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共6篇）

篇1：金融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读书笔记

最近读了陈志武教授的《金融的逻辑》一书。觉得书中的观点很新颖，浮躁现象的背后，自然规律起内在的作用，控制世间万物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科学的作用就是去了解、揭示表象之后的规律，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不同的学科，对同一问题的解释可能截然不同，但是经济学解释人类行为则有着独到的优势，因为，人是一个经济动物，被物欲吸引的人们的一切行为都隐藏其经济利益。

书中经典的地方有二，其一是对我国的三纲五常、孝、儒家等传统观念的经济学解释，其二是用经济学的观点解释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两千年治乱恶性循环怪圈。

炎黄子孙对孝道的膜拜无以复加，并且我们常常以国人对父母尽孝，来嘲讽美帝等发达国家孩子对父母养育之情的冷淡，果真如此么？“养儿防老”的观念由来已久，现在也是屡禁不止。书中的观点，人养儿子对自己未来的投资，人老了，不能劳动获取收入的时候，就需要靠这前期的投资--儿子，来解决老后无法劳动赚钱的生活。投资的风险（儿子不养老子）如果发生的话，终生的投资就打了水漂，所以历代统治者以及儒家学说都一再灌输孝道，来保证老子的投资，这样一辈繁衍下一辈。当然，我们不能说不应该对父母尽孝，而是应该看到，古代的孝道加载了太多的经济含义，由于人老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所以只能投资自己的儿子，靠血缘关系，来保障一辈子的生活。

另一方面，家族也不仅仅是亲情关系，而是一个复杂的利益集合体。一个大家庭里的某个兄弟一时有难，需要大量的钱，则家族的每一份子都要出一份力。当然，以后如果你自己一时有难处，其他成员也有这种“隐形义务”来帮助你渡过难关。这种看似和谐的组织的危险之处在于：大家这种隐形相互帮助的契约只有血缘的约束力。碰到一个愣头青，六亲不认的，就只能自认倒霉。而且经常因为利益的纠纷发生冲突，因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而且家族的首领倾向于剥削每个成员，导致不和谐因素滋生。我想，这也是当下很多农村的亲兄弟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吵闹，甚至打架，以致成为冤家的根源。

“一个典型中国人的一辈子实际上是不幸的：小时候你必须无条件地听父母亲的话；年轻时最能花钱但却没钱花；等到真正有钱的中年时候又不可能幸福，因为首先要四世同堂，没有个人的空间，也要负担父母的生活；老了以后也是很不幸的，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可能看着父母亲时会想：“他怎么还这么健康，我还要养他”。如果有两个孩子，他们看着年老的父母就会互相推诿。那么，作父母亲的就在想：“我怎么还不死？我怎么要靠他们的施舍来给我生存的保证？”后代看到老年人感觉是负担，老年人看着后代又感觉要看很多面子，也处于一个更不幸福的状态。不管是这些年还是在很久以前，报纸上和我们生活周围都充满了这类不幸故事。我不是说不鼓励孝敬，孝敬应该是一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美德，但不应该是老年人的唯一养老途径。”

我很向往美式的生活：在那里，人人都能独立自主的生存，不需要去遵循莫须有的宗族血缘潜规则；父母与子女之间也不存在隐性的金融合约关系，更不会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强留其在身边，养育子女就是基于单纯的爱；每个人在年轻时都能通过各类金融产品合理安排好自己后半生的生活，老了也就不需要靠子女的供养才能生存下去；整个社会并不存在占统治地位的一元化价值评判体系，任何思想皆可自由交汇。这样的制度下，每个人都能很独立的生活，激发出自身的个性和创新精神，这样的社会必然是千姿百态、包容万物的。而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下，人的个性已被制度阉割掉了，只能依照设定好的轨迹生存，遵循陈腐的血缘宗亲观念，这样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失去个性与创新精神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传统思想驯化下的精神奴隶，没有千姿百态，只有千人一面；这样的社会，人人都活得没有国贸0943班 郭李宏铎 090201818124

尊严，因为人人都要依靠别人才能生存——年轻时得看父母脸色，年老了又得看孩子脸色。可后者最大的悲哀还不在于此，而在于大部分的人们都自以为生活在了一个最美好的世界里，对阉割掉他们个性的传统文化推崇备至顶礼膜拜。有时，我常常会想，什么时候普罗大众们的见识才能超越在狭隘肤浅的传统思维？什么时候这个社会才能冲破阉割个性、制造精神奴隶的陈腐旧念呢？每当这时，我总是满怀信念，以为真正的理性宽容已离我们不远，社会也终将进入自由民主、各种思想自由交汇、世间万物和谐共生的多元时代。然而，让我悲观的是，周围的大多数人似乎依旧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那是结束百花齐放、独尊儒术的开端，也是中国文化开始进入漫长的一元时代的起源。

封建社会两千年治乱恶性循环怪圈似乎被大家想当然的认为是必然的，为什么我们没能跳出那个诅咒？王朝的缔造者都知道要休养生息，让饱受战乱的百姓安居乐业，并且国库很快因此而积累众多的白银，这往往成为王朝兴盛的标志，也是“太平盛世”的特征。好的就一定正确么？国家可以收取巨额的赋税累计在国库，说明王朝专制的强大，人民无法与之对等谈话，更何况去监督赋税的合理用途了。这就导致国家乱花钱，跟现在一样，到处建设形象工程。如果一时国家有灾难，导致赋税减少，统治者就倾向于增加人民赋税，税负加重，人民生产更无从发展，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的夹击下，民生凋敝，结果赋税更加多，...恶性循环，典型的王朝末期症状。

因此，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不是一味的一中华正统而盲目追随。

篇2：金融的逻辑

(作者夏斌系国务院参事、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 金融改革应该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服务，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转轨，这决定了渐进转轨在临近市场机制体系基本形成之前，是一个在不断解决旧体制矛盾同时，又不断制造新体制矛盾的过程。既然是这样一个矛盾的过程，要解决好金融改革问题，实际上不仅是解决金融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要处理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金融改革与经济稳定包括社会稳定的关系。

■ 关于金融改革，我坚持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金融改革事业要成功，绝对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教科书；第二，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是金融机构治理、金融市场完善和金融调控监管三者的协调发展。我们原来的教训就是在不断的改革中没有研究好新旧制度的衔接，光鼓励改革，自然最后就导致宏观失控；第三，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与中国金融调控监管的能力相适应，特别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问题上。

金融改革，现在是每会必谈，已成为每个经济论坛的议题。似乎不谈，论坛就没亮点，就不时髦。

确实，金融是核心。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金融是资源配置中的核心要素。但是，现在一谈金融创新、改革，我总有一个感觉，当有人顺便提到监管时总是底气不足，似乎谈监管就是不支持创新，不支持改革，就会产生很多分歧，产生“口水仗”。例如，一谈到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微信、微博上各种反对声音很多。一谈到资产证券化，似乎彼岸的美国就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应用，不引进就是不支持创新。又比如，一谈直接融资工具，似乎发展越快越好，“直接比例”越高越好、各种衍生工具越多越好，工具数量本身成了改革的目标。一讲金融开放，更是“口水仗”不断，好像不马上学习美国的资本市场全面开放，似乎中国当前的金融改革就不是理想的，就是不成功的，等等。金融改革分歧产生的缘由

为什么在金融创新和改革中，会“口水仗”不断、是非难辨呢？我认为，问题出在对金融的属性、金融改革的逻辑和金融改革方法上的认识差异。

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应该是什么？讲逻辑是讲因果关系，是讲内在的必然趋势，而不是就眼前的某一事就事论事，或者就某个政府文件规定说了什么，不管是否走了弯路还在坚持应该干什么。讲逻辑是讲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的、内在的趋势，其中不排除某一阶段文件说了什么，金融发展出现了什么热闹的景象，可能都会是暂时的、过渡的现象，早晚会纠正过来。讲到必然趋势与逻辑，在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上，抽象讲，大家能形成基本共识，即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经济是第一性的，金融是第二性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往往认识偏差就大了。既然金融要为经济服务，当前的金融改革应该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服务，我们就要知道当前的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只有知道了经济的特征是什么，你才能知道金融怎么为它服务。归纳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特征，是转轨。转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一，有市场经济的因素，也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到完全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个混合体。第二，混合体中市场经济的因素在增长，计划经济的因素在减少，是在此消彼长。第三，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说明了，中国的转轨不是休克疗法，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用一个标志衡量，只要中国各种资源配置还没有和国际上各种资源配置处在同一价格机制上运行，可以说，在此之前的改革一直处于过程中。第四，因此转轨经济体意味着是两种不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合，本身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很纠结。对一国经济运行来说，两种机制结合下的调控比单一机制下的调控机制更加不利，更加痛苦。两种机制混在一块调控，纠结与矛盾较多，会带来很多无效率的东西。

由于转轨带有“混合体”和“过程中的矛盾体”特征，这决定了渐进转轨在临近市场机制体系基本形成之前，是一个在不断解决旧体制矛盾同时，又不断制造新体制矛盾的过程。既然是这样一个矛盾的过程，要解决好金融改革问题，实际上不仅是解决金融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要处理好金融改革与经济发展，金融改革与经济稳定包括社会稳定的关系。具体说，我仍然坚持我在26年前，也就是1988年一篇文章中的观点：“金融改革必然会引起对原有的计划运行体制的干扰，同时也会使新的市场机制‘失真’。即每一项金融工具产生之初，都可能搅乱原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金融秩序。”因此要“重视适当改造市场经济的‘零部件’，并适时装在我国的转轨经济机器上，或者在改造‘零部件’的同时，调整原来的机器结构”。否则，“缺乏任何一方条件的改善，机器都难以正常运转。”容易引起宏观经济的失衡。因此，渐进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好两种体制、两种机制间的协调和咬合。在当时的同一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中国金融改革步履艰难，难就难在金融的外部环境”。“改革者的口号应该是：当前能干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

我认为，35年来尽管我们的金融改革始终围绕三个维度进行：第一是金融机构主体，包括内部治理、分业和混业等；第二是金融市场，包括各类、多层次市场体系；第三是和市场运行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监管。尽管不同的时期在三个维度方面体现不同的改革内容，但是，不变的始终是在如何处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寻找不同的经济环境对金融改革的内在要求。

关于金融改革的三个观点

在今天的环境下，关于金融改革我仍然坚持我曾经讲过的三个观点。

第一，中国的金融改革事业要成功，绝对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教科书。引进成熟的市场经济大机器中的每一个零部件，要讲条件，要讲环境。早了，水土不服，晚了，就滞后了。今天我们市场上的中期票据、银行间可转让存单，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都试验过，但失败了，在上世纪末停下来，销声匿迹了。现在怎么又搞起来呢？说明当时早了点，现在条件成熟了。现在讲利率市场化，绝对是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媒体报纸每天又在说，其实货币是松的，利率却是高的，此怪现象怎么解释？对此西方教科书是没法解释的。为什么存款利率市场化不能马上进一步加快进程？我认为，由于当前中国财政改革没有到位，地方债务过重，加上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多年积累的房地产泡沫问题还没解决，这些僵尸企业没有“市场出清”。因此中央银行再多的货币供应，被这些不讲成本、有权势、有能力搞到钱的僵尸企业和应破产的企业，以高利率回报的理财项目所吸引。其结果，尽管整个社会货币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却搞不到钱。僵尸企业的高利率筹资，加上个别地方融资平台借新钱还利息，有的甚至就是在搞庞氏骗局，把整个社会资金成本推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再多利率也降不下来。“八个瓶子七个盖子”，要把利率降下来，关键是必须破产一些企业，利率才能回归正常，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才能得到资金。否则当前中国过快的利率市场化，只能给中小企业带来资金的瓶颈和推高全社会的资金成本，进一步积累系统性风险。这说明，金融要改革，利率要市场化，金融外部的企业市场机制改革必须到位，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关系必须理顺，否则金融改革是很难深入的。金融是整个要素配置中的核心要素，但是非金融领域改革不配合、不到位，金融的核心作用是发挥不好的。

第二，中国金融的健康发展，必须是金融机构治理、金融市场完善和金融调控监管三者的协调发展。这就是我前面讲的金融自身三个维度要协调发展。“企业(指金融机构)、市场、调控”六个字代表三个方面，突出单一方面的发展，只能使金融偏离经济，自娱自乐，前途危险。

远的说，35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史上，信托公司的5次整顿，每次整顿都是重新登记，关掉一批。为什么整顿命运老是落在信托公司头上？为什么经历了5次整顿？我曾在2000年《财经》杂志上说，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整顿。

过去的整顿，核心原因是在信托公司发展的时候，强调和放任搞“金融百货公司”，什么都干，像今天讲的混业经营。另外一方面，当时定信贷计划，却把信托公司的资产业务、贷款业务不含在内，即一边按原计划经济思维只调控信贷，一边开始强调改革。改革使信托公司资产放大了，自然全社会的信用放大了，造成投资过度，曾经还有过消费过度，最后宏观失控，不得已只能整顿。一整顿，“板子”都打在信托公司“屁股”上。历史上5次整顿的基本原因都是这个。所以讲改革，推动新的机制，必须对旧的机制要调整。我们原来的教训就是在不断的改革中没有研究好新旧制度的衔接，光鼓励改革，就想“倒逼”，但对“倒逼”中的问题又不敏感，不事先研究，自然最后就导致宏观失控。讲近的，关于当前的社会融资总量问题也是一样。现在大家对社会融资总量概念习惯了，都在运用。刚开始人民银行[微博]讲此概念时，有人批评又在搞计划经济。这是什么来由呢？长期以来，我们是信贷规模控制，尽管现在在慢慢弱化，但仍然是有信贷规模控制。但是由于同时中国改革和金融市场在不断深化，通过各种金融工具支持经济活动的信用量在不断放大，导致在整个信用中，贷款份额在不停下降，目前已降到仅50%左右，因此中央银行如果光控制贷款能控制整个社会信用吗？已控制不住了，因为贷款规模的占比下降了，此口径太窄了。因此要调控对整个经济活动发生作用的信用量，自然目标应转移到货币总量M2。但这是目标，达到此目标的手段是什么？教科书上讲了，手段就是利率市场化，调控利率来调控M2。而目前我们利率又没有完全市场化，怎么办？贷款规模口径又太窄，不能全指望它。最后没有招，只能选择社会融资总量进行调控和统计。这是必然的过渡。有人说这是伟大的创新，我不承认。中央银行讲调控，要讲前瞻性、预见性、可控性，社会融资总量概念不是前瞻性的，是发了股票、债券以后才有统计，是滞后的。影响经济活动的FDI在社会融资量概念中又没包含，等等。所以此概念不应说是什么伟大创新，而是我们当前无奈的选择，是国民经济核算中资金流量表的一种统计思想。到了一定时候，我相信社会融资总量这个概念会慢慢消失，没有意义了。当我们的改革进一步深入，走到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彼岸，就用不着调控这些东西了。

因此总结以上讲的，远的看信托，近的看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看，考虑每一项金融改革，正确的措施都必须兼顾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如果就某一项改革而谈改革，肯定是说不清楚的。

第三，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与中国金融调控监管的能力相适应，特别在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从学理上和教科书上，我们可以去来回讨论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谁先谁后的问题。电视台、媒体和专家也每天在写文章，在讨论。我认为，尽管当前讨论热闹非凡，但必须看到，在今天中国现实中，已经不是讨论“谁先谁后”问题的时候了，现实是，中国的实践客观上两者都已经走得很快了。汇率一步一步在加快改，最近又扩大了波动区间；资本项下QFII、QDII、RQFII、RQDII都在做，现在又宣布了“沪港通”。这是现实。面对这样的现实，怎么看？进一步怎么办？再加上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又必须而且也在探索本币国际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动作，这个重大的制度变化使得汇率和资本项下的改革问题又趋复杂化，这在西方教科书中是不存在讨论的。这是讨论当前中国金融开放不能视而不见，或让历史倒退来重新讨论的。讨论中国问题，讨论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是本，在理论层面和开放次序上必须服从实践的需要，既不能拘泥于小国开放模式，大国与小国不一样，人民币还要国际化，又不能陷于简单的抽象理论，现实远比理论复杂，不同的转轨经济体又有不同时期的特点。因此在“过程中”，汇率改革没到位，资本项下又不能不抓紧探索开放，国际上没有经验可借鉴，现实只能是三项改革同时试行，交叉推进，守住底线，边走边看，不断总结经验。

又比如，小川行长表态，利率市场化还有两年。很多人的解读，包括媒体、电视台的解读，着眼于利率改革本身的时间问题，我认为正确的解读，除了利率改革的时间问题外，更需要关注的是利率改革与调控监管能力、金融稳定相适应的问题。为什么是两年？这进一步意味着在两年期限目标内，我们必须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因为利率如果进一步市场化，银行竞争要加剧。银行优胜劣汰后，老百姓的存款怎么办？社会稳定怎么办？必然的逻辑就是要推出存款保险制度。两年内想尽办法把这个制度推出来，这样才能在利率完全实现市场化后，真正实现有效的市场化的调控监管。

从另一方面说，1978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推出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试点，比如2006年的天津滨海“先行先试”，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又比如温州改革，深圳的前海改革，义乌的小商品国际贸易区的金融改革。这些试点国务院都下过文件。以及最近上海自贸区的改革，以及最近公布的“沪港通”交易改革。温州改革、义乌改革、天津“先行先试”等，为什么改革进程这么慢？或者说为什么它的成效难以显著？我认为核心原因是进入本世纪以后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于35年前深圳改革的环境，即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和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

我只是想说，进入新世纪(18.60,-0.40,-2.11%)以后，现在的改革环境已经不是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全国的资金市场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资金可以在全国统一市场中来往游动，寻找赚钱机会。因此，此时每项金融制度的重大变化都会引起全国范围内资金活动方式的变化，每项金融制度的重大变化必然要考虑调控监管能力能否相适应的问题。能力具备，就可以进行全国性的制度改革，否则则不行。在这样的基本思维下，单项突进、搞试点的改革思维，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了。特别是在当前国内经济结构问题、经济增速下降后的风险问题、利率市场化问题、国企改革问题等等还没有解决之前，决定了中国资本项目下的开放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开放，这是大方向，这是大局，这也决定了我们不管搞深圳前海的改革，还是上海浦东自贸区的改革，还是以后准备搞的沪港通改革，只要全国没宣布资本项下实现基本开放，以上这些改革试点在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上，都只能是逐步的、有限的、可监测的、可控制的，不可能是一步到位的，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如果是一步到位，则用不着搞试点，就可以在北京宣布中国资本市场实现全面开放就行了。由于现在条件没有完全成熟，所以任何地方搞的试点都是放开一点点规模，都是掌握在可预计的、可控制的范围和额度内，包括上海自贸区，要“一线完全放开，二线有限管住”，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搞特殊通道制度，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因此，反过来可以说，在中国某一天宣布实现资本市场全面开放到来之后，现在很多地方搞的试点意义就不大了，自然销声匿迹了，自然会归并到以上海陆家嘴为核心的向世界开放的国际金融中心去，这是必然的结果，其他地区试点都会成为过去式。因此，针对现在有些地方政府都在抢搞的金融中心，我认为当全国的资本项下基本开放后，全国的资金交易中心、定价中心在上海真正形成后，其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决定了，在一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同样规模的金融中心已不可能再形成，已形成的也会慢慢萎缩。所以，现在地方政府要发展金融，在规划金融中心这些问题上，要理智，不要劳民生财，更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滞后了

我首先认为，互联网是件大好事，我在去年年底的一次论坛上讲过，互联网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敢叫“互联网精神万岁”。其次，对金融领域而言，互联网金融加快了资金周转，加大了杠杆，而且倒逼了现在的金融改革，也是件好事。第三，互联网金融毕竟是互联网的金融，是互联网这一词在修饰、定义金融。而当前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有转轨金融的特点。因此，不管以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搞金融，都必须体现这个特点，否则就失控了，这又是一般的最基本的道理。第四，在当前中国的转轨金融环境下，将互联网引入第三方支付，一开始我就预言，只要是搞真正的支付，是第三方机构，不是从事金融存贷中介业务。因此，只要是人民银行实行应有的监管之后，规模效应决定了，100多家支付公司绝大多数要关门，只会留下几家大的。而有些人想通过支付机构搞融通资金业务的，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在当前环境下引进P2P，P2P中负债方是什么性质？资产方是什么性质？若是存贷款，与银行有什么区别？若没区别，要不要收编为“类金融机构”？若不收编，怎么限制它非法集资？这些都需明确。当一切明确了，互联网金融肯定不是什么可突然颠覆金融的“怪物”。第五，当前之所以对互联网金融众说纷纭，我认为问题出在监管部门对此的观察期太长了，监管滞后了，包括出现了P2P中一批跑路、破产的问题。

篇3：金融的逻辑

关键词：金融逻辑,资本,价值,运行原理

一、金融逻辑之感悟

《金融的逻辑》一书对于金融基本运行原理进行了深入阐述,作者陈志武先生对于金融的逻辑基本观点可以总结为,金融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在确保资源需求和资源供给双方交易信用和支付能力的前提下,将财富、货币资本化,根据各自的需求自由交易,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它是人类从诞生起就存在的,由隐性的金融交易机制逐渐发展成为如今行业化的金融产业。

二、金融逻辑的应用

本书对于金融逻辑的论证给个人以及国家带来了许多启示,那么金融这个“魔方”到底应该如何实际操作呢?

从个人角度来讲,转变消费观念,通过金融工具,通过购买各种保险和金融品种,规避未来的不定风险,从而达到利益平铺、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目的。

量入为出的传统观念,虽然能够增加储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收入与消费不相称的矛盾。按揭贷款等消费方式虽然在传统意义上看来,属于提前花未来的钱,但实际上是将现在的生存负担适当分担给未来的自己承担,从而平衡个人消费力,释放消费动力。这种消费方式会给人一定压力,能够使人变得更加自律。

然而,作者没有注意到的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信用能力、支付能力欠缺的人如果大量过度消费,必然会留下金融隐患。因而提前消费也需谨慎合理。

从国家角度来讲,而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已由生产增长型转变为消费增长型,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瓶颈。以史为鉴,只有藏富于民,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发行国债等方式弥补财政支出,才能最大程度地促进消费,带动经济增长。

十七世纪以后藏金万贯的国家与负债累累的国家,前者大多成为了当代的发达国家,后者则大多数仍走着发展中国家的道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给我们警示——民间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础,是国家强盛的经济前提。政府如果存在一定数量的负债,则就需要国民纳税,从而依赖民众、听从民众意见。与此同时,弥补财政支出的另一手段——国债的存在与交易也会成为评估政府政策与制度优劣的具体工具,进而限制权力扩张,及时修正政策和法律。具体而言,要求一国需要有相对较低的国债利率,而具有相对较高的民间或者国家投资回报率。前者取决于一国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政府信用、税收政策,而后者取决于国家制度和国策模式。

三、结合中国实际谈金融

本书从金融的逻辑出发,阐述了金融的重要性,得出了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发展金融的结论。此结论是否偏颇暂且不论,作者所要表达的深层观点即金融对于国家发展有着战略意义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么中国到底应该怎样玩转金融“魔方”呢?

中国的资本市场,在1872年就有所萌芽。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个现代股份公司,自1872年开始公开交易,直至1950年左右停止。再次恢复资本市场运作,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金融市场真正发展可谓只有三十年的时间。

1、中国金融所面临的问题

由于其发展历史较短,经验尚欠,并且加上中国政治因素、来自国际金融环境的冲击等,中国的资本市场运作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首先,从国民角度来讲,由亲情、友情实现的互助互惠式隐性金融交易机制不断退化,而替代性的显性金融保险、信贷、养老、投资产品不够完备,带来了不能满足国民需求,造成了国民内心对于未来不安的问题。随着人口流动、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个人自由与经济独立观念的逐渐加强,中国国民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原有的隐性金融交易机制,但是由于我国金融总体发展水平较低,投资、理财选择空间很小,造成了显性金融交易机制跟不上国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这是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其次,从证券市场角度来看,中国的证券市场还是一个基本为国企服务、政府高度管制的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的违规违法行为睁只眼、闭只眼,民营企业上市的艰难造成中国金融市场的传奇式个人故事欠缺乃至创新文化、创业激情的欠缺,国企亏损、国有银行呆坏账不断增长、国企股权频频被外资竞价、歧视民营企业等金融资源继续被低效配置的情形不断显现等等,均是现代中国证券市场显现出的巨大问题。

再次,从政府宏观政策角度来讲,国家财政收入被低效率配置、权力制衡机制有待完善,仍是中国政府需要及时面对的问题。中国的税收负担在世界排名第二,很明显存在税负过高的问题。社科院报告称2010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三成,财富不断向政府集中,然而国家财政支出以及公债不断流向各种形象工程,各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公路不断翻修,公共设施不断拆旧翻新,造成了不少资源浪费。硬件水平提升的同时国家软实力却面临着巨大考验,欧美文化不断渗透,中国人信仰缺失的问题不断显现。

不仅如此,中国金融还有其他问题亟待解决:防范世界金融秩序变革对中国金融的风险传递、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对金融养老保险产品的巨大需求、产业机构调整对于金融市场的进一步要求等等。总体来讲,我国金融总体发展水平较低、政府高度管制、畸形资产泡沫层出不穷是我国金融面临的主要问题。

2、解决方法之初探

中国金融在近三十年来走过的飞速发展的道路。我国金融市场运行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的成就上,我们也必须直面金融发展的种种问题,其不善者而改之。面对我国金融的上述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

《金融的逻辑》一书提出了两个关键解决方法: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一是政府逐渐放开经济管制,改善国企垄断金融的局面;另一个方面是,充分发展证券市场,减轻税负,以利用未来收入流为今天谋更多的发展机遇。

具体而言,前者需要中国完成金融充分市场化的任务,形成金融大开放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作为一个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经济迅速发展的大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基本适应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体系。这需要重新审视和取消相关的各项行政审批制度;彻底解决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委托代理机制,基本形成符合国家战略意图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有进有出、有增有减”和绝对与相对控股的格局;区分金融监管与“保姆式”管理的差别等。后者从“开源节流”的思想出发,中国应当调整国债期限结构,丰富国债品种,鼓励发行地方债券,调整国债资金使用方向,提高国债使用效率,以效益为中心,建立透明公开的国债使用机制,同时引进非国有经济元素,增加国债资金的配套资金等等发展我国的长期限资本市场,以期以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较低的国债利率发展国民经济。

四、结论

《金融的逻辑》一书给我们的启示良多——金融“魔方”作用是巨大的,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使个人和国家获得充分发展空间,关注人本、自由,使整个社会高效率、高福利地向前向上发展,可见中国未来的长足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完善发展。

参考文献

[1]夏斌,陈道富.“十二五”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发展[J].中国发展观察,2011(4).

[2]王忠文.关于美国国债问题的逻辑推理[J].观察与思考,2011(09).

篇4：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他拥有国内经济学术界少见的政治经济学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是国内鲜见的能用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源流把事情说得很清楚的经济学家。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了全球经济，当时我就带着好奇，为何这场金融危机会转嫁到世界？这几天带着曾经的疑问看了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不能说有多大的深刻感悟，但是还是有一些收获的。

我们都会说金融，那么到底何谓金融？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这是陈志武给出的一个专业的定义。

《金融的逻辑》一书是陈志武通过技术经济学的逻辑分析和法律政治的分析，探讨了金融发展和一般市场发展对文化和社会带来的影响，“追溯财富基因，解读资本密码，剖析金融危机，还原金融逻辑”，并借此审视中国社会的传统与未来。

在书中，陈志武提出很多像“为什么中国的钱这么多，为什么中国人钱多了反不安，为什么‘养儿防老’不道德，为什么政府有钱不如民间富有，为什么说西方的兴起主要靠制度而不是掠夺，为什么发展金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抛出和回答都体现了陈志武剖析金融内涵之深入。记得他在书中有一段文字写道：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国企亏损是一个道理，都是因为委托代理链太长而导致的道德风险。当合约距离underlying资产太远，没人再会关心资产的质量。当钱是国家的而不是自己的，没人再去管开源节流。至少我是第一次听到把金融危机和国企改革联系在一起探讨。这可能是陈志武近年来走出象牙塔的收获吧。

书中陈志武还提出了几个值得关注的观点：第一，中国想要强大就必须大力发展金融证券市场，这样可以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运作，防范腐败，更重要的是金融证券市场推出的金融产品可以让广大老百姓手中的钱多一个存放的渠道，而政府也可以通过金融的发展与美国一样达到藏富于民的目的。其中列举了诸多西欧强国及美国的发展强盛史，以证明他们之所以强就是因为金融发展得好。

第二，让我们知道为什么美国总统竞选时都会打减税这张牌，而政府的建设又不停止脚步，原来这中间有一个平衡点，那就是收税和发行国债，税收少了，可以让人民有更多的钱去投资，去发展，然后政府缺钱就发行国债，向有能力的主借钱，这就是藏富于民，拉动国家的整体强大。

第三，关于儒家文化和中国的家庭观念的批评。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中肯的。中国和欧美的家庭观念不同的地方在于中国强调“孝”，欧美强调“爱”。中国的传统家庭，在长辈和子辈之间存在着一种隐性的金融关系。养儿防老，为儿子支付首付，孝道，这些无一不是隐性金融的体现。而中国家庭的很多问题，就出自隐性金融契约不明晰带来的纠纷。陈志武希望发展中国的金融市场，让家庭的功能变得简单，成为纯粹的情感沟通的场所。

很多人看完这本书后，大多都将注意力放在陈志武写中国文化与金融的一段上，但是我个人认为他所描写的金融市场与法律才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最应该重视的。书中提到，金融交易市场的发展引发三方面的制度要求，包括独立公正的契约执行架构即司法、自由的新闻媒体和对行政权力的约束。金融市场的契约性质从本质上决定了对法治，对信息环境等制度架构的高度依赖性，使金融交易比任何实物商品都更依赖法治。可以说，没有健全高效的法治环境，金融市场的发展步履维艰，同样，只有现代金融的发展，才能推动现代法治的建设。

从陈志武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金融市场具有无限的潜力，而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必须崛起才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与众多发达国家抗衡，而金融市场的发展必须依赖经济体制和司法的改革，而不管什么样的改革都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笔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论我们改什么，怎么改，都不会成功。

读完这本书后总是喜欢用经济学用金融学来分析社会现象。社会的发展，首先都是通过生产力的提高来让人们获得更多的自由，其次才会有思想的自由发展，思想的独立自由必定是建立在物质独立的基础上。

而作为一本畅销书或者一本好书，最重要的就是让读者能从中获取信息，此书的意义，在于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一些关于金融的道理。更如我之前所说，不需要有太深刻的感悟，只要有收获即可。

读者点评：

1、这本书讲得很有道理，其实很多专家学者都懂得这个道理，也明白中国的现状跟外国差别，既然这么多的人都知道这个理，为什么中国政府却不知道去改变呢？我们可以借外国的经验少走很多的弯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让金融理财不再是机构的银行。

——sophie_huang

2、一本书能够让人明白一个道理就完全能称得上好书了。不是所有的人有资格负债的，也不是所有的国家有资格负债的。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它也是这个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就是这个逻辑，这本书讲清了这个负债的逻辑。很好。

——Smile

3、书中关于金融和中国传统孝道文化关系的剖析，十分精辟，现在想想自己的生活，的确如此，要是没有金融工具的话，我们就得一代代为了养老保障而过着压抑的生活，所以生活在有金融的世界里是幸福的，不要为了金融海啸就停止金融市场建设的步伐。

——圆脸骑士

4、陈教授因其对中国文化的熟谙和西方金融发展方向的明晰，从产权，法制及文化角度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中的问题和建议，思路很对，但量度和顺序需自行把握，很好的书。对有的问题，如经济角度诠释儒家文化，现金角度分析社会资源资本化给予启迪不小。

——逸云

5、本书从不同的视角、历史背景，不同的国情 来观察一个时代下各种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作者通过自己的见解给出了所谓的经济学、金融，甚至包括财富、资本、货币的概念。在今天貌似火爆的经济类专业中，想必能真正理解这些最基本的含义的人还是很少的。

——MR.Z

6、《金融的逻辑》，我最喜欢的是陈老师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有了钱却感觉不到幸福的原因，他用城乡之间变化，因为有了金融工具可以个人得到更多的钱而不用靠集体，这样，以前的感情架构改变了，这样的说明，让我大开眼界。很是新鲜的逻辑让我可以在我身边的事情中体验到，以前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陈老师的逻辑把我的逻辑空白填缺，真是受益良多。

——ＣＭ

同类书籍简介：

《如何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

作者：[美]阿兰·拉金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没时间”这回事。如果你跟很多人一样，也是因为“太忙”而没时间完成自己的工作的话，那请你一定记住，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他们比你更忙，结果却完成了更多的工作。这些人并没有比你拥有更多的时间。他们只是学会了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而已！有效地利用时间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掌握的技巧，就像驾驶一样，有效利用时间，不是成为时间的奴隶，而是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一切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够成功管理自己的时间，这就是所有成功的秘诀所在。

《太阳景气经济学》

作者：岛中雄二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1929～1933年的世界严重经济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通货紧缩，还有2007～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景气循环是多么重要的现象。人们每天随太阳的日周运动，日起而作，日落而息；依据太阳光照强度变化，调整四季寒暑的生活形态。那么，太阳和经济景气循环的规律性和周期性有没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呢？本书专门探讨如何通过观察太阳黑子的活动来预测人类社会的经济景气周期，作者试图运用物理学的方法来分析解释这些社会经济现象。

《大拐点》

作者：袁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冷战之后，经济高速增长是一种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所谓中国奇迹。中国的政府及企业之所以能够有亮丽的报表，乃是因为那些本应该是由他们负担的大量成本从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以及损益表中被悄悄挪走，并转移到了那些无法被统计到的匿名的社会之中。换言之，中国政府及企业成本被社会化了。这也是中国模式最为关键的秘密所在。在这个模式中，经济增长是以中国社会的极度抑制和脆弱作为代价的。

《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作者：郎咸平/孙晋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内容简介：郎咸平说，中国经济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摆脱不掉通胀这个瘟神。郎咸平说，我们无法实现产业升级，只能产业转移。郎咸平说，我们距离香港式的楼市崩盘只差半步。郎咸平说，国企根本不赚钱。国企拒绝改革。郎咸平说，是我们的金融系统催生了高 利贷。郎咸平说，所谓保本的理财产品，其背后是风险极高的房地产。郎咸平说，国有四大银行有可能重蹈日本覆辙。郎咸平说，所谓国际板，是国资委的另外一个孩子“红筹股”回来圈钱了。郎咸平为什么这么说？答案就在这本足以让你震撼的《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里。

《服务营销原理》

作者：艾德里安·帕尔默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内容简介：《服务营销原理(第5版)》分为五个部分，阐述服务企业和服务产品的一般营销原理。首先介绍服务环境和界定各式各样的服务，其次分析消费者的行为和关注新服务的开发，然后讨论如何将服务营销与服务管理相结合，运用信息技术精炼营销战略，最后考察服务企业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机遇。每章后面的总结，使读者易于理解各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

《美学的经济》

作者：詹伟雄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篇5：金融体系稳定的逻辑

新千年临近之际，似乎大家都是应该准备乐一乐的时候，生活在台湾的一些人可能乐不起来。台湾最近有两大“不安”：第一大“不安”是台湾政局动荡，尤其是在“立法委员”有关是否存在台湾版“莱温斯基事件”提出质询之后，情况更是如此；第二大“不安”是大名鼎鼎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了台湾金融业的短，宣称台湾很可能在明年春节前爆发本土金融危机。在美国，“莱温斯基事件”本来也算不了什么，当时的始作俑者克林顿总统虽然被搞得声名狼藉，但美国经济仍然热火朝天。可是，换成台湾，为什么一时被大肆渲染的“总统绯闻”就是一大不幸呢？因为台湾“总统”是要管经济的，如果绯闻缠身，他就没有时间管了。对于领导人物，许多人往往更多地关注其绯闻，但并不关心其绯闻本身的事实程度。台湾“立法委员”的行为举止之乖僻失度，本来也算闻名全球，其对“陈总统”的指责，在我们看到“行乐图”之前，恐怕得大打折扣。至于我国媒体对台湾的众多事件往往有放大或者化小作用，我们有时对自己的所闻所见也不免无法自信起来。如果按照波普尔对民主制度的透视，那么能够实现和平的政府更迭的就是“民主政体”，不能实现的就不是“民主政体”（波普尔，1987年）。可以说，台湾和美国一样，都实现了西方意义上的“民主”，但台湾的“民主”比美国脆弱得多。孙中山先生早就在当前提出了“军政、训政（即党政）、宪政”三部曲，真正实现“宪政”已是在蒋经国的晚年，到目前“立法委员”们拳打脚踢的场面时有所见。在美国是政企（银）分开的，台湾则是政企（银）不分的，即使有所分，也是分得不清的。政府干预本来就是诸多东亚、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模式特征。政治波动在美国虽能导致股市波动，但是波动之后，股市仍然可以照样上扬。但是，政治波动在台湾的效应可能就不一样，在经济景气的时候，问题可能不大，但在经济不景气、金融业不良贷款多的时候，政治波动对经济与金融运行的扰动就大。台湾比之于大陆，无异于“弹丸之地”，但是，就在这一岛屿上，却是银行林立。据台湾的统计年鉴，与1991年数字相比，截止2000年1月底，除了“中央银行”之外，台湾有本“国”一般银行54（16+8）家，外国银行在台分行39（35）家，信用合作社48（74）个单位，农会信用部287（285）个单位，渔会信用部27（25）个单位，信托投资公司3（8）家，还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本“国”人寿保险公司17（14）家，本“国”产物保险公司17（19）家，本“国”票券金融公司16（18）家，本“国”证券金融公司4（1）家，外银代表人办事处24（28）家（括号内为1991年数字--参照周大中，1994年，第205-206页）。台湾商业银行的设立采取核准制。在过去，台湾银行大多为公营银行，非公营银行属于例外。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有大批非公营银行申请开业，其中很大一部分带有家族色彩，这些新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周大中，同上，第204和212页），其设立是为了替背后的财团提供一个较不受约束的集资渠道，而且这些财团基本上还是希望银行能够赚钱。总之，如今台湾银行的家数不减反增。台湾无疑存在过度竞争问题。但过度竞争本身却不是问题，只要台湾银行之间存在破产倒闭和自由兼并的运作机制，过度竞争问题会因为银行之间的自由兼并行动得到改善，金融资源趋向于流向最适宜其管理的机构管理，由此金融结构可以趋于完善。在90年代初，真正的问题是台湾一般银行中公营银行占统治地位，其特点与大陆的国有银行很相近，业务上不求上进，负责人但求无过，不求有功，难以开展现代化的银行业务（比较周大中，同上，第212页）。到如今，随着台湾银行数目大增，银行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台湾那些新银行的要人也部分来自那些公营银行，似乎也应具备公营银行老总们过去那种散漫习气。但是，时过境迁，由于机构林立，竞争过度，很多公营银行的老总们那种散漫习气也都已基本消失，更不用说那些新银行的老总。总之，银行老总们的业务压力很大。据我的台湾藉朋友何子毅先生介绍，台湾的公营银行，其绩效和结构都相差不多。也就是说，并没有亏损特别严重的、也没有业务特别突出的公营银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之间（尤其是公营银行之间）的兼并即使发生，其动力源自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由于尚无金融机构合并法，几家银行（如台银、中信局及土银）酝酿合并，但并不成功，反倒是信合社改制为商业银行者不少。我国大陆的国有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似乎也在酝酿合并重组。大陆银行之间的竞争格局与台湾大不相同。一方面，加入世贸和金融全球化要求我国大陆的银行更加壮大强健，即要求我国扩大银行规模，以迎接外国银行的挑战。另一方面，即便外国银行大举进入，其触角在很长时间内可能仍然有限，因为在我国中心城市之外的许多地方，可能仍然得靠我国大陆现有银行的密密麻麻的分支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当然，我国大陆银行可以与外国银行合资、合作，或建立战略联盟，反之亦然。目前我国大陆国有银行酝酿的合并重组，由于银行坏帐率高，似乎像是两位浮肿病号之间的“成家”。政府的银行不可能不受到政府干预，不一定可按市场竞争的择优规律沿着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实现合并。行政部门指挥下的规模巨大的“拉郎配”，其结果可能更加拖累本来业绩就差、体态臃肿的“新郎”和“新娘”。过去几年，台湾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逃过了金融危机的劫难。原因很多：（1）台湾外债少，负债仅为数千万美元；（2）国际收支经常帐长期呈现大幅顺差；（3）外汇存底多，目前达1100多亿美元；（4）中小企业占主体，可灵活调整经营方向，从而有助于确保台湾的经济增长。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11月12日消息，预估台湾2000年经济成长率为6.4％，2001年则为6％；民生消费指数（ＣＰＩ）为1.3％，明年为2.1％。此外，台湾的经济高科技含量可观，在国际分工中，对欧美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大，对东亚和大南亚的加工需求依赖性较低。台湾的企业结构虽然对灵活调整经营方向有利，但是企业的融资结构却不乐观。台湾的大企业过高依赖银行的贷款，中小型企业的资金很多是透过民间借贷。台湾国民党拥有许多企业，与德国继承了东德原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产业的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一样，两者可以说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政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民党曾要求银行救助30余家这类企业。这说明台湾有严重的党、政、企不分问题。但台湾的经济泡沫仍在破灭之中，这也是事实。据伦敦《经济学家》文章，台湾股市自从三月间陈水扁赢得选举以来已经跌了百分之三十五，许多地区的房地产自一九九五年以来已跌到超过百分之五十，若干大财团也都面临偿债困难的问题。台湾的贷款往往是由股票与房地产做为担保。许多人指责台湾银行肯作抵押放款而不肯多做信用放款，这就有些像当铺（周大中，1994年，第212页）。根据台湾媒体报道，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台湾的经济泡沫开始破灭。随着债务人无法偿债，这些抵押品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台湾的银行坏帐目前已创下最高纪录，根据政府统计坏帐比率达5％，然而分析家们的看法却是此一水准的二到三倍，保守一些的估计为10%。但是，根据一些邻近国家的经验，如果呆帐率高于15%，就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与此相比，大陆官方机构早就披露过，1996年我国大陆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率达25%（估计为保守数字）。1997年底我国大陆四大银行资产净值占2.16%（转引拉迪，2000年，第157页）。金融制度呆帐、坏帐比例高虽是问题，但如果没有《经济学家》杂志的一把火，世人对台湾金融市场的信心就不会受到过多的影响，金融体系就可能在修修补补中照样运转不误。金融体系由金融服务需求者、金融服务供给者和金融市场组成。从资金流动角度看，金融体系由市场、中介机构、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组成，资金从有盈余的实体通过金融系统流入有资金赤字的实体（博迪，2000年中文版，第22页）。盈余部门供给资金的行为基于一种收回初始资金投入并获取回报的预期，而且预期回报的数目是与投入资金所承担的风险正相关。可见，金融系统的资金流是一种完整的链条，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会是致命的。支撑金融体系运转的最主要因素是市场信心。

篇6：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金融的逻辑》读后感

越王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众安道泰。——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在京闭幕。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非常引人注目的是四个“更加”：“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对“十二五”规划是这样解读的：“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成为公众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

就在此前，我恰巧读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陈志武先生的《金融的逻辑》。这本在金融危机拐点乍现背景下出版的书作，促使着我对“为什么当年负债累累的国家后来良性发展，根植出民主、自由与繁荣，为什么国库充盈、深藏万宝的国家却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败？当下在金融市场迅猛发展的中国，如何寻找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前

景？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等问题做出了深刻思考。

在去年的读书活动中读了《货币战争》，此书中讲明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货币发行权由私人财团掌控。国家的开支通过抵押国家税收和信用发行政府债券获得，私人财团买入债权后按比例确定货币量，或者由他国购买。因此，西方国家在有效对抗通胀方面有一定欠缺。

但是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为什么负债累累的国家的经济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呢？譬如美国就是世界最大的负债国。原因有两点：一个跟西方发达的金融技术和文化背景有关。另外一个就是跟投资回报率有关。

按中国传统的思维来看，负债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在现代金融市场中，由于投资回报率的因素，债务即负资产不一定不好。但是如果这笔债务投资回报大于债务本身，那么它这个负资产就增值了，社会总资产就增加了。例如，美国政府虽然负债累累，但赤字只是表面上的事情，如果通过发行债券融到了资本，用于各种投资和开销，同时投资的那部分的回报率高于政府债务总额，政府的正确融资行为将使债券资产增值，社会的资产总额随之增长。社会资产总额在正面增长的同时，整体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人民要求生活水平同比增长，面对舆论压力，政府选择只能是减税，人民富裕生活水平上涨。

因此，事实上证明了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在持续的走强，人民越来越富裕，政府的赤字是相对的，国家的债务也是相对的，政府穷了，人民富了，政府的一分一毫开销只能通过税收和债券融资的形式，花的是人民的钱，当权者也要非常谨慎。同时也培育着公民民主意识，整个社会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法治各个角度都往良性的角度发展。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十二五”会出现从“国富”到“民富”的转变。

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尤其在近4年中，中国的GDP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而不断前移，至2010年中国已经跃升为GDP总量全球第二。中国经济的每一次超越，都引起了全球舆论的高度关注，也激发了中国民众的自豪感。但是在中国日益强大，民众自豪感油然而生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另一个事实：2009年，中国人均收入0.36万美元，美国4.224万美元，日本3.87万美元。即中国人均收入不及美国、日本的1/10。中国的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106位。

GDP总量全球第二，而人均收入全球的第106。作为人民的代表，也作为百姓一员，我想我们更应看重后者，更应看重强大背后的隐忧。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央政策从“国富民强”转变到“民富国强”的理由。为了这个转变，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最鲜明的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包容性增长。即《公报》中所说的：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财富如何在国与民之间分配，是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荀子对国富民弱这种状况做过结论：“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意思是这种国家是要溃败的。为何把财富集中在政

府手中，无法成为头等强国，反而充满社会危机呢？战国时代的尉缭子很早就指出：“亡国富仓府，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意思是要想亡国就把财富集中到政府的库房中，因为政府能控制的财富越多，各种腐败行为会愈多，社会矛盾便越激烈，贫富分化也会越厉害，社会秩序反而处在了一触即发的祸患之中。比如曾辉煌一时的秦与隋朝都是这样，虽留下了万里长城、大运河等宏大工程，但都崩溃于一时。

民富和国强两者之间的关系，民富是花，国强是果。民富是母，国强是子。是先有民富，而后有国强，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如果国家的强大不是以民众的富裕为基础的，两者不是一个共同体，民众不仅会对政府的富裕漠然置之，对其衰败更是无动于衷，因为与民众无关。如此一来，民众对政府的离心力，也会加速社会的崩溃。中国能否成为头等强国，缺少的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政治理念，而是要在一些常识问题上，与人类经验形成呼应。