该用的地方，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需要从本单位实际出发，按岗择人，量才录用，缺多少就引进多少，缺什么层次的就引进什么层次的。同时，也应抓好培养使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毛泽东战略思想 篇4

一、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政策

新中国诞生前后, 毛泽东开始制定中国的外交政策, 先后提出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思想。

所谓“一边倒”, 就是在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敌视新中国的情况下, 新中国要坚定地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起, “这就是联合苏联, 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 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 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1﹞当时, 中国与苏联结盟是战略上的联合, 目的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在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地位, 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听命于苏联。事实上, 中国在处理对苏关系中, 仍然保持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方针, 从未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做出过有损主权的让步。1958年, 毛泽东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潜艇舰队的主张, 同时还批评了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大国主义的做法。当苏共把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 并且企图逼迫中国就范的时候, 毛泽东采取了坚决顶住、绝不让步的原则。在这之后的岁月里, 毛泽东继续对来自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军事威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捍卫了国家的安全, 使中国逐步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外的重要国际力量。

所谓“另起炉灶”, 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 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把驻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当作普通侨民而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毛泽东正是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出发, 汲取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教训, 结合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国内外形势的客观分析, 毛泽东才提出了“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就是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和特权, 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提出的上述方针, 从根本上回答了新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即怎样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新的对外关系, 怎样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同他们的关系;因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新型的对外关系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二、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 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力排众议。他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 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 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 并且正在向前发展, 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 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 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 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2﹞在这里, 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 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结论, 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 从而避免爆发战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 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3﹞这说明, 和平不会从天而降, 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 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毛泽东的上述论点, 不仅表明了他对战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 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经过斗争世界大战可以推迟, 甚至可以避免的重要观点。这对于在炮火硝烟中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确定自己的外交方向来说, 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在确定中国外交大政方针之时, 非常注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26日, 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时, 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的这个论点表明, 尽管国际上风云变幻, 各国的利益也各不相同, 但只要本着“和平为上”的方针, 求同存异, 用谈判代替对抗, 世界各国之间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和争端的办法, 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相反, 如果诉诸武力, 则不仅无济于事, 而且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已为大量的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中国成立前后, 毛泽东在阐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对外政策时, 曾多次提出过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某些说法。1949年4月30日, 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4﹞1949年6月15日, 毛泽东又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任何外国政府, 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 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 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 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 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5﹞

毛泽东在这些场合多次提及的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基本内容。尤其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被列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第一条, 成为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前提和基础。

周恩来进一步发挥了这些思想。1953年12月31日, 他在中印两国就西藏地方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 对印度代表团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 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6﹞对此, 印度方面表示赞同。因此, 这五项原则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随后, 在1954年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 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并把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后来, 周恩来又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 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后定型, 有了科学、完整的表述。

四、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

从50年代中期起, 毛泽东就极大地关注着亚非拉三大洲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1956年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正义斗争, 得到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有力支持。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指出:“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 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7﹞1956年4月, 印度尼西亚宣布废除同荷兰之间的“圆桌会议协定”, 同年10月2日, 毛泽东在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指出: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 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对于非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1958年10月, 几内亚宣布独立, 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致电祝贺并予以承认。1959年10月, 几内亚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从而成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同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 为中国打开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60年代, 非洲出现更多新独立的国家。中国不但立即宣布予以承认, 而且与其中不少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加深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与此同时, 毛泽东一直密切注视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1961年, 当古巴人民面临着美国武装干涉的严重威胁时, 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古巴驻华大使为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而举行的招待会, 并对古巴大使说:你们是会胜利的, 中国人民决心从各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支持古巴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

1967年12月, 正当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处在最为困难的时刻, 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坚定地表示:“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8﹞为了支援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斗争, 中国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不惜承担了最大的民族牺牲。1970年5月, 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柬埔寨, 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五·二○声明, 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 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打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严正立场, 极大地鼓舞了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斗志。

五、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1949———1976年期间, 中国外交在毛泽东的战略指导下,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努力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 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终于打破了西方的封锁和包围, 顶住了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 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 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这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 国际局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天下并不太平,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未消失, 并且以新的形态出现;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 还没有得到解决。在新的形势下, 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面深邃思想, 掌握其分析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领会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外交工作, 进一步发展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 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人类进步事业, 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 独立自主的原则仍然是当代中国外交所应坚持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特征, 毛泽东外交战略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维护国家的主权、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今天, 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处于不败之地, 还必须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 并以此为出发点来确定自己的和平外交政策, 维护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

第二, 反对霸权主义, 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仍将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时, 曾经揭示出霸权主义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导致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 在新的形势下, 霸权主义正在呈现出某些新的特点。“人权外交”、“经济制裁”成为霸权主义向别国施压和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 甚至于出现了以“人道主义”为借口, 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在这种局面下, 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艰巨的任务。

第三, 继续加强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毛泽东在50年代曾多次指出中国交朋友的重点应放在亚非拉三大洲;在70年代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中, 又突出强调了第三世界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并且表明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基本立场。在毛泽东看来, 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 是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军。在新的历史时期, 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维护世界正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90年代以来,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连续挫败西方势力所谓人权问题的反华提案, 亚非拉国家对中国的有力支持, 是这一斗争取胜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 巩固和加强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与此同时, 中国应积极促进南北对话, 参与南南合作, 推动联合自强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事业, 以此来加强中国的国际地位。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主要包括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政策、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这几个方面的内容。研究毛泽东国际和外交战略思想的演变得失, 把握其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的自主性和务实性原则, 对于我们在全球化条件下, 正确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无疑是有益的。

关键词：新中国,毛泽东,外交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72页

[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184页

[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185页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61页

[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1466页

[7]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1册, 第447页

毛泽东战略思想 篇5

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懂建设。我则认为他们要么是不了解事实，要么是故意歪曲。毛泽东不仅懂经济、懂建设，而且是懂得很。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容易。说远的，当年在井岗山、在瑞金、在延安，在那样恶劣的情况下，毛泽东很快把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搞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与“白区”政府的经济建设形成鲜明的对照。说近的，在四九年建国时一穷二白、遍地狼藉的战火废墟上，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到五二年，在短短的三年内就将中国的工业生产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期间还进行了极端惨烈却又令世人皆惊、令华族申腰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运动。这是一般懂经济、懂建设者所能做到的吗？

有人可能会说恢复性工作相对较容易，那么在这之后的建设总应该说明问题吧？那就让我们看看五二年后的建设吧。就感性的看，中国那些带“洋”子的产品很快都有了其“土”货，并遍及了城乡的生活生产需要。什么“洋钉”、“洋火”、“洋铲”、“洋油”、“洋灯”、“洋布”„„，到任何农村供销社都能见到，这些看似普通，可对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来讲，不是一点半点的生产能力就能达到的。在广袤的农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至今仍然广为受益的成方连片的农田、农田道路网、道道梯田、大大小小的人工河渠和水库塘坝，绝大多数是那个年代修建的。若嫌这些层次低，那么就看层次“高”的。钢铁不用提了（多得成了有些人的批判素材），我们有了系统的纺织工业、印染工业、机械机床制（铸）造工业（比如车床、刨床、钻床、万吨水压机）、品种繁多的化学工业（比如水泥、酸、硷、炼油、化纤、化肥、农药„„）；我们生产出了自己的自行车、汽车（卡车、客车、吉普车、轿车）、摩托车（双轮、三轮）、火车（蒸汽、柴油、电动机车）、拖拉机（链轨、四轮、手抚）、轮船（千吨、万吨）、飞机、电唱机、收音机、电视机、大炮、坦克、导弹舰、核潜艇、州际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高速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勘探并成功地开采出了大庆、胜利油田的石油、建立了品种齐全的医药工业、成功合成了胰岛素、转移核糖核酸（ｔＲＮＡ）；我们修建了2.7万公里的铁路，包括世界难度之最的成昆铁路和包成、贵昆、湘黔、焦枝、青藏一二期等，是建国来铁路建设速度最快的时期……

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先进战机、喷气式大型客机（1984年下马至今）、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当时我国自行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在亚洲首曲一指。当然，这里所举只能是挂一漏万，要一一列出，真得要“罄竹难书”了。不否认这里面有些东西在解放前的上海滩上也能见到，但若要落实到整个中国都能见到、都能用上，那这里面的任何一项可就都不是轻松简单的事了。

以上是人们能直接感受到的，但难免片面，那么我们不妨看看具体的数字：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多。对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35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算起，到1978年，我国工业发展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11.2%”。1966年至1976年，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5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

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粮食总产由1.64亿吨增加到了3.05亿吨。1952年至1978年，我国铁路建设2.7万公里，公路建设72万公里，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批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大型舰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大国，完成了州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自行设计了秦山核电站（后被耽搁了近20年）。1964年我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之后开始了载人航天工程（后被耽搁了20余年）。而且这些建设成就是伴随着普及全民义务教育的大量投入，伴随着严竣的国际封锁和战争威胁、甚至还要打赢多场战争（朝战、越战、印战和小规模的俄战、西沙之战），伴随着长期不断支援世界革命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实现了灭毒绝娼、道不失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消灭了血吸虫、消灭了麻风、天花、鼠疫、霍乱，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上学吃药住房基本不用花钱、工人退休有养老金、农村鳏寡孤独吃五保、工残有保障的极高社会福利，无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多么的了不起啊！

正是这些冰冷的、却又实实在在的数据，使毛泽东成了我心中的伟人。难道这叫不懂经济、不懂建设吗？我不知道那些人的“毛泽东不懂经济”、“毛主席的经济成就微不足道”的话是怎么说得出口的！说他们眼里有个“大黑点”、有个“负号”确实没错。象毛泽东这样使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能这么长时间地、快速地、实质性地经济增长，使一个贫穷落后、任人欺辱、任人掠夺的“东亚病夫”，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成为无人敢惹的世界工业、军事、科技大国，有哪个懂经济的能够做到？！

有人也许要问，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在哪里？难道上面那些不是铁铁实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遗产？就拿科技创新、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养老保障、伤残救助等等来说，今天又比毛泽东离去时提高了多少呢？有的甚至还退步了。看看今天支撑我们国防的主力，能拿得出手的高科技，所卖的成千上万的国企，像样的排蓄水工程...哪项不带有那个时代的符号？就连刚刚评出的中国新四大发明，还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呢！

也许有人会承认那些确实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但却会说“没有留下多少导致社会高速发展的遗产”。真是这样吗？ 那我们就来看看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对后三十年发展所起的作用：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主要是注重基础建设，如大量的水利建设、重工业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而这种建设往往都是投入大见效慢的，它们更多的是为了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和延展能力，一般不直接体现在物质财富增长上，尤其不立即体现在现实生活物质层面。而且它们的效益往往要在一定时期后才逐渐显现出来。例如发展钢铁，首先需要勘探、建矿、开采„„这些长时间的前期投入，到冶炼出钢，再用于其自身的扩大规模和一级加工、制造机械设备，这中间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也是需要时间的，而且仍然不能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成效。但这些却是以后发展二级、三级生产，如纺织机械、汽车生产线、生活用品加工机械、军工生产线„„等所必须的。到这些转化为毛泽东时代后期的门类齐全、规模宏大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仅仅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再如，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农业丰收，最主要的有以下五个因素：一是种子革命。七十年代初，我国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30%。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70年中期开始推广辐63）、玉米（杂交玉米）、棉花、油料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搞过农业科技的人都知道，一个良种，从配育到选育、繁育、推广，极顺利的话，一个周期下来也要十几年的时间，并且首先要建立起农业科技体系。第二是化肥革命。70年代，我国各地陆续建成一大批中小型化肥厂，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我国又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显的增产作用。第三是水利革命。水

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建国后的前二十多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组织社员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七、八万座、塘坝无数，人工河道、田间路、沟渠、防护林网形成，极大地增强了灌溉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保证了农业的稳产高产，这些基础建设工程在现在是很难完成的，投资也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第四是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国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进一步大大提高，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农业机械的大量投入，为机械深耕、农业灌溉提供了保障。第五是耕作技术革命。由于农田水利系统的形成、生长期短且高产稳产抗倒良种的相继育成推广、农业机械及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使得农业间作、套种、复种技术得到全面应用和推广，作物复种指数大大提高，从根本上促进了农业的丰收。而这些都是前期对农业和支农工业大量投入的必然结果。

可以想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实现这样伟大的工业准备，必然要牺牲大量的改善生活的份额，用于扩大再生产。但这样的工业储备建设却可为将来的生活建设蓄积巨大能量，而且可在很长时间里发挥效应，造福社会。所以说，由于我国建国时的基础条件太差，几乎没有工业、没有国防、没有科技...毛泽东时代必须从战略高度、长远利益出发，勒紧裤腰带打好基础。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多年，是共和国的一部艰辛的创业史。

我们今天的生活改善、经济活跃正是建立在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巨大遗产上。就拿纺织行业来说，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轻纺体系，在改革开放后，甚至今天，一直是中国出口创汇的主要产业。但我国的纺织业却在这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基本没有得到自身的技术提高，但它仍然在为挣外汇吐血站着最后一班岗。这就完全是在吃老本，坐吃山空的结果。军工行业也是这样。这些年的摩托车、汽车、家电产业，许多生产线都是由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军工企业转产而来，如重庆的嘉陵、长安、贵州的富日、安徽的飞雁、合叉、四川的长虹„„不胜枚举。但中国今天的军工状况如何呢？其它众多行业也是类此。国企今天的凋敝，除了不公平竟争、恶意吐痰和后来的腐败盛行、管理不善之外，竭池而渔也是重要的原因――春蚕到死丝方尽啊！

这样的情形也同样演义在农业上。毛泽东时代的农田改造、兴修水利使得改革后的农民能够在这方面很少投入而多多获益。毛泽东时代大量建设的化肥、农药、农机生产线始终发挥效用，就连一夜成为亿万富翁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成就也是在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呢。现在的农村怎么样？我不敢妄自回答，人们心里应有一杆秤。我们可以去看看现在的农村水利、去看看农田的土质、去看看森林、看看河渠„„。

这里还没有提到毛泽东当年所开创的有利的国际局势，正气清廉的国内风尚，坚强的民族凝聚力，强大的军事震撼力，这些无形的遗产对后来经济发展的贡献。

所以，改革搞得花花绿绿、热热闹闹，成就也不是没有，发展也不小，但看问题要深刻一点。在毛泽东打下的基础上，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只需稍加调整，不出大的偏差，都会有很好的效果。其实，即使毛泽东在，在打好基础后，也会适时调整国民经济计划的，这从1964年因国际形势突变，被迫改变本想以“吃穿住”为主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件事上，就能反映出来。我在过去一篇《假如毛活到现在，我们的日子会比现在更好》中，实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现在改革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毛泽东的一比，才真叫“微不足道”，要论遗产而言，就更不值一提了。不说吃老本，单是那卖土地、卖资源，子孙的口粮吃了多少还说不清楚呢。那些说“毛泽东不懂经济”、“毛泽东的经济成就微不足道”的人莫异于狂徒吠日。若把毛泽东时代比作修路造桥造车、挖塘养鱼、挖坑种树、垒石建房、攒钱备娶的话，后来者则只是开车兜风、撒网捕鱼、依树乘凉、上树摘果、张彩娶亲，甚至还坐地纳租、拆屋换粮呢。那些哭着嚎着恶意叫喊毛泽东时代贫穷的人，找你们的清主子、蒋主子、洋主子算账去吧，因为他们留给中国人民的太少了，欠中国人民的太多了，人们是不会忘记那个圆明园残迹、南京大屠杀的万人坑、外蒙古及东北西北丢失的大片国土的。相反，毛泽东却给他的人民留下了很多很多，他领导勤劳的前辈们辛辛苦苦给后人打好的基础，使他的人民在吃穿住方面很快好起来了。

郁达夫先生说过：“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出现而不知崇敬爱戴的国家，则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历史终究是历史，人民永远热爱毛泽东!

一、附一组数据：

㈠、建国后粮食生产概况：

1973、1976年，我国南方籼型杂交水稻（育种代表为袁隆平）和北方杂交粳稻（育种代表为杨振玉）经过十年的努力育成，这是我国上世纪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该专利七十年代末卖给美国，是我国对美出口的第一个专利。此一时期，小麦玉米花生大豆油菜等其它作物良种也相继育成，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大面积推广。

1、全国粮食总产：1952年1.64亿吨，1957年1.95亿吨，1978年3.05亿吨，1982年3.55亿吨，2004年4.70亿吨。

2、粮食总产年均增长：1952-1957年农业合作化时期的5年为3.523%，1957-1982年人民公社时期的25年为2.425%，1952-1982年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时期的30年为2.608%；1982-2004年大包干时期的22年为1.284%。

㈡、建国后铁路建设概况：

1、1949——1958年9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4108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56.4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此一时期主要是铁路建设的恢复期和规划期)。

2、1958——1978年20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24992公里，平均每年增加1249.6公里（不含地方铁路、企业专用线、一批在建但未通车的铁路)。

3-①、1978——199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4947公里，平均每年增加274.8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合资铁路;含1978年前已开建此期通车的铁路）。

3-②、1978——199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799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443.9公里（不含地方铁路;含合资铁路3043公里、1978年前已开建此期通车的铁路）。

3-③、1978——1996年18年间，新增铁路营运里程13200公里，平均每年增加733.3公里（含地方铁路5210公里、合资铁路3043公里、1978年前已开建此期通车的铁路）。

二、附一则评论：

建国之初，新中国千疮百孔，一穷二白，一无设备，二无资金，人均寿命只有35岁。毛泽东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亲自写下了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论十大关系》，甚至对农民种地也亲自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发出“向科学技术进军”、“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在他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奋发图强，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农业国，在短短的28年内，发展成为一个从电动机车、先进战机、喷气式大型客机、洲际导弹、两弹一星、核潜艇、导弹舰、测控船、高速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人工合成胰岛素，到工业成套设备、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大国，完成了最艰苦的工业基础和科技积累，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百年走过的路程。而且这些建设成就是伴随着严竣的国际封锁、战争威胁和“修正主义”压迫，甚至还要打赢多场战争，长期支援世界革命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实现了灭毒绝娼、道不失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消灭了血吸虫、麻风、天花、鼠疫、霍乱、性病...，人民的健康水平极大提高，人均寿命提高到67岁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普及全民义务教育、儿童入学率达到97.1％、吃药住房基本不用花钱、工人退休有养老金、农村鳏寡孤独吃五保、工残有保障的极高社会福利的情况下取得的；是在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从经济上讲：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研究 篇6

1.1 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形成背景

蒋介石、汪精卫于1927年4月和7月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 使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以后, 毛泽东彻底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提出“今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

1.2 理论来源

毛泽东军事思想, 深深根植于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 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军事实践相结合, 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及人民军队建设诸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形成了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思想认识路线、战争指导路线和一系列基本原理、观点、方法和指导原则。

1.3 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武装斗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参加北伐战争, 中国共产党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但并未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第二阶段, 是土地革命斗争, 党建立了独立武装队伍, 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 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第三阶段, 是抗日游击战争, 这是共产党创造的一种最好的斗争形式。

2 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理论体系

2.1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

1927年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 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 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由中国国情特点决定的, 即中国内部没有民主, 只能以革命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无产阶级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 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2.2 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理论

2.2.1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面对艰难的局面,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瞻远瞩, 果断决定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退却”, 向井冈山进军, 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 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指明了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有重要意义:第一, 在实践上, 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被证明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惟一正确道路。第二, 在理论上, 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第三, 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典范。

2.2.2抗日游击战争理论。游击战的精髓是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 敌疲我打, 敌逃我追。遵循合理选择作战地点, 快速部署兵力, 合理分配兵力, 合理选择作战时机, 战斗结束迅速撤退五项基本原则的作战方式, 叫做游击战。抗日战争时期, 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 大规模、长时期地开展游击战, 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解放战争时期, 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了正规战。长期的革命战争, 使中国人民创造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游击战战法, 如破袭战、地雷战、麻雀战、伏击战、地道战、围困战等。这些灵活机动的战法, 显示了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丰富多彩。

2.3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

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军队与民众的团结和进步是战胜敌人的最根本因素。在抗日战争中, 中国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应该努力的事情很多, 最根本的两个方面是军队和人民的团结进步。必须把全国的民众动员组织起来, 使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 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打倒日本侵略者。

3 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思想的伟大意义。

3.1没有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武装斗争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 论述极其精辟, 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正确指导思想。

3.2毛泽东的武装斗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 所以它为中国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提供了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

毛泽东教育公平思想探析 篇7

关键词：毛泽东,教育公平

追求公平是毛泽东一生的理想, 也是毛泽东一生奋斗所要达到的目标。毛泽东虽然没有留下一篇专门论述教育公平问题的文献, 但是教育公平却始终洋溢在他革命生涯的追求中。笔者拟对散见于许多重要文献中的毛泽东教育公平思想加以挖掘和梳理, 希望能对解决当前教育不公平的突出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教育公平的内涵

教育公平一般是指教育领域中各主体 (学生、教师及学校等) 及其行为之间等利 (害) 交换的社会关系的度量和评价, 主要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两个方面。它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教育起点公平。每个人不受性别、种族、出身、经济地位、居住条件等的影响, 都有均等的入学机会, 体现“有教无类”的原则。二是教育过程公平。教学过程不区分性别、种族、贫富的不同, 考虑以平等为基础的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每一个人, 体现“因材施教”的特点。三是教育结果公平。争取使每个学生都能有效利用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 取得学业上的成功, 学有所得, 学有所用。教育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存在绝对的教育公平。

二、教育不公平的根源

毛泽东的公平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平等观、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以及传统平均主义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逐渐形成了以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平原则。毛泽东认为中国教育不公平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因此, 毛泽东认为教育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本不平等。“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 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 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 不是别的, 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 这个里面, 最大多数是农民。”只有在政治、经济上人民翻身当家做主, 才能谈得上教育公平的问题。

2.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选择不公平。早在1927年,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尖锐地指出:“‘洋学堂’, 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 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 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 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 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 (他们叫“汉学”) , 不欢迎学校 (他们叫“洋学”) , 宁欢迎私塾老师, 不欢迎小学教员。”建国初期, 针对学生课程繁重、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情况, 毛泽东强调:“现在课程多, 害死人, 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他建议:“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 并不好, 可以增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三、毛泽东教育公平思想

1.追求政治、经济的公平。

教育公平的高水平实现有赖于政治和经济公平的实现。因此, 毛泽东极力提倡政治、经济的平等, 使社会上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出发点平等地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 毛泽东意识到“民主意味着平等”, “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 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为确保政治公平, 毛泽东主张通过实行民主制度以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反对官僚主义、等级制度, 主张干群平等。为实现经济公平, 毛泽东要求废除封建剥削制度, 并认为生产资料占有状况的不平等, 正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经济根源, 主张生产资料占有的绝对平等, 将国家财富尽可能均等地分配给全体人民, 避免两极分化;不满工资等级制, 欣赏供给制的分配方式。

2.制定公平的教育政策。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 毛泽东就提出“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新中国成立前夕,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 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提出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 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的方针。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 将工农教育问题列入国家教育工作的主要议事日程。之后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在法律上对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做出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国家设立并逐步扩大各种学校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 以保证公民享有这种权利。”

3.注重大众教育, 强调起点公平。

毛泽东强调人民大众在文化教育上的公平权利。1951年5月1日, 《人民教育》杂志创刊, 毛泽东为该刊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所理解的人民主要指工农群众。他认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 孟子的民贵君轻……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 几千年来的教育, 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 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 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出于民众化的立场, 毛泽东对于带特权色彩的教育很警惕。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干部子弟学校, 第一步应划一待遇, 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 废除这种贵族学校, 与人民子弟合一。”毛泽东要为工农群众及其子女争取受教育的机会。事实上, 建国以后, 教育部门一直在贯彻毛泽东的人民教育思想。

4.开展扫盲和工农识字运动。

毛泽东对国人的文化程度有一个基本的估计, 认为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中国有文化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 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 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为此, 他发出“一定要消灭文盲”的号召, 在群众中广泛开展识字运动。毛泽东还多次阐述:“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 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扫盲运动, 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 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 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 不是扫扫盲, 而是扫盲。”

5.改革教育体制, 确保教育过程公平。

1965年7月中央学制问题研究小组提出《学制改革初步方案 (征求意见稿) 》, 要求建立义务和培训两种教育制度, 根据城乡不同需要制定各级各类学校不同的修业年限, 缩短学制, 减少课程, 设立两年制的高校预科等。1970年的教育改革要求从小学进初中起, 废止各级入学考试, 实行就近入学, 取消重点学校制度;提出农村普及五年小学教育;改变以课本、教师、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组成工人、教师和学生三结合的教学组织, 用典型产品、典型工程、典型工艺带动教学, 注重“干中学”。“读书是学习, 使用也是学习, 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 而是干起来再学习, 干就是学习。”

6.创立多种办学形式, 拓展人民受教育的途径和机会。

早在1944年, 毛泽东就指出:“在教育工作方面, 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 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 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建国后, 毛泽东注意到“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 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 成年人更不待说了。”为解决这类问题, 1958年8月,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确立了“两条腿走路”发展教育事业的方针:“普及和提高相结合”, “免费的教育和不免费的教育并举”。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和多种形式办学;大力发展非正规的厂办大学、业余教育、民办教育;正规教育和半工半读教育相结合。这种多样化的办学形式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7.重视教育结果公平。

毛泽东认为,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个人的身份应完全平等。1966的“五·七指示”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逐步做到“亦工亦农, 亦文亦武”, 把自己培养成为“拿起铁锤能做工, 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 拿起枪杆子能打击敌人, 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以此消灭三大差别, 实现人们在教育结果上的公平。

四、毛泽东教育公平思想的发展

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阶梯, 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人都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邓小平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我们要千方百计, 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 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 把教育问题解决好”。江泽民也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政府要为教育者提供尽可能公平的教育机会, 尤其是要重视解决环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的教育问题, 增加对贫困地区和贫苦家庭的教育资助”。2001年颁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首次将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教育的公平与公正性原则, 更加关注处境不利人群受教育问题。努力为公民提供终身教育的机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更强调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

五、毛泽东教育公平思想的启示

通过公平的教育, 可以提升人的生产能力, 促进就业, 带来社会 (经济) 公平, 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同时, 教育还能够培养学生公平、平等、民主的精神, 促进政治文明建设, 为政治民主、政治公平奠定思想基础。虽然我国教育公平的整体状况在不断改善, 但目前由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 义务教育的师资和办学条件的差距以及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等原因, 导致诸多教育方面的不公平。毛泽东公平思想虽然有陷入平均主义误区、忽视法律在维护公平方面作用等局限性, 但仍然带给我们许多启迪。

1.促进政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是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政治和经济发展, 教育公平增长空间就会加大;而教育公平程度的提高, 又会促进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因此, 我们应该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 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节能环保水平, 增强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制定公平合理的教育政策。

《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初级教育应属义务性质, 技术和职业教育应普遍设立。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而对一切人平等开放。”为此, 党和国家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 制定正确的教育政策:优化教育结构,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重视学前教育, 关心特殊教育。规范教育收费, 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 健全学生资助制度, 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3.推动教育的优先发展。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只有教育发展了, 才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高素质人才, 才能通过人才推出科研成果, 最终带动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因此, 必须保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4.完善多渠道的办学形式。

为实现教育的大众化, 必须构筑“个人投资、国办民助、民办公助、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办学格局。在不断发展公立学校的同时, 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 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5.建立完备的教育法制。

实现教育法制, 一方面要求国家制定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律, 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求有关人员严格遵守和执行教育法律, 司法部门进行督察, 做到执法必严, 违法不究。遵循“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原则, 维护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 绝不能以权侵法, 阻碍教育公平的实现。

6.设立公平的选拔制度。

教育资源的稀缺决定争取教育机会的竞争不可避免。公平竞争体现在教育领域应用较广的是选拔性考试。为体现教育公平, 应改革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 既考知识又考能力, 既笔试又口试、现场操作考试, 以此建立更加全面、综合、多元化的考试评价制度和多样化的选拔录用制度。

毛泽东早期建党思想研究 篇8

一、从思想上建党, 坚持无产阶级思想领导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党的主要力量长期生活和战斗在农村。“据1930年赣西南根据地统计, 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0%, 知识分子、小商人出身的占10%, 工人出身的占10%。在1933年5月发展党员突击运动月中, 尽管一再强调要注意发展产业工人和雇农入党, 但新党员中, 工人、雇农和苦力只占28%, 而贫农、中农、知识分子、小商人和自由职业者则占到72% (P367) ”。这些人入党后, 将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入党内, 给党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及军队建设带来极大困扰。1928年11月, 毛泽东总结井冈山一年多工农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 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 强调“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 其趋势是会要错误的”[2] (P77) 。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提出从思想上建党, 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础与核心。

怎样实现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 从思想上建党?毛泽东提出可以通过教育, 在不改变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阶级基础的前提下, 使其思想向无产阶级方面发生转变。具体可以通过入党宣誓仪式对新党员进行党性教育。1927年“三湾改编”后, 毛泽东在湖南省酃县水口村叶家祠堂曾亲自主持了六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 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他向新党员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 然后带着他们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 努力革命, 阶级斗争, 服从组织, 严守秘密, 永不叛党。”[3] (P17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 毛泽东指出:必须“加紧教育, 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4】 (P75) 。1929年12月下旬,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全面分析了党内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 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 缺乏对党员做正确路线的教育, 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4] (P78) 因而,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 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 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 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提出要“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 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 是全党的重要任务之一”【6】 (P94) 。决议还对进行教育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和说明, 初步回答了在党员队伍以农民为主体的情况下, 如何从思想上建党以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

二、从组织上建党, 打牢党的组织基础

党的队伍战斗力强弱与党的组织建设密切相关, 怎样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使党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生存和发展, 这是我们在建党初期面对严酷的斗争环境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问题。

1、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毛泽东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深深懂得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性。所以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问题。早在1925年6月, 毛泽东成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 这是毛泽东在农村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1927年秋,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 三湾改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支部建在连上”, 并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支部成为连队的核心和堡垒, 各项工作都迅速地开展起来。军队也因此更有战斗力。在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方面, 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7】 (P172) , 并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 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 打牢基层党的组织基础。

2、吸收坚定分子入党并进行组织整顿

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十分注重吸收坚定分子入党。1927年10月, 工农革命军刚上井冈山时, 边界党组织不甚健全, “边界各县的党, 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8】 (P72) 。1928年5月后, 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和革命形势的发展, 党的组织也迅速发展, “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 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 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 投机分子反水, 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 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9】 (P75) ”机会主义是党建的大敌, 机会主义分子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根据这一情况, 1928年9月, 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厉行洗党”史称“九月洗党”, 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永兴、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 将投机分子坚决地清理出党, 并使党的组织由公开转为秘密。经过整顿, 党员人数虽然减少了, 但因为留下的都是坚定分子, 战斗力反而更强了。“九月洗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整党运动, 对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成效显著。

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了以后新成员入党必须:“ (1) 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 (包括阶级觉悟) ; (2) 忠实; (3) 有牺牲精神, 能积极工作; (4) 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 不吃鸦片、不赌博。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 才能够介绍他进党。【10】 (P90) ”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新入党成员的质量。

3、注重制度建设

所谓制度建设, 指将党在长期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概括, 形成全党共同遵守的党纪党规、工作条例等。具体来说, 早期党的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 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认识并非全面、深刻。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存在着极端民主化的思想。为了克服极端民主化思想, 毛泽东提出了纠正的方法, 首先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其次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第二, “支部建在连上”制度。支部建在连上制度是1927年9月“三湾改编”时确定的。部队分级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 连队设支部, 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的一切重大事情, 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 毛泽东指出“党的组织, 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 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 ‘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1】 (P65)

第三, 党代表制度。即三湾改编时确立的连以上设党代表, 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毛泽东指出:“党代表制度, 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 党代表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 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 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 哪一个连就较健全, 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12】 (P64) 1929年起, 红军中的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 之后连队中的政治委员改称为政治指导员, 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1937年10月, 毛泽东在延安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 总结军队中设立的党代表制度, 说:“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 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5] (P380) 。

三、从作风上建党, 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号召力

党的作风, 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和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往往根据党的作风来评价党, 因此, 党的作风建设, 是关系人心向背、革命能否成功的重大问题。

1、联系群众

早在1926年3月, 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打击真正的敌人。革命胜利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井冈山时期, 党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在井冈山党的建设中,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对一些党员脱离群众的不良现象进行了批评, 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 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 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 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14】 (P139) 。在当时的井冈山苏区, 残酷的斗争环境促使广大干部形成了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2、从实际出发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从小到大, 不断发展, 是因为我党坚持从实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1927年八七会议上, 毛泽东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1927年9月, 在湘赣边界起义原定计划严重受挫的情况下, 起义军是继续进攻还是实行退却, 必须马上决断。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 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 单靠工农革命军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 断然主张放弃长沙, 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 寻找落脚点, 以保存革命力量, 再图发展。

要做到从实际出发, 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 深入实际, 做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 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斗争策略。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 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井冈山时期, 毛泽东率先垂范, 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 写了大量的调查报告, 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等, 在党内形成了调查研究的良好空气。

在艰苦的斗争实践中,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 顶住了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央高层的压力, 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 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典范。

3、批评与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 也是我党的政治优势。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 是克服党内缺点, 达到党内团结以战胜敌人的有力武器。

井冈山时期, 红四军党内曾发生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红四军七大改选了前敌委员会, 在选举前委书记时, 毛泽东没有当选, 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29年11月下旬, 毛泽东在养病的地方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传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决定。“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 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15】 (P215) 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 加强了党的团结。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16】 (P82)

总之, 党在初创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 后来进一步总结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对我们党赢得群众、壮大自身、并最终取得革命胜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天, 我们仍然要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使中国共产党更好地担负起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四、启示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 领导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在拥有35万党员的时候, 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党员的时候, 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 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时候, 却丧失了执政地位, 亡党亡国。[6] (P115) 今天,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长为有八千万党员的大党, 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而自豪, 但我们没有丝毫理由因此而自满, 我们决不能也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7]。当前, 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 中国共产党必须搞好自身建设才能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

1、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 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是核心、是灵魂。战争年代, 无数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靠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理想和信念, 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 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环境的不断变化, 一些党员、干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开始动摇了, 越来越贪图于物质享受。因此, 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 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 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2、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在全社会的影响力

历史证明, 党员的数量并不代表党的战斗力, 更重要的是党员的质量。必须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 广纳人才, 不断增加党的新鲜血液, 保持党的蓬勃活力。特别应当注意的是,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 必须注意吸收那些怀有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加入党的组织并对他们进行重点培养和教育。同时, 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 严格进行组织整顿, 把那些党内的蛀虫和那些为得“好处”而入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坚决清除出党。只有这样, 才能弘扬正气祛除邪气, 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和在全社会的影响力。

3、继承党的优良传统, 发扬三大优良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当前, 很多党员干部严重脱离实际, 脱离人民群众, 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 这是很不好的。必须继承党的优良传统, 深入实际, 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 进行真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我们必须牢记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 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有句话说, 哲学和历史是智慧的双眸。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深入学习历史, 总结经验教训, 获得智慧的灵感, 创造出适合当下实际情况的理论以指导党的建设, 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我党的光荣使命。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 上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版。

【2】4891112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1版。

【3】715《毛泽东传》 (1893-1949)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

【5】61016《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3版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版。

【17】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 《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5期。

毛泽东战略思想 篇9

一、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 明确了党的组织和工作路线——— 群众路线

1943年6月,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 凡属正确的领导, 必须是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 将群众的意见 ( 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 集中起来 ( 经过研究, 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 , 又回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 化为群众的意见, 使群众坚持下去, 见之于行动, 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 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 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这种工作方法突出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 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原理在领导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从群众中来, 就是要从群众的实践中来; 到群众中去, 就是要到群众的实践中去。毛泽东正是通过认识论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这一群众路线思想, 并将其明确为我们党的组织和工作路线, 才最终为新民主义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 二) 群众至上, 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充分证实了人民力量的伟大。毛泽东在1941年3月所作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讲到:“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 把人民群众看成人类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 历史的创造者。并进而把这种思想贯彻到了实践当中, 以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 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理论。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在抗战时期建立的以“三三制”为原则的政权, 都是探索如何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实践。1949年新中国成立, 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最终使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 三) 相信和依靠群众, 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作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 他号召全党:“每到一地, 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 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 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这是因为, “只要我们依靠人民, 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 因而信任人民, 和人民打成一片, 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 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 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1]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智慧和力量的源泉, 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 只有相信、信任群众, 群众才能推动社会发展的车轮中充分发挥能动性。毛泽东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 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 1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我们的责任, 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 每个行动, 每项政策, 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 如果有了错误, 定要改正, 这就叫向人民负责。”[2]

因此可以看出, 我们党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要处处想到群众, 为群众打算,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也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党的领导, 热爱自己的国家。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党的唯一的根本宗旨。

二、习近平的“中国梦”更是“人民梦”

“中国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时第一次提出的, 并在2013年3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 我们称之为‘中国梦’, 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3]

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饱受外族的欺凌。虽然洋务运动以及孙中山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然而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贫穷落后的社会状态, 直至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才最终使我们走上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 人民当家作主才能成为现实。探究其成功的根本因素就在于, 毛泽东充分相信、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 运用群众路线来规范党的行动, 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响应, 最终完成中华民族的独立。从这个角度来讲,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是使我们真正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第一缕曙光, 是让我们切身感受到的“中国梦”并不是白日梦的伟大希望。新中国建立之后, 我们继承丰富和发扬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虽然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我们始终遵守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坚持一切为了群众的宗旨, 凝结全国人民群众的力量, 一步步向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如今, 我们的经济实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 这一跃升显示了中国崛起的历史轨迹, 也为实现21世纪“中国梦”奠定了历史的大台阶。这些都充分说明, 无论是过去我国贫穷落后的社会状态, 还是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坚持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只有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强国的最终目的是富民。人民不富裕, 发展就不算成功; 人民不幸福, 复兴就不算完成。人民幸福是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思想能给人民群众希望、信心和力量, 具有最大限度团结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力, 释放出巨大的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梦想, 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 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 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4]中国梦并不是飘渺不定的无法实现的梦幻, 而是建筑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殷切期盼基础之上的, 关乎每一个人幸福和希望的真实目标。无论是国家还是民族, 都是由人民群众组成的。国家富强需要人民奋进, 民族振兴需要人民自强, 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5]因此, “中国梦”的实现依赖于人民群众的力量, 只有充分发挥每个中华儿女的才能, “中国梦”才能实现, 从本角度来讲, “中国梦”更是“人民梦”。

三、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与习近平“中国梦”思想的 关系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党的群众路线, 因为党的群众路线与‘中国梦’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中国梦’本质上是中国人民对未来、对生活的梦想与期待。只有广大人民群众愿望得以实现, ‘中国梦’才算实现。”[6]本文十分赞同此种观点。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我党群众路线的直接理论和实践来源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 因此在探求群众路线思想与“中国梦”思想的关系时, 首先应明确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与习近平“中国梦”思想的关系。

( 一)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为“中国梦”思想奠定 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深入实际, 调查研究, 不断总结, 逐步发展, 形成了群众路线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指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大胜利, 而且为“中国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要求我党要一切相信群众,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人民群众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核心主体。“中国梦”思想, 就是在凡事以群众利益为重的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基础之上形成的。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 并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 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 万众一心, 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 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 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 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5]

“中国梦”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必须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梦”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发展, 尤其重视个体发展, 并指出只有国家给予个人人生出彩的机会, 国家才会凝聚出巨大的力量。现阶段, 我们党越来越重视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 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由此可见,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为“中国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使“中国梦”思想有了正确的方向、强大的动力、明确的目标, 获得了丰富的源泉, 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 二)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为“中国梦”思想提供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之上, 结合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 在人民群众斗争实践基础上产生的, 是集中人民群众集体经验和智慧的成果, 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毛泽东说: “共产党的一切言论行动, 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实践证明只有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 集中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智慧, 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才能使党的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 最终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只有一切为了人民, 向人民负责, 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广泛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 壮大革命力量。并且只有坚定地依靠群众, 才能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出: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 它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5]前车之鉴, 后车之师, “中国梦”是建立在前辈伟大的革命实践探索基础之上的。“中国梦”是现阶段我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思想, 它要求我党要紧紧依靠群众, 发挥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才能, 最终使人民幸福, 因此, “中国梦”的提出合乎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标准”, 引起了13亿多人的共鸣, 绽放了13亿多人的梦想, 激发了13亿多人的豪情。“中国梦”思想是为人民群众的“梦”应运而生的, 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合乎民心, 顺乎民意, 得到全国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 三) “中国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 思想

近代早期, 无数有志之士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英勇奋斗, 却因未发动广大底层人民群众的力量而最终失败。五四运动以来, 人民群众才真正参与到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国梦”中, 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真正意义上地为了人民群众而发动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革命, 人民群众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 此时的“中国梦”才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国梦”, 是“人民梦”。经过九十多年的奋斗, 我们党的地位发生了从非执政党地位到执政党地位的根本转变, 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由革命战争环境到改革开放环境向和平建设环境的重大变化, 但是, 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 密切联系人民群众, 这一党的基本特征不仅没有改变, 而且不断随着新的变化而升华和扩大, “中国梦”就是现阶段这一特征的最切实表现,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 不单是现代人的梦, 也是老一辈革命家的梦。尤其是在继承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基础上的创新的“中国梦”。中国梦不仅仅是理想、是目标, 更是现实, 反映在每个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因此“中国梦”是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宗旨的继承和丰富。

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是要实现国家富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同时指出梦的实现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 并最终实现人民幸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梦”实际上是在强调了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统一性, 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老百姓的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又有赖于每一个人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发挥出来。个人之梦唯有寄托于国家之梦、民族之梦, 梦想才能成真。所以,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梦想, 要在全社会中营造一种氛围, 把全民族的梦想和追求凝聚在一起。只有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成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才能把历经苦难而又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送达梦想的彼岸, 让每个人在“国家好, 民族好, 大家才会好”的逻辑中梦想成真。因此“中国梦”同时把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提高到实现民族复兴的高度来认识, 把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出: “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 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5]真心回应人民的期待, 就是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讲话涉及到的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发展权、受教育权、医疗保障的权利等, 都是人民群众所获得权利的切实反映。因此习近平的“中国梦”重要指导思想更加具体、更加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思 想。因此, 这是对毛泽东群众思想具体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是对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的群众路线思想的深化与发展, 是对毛泽东革命工作具体方式的细化。

四、结语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为习近平“中国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习近平“中国梦”思想创新和发展了群众路线, 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思想和根本保证。只有将贯彻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与实现习近平“中国梦”紧密的联系起来, 我们才能更加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智慧, 探索实现中国梦的可行性。因此, 在现阶段我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们必须深入思考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认真贯彻执行习近平“中国梦”思想的要求, 将“中国梦”与人民群众的梦具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坚持群众路线, 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摘要：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是党的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重要指导理论。习近平的“中国梦”思想是共产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思想, 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为习近平“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为习近平“中国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习近平“中国梦”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

关键词：毛泽东,群众路线,习近平,中国梦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 2013-03-24.

[4]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2-11-29.

[5]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3-03-18.

[6]赵萍.小议工会工作中的群众路线[J].法制博览, 1991, (11) .

[7]冯国权, 任立亚.美丽中国梦[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青年毛泽东民主政治思想探析 篇10

关键词：民主政治,西方民主,毛泽东,启蒙

在1906～1919年这个期间,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经历了从反封建专制到资产阶级民主、再到无产阶级民主这样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在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的继承和超越过程中, 毛泽东成长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戊戌变法时期的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 先进的中国人, 经过千辛万苦, 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 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 (P1469) 毛泽东就是最先接触了这一派人物的思想后, 开始了他的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

郑观应 (1842～1922) 中国实业家, 改良主义思想家。隐居澳门近6年, 撰成《盛世危言》一书, 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证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培养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实学人才。毛泽东13岁时读到《盛世危言》时感慨说:“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 “《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2] (P9～10) 这是他间接接触西方学术思想的开始。毛泽东开始了睁开眼睛看世界, 思想从偏僻的湖南韶山开始飞向长沙、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虽然以“求富”、“自救”为主要目的的洋务运动旨在强化和巩固封建的统治, 但洋务思潮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 更为重要的是在思想与政治方面对中国的巨大的影响力,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认知这个世界, 开始进行思考。封建专制的统治的基础开始瓦解, 维新与民主思潮的先后兴起也就证实了这一点。中国开始慢慢地融入了世界民主的进程之中。

梁启超、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家, 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在维新变法期间, 康有为迭上奏折, 起草诏令, 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 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 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 挽救民族危亡。1897年9月, 政变发生, 梁启超逃亡日本, 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 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 鼓吹改良, 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1910年秋天, 毛泽东到湘乡县东山高小去读书, 他开始读到有关维新运动的书, 特别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 倡导民主进取精神, 那“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使他激动不已, 爱不释手, 反复阅读, 甚至可以背诵出其中的一些内容。因此, 梁启超是他政治思想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成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者。这种影响体现在了毛泽东在《新民丛报》上曾写下“正式而成立者, 宪法为人民所制定, 君主为人民所推戴”的批语, [3] (P5) 表明了毛泽东对人民能够制定宪法、君主为人民所拥戴的君主立宪的好感。康梁的那种力图挽救民族危亡的热忱, 对封建专制的憎恨, 对民主制度的向往, 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康梁的思想与学说使青少年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民主文明的启迪。毛泽东在《新民丛报》上曾写下“宪法为人民所制定, 君主为人民所推戴”的批语, 赞美英日制度, 抨击中国暴政[4] (P10) 谭嗣同的“反君主倡民权”思想正是基于反对封建专制的基础上近代民主思想的发端, 就是“要‘变不平等为平等’, 实现‘君主废’、‘贵贱平’, 而‘遍地为民主’的政治思想。”[5] (P87) 毛泽东对谭嗣同亦异常敬仰, 他曾对蔡和森说:“前之谭嗣同, 今之陈独秀, 魄力宏大, 诚非今之俗学所可比拟。”[3]毛泽东“当时处在戊戌辛亥中外思潮十分活跃地碰击湖南的时期, 毛所承受的思想震撼是多方面的, 所接受的思想影响, 也是多方面而非常复杂的。从朱熹和王阳明的传统教义, 到近代的康、梁、孙、黄的变法主张和革命实践, 从中学到西学, 从政治到文化, 五光十色, 纷至沓来。毛泽东爱读报纸, 报纸上所刊载的各种思想、主张、观念、学说更是五花八门, 多种多样, 使这一点更加突出。”[6] (P134)

二、辛亥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扬弃

到长沙求学后, 毛泽东视野更加开阔, 接触的东西也丰富起来。“在长沙,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报纸—《民立报》”, 第一次发表的“糊涂”的“政见”, 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 担任新政府的总统, 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 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7]却表明他已经由君主立宪的拥护者转变为民主共和政体的拥护者。18岁时, 他通过报纸了解到资产阶级革命派“三民主义”的主张和他们所从事的推翻清王朝的活动后, 深受感动, 在毛泽东的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辛亥革命义举的感召下, 毛泽东毅然剪辫从戎, 成为资产阶级民主的斗士。孙中山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基础, 吸收了近代中国民主主义思潮的合理成分, 确立了自己的民权主义的民主革命思想, 他解释说:“中国数千年来, 都是君主专制政体, 这种政体, 不是自由平等的国民所堪忍受。”[8] (P75) 孙中山总结了中国历史上革命的教训, 都是建立了封建的君主专制的制度, 所以都失败了。即便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 也是因为“革命都仍不免是君主体制”没有建立起民主共和政体。民权主义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核心, 他认为其中心的目标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 建立民主共和制, 实现“主权在民”。坚信民主共和是人心所向, 是大势所趋。毛泽东在后来对孙中山评价说:“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的立场, 同中国的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9] (P311) 总之, 孙中山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封建的专政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孙中山与他的革命理论对毛泽东起到了极大的影响。

毛泽东在投身民主革命初期, 就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毛泽东比较系统地涉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是在1912年下半年。这年7月, 他离开高等中学后, 寄居于长沙, 以湖南图书馆为基地, 过了半年的自学生活。在这里, 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青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鸿的《法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西方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的名著, 以及世界地理、历史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学作品。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 毛泽东像“黄牛进了菜园, 初尝菜味, 只顾拼命地吃”。他曾对人言:“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10] (P54)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成为其民主思想的重要营养成分。毛泽东充分利用湖南师范的良好环境, 潜心攻读, 探索人生道路和革命救国的根本道理。正如他后来回忆说:“我在第一师范的生活中遭遇的事情是很多的。在这个时期中, 我的政治观念开始形成, 我也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活动的经验。”[7] (P121)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在全国的传播发展, 毛泽东开始读到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等新潮刊物和文章。《新青年》犹如一面旗帜, 感召聚集了一大批知识青年。《新青年》上所介绍的各种新思潮、新主义使毛泽东眼界大开, 思想活跃。综观这一时期青年毛泽东的思想特征“是自由主义, 民主改良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 憧憬“19世纪的民主, 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7] (P125) 毛泽东后来说, “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 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1] (P9)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极端民主化的思潮, 它在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 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过程中, 起了积极的作用。无政府主义的兴起, 正是那个时代现实的真实表现:西方的民主文明的大举入侵, 中国封建的专政的破落, 中国的政治文明发展的不确定性, 产生了一大批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历史已经证明, 当时的许多青年正是以这股社会主义思潮为阶梯, 通过反复的比较实践后, 才逐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5] (P150) 1918年8月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这是他早期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人士, 接触到新思想、新思潮。李大钊是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最得力的先驱, 他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成为当时进步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通过同李大钊的结识, 毛泽东第一次真正了解到了俄国革命的情况, 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思想有了极大的进步。当陈独秀被捕之后, 毛泽东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 进行声援, 对反动的北洋军阀发出了这样的质问:陈独秀宣传民主与科学, 有什么罪过?陈独秀被捕说明:“中国名为共和, 实为专政。”[3] (P305) 并号召以民主主义对抗强权, 指出:“宗教的强权, 文学的强权, 政治的强权, 思想的强权, 国际的强权, 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 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 将它打倒。”[3] (P293) 然而, 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充分的革命, 失误之一就是忽略了民主启蒙的工作。反满的呼声大过了对民权的颂扬, 对权利的追求淡化了革命的热情。革命一结束, 根深蒂固的封建专政就乘虚而入, 共和让位于专制。辛亥以来, “中国名为共和, 实则专政, 愈弄愈糟, 甲仆乙代, 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 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3]但是, 一场更彻底和更猛烈的民主启蒙运动已经在酝酿, 这就是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因此, 毛泽东大声地呼吁, 必须铲除封建的专制, 大力推进民主运动, 在中国文化中注入民主的意识。只有民众的民主的意识增强了, 才可能创造出民主的政治制度。

三、新文化运动中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辛亥革命的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在中华大地上演了一幕恢复帝制的闹剧, 最终在人民的唾弃中死去。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时期, 对外卖国求荣, 对内则争权夺利, 连年混战, 民不聊生。针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的本质, 也痛感中国人民长期受封建专政的束缚、思想不觉悟的现状, 陈独秀等人发起了一场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号角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号里, 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 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大呼人权平等, 号召思想解放, “脱离奴隶之羁绊, 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之人格。”[12]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高举民主主义的大旗, 向封建专政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大大的促进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的青年者成为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据毛泽东向斯诺回忆, 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泽东还认为, 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 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 称他“做了启蒙工作, 创造了党”。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 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 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 可见陈独秀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一次彻底的民主启蒙运动, “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 是旧传统的摧残。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 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启蒙的目标, 文化的改造, 传统的扔弃, 仍是为了改变中国政局和社会面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 猛烈抨击了旧道德、旧文化, 提倡了各人独立自尊和新道德, 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思想史上是划时代的。在其影响下, 独立自由与自由平等之声深入人心。广大的青年掀起了争取民主自由和追求真理的浪潮, 并从中涌现了一大批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 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 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6] (P5) 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 “平民”、“平民主义”等等, 代替往日的“君子”、“小人”、“王道”等等, 成为毛泽东政治思想新的主题词。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把“平民主义”的走向, 视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 视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 他曾提出: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改革, 一言蔽之, ‘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 为‘平民主义’。”毛泽东提出, “克莫克拉西” (民主) 可译为“平民主义”和“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 [3] (P293) 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和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干部上的准备, 包括毛泽东等在内一大批先进分子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熏陶下, 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可以说, 如果不经过这样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 就不可能使中国人民接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 也就不可能使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5] (P170)

1919年7月他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 大力宣传革命思想, 在该刊物上发表连续长文《民众的大联合》, 讲述世界革命大势, 高度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匈牙利的“劳农政府”以及英美法工人的大罢工等, 反映了毛泽东此时的政治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急剧转变。劳动者, 历来是人群中的大多数, 也是社会生产的主体, 但为什么这大多数的生产的主体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体, 反而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青年毛泽东有相当敏锐的认识, 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这样写道:“到了近世, 强权者, 贵族, 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 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 人类也苦到了极点, 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 起了反抗, 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3] (P339) 以民众的联合对抗统治者的联合, 这是社会主义民主运动的实质所在。看重民众的力量,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熏陶的结果, 也是毛泽东在接受民主启蒙以来比资产阶级革命派高出一筹的地方, 也是他后来很快接受“人民当家作主”为实质内容的人民民主观的原因。写《民众的大联合》时的毛泽东, 尚不明确社会主义民主, 但他的“民众的大联合”观念, 恰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展开民主运动的基本点。1919年到1920年前后, 以湖南省为首, 全国掀起“联省自治”的翰波, 毛泽东先后撰写书信、文章20多篇, 积极推动驱逐军阀张敬尧和湖南自治两项社会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之后, 毛泽东对政治改良彻底失望了。在此前后, 毛泽东已读了不少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 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这对毛泽东在其后不久的时间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 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够找到为数不多的用中国文字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心中, 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这时候自己认为“在理论上, 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7]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4卷

[2].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12

[3].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4].吕星斗.毛泽东和他的事业 (上) [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5].刘健清, 李振亚.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5:1

[7].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79, 12

[8].孙中山选集.三民主义与中国的前途[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9].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7年版, 第5卷

[10].周世钊.回忆毛泽东青年时期的革命活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11].《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