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基本会计准则

中美基本会计准则（精选七篇）

中美基本会计准则 篇1

关键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目标,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

一、引言

我国致力于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 2006年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2007年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要采用, 2008年138家大型国有企业要采用, 2009年要求大中型国有企业要采用。此外我国还有些经济主体采用《小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事业单位会计准则》。由于考虑到成本效益的因素以及不同经济主体的具体情形, 我国会计准则的局面还不统一。另外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更倾向于条款的规范性描述, 同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相比, 缺乏理论上的内在联系与可理解性。因此, 美国不断更新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对我国会计准则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中美基本会计准则的比较

(一) 关于会计准则的适用范围

目前信息使用者做出决策越来越依赖于财务报表以外的其他信息, 因此要求企业披露更多的信息。美国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和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都把财务报表扩展到了财务报告。但是两者都没有明确指出财务报告应包含哪些内容。目前国际上越来越要求财务报告进行前瞻性信息披露、分部披露、现金流量信息披露、社会责任披露、针对非本国使用者的特殊披露、公司治理披露和网络经营报告披露。我国也应当在这些报告信息的披露方面有所完善。

(二) 关于财务报告的目标

在FASB 2010年9月颁布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第八号公告中财务报告的目标是为方便现在与潜在的投资者、出借人及其他债权人进行企业资源配置决策而提供有用的财务报告信息。它指出, 通过关注企业资源与权利的变化, 可以了解企业的发展方向, 从而有助于使用者理解企业收益的变化情况与构成, 了解企业管理层是如何履行受托责任, 保证企业资源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可见第八号概念公告中的资源分配决策有用性目标本身就涵盖利于评价管理者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 因此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不应成为财务报告的单独目标。

同美国相比, 我国向来重视受托责任观。但是我国股权分散程度小, 中小股东维权意识薄弱, 应该越来越重视反映包括中小投资者在内的报告使用者所需要的信息, 这样才能增加财务报告使用者对财务报告信息的信心, 促进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

(三) 关于事项的含义

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虽有提及交易与事项, 但对其概念的定义尚不清晰。美国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曾经将事项定义为企业内部实物与资金的价值流转。但是这样的定义是有缺陷的, 比如公允价值、汇兑损益、资产减值损失等的计量严格说不能说是企业内部发生的, 它们很多时候是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导致的。目前针对事项的定义有两方面, 一种是广义上的, 认为事项涵盖交易;另一种是与交易相区分的概念。因此我认为应当这样来定义事项:广义上事项是指导致企业会计要素发生增减变化的事由;狭义上事项是指由于企业管理核算要求或外部情况的改变, 使得与企业内部实物、资金、价值有关的会计要素发生增减变化的事由。事项在广义上的定义通常在事项会计中采用较多, 而其狭义上的定义通常在会计准则中与交易的定义相区分时使用。

(四) 关于财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

不同的国情, 报告的主要使用者也会有所不同。第八号概念公告中明确指出潜在的投资者、出借人及其他债权人是财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 政府和其他公共团体不是报告的主要使用者。我国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指出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包括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等。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相当发达,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是被赋予会计准则权威性的官方机构, SEC代表投资人对会计信息提出要求, 因此美国的会计模式是投资人利益导向的, 而非政府利益导向。另外美国采用财税分离的会计模式, 税务等公共机构有获取有用信息的途径。所以美国不把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作为报告的主要使用者。但是我国的会计模式偏向于政府利益导向。我国政府一方面作为投资人, 对许多企业进行绝对或相对控股, 要求企业提供有用信息;另一方面我国政府要对国民经济实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 因此在税务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信息需求。所以, 在借鉴发达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时应当结合本国国情, 在我国, 政府也应当是财务报告的主要使用者。

(五) 关于相关性与可靠性 (如实反映)

美国第8号财务会计概念中把“可靠性”改为“如实反映”, 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可靠性”的理解不一, 很多人把“可靠性”理解为“可验证性”。所以新公告中改用“如实反映”一词。

相关性侧重于信息能够改变使用者决策方面的特征, 它对应的计量属性是公允价值, 观点是决策有用观。因为公允的信息与使用者决策更相关。可靠性 (如实反映) 更强调准确, 它对应的计量属性是历史成本, 观点是受托责任观。因此以历史成本反映的信息更容易验证, 估计成分少, 更具有准确性。可见相关性与准确性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若二者出现矛盾, 该如何解决, 这一直是个难题。我国同美国都尚未在准则或其他规范中提及此问题。

使二者冲突降低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使相关的信息都可以验证, 一种是提供较原始的数据, 供各个利益相关者自行分析。

第一种方法的实现需要信息技术的改革, 如果能够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反映市场上的各种历史交易信息, 就可以提供参考标准, 验证相关的会计信息是否可靠。但是这样难免会泄露商业机密, 损害企业的利益, 因此实施起来很困难。

第二种方法是事项会计的观点。它最早由美国会计学家乔治·索特于1969年提出。他主张尽量提供与经济活动相一致的原始信息, 然后由报表使用者进行汇总处理。这种方法同样要求公开原始数据, 要求有信息技术的支持。但是我们可以把尽量提供原始信息改为提供较少汇总的信息, 比如把存货内的原材料、半成品等项目分项以历史成本列示, 考虑商业秘密的保护。这样, 管理层可主要为投资者提供进一步汇总的可靠信息, 其他利益相关者根据自己对企业会计要素公允价值的判断得到自己认为相关又可靠的信息。虽然事项会计的实际应用比较困难, 对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很高, 但是可扩展商业报告 (XBRL) 的使用已经被提上议程, 相信通过理论与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 它将为解决相关性与可靠性的矛盾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2006, (2) .

[2]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第八号公告, 2010, (9) .

[3]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第一号公告, 1978, (11) .

[4]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第二号公告, 1980, (5) .

[5]葛家澍, 叶风滢, 陈秧秧, 徐跃.如何评价美国FASB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J].会计研究, 2005, (4) .

[6]李靠队, 车甡, 徐惠珍.我国建立《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刍议[J].新会计, 2010, (3) .

[7]郭玲, 王国茹.美国会计准则的发展对中国会计准则的启示[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5) .

中美基本会计准则 篇2

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 在处理中美贸易纠纷中应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从当前看, 有效利用WTO规则来促进中美贸易关系, 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 严格按照WTO规则办事, 全面履行WTO成员国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与美国同为贸易大国, 但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贸易强国, 而中国则处于弱势地位, 在这种强弱关系之间, 需要寻找一个公正、公平、合理和客观的解决渠道、途径和办法, WTO恰恰提供了这一有效机制, 而这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争端机制, 是其他国际贸易规则、法规和章程所不能替代的, 具有广泛性、适用性和权威性, 为评价、协调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提供了基本解决框架和双方因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其次, 正确和理性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由于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强烈, 国内需求低迷, 受国际市场萎缩影响出口受阻, 经济复苏之路漫长面艰难, 加上政治、军事、恐怖主义原因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对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在这种大的背景下, 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和事务中, 需要通过一些非常规手段和措施来化解国内矛盾和转移国内民众视线, 这将是美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所采取的一个长期政策。如果我们站在目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大环境下来看待美国的一些超常举动和无理态度, 则不足为奇了。因此, 对于中国来说, 在处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时, 应该从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理性分析和沉着应对, 以平常之心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再次, 在WTO基础上正确应对, 因势利导, 化解矛盾。历史上看, 国际贸易关系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 是不争的事实, 强国主导贸易格局的局面至今没有改变, 而且更加明显。这正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以强压弱, 不按规则出牌, 甚至肆意枉为, 蛮横无理的根源所在。对于中国来说, 一方面对于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做法要据理力争, 以理服人, 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 以维护本国和企业的根本利益。在一些细枝末节上, 应采取机动灵活方式, 灵活而策略地应对, 使两国贸易争端处理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回旋空间, 逐步地将两国贸易关系处理方式纳入到WTO轨道。另一方面, 从长远和全局看, 中美两国贸易关系中互补性是主流, 存在的各种矛盾是暂时的, 而共同利益则是长远和永存的, 实际上中美在处理和解决贸易纠纷的过程中, 也是化解矛盾和求同存异过程, 中国应该因势利导, 正确对应, 实现双赢, 在WTO的框架内处理贸易纠纷, 求得共识, 加强合作, 改善两国贸易关系中强弱差距过大, 建立中美两国公正、合理的双边贸易秩序, 不断提高中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2落实科学发展观,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换, 实施外贸出口多元化战略

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在于中国产业结构, 进而决定了中国外贸增长方式。从而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中处于极端不利地位。我国对美出口的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分工体系中, 大多位于国际“反倾销”的高发区域。因此, 当前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治本之道是加快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步伐, 落实科学发展观, 促进经济结构高位化, 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次和地位, 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型、数量型向质量型和集约型转换。从企业角度看, 应该注重提高产品档次、质量, 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转化, 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从当前看, 产业结构调整离不开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正常运转和顺利进行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大量进口, 则是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的前提条件。但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一定时日。因此在短期内, 应该改变中国对外出口过于依赖美国的局面, 加大开拓国际市场的力度, 积极将出口流向导向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特别是向一些非传统的市场进行转移, 实现出口渠道的多样化, 把与美国摩擦严重或正在以及预计会受到美国制裁和限制的产品, 通过引流和疏导, 分散到其他国际市场中。这样不仅可以弱化和减轻出口过于集中导致的风险, 改善中美国贸易平衡关系, 而且可以将我国比较优势在更大范围内扩展开来, 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 提供从容和宽裕的环境和有利的国际市场条件, 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贸易增长方式转型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的目的。

3实现经济增长由出口导向型为主向内需导向型为主转换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 国内市场容量巨大, 潜力无限。因此, 在缓和中美国贸易不平衡关系中, 切实改变中美贸易相互间不对称的现状, 应该眼睛向内, 通过扩大内需, 把更多的需求引向国内, 一方面可以减轻对美出口的压力, 从总量上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压缩;另一方面, 通过扩大内需, 可以创新出更多的国内的生产消费、生活消费和政府消费的需求, 进而可以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这样在扩大内需中, 通过对美国出口与进口一减一增的双重效用, 可以使两国贸易不均衡状况大大改善。在扩大内需中, 需要逐步提高中产阶层、劳动阶层的工资收入, 建立公职人员、企业劳动者的收入与GDP和CPI相挂钩和联动的增长机制和分配制度, 形成常态化的社会收入预期机制, 从而达到激励和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实际上, 在现代社会中,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消费是创造新的需求, 创造新的市场, 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也是实现产业调整、促进外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能动性和不可替代的力量。因此, 在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关系中, 拓展和开发国内市场, 吸收和消化更多的对美出口, 应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和举措。内需的稳定增长为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为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4加强中美双边贸易协作与合作, 大力促进美国对华出口增长

美国对华贸易近几年出现较大逆差, 一个重原因是美国在对中国的出口中, 存在着诸多的政策性壁垒和障碍, 如对中方出口的超大型计算机、数控机床、集成电路、卫星传感技术等中方需要的产品与技术, 实施种种限制, 这种对华出口的严格管制, 在中美贸易中大大制约了美方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 同时也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 实现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使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的贸易纠纷长期难以缓解和解决。实际上, 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的很多高科技产品和技术, 中方从美国买不到, 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 从欧洲、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口。因此, 美国对华出口限制, 实际上是限制了自己, 中美贸易存在的不平衡, 并不是两国竞争力的真实反映, 而是两国贸易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扭曲体现, 主要责任在于美国一方。因此, 对于我国来说, 为了缩小对美的贸易顺差, 减小两国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 应该立足于长远和全局, 敦促美方与中方尽快建立起解决两国贸易关系问题的常态和长效协商和对话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下, 可以大大弱化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的不正当诉求对中美贸易的不利影响, 通过协调与沟通, 不断调整和完善两国贸易政策, 松动和取消对华出口管制, 实现通过美国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来缩小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差距, 建立起互利、双赢和优势互补的双边贸易关系。对于中国企业自身来说, 应该努力开发自己的高新技术产品, 逐步实现在高科技产品贸易上与美国对等和正常交易。

5实施“走出去”战略,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美国直接投资

我国在2000年就提出了“走出去”战略, 目前已将对外投资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从直接投资的角度来看, 中美之间存在着严重失衡,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不到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2%, 美国2007年实施的《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 首次将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能源、关键技术领域交易项目作为审查对象, 而且还特别审查国有企业和由国家控股的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或并购, 这个投资壁垒对在美投资和收购实行了严格限制, 而我国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 投资优势集中在基础设施和能源等上面, 导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受到了严格限制。从日本经验看, 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必然要引发贸易纠纷的不断升级, 但如果将贸易顺差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 到美国建厂或并购当地企业, 就地生产, 就地销售或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仅会大大改善中美不平衡的贸易关系, 减少贸易摩擦, 从而大大改善我国的贸易环境, 而且还会获得“黑字回流”之利。目前, 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严重失衡, 中国对美国存在的巨额贸易顺差, 很大程度上与两国间的直接投资结构有关。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代替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而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以说,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 在双向上促进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加大。对于中国来说, 目前正是加快对美投资的有利时机, 可以趁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危机给美国企业带来的资金紧缺, 需要向外部进行大量融资的需求之机鼓励和支持中国有条件的企业加快对美直接投资步伐, 以此平衡两国彼此间对外直接投资不对等关系, 实现中美两国在直接投资中的良性互动和市场互换。可以说, 中方企业抓住当前对美直接投资的机遇, 是平衡两国贸易关系行之有效的办法。

6在加强中美双边贸易合作基础上,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公平的贸易统计规则和制度

目前中美国贸易关系中存在的平衡,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延用的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所造成的, 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被大大高估。长期以来, 中美在贸易统计方法上一直存在着分歧, 美国采用的原产地原则, 很难反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 在产业内贸易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量显著增加的情况下, 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总额, 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际所得。因此, 中方应在贸易统计方法上加强对美合作和沟通, 协商统一双方的统计口径。一方面, 计算出真实的贸易收支差额, 减少统计误差, 将解决贸易摩擦方式的选择建立在双方认可的计算标准上;另一方面, 将贸易失衡的解决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上, 即摆脱一般的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局部调整。

7敦促美国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加入WTO后, 世贸组织成员国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先后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但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 一直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从中美贸易关系来看, “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其中掺杂着很多政治因素, 这是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贸易关系中, 迎合国内政治需要而对我国频繁采取反倾销措施, 对人民币升值不断施压, 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有利借口。实际上, 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成为受制于人的把柄, 使中美贸易关系处于天然的不平等状态之下。因此,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 中国方面应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 转变政府职能, 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完善各项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和市场制度,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实际行动和有利的证据, 敦促美国尽早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8建立健全中美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府层面。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中美贸易中的大宗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进行跟踪控制, 特别要掌握这些产品出口中出现的数剧增或价格大幅波动的产品情况, 进行密切观察和分析, 做出决断, 向相关企业发出美方可能实施的反倾销的预警信息。通过政府网络平台, 适时地向中国企业方企业介绍和提示美国企业贸易政策的变动和调整情况;第二个层次是行业组织。通过行业管理, 避免中方企业在对美贸易中的相互压价、互相拆台等恶性竞争行为, 加强行业内对美国贸易的协调和统一管理。对于美方对中国企业不正当的贸易制裁, 行业组织应代表企业进行应诉, 维护中方企业的合法和正当利益。目前要充分利用和发挥进出口商会、企业联合会及各类商会等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和作用, 与美国相应的企业商会、协会等开展两国之间有关贸易摩擦及解决方法等方面的对话与谈判, 加强两国有关部门和行业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以促进两国之间发生的摩擦得到合理解决。;第三个层次是企业。中国企业不但要学会用法律和WTO规则来解决与美言企业的贸易争端问题, 还要学会如何避免贸易摩擦的发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企业内部的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和突发事件处理机制。

摘要：中国与美国同为贸易大国, 但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贸易强国, 而中国则处于弱势地位, 在这种强弱关系之间, 需要寻找一个公正、公平、合理和客观的解决渠道、途径和办法, WTO恰恰提供了这一有效机制, 对于中国来说, 在处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时, 应该从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理性分析和沉着应对, 以平常之心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在WTO基础上正确应对, 因势利导, 化解矛盾。

中美商誉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篇3

1. 美国商誉会计准则。

从历史上看, 美国是会计准则的发源地, 其会计准则模式在世界上有着深刻的影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许多发达国家的会计准则模式都有美国会计准则模式的影子, 直到今天, 美国会计准则模式的影响力在世界上仍然是非常大的。美国也是最早对商誉会计进行规范的国家。1944年12月,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所属会计程序委员会发布了ARB24, 第一次对包含商誉在内的无形资产会计实务进行规范。自此之后, 美国数次制定和修正了有关商誉的会计准则。2001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颁布的SFAS141和SFAS142, 是美国目前规范商誉的会计准则。

SFAS141规定:所有企业合并都必须使用购买法进行核算, 禁止使用权益结合法。商誉最初必须在财务报表中确认为一项资产, 以购买成本超过所取得资产和所承担债务金额的净额的部分来计量。SFAS142规定:商誉不必进行摊销, 但每年必须在报告单元层面进行减损测试。商誉的减损测试必须每年进行一次, 但并不必然在每个会计年度的年末进行;只要计量日在各年连续一致地运用, 则可在会计年度内的任何时间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不同的报告单元可以使用不同的计量日。

2. 我国商誉会计准则。

我国会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与英美等国以“遵循会计惯例”的原则而生于市场交易中的会计准则体系不同, 表现为通过国家的力量模仿或移植而建立一个外生性的会计准则。1992年11月30日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 正式把“商誉”引入了我国的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并且为使我国的会计准则尽快同国际惯例接轨以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 2006年2月财政部发布新企业会计准则。新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第8号以及第20号都涉及商誉的确认、计量、减值等会计处理。

新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应当确认为商誉。初始确认后的商誉, 应当以其成本扣除累计减值准备后的金额计量。新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规定, 商誉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二、中美商誉会计准则比较

1. 具体比较。主要分为初始确认、初始计量、后续计量和信息披露这几个方面。

(1) 初始确认。美国对所有商誉的确认都采用四个标准: (1) 可定义性, 是指购买商誉中核心商誉满足资产的定义; (2) 可计量性, 是指收购成本为购买商誉的初始计量提供了基础并且使并购商誉的计量成为可能; (3) 相关性, 是指购买商誉满足相关性标准; (4) 可靠性。

在我国, 商誉在一般情况下不能视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只有当另一企业承认其价值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时, 方可确认为企业的资产。

(2) 初始计量。在美国, 商誉按收购成本的剩余额即收购成本的公允价值超过被收购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进行初始计量。不确认负商誉, 将负商誉按比例调减长期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值, 若不够抵减时, 剩余部分确认为一项递延收益, 并在确定的期限内分摊计入收益。

在我国,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 确认为商誉并进行初始计量。新企业会计准则仅确认和计量正商誉。

(3) 后续计量。美国企业合并必须采用购买法进行核算;商誉不在有限年限内摊销, 但每年必须在报告单元层面进行减损测试。

我国取消了对商誉进行摊销的方法, 要求企业只对商誉进行减值处理。对于确认的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企业都应在每年年度终了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一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 不得在以后会计期间转回。

(4) 信息披露。在美国, 企业应当于每一会计期间在会计报表或附注中对并购商誉账面价值的变化进行披露, 包括: (1) 收购的商誉总额; (2) 确认的减值损失总额; (3) 处置报告单元或其中一部分的商誉的利得或损失金额。如果商誉确实发生减值, 应披露以下内容: (1) 导致减值情况的说明; (2) 减值损失的金额, 确定报告单元公允价值的方法 (市价、类似交易的价格、现值或其他估值技术) ; (3) 如果减值估计没有完成, 披露其事实和原因, 在以后期间再对减值最初估计进行调整。

我国在报告期末, 应该就商誉的有关信息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如果合并方式为控股合并, 则商誉将在合并财务报表的非流动资产项目下单独列示;如果合并方式是吸收合并, 则商誉将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的非流动资产项目下单独列示。同时, 新会计准则还要求企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商誉的确切金额、确定方法, 以及商誉的减值、计提减值准备等详细内容。

2. 相同之处和特殊之处。

中美商誉会计准则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 在商誉的初始确认方面, 都只确认外购商誉, 因为自创商誉不能可靠计量, 所以对自创商誉都不予确认;其次, 在商誉的初始计量方式上都采用间接计量法———将企业收购成本与其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再次, 在商誉的计量方面都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买卖双方对企业价值的判断, 以及被收购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最后, 在商誉后续计量与披露上, 合并商誉都被看做是企业的一项永久性资产, 由合并方将其列示于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不对其进行摊销, 只在减值时对其作减值处理。

我国商誉会计准则与美国商誉会计准则相比也有其特殊性。一是在商誉初始确认方面:根据我国具体国情, 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把企业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两种情况,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权益结合法进行核算,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进行核算。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控股合并和吸收合并时确认商誉又稍有不同。控股合并中产生的商誉体现在购买日编制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中, 吸收合并中产生的商誉则作为购买方账簿和个别财务报表中的资产列示。而美国会计准则中的企业合并不包括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并明确规定企业合并统一采用购买法进行核算。二是在商誉的后续计量方面: (1) 商誉减值测试单元选择的不同。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于不能独立产生现金流量的资产, 应当按其所归属的资产组为基础进行减值测试, 计算确认减值损失。资产组是指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选择报告单元进行减值测试。报告单元是指某一运营分部或低于运营分部的某一层级 (指某一部门) , 它应符合下列条件:独立核算的经济主体, 出具财务报告, 经营成果考核。 (2) 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对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而美国并没有规定减值测试的具体时间。三是在商誉的信息披露方面:我国会计准则将商誉作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项目单独列示, 而美国会计准则将商誉作为无形资产处理。

三、对我国新商誉会计准则执行的评析及建议

1. 我国上市公司执行新商誉会计准则的情况。

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执行新会计准则情况的分析报告指出, 一些公司没有按照新会计准则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我们从分析报告中总结出我国新商誉会计准则执行存在如下问题: (1) 新商誉会计准则下, 商誉确认和计量引入了公允价值概念,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 资产评估市场尚不健全, 公允价值不公允。 (2) 商誉价值的确认本身存在着职业判断, 同时由于商誉不能带来独立的现金流, 使得在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等会计实务操作上存在的弹性很大, 也不利于监管。 (3) 由于商誉减值测试成本高, 一些公司不按会计准则规定进行减值测试。

2. 增强我国新商誉会计准则执行效果的建议。

虽然新企业会计准则对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作了进一步的规范, 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在会计实务中缺乏统一的准则来指导和规范, 应该增强商誉会计准则的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因此, 笔者对我国商誉会计的研究和规范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加强相关公允价值理论研究。商誉价值的确定涉及到公允价值的应用, 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情况较为复杂, 特别是估值技术的应用。针对我国新兴经济和转型经济的实际, 需要组织专门力量研究与公允价值相关的问题, 指导企业在商誉确认和后续计量的实务中正确地运用公允价值, 增强商誉会计准则的可操作性。

(2) 努力提高我国会计人员、评估人员的素质。由于商誉不能独立于企业的其他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而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 因而商誉的确认、计量和减值测试都需要会计人员根据企业具体的情况进行公允判断, 评估人员选择科学的方法对商誉进行合理评估。所以, 要求会计人员、评估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素质, 对商誉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 在会计处理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3) 完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由于商誉会计准则在实际操作中的弹性较大, 因而企业会有盈余管理、利润操纵的动机。加强企业内部控制, 是加强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必然要求, 也是从源头上遏制企业进行会计造假的最好办法。

(4) 加大对商誉信息披露的外部监督力度。目前我国从事评估业务的机构的水平参差不齐, 从源头上杜绝对公允价值信息滥用的行为, 对从事中间服务的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资格进行严格监管, 坚决杜绝从事评估的人员同企业会计人员联合舞弊, 坚决保证公司提供的信息是可靠的、真实的。

参考文献

[1].许家林.商誉研究的八十年扫描与思考.会计研究, 2006;8

[2].财政部课题组.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情况分析报告.财会学习, 2009;8

中美基本会计准则 篇4

自从我国2001年7月出版《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中国《标准》)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与其他国家课程标准比较的研究更为深入,特别是与美国2000年出版的《学校数学的原则与标准》(以下简称美国《标准》)做了详尽地对比分析.学者们从“教育目的、教学方式、学习效果、课程原则”等不同维度对中美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标准进行了比较,得出中国《标准》的六条“基本理念”与美国《标准》的六个“原则”所反映的内容及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借鉴结果.从整体来看,对我国数学教育改革的启示的研究不多.

本文拟对中美义务教育阶段数学课程标准中公平理念、课程理念、教学理念、学习理念、评价理念、技术理念做一个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对我国基础数学教育改革的几点启示.

1我国的基础教育数学课程改革应在继承中国数学教育优秀传统的前提下,在借鉴美国课改经验的基础上走国际化的道路

首先,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注重导入环节、尝试教学、师班互动、解题变式演练、提炼数学思想方法[1]”等都是中国数学教育的优良传统,这就需要我们在继承中国数学教育优秀传统的同时,还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体悟、发展、创新这些优良传统,以适应新时期数学教育的发展;其次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与借鉴美国优秀的课改经验,如重视数学课改试验的研究,课改与现代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社会各界参与课改的制订等.只有在继承与借鉴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实施新课程改革并及时修订课改中出现的问题,才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数学教育改革”的道路.

2在公平性理念的落实上,数学教师要真正以学生为本,关注所有学生的发展

数学教育的公平性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使“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2]”,教师作为教学过程中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对教育公平的实现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数学教师应选择富有弹性且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并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辅助教学,从而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且适当地根据每个学生的能力差异进行因材施教;其次,应制定出更能真实反应学生数学水平的评价制度,对学生进行全面、客观、正确的评价,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自信,体验成功感;再次,数学教师应公平对待“学困生”,在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对“学困生”的管理,在学习过程中降低学习要求并不断地鼓励帮助“学困生”,让他们在学习中找到自信,明确数学学习目的,使每个学生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促进所有学生的发展.

3构建有利于提高教师综合数学素养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体化的教师教育机制,才能促进数学教师根据新课改的要求创造性地进行教学

美国《标准》提到数学教师应具有必要的教学方法论知识和“对基本数学的深刻理解”能力,但事实上美国教师在职前教育中并没有获得此种知识,且在职后培训中也忽略了教师间的教研活动,这点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因此,我们在进行教师职前培养时,除了强化对教育基础知识、教学基本功、数学专业知识的掌握能力,更要加强对中国《标准》的解读、教学案例的研究、小组研讨会的开展.同时,在职前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教学实践活动,让专家、一线教师和培训学员提出宝贵意见,以更好适应上岗后的教学工作;而在职后培训中,为培训教师提供更多在一起进行反思、讨论、分析教学和学生思维等一系列的教研活动的机会,切实加强教师数学知识的联系性与整体性,实质性地提高教师综合数学素养.

4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对学生数学学习理解过程的有效指导

美国教育注重学生对数学的理解和学习过程,注重培养学生的数学思想和数学创新能力.中国学生基础知识掌握牢固,但数学教育缺少对学生数学知识体系的理性思索和整合过程有效的训练和方法指导.学生的数学学习由于缺乏理解导致学习的种种困难,多数学生习惯于程序性的理解,只知道如何做,但并不理解为何这样做.因此,在教学中应培养学生对数学的概念性的理解,鼓励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和经验主动建构对数学新知识的理解和学习.对此,我国应采取保持“双基”的同时,注重对创新意识的培养,将两者有机配合、互相贯通,形成中国数学教育的特色.

5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有利于实现新课程评价目标的有效策略

尽管中国《标准》中已提出多样化、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但事实上却很难成功地运用于教学,因此导致了评价机制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教育仍以应试教育为主,小升初、中考、高考等升学考试成为老师、学生、家长关注的焦点,并以此作为对学生知识掌握程度及能力的考查依据,而对学生的数学思维、问题解决和情感态度等能力却很少关注.评价体系是否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并实现其目标,取决于整个考试体制的变革.我们的目的是建立更多有利于实现新课程评价目标的有效策略,但这个目标的实现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转变教师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评价理念.在教学中灵活地选择评价方式,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促使我们不断探索出科学的“多元”“多样”的评价体系,使评价工作能真正服务于教学.

6在信息技术与数学课程有效整合的过程中,教师与学生要恰当地使用信息化教学工具

美国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强,计算器、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已广泛用于数学课堂的探索与实践活动中.而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大多数教师认为“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就可以上好一堂数学课,甚至有教师认为多媒体会阻碍数学教学进度,学生有时也会把一堂有趣的多媒体数学课误认为是教师作秀或是嬉耍课.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在于师生没有形成对信息技术的正确认识,没有掌握信息技术与数学教学有效结合的本领.

要提高信息技术与数学课程的有效整合,首先要提高数学教师与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正确认识;同时学校及教育部门也应该为教师提供更多学习先进教学技术的机会,不断为师生增加先进的教育资源,特别是配置好现有的教育资源,且在现有教育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适当地向经济薄弱地区倾斜,让那里的孩子能够接受到优质教育,这样才能使信息化教学给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带来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张奠宙.关于中国数学教育的特色—与国际上相应概念的对照[J].人民教育,2010,(2).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关于中美会计准则现状的差异探讨 篇5

关键词：会计准则,中美,差异,具体对比,原因

一、前言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增强,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自从我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也不可避免地加入世界性的经济活动中,展开了国际间的经济合作。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与经济快速增长的我国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在此期间,双方理念、原则上的不同之处开始显露出来,包括在维持各国经济合作上起到重要作用的会计准则。美国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其市场发展更为成熟,相关机制也更为完善。美国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上领先于其他各国,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有效、最健全的会计准则。因此,探讨我国与美国之间的会计准则差异,对借鉴美国会计准则的优点,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有着重要意义,会计准则的优劣影响着我国在国际环境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二、中美会计准则在制定机制上存在的差异

(一)制定机构的差异

一般情况下,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可以归纳为三种,一是由政府的职能部门直接制订会计准则;二是由民间组织机构制订, 政府在此过程中不进行直接的干涉;三是民间组织和政府共同直接参与,在这种模式下,民间组织直接制订出会计准则,而政府拥有对准则的最终确定和监督准则日常运行的权力。

我国的会计准则制订通常由国家的财务部负责,在国务院批准的前提下,财务部制订出准则并凭借政府的力量来执行。美国制订会计准则依靠民间组织进行,民间组织在完成准则的制定后,也不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实施,而偏向于依靠订制准则的成员,如人们对注册会计师的认可与支持等。

(二)制定程序的差异

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主要包括了作出计划、进行研究、起草准则、公开征求意见以及发布实施准则这几个步骤,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政府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非政府力量的参与只有公开征求意见这一阶段。美国的制定过程则主要有选定议题、初审、暂时决议、进一步审议、最后协议和随后审议几个步骤。美国的准则在制定时,受非政府力量的影响更大。也因此,我国的会计准则比起美国的会计准则而言,具有更高的法律地位。

(三)制定内容的差异

我国在制定会计准则时,遵循着一套逻辑严密的体系,制订出来的会计准则内容较全面,范围较广,整体性、全面性强,但在细节的处理工作上稍显不足。我国的准则制定从大处着眼,在准则的全面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上表现得比较出色,却忽视了必要定义解释等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美国的准则十分详尽,这是因为美国的准则制定工作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开展而开展的,主要受到具体工作情况的影响。当某项经济活动中出现了相关问题,美国参与制定的组织就会针对这一问题展开制定或修改工作,因此,美国会计准则中的条条款款不不断断随随着着经经济济活活动动的的增增加加而而增增加加。 美美国的准则在细节的处理上优于我国,但是却缺乏足够的结构性与全面性。

(四)实施问题上的差异

由于制定、实施组织机构的不同,我国和美国在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上也有不同。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很大程度地反映了政府的意志,并且只有一套统一的会计准则,在实行上具有强制的特点,要求各企业和单位都遵循该准则来完成会计工作。 而美国的会计准则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各个州之间都有所区别,此外没有强制实施的现象,比起我国的会计准则,美国的会计准则要更为灵活和中立。

三、中美会计准则差异的具体对比

中美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收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政府补助等各个方面,但由于中美会计准则之间存在的差异众多,不能一一讲述,故只选择其中几项差异来进行对比,感受中美会计准则的差异。

(一)无形资产

按照我国的会计准则,所有处在研发阶段的研发项目所支出的费用要全部计为当期费用,在开发阶段的支出要按规定的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无形资产。在土地的使用权问题上,一般情况下将土地的使用权定性为无形资产,但是如果企业将该使用权用于增值,则该使用权将不再属于无形资产。而摊销无形资产,或对无形资产进行减值时,要根据预期实现方式的确定与否来采取摊销方式,且对于不确定使用寿命的无形资产只复核其使用寿命,不进行摊销。

美国的会计准则则将项目的所有开支归为当期费用,其中也有少数特例,对于企业没有完成的研究,如能够确定将来具有使用价值,则记入无形资产。在土地使用权上美国将土地使用权当做经营租赁与核算来进行处理,在使用期内拥有使用权的个人或组织可对土地进行摊销。在无形资产的摊销问题上,美国会计准则规定不需要对商誉实行摊销,只需做减值测试。

(二)合同建造

我国会计准则对合同建造时的合同确认收入有两种不同对策,一是在能够收回合同成本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收回的成本进行确认;二是在无法收回的情况下,对合同收入不予确认。此外, 如果合同收入低于预计的成本,理应把此损失作为当期费用确认。而关于合同完工的进度的确定方法,采取利用对实际的合同成本进行累计得出的数据,算出该数据在预计成本中占的比值; 按照已完成的工作量来计算该工作量在预计工作量中的比值。

美国对于合同建造问题,与我国有部分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细微的不同。比如在确认合同收入上,美国只采取一种方法———完全完工法,而不是像我国分情况而定。在确定进度上,美国使用了期末累计的实际成本来计算比例,并按照完成的进度来预计而非计算所需成本在预计成本中占据的比例。

(三)所得税

在我国,递延所得税的资产与负债主要分为非流动资产及非流动负债,并且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中发生可能性大的部分,企业合并之后这项确认工作的进行则需要先将商誉减少,减少到零时即停止,并把多出的贷方余额记为当期净损益。在确认实际、预计的所得税费用时,我国对所有企业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进行确认,即使用被披露的适用税率来计算预计的费用,并将其计入当期的会计利润当中。

在相同的问题上,美国采取了更为详尽的措施。在递延所得税的资产与负债的分类问题上,美国将其分为流动性的和非流动性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及资产,在确认资产初期首先确认全部资产,再进行评估并剔除不可能的部分,在企业合并之后的资产确认上,采取了和我国大体相同的措施,但细化到了减少其它的非流动性的无形资产一项。而对于实际、预计的所得税费用,同样的措施美国只对上市公司有所要求,非上市公司只要根据自身情况作出调整即可。

四、中美会计准则产生差异的原因

尽管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仍然在不断加强,但并不意味着各国之间的差异与隔阂能够消除,作为两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发展水平都不相同的国家,中美之间的会计准则产生差异是必然的。

(一)政治上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权力交由人民掌控,人民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对国家的管理。我国的体制使宏观调控被广泛运用于对国家的管理当中,并且,我国的发展情况相对特殊, 无法同美国一样根据需要的产生来制定相应的会计准则。

美国则属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体制为联邦制, 实行三权分立,以总统制为政治组织形式。美国的州在遵循国家法律的条件之下额外拥有立法权,这使得美国各个州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也可以针对本州的特点进行会计准则的制定。

(二)经济上

我国的经济体制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以宏观调控为主。此外,我国的经济发展起步相对较晚,但是拥有高速的发展速度,经济水平虽然不断提高,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农村与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等突出问题,因此发展情况较为复杂,给制定会计准则带来不少的困难,难以在短期内达到美国的会计准则发展水平。

美国所采取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以市场为配置社会资源主要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但对经济建设的效果还是十分显著的。再加上美国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发展较均衡,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有利于会计准则在美国的制定与发展。

(三)文化上

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同时也拥有一段悠久的封建王朝历史。长期受到谨慎、严谨思想熏陶,使我国在国家的建设中非常小心谨慎,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我国的发展。

反观美国,历史不及我国悠久,但具有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的优势,自西进运动开始,美国便开始大胆、创新地建设本国的经济,西方人开放、创新的思想也让美国颇为受益。

五、结语

中美基本会计准则 篇6

一、会计准则是一种博弈均衡

会计准则的实施会生一定的经济后果, 这一经济后果是指:“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 (斯蒂芬·A·泽夫, 2005) ”。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等 (2006) 认为, 企业管理主体对会计准则的可选择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会计准则的限定, 而各个相关利益集团的决策行为和既得利益也会受到依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会计信息的影响。因此, 会计准则的实施会改变各种财富和既得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格局,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 每个人都希望所制定的会计准则对自己有利, 各利益相关者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 势必会尽其所能左右会计准则的制定, 通常会采取各种方法游说准则制定者更多的考虑自身的利益, 再就是直接参与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论的观点, 会计准则是利益相关者之间基于各自利益考量相互重复博弈的结果, 是各种利益主体在长期的博弈中形成的一种均衡, 在这一均衡下, 按准则行事一般能使各相关利益主体获得满意的预期收益, 反之, 违背这些准则, 往往会遭受重大损失, 这就是著名的纳什均衡。不难看出, 一旦均衡形成———会计准则颁布, 各利益相关者一般不会偏离会计准则, 但随着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复杂化, 当会计准则不再适应经济需求时, 原有的均衡将会被打破, 新的均衡也将在新一轮的博弈中形成, 经过多次重复的博弈, 纳什均衡会被不断的打破, 并且从低层次的一般纳什均衡向高层次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递进。同时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 所达到的会计准则均衡越高, 会计准则也会越完善。因此, 会计准则的制定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重复博弈过程, 如图1所示。

二、中美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博弈比较

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公共选择的公共契约, 既是一种公共物品, 也是一种制度设计, 其制定是相关各方在利益冲突、对抗、妥协下的一种公共选择过程。任何准则的制定必然会触动各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 如果各参与方的需求在准则中得不到应有的体现, 那这项准则将很难被接受。因此, 会计准则的作用要想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博弈是否充分, 能否形成一个制衡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机制。在美国, 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是民间组织性质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 SB) , 从FA SB委员的组成来看, FA SB由代表不同利益的成员组成, 分别来自工商业界, 会计职业界, 政府和教学机构,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从而保证了社会上各主要利益集团的利益都能得到体现。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遵循的是“阳光下的充分程序”, 主要包括:根据搜集的有关财务会计计量和报告问题, 确定列入FA SB日程表的项目, 并任命专题组对其进行研究, 专题组的讨论备忘录会免费提供给公众, 之后举行公开的听证会收集书面和口头意见, 据此拟定征求意见稿并且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最后根据再次举行的公开听证会所收到的各种评价意见, 做出修改, 是否推迟或取消发布准则的决定。由此可以看出, 严密性和公开性是美国会计准则制定的一大特征, 这保证了博弈各方拥有充分的交流和信任, 从而有利于达到协调各方利益的目的。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以政府导向为主, 财政部会计司是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 在会计准则的整个制定过程中拥有绝对的权威性, 在中国基本不存在利益集团游说的现象。此外, 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中, 直接参与准则制定的人员基本上都是财政部会计司的工作人员, 与准则密切相关的企业界、注册会计师职业界、证券界、法律界的人员较少介入, 而在制定程序上, 我国与美国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缺少听证和表决程序, 这些特殊性造成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与美国相比存在差异。

其一, 博弈动因的差异。美国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私有化程度高, 私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 股份有限公司在各类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中占87%, 证券市场及其发达, 众所周知, 在一般情况下, 企业税负的最大影响因素是税法而不是会计准则, 但会计准则会影响企业财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从而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股价和融资能力, 例如, 由于担心一些中国公司可能存在会计违规行为, 美国证交会 (SEC) 近期对多家中国在美上市公司展开调查, 使得多只股票跌破发行价。因此, 美国的企业界积极参与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 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利益的驱动。相比之下, 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整个国家经济体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公有制经济, 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企业仍然是国有企业, 在我国, 会计准则主要是在上市公司中实行, 而上市公司中有约63%的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利益的最终承受者仍然是政府, 政府既是会计准则的制定者, 又是企业所有者的双重身份使企业的高管缺乏游说及参与准则制定的动力。此外, 美国拥有超过40万人的注册会计师, 会计工作的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高, 具有较强的参与博弈的意识和博弈能力。反观我国, 截至2010年10月31日, 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有近18万人, 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客观上造成了我国会计从业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我国是典型的政府会计准则制定模式, 在现行经济体制下, 政府在宏观经济中还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就决定了我国会计准则较多的体现政府的目的, 较少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诉求, 带有强烈的“强权博弈”色彩。所以, 我国会计准则在制定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博弈。

其二, 博弈机制的差异。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为准则制定的充分博弈提供了机制保障, 从准则制定模式的三大要素———制定机构、制定程序、和制定人员来比较中美会计准则制定的博弈机制。首先, 就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而言, 美国采用的是在政府监督下, 由民间机构制定的模式, 而我国是政府制定会计准则模式。通常情况下, 政府制定模式中的官方组织难以拥有民间机构超然中立的特点, 而且民间组织能更好与政府和社会公众沟通, 协调各方利益, 同时也能吸引大批具有较高素质的专家参与到准则的制定过程中来, 这就保证了准则制定的充分博弈。相比之下, 我国准则制定机构缺乏独立性, 其官方身份和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可能会对各方利益顾及不周。在这种政府制定的模式下, 我国的会计准则可以说是未经博弈的一种官方安排结果。其次, 科学的制定程序是准则制定充分博弈的重要保证。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程序上, 中美两国都遵循了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基本原则, 即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应该规范化;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应与制定机构、制定人员配合协调;会计准则制定程序中必须有严格的表决、批准程序 (王建新, 2001) , 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两国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制定程序的公开性。充分博弈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能够充分了解准则的制定过程和进展情况, 有机会及时发表自己的看法, 这就要求准则的制定过程必须公开。美国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几乎所有会议都对外开放, 而且制定过程中的每一阶段都会及时的向公众提供各种相关信息, 这种公开性, 不仅有利于社会各界较早地关注、参与到准则的制定中来, 也能让社会各界充分了解准则有可能带来的影响, 进而判断自己是否有必要采取行动以干预准则的制定 (钱红光, 梁宇华, 2008) 。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发布阶段。从这四个阶段来看, 除了最后一个阶段社会公众能够看到准则的正式发布以外, 前三个阶段都存在公开性不足甚至不公开的状况:公众只是偶尔能从有关领导讲话中了解到我国将制定哪些会计准则、不能及时了解准则的研究进展及起草情况, 也就很难参与准则的制定。博弈各方在没有掌握相对充分信息的情况下, 很难通过合作博弈形成一套公认有效的准则。第三, 准则的制定人员是准则制定的核心, 制定人员是准则制定博弈过程直接参与者, 其代表的广泛性和层次的多样性是准则制定博弈充分的保障。会计准则除了对方法、程序和技术的评价和选择外, 更多的是对各方利益的协调, 为了协调各方利益以达到均衡状态, 准则的制定人员应该是各种利益群体的代表。就我国而言, 会计准则的制定人员缺乏广泛的代表性, 负责会计准则起草和制定的人员以财政部的公务员为主, 多数情况下只代表政府, 且缺少应有的会计执业经验, 并且准则制定委员会中的相关研究小组的成员大多是学术界人员和官方公务员, 基本上都是政府机构和国有资本所有者利益的代表。虽然国有经济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 但是包括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及民营企业在内的多元经济发展迅速, 利益也应得到保护。同时, 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 在股权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背景下出现的公众持股人的利益也应在会计准则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考虑。而在美国, 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十分重视制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背景, FA SB吸收了几乎所有与会计准则相关的行业和部门的成员, 在2008年改革前的七名委员中, 来自政府部门的委员只有一名, 正是由于FA SB广泛的代表性, 才使得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是一个真正的博弈过程。

会计准则的制定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规范, 而是各方利益关系的调节器。一方面, 会计准则制定过程是一种由多方利益集团参与博弈的过程, 需要有强烈的博弈动因保证博弈的充分性, 同时需要有完善健全的博弈机制来确保最终博弈结果的公平, 以使会计准则发挥其应有的效应。另一方面, 会计准则的制定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博弈过程, 不能简单的将之视为一种完全的静态均衡。一轮博弈结束后, 所产生的会计准则只是达到了暂时的纳什均衡状态,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会计准则会表现出滞后性, 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需求, 新的会计业务没有准则可依, 抑或旧的会计准则漏洞百出, 这会再次引起各方的博弈, 从而达到新的纳什均衡。多次的重复博弈之后, 随着纳什均衡点逐渐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递进, 会计准则也会不断地完善, 最终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均衡。与美国相比, 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缺乏充分的博弈, 尚处于博弈的初级阶段, 博弈各方难以掌握充分的信息, 导致博弈各方力量的失衡, 难以形成充分的博弈结果。为了达到纳什均衡, 需进一步深化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进一步明晰产权;增强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公开性和公平性;积极引导社会公众参与准则制定, 使准则的制定人员更具代表性;改革准则制定机构, 增强其独立性, 形成一个良性的博弈机制, 充分体现和保护各博弈方的要求和利益, 使各方利益通过充分博弈得到更好的兼顾, 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 所制定出的会计准则才是科学、公平公正、权威和高效率的。

参考文献

[1]斯蒂芬·A·泽夫:《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与实践》, 中国财经出版社2005年版。

[2]葛家澍:《财务会计理论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中美基本会计准则 篇7

1 无形资产的定义

对于无形资产的定义, 世界各地各大学者在不同的时间阶段皆有不同的释义, 而离我们较近的外国学者给出的定义当数纽约大学的金融学和财会学教授巴鲁克·列弗 (2001) 提出的:无形资产是一种对未来收益没有实物形态或非金融形态 (股票或债券) 的要求权, 当这些要求权得到法律的保护后, 就被称为知识产权, 如专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 (版权) 。近年来, 中国学者亦纷纷拟出自己对无形资产的独到见解, 如: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刘海生 (2008) 提出无形资产定义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够提高企业异质性的、没有实物形态的、能带来或保证经济利益的、内生和外购的非货币性资产;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汤湘希教授 (2004) 提出“所谓无形资产应是不具有实物形态、却能为企业长期带来收益的法律或契约所赋予的特殊权利, 超收益能力的资本化价值以及有关特殊经济资源的集合”。尽管各学者对于无形资产的定义不尽相同, 但通常所确认的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特许权、土地使用权等。

2 无形资产的内容差异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2006) 的“第一章总则”中特别说明以下几项适用于其他相关会计准则:“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土地使用权, 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企业合并中形成的商誉, 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以及“石油天然气矿区权益, 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27号——石油天然气开采》”。由此可以看出, 适用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的资产是不由新准则单独列举、规范出来的, 符合无形资产定义的其他无形资产。

而美国有关无形资产的会计准则, 众所周知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于2001年6月通过的第142号准则公告——《商誉和无形资产》 (即:SFAS-142) 。在该准则中, 将具体的无形资产内容一个一个展开来, 一条一条规范, 如:单独收购的无形资产或者与一组其他资产 (除了在企业合并中收购的无形资产外) 一同收购的无形资产;自创商誉发生的成本以及其他年限不确定的不可辨认无形资产;收购部分或者全部子公司非控制股权时确认的商誉和无形资产;其他财务会计准则规范的无形资产。

3 无形资产的确认差异

“确认”可以说是整个工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初始计量、后续计量以及摊销的算法再怎么精准无误, 确认的失误也将会导致整个无形资产计量的重大错误。因此, 不难发现我国整个《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2006) 的文件中的“第二章确认”占有了这号文件中最大的篇幅。

我国的第6号准则中明确指出无形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予以确认:

(1) 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 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同时, 企业在判断无形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时, 应当对无形资产在预计使用寿命内可能存在的各种经济因素做出合理估计, 并且应当有明确证据支持。

虽然我国新旧会计准则和美国的第142号准则公告——《商誉和无形资产》 (即:SFAS-142) 都对无形资产的确认予以特别关注。但SFAS-142中并没有具体规定如何确认无形资产。在美国企业实务中, 依靠FASB发布的《概念公告第6号——财务报表的要素》中内容来确定财务报表要素的内涵, 此外也遵循《概念公告第5号——企业财务报表中的确认和计量》中包括资产在内的各财务报表要素的确认和计量原则。

4 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差异

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中确定其初始入账价值的原则无疑是“历史成本”原则, 即要求按资产取得或形成时的实际成本作为资产的初始成本入账。在同一企业中, 采用不同的方式取得相同的无形资产, 其入账价值可能各不相同。企业形成无形资产的入账价值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外购无形资产、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投资者投入无形资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无形资产、债务重组取得无形资产、政府补助取得无形资产以及企业合并取得无形资产。我国的会计准则第6号文件中对于各种方式取得的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我国6号准则中对于外购无形资产规定:购买无形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 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 无形资产的成本以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实际支付的价款与购买价款的现值之间的差额, 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应予资本化的以外, 应当在信用期间内计入当期损益。以商誉为例, 我国新准则只确认和计量正商誉, 即在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 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进行初始计量。而对于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 其成本包括满足我国6号准则第二章的第四条和第九条规定后直至达到预定用途前所发生的支出总额, 但对于以前期间已经费用化的支出不再调整。此外, 对于投资者投入无形资产的成本, 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 除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之外。对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政府补助和企业合并取得的无形资产的成本, 则应参照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第7号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第12号 (债务重组) 、第16号 (政府补助) 和第20号 (企业合并) 来予以确定。

美国SFAS-142的做法则是:购入的无形资产在确认时, 应按成本计量, 如果采用赊购的方法且延期支付的期限较长时, 则应通过折现的方法对购入的无形资产进行初始计量。还是拿商誉作为例子:外购商誉按其收购成本的公允价值超过被收购企业可辨认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进行初始计量而不确认负商誉, 将负商誉按一定的比例来调减长期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 若不够抵减, 则剩余的部分被确认是递延收益并在一定期限内摊销。由此可见, 在这一点上中美的做法几乎相同。

5 无形资产的后续计量差异

5.1 无形资产摊销确认差异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中第四章第十六条的规定可以得知, 企业取得无形资产时分析判断其使用寿命若为有限的, 则应当估计该使用寿命的年限或者构成使用寿命的产量等类似计量单位数量;无法预见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期限的, 应当视为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且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应摊销。予以减值的资产减值通常不允许转回, 除非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使用成本模式, 在其影响因素已经消失时才可以转回原已计提的跌价准备金。

在这一确认的原则上, 中美的观点几乎一致。因为美国准则SFAS-142指出:如果一项无形资产被确定为使用年限是不确定的, 就不应当摊销, 而使用年限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计量是由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差而确定的减值, 这个资产的减值是不允许予以转回的。

5.2 无形资产残值计量差异

在无形资产残值的计量上, 我国会计准则与美国的SFAS-142都确定了残值的因素并且规定残值应假设为零, 除非该无形资产对报告实体的使用年限到期后该无形资产预计对其他实体可继续在一定的期限内使用, 如:有第三方承诺在无形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时购买该无形资产;该无形资产存在活跃市场, 其残值可以根据市场信息确定并且该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内很可能能够被确定。由于我国2006年颁布的新准则与国际趋同, 这部分与美国的SFAS-142中的规定已经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6 无形资产的披露差异

我国第6号准则规定, 企业应当按照无形资产的类别在附注中披露与无形资产有关的下列信息:无形资产的期初和期末账面余额、累计摊销额及减值准备累计金额;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 其使用寿命的估计情况;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其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判断依据;无形资产的摊销方法;用于担保的无形资产账面价值、当期摊销额等情况;计入当期损益和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支出金额。

与我国披露的信息内容程度不同的是, SFAS-142中规定, 每一个会计期间应该在财务报表或附件中披露以下信息:摊销无形资产包括账面总额、累计摊销额的总额和分类额, 本期的总摊销费用, 以后五年估计的摊销费用;不摊销无形资产的总账面价值和每个重要无形资产的类别的账面价值;商誉账面价值的变化, 包括:取得的商誉的总数额, 确认减值损失的总数额, 处置报告单元或报告单元的一部分商誉的利得或损失金额。由上述规定的对比可知, 我国披露的信息相对较少, 而美国要求披露的信息更加充分一些, 尤其是从摊销的无形资产要披露以后五年估计的摊销费用这句话中更能体现。

通过上述比较, 可以看出我国2006年颁布的新准则, 至少是在无形资产这一号文件上, 对于各项目的规定都有所完善, 比如对于无形资产的处理, 从内容定义到摊销、减值的确认和计量等等都有着十分明确的规定。这些都充分的反映出了我国会计正在与国际趋同, 但规定之中也不乏还有不尽然之处, 比如最后的信息披露的信息量的不够也可能导致其他不良后果。通过比较有了参考与借鉴才知道不足之处, 不过这些不足将会为今后的会计实践以及更进一步的适应国际化标准提出新的问题与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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